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名变迁的社会地理背景

——以明清以来的皖南低山丘陵为中心

王振忠

历史地名的变迁，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但对地名的研究，不应满足于简单的地理学分类，而应对地名变迁的历史轨迹，作出较为细致的分析。在这方面，尤其应当重视历史地名变迁的社会地理背景，以期从一个侧面把握区域社会发展的脉络。

徽州历史文献浩繁无数，除了传世典籍之外，还有大批新发现的徽州文书，这些资料为地名学的研究提供了无微不至的珍贵史料。①本文即以皖南低山丘陵(尤其是歙县)的地名变迁为例，②分析历史地名变迁的社会地理背景。

一、从地名志看徽州地名的改名和雅化

地名变迁中有一种现象，称作雅化，也就是由“鄙野”的地名转化而为“文雅”的地名。在徽州，明清时代出现大批地名雅化的现象，对于这种地名现象的解释，应当从徽州社会村落发展的角度去探讨。

揆诸实际，在人群入居一地之初，对于定居点地名的命名，大概冠以定居者的姓氏最为便当，而对于定居点周遭地名的命名，则因其自然形状、动植物之特征加以命名，想来亦颇为常见。前一类地名在住民未有变化的情况下，往往能得以沿袭。而后一类较为原始的自然形状、动植物地名，则随着人们对周遭环境的熟悉，以及其他方面的因素，逐渐成为雅化的对象。如以女性生理特征类比自然形状命名的“阴阜坑”，后就改作“殷富坑”。至于许多动物性地名，也都纷纷改成其他的字眼，如：狗田—就田；石鸡—石际；蛇坑—霞坑；蜘蛛肚—知川；猪形—朱形；蛇坑—韶坑；蛇源—贤源。这些都使得原先的动物性地名转向更为文雅的表述。类似的例子还有植物性地名，如“苦竹”改作“古祝”。由于地名也是人们纳福祈祥的一种方式，这一改变当然还与祈求吉祥的心理有关。

改名及雅化，所涉及的不少地名均与徽州的方言或俗语词有关。因此，当代的地名志或地名录中，就专门列有徽州的方言词。事实上，这些方言或俗语词由来已久，徽州民间启蒙读物中早有不少罗列。如方载之《启蒙杂字》③：

山降尖垅垉，凹凸坑口塆心，横岔坞上，山脚启底硔，直墈边檐砦脚，砌塝开塘沟泥，筑坝作堨开圳，田园地坦山场，田堘界至田町，水石河滩，塝砻石塔石，埠头卡岸乡村，……田坂山庄降，塘坞水窟深潭，零碎凑成井段，净欠找数清楚。④

而炳烈《六言杂字》中亦有：“庵堂寺观路亭，高山峻岭岩谷，横培岈坞深林，园坦沟椤圳塝，弯坑堨坝田堘。”上述的“降”、“垅”、“垉”、“坑”、“塆”、“(培)”、“岔”、“坞”、“”、“”、“硔”、“墈”、“砦”、“塝”、“堨”、“圳”、“坦”、“堘”、“町”、“”、“”、“塝”和“”等，均为徽州方言词。

上述的方言词中，有的很早就已出现，如“某某降”的地名在徽州普遍存在，此一地名词早在南宋淳祐二年(1242年)休宁李思聪等卖田、山赤契中即有：“东至大溪，西至大降，……随垄分水直上至大降，直下至大溪。”[1](P3)淳祐八年(1248年)胡梦斗卖山赤契中，也有“东止田，西止降，……其山计叁亩，随田其上止降”。[1](P3)“某某坞”的地名也很早就已出现，淳祐八年胡梦斗卖山赤契中有“尤昌下都马槽坞”。可见，在徽州带“降”、“坞”的地名词迄今至少都沿袭了760年左右。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祁门李阿林卖山赤契中，有“东至墈横过至胡四坞岭”，则“”、“墈”这样的方言用词也沿用了约700年。

方言词的广泛使用，即使是徽州当地人有时也难以弄清某些地名的真实含义。清乾隆《歙县志》就曾这样感叹道：“邑灵山之水，曰大母堨、小母堨，殊不解其义。或曰‘母’当作‘亩’，近是。然《郡乘赋》注云：双桥郑处士绍甃石为堨，截水灌田。绍卒，妾金氏又捐己资买田入租，以备经久之计，乡人德而祀之，故名小母，盖谓妾为‘小母’也。然则‘大母’之名又谁指耶？大抵歙土音多承谬误，呼王为洋，呼潭为屯，可以类推矣。又何怪乎坤沙之为坑稍，尾滩之为米(引者按：此处应缺一“滩”字)，而槐义之为排(按：此处应缺一字)耶？”⑤

随着社会的发展，在士大夫甚至粗通文墨的人们看来，徽州的方言字似乎显得颇为土气，因此，地名方言字往往成为改易的对象。歙县的雅化地名中就将“呈竹培”(培亦作，是山坡之意)改作“呈川”，“鲍家那”改作“鲍川”。

在地名雅化的过程中，人们通常会充分利用方音的相近，将“鄙俗”的地名改用更为“文雅”的字眼。如“后村”改为“浩村”，“后山湾”改为“浩川”[2](P89)，这就是因为方音“后”、“浩”相近。而“项山”改称“翰山”，“瓦村”改称“斡村”，也是类似的例子。

总的说来，传统时代的改名或雅化均有轨迹可寻，有的表面上看似乎并无什么关联，但实际上却有典故存在。如刘家坞改为“敬兴”，“本因居民姓刘取名刘家坞，后因唐敬宗为刘姓祖先雪冤，改用敬兴，意为因唐敬宗施恩而得中兴”。[2](P139)但解放后地名的改名最无章法，绝大部分是以意识形态为依据，缺乏地名的美感。

由地名志资料来看，用“川”字作为雅化的字词，在徽州是最为常见的一种方式(共有75例，约占雅化地名总数的三分之一弱)，这主要是因为“川”的地理含义不仅适合多山地带的地貌特征，而且还与“川”字本身在中国文化中的意蕴有关。因为在汉语的字义中，“川”字有几种含义，大都具有吉祥的意蕴，并与文学、哲学上的某种意境相关联，故而成为人们喜欢选择的字眼。

具体说来，“川”亦作“川河”，是河流的意思。人们用“川逝”表示河水流逝，比喻时光的一去不返。看到“川”字，熟悉传统典籍的人便会想到《论语·子罕》篇中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之句；看到河水或汩汩流淌，或奔腾汹涌，就会想到“川流不息”、“百川归海”这样的成语，想到《礼记·中庸》中的“小德川流，大德敦化”，联想到财富的流动、光阴之流逝以及层见叠出、盛行不衰的喻意。“川”的第二种含义是平川、原野。看到这个“川”字，熟谙古典文学的人脑海中就油然而现一些著名的诗句。唐代诗人崔颢的名篇《黄鹤楼》有：“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前蜀韦庄《山墅闲题》诗：“逦迤前冈压后冈，一川桑柘好残阳。”平川广野，总是与美丽、伤感的自然风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川”的第三种含义是道路，引申为旅途。金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卷6：“莫道男儿心如铁，君不见，满川红叶，尽是离人眼中血。”显然，“川”与惆怅、离别的情绪亦密切相关。正是由于“川”字丰富的内涵，使之成为徽州地名雅化中最为常用的一个字。

而就地名雅化的过程而言，有些地名，特别是一些动物地名的演变，往往经历了不止一次的雅化过程，如大谷运乡的“南岳”，最早叫“猪栏凹”，其次雅化为“珠南凹”，最后才定名为“南岳”，经历了两次的雅化。竹铺乡的“珠川”，因村西小山呈猪形，故名“猪坡”，写成“珠墩”，雅名“珠川”。金竹头，产金竹，且粗大，可制斗，称“金竹斗”，村名因之，后改写成“金竹头”，又雅化为“金川”。石鸡坑先是变成“石积坑”，再雅化而为“善积坑”。栗树底，先是变成“连瑞里”，再雅化而为“连川”。寻狗岭先是变成“承舅岭”，继而雅化为“承旧岭”。项山，先是变成“翰山”(长翰山)，又再雅化而为“虹山”。莳茗坑，因种茶而得名，后改用方言近音作“石米坑”，又改“米”为“美”，作“石美坑”。蛇坑先改成“霞坑”，后又雅化为“龙川”。洪鲸先是改成“洪琴”，后又雅化为“洪川”。黄尉改作“横蔚”，后又雅化而为“璜蔚”。有的地名尚未完全雅化到位(如石扶产、上阳产、阳产、百罗等)。另外，姓氏地名的变化，则往往与住民的变迁有关。

1982年，歙县地名普查办公室在《歙县地名普查工作情况汇报》一文中，对歙县地名的命名特征作过概括，认为歙县地名的命名主要有几类。其中，以姓氏命名或以姓氏加地名命名的方式列在首位，在这种情况下，地名成了族姓的符号。的确，许多地名是因最初居民的姓氏而得名。如歙县高阳，据说该村许姓祖先于唐代从高阳郡迁来，取名高阳，以示郡望。当然，更为常见的是王村、许村之类的地名。随着村落主人的改变，名称就会有所改变。如大茂，歙县吴姓最早定居，后凌姓迁入，改大茂为大孟。临家坞，原以居民姓氏得名凌家坞，后李、冯等姓迁入，改用现名。芳家坞，方姓始居时名方家坞，别姓迁入后改名芳家坞。绍村，原名邵村，张姓迁入后改现名。森村，原由居民姓氏得名孙村，后改。呈田，最先居民程姓，故名程田，后别姓居民迁入，改为呈田。大呈，又名大程村，上呈，本名上程，可能也是因住民变迁而改变。同样，余岸变成渔岸，范村变成蕃村等，亦与此种因素有关。有的是随着别姓的加入而协商改名的，如万二，本是两家姓王的定居，称王二家，后姓汪的迁入，就变成万二。歙县篁村，王氏先居称王村，后蒋姓迁入改篁村。叶岔，原住民为叶姓居民，后居民易姓，遂改称烨岔。鲍村，因鲍氏始居而得名，后改名葆村。詹村因詹氏始居而得名，后改名占村。吴竹源因始居吴姓得名，后改梧竺源。金川始居金姓，后改京川。凌村最早因凌姓而得名，后改宁村。瑶村原作姚村，后改。项山原项姓居住，后改翰山。姚川因姚氏得名，后别姓迁入改称瑶川。凌家湾，仁姓迁入后，改名仁川。金村，古依姓氏名金村，后周姓迁入，改为荆村，后又改名金山。科村，原先柯姓居住，名柯村，别姓迁入后改为科村。姚姓始居称姚家坞，后别姓迁入改用尧家坞。这些，都是因村落住民变化而淡化姓氏冠名。

另一种是因村落住民变化，而强化了姓氏冠名。如溪塝头，后因居户周姓多，改名周邦头。

从上述各例可见，对于地名的改动，通常的原则除了谐音外，还有的是对姓氏的笔画或增或减，如“巴”改“芭”或“琶”，此属笔画的添加；“程”改“呈”，则为笔画的减少。还有的是对汉字细部的改变。如颖川，最早该地以汪姓居多，为纪念其故祖颖川侯而称颖川，后来别姓繁衍，遂改“颖”字为“颍”。因此，地名的变更，往往不是简单的改名，实际上有着居住者发生变化的背景。

二、从方志看历史时期地名的变迁

地名的雅化，可能伴随着地名的不断出现而发生。实际上，徽州地名的雅化由来已久。根据《安徽省歙县地名录》的记录，歙县西溪南一带有琶村、琶塘，原来均为巴氏所建或所修，后改为琶村、琶塘。现在岩寺火车站附近的芭蕉坦，[2](P63)原名巴家坦。上琶坑、中琶坑和下琶坑，原来都因巴姓始居而得名，后来由于别姓迁入，而改称为琶坑。因村庄有三，分别冠以上、中、下以资区别。⑥这些地名的改易和雅化，有的应当在宋代即已发生，因为南宋《淳熙新安志》中就已出现“琶村”这一地名。[3]

从“巴某”改作“琶某”，这种改名，可能与巴氏的迁徙及势力盛衰有关。关于巴氏，以元陈栎之旧本作为蓝本的《新安六县大族志全集》中仅有简单的记载。⑦而明嘉靖时人戴廷明、程尚宽等编撰的《新安名族志》则有详细的描述：巴氏源于四川，梁武帝末年，巴播从丹阳挈家避乱休宁二十四都，“至林川，辟草莱、构庐舍以居，子孙日蕃，遍满其地，卒葬晽田蜻蜓头。自公而下葬是都者二十世，各置守墓之人，迄今千余年，其子孙犹执仆妾礼，此又他族之所无也。今其土人凡祀祖必先设祭于中堂，祭原地主人巴公毕，方行祀祖之礼”。可见，在休宁二十四都，巴氏是极有势力的家族，也可能是最早的定居者。⑧到宋初，巴氏迁居郡城(也就是徽州府城，即今歙县县城)河西，“生五子，诸孙数十人，皆豪迈倜傥，为时闻人，婚嫁不苟，相尚以礼义，子孙世守其教，故徽人称郡城大家必曰‘东门许、河西巴’，盖不独以其世远而人众为然也”。元季迁渔梁坝下。[4](P429-430)明代以后，渔梁坝一支的巴氏因其与商业的关系，而为世人所知。河西与渔梁相近，明代有巴大本，“生财有道，富甲一乡”。当时，河西桥一带还有“巴铺”这样的地名。⑨

从巴氏的迁徙路线来看，该家族在歙西、休东有较为广泛的分布。宋初迁往河西，继而徙居渔梁，巴姓控制了水路要冲⑩，主要是向外发展。(11)

除了渔梁坝、河西一带之外，县东定潭乡的西坑坞一带，也有巴氏分布的痕迹。抄本《徽州府歙县山川毓秀五龙法载》一书中有：“西坞坑，其中有地出知府。西坑坞口定开府……盐商木客，巴坞上下扦，代代有魁元。”(12)不过，这一带的巴氏后来显然也呈衰落趋势，以致出现了“琶坑(上琶坑、中琶坑和下琶坑)”这样被改造了的地名。

与巴氏相关地名之改名及雅化，说明地名的雅化现象与人群势力盛衰密切相关，地名雅化出现的时间至少可以上溯到南宋时期。及至晚清民国，此类雅化现象仍不绝如缕(见表1)。

上述的一些雅化地名，我们并不清楚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囿于史料，以下重点分析清代前期的情况。

清代民国时的徽州方志，均有都图村名的记载，从中，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地名变迁的轨迹。康熙志到乾隆志，都图的结构基本上没有变化，但各都图下隶属的村落稍有调整。就歙县徽商发展的阶段来看，清代前期是其鼎盛时期。康熙《徽州府志》记载：“徽之山大抵居十之五，民鲜田畴，以货殖为恒产，春月持余赀出贸十一之利，为一岁计，冬月怀归，有数岁一归者。上贾之所入，当上家之产；中贾之所入，当中家之产；小贾之所入，当下家之产。善识低昂，时取与，以故贾之所入，视旁郡倍厚。”[5](P441)稍后的乾隆《歙县志》亦曰：“田少民稠，商贾居十之九，虽滇、黔、闽、粤、秦、燕、晋、豫，贸迁无不至焉。淮、浙、楚、汉，又其迩焉者矣。故拥雄赀者高轩结驷，俨然缙绅；次亦沃土自豪，奔走才智，而遍植其所亲所厚；最次且操奇赢，权出纳，翼妻孥，而橐遗其子孙。”[6](P125)在移民外出和商业繁盛的背景下，大批资金被源源不断地输回到桑梓故里，促进了当地村落的发育。康熙年间，休宁著名学者赵吉士指出：“新安之民，皆聚族而处，其在邑者十之一，其在乡者十之九，里邻相接，闾闬相望，一村一落，林塘烟树，必擅山水之胜，檐牙瓦齿，鳞鳞翼翼，栉如也。”[7](P306)这一描述，可以说是徽州一府六县村落发展的生动写照。

由于徽商的前仆后继，歙县的生活水准水涨船高，人们对于物质享受精益求精。再加上一些手工制作还被那些巨商大贾作为土谊，或用以馈赠官僚文人，或用以两淮盐务中的“办公办贡”，进奉内廷，从而促进了当地手工业的发达，形成了一些以手工为业的村落。如“黄氏之铁治”，“居然以业号其村者”。[8](P124)关于黄氏的铁治，乾隆时代歙县人吴梅颠所撰《徽城竹枝词》就写道：“村姓因唐黄最多，数村同姓恐教讹。本行提出为村姓，打猎做香与铸锅。”也就是说，黄姓的村落较多，人们唯恐发生混淆，所以将职业特征冠于姓名之前，出现了以打猎、做香和铸锅等为前缀的地名。此外，溪南的铸炉、螺蜔、岩镇的墨、上汪的爆竹、仇村的刻书、杲山的蜡烛等，也与黄村的做香等相提并论。其中的仇村亦作虬村，尤以刻书业著称于世。

手工业及服务业的繁盛，共同促进了清代前期的村落发展。这种发展，首先表现为村落数量有所增加，如十五都，乾隆志较康熙志多出20个村落；十八都，较康熙志多12个村落；二十二都，较康熙志多出12村落；二十三都，较康熙志多出19个村落。这几个都位于歙县西乡。而歙县其他各乡的情况也并不例外，以南乡九都为例，较康熙志多出11村落。这些，都与清代前期徽商的发展(尤其是两淮盐业的繁荣)密切相关。

清代前期村落的发展，还表现为各类地名的嬗变。民国时人许承尧曾说过：“邑诸山多以金名，金竹有二，其他瑞金、灵金、紫金、富金、贵金，取义皆不可知。”[9](P2777)对此，吴梅颠的《徽城竹枝词》曰：“诸山多把金为号，夜气何尝耀眼飞。”可见，将境内诸山冠以“金”字，至迟应始于乾隆年间。此一时期，正是徽商如日中天之际，“世人多金挥不足”(13)，大批“金”字山名的出现，与扬州盐商臂缠金镯以炫耀财富的做法，可以比照而观。

四、余论

对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的关注，是历史地理研究的核心问题。但人地关系应当包括两个方面，在强调空间意义上的地理要素的同时，亦不应忽视历史时期人的因素。对于徽州而言，宗族社会、文化程度、民间宗教等等，都对历史时期的地理景观产生一定的影响。从这一意义上讲，历史社会地理的视角，以及几近无微不至的民间文献，或许可以为地名研究提供一定的帮助。

雅化是地名变迁中的常见现象。在徽州地名的雅化中，出现了许多以诗文为依据的雅化地名，这与徽州社会的文化水准密切相关。与此同时，诚如许承尧所指出的那样：“敏政改‘黄墩’为‘篁墩’，乃其氏族思想之显著者，盖不欲他姓专此墩耳。吾徽村名颇多牵附，不可猝解，亦由后姓兴而耻袭前姓之旧，必取谐声字易之，其皆师敏政故智，而不自知其褊狭者矣。”[10](P859-860)这可以说是揭示了宗族社会背景下徽州地名变迁的一个基本特征。

注释：

①参见拙文：《历史社会地理刍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第4期；《民间文献与历史地理研究》，《江汉论坛》2005年第1期。

②关于徽州地名研究方面的论文主要有方任飞《也谈“徽州”名称的由来》，《江淮论坛》1983年第5期，后收入氏著《留云文稿》，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93-194页；何建木：《地名与徽州区域社会——以婺源县为例》，《中国方域》2004年第3期；江平：《婺源地名的文化意蕴》，《寻根》2005年第3期。

③内作《备用六言杂字》，竹坪峰方锡光记。

④光绪十六年(1890年)腊月金鸡日方端洋抄，末曰：“莫谓杂字无益，不假百样语言。习学抄写透熟，可助农庄蒙童。”

⑤乾隆《歙县志》卷20《杂志下·拾遗》，第1814页。罗长铭《歙西音录》，米、尾、美同音(读作mi)，《罗长铭集》，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290页。

⑥歙县还有巴坑、帮口(又名巴坑口)。见《安徽省歙县地名录》第30页。

⑦康熙六年(1667年)致一堂藏版《新安六县大族志全集》下卷，该书题作“元大儒陈定宇先生真本，明尚书彭德庵先生参辑，大清后学程以通冠卿补较，婿姚田修德中、男田义子由仝订”，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出版《徽州名族志》，2003年12月版，第176页，“巴氏：休宁大族巴氏，歙县大族巴氏”。

⑧明天启年间编撰的《休宁名族志》列有五十三姓，其中未见巴氏，故其不属于该县的“故旧名族世家”。清嘉庆《休宁县志》卷20《休宁县氏族志》，巴氏在休宁有中街、望干、东林竹岭后和上颜溪等各支，“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627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85年5月版，第2145页。

⑨李日华：《味水轩日记》卷6：“(万历四十二年四月)十四日，薄暮，抵徽州，住河西桥巴铺。”第383页。

⑩万历《歙志考》卷3《户赋议》，《渔梁一带河税议》：“本河不知何年为居民姚姓独据管业，……私裁河税，插亩册以为终占之地，致巴姓人等诘告，屡断含糊……”第48上-下页。

(11)现今渔梁街77号，有乾隆时人巴慰祖之故居。根据清人李斗《扬州画舫录》卷2《草河录下》，记载，“巴慰祖字禹籍，徽州人，居扬州。工八分书，收藏金石最富。”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55页。卷10《虹桥录上》，第250页载，其兄巴源绶，“长来扬州，以盐策起家”。源绶子树恒(字士能)，“世其业，运盐场灶，多奇计”。除了扬州外，巴氏在仪征、汉口等埠均有活动。参见拙著：《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第三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

(12)此书计46页半(有编号)，原为堪舆妙手张宗道所述，由绍兴人王鹤云传来，徽州一个叫“蕴”的人抄录。

(13)袁枚：《随园诗话》卷1，参见《批本随园诗话》批话。关于这一点，详见拙文《明清扬州盐商社区文化及其影响》，《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

原载于：《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年第3期 第58-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