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图是国家的象征，因此往往被视为国家的秘密，地图在东西方文明碰撞和交流史上曾起到非同寻常的情报作用。16世纪初，伴随葡萄牙、西班牙开发新航路，在发现中国、试图征服中国的过程中，中国的舆图与西方人绘制的中国地图起到了特殊的作用。关于中国地图与18世纪以前欧洲的关系，一直受到学界的关注，研究者的着眼点大致集中在三个方面：讨论最为积极的是，西方人如何通过中国地图获得对当时中国地情及各类知识的认知；其次是研究传教士与中国地图的关系；还有一部分是考证中国地图在欧洲的编绘及存藏情况。本文旨在揭示16世纪中国地图和地理图籍传入欧洲的过程，分析它们在欧洲传播的价值和影响，借以提示中国与欧洲文明早期交往中的不同认知。

一、中国地图传入葡萄牙考

葡萄牙是首个开辟欧洲到东方新航路的国家。1511年，葡萄牙舰队占领马六甲，这个明朝的藩属国由此成为葡萄牙与中国交涉的一个媒介。为了获得中国的丝绸和瓷器，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Manuel Ⅰ，1469—1521）派遣费尔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Fernão Peres de Andrade，?—1523）率船队从里斯本远航中国，使命就是“发现孟加拉湾及中国”。1517年9月，费尔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船队携同首位葡萄牙使臣多默·皮列士（Tomé Pires）抵达广州。中国与葡萄牙的正式交往由此开始，中国地图在此背景下开始西行之旅。

据目前的文献记载，最早传入葡萄牙的中国地图是费尔南·安德拉德携往里斯本的。1517年8月15日，费尔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到达广东东莞，9月底，抵达广州城下。10月底，使臣多默·皮列士一行7人进入广州城。1518年3月，费尔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派船北上福建漳州，船长若尔热·马斯卡雷尼亚斯（Jorge Mascarenhas）在漳州外海滞留了半年。1520年7月，费尔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返回葡萄牙，受到国王曼努埃尔一世多次接见，他所提供的情报使曼努埃尔一世决心对往返中国的航行实行国王垄断，将商业船队的季节性往来改为持久性贸易。随后，葡萄牙舰队与明朝水师在广东一带海域先后发生两次海战，均以失败告终，葡萄牙国王企图武装征服中国之梦破灭。

葡萄牙史学家巴洛斯（João de Barros）所著《亚洲旬年史》（Decadas Da Asia）第三卷中，记录了两次中葡武装冲突。此卷出版于1563年，并称史料依据来自“费尔隆·伯列士（即费尔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在此提供的情报”。巴洛斯1533—1567年任几内亚暨印度事务府总监，这是一个负责接受东方国家献给国王礼品的机构，一切来自远东的资料、情报、书籍、地图和报告均需送到这里存档。因职务之便，巴洛斯掌握了大量关于东方的一手文献，他凭此得以完成四卷本的《亚洲旬年史》。巴洛斯从费尔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带回来的中国地理图籍中获得关于中国的信息，他对书中一幅绘有一道城墙的地图感到十分惊羡：“这道墙绘在由中国人自己制作的一张该国土地的地图上，其中所有的山、河、城、镇的名字，用他们的文字标出，为此我们从那里找来一个中国人把它们译出来，同时让他翻译我们得到的几本他们的书。”这幅绘有城墙的地图出自哪一部中国地理书籍，它通过何种渠道传入葡萄牙，以下将对此做一考证。

费尔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船队当时主要在广州和漳州两地沿海活动。明代刻书集中于南北直隶、浙江、福建和江西等地。福建建阳自宋以来即是中国最重要的刻书中心之一。广州是明代全国海外贸易的中心，书籍货源主要来自建阳，也因此成为建阳书坊书籍销往越南、日本等国的交易地。李孝聪认为：“从现存海内外的明朝刻本地图还发现，明代地图的民间刻本多出自闽省，这恐怕与福建省从南宋以来刻书业的发达不无关系。”“此外，福建是中国明朝出海远洋贸易的出发地，一些闽版舆图之绘制的目的也许是为了外销。”传入里斯本的地图和书籍源于建阳刻本的可能性最大。

这一时期建阳所刻的涉及地理内容的书籍有四种：成化十四年（1478）刘廷宾刻印《新编纂图增类群书类要事林广记》四十卷、弘治九年（1496）詹氏进德精舍刻印《纂图增新群书类要事林广记》十二卷、弘治十六年（1503）建阳张好等刻印《大明兴化府志》五十四卷、弘治十八年（1505）建阳刘弘毅慎独书斋刻印明李贤等奉敕纂修《大明一统志》九十卷。其中两种《事林广记》属于日用百科型的民间类书，没有附刻地图，并非纯粹意义上的地理书籍。《纂图增新群书类要事林广记》其中一个版本在1514年之前被葡萄牙人获得并送到了罗马教廷，从教廷现存的两册残本中，并未发现带有城墙的地图。《大明兴化府志》中没有巴洛斯所述的地理信息，且兴化府在漳州东北，其时葡萄牙人尚未到达此地。以上三种书均可以排除。

根据巴洛斯的描述，那幅地图上的城墙“始自西方一座叫作嘉峪（Ochioy）的城池”，这座城位于两座高山之间，“像是当地的山口和门户”，城墙一直向东延伸，“达到东海滨的海角”，据说是中国为了防御鞑靼而修筑的。很显然，这道城墙就是中国的长城。那幅地图还标列了明朝两京（京师、南京）十三省的位置，“各省有二百四十四座大城，都以府（Fu）的音节作结尾，意义是城市”。检《大明一统志》，在第一卷卷首绘有《皇明大一统地理之图》，各省位置、重要城市均标绘于图上，图之北部，长城的位置标注十分醒目。“长城之外，按‘外夷’地区标示，与周边大小诸国图例相同，另在各省之首还绘有本省区的《山川大势图》《州县鳞次图》，其中《山西州县鳞次图》《北直隶州县鳞次图》《陕西州县鳞次图》等地图上，长城画得也十分突出。”《大明一统志》是明朝官修地理总志，通过比照发现，巴洛斯书中叙述的中国地理信息与《大明一统志》卷首地图的内容十分吻合，刻印时间与费尔南·佩雷斯·德·拉德尔德第一次来华时间相近。因活动范围限于广州城及其附近，他在广州获得《大明一统志》的可能性较大。1520年，他返回葡萄牙并谒见国王，将《大明一统志》中卷首绘有地图的部分献给了国王。从巴洛斯所言“我们得到几本他们的书”可知，葡萄牙人只是将《大明一统志》的其中几卷带到了葡萄牙，并非全部90卷。

二、西班牙获得的中国地图及其影响

在与葡萄牙争夺海外东方殖民地的过程中，西班牙为了获得去往东方的地理信息和地图，曾寻找各种途径去完成这个任务，其中通过葡萄牙人是一条捷径。1564年，黎牙实比（Miguel Lopez de Legazpi）得到国王菲利普二世（Philip Ⅱ，1527—1598）的指令，在与葡萄牙人搞好关系的同时，要努力“去发现他们在航海中使用的海图（cartas de marear），如果不能得到几幅，哪怕用钱买也成，至少要弄到一幅复制品”，“如果发生战斗，西班牙获胜，那就应格外小心地取得葡人的地图”。1565年，黎牙实比率远征军登陆菲律宾宿务岛（Cebu），在此建立了第一个菲律宾殖民基地，并从葡萄牙人安东尼奥·龙博（António Rombo）手里见到了一张海图。“西班牙人如获至宝，因为通过这张地图可以找到前往中国和日本的航线以及所有菲律宾的航线，因此出高价买下了这张地图”。西班牙征服菲律宾的目的是为了获得香料及黄金，但由于菲律宾群岛没有大量的贵重香料支撑殖民统治，驻菲律宾的王家财政监督安德烈斯·密朗达奥拉（Andre’s de Mirandaola）和传教士都认为应当放弃这里，去征服真正富庶的“中国、琉球、爪哇和日本”，军事征服中国的议题被再次提起。西班牙由此面临两种战略选择：一是南下香料群岛（The Spice Islands，今称马鲁古群岛〔Moluccas Islands〕）与葡萄牙继续争夺香料贸易生意；一是北上开辟与中国的新贸易，西班牙选择了后者。1571年，黎牙实比攻占马尼拉，作为西属菲律宾首府，成为首任菲律宾总督，迅速将菲律宾群岛北部殖民地化。他认为马尼拉是最理想的，可作为和“日本、中国、爪哇、婆罗洲、摩鹿加及新几内亚”做生意的中心地点，可以南下香料群岛，北上中国和日本，还可以渡过太平洋航行到美洲。

为了征服中国，与中国进行商业贸易，直接与中国人交流所获取情报的可靠性更大。1571年4月，黎牙实比率领船队进攻马尼拉，途经民都洛岛附近时，赎出了因沉船失事而落入当地土著手中的50名中国商人，并将他们送回中国，意图借助这些商人打通与中国的贸易关系。黎牙实比提出欢迎中国商人再次来菲律宾经商，并想派两位传教士随同他们前往中国，“以便与中国皇帝签订《和平和永久友好条约》”。中国商人拒绝了派传教士随行的请求，因为没有特许证书，传教士不得进入中国境内，但他们答应设法从福建省官员那里取得一份。中国商人给黎牙实比画了一张从广东到宁波的海岸草图，这幅手绘草图“是他们当着我的面画的，没有用罗盘，也没有高度和度数”。1572年8月11日，黎牙实比在他去世前几日，写信向墨西哥总督汇报了自占领马尼拉以来所搜集到的中国情报，特别提到了那张中国商人手绘的从广东到宁波的海岸草图，但未对草图的具体内容进行描述。实际上，正是这批商人促成了西班牙与中国的大帆船贸易。1573年7月，两艘满载中国商品的大帆船离开马尼拉，先后驶抵墨西哥的阿尔普尔科港（Acapulco），一部分商品在墨西哥销售，一部分则转运到西班牙。中国—菲律宾—墨西哥—西班牙之间横跨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多边贸易自此开通。

接任黎牙实比的菲律宾总督基多·德·拉维查理士（Guido de Lavezaris）也是主张军事征服中国的殖民首领。为了更准确地了解中国，拉维查理士从中国人手里得到了一幅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福建金沙书院重刻的《古今形胜之图》。他抛弃黎牙实比拟定的“沿中国和鞑靼海岸做探索航行，再从那里取道北美返回墨西哥的计划”，而是与驻菲律宾的奥古斯丁会修士马丁·德·拉达（Martin de Rada，中文名为“马力陈”）等制订军事征服中国的计划。为了获得国王的支持和批准，1574年7月，拉维查理士将一幅手绘吕宋岛地图、一幅“中国海岸的手抄地图”及《古今形胜之图》寄给菲利普二世。拉维查理士在信中说，将这幅图上部分中文说明翻译成西班牙文，“是请中国译员在一位懂汉字的修道士的协助下完成的”，并在信中强调中国的“山川形势尽在此书中”。这封信和地图直到1575年8月15日才抵达马德里，现藏于西班牙塞维利亚（Sevilla）印度总档案馆。

《古今形胜之图》全图纵115厘米，横100厘米，木刻墨印设色。左下角长条框内刻有“嘉靖岁次乙卯孟冬金沙书院重刻”字样。据金国平考证，此图绘制作者为甘宫。明人文集中有记载：“塘湖甘公宫者虔之，信丰人也，字宗奇，其先徙自丹阳，家于邑之水东坊，遂为水东着姓。……凡所经历名山大川，开徼险易，随笔橐记。足所不到，则必周访而博识之。退而订之往牒，参以时务，作《九边图说》、《古今形胜图》。”此图是以《大明一统志》为依据和底本绘制刻印的，是为了儒生研习历史、掌握天下地理形势和古今军事要地之用，属于历史地理图和全国形势地图。全图有文字注记150多条，如注福州条为“宋端宗避元即位此”，漳州条为“贾似道死木棉庵此”等，对图中地名作历史沿革和形势总结的标记。《古今形胜之图》“以明中期两京十三省为中心，兼绘周边地区，其范围东至朝鲜、日本、琉球，西至撒马尔罕、哈烈、大食，南至爪哇、浡泥、缅甸，北至和宁、玥山及鞑靼诸部”，是一幅内容较为详尽的明代全国疆域地图。

《古今形胜之图》被认为是至今存世的、最早传入欧洲的一幅中国疆域全图，它的西传至少产生了三个方面的影响。首先，它使西班牙国王及决策者对中国地理和疆域有了全面、直观的了解和认识。16世纪上半叶，关于中国的地理信息基本为葡萄牙王室所垄断。葡萄牙人最早了解并在地图上显示的仅限于广东、福建、浙江等东南沿海地区，直到1561年，在巴尔托洛梅乌·维利乌（Bartolomeu Velho）绘制的亚洲地图上，才显示出中国北部有一道长城。1568年，葡萄牙制图家瓦兹·多拉多（Vaz Dourado）绘制的世界地图集中出现了与中国接壤的高丽，以及日本，但却将中国仅分为两个省：广东和宁波，这一错误一直保持到1575年的修订版。《古今形胜之图》的传入让西班牙首次明晰了中国在亚洲大陆的位置以及各省的分布，可以由此推断出中国的整体规模，包括疆域大小和人口数量等信息。通过此图，西班牙人乃至欧洲人重新构建了其所认知的中国和东亚世界。

其次，从某种程度上促使菲利普二世搁置了征服中国的计划。1574年11月，中国海盗林风进攻马尼拉，拉维查理士答应协助明朝把总王望高剿灭林风，王望高同意回国时邀同西班牙“使节”到福建，商议传教和通商事宜。1575年6月12日，西班牙以传教士马力陈等4人为使团，随王望高抵达福建。马力陈是西班牙最早鼓吹军事征服中国的人，早在1569年7月8日，他在给墨西哥总督的信中写到，“华人不善打仗，全靠人多势众和墙上的堡垒”，“因此，我相信，在上帝的保佑下，不需要多少人，很容易将他们征服”。在福建停留的两个多月里，马力陈获得了大量中国情报，使得驻马尼拉的西班牙人更加坚定了军事征服中国的决心。1576年6月7日，新上任不到一年的菲律宾总督弗朗西斯·德·桑德（Francisco de Sande）在给国王的信中谈到，他已掌握了中国的地图、航海图以及记载中国国情的各类图书，假如再加上日本和菲律宾援军的支持，西班牙只需派一支两三千人的远征军就可以征服中国。但在已经看到过《古今形胜之图》的菲利普二世眼里，对于人口只有几百万的西班牙而言，要征服一个纬度跨度与整个欧洲差不多的帝国，显然力不从心。1577年4月29日，菲利普二世回信指示桑德：“关于你认为应当征服中国的事，我们在这里觉得应予放弃；相反，应当寻求与中国人的友谊。”

最后，为欧洲人绘制中国地图提供了参考。《古今形胜之图》传入西班牙后，欧洲出版了第一幅单独的中国地图。1584年，这幅中国地图（“CHINEA”译为《中国新图》）首次刊印于奥特里乌斯（Abraham Ortelius）拉丁文版的地图集《坤舆大观（Theatrum Orbis Terrarum）》中，由葡萄牙的制图师路易斯·若尔热·德·巴尔布达（Luiz Jorge de Barbuda）制作完成。巴尔布达制图时参考了巴洛斯、杜拉特·巴尔博萨（Duarte Barbosa）、皮加费塔（Antonio Pigafetta）、安德里亚·科尔萨利（Andrea Corsali）、埃斯卡兰特（Bernardino de Escalante）的著述和耶稣会士的信件，与此前欧洲人绘制的地图相比，《中国新图》是欧洲第一幅显示中国所有“十五个”省、内陆城镇的位置和完整内陆边疆的地图。1583年1月，巴尔布达成为菲利普二世的御用制图师，“因而有可能接触西班牙所拥有的一切图籍资料”，即他参考了包括《古今形胜之图》在内的、1575年从菲律宾寄到西班牙的中国地图和地理书籍。对比两幅地图可以发现，《中国新图》标出了明代两京十三省的名称，地名用大小不同的罗马字母标注，“大字的一等标的是两京十三省，小字的二等标的是府或府以下的州县”，所绘各省及辽东半岛、长城的位置与《古今形胜之图》大体相同。在此之前，巴洛斯、埃斯卡兰特均不清楚中国十五个省的具体位置。《中国新图》的最西端（上方）画有一个内陆湖，这个湖即为“星宿海”，图中没有标明，只是标注了“Lacus（湖）”。在《古今形胜之图》的西方也画有星宿海，并被涂为黄色，表明是黄河之源。以上种种，可看出二者之间的对应和参考关系。这幅地图面世之后，立即成为欧洲绘制中国地图的原型，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地理知识的传播。

三、耶稣会士与中国地图的制作及传播

16世纪晚期，耶稣会士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1539—1606）、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1543—1607）和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进入中国，在传入近代科学知识、介绍中国到欧洲的同时，也将中国的地图和地理书籍带到了欧洲。

1583年9月10日，罗明坚和利玛窦应肇庆知府王泮之召再抵肇庆，王泮准许他们在此传教。利玛窦在其肇庆住所挂出一幅用欧洲文字标注的世界地图，引起当地士子和王泮的兴趣，王泮恳请利玛窦将其译成汉文。利玛窦敏锐地意识到，地图是拉近与中国官员和知识分子沟通距离最便捷、最直观的媒介。在以王泮为代表的官员和知识分子眼里，中国也有类似的地图，包括十五个省和周边一些国家和岛屿，这就是“整个世界”，“当他们听说中国仅仅是大东方的一部分时，他们认为这种想法和他们的不大一样，简直是不可能的，他们要求能够加以研读，以便做出更好的判断”。这是中西天下观的初次相遇，它们所含的信息几乎是未来中国和西方认识对方的基点，中国人认为自己的国家和周边就是整个世界，而西方则认为中国仅仅是世界东方的一部分。当中国人认识到中国仅仅是世界的一小部分时，其自信心开始失衡；西方人则认为中国仅仅是世界一部分，却因不能进入中国传播自己的信仰而失落。自1584年9月始，利玛窦着手绘制中文版的世界地图，新图的比例比原图大，将中国画在了地图的中央。他在11月30日写给耶稣会总会长阿夸维瓦（Claudio Acquaviva，1543—1615）的信中报告，他完成了一幅“文字、比例尺、时间和名称都符合中国的习惯”的世界地图。“尽管地图上有很多错误，在欧洲是不足一观的，但无论如何我觉得神父您看到用中文刊印的地图也会欣喜”。对于这幅世界地图在中国产生的影响，利玛窦显得非常自信：“您可知道，他们对这幅地图钟爱有加，以至于知府将此图的印版保存在自己的府中，唯恐被他人卖掉，而他本人则把地图作为礼物赠给中国重要的人物。”这幅地图用雕版刊印，中文名称为《山海舆地图》，这是中国第一幅近代意义上的中文世界地图。1584年底，利玛窦将这幅地图寄给了阿夸维瓦神父。时任远东耶稣会监会司铎的范礼安“也曾于1585年将两幅地图寄往欧洲”，但都不知下落。

耶稣会首任会长罗耀拉（Ignatius de Loyola，1491—1556）从一开始就要求耶稣会成员与他保持通信联系，成员之间也要有定期的书信联系，报告外方传教工作的进展情况。所有信件一式三份，通过三条不同的线路寄往罗马。罗耀拉在罗马成立一个办公机构，专门负责与远方的传教士通信、筛选信件、编辑和翻译信件，并将这些信件以手抄和印制方式在欧洲传播。耶稣会这一严密正规的情报工作系统，给罗马教会和欧洲源源不断地提供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信息。远东的信件，包括印度、中国、日本等地的信件都汇聚到印度果阿（Goa），再由果阿发往葡萄牙的科英布拉（Coimbra），分拣整理后再送往罗马。另一份副本则直接送往马六甲，由那里转至欧洲。还有一条线路是从菲律宾、日本到墨西哥经大西洋至欧洲。利玛窦和范礼安的信件及所寄的图籍正是沿着这些路线，按照这一情报系统要求而寄送的。

遵从耶稣会的信息情报制度，利玛窦在南昌、南京、北京绘制和刊刻的世界地图也都寄往罗马。1595年6月，利玛窦在南昌绘制了世界地图，其刊刻本的中文名称是《舆地山海全图》，也寄到了罗马。他在1596年10月12日给一位耶稣会神父的信中写道：“我随此信寄去一幅三十一度日晷的拓片。我还做了两三个地球仪，现在我又在绘制世界地图，很快便能印制，大概明年就能寄给您几幅。”在李之藻的支持下，利玛窦对原来的中文世界地图再次修订，1602年秋绘出《坤舆万国全图》并刊刻。1603年8月，利玛窦应李应试之请刊刻《两仪玄览图》。1604年，冯应京在北京刊刻利玛窦所绘的《世界舆地两小图》，这几份地图都寄往了罗马。利玛窦在致耶稣会多维科·马赛里（Ludovico Maselli）神父的信中说：“不知我寄往罗马的那些世界地图是否已经到了您手中，这些地图是在北京刊刻的，已在中国广泛流传，受到了大家的高度评价。”除了罗马耶稣会总部，利玛窦还将在北京印刷的世界地图寄给了他在意大利的父亲。利玛窦寄往欧洲的地图留存至今的极少，就目前所见，梵蒂冈教廷图书馆藏有1602年李之藻木板刻印六屏幅组成的完整的《坤舆万国全图》两件，均为耶稣会士从中国寄回梵蒂冈或带往欧洲的。原法国巴黎耶稣会克莱芒学院（Couege de Clermont）藏有1602年原版《坤舆万国全图》，1991年曾出现在拍卖目录中，现在下落不明。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天文台藏有两条屏幅《坤舆万国全图》，与梵蒂冈藏图相同，上面印有耶稣会印章，这两处所藏地图同样是耶稣会士携往欧洲的。

如果说利玛窦是绘制中文世界地图的第一人，罗明坚则是继巴尔布达之后，根据中国地图和资料绘制西文中国地图的又一人。1583年，罗明坚和利玛窦在肇庆搜集了10本中国地理书籍，计划以此为根据绘制西文中国地图。利玛窦在1583年10月13日的信中说：“目前我还不能把以我们的方式绘制的中国地图和各省地图寄给您，但我希望天主能保佑我尽快完成这些地图，到那时您在什么地方，我都要将地图寄给您。那样，您将能清晰地看到所有这些省市的样子。”罗明坚年长利玛窦9岁，在肇庆开教和传教、绘制中国地图等活动应是在罗明坚主导下进行的。

随信寄送之外，耶稣会士还将地图随身带回欧洲。1588年12月20日，罗明坚奉范礼安之命返回罗马，商请教皇委派专使前往北京觐见明朝皇帝，期望他允准耶稣会在中国传教。罗明坚随身携带了在广东肇庆、澳门搜集的中国地图和资料，以及他在中国撰写并印刷的书籍和绘制的中国地图。这是继利玛窦之后，耶稣会士在中国绘制的地图又一次集中进入欧洲。

1589年9月13日，罗明坚抵达里斯本，觐见红衣主教阿尔伯特·达·奥地利（Cardinale D’ Austria），献给他一本中国地图集。其后，他前往马德里谒见菲利普二世，向国王“呈送了一幅由多个印刷部分拼接的完整中国地图”。1590年12月，新教皇格列高利十四世（Gregory XIV）召见了罗明坚，并收下了他献上的论说、地图。论说应是罗明坚所著《天主圣教实录》，今藏于罗马国家图书馆，在书的封面上有罗明坚的题签，中央还有竖排书写的“仁仪礼知信”五个汉字及拼音。汉字是罗明坚带回罗马帮助制图的助手——一位中国人书写的，在罗明坚后来绘制的中国地图草稿上，也出现过这个中国人的笔迹。罗明坚献给教皇的一册中国地图（descrittione della Cina）是“一幅由多张印刷小图组成的地图”，今藏于罗马耶稣会档案馆。

可以推断，这些印刷版地图是罗明坚返回欧洲前在澳门临时刻印的，他献给红衣主教和菲利普二世的也是这一印刷版的中国地图。罗明坚当时带回的中文书籍也藏在罗马耶稣会档案馆。桑松（N. Sanson d’ Abbervulle）提到罗明坚带到欧洲的四卷中文地理著作，其中包括罗洪先的《广舆图》，这是一部明代流传甚广的刻本地图集。

在16世纪中西地图交流史上，最应提及的是罗明坚返回意大利后，继续花费十多年心血绘制的《中国地图集》。他在家乡那不勒斯的诺拉总院（Collegio di Nola）和沙勒诺公学（Saleno）一边从事神职工作，一边撰写《中国差会情况汇报》，用拉丁文翻译中国的“四书”和《天主圣教实录》等书籍，更多的精力是绘制《中国地图集》。直至1606年，即他去世的前一年，才完成《中国地图集》的编制工作。《中国地图集》是欧洲最早的一部绘有中国各省情况的综合性地图集。由33幅地图组成，每一幅地图均有拉丁文说明，详细呈现和描述了“大明国”两京十三省的自然和行政地理，包括府、州、县的行政位置距离，物产及军事力量（卫、所）的分布等情况。它并未采取欧洲制图学的地图投影法，而是采用中国地图传统的“计里画方”方法绘制，为欧洲制图学提供了另一个视角。罗明坚对每一个省、府、县、卫、所进行了距离上的详细标注，特别标明了土产和粮食，这一地图集是16世纪欧洲所拥有的关于中国地理最准确的信息情报。汪前进认为，《中国地图集》的文字说明主要参考的是《大明一统文武诸司衙门官制》——一部明代官修的官制资料和各省地理图籍，版本为万历十四年（1586）刊刻、陶承庆校正、叶时用增补之宝善堂五卷本，它“收有罗洪先《广舆图》，又增九边、四夷、辽东三图，并九边叙，四夷国名”，与前文所述桑松提到罗明坚带回的中文地理著作中有《广舆图》相吻合。结合学者们近年的研究，可以做出推断，罗明坚绘制《中国地图集》时充分利用了他带回欧洲的中文资料，包括各种地图和地理、人文记载，《广舆图》和《大明一统文武诸司衙门官制》均为其重要的参考资料。1596年，罗明坚也曾重返罗马，为耶稣会罗马总院绘制了一册精美的中国地图集。

罗明坚退居家乡后，他所撰写的《中国差会情况汇报》、用拉丁文翻译中国的“四书”等文稿均未正式印刷出版。所幸的是，他的手稿流传至今，分藏在意大利国家档案馆（中国地图手稿）、意大利国家图书馆（拉丁文《天主圣教实录》和地图）和罗马耶稣会档案馆（葡汉字典和笔记等）。《中国地图集》一直藏于意大利国家档案馆，直到1987年才被发现，并“经罗·萨多（Eugenio Lo Sardo）博士从拉丁文和意大利文转写，以《罗明坚中国地图集》（Atlante della Cina di Michele Ruggieri, S.I.）为书名，由意大利国家铸币及官印局——意大利国家书局于1993年首次出版”。尽管罗明坚没能完成让教皇选派使节出使中国的使命，但他作为传播中国地图和地理知识的使者，无疑是成功的。

综上所述，16世纪中国地图向欧洲的传播呈现出不同的面向。葡萄牙、西班牙对中国地图的搜求主要是基于军事和商业情报的需要，其所获取的既有零星的手绘航线图、中国海岸草图，也有大型的明朝地理志书和疆域全图。后者大大增进了西方对中国幅员和国情的认知，这种认知不仅改变了葡、西两国海外征服计划的方向，也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欧洲国家对中国地理行政区划的错误和模糊印象，并为欧洲人绘制中国地图提供了参考。而以利玛窦、罗明坚为代表的耶稣会士在进入中国后不久，便意识到地图在传教活动中的媒介作用，他们利用地图与明朝政府官员达成某种知识和观念的交换与交流，因此获得更多的传教便利。无论是利玛窦按照中国习惯重新制作的中文世界地图，还是罗明坚参照中国地图和地理书籍绘制的拉丁文中国地图，都在有意或无意间，将中国更准确地嵌入到世界地理空间的坐标体系中，使二者之间产生更为紧密的关联。这些地图通过耶稣会专门的书信寄送渠道传播到欧洲，它们的旅行给后世中国和世界带来的变化和影响，却是传播者从未曾预知的。

（本文原刊《国际汉学》2023年第2期第67—74页，文中原有注释，引用请务必参考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