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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重处理地名用字,保护地名文化资源
来源: 作者: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8-09-13

慎重处理地名用字,保护地名文化资源

 

刘保全

 

    我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民族众多,不仅是世界上地名数量最多的国家,而且其文化底蕴之深厚也非一般国家所能比拟,是一座地名文化资源的“富矿”。在地名标准化和语言文字规范化进程中,强调对地名文化资源的保护意识,慎重处理地名用字、更名问题,使地名更好地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地名是一定地域的语言、文字标志,是语言中的专有名词。地名的正确读写,是语言文字规范化的内容之一。

    80年代,国家组织开展全国地名普查和补查工作,对地名用字读音进行了全面调查、整理,但国家一级对地名用字与读音的审定未能及时进行。90年代末,民政部在与总参测绘局联合编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区标准地名图集》过程中,发现各地的人文、自然地名中存在着相当数量的生僻字、异体字、不规范的简化字及自造字,读音也没有一定之规,难以适应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要求。

    为此,民政部审时度势,与主管语言文字的教育部、国家语委合作,提出了总体设想:从现在起,分期分批对全国各类地名进行以用字与读音为主要对象的审定工作,使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标准地名,推进、深化我国的地名标准化,并促进语言文字规范化。

    20004月,两部一委发出《关于开展全国政区名称用字读音审定工作的通知》,决定以政治性强、涉及面广、使用频率高的“政区名称”作为全国地名标准化这一巨大系统工程的试点和先导。其基本任务是:依据《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地名管理条例》等现行法规,以规范汉字和普通话读音为标准,进行各级政区名称的“正字”与“正音”,达到减少生僻字,消除异体字、不规范简化字、自造字并确定规范读音的目标。

    所谓地名标准化,其基本要求是地名的形、音、义都符合规范,即:①字形统一,无重名、一地多名、一名多写的现象;用字规范,不用繁体字、异体字、自造字。②按普通话读音,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音书写的规范。③含义健康。依此,具体衡量政区名称用字的标准确定为:

    简化字――以198610月国家语委重新发表的新版《简化字总表》为准;生僻字――指国家语委、新闻出版署19883月发布的《现代汉语通用字表》未收入的字;异体字――参见国家文化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195512月发布的《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自造字(又称土俗字、生造字)――没有全国通用注音、释义而为局部地方通用的字。

    工作开展之初,我们的目标是理想化的:在政区名称中,不保留生僻字,确有必要沿用的留在有关的村名中;政区名称的读音,原则上以普通话读音为准,仅保留少量另有含义的方言音;彻底消除异体字、自造字。然而通过初审的实践,看来完全照此办理确有较大难度。地方坚持保留的政区名称生僻字,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姓氏用字。例如: màn,山东文登市的 山镇,当地姓“ ”的有几千人;郄xì, 河北栾城县有郄马镇。

    (二)另有特定含义的用字。例如:湴bàn,方言指“烂泥”,江西萍乡市的源湴乡以地处山间多烂泥田得名;  luó,瑶语指“茅草”,湖南洞口县 溪瑶族乡的名称起源,相传是明代有瑶族在溪边盖茅草屋定居。

    (三)有特定含义的自造字。例如:氵鵣chí,用于浙江永嘉县五氵鵣乡,相传猎人在此发现水边有五只美丽的水鸟鸂鶒(xī chì),后人为此地取名五  “氵鵣”――因“鸂鶒”二字书写复杂,每字取一部分组合而成;石太tài,广东英德市民间用以指称一边高一边低的石山,高处称上石太,下石太镇座落低的一边,故名。 

    (四)有特定含义的异体字。例如:淼miǎo,形容水大,江苏常熟市淼泉镇以境内河道纵横、水网密布得名,而其正体字“渺”却有微小意;甽zhèn,“山下根之受山上流水处曰甽”(《释名,释山》),浙江宁海县深甽镇起名于千年前的宋代,且“甽”原是本字,而今之正体字“圳”却是岭南俗写;  tún,同“坉、屯”,意为寨子,在贵州省兴仁县 脚镇则形象表现其“建村于土台之上”的地理特征,省旅游部门认为该字用于此地已有数百年历史,文化内涵深,是不可多得的旅游资源。

    为什么我们良好的初衷不能得到人民的理解?为什么我们认为稳妥的工作计划反而显得举步维艰?

 

                                 

 

    20世纪5060年代,国家主管部门为配合当时的文字改革,更换了政区名称中部分异体、生僻及笔画繁多的用字,调整了若干少数民族语地名的译音用字。其中,以同音或近音的常用字取代生僻字,造成不少政区名称失义,留下难以挽回的遗憾。例如:

    ①陕西的盩厔县――古时称山曲为“盩”,水曲为“厔”,西汉置县时因境内“秦岭逶迤、渭河迂回”命名“盩厔”。1964年为简化用字改作“周至”,音虽同惟原义尽失。而当地人民念念不忘曲山、曲水的命名渊源,在县名更改20年后的1984年,将县城所在的城关公社改作“二曲镇”。

    ②陕西的醴泉县――因有泉水甘甜的醴泉得名,表明该县拥有丰富的优质矿泉水资源。而1964年为简化“醴”字改作“礼泉”,从语源上就讲不清楚了,是说这里为礼节的源泉之地?还是表明当地民众非常好客,礼节多如泉涌呢?

    ③江西的鄱阳县――我国素有山南水北为“阳”,反之为“阴”的地名命名原则,故番江北岸设县名曰“鄱阳”。1957年为简化字形更名波阳县,县名原意顿消,邻近的鄱江、鄱阳山、鄱阳湖一应俱全,唯独没有“波水”,又哪来的“波阳”?

    曾深入探索我国古代地名学理论并颇有建树的金祖孟先生谈到:“中国最古的地名,往往同一字包括专名、通名两部,如‘嵩’字,上半‘山’字为通名,下半‘高’字为专名;‘汾’字,左旁‘水’为通名,右旁‘分’字为专名;‘郿 ’字,左旁‘眉’字为专名,右旁‘邑’字为通名。此外,如岐、岢、岱、崤、岷、崞、峄诸山名,汝、江、汶、沁、沂、沅、河、泌、沭、泗、洛、洙、洧、浙、淮、淝、济、淄、渭、湘、汉诸水名,邠、邢、邲、邳、邰、邽、郫、郢、郓、郑诸地域名,都是古代地名。这种古地名的产生,不仅是‘用字命名’,而且是‘造字命名’。”

    “造字命名”的传统,形成了众多具有唯一性、排他性的地名专用字。据陈梦家研究,殷墟卜辞中所见的地名用字有500多个;许慎《说文解字》收录地名用字800多个,为全书所收单字的近十分之一;《现代汉语词典》也收录了部分地名用字,计400多个。我国究竟有多少个地名专用字,目前还没有一个准确的统计。最近,电子行业标准《信息技术,信息交换用字编码字集第八辅助集》(报批稿)收录了GBK字符集库以外的地名用字2501个。据参与该标准起草的国家测绘局哈丹朝鲁先生讲,这些地名用字是从125万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上选取的;如果依据15万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估计地名专用字在4000个左右,而且在更大比例尺地图上可能还要多。可见,实际存在的地名专用字,要比当前《现代汉语通用字表》和现有字典收录的多出不少,应该在语言文字领域给它一个特殊的、固定的位置。

    反思政区名称用字读音审定的前一阶段实践,我们认为:地名作为一种语言文字符号,是人们共同约定给予地理实体的标志。开始,地名只有“音”和“义”,待文字产生后便有了“形”。地名之所以不同于一般名词,在于它的意义是对个体事物的专指,而不是对某一类事物的泛指,以致地名专用字一般难以替换,同时要求我们对待各具特定含义的古今地名用字不能简单化。

    “积极、慎重、实事求是”,应当是我们开展地名用字读音审定的基本原则。在如何对待地名用字的问题上,既不能无原则地迁就那些明显违背规范的现象,也不能脱离实际去简单地照章办事、强行处理。地名用字的音、形、义三要素中,“音”与“形”承担着地名的交往功能,体现其现实的使用价值;“义”则蕴藏着该地理实体命名时所具备的各种自然或人文特征,体现其包括历史、文化、经济等方面的潜在价值,是地名的灵魂。因此,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在实际应用上,都要把“义”的继承和发扬放到至关重要的位置上。

    在随后的审定工作中,陈云同志“不惟书,不惟上,只惟实”的名言堪为我们的指导思想。据此,我们确定了“据义定字、定音”的原则,调整了处理办法,受到地方主管机关和当地群众的普遍赞同,一些难题迎刃而解,工作的进度大大加快。为了维护、促进国家语言文字规范化的大局,我们一方面要求地名工作者对地名用字认真溯源,据义审理;一方面提请语言文字部门注重地名用字的特殊性,尽快制定合理的地名异体字、繁体字、自造字的处理原则。

 

                                  

 

    地名是各个历史时代人类活动的产物。它记录了人类探索世界和自我的辉煌,记录了战争、疾病、浩劫与磨难,记录了民族的变迁与融合,记录了自然环境的变化,有着丰富的历史、地理、语言、经济、民族、社会等科学内涵,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是人类历史的活化石。

    今天,地名除继续承担着交往功能外,还为许多领域的研究与开拓提供了释疑的钥匙。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是我国现代地名学的开拓者之一,他在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过程中接触到许多地名学问题,深感地名对历史地理、社会经济资料具有重要的佐证意义:

    先秦时代,华北平原以“丘”、“陵”、“阜”命名的地名很多,这反映了当时的地理环境――地貌起伏不平,人们择高地而居以避洪水,“丘”的消逝则说明它们日后被黄河等河水漫流所挟泥沙淤平;两汉时,以“乡”、“亭”、“聚”命名地方,表现了当时的地方基层行政制度;六朝时;坞、壁、垒、戍、堡等地名用字的出现,应与当时豪族大土地所有制以及社会动乱需要防御有关;唐中叶以后,内地出现的“镇”、“集”、“市”反映小商业城市的兴起,“场”、“务”表明了官营手工业的发达。他还从“不”这一古代东北滨海民族的发语音,论证“不而”、“不夜”、“不其”等沿海地名何以常带“不”字,认为这些凝聚民族、语言史料的地名,对于了解古代的部族迁徙有很大帮助。

    又如,“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宗法社会的人们往往按姓氏聚居,姓氏便成为地名中最富区别意义的亮点。在人口密集、地貌各异的地方,黄庄、李家庄、陈官屯、宋家沟、左各庄、苏家坡、陆家浜、潘墩、蔡畈、余家井……不胜枚举。据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袁义达副研究员统计,中国古今的姓氏超过22000个。由此可以推测,地名中涉及姓氏的用字也不会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17条规定姓氏可以使用异体字,同样,如果轻易改变充当地名主体的姓氏用字,无异于割断当地历史传统的主脉,造成新的地名“形不表义”,当地群众肯定不会接受。

    近些年来,关于地名来历、沿革的学术研究硕果累累。一些地名考证成果,已经在国家和当地的“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四川安乐县有个“卧佛沟”,人们沿着这个耐人寻味的地名,果真发现了一尊巨大的石佛及盛唐时期释迦牟尼涅磐的岩刻画像,还发现古人埋藏的40多万字的佛经,为佛学研究和唐代文化的探索提供了新的资料。

    ――夏、商、周是我国上古时期三个相继的朝代,然而长期找不到夏朝的物证。1977年,考古学家以河南登封县一个叫“王城岗”的古地名为线索,在那里挖掘出城墙基槽,经碳—14测定为夏朝遗址。

    ――安徽桐城市根据清代重臣张英与邻里“各让地三尺成巷”的故事,保护、宣传古迹“六尺巷”,倡导宽厚待人,礼让为先;江苏淮安市发掘历史典故,在当年韩信受胯下之辱的地方设立“胯下桥”标志,成为城区旅游一景;北京市宣武区追寻地名线索,在30个重要历史遗址设置景观标志,为古都增光添彩。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与情感、思想与道德、智慧与价值,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层面,地名正是一个独具特色的层面。国家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李宇明先生“除考虑文字的交际功能外,还要特别重视其文化层面”的观点,在处理地名用字上同样重要。

    据统计,我国2001年旅游总收入为4995亿元,名列世界第5位;世界旅游组织预测:2020年,中国要成为旅游强国。其中,历史地名的旅游价值日益引起地方政府的重视,也以其独特、深厚的文化底蕴倍受国内外游人青睐。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为使古老的地名更好地为当今、为后世服务,必须增强对地名文化资源的保护意识,从我们耳濡目染的一字一音做起……

 

(资料来源:http://www.china-language.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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