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听惯和看惯了大陆城市地名，诸如赣南、昌北、汉口等等之后，却于14年前踏上了琼岛，满街的椰子树和听不懂的海南话，固然把别样于内陆城市的生活状态和风情传达，但更让人体味深刻的，却是一个个充满古文化色彩、带着音韵之腔、携着天之涯海之角疆界边缘大山深处之气的海南地名，如营根、感恩、儋州、澄迈、崖城……它们在海南方言的传导下，显出异样的风骨，让人叹服于中国民族文化的魅力。

　　方言和地名都是一种很稳定的文化现象，海南过去交通梗阻，人员往来不及大陆频繁，更加保持了方言和地名的持久性、纯洁性，透过方言、地名这类文化层，看民族迁移的轨迹和分布的渊源，再以此反窥海南各族移民带来的语言现象，实在是一种很有意义和意思的循环。

　　地名作为一种文化层次，它不但分布有层次，且有规律可寻。其数量越多，时代越新；反之，距离现在时间越长，留下的地名越少。据司徒尚纪著《海南岛历史上的土地开发研究》记载：现在海南有汉壮黎三种地名，壮语地名如“那”、“武”、“多”、“黎”、“罗”、“方”、“打”等，以岛东部、东北部居多；黎语地名，如“番”、“什”等，以中南部分布较广泛；至于汉语地名，数量最多，遍及全岛，它们都有着明显的其本族语言的成分。北部还有不少壮黎语构成的壮黎语地名，如现在的儋州市府那大，“那”为壮语，“大”则为黎语，意思是可以耕种的土地。这些地名往往在同一地区出现，错综复杂，但其层次犹如地层古生物叠压现象一样，反映了先后的顺序关系以及语言在民族融合中产生的同化和相互依存状态。

　　反映福建人入居海南早且范围广泛，带来的乡土文化也影响至深至远的现象，从其留下的地名覆盖面积可知一二。海南百万分之一行政区划图上有527个地名，司徒尚纪博士在福建省地图中找到的同样地名竟高达87个，占海南地名总数的17%。如文昌市有东郊、东门、东坡，福建莆田也有；铺前港为文昌港口，福建闽侯、同安沿海亦有同样称谓；东阁、蓬莱、南阳、后湖、凤尾都是文昌较大的居民点，同样在福建福清、闽侯、晋江、漳浦、长乐、平和、东溪等地出现。儋县、昌江等地沿海也有相同情况发生，这类地名与福建省一些地名的相同，主要集中在海岛北部沿海，又以东北文昌最为集中，西南和东南沿海相对较少，中部几乎绝迹。不过，海南部分山区边缘保留下来的部分地名中，却又能发现一些这类情况的痕迹，表明古时已有闽商进入黎区贸易。

　　总体来讲，福建省常见的地名坑、田、围、尾、头、潭、塘、坡在海南也很普遍，反映出闽南语系带来的特征。此外，移民到达新居地，总希望安居乐业，于是多以安、仁、丰、兴、福、龙、和等命名周围地物，这类地名在福建和海南两地屡见不鲜，约占两地共有87个地名的1／3。可见两地居民共同的文化渊源以及方言口语在迁移中的显现。

　　如今，这类曾带着当年语系色彩的海南地名与方言，早已成为海南移民文化的一部分，它既深深植根于这块岛屿，又以更宏大广博的气势，融合渗透发展成海岛人自身的文化传承。这是大海与深山的传承，是一种足以让海南人引以为傲的不朽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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