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天津、河北两市一省接壤的一片区域，有许多以“姓氏+各+庄”模式命名的村庄。其中“各”字的来历，虽然有学者作过探讨，但仍有若干相关问题并未论及，已论及部分亦有可商榷之处。总之，这问题有继续探讨的必要。

一、“姓氏+各+庄”的村庄名分布情况

晁继周《村名中的“各”字溯源》一文指出，“北京、河北一带，有许多村庄的名称里都带有一个‘各’字”。而实际上，村庄名称里带有“各”字———基本上是“姓氏+各+庄”的村庄名，并不限于北京、河北一带，天津市、山东省的胶东等地区也有这类村庄。北京市这类名字的村庄，主要位于东部、北部、南部的平原开阔地区，西部较少，山区基本没有。例如：

顺义区：陈各庄、胡各庄、李各庄、王各庄、姚各庄等；

通州区：马各庄、康各庄、何各庄、张各庄、王各庄、石各庄等；

大兴区：庞各庄、高各庄、杨各庄、曹各庄、祁各庄、马各庄等；

平谷区：翟各庄、黎各庄、白各庄、王各庄等；

昌平区：史各庄、吕各庄、窦各庄、白各庄、沙各庄等；

怀柔区：赵各庄、高各庄、邓各庄、龙各庄等；

密云区：田各庄、巨各庄、陈各庄、康各庄、李各庄等；

房山区：岳各庄、良各庄、豆各庄、焦各庄等；

朝阳区：郎各庄、豆各庄、马各庄等；

海淀区：朱各庄、聂各庄、徐各庄等；

丰台区：田各庄、魏各庄、岳各庄等。

据统计，目前在北京市的郊区，以“各”字命名的村庄共有一百多个，其中大兴区最多，接近二十个，门头沟区只有一个曹各庄，石景山区一个也没有。

天津市以“姓氏+各+庄”命名的村庄如：

宝坻区：庞各庄、赵各庄、霍各庄、史各庄等；

蓟州区：孙各庄、燕各庄、东赵各庄、大杨各庄、寇各庄等；

武清区：石各庄、蔡各庄、陈各庄等。

河北省以“姓氏+各+庄”命名的村庄，主要位于跟北京、天津接壤的唐山市、廊坊市、保定市等。如：

唐山市：窦各庄、姜各庄、高各庄、常各庄、大齐各庄、任各庄、柏各庄等；

廊坊市：留各庄、左各庄、大河各庄、于各庄、田各庄、祁各庄、王各庄等；

保定市：韦各庄、葛各庄、田各庄、艾各庄、杜各庄、流各庄、佐各庄、苟各庄、牛各庄、正各庄、阳各庄、彭各庄、赵各庄、刘各庄、大寺各庄、小寺各庄等。

山东省也有一些以“姓氏+各+庄”模式命名的村庄。不过，其中“各”字写作“格”“戈”“哥”等，主要位于胶东地区和潍坊市。如：

烟台市：留格庄、赵格庄、马格庄等；

青岛市：夏格庄、马戈庄、张戈庄、李哥庄等；

潍坊市：姚哥庄、赵戈庄、程戈庄等。

二、“哥”“各”写法孰先孰后

“姓氏+各+庄”村庄名模式中，“各”字有多种变体。如上节所列举的山东省胶东半岛地区有“格”“戈”“哥”等写法。除了这些，还有写作“葛”字的。例如，北京市海淀区的朱各庄，明代嘉靖年间曾写作“诸葛庄”。

这些写法的先后顺序应该是：哥（格、戈、葛）→各。

证据之一：明沈榜（1540—1597）《宛署杂记》所记，有许多“姓氏+哥+庄”的村庄名。该书第五卷“街道”：

城外村庄共三百二十八处，自县出重城右安门，过大兴县界五十里，曰纪百户庄，分为二道。

一道自纪百户庄东南十五里曰囤垡村，又八里曰窑子头、曰董哥庄，又三里曰河北店，其旁曰梨园庄、曰张哥庄、曰义堂村，又五里曰宋哥庄，其旁曰薛家庄、曰东黄垡村、曰大新庄、曰孙哥庄，又四里曰梁哥庄，其旁曰太子务村、曰张寨务村、曰朱家务村、曰东庄营、曰院南村，又十里曰贾河村，又七里曰河南村，又二里曰公哥庄，又六里曰南哥庄，抵东安县界。

一道自纪百户正南七里曰天宫院村、曰中堡村、曰宋家庄，又八里曰皮哥庄、曰北茨榆村，又二里曰庞哥庄，又五里曰桑垡村、曰大营村，又三里曰南茨榆村，又六里曰黑垡村，又五里曰北庄村、曰南庄村、曰黄垡村，又八里曰瓮哥庄，又八里曰高哥庄、曰赵村，又三里曰榆垡村，又五里曰胡林村，又三里止固安界，胡林之旁迤西三里曰曹哥庄，又十里曰石垡村、曰梁家务、曰张姑垡，又五里曰常哥庄，又五里曰西黑垡村、曰刘世庄，又四里曰垡头村、曰里河村，又三里曰麻哥庄，又五里曰魏哥庄、曰黄哥庄、曰梨园庄，又五里曰求贤村，又八里曰新庄村，又五里曰长安城。以上俱星布县界之南，与固安、涿州连界。

这些“姓氏+哥+庄”的村庄，后来一般都改名为“姓氏+各+庄”。

证据之二：海淀区朱各庄的村名演变情况。沈榜《宛署杂记》称“朱哥庄”，清嘉庆四年（1799）设西便汛，“经制外委官房六处”，其一在“朱各庄”。中华民国四年（1915）内务部职方司《实测京师四郊地图》标“朱各庄”。1932年《北平市自治区坊所属街巷村里名称录》称“朱各庄”。1992、1996年《北京市海淀区地名志》均称“朱各庄”。

证据之三：河北省廊坊市大城县留各庄镇，据文献记载，明永乐年间有高氏三兄弟迁居于此，后两兄弟迁走，仅大哥定居下来，因而取名留哥庄，后演变为留各庄。

证据之四：河北省廊坊市文安县史各庄镇，原名史哥庄，后演化为史各庄。

证据之五：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胶莱街道（原胶莱镇）后韩哥庄，相传明永乐二年（1404），韩氏兄弟二人从云南迁移来此立村。大哥在前，二弟在后，分别立村名前后韩哥庄。

三、“家”在“哥”前

有些村庄有一种口耳相传的说法，称其村名“姓氏+哥+庄”源自兄弟或某青壮年男子迁徙成村。例如，山东青岛平度市长乐镇下辖祝哥庄村，说是明洪武二年（1369），王氏始祖王禄兄弟二人由四川省迁此定居，后因弟迁往他乡，祝愿兄长于此久居安乐，故取名祝哥庄。山东省胶州市后韩哥庄，亦属此类。青岛平度市马戈庄镇马戈庄村，明洪武二年，马善立由四川至此立村，以姓氏取名马哥庄，后改名马戈庄。

这种情况，并非没有可能。但是，还有比这个更普遍、更可信的情况：“姓氏+哥+庄”的前身是“姓氏+家+庄”。主要有如下一些证据：

元末熊梦祥著《析津志》是专门记载北京地区历史地理的最早文献，原书已佚。从散见各书的文字看，村庄名有“姓氏+家+庄”，却没有“姓氏+哥+庄”。永乐《顺天府志》引《析津志》，大兴县有“荣家庄”“李家兔”“卢家兔”“丁家兔”，昌平有“韩家庄”，顺义有“李家台”。

明永乐（1403—1424）《顺天府志》卷十一载宛平县有齐家庄、田家庄。“巡检司四，卢沟、齐家庄、王平口、石卷门”（引《图经志书》）；“急递铺十”，其中有“田家庄铺”；“齐家庄口，口在宛平县西北三百三十里，路通奉圣州奉先县。奉先改名房山”。

明万历（1573—620）《顺天府志》第二卷《营建志·邮舍》记载有如下地名：田家庄铺（宛平县）、朱家庄铺、崔家庄铺（宝坻县）、牛家庄铺（顺义县）、陈家庄铺（密云县）、赵家庄（房山县）（《析津志辑佚》第246、248、261页）。

沈榜《宛署杂记》第四卷：“天宫院，在县南六十里。旧名史家庄，因金章宗驾幸本村打围举膳，改名。”

海淀区朱各庄，明成化五年（1469）四月，道深《广慧禅寺开山纪略》：“京都之西十数里许玉河乡朱家庄五华梵刹，乃古之遗迹，岁久荒芜。”可见，“朱家庄”的村庄名在“诸葛庄”“朱各庄”之前。

海淀区聂各庄，康熙十一年（1672）鹿岩精舍《昌平州志》称“聂家庄”；道光年间，铸铁炉上镌刻“京西新北道聂各庄观音院”；《光绪昌平州志》称“聂各庄”；1980、1992、1996年《北京市海淀区地名录》称“聂各庄”。

顺义县荣各庄，元代延祐三年（1316）名“荣家庄社”，后改名荣各庄。

朝阳区豆家庄村，元代天历年间（1328—1330）成村。1988年，修建豆各庄村西的北京市第二监狱楼房时，曾出土元代石棺群，呈八字形排列，碑文中镌刻有“窦家村”字样。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前，已有“豆各庄”村名。豆各庄村《王氏家谱》记载其先祖于清“乾隆三十一年入赘豆各庄”，可为佐证。

当然，“家”“哥”也有个交叉使用的时期。明张爵《京城五城坊巷胡同集》（成书于嘉靖年间，1522—1566）“阜成西直关外共七铺”有“岳家庄”，就是今天的“岳各庄”；“安定德胜关外共六铺”有“何哥庄”“刘哥庄”。

四、“家→哥→各”的语音解释

晁继周《村名中的“各”字溯源》一文，对“家”“各”的语音演变作了如下阐述：

从中古（公元4世纪至公元12世纪以前）到现代，“家”字的读音经历了ga-gia-jia的演变。在“X家庄”这类村名中，“家”字保存了古音的读法，声母是g而不是j。又由于“家”字在村名中读成轻声，它的读音与现代普通话的“家”相去甚远，而与“各”倒很接近。久而久之，书写形式也跟着改变了，于是“家”便成了“各”。

说“家”字的读音中古以后经历了从[ka]到[kia]再到[ʨia]的演变，一般来说这是没有问题的。现代汉语各方言的读音情况，可以证明这一点。这里将《汉语方音字汇》中“家”字在二十处方言中的读音摘录编排成下表：

“家”字在各方言中读音（声母韵母）表：

ʨia：北京、济南、西安、太原、成都、合肥

ʨia文，ka白：武汉、扬州、长沙

ʨio文，ko白：双峰

ʨiɒ文，ko白：苏州

ko：温州

ke：潮州

ka文，ke白：厦门

ka：南昌、梅县、广州、阳江、福州、建瓯

晁继周的上述说法存在如下三个问题：一、称“X家庄”中的“家”字保存了古音读法的说法是错误的，至少是不准确的。准确的说法，应该是“X家庄”的“家”没有走上腭化的演变道路。“各”字所表示的，并非“家”字的古音；二、没有指出“X家庄”的“家”字读音没有走上腭化演变道路的原因；三、没有指出“家”读音变化的大致时间。

那么，“家”字之所以没有走上腭化的演变道路，原因何在呢？

《切韵》所代表的中古音系统中，“家”字所属的音韵类别是“见母开口二等字”。属于这一音韵类别的字，大部分都走上了腭化的道路。除了梗摄字基本上仍保持舌根（舌面后）读音没有腭化外，其他各类基本上都完成了腭化的演变。因此不妨说，“姓氏+家+庄”中的“家”字读音是个例外。

有例外必有解释。单从音理上讲，我们不妨作如下猜测：在“家”字读音发生ka﹥kia或ka﹥ʨia演变之前，“姓氏+家+庄”中的“家”字读音已经发生了改变。这种改变，足以使其脱离腭化的演变轨道。大致情况如下：

“家”字读音的正常演变过程：ka﹥kɪa﹥kia﹥ʨia

村庄名中“家”字读音的演变过程：ka﹥·ka﹥·ko﹥·kə

丁声树撰文、李荣制表《汉语音韵讲义》说到“二等见系开口字大多数变细音”，“还有一些字洪细两读”：“‘家’字通常是细音[ʨia]，但是地名如‘张家庄、胥家庄’之类‘家’字读[·kə]，字写作‘各’或‘郭’等，这是二等韵母在今音里的一个特点。一四等和三等韵母都没有这类情形。”

“姓氏+家+庄”中“家”字的例外读音，有两个现象值得注意：

一是，这种现象基本上限于京津冀鲁四省市的部分地区，范围远远小于以“姓氏+家+庄”模式命名村庄的地区。全国各地（包括京津冀鲁）还有许多以这种模式命名的村庄市镇，其中的“家”字读音大多经历了腭化的演变。

二是，“姓氏+家+庄”中的“家”字拥有例外读音的京津冀鲁地区，也有以“姓氏+家+村（乡、店、屯、营、务、铺、坨等）”之类命名村庄的，但其中的“家”字读音都经历了腭化的演变。换言之，“家”字读音不发生腭化演变的，“姓氏+家+庄”中的“庄”字是必要条件。

这两个现象跟“姓氏+各+庄”中的“各”字来历很可能是有关系的。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应该是既有语言上的原因，又有地域文化上的原因。

语言上的原因，有如下两种可能：一是跟“庄”字的读音有关，至于究竟是跟“庄”字的声母还是韵母有关，目前还不清楚；二是由于“家”字在三字组连读时成为轻读音节，在腭化音变发生前，已经不读ka的音，而读接近“哥”“各”“格”“戈”等的音。总之，当其他见母开口二等字声母发生腭化演变的时候，“姓氏+家+庄”中的“家”字脱离了腭化的大道，而走上了“家﹥哥﹥各”的个性化小路。

顾炎武《音学五书·唐韵正卷四》云：“家，古音姑……今山东青州以东犹存此音，如张家庄、李家庄之类皆呼为姑，至幽州之间则又转而为各矣。”顾氏把山东青州村庄名中“家”字的读音直接联系到古音“姑”，是缺乏证据的。从时间上论，它应该是北京“哥”的对应读音，即“家”字成为轻读音节后的读音。

地域文化上的原因，比如说，这一地区在历史上某个土地大开发（拓荒）时期（明代永乐年间），的确有些由兄弟同心协力、草创成村的。邻近村庄尊称其为“某哥村”，也不是没有可能。不过，我认为可能性更大的是：“某哥村”的写法和兄弟创村的民间传说，不过是世人不懂“某家庄”中“家”字语音演变的特殊性而作出的猜想，属于附会演绎。“格”“戈”等的写法，也是因为不知其所以然而写的别字。

五、“家”字腭化的时间

“家”字及其所属见母开口二等字，一般认为在反映公元6世纪语音情况的《切韵》（成书于公元601年）音系中，尚未发生腭化的演变，声母是k-，韵母是开口度较大的a-。例如，李荣《切韵音系》认为见母都读k-声母，开口二等字的韵母分别为：夬ai，佳ä，皆äi，删an，山än，麻a，唐ɐŋ，耕äŋ，江aŋ，肴au，衔am，咸ɐm。邵荣芬、李方桂两家，具体拟音有所不同，但见母开口二等声母未曾腭化的看法是一样的。见母开口二等字较早出现腭化苗头是唐慧琳《一切经音义》（写作时间为788—810），见母虽然可以通过当时译音证明尚未腭化，都读k-声母，但从反切情况看，麻韵等开口二等韵母普遍存在一个前高舌面元音介音的迹象了，黄淬伯拟测为-ɪ-。例如，麻部有ɪa、ɪua两个韵母。法国学者马伯乐《唐代长安方言考》，通过对《切韵》、日译汉音、不空学派的密咒对音、越南译音、敦煌藏汉对译写卷等研究，得出了见母开口二等七、八、十世纪均尚未腭化的结论。不过，十世纪时出现了腭化的前奏，-j-介音。请看下表：

到了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韵》（1324年写成）中，开口二等韵一般认为已经有i介音了。杨耐思《中原音韵音系》认为二等喉牙音字已经滋生了腭介音的雏形，采取八思巴字对音，将其拟为-i-介音。至于江阳韵中，二等韵喉牙音已经跟三等韵合流，可以直接作-i-。李新魁《<中原音韵>音系研究》稍有不同，他认为，元代以前二等字的韵母一般并不存在i介音，但是到了元代，“二等字中的见组声母字普遍产生了[i]介音”，“原来韵母中的主要元音为[a]的[k]组声母字，至此全带上了[i]介音”。

从出现i介音到完成舌面化，即kia﹥ʨia，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王力认为，见系分化为[k, kʻ, x]和[ʨ, ʨʻ, ɕ]两套，“在方言里先走一步，在北京话里则是清代后期的事情”。因为他注意到文献记载有时间上的参差。比如明隆庆年间（1567—1572）本《韵略易通》中“见溪若无精清取，审心不见晓匣跟”的说法，显示见系已经分化为两套；清乾隆年间无名氏《团音正考》“试取三十字母审之，隶见溪群晓匣五母者属团，隶精清从心邪五母者属尖”，似乎清初见系已经分化为两套。但是，《五方元音》以“京坚根干”同隶见母，由此可见清代前期见系可能还没有分为尖团两套。

村庄名用字的读音变化，应该跟韵书、反切等记载的语音演变情况相对应。

“某家庄”流行的时代，见组开口二等字尚未腭化；“某家庄”与“某哥（戈）庄”同时并用的时代，见组开口二等字开始腭化；“某各庄”流行的时代，见组开口二等字已经完成腭化。“某家庄”中的“家”字，读音跟一般的“家”字明显不同了。这个时候，人们听音写字，自然就写成了“某各庄”。只有个别学究式人士，知道个中道理，坚持写作“某家庄”。

顺义荣各庄，元代延祐三年（1316）名荣家庄，后因村民荣姓居多改为荣各庄。顺义东部杨各庄，原名马庄，因居民中杨姓人家渐成大族，于明万历年间更名杨各庄至今。加上上文已经说过的，元末以前，北京地区村庄未见有“姓氏+哥+庄”的名字，“姓氏+哥+庄”在明代沈榜《宛署杂记》中大量出现等情况，我们可以推测，“姓氏+家+庄”应该是在明代中期演变为“姓氏+哥+庄”的，同时或稍后演变为“姓氏+各+庄”。

也就是说，“家”字即见母开口二等字的腭化时间，应该是元朝末年以后、明朝中晚期——沈榜（1540—1597）之前。

这里有一条旁证：“高碑店”一名的历史演变情况。

清朱彝尊《日下旧闻考》引宋洪皓《松漠纪闻》云：“潞县三十里至交亭，三十里至燕。”称“今之高米店疑即古之交亭。交，高音讹也。”元至元二十九年至三十年（1292—1293），郭守敬主持修建通惠河时，将境内平津闸命名为郊亭闸。高米店最早见于《燕京略纪》：“通州至京城，乘舟西行过高米店，一日即到。”《日下旧闻考》：“通州至京城，中途有高米店，或呼高碑店。”可见，今天的高碑店，在宋代至元代是称交亭或郊亭的，明清以后才演变为高米店或高碑店。

“交”“郊”二字跟“家”字一样，也是见母开口二等字，它们一直到公元十三世纪末，声母读音都跟见母开口一等字“高”一样，尚未完成腭化的演变。

文字是语言的书写符号。语言变了，文字跟着变。根据文字的变异，可以反推历史上语音的演变。可见，像“家”这种地名用字的演变情况，也是音韵学、汉语史研究的重要材料，值得重视。

六、村庄名演变的复杂性

在大众普遍缺少接受文化教育机会、村庄历史少有文字记载、以口耳相传为主的年代，在朝代更迭、社会移风易俗之际，村庄的名字（包括读音与写法）是很容易发生变化的，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不合规律的“讹变”。

海淀朱各庄，一度被写作“诸葛庄”。海淀聂各庄，光绪《顺天府志·地理志》称“聂家庄”，这显然是沿用古地名。个中原因，除了崇古与趋新的心理分歧外，也可能是偏爱本字与尊重时音的不同——崇古、偏爱本字的写“某家庄”，反之写“某哥（戈）庄”。房山崇各庄乡，传说是宋代名将孟良盗骨途经此处时，所盗杨令公骨殖散落于地，于是重新装裹。后人因而称此地为“重裹庄”，后讹变为“崇各庄”。密云田各庄，乍一看像是田氏聚集成村，但实际上是因此地盛产甜枣而得名。还有山东省烟台、青岛、潍坊等地“格”“戈”“哥”等不同写法。

村庄名字中“家（各）”字的读音演变，实际上是语流音变的结果。正如赵彤所说的，中古音为ka的“家”，由于处在三字专名的第二音节，口语中弱读为kə，所以没有按照见母麻韵字的一般规律变为ʨia。京津冀鲁部分地区“家”变“各”是轻读音节变化类型，“家”字仍然作为一个声母韵母俱全的独立音节。陕西省关中地区，进而把“家”字的声母也省略掉，读同“丫”或“阿”。例如，胡家沟[xuə ia k u ]。河南洛阳地区则走得更远，属于另一种语流音变类型，合音形式，“家”字跟前边表示姓氏的字合并为一个音节。例如：李家屯儿[lia thuɯ]，徐家营儿[sya iɯ]，宋家庄儿[sua tʂuɐɯ]，霍家屯儿[xua thuɯ]。合音前，李[li]、徐[sy]、宋[suŋ]、霍[xuə]。

黄谷甘《村名中的“各”字溯源》提出了一种大胆的说法：他认为，现在北方官话中“x各庄”“x格庄”之类的“各”字，“保留了表示屯落、村庄的古义，书写形式写的也是本字，而语音形式也保留了声母读[g-]的古读音”。由此他进而断言：“……所谓‘各’字本来是‘家’字的读音存古，后世与‘各’读音相近，久而久之写成‘各’字的说法，实际上是声训上的牵强附会。”这种说法，至少存在如下四个问题：一是，甲骨文时代，“各”字的声母读音不能肯定是[g-]（黄氏有可能想说是[k-]），也有可能是[l-]。按照主张上古汉语有复声母的学者的说法，还可能是[kl-][gl-]；二是把明清时代出现、流行的部分北方地区的村庄名称用字一下子联系到甲骨文时代，中间跨越三千年且没有任何连续的文献记载，仅凭音义上的近似性便断定其源流关系，无法排除偶然性和形式上的相似性，无法确定其间有发生学关系；三是北方方言是公认的汉语演变速度快、古今差异明显的方言，演变速度慢、保存古汉语各方面特点较多的闽粤等方言地区并不使用“表示屯落、村庄的古义”的“各”字，不合逻辑；四是如上文所述，“各”的出现、使用时间在“家”之后，有大量的文献证据。总之，黄说不可信。

研究村庄地名演变历史，探讨取名源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时不得不采用一些民间传说。民间传说或语焉不详，或缺少时间地点的具体说明，可靠性和准确性都会打些折扣。因此，文中所论颇有可商榷处。倘若有机会得到广泛翻阅各地民间家谱、地方史乘的机会，或可对完善立论有所裨益。

（本文原刊《中国典籍与文化》2022年第3期第122—129页，文中原有注释，引用请务必参考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