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嶺”考辨

刘新光

“五嶺”一名，首見於《史記》。《史記·張耳陳餘列傳》：秦“北有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淮南衡山列傳》：秦始皇“使尉佗逾五嶺攻百越”。①《漢書·張耳陳餘傳》、《伍被傳》略同，《五行志》則說：始皇“南戍五嶺，北築長城，以備胡越”。②《史》、《漢》雖提及五嶺，卻沒有具體指明五嶺爲哪五嶺及其具體位置。後人言及五嶺，包括在爲《史》、《漢》作注時，對五嶺的認識出現了偏差，遂產生衆多說法，雖有學者考證，也未能達成一致；反觀現代地理學對五嶺的界定，則較爲統一，翻開任意一種涉及該地區的地圖或地理教科書，都很容易獲得以下資訊，五嶺分別爲南嶺山脉中五座著名的山嶺：大庾嶺(位於今江西大余、廣東南雄交界處)、騎田嶺(位於今湖南宜章、郴州交界處)、都龐嶺(位於今湖南省道縣、江永交界處)、萌渚嶺(位於今湖南江華與廣西賀州交界處)及越城嶺(位於今湖南新甯、東安與廣西全州交界處)；又因此五嶺之重要，五嶺又成爲南嶺山地的別名。③然則《史》、《漢》五嶺是否就是今天的五嶺？如若不是，它們又是哪五嶺？與現代地理學所言五嶺有什麽不同？《史》、《漢》五嶺又是如何演化固定成爲現代五嶺的？這一演化發生的關鍵時期是什麽時候？本文試對這些問題進行初步探討，求教于方家。

一、唐以前的記載

《史》、《漢》雖未明言五嶺爲哪五嶺，幸有《史記》三家注及《漢書》顏師古注、《後漢書》章懷太子注，引用先人典籍，對“五嶺”及其位置做了注釋，列述於下：

南朝宋裴駰《史記集解》：“《漢書音義》曰，嶺有五，因以爲名。在交阯界中也。”

唐司馬貞《史記索隱》引晋人裴淵《廣州記》：“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斯五嶺。”④

唐張守節《史記正義》：“《廣州記》云，五嶺者，大庾、始安、臨賀、揭楊、桂陽。《輿地志》云，一曰臺嶺，亦名塞上，今名大庾，二曰騎田，三日都龐，四曰萌諸，五曰越嶺。”⑤

唐颜師古注《漢書》：“服虔曰，山領有五，因以爲名。交趾、合浦界有此領。師古曰，服說非也。領者，西自衡山之南，東窮於海，一山之限耳，而別標名則有五焉。裴氏《廣州記》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爲五領。鄧德明《南康記》曰，大庾領一也，桂陽騎田領二也，九真都龐領三也，臨賀萌渚領四也，始安越城領五也。裴說是也。”⑥

唐章懷太子注《後漢書》：“領者，西自衡山之南，東至於海，一山之限耳。別標名則有五焉。裴氏《廣州記》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爲五領。鄧德明《南康記》曰，大庾，一也；桂陽甲騎，二也；九真都龐，三也；臨賀萌渚，四也；始安越城，五也。裴氏之說則爲審矣”。⑦

北魏酈道元《水經注》，以水導山，亦記載了五嶺，“(連)水出南康縣涼熱山連溪，山即大庾嶺也。五嶺之最東矣，故曰東嶠山”；⑧“(黄)水出(郴)縣西黄岑山，山則騎田之嶠，五嶺之第二嶺也”；“都山，即都龐之嶠也，五嶺之第二嶺也”；“(萌渚)水南出於萌渚之嶠，五嶺之第四嶺也”；“越城嶠水，南出越城之嶠，嶠即五嶺之西嶺也。秦置五嶺之戍，是其一焉”。⑨

《史》、《漢》及《後漢書》的幾位注家，最晚爲唐時人，其所引諸種注釋及所附按語，反映的都是唐及唐以前人們的觀點。裴駰所引《漢書音義》，作者當爲東漢服虔；⑩《史記索隱》、《正義》及顏師古注《漢書》所引《廣州記》五嶺名號相同，衹是次序稍异，應是同一本書；鄧德明，據岑仲勉先生考證(11)，爲南朝宋人；章懷太子注《後漢書》五嶺，蓋沿襲顏師古的說法，其引鄧德明五嶺之第二嶺作“甲騎”，實爲“騎田”之誤；(12)《輿地志》爲南朝陳顧野王的作品。以上諸種解釋紛繁複雜，莫衷一是，歸納起來，可得以下幾條綫索：

1.東漢的服虔是對五嶺作了目前所知最早的解釋，儘管他的解釋非常簡略，沒有指明五嶺爲哪五嶺以及具體位置，但從服說可以知道，五嶺之爲五嶺，不是一個模糊的地理名詞，不能理解爲籠統意義上的多嶺，而是確指五座山嶺。

2.最早指明五嶺爲哪五嶺的，是晋人裴淵的《廣州記》。但此五嶺的具體位置，仍不易確定。

3.南北朝人鄧德明不但指明了五嶺爲哪五嶺，而且將五嶺的位置一一作了說明，其中第三嶺——都龐領(嶺)被安置於九真郡(漢九真郡治今越南清化西北)境。參照服虔及《廣州記》的說法，可知五嶺並未被限定在南嶺及其餘脉中，五嶺位於現代南嶺以南，漢九真、交阯以及合浦郡境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4.北魏酈道元的說法，除第三嶺外，其他四嶺與鄧德明的說法基本相同。第三嶺，酈氏認爲在桂陽郡(治今湖南郴州市)境，是仍位於今五嶺群山之中。

5.由顏師古注及章懷太子注，特別是顏師古對於東漢服虔認爲五嶺在漢交阯、合浦界內的批評，可知不論唐代有無“五嶺”之說，唐人對於秦漢“五嶺”及其位置，已經模糊不清。换句話說，假如唐代存在“五嶺”之說的話，唐五嶺已經和前代，尤其是秦漢五嶺有很大差別，五嶺及其位置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生過變動，大致可以推定。

二、唐人的說法

由於唐以前對五嶺的相關記載，不僅簡略而且歧義紛出，很難統一；相形之下，唐代典籍中有關五嶺的材料則既豐富又具體。因此，後人在考辨五嶺時，唐人的記述往往倍受重視，甚至以唐人的記載爲基礎進行探討。茲先將前代學者提到的、唐人的有關記載分述於後。

《通典》卷一百八十四《州郡十四》：

自北徂南，入越之道，必由嶺嶠，時有五處。塞上嶺一也，今南康郡大庾嶺是。騎田嶺二也，今桂陽郡臘嶺是。都龐嶺三也，今江華郡永明嶺是。甿渚嶺四也，亦江華界白芒嶺是。越城嶺五也，今始安郡北，零陵郡南，臨源嶺是。西自衡山之南，東窮於海，一山之限也。(13)《太平御覽》卷五五引《南康記》：

秦始皇略定揚越，謫戍五方，南守五嶺。第一塞上嶺，即南康大庾嶺是；第二騎田嶺，今桂陽郡臘嶺是；第三都龐嶺，今江華郡永明嶺是；第四甿渚嶺，亦江華郡白芒嶺是；第五越城嶺，即零陵郡南臨源嶺是也。(14)此五嶺與鄧德明《南康記》五嶺不同。又據岑仲勉先生考訂，李昉所引《南唐記》亦不是鄧德明的《南康記》，應爲唐天寶時人的作品，因而此五嶺應是唐人的說法。(15)

按《元和郡縣圖志》對五嶺的叙述不够完整，因而學者對其不够重視，今人覃聖敏在《五嶺辨正》一文中說：

李吉甫《元和郡縣誌》亦叙及五嶺，惟有缺卷，僅見二嶺：“越城嶠，在(全義)縣城(按：中華本無“城”字)北三里，即五嶺之最西嶺也。”“萌渚嶠在(馮乘)縣北一百三十里，即五嶺之第四嶺也。”(16)此外，由前引顏師古和章懷太子注文，可知唐人對於秦漢五嶺，已經不能確知其指，不過，二人均以裴氏之說爲審，又實爲一說。

對比唐與唐以前五嶺諸說，不難發現，唐五嶺與南北朝時鄧德明《南康記》、酈道元《水經注》、顧野王《輿地志》名號基本一致(17)，五嶺位置亦基本相同，惟第三嶺都龐改爲“江華郡永明嶺”了。江華郡治今湖南道縣西，與南北朝時都龐嶺所在的藍山縣相去甚遠。都龐嶺的位置，由原來位於騎田、萌渚嶺之間，轉移到萌渚、越城嶺之間了。這一變化是唐五嶺較之前代記載的最大不同！

唐人對五嶺及其位置的解釋，不僅未能澄清唐以前五嶺諸說，反倒又增添了新的說法。顏師古與章懷太子對於這些异說，大概也不能定奪，因而說：“領者，西自衡山之南，東窮於海，一山之限耳，而別標名則有五焉。”“一山之限”指的應當就是今天整個南嶺山脉；“而別標名則有五”，是南嶺又有五個子嶺。二人沒有辯證諸說，卻都直接指認晋人裴淵的說法是正確的。

由上述諸段分析可知，探討“五嶺”及其位置問題，不僅涉及五嶺名號及具體空間分布，還應將時間因素考慮在內，也就是說，五嶺及其位置，起碼在唐以前，在不同的歷史時段是各不相同的。衹有綜合把握時空因素，方有可能對五嶺作全面的認識，“五嶺”方能名至實歸。

三、後人的探討

唐以後，唐人“五嶺”的觀念則逐漸爲世人接受，遂成爲一種固定的說法，並一直沿用至今。宋人王應麟《通鑑地理通釋》：“秦南守五嶺：塞上嶺一也(今南安軍大庾嶺)；騎田嶺二也(今郴州臘嶺)；都龐嶺三也(今道州永明嶺)；甿渚嶺四也(今道州白芒嶺)；越城嶺五也(今靜江府北、永州南臨源嶺)。”(18)《明一統志》：“南安府(大庾嶺所在)……當五嶺最東”；“都龐嶺，在永明縣北五十里，東北連掩山，西南連荆峽鎮……一名永明嶺。秦王翦降百越，以謫戍五萬人守五嶺，都龐其一也。”“越城嶺，在興安縣北三里，即五嶺之最西嶺也。”(19)如文初所引，現代地理學對“五嶺”及其位置的界定，正是唐人的“五嶺”。

不過，由於五嶺諸說差异較大，特別是唐代的五嶺說與前代的說法矛盾之處非常明顯，學者對“五嶺”及其位置的探討並未停止。宋人周去非在《嶺外代答》中說：

自秦世有五嶺之說，皆指山名之。考之，乃入嶺之途五耳，非必山也。自福建之汀，入廣東之循、梅，一也；自江西之南安，逾大庾，入南雄，二也；自湖南之郴，入連，三也；自道入廣西，之賀，四也；自全入靜江，五也。(20)在這裏，周氏提到了從南宋福建路的汀州(治今福建長汀)進入廣南東路循州(治今廣東龍川縣西)、梅州(治今廣東梅州)的道路，並認爲五嶺非山嶺之名，而應是五條入嶺的通道。周氏的觀點正確與否暫且不論，他以入嶺之途，即交通路綫的方法來闡釋“五嶺”，則爲我們全面認識五嶺及相關問題，提供了新的視角。

清代學者趙一清認同《水經注》的記載，並且認爲酈道元的說法與鄧德明的說法無關，鄧德明的說法是錯的，“按《後漢書·吳祐傳》章懷注引《南康記》曰：五嶺，南康大庾一也，桂陽甲騎二也，九真都龐三也，臨賀萌渚四也，始安越嶠五也。《廣州記》則以爲大庾一，始安二，臨賀三，桂陽四，而以九真爲掲陽，合爲五嶺。是注所言五嶺之次與鄧《記》合，第考班志，九真郡有都龐縣。應劭曰，龐音龍。師古曰音龐。而桂陽之部龍乃嶺嶠之名。王象之《輿地紀勝》曰，山之絕頂曰都逢，土人語訛曰龐也。不知都、部字相似，龐龍音相連，而强以都逢爲土音。山之絕頂之說，殆因嶺嶠而傅會邪。此與九真之都龐縣無涉，鄧記誤也。當以南平部龍爲是”。(21)

楊守敬在《水經注疏》中，對五嶺的問題作了更爲深入的考證：

《漢書·張耳傳》師古曰：“裴氏《廣州記》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爲五領。鄧德明《南康記》，大庾領一也，桂陽騎田領二也，九真都龐領三也，臨賀萌渚領四也，始安越城領五也。裴說是也。”《後漢書·吳祐傳》章懷《注》引二書，亦以裴說爲審，蓋見鄧《記》九真字不合也。不知鄧數五嶺，由東而西，則第三嶺自當在騎田、萌渚之間。若九真之都龐已至極南，何得以爲第三？此由南平都龐亦屬桂陽，《記》蒙上省桂陽字。淺人不知，以爲有脫文。但見九真有都龐縣，遂加九真二字，非《記》原誤也。至作都龐，毫無疑義。酈氏所言五嶺之次與鄧合，蓋從鄧說，此必作都龐，今本作部龍，乃以形近致誤，此可望而知者也。(22)

楊氏進而批判了趙氏的說法：

趙氏拘于都龐之在九真，而云此以部龍爲是，疏矣。宋本《寰宇記》，藍山縣，本漢南平也，有黄蘖山，今謂之都龐山，在縣南九十里，即是五嶺從東第三嶺也。宋藍山在今縣北十里。《通典》又謂都龐嶺在永明縣，與《注》异。(23)按漢代桂陽郡南平縣南鄰桂陽縣(治今廣東連州)，兩縣大概正以都龐嶺爲界。由於版本的緣故，有些版本的《水經注》記第三嶺爲“部龍”，楊氏對於趙氏的考證的批判，亦僅限於第三嶺名號的争論，即第三嶺究竟是都龐嶺還是部龍嶺？而對於第三嶺的位置，他們並沒有分歧，都認爲應該在漢南平縣(即宋藍山縣，治今湖南藍山縣北)境。(24)楊氏除認同《水經注》五嶺的說法外，經過考證，還認爲鄧德明之說實際與酈氏觀點一致，甚至是酈氏沿襲了鄧氏的說法。由楊氏的考證，則唐以前對於五嶺的具體解釋，除裴淵《廣州記》外，不僅五嶺名號一致，甚至叙述的次序也都是由東往西。對於裴淵《廣州記》的觀點，楊氏大概認爲錯誤明顯，故沒有加以論述。再以楊氏考定的鄧德明“五嶺”較之唐代“五嶺”，可以發現，兩說對於五嶺爲哪五嶺，也是驚人的相同；兩說的差异，僅僅是第三嶺都龐的位置問題，可惜楊氏對這一問題沒有作進一步考證。

近代法國漢學家鄂盧梭(L.Aurousseau)主多嶺說。鄂氏考證秦平南越諸事，首先涉及五嶺問題。他認爲都龐嶺在九真不可信，唐人都龐嶺的說法亦不足據，都龐嶺“應以部龐(音龍)爲是……此第三嶺應是部山嶺了。此山也在湖南省之南境，可是在藍山縣境，距鐘水不遠。質言之，在廣東西北界附近，而處第二嶺之西，第四嶺之東。此第三嶺應接連州江(廣東)，而由是直接通至番禺；可是他同第二第四兩嶺很近，雖然可以通到廣東都會，然而不能直接達到一條重要的川流之上。他所經行的道路，不久便到北江同連州江匯流的處所，而與長沙、番禺的大道合而爲一”，因而“此第三嶺不甚重要”。鄂氏的觀點與楊說有類似之處，但他同時並不否認裴淵的說法，認爲第三嶺的混亂，正是因其“不甚重要”，以致出現了“兩種五嶺”甚至“六嶺”，“總而言之，此六嶺，或此兩種五嶺，皆屬兩廣北界不遠的山嶺。別言之，有五嶺即在南嶺山系之中，至若揭陽嶺，則在近於廣東海岸一小山系之中”。(25)

岑仲勉在評價鄂氏的著作時，也對五嶺進行了考證，認爲：“五嶺之解釋，實隨北方勢力之消長而變遷；揭陽者，鄂氏所謂西漢自閩入粵之通道，亦最古之說也，故裴氏主之。迨晋穆永和四年(348)，升平三年(359)，兩破林邑，孝武太元六年(381)，杜瑗平九真之亂，安帝隆安三年(399)，又敗范達，宋文元嘉二十三年(446)，檀和之大伐林邑，百年之內，屢耀兵威，釋五嶺者隨勢力伸張，遂由嶺東之揭陽，移爲交南之都龐，固順其自然之趨勢者矣。”“《水經注》‘部龍之嶠’，或作都龐，鄂氏持此爲否認九真之證；然道元北人，說許有誤，且其書遲於德明當可百年，宋而後交南漢族，勢力漸削，沿至中唐，遂代以南方無顯然出路之永明嶺，得非五嶺解釋，隨民族消長而嬗變耶。”岑氏沒有輕易否認歷代有關五嶺的說法，認爲五嶺諸說都是對某一歷史時期真實情況的反映，“九真”非衍文，“九真都龐”確實存在，五嶺並非全部位於今南嶺山脉之中，“五嶺解釋，應隨歷史之變化，作自然觀也”。(26)

覃聖敏則否定了除《水經注》之外，包括鄧德明《南康記》在內的諸家說法。他認爲裴淵之說中的揭陽嶺，“漢初已爲閩越通道，但其時距秦亡已近百載，不可據此以爲秦時此道已通……揭嶺爲僻塞之地，非爲要途”，“揭陽嶺道之通，或始自佗時”。對於第三嶺，他認爲鄧德明“置都龐於九真境之誤，並非自鄧德明始，其前東漢服虔《漢書音義》，已將五嶺置於交趾、合浦郡境，早開先河”，而唐及唐以後典籍中記載的“今道縣、江永都龐嶺非五嶺”，“五嶺第三嶺原名當爲部山或部龍。因部龍與都龐字形相近，又因永明境有都龐嶺，故後人誤以爲都龐當部龍，致使五嶺第三嶺移位”，進一步斷言，“此歷史懸案，今可釋然而決矣”！(27)覃氏認爲有些版本的《水經注》記第三嶺爲“部龍”是正確的，又以此分析第三嶺在唐代發生位移的原因。孰不知歷代學者，特別是楊守敬對於第三嶺已有詳細考證，第三嶺本來就應做都龐嶺。

饒宗頤在《揭嶺揭陽山辨》一文中談到“揭嶺爲秦五嶺之一，置戍所”(28)，可惜未對五嶺作進一步探討。

綜觀唐以後對五嶺諸說的探討，多數學者試圖肯定唐及唐以前的某一種說法，以此來否定其他諸說，這是較爲合理但不一定科學的方法。少數例外者，如鄂盧梭的觀點，僅僅羅列了諸家說法，並未做太多的考證，沒有得出一個較爲確定的結論，衹是籠統地認爲五嶺應位於南嶺及其餘脉中，對於五嶺究竟爲哪五嶺，實際上是模棱兩可；岑仲勉注意到五嶺在不同歷史時期有不同的具體指向，因而沒有否定任何一種說法，並盡力將諸種說法出現的時代與當時的情勢聯繫起來，以證明有關五嶺的諸種解釋，實與中原勢力對嶺南地區影響的强弱息息相關。這種觀點和方法雖然較爲新穎，卻過於牽强。

四、由《元和郡縣誌》的相關記載引出的

覃聖敏在《五嶺辨正》中引用了兩條《元和郡縣圖志》的相關記載，並說“惟有缺卷，僅見二嶺”。《元和郡縣圖志》有缺卷是真，對於五嶺的記載，卻並非“僅見二嶺”。實際上，《元和郡縣圖志》尚有一條有關五嶺的材料，似乎沒有受到學者的重視，而這條材料對於解決五嶺及相關問題，實在非常關鍵，《嶺南道·始興縣》載：

大庾嶺，一名東嶠山，即漢塞上也。在縣東北一百七十二里。從此至水道所極，越之北疆也。越相呂嘉破漢將軍韓千秋于石門，封送漢節置於塞上，即此嶺。本名塞上，漢伐南越，有監軍姓庾，城於此地，衆軍皆受庾節度，故名大庾。五嶺之戍中，此最在東，故曰東嶠。高一百三十丈。秦南有五嶺之戍，謂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縣也。(29)

按“秦南有五嶺之戍，謂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縣也”一句，較之裴淵《廣州記》“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斯五嶺”，有值得推敲的地方。這兩句話表面看起來極爲相似，實則大有不同。《元和郡縣圖志》所記秦五嶺，似乎統一認作爲五嶺所在的五個縣名，這應是對《廣州記》所記五嶺最直接的解釋。然而，考五縣中揭陽縣晋代已廢(30)，至宋代方復置(31)；大庾縣則始置於隋(32)。唐代以前，五縣從未同時出現。所以，若沒有缺衍文的話，《元和郡縣圖志》的此處記載，極有可能是沒有弄清大庾縣的建置年代，進而沒能完全正確闡釋《廣州記》的記載。(33)不過，《元和郡縣圖志》的記載，倒是明確指出晋人裴淵的說法，實際上是秦代的五嶺，而且《廣州記》所記秦代五嶺，並不一定都是嶺名，除大庾確爲嶺名外，其他四名應當是另外四嶺分別所在的縣名，也就是說，其他四嶺分別位於四縣境內。這四縣的建置情況如下：

始安：西漢置，治今廣西桂林；

臨賀：西漢置，治今廣西賀州東南賀街；

桂陽：西漢置，治今廣東連州；

揭陽：秦置，治今廣東揭陽西北。(34)

以上四縣，除揭陽外，另外三縣都是漢代始置，再參照大庾之名最早出現於漢代，因而《廣州記》所記五嶺又可能是後人對秦五嶺的一種追述。秦代五嶺，尤其除大庾之外的四嶺，或本無具體所指，僅以四縣籠統稱之；或四縣境內各有同名四嶺，設縣之時，皆以嶺爲名。

《元和郡縣圖志》的記載並非一條孤證，也不是李吉甫的一家之言。唐顏師古的觀點，實際上是與《元和郡縣圖志》基本一致的。按顏師古注“五嶺”，出現在《漢書·張耳陳餘傳》“秦爲亂政虐刑，殘滅天下，北爲長城之役，南有五領之戍”(35)一文之下，顏師古以裴淵的說法爲是，所指正是秦代的五嶺。而章懷太子沒能理解顏師古的意思，在注後漢史事時簡單承襲了師古的觀點。

較之秦代五嶺，漢代五嶺的範圍開始縮小，由《元和郡縣圖志》可知其最東一嶺爲爲塞上嶺(漢以後又名東嶠或大庾嶺)，在唐始興縣(治今廣東始興西)東北一百七十二里，與前面諸說中提到的大庾嶺實爲一嶺。其他四嶺，據前引《元和郡縣圖志》兩條記載及對楊守敬相關考證的分析，可以知道，漢及漢以後乃至今天，五嶺的名號再沒有發生變化，存在争議的衹是第三嶺都龐的位置問題，即都龐嶺究竟位於漢代桂陽縣(治今廣東連州)還是唐代江華郡(治今湖南道縣西)。這一争議實際上非常容易解決，因爲前一種觀點至遲在南北朝時已經出現，而後者則出現于唐代。除塞上嶺外，漢代其他四嶺的位置，應以楊守敬的考定爲準：騎田嶺和都龐嶺，都在今廣東連州北；萌渚嶺，在今廣西賀州北；越城嶺，在今廣西桂林北。

相對于漢代五嶺，唐人所述的五嶺，僅是都龐嶺由原來騎田、萌渚之間，轉到萌渚、越城嶺之間，即今湖南道縣南(唐代亦稱永明嶺)了。其他四嶺，仍然和漢五嶺完全一致。

此外，東漢服虔認爲五嶺在交阯(合浦)界中。據岑仲勉先生考證，裴駰《史記集解》所引《漢書音義》一書的作者，正是東漢服虔。《漢書音義》理應與顏師古所引服說一致，因此，或《漢書音義》缺、或顏氏所引衍“合浦”二字。顏師古認爲“服說非也”；岑仲勉則認爲依服氏之說，應有一五嶺“在廣州之西南”的漢交阯與合浦郡境；(36)覃聖敏則否定服虔的說法(37)。按漢代雖有交阯郡、交阯縣，但交阯亦可以代指嶺南的廣大地區，《史記·五帝本紀》：禹之功，“南撫交阯，北發西戎”；(38)西漢又設有交阯刺史部，《漢書·地理志上》：“南置交阯、北置朔方之州”。(39)即便交阯、合浦並指漢郡，服虔以二郡指代嶺南，亦不是沒有可能。

五、結語

由前面對五嶺及相關問題的探討，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1.五嶺爲哪五嶺，秦漢兩代發生了變化。秦代甚至秦以前五嶺的具體所指較爲模糊，後人記載甚至以五嶺所在的縣來指稱。秦代五嶺的範圍，較之漢代五嶺也相對廣泛，向東延伸至南嶺餘脉的最東段，今閩南、粵西北地方。

2.漢代五嶺，方可謂名至實歸，也就是說，“五嶺”縮小爲今天南嶺的地理範圍。並且，其五座山嶺的名號在漢以後亦固定下來，再未發生變化；五座山嶺的具體地理指向，除第三嶺外，亦從未發生變動。

3.漢代第三嶺都龐嶺的位置，至遲在唐代發生了變動。唐代五嶺說成爲後世乃至今日的“五嶺”。

有關五嶺的基本問題，可以說已經得到了澄清。然而，五嶺爲什麽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會發生如此巨大的變動？對於這些問題，宋人周去非的觀點興許可以提供一些綫索。周氏認爲，“自秦世有五嶺之說，皆指山名之。考之乃入嶺之途五耳，非必山也”，隨後羅列出了五條“入嶺之途”。(40)周氏以過嶺通道的觀點解釋五嶺，雖然較爲獨特，卻並非首創。《晋書·地理志》：“自北徂南，入越之道，必由嶺嶠，時有五處，故曰五嶺。”(41)《通典》亦言：“自北徂南，入越之道，必由嶺嶠，時有五處。”綜觀三家說法，五嶺雖不能按周去非的理解，完全指五條“入嶺之途”，但五嶺與過嶺通道之間關係非常密切，卻從可而知。

按整體上呈東西走向的南嶺山脉，綿延橫亘於今湖南、江西與兩廣的交界處，對於山嶺兩側的交往非常不利。但是，南嶺群山之中的一些山嶺因爲具有獨特的地貌特徵，或形成低谷走廊，或形成構造斷裂盆地，或較爲低矮而較易翻越，遂成爲南北交通的天然孔道。這些通道旁邊的山嶺歷來爲世人所重，至秦“時有五處”，五嶺因以得名。(42)

此外，周氏又言“乃若漳、潮一路，非古人嶺之驛，不當備五嶺之數。桂林城北二里，有一丘高數尺，植碑其上曰桂嶺。及訪，其實乃賀州實有桂嶺縣，正爲入嶺之驛。全、桂之間皆是平陸，初無所謂嶺者，正秦漢用師南越所由之道。桂嶺當在臨賀而全、桂之間實五嶺之一途也。”(43)漳州(治今福建漳州市)、潮州(治今廣東潮州市)之間的傍海古道爲後代新開，與本文關係不大，暫不討論。(44)但周氏的論述，尤其他的實地考察卻說明了一個簡單的道理：過嶺諸道並非一時開通，而是隨著時代的發展逐漸開闢的；並且，在不同的時代，過嶺諸道的地位又是不同的。探討五嶺具體位置的變動原因，正應從這一客觀事實出發，考究五嶺通道地位的變化與五嶺名稱變化的互動關係。

仍須注意的是，即便唐及唐以後以唐說爲準的記載，叙及都龐嶺時，往往仍然按照漢五嶺的順序，以都龐爲“第三嶺”。都龐嶺的位置爲什麽會發生變動？後人緣何未對五嶺重新排序，而是繼續沿用漢五嶺的順序？又《淮南子·人間訓》載：“(秦)又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馬五軍，一軍塞鐔城之領，一軍守九疑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45)秦五軍與五嶺有什麽關係？這些問題的答案，似乎仍要從歷代過嶺交通的變遷入手來獲取，將另文詳析之。

註釋：

①《史記》卷八十九《張耳陳餘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2573頁。

②《漢書》卷三十二《張耳陳餘傳》、卷四十五《伍被傳》、卷二十七《五行志》，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1832頁，1472頁。

③如《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地理》卷所言，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年，342頁。

④以上兩條俱見《史記》卷八十九《張耳陳餘列傳》注，2574頁。

⑤《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注，253頁。

⑥《漢書》卷三十二《張耳陳餘傳》注，1832頁。

⑦《後漢書》卷六十四《吳祐傳》，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2099頁。

⑧楊守敬：《水經注疏》卷三十九，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年，3181頁。《後漢書》卷二十四《馬援傳》章懷注：“嶠，嶺嶠也。《爾雅》曰：山銳而高曰嶠。”840頁。

⑨分別見《水經注疏》卷三十八、三十九，3211、3205、3125、3121頁。

⑩岑仲勉：《評〈秦代初平南越考〉》，《中外史地考證》上册，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56頁。

(11)同上，51頁。

(12)《水經注疏》卷三十九，3211頁。

(13)《通典》卷一百八十四《州郡十四》，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4911頁。

(14)《太平御覽》卷五四引《南康記》，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893～592頁。

(15)《評〈秦代初平南越考〉》，49頁。

(16)覃聖敏：《五嶺辨正》，《文史》第三十二輯，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44頁。

(17)《通典》與唐《南康記》記第四嶺爲“甿渚”，與前引諸書記作“萌渚”或“萌諸”稍异。按地名同名异寫，古代非常多見，毋須多議。又顧野王《輿地志》第五嶺記爲“越嶺”，此處或佚“城”字，或爲越城嶺的簡稱。

(18)王應麟：《通鑑地理通釋》卷五《北據五嶺》，文淵閣四庫全書本，312～82頁。

(19)分別見［明］李賢：《明一統志》卷五十八《南安府》、卷六十五《永州府》、卷八十三《桂林府》，文淵閣四庫全書本，473～190、380、744頁。

(20)楊武泉：《嶺外代答校注》卷一，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11頁。

(21)趙一清：《水經注釋》卷三十九，文淵閣四庫全書本，575～642頁。

(22)《水經注疏》卷三十九，3205～3206頁。

(23)《水經注疏》卷三十九，3206頁。

(24)又有值得注意者，《南康記》所記五嶺，除大庾嶺外，其他四嶺，三嶺之前注以漢縣，惟都鹿前爲九真郡，這大概也能作爲“九真”爲衍文的一個證明。

(25)［法］鄂盧梭(L.Aurousseau)：《秦代初平南越考》，馮承鈞譯：《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第二卷第九編，北京：商務印書館，1962年，8～20頁。

(26)《評〈秦代初平南越考〉》，51～52頁。

(27)《五嶺辨正》，46、47、49頁。

(28)饒宗頤：《揭嶺揭陽山辨》，原載《大光報·方志周刊》第52期，汕頭，1948年。轉引自《饒宗頤潮汕地方史論集》，汕头：汕頭大學出版社，1996年，157頁。

(29)《元和郡縣圖志》卷三十四《嶺南道·始興縣》，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902頁。中華書局本同卷校勘記第九八條：“‘從此至水道’至‘揭陽縣也’，今按，此一百四字，殿本同，它本脫。”很多學者沒有看到這條材料，可能正是由於版本脫漏所致。

(30)《宋書》卷三十六《州郡志二》，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1091頁。

(31)《宋史》卷九十《地理六》，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2237頁。

(32)《隋書》卷三十一《地理下》，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881頁。

(33)此外，最大可能是“大庾”後缺一“嶺”字，若果真是這樣，則秦代五嶺及其位置就更容易判斷了。還有兩種可能：一、“縣”字爲衍文，則《元和郡縣誌》的記載與《廣州記》完全相同；二、“揭陽”與“縣”之間缺“揭陽”二字。“揭陽，縣也”，當是對揭陽縣這一唐代已消失的古縣名的解釋。又據前引校勘記，諸多版本《元和郡縣誌》已脫佚這段話，發生衍文或缺字亦極有可能。

(34)以上四縣始置年代，俱見《漢書》卷二十八《地理志》，1596、1629、1594、1628頁。

(35)《漢書》卷三十二《張耳陳餘傳》注，1832頁。

(36)《評〈秦代初平南越考〉》，53頁。

(37)《五嶺辨正》，46頁。

(38)《史記》卷一《五帝本紀》，43頁。

(39)《漢書》卷二十八《地理志上》，1543頁。

(40)《嶺外代答校注》卷一，11頁。按周氏的觀點，實際以裴淵的觀點爲是，這又爲《元和郡縣圖志》的記載提供了支援。

(41)《晋書》卷十五《地理志下》，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464頁。

(42)《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地理》卷，342頁。

(43)《嶺外代答校注》卷一，11頁。

(44)楊武泉在《嶺外代答校注》中對這一條道路進行了考證：“五嶺諸說中，惟晋裴淵《廣州記》謂五嶺中有揭陽嶺。揭陽，漢縣名，晋無。地在今廣東省東部，宋時爲潮、梅二州。潮之東爲漳州，梅之東爲汀州。《代答》蓋以揭陽嶺在汀、梅之間，與漳、潮無涉也。然漢武帝時，東粤王餘善請以卒八千，從樓船將軍擊呂嘉等，兵至揭陽，“以海風波爲解，不行”(見《漢書·兩粤傳》)。其進軍道路必傍海，與漳、潮一途相合，則揭陽嶺亦涉漳、潮。《代答》之說，未可盡信也“又爲一說。見《嶺外代答校注》卷一，12頁。

(45)《淮南子集釋》卷十八《人間訓》，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128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