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都平阳”即指今山西临汾。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但是，现在有人对“尧都平阳”的历史地望提出了新的说法，认为“尧都是太原”、“太原即平阳”。2003年9月16日《光明日报》第2版在“九州周刊”栏目，以整版篇幅发表了王尚义教授题为《太原建都已有四千四百七十年》的鸿文（以下简称“王文”）。“王文”着重从历史文献的角度对“尧都太原”说进行了论证。笔者在认真拜读了“王文”之后，感到“王文”的最大缺憾是其立论依据没有考古学方面的支持，有些依据甚至已被考古发现所否定，其所持观点，笔者不敢苟同。故不揣浅陋，草此拙文，与王先生商榷。不妥之处，祈请王先生及学界同仁赐教。

一、史籍所见尧都之“平阳”

史载：唐尧为帝喾之子，祁姓，名放勋，号陶唐（1）。尧所属的氏族部落陶唐氏原居于河北省中南部，至尧时才迁至山西南部的汾水流域。故《尚书·五子之歌》云：“唯彼陶唐，有此冀方”。尧迁晋南后，其后裔受封于唐国，尧为其谥号。所以《汉书·地理志》云：“河东土地平易，有盐铁之饶，本唐尧所居，诗风唐、魏之国也”。又师古注引应劭曰：平阳，“尧都也，在平河之阳”。《后汉书·郡国志》云：河东郡平阳“尧都此”。有关“尧都平阳”的历史地望。《括地志》云：“今晋州所理平阳故城是也”。《读史方舆纪要》云：“《禹贡》冀州也，即尧舜之都，所谓平阳也。春秋属晋，战国属魏，秦为河东郡地”。《史记·秦始皇本纪》云：“昔唐人都河东”。秦置的河东郡，辖境相当于今山西省沁水以西，霍山以南地区，主要包括今临汾盆地和涑水盆地。据顾颉刚研究：《禹贡》内讲贡道，政府所收之贡物，大半来自冀州。“尧都平阳，舜都蒲城，禹都安邑，概属冀州。可见冀州的物产很丰富，所以尧、舜、禹都奠都于其境内”（2）。

《水经注》云：“平水出平阳，平阳因在平水之阳而得名”。今屹立于山西临汾市西的姑射山有一座山峰叫平山。历史上平山角下，泉水峰涌，形如蜂房，汇集成河，缓缓流去，因为这股水出自平山，故称平水（3）。《汉书·地理志》注：“平阳县，春秋鲁昭公二十八年置，当今临汾县治，取义平河之阳”。据靳生禾先生考证：平河“称平水，由于年远久湮，已不见现代地图，古代却是水利价值很大，还是水汇成湖，游人云集的风景区”（4）。所以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里写道：“尧都平阳，居地在西方”。据此有人推断“尧都平阳”其治所当在今临汾河西的平河之阳（5）。《山西省辑要》卷二、平阳古城下：“在临汾西南，尧都平阳”。对此，笔者认为：“平阳”是一个地理区域概念，史籍中所说的“尧都平阳”是泛指。这句话可以理解为“尧都在平阳境内”，或“尧都在平阳一带”。当然，我们现在已弄不清春秋鲁昭公二十八年所置的“平阳县”的疆域范围和具体治所了。但“平阳”在今临汾市西南一带却是可以肯定的。

“王文”的第三部分“尧都是太原”，是“王文”的核心。但其所引的3条历史文献中：1、《汉书·地理志》曰：河东郡有县二十四，同时并列记载有：“临汾”、“平阳”两个县的名称，并在平阳县后注释“曰尧都也”。2、《晋书·地理志》记载：“平阳郡，故属河东。魏分立、统县十二，户四万二千”。在十二县中有“平阳、旧尧都侯国”，还有“临汾县”。3、《隋书·地理志》：“临汾，后魏曰平阳，并置平阳郡。开皇初改郡为平河，改县为临汾”。没有一条可以佐证“尧都是太原”。恰恰相反，都说明“尧都在平阳”。至于“王文”说是“今人将汉朝、三国和西晋以前的平阳即太原和后魏以后的平阳即临汾没有区别开来，结果将太原的尧都误解为临汾”呢？还是“王文”从根本上就搞错了“太原”与“平阳”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区域概念呢？或者说“王文”在探讨“太原的名称问题”时，所采信的皇甫谧《帝王世纪》：“帝尧始封于唐，又徙晋阳，及为天子，都平阳。平阳即今晋阳，即太原也”之说法根本就是错误的。下面笔者将就此展开进一步讨论。但就现有文献鉴证，应该说“平阳”与今太原无涉。

二、考古学提供的一条重要线索

“平阳”究竟在哪里，从文献记载来看，“平阳”在今临汾市的区域范围内是可以肯定的。那么考古学方面的发现能不能为其提供这方面的线索或证据呢？《夏书》云：“唯彼陶唐”。“陶唐”一词一般都认为指“唐尧”。蔡沈《书集传》云：“尧初为唐侯，后为天子，都陶，故曰陶唐”。同时也认为“陶唐”是古代地名，或指当时生活在该地的氏族或部落的名称。有学者推测：“陶唐”的本义，可能是一种特殊器物（6）。《说文·口部》：“唐，大言也，从口庚声”。侯外庐等认为 ：“唐”字与“庚”字古体相似。“‘庚’，郭沫若释为乐器……‘唐’，也是鼓属”（7）。由于“唐”、“庚”二字形相近，声相同是很明确的。故有学者认为：“庚”为鼓类乐器，“唐”也应该是一种与“庚”相似的鼓类乐器。同时指出：“这类乐器可能有很多种形制，制作材料也会有所不同，质料为陶者，就应该是陶唐了”（8）。

无独有偶，我国目前考古发现中，最早的鼓类乐器当首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土鼓和鼍鼓，其中土鼓在发掘简报中被称为“异形陶器”。该器为“泥质褐陶或灰陶，形似长颈葫芦，筒状高颈，圆鼓腹，腹底中央凸出一孔，周围又有三小孔，颈、腹之间置双耳。M3002∶53，褐色陶，通高83.6，筒口直径11.6厘米,筒口下有圆纽一周12个,筒身磨光,腹壁饰绳纹并贴泥条,构成不甚规则的连续三角形和菱形图案”。发掘者推测：“这种器物上、下口连通，不可能是容器。在大型墓中每与鼍鼓，石磬同出，故而推测或许是古文献中‘以瓦为匡’的‘土鼓’”（9）。这种“异形陶器”在同期的其他文化遗址中尚未发现过，是陶寺遗存独具特色的陶器。故有学者对此作出如下判断：“因其质料为陶，作为‘唐’所以最初的名称可能就是‘陶唐’。这种乐器在当时为陶寺一带氏族或部落所独有，其主要用途或者是作为礼乐器，在祭祀时演奏，或者是作为战鼓，鼓励杀伐。其他氏族大约将拥有这种特殊器物的先民们称之为‘陶唐氏’，‘陶唐氏’的居地因而得名为‘陶唐’了”（10）。

对于上述见解，笔者表示赞同。这不外乎是寻找“尧都平阳”和古唐国的一条重要线索。陶寺遗址的地理位置与古文献记载的“尧都”地望相合，其放射性碳素年代（距今4200--4400年之间）也与古史传说中“陶唐氏”兴盛的年代基本一致。加之陶寺遗址又发现了早期小城和中期大、小城，其城址面积超过280万平方米。宫殿、大型墓地、分级墓葬以及铜器、有文字陶器、各种礼乐重器、蟠龙陶盘等都在陶寺文化遗址内发现。故而笔者推断：陶寺遗址有可能就是“尧都”之废墟——古唐国国都的所在地。对此，笔者另撰有《“尧都平阳”的考古学观察》专文探讨。在此不赘述。

三、先秦“太原”指晋南

“王文”说：“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说的晋阳、平阳、太原三个名称，其实一也，都是唐国侯尧徙迁即帝位的都城”。还援引唐宰相李吉甫撰唐朝地理总志《元和郡县志》说：“中国曰太原，夷狄曰大卤。按晋、大卤、太原、大夏、夏墟、晋阳六名，其实一也”为证。其实现在的太原，是战国末期才出现的地名。据《史记·秦本纪》载：战国秦庄襄王四年：“王齿乞攻上当，初置太原郡”，治所在晋阳（今山西太原市西南古城营西古城）。并非春秋之“太原”。“王文”坚持以今太原为春秋之“太原”，并以太原有晋水、晋祠，论定晋之始封地亦在今太原。并将春秋时与“太原”为同一地区的“晋”、“大夏”、“夏墟”、“大卤”等地名，都附会于今太原是完全错误的。

“王文”释：“太原”，“太即太上，太古；原，是原来、起初、根源”。并引《晋书·应贞传》曰：“悠悠太上，人之厥初”，和西侯度遗址发现的180万年前的旧石器文化资料为证。但是对“王文”的解释，笔者认为有违“太原”原义。“太”是大中之大。《骈雅训纂·释名称》云：“古人太字多不加点，如大极、大初、大素、大室、大庙、大学之类，后人加点，以别小大之大，遂分而为二矣”。“太原”又作“大原”，“广平日原，谓平坦之地也”。太原实指一大而平坦的地区，非指某一具体地点。“王文”引西侯度旧石器考古资料为证，来说明太原建都前就有厚重的历史渊源，虽然西侯度是在山西境，却距今太原有千里之遥，而远在古河东地区的西南边缘之芮城县。即便按“王文”的释义来求解“太原”，“太原”也应在今山西南部的古河东地区，而不可能远到山西中部今太原。

《诗经·小雅·六月》云：“薄伐猃狁,至于太原”。这是古籍中对太原最早的记载,据王国维对历史文献、及金文、甲骨文材料综合考证,认为“猃狁自宗周之东北而包其西”（11）。而宗周丰镐之东此，正是汾河下游与涑水流域一带，亦即《竹书纪年》、《禹贡》、《左传》、《史记》所记之“太原”。《竹书纪年》云：穆王西征犬戎，取其五王以东，“遂迁于太原”。王国维考证《竹书纪年》所载“太原”在今晋西南一带（12）。《国语·周语》云：宣王“料民于太原”，而宣王四十年晋始败北戎于汾隰，可知此太原不是今太原，而是今汾河中下游一带。《左传·昭公元年》云：“台骀能业其官，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太原”。《史记·晋世家》谓“台骀，汾、洮之神也”。司马彪云：“洮水出闻喜县。故王莽以县为洮亭也，然则涑水殆亦洮水之兼称乎？”怀疑涑水是洮水的兼称。郦道元云“涑水所出，俗谓之华谷，至周阳与洮水合。”周阳邑“其城南临涑水。”可见洮水在闻喜一带。“不出汉河东境内”（13）。《通典》云“绛州曲沃有台骀神。”《元和郡县志》云“台骀祠在曲沃西南三十六里”，确指台骀所处之“太原”为绛州曲沃、闻喜一带，而决非今太原。大泽，即今运城盐池，古代是一个大湖。所以，清国学大师王国维认定“太原，正汉河东郡地”（14）是有一定道理的。尽管“王文”举证皇甫谧有唐太宗文皇帝御撰《晋书·皇甫谧传》约4200字可鉴，说明他在中国古代史上是很有影响的人物，但在“尧都是太原”这个问题上他还是弄错了。他把春秋之“太原”误认为今太原。

《禹贡》所云夏禹治水“既修太原，至于岳阳。”顾颉刚先生释：夏禹治水之“太原”，“在河东，兼带汾、洮、南障大泽，相当于今山西闻喜一带”（15）。王国维云：“疑壶口梁岐而往，至霍太山，其地皆谓之太原。”马斗全先生说：“王氏将太原扩大了，但也远不到今太原”（16）。李广洁先生认为：《尚书·禹贡 》中的太原所在，也是泛指汾河中下游的广大地区（17）。《史记·夏本记》云：“禹行自冀州始。”翼州在《禹贡》内无明确定界。顾颉刚由其它八州的疆界“推定冀州是在两河（东河、西河）之间。”即春秋时“赵、魏二国地”（18）。《吕氏春秋·有始览》云：“两河之间曰冀州，晋也”。可见夏禹治水自晋始是很明显的。那么他从什么地方治起呢？《禹贡》载：“冀州，既载壶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阳，覃怀底绩，至于衡漳……夹石碣石入于河”。这说明夏禹是从壶口以下沿黄河两岸治起的，正所谓“理水及贡赋从帝都为始也”（19）。然后向下游治去，即“首壶口梁岐、次太原、次岳阳、次覃怀、次衡漳、而终以恒卫。”（20）。从夏禹治水的经过来看，“太原”也指今晋南。

“太原”又名“大夏”，《史记·齐太公世家》云：齐桓公“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马悬车登太行，至卑耳山而还”，所伐之地在晋南。“禹凿龙门通大夏”（21）、“龙门山在河东之西界”（22），可见“大夏”也指的是晋南。故《 吕氏春秋》称河东池盐为“大夏之盐”。又《左传·昭公元年》云：“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弗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集解》服虔曰：“大夏在汾、浍之间，主祀参星”。按商丘在东、河东在西，地望与商东参西正合。若大夏为今太原，岂不成了商南参北了么？

《世本》云：“叔虞居鄂”。《集解》宋忠曰：“鄂地今在大夏。”《谷梁传》云：“中国曰太原，夷狄曰大卤”。《左传》云：“命唐叔以唐诰，耐封于夏墟。”“迁实沉于大夏……其季世曰唐叔虞”。可见“鄂”、“大卤”、“夏墟”、“大夏”与先秦之“太原”同为一地，均指古河东之晋南，而非指今太原。

四、太原之“晋阳”与唐叔虞之封地无涉

太原之“晋阳”始见于《左传·定公十三年》：“秋，晋赵鞅入于晋阳以叛”，时间为公元前497年。太原之“晋阳城”为春秋末期赵简子之家臣董安于所修，既不是唐尧所筑，也不是晋之始封地，太原始称晋阳则是汉以后的事，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考古学提供的情况也表明：太原之“晋阳”没有早于春秋之前的发现。“王文”在论证“尧都是太原”时，曾引《史记·晋世家》相关文献与太原晋祠互证，认为今太原晋祠，是为奉祀西周时唐国侯叔虞而建，故晋之始封地唐就在今太原。晋祠为唐叔虞之祠堂不假，但其创建年代不详。见于郦道元《水经注》和《魏书·地形志》可追溯到北魏以前，但绝不可能早于东汉。它的兴建，完全有可能是附会于《汉书·地理志》：太原郡晋阳县为“故《诗》唐国，周成王灭唐，封弟叔虞”所建。古唐国与唐叔虞的封地到底在哪呢？其实《史记·晋世家》已将古唐国与唐叔虞的封地具体地理位置讲的很明白了。“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

前面笔者已经提出：或者说“王文”在探讨“太原的名称问题”时所采信的皇甫谧《帝王世纪》：“帝尧始封于唐，又徙晋阳，及为天子，都平阳，平阳即今晋阳，即太原”之说法根本就是错误的。而此错误之根源又在哪里呢？辟捡史籍，就会发现皇甫谧的说法，是受了汉班固《汉书·地理志》：太原郡晋阳县为“故《诗》唐国，周成王灭唐，封弟叔虞”之说法之影响。不仅如此，延及后世，为《左传》作注的西晋史学家杜预也误认唐国在晋阳。北魏杰出的地理学家郦道元亦说太原晋阳县就是“故唐国也”。唐李贤所撰《括地志》更确指：“故唐城在并州晋阳县北二里，《城记》云‘尧筑也’”。流传至清，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也误信太原之晋阳为唐叔虞之封地（23）。以讹传讹，流传甚广。直到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才从研究文献入手，并亲到山西观察地理，方提出“晋之始见春秋,其都在翼”（24）。“窃疑唐叔之封以至侯缗之灭，并在翼”，“并唐叔之封晋阳，亦未敢以为然也”（25）。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山西的考古工作者就致力于寻找晋国的始封地。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终于在山西临汾市的翼城县天马村——曲沃县曲村一带，发现了晋国早期都城遗址和晋侯墓地。天马——曲村遗址面积约3800×2800平方米（26）。规模宏大，内涵丰富，等于西安沣西、沣东二遗址之总和，超过北京琉璃河燕国遗址两倍以上，是目前发现全国最大的西周遗址。而晋侯陵园恰在其中，已发现晋侯墓、晋侯夫人墓各5座，可辩晋侯名有三：一为“晋侯福”（通假字）；二为“晋侯苏”；三为“晋侯×（字不识）”（27）。此遗址以晋文化为主，其年代贯穿晋国始终，而以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早期最为繁盛。诸多晋侯埋葬于此，证实此处是早期的晋都。

邹衡先生经研究指出：“自东汉以来，学者皆谓晋都曾几次迁徙，尤其是郑玄《毛诗·唐谱》言之甚详，学者多从其说，究竟郑玄之说可靠性如何，我以为时至今日，恐怕不能再就文献而论文献，而必须结合考古材料以验其是非。郑玄以为晋穆侯曾迁都于绛，也不知何据。今在天马——曲村遗址中不仅发现了穆侯墓，而且发现了穆侯以前的厉侯墓以及厉侯以前的诸晋侯墓，可见穆侯并无迁都之事。郑玄又说晋成侯曾迁都曲沃，乃据班固《地理志》立论。今晋成侯及其父晋武侯墓均在天马——曲村遗址中发现，可见成侯亦不曾迁都”。“至于燮父，虽曾改国号为晋，但并无较早的有关迁都的文献记载。可见晋侯燮父与其父唐叔虞同居一地。今晋侯燮父墓在天马——曲村遗址内，唐叔虞墓亦应在此。所以，天马——曲村遗址就是唐叔虞始封之地；在周初，此地应该名唐”（28）。故李伯谦先生在考证晋国始封地时，通过对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出土文物的分析，也确认：“晋侯墓地及其所在的天马——曲村遗址所处的地理方位、起始年代、延续年代等都表明，它不是‘穆侯迁绛’之绛，不是‘成侯迁曲沃之曲沃’，也不是所谓燮父徙居之晋，而只能是西周初年叔虞所封之唐”（29）。

从地理形势上看，今翼城县翔山以西，曲沃县的汾水以东，浍河以北，翼城、曲沃二县的崇山（俗名塔儿山）以南，东西长约30公里，南北广约15公里的长形地带，当为晋始封地的中心地带。从史籍来看，晋都历史上不曾称过晋阳。“唐叔虞之唐”与“尧都平阳”虽同为一地，但前者在其南，后者偏其北。这就是说“尧都平阳”与晋之始封地“唐”尚有一定距离。从天马—曲村遗址晋侯墓地的发现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的结果来看，《今本竹书纪年》与班固《地理志》和郑玄《毛诗·唐谱》所记晋都迁徙之事都是错误的。故李伯谦先生说：徐才《宗国都城记》“唐叔虞之子燮父徙居晋水傍”和《今本竹书纪年》“‘康王’九年，唐迁于晋”之说。多违事实，本不足信”（30）。邹衡先生也指出：徐才《宗国都城记》云：“唐叔虞之子燮父徙居晋水傍”，此乃以唐叔虞封于太原晋阳为说，今太原晋阳既属后起，则“燮父徙居晋水”当属附会（31）。

综上所述，太原之晋阳与唐叔虞之封地无涉，与“尧都平阳”更无涉。先秦之太原指晋南，平阳在陶唐、陶唐在临汾。今临汾盆地塔儿山周围的汾浍平原地带就是当年“唐尧”统治的“唐国”属地，其“帝都”之墟当为今考古之发现山西襄汾之陶寺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