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两次大规模更改地名的比较》

徐鸿修

在中国历史上，从战国到秦汉是诸侯割据称雄向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转变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内，政区地名不断有所变化，但是大规模、大范围的改变，主要有两次：一次是秦统一过程中的改变，一次是王莽改制时的变动。这两次变动的历史背景、方法和效果都是大不相同的，通过比较分析，找出二者的成败得失所在，可以从中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

秦始皇在统一过程中改变政区地名，主要是继承商鞅变法以来扩地置郡的办法，在扩张领土的过程中同时推广郡县制。扩占一个地方，就在这个地方废除原来的诸侯以及与诸侯割据称雄相联的行政建制，改置为郡或县。从扩张到统一的过程，也就是推广郡县制和改变政区地名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从商鞅变法后惠文王在位期间国势转向强大时开始的，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分天下为三十六郡”时，在全国范围内初步完成。三十六郡是哪一些？汉唐以来各家的说法不尽相同，我们认为谭其骧先生的说法较为可靠（参见谭著《秦郡新考》）。三十六郡中在今山东境内的有齐郡、薛郡、琅玡三郡及东郡大部、砀郡一部、泗水郡一小部。齐被灭以前是大国，所以齐郡的郡境也很大，包括了今山东的北部和河北南部一带。薛郡是由鲁、邹、滕、薛等国辖境合并起来建立的。为什么叫薛郡，不叫鲁郡？因为鲁国在初封时虽是头等诸侯，春秋以后却一天天走下坡路，到战国时终于因国势衰弱被楚所灭，鲁地成了楚地的一部分。若名楚郡，楚地的统治中心不在这里，有名不符实之嫌；若叫鲁郡，战国时的鲁国已微不足道，有新郡之地大于战国鲁境的缺点，所以索性选一个历史更久的小国薛来作郡名。总观秦始皇所定的政区地名，大抵是在郡、县之前加上一个知名度较高的传统地名，郡、县表示政区级别，旧地名表示各政区的地理方位和大致范围。郡县制是统一的、新兴的制度，方位和范围是特定地理实体的标识，新的政区概念与传统的地名结合起来，既消除了诸侯割据时代政区地名混乱的遗迹，又保持了地理实体名称的连贯性和稳定性，较好地解决了新与旧、变与不变的关系问题，符合地名演变的规律，所以这一次变革基本上是成功的。此后，在秦亡以前和西汉一代，郡县虽不断有所增并调整，如秦时分琅玡置胶东郡，开胡、越后置南海等四郡，西汉自高帝至平帝，郡、国增至103个，但郡县名的变动都是局部的，原有的郡县多数仍沿用旧名，新增郡县的命名也大抵仿照秦法。

西汉末年，地主制固有矛盾的发展引起了严重的社会危机，王莽乘机篡夺了西汉政权，建立了“新”朝。在推行旨在巩固“新”朝统治的“改制”措施时，对行政建制和地名进行了大规模的、频繁的改变。王莽改制的指导思想是“绝汉美新”，一切措施都要表现出汉家国运已绝，“新”朝前途无量。在他看来，新朝建立后如果仍然沿用以前的行政建制和政区地名，新朝之“新”就会大为逊色，所以非改不可。由于他的地名改革是出于主观需要，毫不顾及地名演变的客观规律，所以处处表现出任意胡为的荒谬性。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行政建制变动范围过大

天凤元年（公元14年），王莽比附《周礼》，参照《王制》，下令推行“乡遂（队）”制，“分长安城旁六乡，置帅各一人；分三辅为六尉郡。河东、河内、弘农、河南、颍川、南阳为六队（遂）郡，置大夫，职如太守”。《周礼》所述天子都城外分置六乡，六乡以外分置六遂的建制，本来是战国时人对西周时代行政建制的猜想，不是西周的实际制度。可是王莽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偏要以当代周公自居，大力支持古文家《周礼》是周公所作的说法，并比附《周礼》、《王制》改变行政建制和全盘改定官制，推行乡遂制就是他改变行政建制的一项措施。由于推行乡遂制，长安城郊平添增设了六个特级行政单位（“帅”级之乡），“三辅”（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分而为六，扩张为六个一级（郡级）行政单位——六尉郡。而原西周东都周围的六郡则改为“六队（遂）”，又升六遂之一、原西周东都所在的河南郡为“卿”级行政单位，下置六个郡级行政单位——六郊。这样，单是推广乡遂制这一项“改革”，就增加了七个特级行政单位，八个郡级行政单位。以此为起点，王莽还仿照《周礼》的畿服制将郡国分为“内郡”、“近郡”和“边郡”，由此又引起了一连串的变动，一些郡增加属县，一些郡减少属县，有的郡分成几个小郡，“大郡至分为五”。据《汉书·王莽传》所述，在推行乡遂制的当年，郡级行政单位便增加到125个，净增数不少于22个，县级行政单位增加到2203个，净增数不少于616个。变动的剧烈，在历史上是少见的。

二、政区改名随心所欲

王莽在大规模改变行政建制的同时，对政区地名也随心所欲地乱加改变。他改变政区地名的主观随意性，有以下几个特点：

1.应合“符命”

汉代地方行政建制分郡、县二级，政区地名中的级别区分本来是很明确的。可是，王莽在改变地名时却任意混淆政区地名中的级别概念，把一些郡、县改称为“亭”，“郡县以亭名者三百六十，以应符命之数”，如东郡和濮阳县都改名“治亭”，赵国改名“桓亭”，济阴冤句县改名“济平亭”，平原郡鬲县改名“河平亭”等等。符命本来是骗人的把戏，分开来说，符指“瑞应”，命指天命。合起来说，把一些自然或人为的特殊现象当作祥瑞以证明某人应运该当做天子，就叫做符命。如平帝末年，有人奏报武功县长孟通淘井淘出了一块石头，上圆下方，上面写有红色的文字：“告安汉公莽为皇帝”，就是王莽的爪牙伪造的一项“符命”。从此以后，王莽共得到五花八门的“瑞应”四十多样，所以他称帝后特派十二个大臣“班符命四十二篇于天下”。在这些符命里，大约有一篇曾暗示新朝的措施应该以天为法，天的圆周为360度，所以王莽要把360个郡县改名为亭。象这样应合符命的地名“改革”，实在毫无科学性可言。

2.以“新”代旧

王莽所建的王朝国号为“新”，所以他对新字怀有特殊的感情，在更改地名时大量使用美化“新”字的词汇来代替原来的地名。州郡级的如益州改名“就新”，汉中郡改名“新成”，西河郡改名“归新”，苍梧郡改名“新广”，信都国改名“新博”等；县级的如汝南郡阳城县改名“新安”，新息县改名“新德”，西平改名“新亭”，新郪改名“新延”，新阳改名“新明”，成阳改名“新利”等，一郡之内就用了六个美新的县名。其他如汉阳改为“新通”，安汉改为“安新”，信都县改名“新博亭”，武功改名“新光”等，都是把“新”字与褒义词结合起来做地名。好象这样一改，新朝就会广、博、利、通，伟大无比了。

3.粉饰太平

王莽篡汉后自以为在他的统治下到处是一片升平气象，所以在更改政区地名时大量采用粉饰太平的吉祥词汇，郡级的如东郡改名“治亭”，桂阳改名“南平”，南郡改名“南顺”，犍为改名“西顺”，右北平改为“北顺”；县级的如槐里改名“槐治”，安陵改名“嘉平”，平陵改名“广利”，博阳改名“乐家”，锺离改名“蚕富”，房子改名“多子”，复阳改名“乐岁”，东武改名“祥善”，望都改名“顺调”，唐县改名“和亲”，秺县改名“万岁”等，无一不是大吉大利的词汇。好象地名改得吉利一些，新朝就会国运亨通，万岁万万岁了。

4.标榜“道德”

王莽以天生的圣人自居，满口仁义道德，嘴上说说还不够，还要通过更改地名来加以标榜。如敦煌郡改名“敦德”，河南郡大尹改名“保忠信卿”，左冯翊征县改名“汜爱”，九江郡历阳改为“明义”，沛郡城父改为“思善”，琅玡郡临安改为“诚信”，邞县改为“纯德”，武乡改名“顺理”，西河郡徒经改为“廉耻”，会稽郡乌伤改名“乌孝”，剡县改为“尽忠”，北海郡瓡县改名“道德”，柳泉改为“弘睦”，东莱郡东牟改名“弘德”，临淮郡下相改为“从德”，淮阴改名“嘉信”等，真是不胜枚举。总之，单从地名看，中国历代各王朝的道德水平没有比王莽新朝更高的了。

5.以反代正

王莽认为，新朝的建立是革了汉家的命，所以他在更改地名时也要以反代正，用地名的反义字把原名倒过来。如齐郡的西安改成“东宁”，西河的圜阴改成“方阴”，辽东的辽阳改成辽阴，中山国的曲逆改成“顺平”，沛郡的符离改为符合，广平国的曲周改成直周，玄菟郡高勾骊改成下勾骊，会稽郡无锡改成有锡，魏郡即裴改为即是，东平国无盐改为有盐，亢父改为顺父，泰山郡刚县改成柔县，上党郡谷远改成谷近，上谷郡沮阳改为沮阴，右北平夕阳改为夕阴，胶东国即墨的墨，古代是一种刑罚名，所以改成即善。总之，方的改成圆的，高的改成下的，曲的改成直的，阴的改成阳的，远的改成近的，刚改成柔，无改为有，以示新朝要和汉家对着干。偶尔也有改得好的，如东昏改为东明，以后流传下来了，这是极个别的例外，其他都是短命的，新朝完了，倒过来的地名也就作废了。

6.文字游戏

这个方式与以反代正相反，是用含义相同或相近的字代替原名，有的是以今字代古字，有的是以古字代今字，有的是以今字代今字。如东郡发干县改为戢盾县，“干”是盾的古名，发干是把盾拿出来的意思，戢盾是把盾收起来的意思，发和戢意思相反，干和盾却是异名同实。又如周承休改为嘉美，美是休的今译。魏郡武安改为桓安，“桓桓”是古人描述“威武貌”的形容词。此外如陵改为陸，竹改为篤等等，都是有意卖弄“学问”的文字游戏。

7.妄自尊大

王莽改制把内政搞得一团糟，然而对周边的少数民族，他却要摆出一副天下至尊的架子，用自夸自大，含有污辱少数民族意义的文字来改变边郡的地名。如陇西郡改为厌戎，厌是镇压的意思。天水郡改为填戎，填与镇同义。五原郡改为获降，云中郡改为受降，定襄郡改为填狄，代郡改为厌狄，长沙国改为填蛮，代郡平邑县改为平胡，琅玡郡改为填夷，等等。总之，东西南北的少数民族无一不在镇压之列。在此之前，王莽曾派人到边疆少数民族那里颁发新室印绶，收回汉印绶，引起各族的反抗。由此可知，王莽更改边郡地名是他有意识地挑起民族纠纷以转移汉族人民视线的总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

王莽改变地名的主观随意性，不仅表现在指导思想和改名方式的荒谬上，而且表现在改名范围的广大上。据粗略统计，汉平帝时的103个郡国，王莽称帝后改名的有70多个，占郡国总数的70%以上；县级政区1587个，王莽改名的有475个，接近三分之一，加上《汉志》所未载的王莽新增的600多个县，估计县级政区改名的比例不会低于二分之一。随意改名的范围如此广大，势必造成很大的混乱和危害，明显可见的混乱和危害，至少有以下几点：

一是政区地名所表示的点面关系被搅乱了，如“亭”原来是最基层的行政单位，大致相当于现在的行政村。王莽用“亭”来作郡名、县名，势必造成以亭为名的郡“亭”下有县，同时又有县级的亭，县和县级的“亭”下有乡，乡以下又有基层之亭的奇怪现象，不但政区地名中的级别概念被全盘搅乱，而且亭的地域大小也无法靠名称来辨别了。

二是郡与治所异名，而与所辖远县同名，如南郡改名南顺，治江陸，而南顺县在原来的编县。九江郡改名延平，治所在寿春邑，而所辖的曲阳县改名延平亭。涿郡改名垣翰，治所在涿县，而垣翰亭在原来的武垣县。类似的例子很多，用代号来表示就是：郡名A，郡治所名B，所辖各县中又有一个名A，单从地名看，人们很容易误解为A郡的治所不在B而在A县。

三是郡与邻近郡国所辖之县同名，如济南郡改名乐安，治东平陵，而东邻千乘郡又有一个乐安县，北邻平原郡富平（侯国）也改名乐安亭；三个乐安相距不远，稍有疏忽就会张冠李戴。

四是同名的县份增多，如颍川傿陵县改名“左亭”，河南苑陵县也改名“左亭”，两个左亭是紧邻，治所相距不过七十多里。又如著名的雒阳改名“宜阳”，而弘农郡的宜阳仍保留旧名，两个“宜阳”的治所相距不过140里，中间只隔着一个河南县。东莱郡的阳石县改名“识命”，琅玡郡的椑县也改名“识命”，和上述两例一样都是异郡之县同名。甚至一郡之内也有两县同名的情况，如金城郡的允吾县和允街县都改名为“修远”县，辨别起来就更加困难了。

五是地名所表示的方位被颠倒了，如辽阳因位于辽水之北而得名，王莽改为辽阴，其实辽阳并未迁到辽水之南，如果打仗时按水南为阴的惯例到辽水以南去寻找辽阴就会贻误战机。

六是因为地名的改动缺乏连贯性，上上下下弄不清新旧地名的对应关系，诏书文告不得不用双名法加以说明。有一通诏书是这样写的：“制诏陈留大尹、大尉，其以益岁以南付新平，新平故淮阳。以雍丘以东付陈定，陈定故梁郡。以封丘以东付治亭，治亭故东郡。以陈留以西付祈隧，祈隧故荥阳。陈留已无复有郡矣，大尹、大尉皆诣行在所。”后来，因为变动太频繁，双名法也说不清楚了，不得不回过头来恢复旧名。正如史书所说：“其后岁复变更，一郡至五易名而还复其故。”（《汉书·王莽传》）变来变去最后终于恢复旧名，宣告了王莽地名改革的彻底破产。

王莽改变地名为什么失败了？主要的原因是他违背了地名演变的客观规律，企图用形式主义的改名来变革现实。他的改制并没有解决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社会并没有进步，现实并没有改变，政区没有大规模改变的必要。王莽企图用改变地名的办法来造成一种虚假的变革感，借以推进他的改制运动，这是自欺欺人。秦始皇改革政区地名为什么成功了？因为他是在现实改变以后，用新名去适应和肯定变革的成果，同时又把新名和旧名统一起来。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启示：更改地名要注意历史的经验教训，切忌把主观愿望当作客观需要，离开实际需要和地名演变的客观规律轻率地改变地名。名和实要一致，形式和内容要统一，光改名是不能创造奇迹的，所以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

原载于：《文史哲》(济南)1997年第02期 第39-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