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库】2001年
【文献号】573
【原文出处】《历史研究》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0005
【原刊页号】49～62
【分类号】K21
【分类名】先秦、秦汉史
【复印期号】200101
【标题】新邑考
【作者】彭裕商
【作者简介】彭裕商，1949年生，教授。四川大学历史系　610064
【内容提要】作洛为周初大事，学者对这一重大史实的讨论至今尚未结束。《尚书》中的“周”即成周，作洛时成周业已存在，而周初的作洛，实际上是营建王城。周初殷民的迁徙实际上有前后两次，第一次是在成王三年践奄之后，第二次是在新邑即王城建成之时。
【关键词】新邑/成周/王城/洛邑
【正文】　
　　“新邑”一词见于周初金文和传世的周初文献，学者多以为即是成周始建时之名。笔者研究西周金文，接触到该问题，做了一番考察之后，觉得新邑并非成周，故撰此文以乞正于方家。　
　　对新邑的考察，直接关涉周初营洛，故本文先就该问题做一简要的介绍。　
　　一　周初营洛诸说　
　　关于周初营洛，自古至今，学者意见多有分歧，大致有三种不同说法。　
　　（一）双城说。即认为周初在洛所作为两城，即成周与王城。此说自古流传，是诸说中最早的。　
　　1.《公羊传》宣公十六年：“夏，成周宣谢灾。成周者何？东周也。”昭公二十二年：“秋，刘子、单子以王猛入于王城。王城者何？西周也。”昭公二十六年：“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成周者何？东周也。”　
　　2.《汉书·地理志》河南郡雒阳，自注：“周公迁殷民，是为成周。”河南，自注：“故ｊｉá＠①＠②地。周武王迁九鼎，周公致太平，营以为都，是为王城，至平王居之。”　
　　3.郑玄《诗·王城谱》：“周公摄政五年，成王在丰，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谓之王城，是为东都，今河南是也。召公既相宅，周公往营成周，今洛阳是也。”　
　　4.《后汉书·郡国志》：“雒阳，周时号成周。”“河南，周公时所城雒邑也，春秋时谓之王城。”　
　　5.《书·洛诰》：“我乃卜涧水东、ｃｈáｎ＠③水西，惟洛食。”孔传曰：“今河南城也。”“我又卜ｃｈáｎ＠③水东，亦惟洛食。”孔传曰：“今洛阳也。”　
　　6.《书·多士》：“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孔疏：“以《洛诰》之文，成周与洛邑同时成也。”　
　　7.陈梦家：“西周时代东西两都并立，而各有‘双城’，一为宗庙而一为王宫。”（注：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二），《考古学报》10册，1955年，135页。）　
　　8.陈昌远：“新邑洛实为二地：一为成周，一为王城。”“成周与王城实为二地。周公为了经营东方，在雒水北、ｃｈáｎ＠③水东、西筑了两座成，总称雒邑。”（注：陈昌远：《有关周公营雒邑的几个问题》，《中国古代史论丛》8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　
　　9.唐兰“（令方尊）王是王城，即王都的简称，下文说‘明公归自王’，御正卫簋说‘懋父赏御正卫马匹自王’，均可证。据《书·洛诰》周公营洛时，‘我乃卜涧水东，ｃｈáｎ＠③水西，惟洛食；我又卜ｃｈáｎ＠③水东，亦惟洛食。’所说涧东ｃｈáｎ＠③西之地，在汉代为河南郡河南县；ｃｈáｎ＠③东之地为雒阳县。”（注：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中华书局，1986年，211页注19。）　
　　10.许倬云：“新邑大约有两个城，一为周王的东都，一为殷遗迁入的成周……王城在西，成周在东。然而两地合称则是新邑。”（注：许倬云：《西周史》，三联书店，1994年，124页。）　
　　（二）包摄说。即认为周初所建仍为两城，但统称为成周，或王城为成周的一部分。　
　　1.宋吕祖谦《大事记解题》卷1：“孔子序《洛诰》曰：周公往营成周，则成周乃东都总名。河南，成周之王城也；洛阳，成周之下都也。”　
　　2.童书业：“王城即成周之内城，成周乃东都之总名。”（注：童书业：《春秋王都辨疑》，《中国古代地理考证论文集》，中华书局，1962年。）　
　　3.李学勤：“西周初年，周公禀承武王的遗志，在今洛阳地区营建了东都，并把商人遗留下来的‘顽民’迁到该地。东都宗庙宫寝所在，后称为王城；被迁来的‘顽民’聚居的地方，据《尚书序》在其东郊，逐渐也形成城市。用汉代的地名来说，王城即是河南，‘顽民’所居即是洛阳……西周时期，成周包括王城，并不是相排斥的两个地名。”（注：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14页。）　
　　4.杨宽：“成周是东都的总称，王城只是东都的宫城，并非相距四十里的两个邑……至于《令彝》说‘明公朝至于成周’，‘明公归自王’，‘王’该指王城，王城也是指成周的宫城。”（注：杨宽：《西周初期东都成周的建设及其政治作用》，《历史教学问题》1983年4期，5页。）　
　　5.王玉哲：“这个新大邑包有两地：一为王城，一为成周。中隔ｃｈáｎ＠③水。西周铜器《令方彝》反映得甚清楚：既说‘明公朝至于成周’，又说‘明公归自王（城）’，可证‘成周’与‘王城’是二非一。”“大概‘成周’是这一地区的总名，包有‘王城’。”（注：王玉哲：《周公旦的当政及其东征考》，《人文杂志》丛刊《西周史研究》，1984年，140、147页注23。）　
　　6.史为乐：“我们认为周公所营洛邑即成周，王城是成周的一部分。”（注：史为乐：《西周营建成周考辨》，《中国史研究》1984年1期，149页。）　
　　（三）一城说。即认为周初所建只有一座城，成周、王城、洛邑均为一地异名。　
　　1.李民：“在西周时期，洛邑与王城并非两地，当时，仅有洛邑（成周）之称，而无王城之名。当时，洛邑的范围既包括涧、ｃｈáｎ＠③之间的周人聚居区，也包括ｃｈáｎ＠③水以东的殷人聚居区。若把洛邑分为王城与成周二地，并说前者在西，后者在东，恐与西周的史实不相符合。”（注：李民：《说洛邑、成周与王城》，《郑州大学学报》1982年1期，18页。）　
　　2.曲英杰：“自汉以来，学者多以为周人在此地营筑有二城，王城在西，成周在东……实际上，此地在整个周代作为王都者一直是只有一座城，即成周城。所谓洛邑、王城等，原是其不同称谓。”（注：曲英杰：《周都成周考》，《史学集刊》1990年1期，1页。）　
　　3.杜勇：“在可信的西周文献中，我们不曾看到‘王城’一词，即使《尚书》有多篇言及营洛事，‘王城’也无一见。”“周王频频活动于成周而与王城不相瓜葛，是成周乃东都，王城为子虚。”“要之，周初营建东都洛邑，只有一座位于涧东ｃｈáｎ＠③西的成周城，双城说是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的。”（注：杜勇：《周初东都成周的营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4期，42、45、52页。）　
　　上举一城说都认为周初所建只有一城，即成周城，而王城之名起于春秋时期。　
　　以上是各家对周初营洛所持的不同看法。不难看出，要弄清这一段史实是有相当难度的。对以上各家的说法，本文不打算逐一加以评论，只是提出自己的意见，供大家选择。我认为，弄清这一段重要史实的关键，乃是对新邑的考定。新邑所指究为何处？是否就是成周？就这一重要问题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其它问题，本文试做如下考察。　
　　二　新邑与周　
　　在西周金文中，提到新邑的目前所见有四器：＠④士卿尊、臣卿簋、臣卿鼎（两器铭文相同）、柬鼎。数量既很有限，铭文又都非常简略，没有提供可资考察的材料，故仅凭此无法确定新邑究竟是不是成周。但传世的周初文献相比之下有较多的记载，可据以对这一问题进行考察。　
　　在《尚书》中，有不少篇章都提到新邑，其中有些可以看出新邑与周对言，而不是周。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四方民大和会，侯、甸、男、邦、采、卫、百工、播民、和见士（事）于周，周公咸勤。　
　　——《康诰》　
　　周公曰：王肇称殷礼，祀于新邑，咸秩无文。予齐百工ｂēｎｇ＠⑤从王于周。　
　　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　
　　——《洛诰》　
　　《康诰》的“见士”即西周金文的“见事”。　
　　以上材料可见，新邑与周对言，而不是周。《康诰》的记载说明，在新邑营建以前，此地早已有周。《洛诰》“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一句，更是清楚表明新邑与周是两个地方。　
　　新邑既不是周，那么，周又是指的什么地方呢？由以下几点来看，应是指的成周。　
　　（一）成周在周初也单称周。《史记·周本纪》言武王“营周居于雒邑而后去”，可推知武王所营当时即称之为周，即后来的成周。　
　　著名的保卣，其铭文云：“遘于四方会王大祀侑于周”，我们曾指出，保卣为迁居洛地的殷遗所作之器（注：彭裕商：《保卣新解》，《考古与文物》1998年4期。），该器出于洛阳，这里的周也显然是指的成周。　
　　（二）《康诰》说“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可知周公当时已在洛。周公既在洛，则为营建新大邑而举行的“大和会”和“见事”都不可能到西土的周去举行。并且下文还说“周公咸勤”，也证明“大和会”和“见事”不是在西土的周，不然周公就不能在洛“咸勤”这些人了。四方民和“侯、甸、男、邦、采、卫、百工”为营建新邑而“和会”，也不可能千里迢迢到西土的周去“见事”。所以这里的周明显应在洛地，应即成周无疑。　
　　（三）《洛诰》前既云“予齐百工ｂēｎｇ＠⑤从王于周”，后又云“以在周工往新邑”。稍加分析，也可看出这里的周应即成周。1.周公和百工往返于新邑与周之间，说明周在新邑附近。2.当时成王和周公均在新邑，则“从王于周”之周不得为西土之周。3.据《酒诰》的记载，百工实为殷人。下文将要指出，这些人在营建新邑时已迁至洛地，所以即使成王当时在西土之周，他们也不可能千里跋涉跑到西土的周去从王，然后又返回新邑。这些都可看出，周非成周莫属。其实，《洛诰》一篇的周都是指的成周，这个问题我们在下面还要谈到。　
　　结合金文材料来看，新邑也不是成周。按照一般的说法，新邑是成周始建时的称呼，后来改称成周，就不称新邑了。但我们发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一）1966年出于宝鸡的何尊，铭文与《西清续鉴甲编》所著录的“周甲戌方鼎”和传世的德方鼎有联系（注：李学勤：《何尊新释》，《新出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39页。）：　
　　惟王初迁，宅于成周，复禀武王＠⑥福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尔考公氏，克弼文王……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ｙì＠⑦民’……”　
　　——何尊　
　　惟四月，在成周，丙戌，王在京宗，赏在安……　
　　——周甲戌方鼎　
　　惟三月，王在成周，延武王福自镐，咸，王锡德贝廿朋，用作宝尊彝。　
　　——德方鼎　
　　很明显，上面一组铜器为一时所作。何尊铭文引武王的话“余其宅兹中国，自之ｙì＠⑦民”，意在说明时王迁宅于成周乃是秉承武王之遗志，则时王非成王莫属。德所作器除方鼎外，尚有方座簋，与鼎系同一批铸造。方座簋器形纹饰又与周初记载武王伐纣的利簋完全相同，也证明这一组铜器的年代在成王早年。何尊铭末有“惟王五祀”，可知作于成王五年，即成王营建新邑之年（注：彭裕商：《周公摄政考》，《文史》45辑，中华书局，1998年。）。这一组铜器都有成周之称，最早的德方鼎所记为成王五年三月事。而《康诰》、《召诰》、《洛诰》等篇所记也是成王五年三月以后事，都称“新邑”。尤其是《洛诰》，据篇末记月，知该管之作在成王五年十二月，晚于何尊等器，但仍称“新邑”。这就说明新邑和成周是某一个时期同时并存的两个名称。　
　　又有学者认为周初有所谓周公摄政七年，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周公并无摄政之事，成王五年以前也不存在一个周公摄政七年的时期，何尊等铜器与《召诰》、《洛诰》是同时的。这一问题笔者另有专文（注：彭裕商：《周公摄政考》，《文史》45辑，中华书局，1998年。）。　
　　（二）称新邑的铜器在年代上也不早于称成周的铜器，如柬鼎和臣卿簋。柬鼎器形同应公分裆鼎（注：唐复年：《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器影集》46，中华书局，1993年。），也接近献侯鼎。其共同特征是器腹加深，腹壁略向外鼓，与周初武成之际的分裆鼎有明显的不同。后者继承晚殷作风，主要特征是器腹较浅，腹壁直。献侯鼎铭文已提到成王，器当作于康王初年（注：彭裕商：《谥法探源》，《中国史研究》1999年1期。）。应公所作器除分裆鼎而外，据陈梦家先生所言（注：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三），《考古学报》1956年1期，67—68页。），尚有圆鼎、方鼎等11件。目前可考见器形者，包括分裆鼎共7件（注：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三）图版5、6（方鼎、觯）；唐复年：《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器影集》160（簋）；《西清古鉴》13卷18页（簋）；《故宫》下册上编图138（卣）；《西清古鉴》16卷1页（卣）。），都是西周早期的形制，陈梦家先生定其时代在成康时期。其中两件簋，以器形纹饰而论，应在康昭之际。由上可见，柬鼎的年代不会太早，至少是晚于成王五年的何尊、德方鼎等诸器。　
　　总之，从金文材料来看，成周和新邑也是并存的，并非同一地的先后两个不同名称。　
　　考察营建的时间，也可看出新邑不能是成周。　
　　先来看成周的营建。《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克商后为了稳定政局，曾“营周居于洛邑而后去”，其记载本于《逸周书·度邑解》。其营建的具体地点，据《度邑解》“自洛ｒｕì＠⑧延于伊ｒｕì＠⑧”的记载，可知所营“周居”在伊洛地区，正是后来的成周，是成周的营建当上溯到武王时期。这与上所论新邑营建以前洛地早已有周的情况是吻合的。　
　　《左传》昭公三十二年援引周敬王的话说：“昔成王合诸侯，城成周，以为东都，崇文德焉。”把成周的营建归之成王。但《左传》成书于战国中期（注：徐中舒：《左传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左传选·后序》，中华书局，1979年。），所言周初之事自不能与周初文献相比。如文中所说的“城成周”，即修成周的城墙，就与周初的情况不符。有考古学者指出（注：郑杰祥：《商代地理概论》，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10—11页。），从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不仅商代晚期都城殷墟没有城墙，而且迄今为止，也还未发现商代晚期和西周时期其它城堡的遗迹。所以成周和王城在始建时应该是没有城墙的。《左传》所说的修城墙是春秋时期的情况（注：《逸周书·作雒解》说周公“及将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云云，也是东周人的说法。）。并且，徐中舒先生还指出，《左传》一书多有预言，如三家分晋、田氏代齐等，在书中均有端倪，可见该书并非全为实录。故其所言周初之事，不能全视为周初实录，只能看成是战国中期的一种说法。　
　　至于新邑，其营建即周初的“作洛”，在成王五年，晚于成周。　
　　《尚书大传》说“周公摄政……五年营成周”，《书序》说“成周既成，迁殷顽民”，自汉代以来，学者多认为新邑是成周。究其原因，不外乎因成王也于是年到成周“即辟”以治天下，所以很容易使人想到新邑就是成周。但如仔细推敲，就会发现这是有问题的。据《召诰》记载，新邑的正式大规模营建是在三月二十一日甲子，前此只作了“经营”、“攻位”等项工作。而又据该篇，也就是在三月二十一日甲子这天，成王已在新邑（注：彭裕商：《周公摄政考》，《文史》45辑。）。何尊、德方鼎等器也明确记载成王于是年三、四月在成周，并有在京室诰宗小子等事。但以新邑当时的情况而论，成王不能在此地就天子之位是很明显的。且当时西土尚有镐京，成王也没有必要急于跑到一个刚开始营建的新邑去就位。这样就产生一个矛盾，这一矛盾李学勤先生早已发现了，他说：“据《召诰》，召公在三月戊申到达洛地，卜宅经营。至乙卯日，周公至洛。甲子日，周公用书命庶殷诸侯，兴建新邑。所以，在三月份不能有周王来成周，四月丙戌也还不能有什么京室，这是十分明显的。”（注：李学勤：《何尊新释》，《新出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43—44页。）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他就把何尊、德方鼎等铜器的年代定在了康王时期。实际上，如本文所论，新邑不是成周，成周的兴建在武王时，成王是到成周就位而不是在新邑，则上述矛盾自然就不存在了。下文我们将要指出，成王到新邑是为殷民相宅。　
　　综上所论，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两点认识：1.新邑不是成周；2.新邑与成周相近，同在洛地。　
　　三　新邑与王城　
　　由上面的考察，我们知道新邑不是成周，本节的讨论将进一步指出，新邑即后来的王城。　
　　首先我们来看新邑的居住者及其方位。从《尚书》的记载来看，新邑的居住者主要是殷遗民。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王曰：告尔殷多士，今予惟不尔杀，予惟时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兹洛，予惟四方罔攸宾，亦惟尔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逊。尔乃尚有尔土……今尔惟时宅尔邑。　
　　——《多士》　
　　王肇称殷礼，祀于新邑。　
　　孺子来相宅，其大＠⑨典殷献民。　
　　——《洛诰》《多士》记载周公在新邑告商王士，说明商王士当时在新邑。文中记述营建新邑的目的时又说“予惟四方罔攸宾”。宾即宾客之宾，此作动词用，犹《易·观卦》：“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之宾。“攸宾”谓四方来朝贡时宾客之住处。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修建新邑有两大目的：1.作为四方朝贡时之住处；2.用以居住殷遗民。该篇接着又说“尔乃尚有尔土”，“今尔惟时宅尔邑”，可知新邑是商王士的长期居住之地。正因为新邑是用来让殷遗民居住的，所以《召诰》记载修建新邑的才是“庶殷”。《洛诰》称成王用殷礼祀于新邑，又称成王“来相宅”而“大＠⑨典殷献民”，也都说明新邑的居住者主要是殷人。以前的学者因不明新邑的居民主要是殷人，所以觉得周王用殷礼在新邑祭祀很不好理解，于是就把殷礼讲成盛大之礼。其实，《尚书》中许多篇章如《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ｓｈì＠⑩》、《多方》等，文中的殷字均是殷商之殷。《君ｓｈì＠⑩》还说到“殷礼陟配天”，“殷礼”也即《洛诰》的“殷礼”。　
　　新邑的居住者为殷人，也可从西周金文中得到证明。西周金文提到新邑的有＠④士卿尊、臣卿簋、臣卿鼎、柬鼎等，其铭文如下。　
　　＠④士卿尊：丁巳，王在新邑，初□。王赐＠④士卿贝朋，用作父戊尊彝。子□。　
　　臣卿簋：公违省自东，在新邑，臣卿赐金，用作父乙宝彝。　
　　柬鼎：癸卯，王来奠新邑，□二旬又四日丁卯，□自新邑于柬，王□贝十朋，用作宝彝。由铭文很容易看出来，＠④士卿尊和臣卿二器的作者都是住在新邑的，前者铭末有族徽“子□”，大家知道，族徽在殷代各家族中是最为普遍的，而甲骨文中的“子某”都是与商王室有血缘关系的殷商贵族，即多子族，这个问题下面还要谈到。所以＠④士卿尊的作者无疑是殷代贵族；臣卿二器没有族徽，但有“父乙”称谓，以天干称其父祖是商人的特征。在商代，商王在故去后，后人即通过占卜的方式，选择故去商王的最佳祭日，祭日选十天干不选地支。在王室而外，殷人的其他家族也用这种方式来称呼其父祖，于是就有祖甲、祖乙、父丁、父庚等称呼，有的还在日干前加一日字，如著名的商代三戈的“祖日某”、“父日某”、“兄日某”以及金文中的“文考日某”等等，所谓日，即是指的祭日。西周时期，殷代遗族仍沿袭其传统，如微氏家族以天干称其父祖，其他众多署有族徽的西周器铭称其父祖也用这种方式。这方面的情况笔者曾有一小文论及（注：彭裕商：《谥法探源》，《中国史研究》1999年1期。），可参考。　
　　而周人则与此不同。首先，王室就不以日干称其父祖，王季、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等称呼，就与商王不同。王室而外的其他周人族氏也从王室，一般也都不以日干称其父祖，如何尊、班簋、师＠(11)鼎、师丞钟、＠(12)驹尊、毕鲜簋、召伯虎簋等等，其作者皆为周人，父祖之称均不以日干。这种情况反映了殷周两种不同文化的差异。臣卿二器有“父乙”称谓，其作者当为殷人。　
　　柬鼎铭文有残缺，但其大意可知：癸卯日“王来奠新邑”，丁卯王从新邑去柬，临行前赐与该鼎作者贝十朋，说明作者居住在新邑。该鼎措辞多同殷墟甲骨文，如“二旬又四日丁卯”，就是常见于殷墟甲骨文的说法。铭首记干支“癸卯”，也常见晚殷器铭，这些都说明其作者是使用殷文化的殷代遗民，情况与保卣类同。　
　　上举金文材料所反映的情况与文献所载相合，都说明新邑的居住者是殷遗民。　
　　我们再来看新邑的位置。这方面的记载目前材料较少，但仍可看出来，新邑是在成周的西面不远。《多士》记载周王对殷人说：“告尔多士，予惟时其迁居西尔，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宁，时惟天命。”是说要把殷民向西迁徙。下文我们将要论到，殷民初迁时居于成周附近的洛，至此始迁居于新邑。这样，新邑既在成周之西不远，且其规模又较大，称为“新大邑”，由此看来，新邑应即是后来的王城，其初建成时称为新邑。　
　　《洛诰》云：“公不敢不敬天之休，来相宅，其作周匹休。”“相宅”又见《召诰》，都是指相新邑之宅，“作周匹林”匹乃匹配之意，当然是指营建新邑。这里的关键是周，如讲成西土之周，而以新邑为成周，这句话就不大通顺了。因为成周也是周，不能与周相对而称为“周匹休”。新邑与成周为匹，也非王城莫属。　
　　历来学者多认为王城所居为周王，这恐怕是把王城之王理解为周王的缘故，故而王城也即为周王所居之城。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下一节将要指出，自成王以降，西周时期周王并不居于王城。那么，殷遗所居又何以叫王城呢？　
　　《多士》说：“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可知新邑居住的主要是商之“王士”，什么是商之“王士”呢？结合甲骨文的记载来看，所谓“商王士”应是指与商王有血缘关系的一些氏族。据甲骨文记载，商代有王族、多子族，还有多生，如：　
　　甲子卜争：雀弗其呼王族来？（《缀合》302）　
　　己亥贞：令王族追召方，及于……（《南明》616）　
　　丁酉卜：王族爰多子族立于＠(13)？（《南明》224）　
　　贞：令多子族比犬暨廪蜀叶王事？（《前》6、51、7）　
　　惠多生飨？惠多子？（《甲编》380）　
　　笔者曾在一篇小文里谈到（注：彭裕商：《非王卜辞研究》，《古文字研究》13辑，中华书局，1986年。），卜辞的“王族”，其核心人物为时王的直系亲属，主要是其子辈，“多子族”的核心人物为前王的子辈，他们或是时王的亲弟兄、从父弟兄，或是时王的诸父诸祖。也就是说，这些族氏的首领都与商王有或近或远的血亲关系，他们就是《多士》所称的“王士”。将《多士》与《多方》相对照，也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些人与商王室的关系。《多士》诰告的对象是“商王士”，文中说“乃命尔先祖成汤革夏”，称成汤为其先祖，则其为成汤后裔甚明。又说“惟尔王家我适”，称其为商之“王家”，“王家”当然是与商王有血缘关系的人。《多方》诰告的对象则主要是商王朝的异姓族邦，文中说“乃惟成汤，克以尔多方简代夏作民主”，又说“乃惟尔商后王”，既不称成汤为其先祖，后王前面又加商，措辞与《多士》迥然不同。在称呼上，二者也是不同的。《多方》云：“告尔有多方士暨殷多士。”很明显，“有多方士”是指殷商时代的异姓贵族，“殷多士”则指与商王室有血缘关系的同姓贵族。《诗·文王》提到“殷士”，“殷士”当然就是《尚书》的“殷多士”，该诗上一章又称其为“商之孙子”，与上举《多士》称成汤为其先祖相合，其与商王有血缘关系甚明。《多士》记载迁往新邑的就是这些“殷多士”。这些“王士”在商代地位高，权势大，是商王朝的中坚力量，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故后人称之为“殷顽民”。这些“殷顽民”是周初统治者最不放心的，《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灭殷后即计划要营建大城堡（定天保）以迁居殷遣（“悉求乎恶，贬从殷王受”），所以在成王平叛以后，即秉承武王遗志，将其迁到洛邑以防不测。至于“多生”，则是与商王无血缘关系的异族，其中也有不少家族与商王室有婚姻关系，但其社会地位明显不如王族和多子族，这一类人在周人眼里是相对次要的，《左传》定公四年记载分鲁公“殷民六族”、分康叔“殷民七族”就是这一类氏族，而《多方》的“有多方士”则应为其首领及其上层人物。又据《多方》“告尔有多方士暨殷多士”，既提到“有多方士”，则迁往洛邑的殷人中也应有一部分地位较高而与商王室关系密切的“多生”族。　
　　我们说居于新邑的殷人主要是与商王有血缘关系的商代贵族，还有一些旁证。上文已经提到，＠④士卿尊、臣卿二器以及柬鼎，由铭文来看，其器主都是住在新邑的殷代遗民。此外，在洛阳出土的殷遗所作殷式铜器还有保卣、我方鼎等。大家知道，殷商时代能铸造和拥有铜器的都不是一般的人，这说明迁到此地的绝不是一般的殷民，而是在商代很有地位的人，他们不仅带去了已有的铜器，同时还带去了百工，在洛阳继续铸造殷式铜器。＠④士卿尊还记有族氏名“子□”，属甲骨文的多子族，也即《多士》所说的“商王士”。　
　　由上所论，可知新邑居住的并不是周王，而主要是商之“王士”，则王城一名之由来，当不谓周王所居之城，乃指殷商“王士”所居之城。周王理应居于武王时所营的“周居”，即成周。　
　　王城初建时称为新邑，后定名为王城。其定名的时间，据目前所见最早提到王城的昭王初年的令方尊铭文推测，至少在昭王以前，即成康之世。以理推之，王城既指商王士所居之城，其定名可能在商王士迁居新邑后不久，即成王时期。　
　　综上所述，王城实建于西周初年，所以西周金文的“王”，应即王城。这一点唐兰、陈梦家等先生早已指出，杨宽、王玉哲等先生也同意这种说法（详本文第一节）。以前一些学者由于要否定王城为西周初年所建，曲解西周金文的“王”，认为不是指王城。其实，金文的记载是非常明白的，正确理解并不困难。昭王初年的令方尊、方彝铭文记周公子明保在成周用牲于京宫、康宫之后，再用牲于“王”，然后再从“王”返回（明公归自王）。“用牲于生”的典礼，应自《洛诰》“王肇称殷礼，祀于新邑”而来。“王”与在成周的京宫、康宫对举，很明显是指的王城。令本为殷代氏族，相当于上文提到的“多生”，因世为作册，殷亡后遂为周作册之官，应与周之其他官吏同居于成周，这在铭文中是看得出来的。令器出在洛阳，也证实了这一点。所以“明公归自王”一句是指明公自王城返回成周，返回以后再赐令物品，文意通畅。如把“王”讲成周王，谓“自王祭所而归”，而王祭所又在成周，则所谓归，实在不知归于何处。又，应侯钟说：“王归自成周”，与“明公归自王”句法相同，也可见“王”应是地名。在令器外，提到王城的还有穆王时的御正卫簋，铭云：“懋父赏御正卫马匹自王”，该铭“自王”，明显就是令器“明公归自王”的“自王”，王即王城。有学者认为是懋父之马赐自周王，以之转赐御正卫，这种说法是很牵强的。西周金文言转赐者，其措辞与御正卫簋不同，如效尊铭云：“王赐公贝五十朋，公赐厥涉子效王休贝廿朋”，说得清清楚楚。所以如果真是懋父将王所赐之马转赐御正卫，则当云：“懋父赏御正卫王休马匹”。可见“自王”确应如唐兰、陈梦家等先生所言，理解为“自王城”为是。　
　　四　西周时期的成周与王城　
　　由上所论，成周和王城的营建虽略有先后，但在西周初期均业已建成。本节将以传世文献和西周金文为依据，进一步对二者在西周时期的大致情况做一简要的讨论。　
　　首先，从政治地位来看，成周显然是当时东方的政治中心。由周初文献和西周金文可知，西周时期，周王和周东都之百官居于成周。　
　　《洛诰》记载成王在新邑对周公说“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后。”历来学者由于把新邑当成是成周，所以就把这句话的周讲成了西土的宗周镐京。但这样一来，这句话就不好讲了。据何尊铭文可知，成王居于成周是贯彻武王“余其宅兹中国，自之ｙì＠⑦民”的遗志，《召诰》也说：“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是说成王要居成周以治天下，与何尊的记载相合。而来了之后马上又说要走，实在是莫名其妙。并且，《洛诰》在“予小子其退”以后还记载周公说“其自时中ｙì＠⑦”，“中ｙì＠⑦”当然是指在成周治天下，如果成王所说“即辟于周”果真是到西土的宗周即位，则周公当不会在其后又说“其自时中ｙì＠⑦”了，所以这里的周应指成周无疑。　
　　“命公后”也不是说命周公立后，后即该篇“迪将其后”和《多士》“朕不敢有后”之后，乃先后之后，有继续的意思。周公本应随成王到成周就辅相之位，但当时新邑的营建尚未完工，所以成王先到成周“即辟”，而命周公留在新邑继续董理新邑的营建，也就是下文所说的“迪将其后，监我士师工”。周公在成王之后到成周就位，这就是“命公后”。《洛诰》下文又记载成王对周公说：“公定，予往已。公功肃将祗欢，公无困哉！”定，止也。谓周公留在新邑而成王往周“即辞”。功即《金＠⑩》“公乃自以为功”、《诗·七月》“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之功，谓土功，此指营建新邑之事。这几句是成王勉励周公的话，也是“命公后”最好的注足。　
　　由上可见，成王只在新邑始建之时到过新邑，或曾作过短暂的居留，然后即往成周就天子之位。《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周公在丰，病，将没，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离成王。’”也说明成王居于成周。　
　　但《召诰》又记载，召公在新邑向成王进言时曾提到“宅新邑”，这是不是说成王居于新邑并以之为东都呢？我们认为，由以下几点来看，恐不能做此理解。首先，《洛诰》记载成王在新邑说“余小子其退，即辟于周”，何尊铭文也说成王“宅于成周”，已清楚地表明成王不在新邑居位。其次，《洛诰》说：“孺子来相宅，其大＠⑨典殷献民”，可知成王到新邑是为殷人“相宅”，并非以此为东都。第三，以当时的情况而论，新邑既为“商王士”所居，而令尊等金文材料又清楚地表明，周之百官居于成周，则成王自不当离开周之百官而与“商王士”住在一起。李学勤先生指出，宅字本身并无定都的意思，如《多士》“今尔惟时宅尔邑”，《多方》“今尔尚宅尔宅”等，都只是一般的居住之意（注：李学勤：《何尊新释》，《新出青铜器研究》，40页。）。所以《召诰》说“宅新邑”，可能是因成王当时在新邑的缘故，或者新邑也建有周王的居宅，类似后代的别宫。总之，不管这句话应作何解释，成王并未在新邑长久居住是可以肯定的。　
　　在西周金文中，最早记载成周的是上举成王五年的何尊等器，铭文记载成王初宅于成周。以后西周各时期的金文材料也都有记载周王在成周的，所记与文献相合。而据上面第一节所引《汉书·地理志》的记载，周王居王城是从平王才开始的。　
　　周王既居成周，则东都之百官也自应在成周，所以令方尊记载明公到成周“舍命”于周之百官。　
　　而王城则只是殷遗民居住，虽其规模较大，但在性质上只是个一般的城市，自然很多事情都不会与其相关涉，其政治地位远不能和成周相比，所以目前能看到的非常有限的西周文献材料没有提到王城。金文的记载相对多些，但也少见王城，除前举令方尊、方彝和御正卫簋外，不见其它器铭。　
　　其次，成周有周之宗庙。何尊、周甲戌方鼎记载成周有京室、京宗；令方尊提到成周的京宫和康宫，京室、京宗也即京宫；ｙǔ＠(14)簋有“成周大庙”。凡此都可见周之宗庙建在成周，所以《多士》说“比事臣我宗多逊”，“我宗”即成周之宗庙。新邑也有宗庙，《洛诰》记载成王在新邑祭文王武王，并入太室ｇｕàｎ＠(15)，说明新邑是有庙的。但该篇记载成王祭祀文王、武王主要是为了向二王报告留周公在新邑继续董理营建之事，这不是一般的常规祭祀。并且该篇上文还说：“王肇称殷礼，祀于新邑”，看不出来此地所建为周之宗庙。推测新邑所建为殷庙，成王在殷庙举行祭祀，其情形与周原甲骨文记载商纣王在周原的周庙里祭祀其父帝乙相类同。　
　　第三，在规模上，王城大，成周小。《康诺》、《洛诰》、《召诰》等周初文献称新邑为“大邑”或“新大邑”，可知王城的规模是较大的。考古发掘目前尚未发现西周时期的成周与王城，这恐怕与当时未修筑城墙有一定关系。不过，东周承自西周，我们可据东周时期的情况来做推断。1954年，考古学者在洛阳涧河东岸找到了汉河南县城的位置（注：郭宝钧：《洛阳古城勘察简报》，《考古通讯》1955年1期；《一九五四年洛阳西郊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6年2期。），为王城位置的确定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后来在汉代城址的城外又发现了一座东周城，据《洛阳涧滨东周城址发掘报告》（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洛阳涧滨东周城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2期。），这里发现的东周时期的城址，“城墙大约建于春秋中叶以前，从战国时代以至于秦汉之际曾迭加修补；到了西汉后期以后，就逐渐荒废了。代之而起的当是大城圈里的小城圈（汉河南县城）。”这里的东周城显然是王城，据发掘者所言，其面积大约是汉河南县城的4倍，与周初文献记载王城为“大邑”的情况相吻合。关于成周城，据文献可知，其面积较王城小，《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记载敬王“使富辛与石张如晋，请城成周。”杜注云：“子朝之乱，其余党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成周狭小，故请城之。”后来诸侯城成周，才扩大其规模，是狄泉包括在城内了。以理推之，西周时期成周不如王城大也是合理的。成周营建较早，在武王时期。当时政局尚未稳定，众多的“庶殷”也还未迁往洛邑，尚不具备营建大规模城市的条件；并且当时东西两都并立，成周仅为东都，还有镐京作为西都，周王两都并居，故成周也无须太大的规模。而王城则不同，其居住者为商之“王士”，这些“王士”又各有私属，如营建新邑时具体劳作的“庶殷”和《多士》提到的“尔小子”之类，其人数必然远远多于成周之百官，没有大规模的城邑是无法安置的，所以王城的建造必须是“大邑”的标准。而东迁以后，周王朝只有东都了，成周就显得狭小，所以自平王开始周王就居于较大的王城了。由此而论，《汉志》记载王城“至平王居之”，应该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王城既比成周大，则非成周内城也就不辨自明了。　
　　五　其它相关问题　
　　以下将简要讨论与周初新邑营建密切相关的两个问题，以作为上文的补充。　
　　（一）周初殷遗的迁徙。周初成王平叛以后，曾将大批殷遗民迁到洛邑地区。学者多以为殷民是一次迁徙到成周，以后再未动过。但如仔细考察，就会发现殷民的迁徙实有前后两次。第一次是由殷都迁到成周附近，第二次则是由第一次的迁徙地再迁往新邑做长久的居住。　
　　关于周人迁徙殷遗民，《尚书》和《逸周书》有如下的记载：　
　　王曰：多士，昔朕来自奄，予大降尔四国民命，我乃明至天罚，移尔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逊。王曰：告尔殷多士，今予惟不尔杀，予惟时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兹洛，予惟四方罔攸宾，亦惟尔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逊。　
　　——《书·多士》　
　　尔乃自时洛邑，尚永力畋尔田。　
　　——《书·多方》　
　　（成王）二年又作师旅，临卫政殷，殷大震溃……俘殷献民，迁于九毕。　
　　——《逸周书·作洛解》由《多士》的记载，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殷民的迁徙前后实为两次。“昔朕来自奄……移尔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逊，”是第一次迁徙；“今朕作大邑于兹洛”几句是第二次迁徙。第一次迁徙在篇中是追述，所以用“昔”；第二次迁徙是目前的事，所以用“今”。“昔”与“今”相对，分别表示前后两次迁徙之命。　
　　第一次迁徙，时间是“昔朕来自奄”，《多方》作于成王践奄还归宗周时，已说“尔乃自时洛邑”，可知殷人已迁至“洛邑”，二者的记载是吻合的。成王践奄在成王三年（注：彭裕商：《周公摄政考》，《文史》45辑。），这就很明白地告诉我们，殷人自殷都地区迁往洛地的时间是在成王三年。《作雒解》记载殷民的迁徙在成王平叛以后，时间也大致不差。其迁居的具体地点，《多方》说是“洛邑”，《作洛解》说在“九毕”。《多方》的“洛邑”肯定不是新邑，因为新邑当时还没有开始营建。“洛邑”也不是成周，因为周初文献和古文字材料，从未见到称成周为洛邑的例子。并且《多士》说“比事臣我宗”，比者近也，可知殷民所迁之地是在“我宗”附近，“我宗”为周之宗庙所在，当然是指成周，这也说明“洛邑”不是成周。《作雒解》所说的“九毕”，孔注云：“成周之地”。唐兰先生认为九毕应为九里之误，九里为成周之地（注：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25页。）。所谓“成周之地”，当然也是成周附近之地，不然，何不直接说迁于成周，而要说九毕。总之，殷人所迁的洛邑既不是成周，更不是成王五年才开始营建的新邑，而是洛地的另一座城邑。这座城邑由甲骨文的记载来看，至迟在晚殷时期已经存在。以下是两条帝乙帝辛时的卜辞：　
　　癸丑［卜在］洛贞：王［旬］亡祸？（《合集》36959）　
　　癸丑［王卜］在洛＠(16}（注：本条卜辞由拓片来看，洛字和＠(16)字之间也可能还有缺字，但“在其＠(16)卜”乃第五期卜辞常见的文例，所以我们仍然可以肯定本条卜辞的洛是指洛地的城邑，而非洛水。）贞：［旬亡］祸？王［占曰］吉。（《合集》36960）　
　　由上可见，当时商王住在洛地，则此地必有宫室等建筑，其为城邑是无疑的。第二条卜辞还称洛为＠(16)，＠(16)者师之所驻，说明此地的城邑还应有一定规模。甲骨文的洛和洛＠(16)应该就是《多方》所说的洛邑（注：郑杰祥先生也认为甲骨文的洛应在古洛水下游，今洛阳市所处的河洛平原之上。详《商代地理概论》，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280页。），成王三年，殷人自殷都一带迁往此地。《召诰》记载新邑的营建者是“庶殷”，也说明殷人早已迁至此地。不然，如此地在成王三年尚属荒野，很难想象能将大批殷民迁到此地。汉魏时代尚有文献记载洛阳东北有周初殷顽民曾经居住过的“上商里”。《后汉书·鲍永传》：“赐永洛阳商里宅。”李贤注：“《东观记》曰：‘赐洛阳上商里宅。’陆机《洛阳记》曰：‘上商里在洛阳东北，本殷顽人所居，故曰上商里宅也。’”甲骨文的洛、洛＠(16)，《多方》的洛邑，应即此地或其附近一带。　
　　伪古文《尚书·毕命》有这样一段话：“惟周公左右先王，绥定厥家，毖殷顽民，迁于洛邑，密迩王室。”“王室”应指成周无疑，所迁之洛邑密迩王室，即在成周附近，与本文上面所论相合。伪古文《尚书》学者多不屑一顾，但近年已有学者持不同观点，如李学勤先生早已指出，流传至今的大量古籍一般都要经过历代的整理，并有较大的变化，才能定型，古人整理古籍的要求和标准可能和今天不一样，“清代学者批评的今本古文《尚书》（按：即伪古文《尚书》），其中有些问题也许就出于整理的缘故。”（注：李学勤：《对古书的反思》，《李学勤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45—46页。）笔者同意李先生的看法。关于周初迁殷民的详情，《书序》云：“成周既成，迁殷顽民”，足证汉人已不太清楚，而《毕命》却说“毖殷顽民，迁于洛邑，密迩王室”，早已超出汉人的师说范围，必有所本。　
　　由上所论，殷人第一次迁徙在成王三年，从殷都迁往洛邑。洛邑是晚殷以来的旧城，其规模应不会很大，地面建筑恐怕也不能与殷商王士在其故都的居住条件相比，但因当时在“我宗”成周附近也无更好的安置地，所以只好安置在此地居住。至成王五年，政局已经稳定，周人即开始营建新大邑以作为所迁殷人的长久居住之地，于是便有了殷人的第二次迁徙。　
　　关于殷人的第二次迁徙，《多士》说：“予惟时命有申”，申，《尔雅·释诂》云：“重也”，有继续和追加之意，是说在原有第一次迁徙之命的基础上更有所追加。追加之命即“今朕作大邑于兹洛”几句，是命居于洛邑的殷人再迁往新作的大邑。《多士》又记载周王对殷民说“告尔多士，予惟时其迁居西尔，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宁，时惟天命，无违，朕不敢有后，无我怨。”所谓“奉德不康宁”是指周人已在成王三年将殷人迁至成周附近的洛邑，至此营建新邑，又再将殷民向西迁往新邑。这样一再迁徙，就有“奉德不康宁”之嫌，所以成王才用“时惟天命”来向殷人解释，并且许以“朕不敢有后”，以抚安之。又说：“尔乃尚有尔土，尔乃尚宁干止……今尔惟时宅尔邑，继尔居，尔厥有干有年于兹洛。”表示此乃殷人长久定居之地，以后不会再有迁徙之事了。　
　　综上所论，周初殷遗民的迁徙前后实有两次，第一次是由殷都地区迁往成周附近的洛邑暂时居住，第二位再由洛邑向西迁往新大邑长久居住。　
　　《书序》记载殷民的迁徙，说：“成周既成，迁殷顽民”，以成王五年的营洛为营建成周，而系殷遗的迁徙于是年，与《多士》《多方》等篇的记载明显不合。所说迁徙地点成周是错误的，而时间则属殷人的第二次迁徙。　
　　（二）关于《尚书》中的洛及洛邑。《尚书》中与本问题有关的洛或洛邑见于以下一些篇章。　
　　1.《康诰》：惟三月哉生霸，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　
　　2.《召诰》：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　
　　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ｒｕì＠⑧。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则达观于新邑营。　
　　3.《洛诰》：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ｃｈáｎ＠③水西，惟洛食；我又卜ｃｈáｎ＠③水东，亦惟洛食。　
　　4.《多士》：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今朕作大邑于兹洛。　
　　尔厥有干有年于兹洛。　
　　5.《多方》：尔乃自时洛邑，尚永力畋尔田。　
　　以上各篇提到的洛，所指有下面几种情况。　
　　1.指晚殷以来的洛邑。　
　　《多方》作于成王三年践奄还归之时，当时新邑尚未营建，所以该篇的洛邑即甲骨文中的洛和洛＠(16)。　
　　2.指新邑及其所在的地区。　
　　《多士》“周公初于新邑洛”，称新邑为洛，此应为新邑之初名。究其所以，盖因洛邑原为殷遗所居，新邑的居住者也是殷人，故称其所徙之城邑也为洛。这种情况就像周一样，周人也称其先后所居之地为周，如岐周、宗周、成周等，同时也都可单称为周。并且新邑本在洛邑附近，大范围也可称为洛。　
　　《洛诰》“我卜河朔黎水”几句，历来没有讲好，这几句两言“惟洛食”，洛字所指也无人做仔细的探讨。笔者认为，将此句与《召诰》相联系，可以看出这里的洛与《多士》相同，实指新邑所在之地。《召诰》记载召公“先周公相宅”，于三月五日戊申到达洛地并卜宅，得卜后即开始“经营”，三月七日庚戌开始“攻位”，历经五日甲寅而位成，可知新邑的营建不仅已通过占卜确定了位置，并且已开始动工。甲寅的次日乙卯，周公至洛，然后通观新邑的营建。《洛诰》说“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所言与《召诰》相合。这就是说，周公至洛的时候新邑的营建已在召公的主持下完成了前期工作，这个时候本不需要再卜宅了，但《洛诰》为什么记载周公至洛后又作了多次的占卜呢？其答案就是该篇上文所说的“予乃胤保，大相东土”。胤者，继续之意，大相即广泛相视。原来周公的卜宅是继召公以后，更为广泛地占卜新邑的位置，以检验召公的卜宅是否正确。推其原因，无非是表示慎重，以达到安抚殷人的目的。所以周公说卜了河朔黎水、又卜了涧东ｃｈáｎ＠③西、又卜了ｃｈáｎ＠③东，算是“大相东土”了，结果都是洛地吉，以此证明召公的卜宅是对的，已选定了最佳位置。所以这里的洛应指刚开始营建的新邑的所在地。本来新邑的位置也在涧东ｃｈáｎ＠③西的地区内，但可以看出，周公是将河朔黎水、涧东ｃｈáｎ＠③西，ｃｈáｎ＠③东等地与洛对卜，这种选择性的卜问，常见于殷墟卜辞（注：彭裕商：《殷代卜法新探》，《夏商文明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河朔黎水、ｃｈáｎ＠③东等地与洛对卜而不是洛，可知同样与洛对卜的涧东ｃｈáｎ＠③西也不会是洛，而应是这一地区除洛以外的其它地点，不然这几句话就讲不通了。然自汉代以来，由于学者对周初洛邑地区的情况没有详细的了解，所以对这几句话的解说往往经不得推敲。最主要的是，各家都认为周公先卜宅并献图与卜兆于成王以后新邑才开始营建，新邑的位置是待周公卜宅以后才确定的。这就必然要附会王城和成周的位置，从而指涧东ｃｈáｎ＠③西为王城，ｃｈáｎ＠③东为成周，同时也就必然要把洛字讲成洛水，并置河朔黎水于不顾。但问题是涧东ｃｈáｎ＠③西和ｃｈáｎ＠③东明明是两个不同的地方，如两处均为吉地，则古人何不云“惟食”，而要多加一洛字，说成“惟洛食”呢？可见这里的洛并不是涧东ｃｈáｎ＠③西和ｃｈáｎ＠③东。不然，把两处都笼统地称为洛，其不合理是显而易见的。并且周公卜宅时早已有成周，则ｃｈáｎ＠③东不得为成周也是很明显的。　
　　《洛诰》记载成王对周公说“公既定宅”，可知献图于成王也不是让成王裁定在何处建新邑，而只是备案性质的。据《逸周书·度邑解》，新邑的位置应是在武王时就大致定了的，召公和周公的卜宅只是证明这个地方是吉地而已，以此来安抚殷人，并非胸中无数的广为占卜，然后再视占卜结果而定新邑的位置。　
　　《召诰》“太保朝至于洛”，“周公朝至于洛”，《洛诰》“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太保和周公都在洛或洛师卜宅，所以洛和洛师也都指新邑始建时的地点。《洛诰》称“洛师”，师者众也，表示洛地因营建新邑而人员众多。《诗·公刘》记载公刘率族人到京地时，也因当时京地人口众多而称“京师”。　
　　《康诰》“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多士》“作大邑于兹洛”、“尔厥有干有年于兹洛”，也都是指新邑所在的地区。　
　　3.指洛水。　
　　《召诰》“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ｒｕì＠⑧”，这句话的洛，因后面有ｒｕì＠⑧字，可知是指洛水。　
　　由上所论，洛字在《尚书》中意思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前后实有三种涵义，即：1.晚殷时已有之洛邑；2.新邑及新邑地区；3.洛水。　
　　本文结论可归纳为下述几点：　
　　1.新邑不是成周，而是后来的王城。　
　　2.成周的营建较早，约在武王克商后的两年间；王城的营建较晚，在成王五年。周初的所谓“作洛”，实际上是营建王城，不是成周，但成王也于是年始迁居成周以治天下。这两件政治上相互关联的大事是同时进行的，所以周初文献和金文材料对此有较多的反映，也因此而引起了一些误会。　
　　3.周初王城的居住者主要是与商王室有血缘关系的“王士”，周王不住在王城。周王与周之百官都住在武王时营建的“周居”，即成周。周王居王城是平王东迁以后的事。　
　　4.城市规模，王城大，成周小。但在政治地位上，王城不能和成周相比。　
　　5.周初殷民的迁徙，前后共有两次。第一次在成王二年，从殷都地区迁到晚殷时已有的洛邑。第二次在成王五年“营洛”之时，从洛邑再迁往“新邑”。　
　　6.《尚书》中的洛，所指有三种情况：(1)晚殷时之洛邑；(2)新邑及新邑地区；(3)洛水。　
　　成周和王城的兴建是周初政治上的重大举措，直接关系到政局的稳定。这样的大事理应见于典籍的记载，但历来由于学者多把新邑看成是成周，指作洛为营建成周，所以王城的营建就不见于载籍了，因而引起了种种推测和论议，意见难以统一。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郏的繁体　
　　　　＠②原字辱右加阝　
　　　　＠③原字氵右加廛　
　　　　＠④原字鸣的繁体右加攵　
　　　　＠⑤原字亻右加平　
　　　　＠⑥原字丰的繁体　
　　　　＠⑦原字刈的左半部　
　　　　＠⑧原字氵右加内　
　　　　＠⑨原字忄右加享　
　　　　＠⑩原字为大字左右各加一个百字　
　　　　＠(11)原字木下加食右加凡字　
　　　　＠(12)原字缘的右半加下加皿　
　　　　＠(13)原字石右加乇　
　　　　＠(14)原字吾右加攵　
　　　　＠(15)原字礻右加果　
　　　　＠(16)原字追的里边右加姊的右半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