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临江之麋》偶识

《三戒》为柳宗元被贬永州时所作，《临江之麋》即是其中的一篇。文中写了一只惯受主人宠爱的小鹿常与家犬嬉戏，以犬为同类，后一出家门，立即被外面的狗吃掉的故事，其意在讽刺那些“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势以干非其类，出技以怒强，窃时以肆暴，然卒殆于祸”者（《三戒序》），寓意深刻，“千余年来，殆为唐文敷散最广之作”(章士钊《柳文指要》卷19，文汇出版社，2000年，第476页)，为其释音、释意者为数不少，但其中偶有乖舛疏谬者，笔者试辨析之并兼谈其史料价值。

临江所在，宋代注家如《增广注释音辨柳先生集》、《五百家注柳先生集》等于此均无注，其原因大概是临江所在非常明晰，无需注解。至此以后，政区变迁剧烈，后人已不知唐时临江所在，故往往以后世地名注此，代表性的观点为“临江”即江西省清江县（如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编写的《柳宗元诗文选注》，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贝远辰选注《柳宗元诗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柳宗元诗文编注组《柳宗元诗文选注》，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唐宋八大家文钞•柳州文钞》，三秦出版社，1998年等）。据《元和郡县图志》、《旧唐书·地理志》、《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时称临江者有二：一为忠州临江县，隋大业初属巴东郡，义宁二年（618年）为临州治，唐贞观八年（634年）改为忠州治，终唐一代未曾废置；二为临江郡，本隋代永平郡的武林县改置，贞观三年（629年）置鷰州，天宝元年（742年）改为临江郡，始有“临江”之名，乾元元年（758年），又改为龚州。柳宗元被贬永州在永贞元年（805年），其时临江郡已废置近五十年，则《临江之麋》中的“临江”即是指忠州临江县而言，大致今重庆忠县一带。唐时忠州产鹿，白居易《初到忠州赠李六》诗中说“吏人生梗都如鹿”，以鹿作比，可见忠州产鹿，唐时即为时人所知。宋代忠州驯鹿仍不少，《方舆胜览》咸淳府（即唐时忠州，南宋咸淳元年（1265）年改，临江县仍为府治，迁今忠县东二十里黄华城）下土产条即有驯鹿一项，故柳宗元取“临江”所产麋鹿来设喻。此“临江”为忠州临江当无可疑。

今注家以“临江”为江西清江县也并非全无原因，据《宋史·地理志》记载，“淳化三年（992年），以筠州之清江建临江军”，清江即为临江军治所。《苏轼文集》卷68中的《记临江驿诗》中的“临江”即指此临江军（诗下小注云：“绍圣间临江军驿壁得此诗，不知谁氏子作也”，知此“临江”为临江军）。注柳文者不查，妄以北宋淳化三年所设置的“临江军”释唐永贞、元和年间的“临江”，故生此谬误。胡三省尝言，“晋、宋、齐、梁、陈之疆理，不可以释唐之疆理”，释地名者当“随时随地考其建置、沿革、离合”，此之谓也。

《临江之麋》虽是虚构的寓言故事，但任何文学作品的创作都不可能脱离其生活环境，作品中所牵涉的人、事、物恰恰从虚构的侧面反映了历史的真实，这篇小文中就蕴涵着丰富的史料价值，试浅析之。从春秋战国时起，古人对麋鹿的记述就不绝于书，《孟子》中写到，“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可见至迟在春秋时皇家的苑囿中已经有了驯养的麋鹿。但麋鹿如何驯养，史无明文，而《临江之麋》就恰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材料。其先是临江人“畋得麋麑”，麋麑即是小鹿，下文又称“麋鹿稍大”，推测起来，他所田猎的应是一头幼兽。麋鹿虽然较温顺，但野性未除，对人仍有攻击性，因此临江人将幼崽带回家以后，“畜之”，目的就在于驯服。临江人“日抱”之，且使其“就犬”，“习示之，使勿动，稍使与之戏”。日久天长，麋鹿已“忘己之麋也”，全然驯化，失去野性了。可以想象，古代各种家畜在驯化的初期，很可能就如“临江之麋”，先猎取其初生仔兽，采用人工哺乳的方法，俟其成长，这样容易使其驯服。这种取仔兽驯化野生动物的方法还可以从其他史料中得到验证。

《滇南杂志》记载：“临安山中产鹿，清明前后生子，其子必俟雨后方能走，若无雨，终不能行也。土人觅得归家，以羊乳之，长大便随羊行走，野性稍驯，可为园林点缀，名羊乳鹿。”

《岭外代答》卷9禽兽门介绍：“淳熙乙未（1175年）二月，有野妇把一白麛鬻于市。太守郑以钱七百得之，日取牛乳饲之，长大乃雌尔，然驯狎可爱。郑求得张曲江进白鹿故事，作垒金羁络掩尾之饰，将以进呈而不遂。然钦之白鹿，自昔有之，不足异也。”（以上两例为谢成侠《中国养牛羊史（附养鹿简史）》检得，中国农业出版社，1985年）

《北户录》卷1孔雀媒：“雷、罗数州收孔雀雏养之，使极驯。”

史籍中此类关于动物驯化的事例奇少，柳宗元的《临江之麋》虽为文学作品，但其中恰恰给我们提供了目前所知恐怕是最早的取仔兽驯化的记载。

                                             刊《古典文学知识》200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