汾河流域的环境变迁

高春平

汾河是山西境内第一大河。历史上曾以灌溉舟楫之利造福于三晋人民。后来，由于历代统治者屯垦滥伐以及现代工业废水的污染， 致使汾河流域附森林植被惨遭破坏，水土流失加剧，自然灾害频发,全省生态与工农业生产、人民生活用水均受到影响。因此，探讨汾河由盛变衰的历史过程，认真吸取教训，对于今后保护好我省宝贵的水土资源和合理安排能源重化工基地的开发建设将十分有益。下面让我们循着历史长河发展的轨迹，探寻它演变的来龙去脉。并祈行家指正。

一、森林植被完好，航运灌溉便利，汾河相对安流时期（先秦——唐宋 )

史前时期，太原盆地是汪洋大泽，汾河源头管岑山一带更是森林密布，植被覆盖甚好，进入历史时期后的相当长时期内，汾河流域仍有茂盛的草原，古老的森林，众多的湖泊。因此，从先秦直到秦汉隋唐，汾河流域水源充足支流纵横，灌溉便利，河宽水深，是山西中南部的运输动脉。

据《山海经》记载，天池“有兽马，其状如兔而鼠首，以其背飞，其名日飞鼠”。另从《孟子·滕文公上》可以看出，尧时山西汾河流域中游一带曾是“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禽蹄鸟迹，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匠”。这就反映了人类早期发展农业生产过程中的一些毁林开荒活动，同时更说明汾河流域自然梳被茂盛，活跃着许多珍禽异兽的事实。

到了西周、春秋时期，汾河流域的树木种类繁多，并有了养蚕种桑采药材的活动记载。“山有枢，隰有榆，……山有栲，隰有扭，……山有漆，隰有粟”（《诗经·唐风·山有扭》)。“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汾一曲，言采其荬”(《诗经·魏风·汾沮洳》)。由于河流沿岸植物丛密，水源充足，汾河上航运一派繁忙，公元前 647 年，晋国发生饥荒，秦国用可载数万斤粮的木船从关中出发，沿渭水、黄河、汾河向晋国源源不断地输运了大批粮食。而且，当时汾河流域有八、九个水面清澈的湖泊，除了著名的“昭余祁薮”外，尚有汾陂（《广雅》曰：水自汾出为汾陂。陂东西四十五里，南北三十余里，约在今文水境内)。文湖 ( 东西十五里，南北三十里，湖址在今汾阳县境内)、享湖（约在今榆次县西境 )、王泽 ( 湖址在今新绛县东南〉、方泽 ( 湖址不详 )、盐池〈今运城盆地盐池 )、晋兴泽 ( 东西二十里，南北八里 ) 和张泽（东西二十里 , 南北四、五里 )( 田世英《历史时期山西水文的变迁及其与耕、牧业更替的关系》见《山西大学学报》 1981 年第 1 期 ), 这些湖泊与汾河联结为一体，有效地补给了汾河的水量。

战国、秦汉时期、是历史上开疆拓土，农业经济大开发阶。由于人口和农业的发展，汾河流域的水利灌溉事业和垦植业受到重视，汉武帝时，为了发展河东的农业生产来避免三门峡以东漕运的艰难，河东郡太守番系建议“穿渠引汾溉皮氏 ( 今河津 ) 汾阴下，引河溉汾阴，蒲板 ( 今永济 )下，度可得五千顷，五千顷故尽河壖弃地，民茭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谷二百万石以上，谷从渭上，与关中无异，而砥柱之东可无复漕”（《史记》卷九·《河渠书》)。后来，按照番系的建议，发卒数万人作渠，渠成后有所收益。东汉明帝永平年间( 公元 58 一一 75年)曾计划在滹沱河之间修一条东西向的运河，以“转山东之漕，用实秦晋”其路线据清代地理学家杨守敬考证“当自交城，太原北山，绝汾，经阳曲。忻州之北至定襄会滹沱，(《 水经注疏》), 足见当时对汾河的重视。

魏晋南北朝之际，五胡乱华，政权更迭，社会动荡不安，平原地区森林因战乱破坏日渐萎缩，汾河因之在刘聪麟嘉二年（公元 3l7年 )、东晋建武元年( 公元 317)年秋、北齐后圣天统三年( 公元 567年 )发生水灾，漂没千余家，但在各个丘陵山阜，仍有茂密的松柏树林，尤其是吕梁山东部，汾水支流与东西温溪水流经之处“杂树交荫，云垂烟接”(《水经注》卷三 )

隋唐两代，是汾河漕运和灌漉事业兴盛发达时期，特别是唐代安史之乱以前，中国的经济中心一直在北方，江淮地区和汾河流域农业生产发展居于全国前列，所产粮食常常接济中央政府所在的关巾地区。隋开皇三年 ( 公元 583 年 )长安仓储空虚，诏漕汾晋之粟以给京师，“漕舟由渭 ( 水〉入河，由河入汾，以漕汾晋”( 《晋乘蒐略》卷十四 ),唐开元年间，裴耀卿“益漕晋，绛……之租输诸仓，转而入渭，凡三岁，溜七百万石，省陆运庸钱 三十万缗”。 ( 《新唐书·食货志》)、可见，汾河通航能力很高，漕运量极大。唐代前期，为保证京师供给和发展农业生产，还在河东道新建大型水利工程三十五处，唐高祖武德二年 ( 公元 619 年 ),“汾州刺史萧显引常渠水过汾水南入汾，溉田数百顷”《唐志》贞观中，太原府井水苦不可饮，城市居民生活用水发生困难，“长史李涸架汾引晋水入东城，以甘民食”(《黄河水利史述要》第159页,水利出版社,1882年版)。德宗时，绛州刺史韦武主持开凿汾河引水工程，建成后，“溉田一万三千余顷”，大大促进了河农道农业的发展，而且，唐代，晋北宁武、河曲一带，山地森林仍较富饶，岚县、离石、苛岚皆有大片松林，林区“自荷叶坪、 芦芽、雪山一带直至瓦窑坞、南北百余里 , 东西十余里”(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371) 树木周围还有清澈的水流和大片的草地，贞元十五年( 公元799 年)， 唐政府在全国设立专门为朝廷养军马的牧监48处，仅天池一地就有天池、元池、娄烦三处。“娄烦监的范围和规模很大，养马多达几十万匹”（《中因地理》1986 年第 8 期 )。

二、山地森林遭受破坏，航运急剧下降，水土流失日益严重，汾河由盛而衰的转祈时期( 唐宋辽金元 )

唐宋以来，封建统治者大兴土木，肆意砍伐，并且不段地在汾河流域垦荒屯田，致使不少丘陵河谷被开垦为耕地，原来茂密的森林植被遭到破坏。另一方面, 宋元时代，由于都城的迁移和宋初多次引汾河与晋水灌太原，人为地破坏了汾河在太原段的堤防。因之，汾河航运较前急剧低落，长时期内没有漕运的记载，仅有少量的行船活动，汾河水量渐减泥沙日增。据文献记载，唐代中叶以后，秦岭、陇山一带的树木已砍伐殆尽，不能够满足建筑宫殿的需要“近山无巨木，求之岚胜间”，(《新唐书》卷137《裴延龄传》)。吕梁山又成了采伐术材的一个重点地区，因为它距离开封、洛阳、北京较近兼有黄河、汾河及陆运之便， 在诸都城附近砍伐完后，必取诸山西“晋之北山有异材，梓匠工师为宫室求木者，天下皆归”（柳宗元《晋问》）。到北宋大中祥年间( 公元 1010-1 016 年)为修筑宫殿，在岚县、离石、汾阳一带采伐柏木，伐木工多达三四万人，砍伐的大量木材 ,“先沿支流漂入汾河，后束为木筏顺汾河而下，至河津入黄河，沿河东下至于开封 ”( 史念海《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河山集》二集三联书店 1981 年版〉。因此,当时就出现了万筏下河汾的情景。此外,宋太祖、宋太宗期间，为了灭北汉，取太原，完成统一，曾多次筑堤堵汾水灌晋阳。“开宝二年 ( 公元 969 年 ) 闰月戊申”大原南城为汾水所陷 , 水穿外城，注城城中大警忧，帝临长堤观焉。乙巳，帝至城东南，命筑长堤壅汾水。丙午，决晋祠水灌城。甲申，帝临城北，引汾水入新堤，灌其城“（《续资治通鉴》卷5, 太祖开宝二年 )。十年后，宋太宗又率兵至太原，驻军于汾水之东，第二年，诏壅汾河，晋祠水灌太原、堕其故城”( 《续资治通鉴》卷 l0, 太平兴国五年 )，到宋至和年间（公元1054——1056年），韩崎知并州“遂请距北界十里为禁地，其南则募弓箭手居之，垦田至九千六百顷”( 《晋乘蒐·略》卷20)。汾河流域历经唐宋金元各代垦殖、采伐，以前林草茂密的青山绿水变成了满目荒芜的光山秃岭，水量大减，水土流失加剧，往昔碧波荡漾。灌溉航运便利的汾河逐渐变成了旱涝无定，水源日渐枯缩，赤足可涉的小川浊流，汾河由盛而衰，由大变小的历史，也是森林植被屡遭破坏，由多到少的历史。因此, 到元世祖统治年间 ( 公元1260 ——12 94年) , 虽曾于汾河两岸开了利泽渠、善利渠、大泽渠灌赵城、洪洞、临汾等地农田四万余亩, 但只是部分地恢复了河东的灌溉事业。(《平阳府志》见《黄河水利史述要》)根本无法与唐代河东道的灌溉事业相比,仅唐德宗时韦武在绛州主持修建的水利工程就可灌溉农田十三万余亩。

三、森林面积大幅度减少, 自然灾害频发, 水土资源受损, 生态失去平衡, 汾河不断决溢改道并被严重污染时间 ( 明清至今 )

明清两朝，是黄土高原的森林植被遭受毁灭破坏时期。山西北部雁门，偏光一带本事山势高峻，林木茂密的原始森林区“大者合抱于云，小者密如切”。“虎豹内藏, 人鲜径行, 骑不能入”"(胡松《答翟中丞边事对》见《明经世文编》卷247)明初都北京时, 以之为第二道屏障。明政府为了抵御蒙元势力的侵扰,在长城沿线设置了九个军事重镇,大力实行军屯,农田开垦的规模空前。山西位于万里长城内侧,“九边”之中又占其三 , 因之屯田一实施便首当其冲,明统治者“督责副参游守等官。分率部伍,躬耕境土,凡山麓肥饶之地,听其自行采择”(庞尚鹏《清理山西三关屯田疏》见《 明经世文编》卷 347)。据成化《山西通志》统计, 当时,山西镇各卫所屯田已达1654885亩。明中叶后,社会上掀起一股乱采滥伐的狂潮,北京的达官贵人,边城驻防将士,当地居民都群起砍伐,“百家成聚,千夫为邻,逐之不可,禁之不从”,“廷烧者一望成灰,砍伐者数里如扫”(吕坤《摘陈边计民艰疏》见《明经世文编》卷 416)。清代由于人口的急增,加剧了对国土资源的掠夺,全国人口在乾隆年间己突破四亿,清代山西人口在清初顺治十八年451万人,乾隆二十七年增为1024万人。到光绪三年大旱前, 己增至l643 万人,由于人口的压力,乱采滥伐森林,垦荒屯植的现象有增无减,到光绪前,西“总计田亩51 120098亩,几乎接近于现在全省的耕地面积,可见森林面积己所存无几了( 光绪《山西通志》田赋略一 )。由于森林受到摧残。水土流失日益剧烈， 汾河水量大减。到明代,河上只能“秋夏置船,冬春以土桥为渡”, 而到清代,虽曾有人设想“通舟于汾,制船如南式”,但汾河已无航运之可能了。泥沙大增，甚至于沙石俱下,河道常有决溢之患,这就导致了灾害的频发和河道的改徙。据不完全统计,汾河在明代宣德、正统、弘治、嘉靖、隆庆、万历、崇祯年间共发生水灾 13次。在清代顺治、康熙、雍正、乾隆、道光、同治、光绪年间发生水灾则多达 27次。其中乾隆朝 9 次道也朝 6 次。越到后期次数越多。改道也越频繁。明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 年 ) 汾河在文水境内西徙,万历三十九年(公元1611年)汾水在汾阳一带东徙,顺治十一年(公元1654年), 汾河在汾阳又西移二十里,乾隆三十二年 (公元l767年)汾水东移,由平遥界不入汾阳县界，第二年,汾河东徒, 文水西徙。道光十五年（公元1835 年 ), 汾水西徒与文水合。有时在东西二线上往复变化, 有时则劫夺其它河的河道形成新的河道。

1919年,“全省森林面积仅有1220259亩,占全省总面积的0.6%” (《大中华山西地理总汁》)以后, 本来己少的可怜的森林继续受到摧残。建国后, 提倡植树造林, 曾取得一点成就, 也使得汾河在五十年代有过短暂的水清机会, 但经过1958年大炼钢铁和后来农业战线上极左思潮毁林造田的折腾, 特别是后来在汾河沿岸星罗棋布排列了 五千多个化工、水泥等带污染企业后 , 汾河更是每况愈下, 受到污染极其严重。目前“全省年排放废水8.6亿万吨,其中工业废水7.2 亿万吨, 近一半排入汾河, 经过处理的不到15%，废水中的污染物占全省的35.4%，其中悬浮物约十五多吨，化学耗氧量约为六万多吨。生物需氧量一万多吨，挥发盼四百多吨,石油类二千多吨,还有氰化物、硫化物、氟化物、有机氯和重金属等各种有害有毒性质,总共有害物质十九万吨”(《中国青年报》 l989年3月20日)如果再加上近几年来新建的乡镇企业，汾河污染的科度要比上述数字还高。

结      论

综观汾河变迁的过程，可以看出汾河由盛而衰，由丰变枯的历史几乎就是山西森林植被不断遭受破坏，水土资源逐步流失的历史,由于树木基本被砍光伐尽,致导了汾河流域湖泊的干涸, 珍禽野兽的消失,畜牧养马的绝迹,干旱气候的出现,地下地表水的减少,水土流失的加剧,通航能力的丧失等一系列不良后果。因此,植树种草应作为保护水土资源的一项长远国策和治本之策来抓。

从汾河流域历史时期各个时代水利灌溉事业的发展阶段看,古往今来水利一直是农业的命根子,农业生产水平的高低直接取决于水利灌溉事业的好坏,兴修水利对于提高农业产量和抗御自然灾害有明显的功效。汉唐时期,河东道特别是汾河流域水利灌溉事业发达,因而河东的农业经济居于前列,粮食除自给自余外还经常水运到关中接济中央政府,晚清光绪三年,山西大旱,受灾稍轻的地方正是水利灌溉设施较好的地方。所以,抓农业必须重水利,对于目前实行责任制后,个别地方毁坏公共水利设施的现象一定要阻止，不能自毁长城。

历史上有不少统治者在发展农业生产的过程中犯了一味地扩大耕作业,不断地通过垦荒屯田,向森林草原要地要粮的严重失误,单纯地以垦田为目标,不注意耕牧业间互相依存促进的辩证关系,不仅使草原森林面积大大缩减,而且破坏了自然生态的平衡规律,引起气候的反常和灾害的频发,反而影响了农业的发展,这种状态在明清时期尤为突出。因而,明代屯田在那一历史时期对农业的发展有积极作用, 但从生态学角度看,以过量的毁林伐草为代价来开垦土地实在是得不偿失,历史时期山西耕牧业更替的史实已证明这一点。

经济腾飞应该大力发展工业,可同时也必须对环境污染引起足够的重视,并花大力气治理。目前汾河流域的污染已相当严重，未经处理的工业废水每日每时都在向河中倾注,环保部门虽做了一些工作但还远远不够。如此下去,后患将无穷,而且会祸及子孙。发展工农业都离不开水,只有先保住水,人才能生存,也才能发展国民经济的各行各业,如果污染恶性发展,地表水不够就过量地开采地下水,以后河干水枯,怎建设能源重化工墓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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