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重处理地名用字，保护地名文化资源

刘保全

    我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民族众多，不仅是世界上地名数量最多的国家，而且其文化底蕴之深厚也非一般国家所能比拟，是一座地名文化资源的“富矿”。在地名标准化和语言文字规范化进程中，强调对地名文化资源的保护意识，慎重处理地名用字、更名问题，使地名更好地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实   践

    地名是一定地域的语言、文字标志，是语言中的专有名词。地名的正确读写，是语言文字规范化的内容之一。

    80年代，国家组织开展全国地名普查和补查工作，对地名用字读音进行了全面调查、整理，但国家一级对地名用字与读音的审定未能及时进行。90年代末，民政部在与总参测绘局联合编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区标准地名图集》过程中，发现各地的人文、自然地名中存在着相当数量的生僻字、异体字、不规范的简化字及自造字，读音也没有一定之规，难以适应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要求。

    为此，民政部审时度势，与主管语言文字的教育部、国家语委合作，提出了总体设想：从现在起，分期分批对全国各类地名进行以用字与读音为主要对象的审定工作，使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标准地名，推进、深化我国的地名标准化，并促进语言文字规范化。

    2000年4月，两部一委发出《关于开展全国政区名称用字读音审定工作的通知》，决定以政治性强、涉及面广、使用频率高的“政区名称”作为全国地名标准化这一巨大系统工程的试点和先导。其基本任务是：依据《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地名管理条例》等现行法规，以规范汉字和普通话读音为标准，进行各级政区名称的“正字”与“正音”，达到减少生僻字，消除异体字、不规范简化字、自造字并确定规范读音的目标。

    所谓地名标准化，其基本要求是地名的形、音、义都符合规范，即：①字形统一，无重名、一地多名、一名多写的现象；用字规范，不用繁体字、异体字、自造字。②按普通话读音，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音书写的规范。③含义健康。依此，具体衡量政区名称用字的标准确定为：

    简化字――以1986年10月国家语委重新发表的新版《简化字总表》为准；生僻字――指国家语委、新闻出版署1988年3月发布的《现代汉语通用字表》未收入的字；异体字――参见国家文化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1955年12月发布的《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自造字（又称土俗字、生造字）――没有全国通用注音、释义而为局部地方通用的字。

    工作开展之初,我们的目标是理想化的：在政区名称中，不保留生僻字，确有必要沿用的留在有关的村名中；政区名称的读音，原则上以普通话读音为准，仅保留少量另有含义的方言音；彻底消除异体字、自造字。然而通过初审的实践，看来完全照此办理确有较大难度。地方坚持保留的政区名称生僻字，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姓氏用字。例如： màn，山东文登市的 山镇，当地姓“ ”的有几千人；郄xì, 河北栾城县有郄马镇。

    （二）另有特定含义的用字。例如：湴bàn，方言指“烂泥”，江西萍乡市的源湴乡以地处山间多烂泥田得名；  luó，瑶语指“茅草”，湖南洞口县 溪瑶族乡的名称起源，相传是明代有瑶族在溪边盖茅草屋定居。

    （三）有特定含义的自造字。例如：氵鵣chí,用于浙江永嘉县五氵鵣乡，相传猎人在此发现水边有五只美丽的水鸟鸂鶒（xī chì），后人为此地取名五　　“氵鵣”――因“鸂鶒”二字书写复杂，每字取一部分组合而成；石太tài，广东英德市民间用以指称一边高一边低的石山，高处称上石太，下石太镇座落低的一边，故名。 

    （四）有特定含义的异体字。例如：淼miǎo，形容水大，江苏常熟市淼泉镇以境内河道纵横、水网密布得名，而其正体字“渺”却有微小意；甽zhèn，“山下根之受山上流水处曰甽”（《释名，释山》），浙江宁海县深甽镇起名于千年前的宋代，且“甽”原是本字，而今之正体字“圳”却是岭南俗写；  tún，同“坉、屯”，意为寨子，在贵州省兴仁县 脚镇则形象表现其“建村于土台之上”的地理特征，省旅游部门认为该字用于此地已有数百年历史，文化内涵深，是不可多得的旅游资源。

    为什么我们良好的初衷不能得到人民的理解？为什么我们认为稳妥的工作计划反而显得举步维艰？

                               反   思

    20世纪50～60年代，国家主管部门为配合当时的文字改革，更换了政区名称中部分异体、生僻及笔画繁多的用字，调整了若干少数民族语地名的译音用字。其中，以同音或近音的常用字取代生僻字，造成不少政区名称失义，留下难以挽回的遗憾。例如：

    ①陕西的盩厔县――古时称山曲为“盩”，水曲为“厔”，西汉置县时因境内“秦岭逶迤、渭河迂回”命名“盩厔”。1964年为简化用字改作“周至”，音虽同惟原义尽失。而当地人民念念不忘曲山、曲水的命名渊源，在县名更改20年后的1984年，将县城所在的城关公社改作“二曲镇”。

    ②陕西的醴泉县――因有泉水甘甜的醴泉得名，表明该县拥有丰富的优质矿泉水资源。而1964年为简化“醴”字改作“礼泉”，从语源上就讲不清楚了，是说这里为礼节的源泉之地？还是表明当地民众非常好客，礼节多如泉涌呢？

    ③江西的鄱阳县――我国素有山南水北为“阳”，反之为“阴”的地名命名原则，故番江北岸设县名曰“鄱阳”。1957年为简化字形更名波阳县，县名原意顿消，邻近的鄱江、鄱阳山、鄱阳湖一应俱全，唯独没有“波水”，又哪来的“波阳”？

    曾深入探索我国古代地名学理论并颇有建树的金祖孟先生谈到：“中国最古的地名，往往同一字包括专名、通名两部，如‘嵩’字，上半‘山’字为通名，下半‘高’字为专名；‘汾’字，左旁‘水’为通名，右旁‘分’字为专名；‘郿 ’字，左旁‘眉’字为专名，右旁‘邑’字为通名。此外，如岐、岢、岱、崤、岷、崞、峄诸山名，汝、江、汶、沁、沂、沅、河、泌、沭、泗、洛、洙、洧、浙、淮、淝、济、淄、渭、湘、汉诸水名，邠、邢、邲、邳、邰、邽、郫、郢、郓、郑诸地域名，都是古代地名。这种古地名的产生，不仅是‘用字命名’，而且是‘造字命名’。”

    “造字命名”的传统，形成了众多具有唯一性、排他性的地名专用字。据陈梦家研究，殷墟卜辞中所见的地名用字有500多个；许慎《说文解字》收录地名用字800多个，为全书所收单字的近十分之一；《现代汉语词典》也收录了部分地名用字，计400多个。我国究竟有多少个地名专用字，目前还没有一个准确的统计。最近，电子行业标准《信息技术，信息交换用字编码字集第八辅助集》（报批稿）收录了GBK字符集库以外的地名用字2501个。据参与该标准起草的国家测绘局哈丹朝鲁先生讲，这些地名用字是从1∶25万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上选取的；如果依据1∶5万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估计地名专用字在4000个左右,而且在更大比例尺地图上可能还要多。可见，实际存在的地名专用字，要比当前《现代汉语通用字表》和现有字典收录的多出不少,应该在语言文字领域给它一个特殊的、固定的位置。

    反思政区名称用字读音审定的前一阶段实践，我们认为：地名作为一种语言文字符号，是人们共同约定给予地理实体的标志。开始，地名只有“音”和“义”，待文字产生后便有了“形”。地名之所以不同于一般名词，在于它的意义是对个体事物的专指，而不是对某一类事物的泛指，以致地名专用字一般难以替换，同时要求我们对待各具特定含义的古今地名用字不能简单化。

    “积极、慎重、实事求是”，应当是我们开展地名用字读音审定的基本原则。在如何对待地名用字的问题上，既不能无原则地迁就那些明显违背规范的现象，也不能脱离实际去简单地照章办事、强行处理。地名用字的音、形、义三要素中，“音”与“形”承担着地名的交往功能，体现其现实的使用价值；“义”则蕴藏着该地理实体命名时所具备的各种自然或人文特征，体现其包括历史、文化、经济等方面的潜在价值，是地名的灵魂。因此，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在实际应用上，都要把“义”的继承和发扬放到至关重要的位置上。

    在随后的审定工作中，陈云同志“不惟书，不惟上，只惟实”的名言堪为我们的指导思想。据此，我们确定了“据义定字、定音”的原则，调整了处理办法，受到地方主管机关和当地群众的普遍赞同，一些难题迎刃而解，工作的进度大大加快。为了维护、促进国家语言文字规范化的大局，我们一方面要求地名工作者对地名用字认真溯源，据义审理；一方面提请语言文字部门注重地名用字的特殊性，尽快制定合理的地名异体字、繁体字、自造字的处理原则。

                                展   望

    地名是各个历史时代人类活动的产物。它记录了人类探索世界和自我的辉煌，记录了战争、疾病、浩劫与磨难，记录了民族的变迁与融合，记录了自然环境的变化，有着丰富的历史、地理、语言、经济、民族、社会等科学内涵，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是人类历史的活化石。

    今天，地名除继续承担着交往功能外，还为许多领域的研究与开拓提供了释疑的钥匙。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是我国现代地名学的开拓者之一，他在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过程中接触到许多地名学问题，深感地名对历史地理、社会经济资料具有重要的佐证意义：

    先秦时代，华北平原以“丘”、“陵”、“阜”命名的地名很多，这反映了当时的地理环境――地貌起伏不平，人们择高地而居以避洪水，“丘”的消逝则说明它们日后被黄河等河水漫流所挟泥沙淤平；两汉时，以“乡”、“亭”、“聚”命名地方，表现了当时的地方基层行政制度；六朝时；坞、壁、垒、戍、堡等地名用字的出现，应与当时豪族大土地所有制以及社会动乱需要防御有关；唐中叶以后，内地出现的“镇”、“集”、“市”反映小商业城市的兴起，“场”、“务”表明了官营手工业的发达。他还从“不”这一古代东北滨海民族的发语音，论证“不而”、“不夜”、“不其”等沿海地名何以常带“不”字，认为这些凝聚民族、语言史料的地名，对于了解古代的部族迁徙有很大帮助。

    又如，“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宗法社会的人们往往按姓氏聚居，姓氏便成为地名中最富区别意义的亮点。在人口密集、地貌各异的地方，黄庄、李家庄、陈官屯、宋家沟、左各庄、苏家坡、陆家浜、潘墩、蔡畈、余家井……不胜枚举。据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袁义达副研究员统计，中国古今的姓氏超过22000个。由此可以推测，地名中涉及姓氏的用字也不会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17条规定姓氏可以使用异体字，同样，如果轻易改变充当地名主体的姓氏用字，无异于割断当地历史传统的主脉，造成新的地名“形不表义”，当地群众肯定不会接受。

    近些年来，关于地名来历、沿革的学术研究硕果累累。一些地名考证成果，已经在国家和当地的“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四川安乐县有个“卧佛沟”，人们沿着这个耐人寻味的地名，果真发现了一尊巨大的石佛及盛唐时期释迦牟尼涅磐的岩刻画像，还发现古人埋藏的40多万字的佛经，为佛学研究和唐代文化的探索提供了新的资料。

    ――夏、商、周是我国上古时期三个相继的朝代，然而长期找不到夏朝的物证。1977年，考古学家以河南登封县一个叫“王城岗”的古地名为线索，在那里挖掘出城墙基槽，经碳—14测定为夏朝遗址。

    ――安徽桐城市根据清代重臣张英与邻里“各让地三尺成巷”的故事，保护、宣传古迹“六尺巷”,倡导宽厚待人,礼让为先；江苏淮安市发掘历史典故,在当年韩信受胯下之辱的地方设立“胯下桥”标志,成为城区旅游一景；北京市宣武区追寻地名线索，在30个重要历史遗址设置景观标志,为古都增光添彩。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与情感、思想与道德、智慧与价值，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层面，地名正是一个独具特色的层面。国家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李宇明先生“除考虑文字的交际功能外,还要特别重视其文化层面”的观点，在处理地名用字上同样重要。

    据统计，我国2001年旅游总收入为4995亿元，名列世界第5位；世界旅游组织预测：2020年，中国要成为旅游强国。其中，历史地名的旅游价值日益引起地方政府的重视，也以其独特、深厚的文化底蕴倍受国内外游人青睐。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为使古老的地名更好地为当今、为后世服务，必须增强对地名文化资源的保护意识，从我们耳濡目染的一字一音做起……

（资料来源：http://www.china-language.gov.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