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库】1995年
【文献号】4207
【原文出处】湖州师专学报（哲社版）
【原刊期号】199502
【原刊页号】047-050
【分类号】K91
【分类名】中国地理
【作者】张环宙
【复印期号】199512
【标题】试论“中国”含义的发展
【正文】
　　“中国”一词，作为我们伟大祖国的称号，早已深深扎根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随着我们祖国的日趋强大，不论是身居大陆、海岛，还是漂泊异邦的中华儿女，都以自己是个中国人而自豪。“中国”是维系国家统一稳定、民族团结的纽带和象征。为使我们对自己母亲的称号——“中国”有更深刻的了解，本文试对其含义的演变作一分析。
　　　　一、“中国”一词在历史上的多种含义
　　“中国”的含义，第一指京师、首都。汉末学者刘熙认为：“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尚书·梓材》篇称：“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这里所指的“中国民”及其“疆土”，是指周统治者直接统治下的那部分土地和人民，后逐渐演变为指周王的统治区域。西周后期的文献中多有此类用法，如《诗·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又云“惠此京师，以绥四国”，以“中国”与“京师”互称，正表明其涵义相同。又据《孟子》记载：“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意思是指齐王对大臣们说在京城中给孟子以一屋。此处“中国”也专指京师、首都。
　　第二指天子直接统治的王国。约三千年前周公在阳城（今河南登封）用土圭测量日影，在夏至午时，八尺之表与周围景物均没有日影，便认为这是大地的中心，因此，周朝自谓中国，认为自己地处万国之中。如《诗经·荡》讽刺周厉王暴虐说：“内ｂì＠①于中国，覃及鬼方。”［①］后来由此引申，凡是天子（皇帝）直接统治的地区，都称之为“中国”。如《三国志》“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
　　第三指中原地区。如《孟子·梁惠王上》说齐宣王曾经“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这里所指“中国”，即指中原国家而言。《孟子·滕文公》：“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闻或之先也。”［②］又“东瓯（在今浙江省南部）请举国徒中国，乃悉众来处江淮之间。”这里记载的“中国”都是指中原地区。
　　第四指华夏民族（主要指汉族）所居住的地区或所建立的国家。春秋开始，周王室衰微，“中国”一词便不再被周统治者所独占，列国有时也称为“中国”。如《左传》：“中国不振旅，蛮夷入伐而莫之或恤，无吊者也夫！”“中国”即指华夏国家而言。此时，便引申出以汉族所居之地为中国（以其在四夷之中也）之意。如《诗·六月序》：“《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中国微矣。”又《礼记·中庸》：“足以声名洋溢于中国，施及蛮貊。”均是此意。人们又把汉族建立的国家称为“中国”，如《谷梁·僖公二年传》：“中国称齐、宋，远国称江、黄。”又如《史记》中的《刘太公世家》、《天宦书》、《匈奴列传》等篇也都是把汉族或其它民族建立的国家称为“中国”。到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疆界相联，国之概念随之扩大，则“中国”一词也终于扩展为列国的总称。
　　第五指近代国家的含义，作为国号的正式简称，指有明确疆界的中国全部领土。清代前期（１６８９），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此时，在对外交往中，第一次使用了“中国”作为正式国名。鸦片战争后，主要仍在对外交往中，“中国”更是经常地被用来作为清政权的代称。但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中国”一词还是相当模糊的。使用上每每混乱，常常夹杂着传统的用法。直到１９世纪末，“中国”作为国家的概念已经明确，疆域范围也大致确定，开始专指国家的全部领土，不作它用。到１９１２年民国建立，“中国”正式成为中华民国的简称，遂成为国家的代名词。再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亦仍为国家的正式简称，相沿不辍。
　　　　二、“中国”一词多种含义的演变序列
　　按照前面所总结的“中国”一词的诸种含义及其出现时间，我们先排成如下一种演变序列：
　　时代：　　　···—西周—春秋—战国—秦汉···—清末—···
　　（附图{k911229.BMP}）
　　换一个角度，从该名称是泛指的通用之名还是确指的专用之名来看中国含义的演变，又构成一种序列：
　　···—西周—春秋···—清末—···
　　通用之名——专用之名——通用之名——专用之名
　　从“中国”所涵盖的地域范围上着眼，又可构成如下一种序列：
　　···—西周—春秋—···—清中期···
　　点—点—点—面（较小）—面（较大）—面（稍小）
　　上述三种序列说明了“中国”含义屡有扩展沿用至今。为什么“中国”一名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呢？下面就从历史地理角度出发对“中国”一词发展的三个阶段进行一番考察。
　　　　三、“中国”一词含义发展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具有自然地理方面内涵的阶段。
　　夏、商两代，统治中心均不出黄河中游地区。夏人禹时都阳城（今河南登封），启在阳翟；商人汤时居毫（今河南商兵）［③］，盘庚又迁至殷（今河南安阳）；其活动中心，也即都城——“国”，正处于各部落小邦之中。“中国”之名，当即源出于此。以后周人代商，俨然以夏、商正统自居；更兼以后，周室东迁，东周建都洛邑，此正为各诸侯国之中，“中国”当然相沿不辍。可见，“中国”之得名，源于方位。这是西周、东周时“中国”作为专用之名的情况。当时，“中国”作为一个地名，只具有自然地理方向的内涵。这是“中国”含义演变的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具有文化地理内涵的阶段。　　　　
　　如果仅仅停留于自然地理方向内涵的阶段，“中国”一词就不会具有今天意义上的“中国”，或许，它早因时代变化，而被弃不用，成为一个历史地名了。但是，“中国”并没有仅仅停留在自然地理的内涵上。随着周王室衰微。诸侯国的兴起，华夏一些大的诸侯国也自称或被称为“中国”。此时，“中国”的内涵扩大，但外延模糊了。一般来说，因为早先大的诸侯国都在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这一区域最先被视为“中国”。在其它区域的诸侯国待实力强大后，也来问鼎中原，遂也被认为“中国”。然而到底哪些区域可以称为“中国”，哪些区域不能算“中国”之列，就需要有一个明确的标准，让当时的人们去划出一条明细的界线，当然是不可能的。于是，一个简单而有效的办法产生了，这就是“文化”，以是否接受华夏族文化（以后是汉文化）为准，来判定一地是否可归为“中国”。这样，一下子就给“中国”赋予了崭新的内涵，使一个原先只具有自然地理含义的确定的专用之名，变成了一个包容文化地理内涵的不确定的通用之名。这是“中国”之名发展中的飞跃，可算是“中国”之名演变的第二阶段。正是这一转变，才使得“中国”一名，具有了永久的生命力。
　　第三阶段：具有政治地理内涵的阶段。
　　如果说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转变是由中国文化的发展与弘扬促进的，那么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转化，却正是中国文化遭受严重打击的时期。这期间，中国各民族深受灾难，中国的社会前进进程和生产力发展也遭到惨重挫折。这第三阶段的转化，就是近代国家观念的传入中国以及被中国逐渐地、艰难地接受。由此，“中国”有了明确的疆域和边界。以前那个模糊的具有文化地理内涵的“中国”，也终于在１９世纪末，演变为一个具有明确疆界的具有政治地理内涵的专用之名。这就是“中国”一名发展中的第三阶段。至此，“中国”又成了确定的专用之名，并一直沿袭至今。
　　至此，我们完成了对“中国”地名的历史地理学的简单考察。由地名得名之历史地理因素可构成如下的一种演变序列：
　　···—西周—春秋战国—···—清末—···　　
　　自然地理因素—→人文地理因素—→政治地理因素
　　这里，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看“中国”一词的由来，即从外国人（指与中国文化迥然不同的人，主要为西方人）的视野，来考察一下“中国”一词在他们心目中的含义、演变及发展。这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一词含义的转变。
　　今天我们所使用的“中国”一词，在西方及其世界许多文字中的对译，如波斯、阿拉伯、英、德、法、意等，多自梵文Cina衍化而来。Cina一词出于古梵文，古佛经一般汉译为支那、至那、脂那等，一般认为此称起源于Cin，即“秦”，不只是指秦王朝，还指称霸以及雄视六国的诸侯国秦。在古希腊、古罗马著作中还有Serice一词，意思是“丝国”；在中世纪，东罗马史家把中国称作Taugas；而蒙古与西北一些民族，又因契丹（辽）统治中国北部，进而将内地与汉人称为“契丹”，传至中亚与欧洲。从这里可以看出，外部世界对“中国”的认识，也是经历了一个时断时续、逐渐了解的过程的。当双方有所接触，而使外部世界对中国有所了解时，他们就以其当时所知的政权之名来称呼中国。如秦时被译为Cina，北魏时称Taugas，以及辽时被称为“契丹”。以后，虽然中国内地王朝更迭，但在外人眼中，文化相继，传统相存，比如《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就有记载：“今天，我们通常称呼这个国家为中国（Ciumguo）或中华（Ciumhoa）”，他（指利玛窦）经过考证，认定西方古时所称为“丝国”的正是他已到达的中国。而马可·波罗以来，欧洲人所称东方大国契丹，也只是中国的别名。他从一些住在北京的穆斯林商人口中得知契丹与中国是同一个国家，这从他的耶稣会兄弟鄂本笃（Bentode Goes）所率领到达北京的商人那里得到验证：“契丹与中国被证明是同一个国家。”［④］可见，Cina等词，当时及其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仅具有文化地理内涵，并无明确的疆域概念，政治地理意味不浓。直到近代外国人打开中国的大门，在经历了一系列边疆危机之后，“中国”逐渐作为一个政权全部辖治的领土概念而被全中国人所接受。
　　而“中国”之所以能具备明确的含义和政治地理内涵，是由外部世界影响的，在一种被迫接受的过程中，中国境内的各民族逐渐萌生出共同的民族意识，一个崭新的中华民族以及“中国”的概念，作为全体中国人所共同认可的称号，在痛苦和屈辱中，如凤凰涅ｐáｎ＠②般更生了。而这种意识、观念，又为其后维系中国的统一、中华民族的团结起了莫大的作用。
　　　　四、两点说明
　　（一）“中国”一名从《尚书》中第一次出现至今已有两千余年的历史，之所以沿用至今且地域范围逐渐扩展，人们也日渐接受，而没有遭到废弃的命运，的确与它的内涵的三次飞跃关系极大。而这些飞跃的取得，又是诸种因素共同促成的，但自然地理因素对它所奠定的坚实基础，的确对其持久的生命力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可见，一个地方的命名，命名的好坏，对一个地名的存在、使用，确实是大有关系的。这启示我们，在今后对地方的命名中，一定要慎之又慎，万不可心血来潮，随心所欲。
　　（二）“中国”作为一个具有政治地理含义的专有名词，是从近代才出现的。因而，从这一时期至今，“中国”是一个具有明确地域概念的名称。尽管疆域有些盈缩，但各依其历史之本来面目陈述、使用，当不致有太大的问题。比如说到今天的中国，就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部疆域，包括台湾省和港澳地区，这丝毫含糊不得。
　　注释：
　　①意指“对内激怒于中国人民，一直扩展到边延的鬼方部落。”
　　②意指“陈良，生于楚国，喜欢周公、孔子讲述的道理，北到中国来求学，没有听说北方的学生比他学习的成绩好。”
　　③《史记》：“自契至汤八迁，汤始居毫”。
　　④何高济、李申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第１版，第６页。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三个皿下加一个大字
　　＠②原字般下加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