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历史上两广地域相关的专有名称中，“岭南”一词最为人熟知。岭南，系五岭以南地区。“岭南”一词从一个泛指的普通名词，到唐代天宝之后特指南岭以南地区，再到清代专指广东，经历了逐渐演变的过程，对此，已有学者进行过探讨，此不赘述。“岭峤”和“岭外”出现的时间较早，在南朝宋范晔《后汉书》中即开始使用，并用于指代南方的岭南地区。“岭表”则相对晚出一些，而且与“岭南”一样，北魏《水经注》中虽有所使用，但直到南朝时才一般指代岭南地区。这几个词都到唐代开始大量涌现，这和“岭南”一词的大量使用是同步的。

相较于“岭南”“岭外”“岭表”等词，“岭海”一词的出现则更晚，直到唐代才开始使用，但止零星见于史籍。到了宋代，无论是官修史书还是文人诗文，“岭海”一词已被较广泛运用。与“岭南”“岭外”“岭表”等词相通，“岭海”亦指彼时两广地区，因其地北倚五岭、南临南海而名之。尽管其使用仍然不如“岭南”“岭表”“岭外”等称呼之广泛，亦无取代之义，但这一概念的出现及使用，却有其独特的历史文化意义。然而，“岭海”一称的出现和使用是怎样的情况，该概念的由来又是基于怎样的认知，以往学界虽有关注，但并未具体言明唐宋时期“岭海”意涵之生成及其缘由，笔者欲对其作专门探讨。

一、唐宋“岭海”一称之指代

“岭海”一词，《汉语大词典》释义为“指两广地区。其地北倚五岭，南临南海，故名。”《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曰“古地区名，指五岭以南地区，即岭南。其地北倚五岭，南临南海，故名。”“岭海”作为地理区域的表述，约在唐代开始出现。然今所见唐代文献中用“岭海”者尚不多，仅寥寥几处。如韩愈《潮州刺史谢上表》云“臣今年正月十四日蒙恩授潮州刺史，即日驰驿就路，经涉岭海，水陆万里”；“虽在万里之外，岭海之陬，待之一如畿甸之间，辇毂之下”；《鳄鱼文》云“况潮岭海之间，去京师万里哉”；刘长卿《送独孤判官赴岭》云“岭海看飞鸟，天涯问远人”等。其中“岭海”之用，似乎也泛指“山岭与大海”，但这片山海之间的广阔天地与唐代“岭南”所指地域范围仍有很大关联。在宋代文献记载中，用“岭海”一词来指代彼时两广地区这样一个地理和行政区划范围，则是更加明确和频繁。“岭海”之“岭”，似不言自明，而“岭海”之“海”，其意涵与两广濒临之海洋（南海），以及海中之海南岛，联系甚密。

“岭海”在《宋史》中出现约12处，如《宋史·李崇矩传》言李崇矩“在岭海四五年，恬不以炎荒婴虑。旧涉海者多舣舟以俟便风，或旬余，或弥月，崇矩往来皆一日而渡，未尝留滞，士卒僮仆随者皆无恙”。李崇矩（924-988）为北宋初将领，最终官至枢密使。李氏曾于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秋天任邕、贵、浔、宾、横、钦六州都巡检使。不久即改任琼、崖、儋、万四州都巡检使。任期结束之后，李崇矩返回京城，被授予右千牛卫上将军。“在岭海四五年”当指李崇矩任邕、贵、浔、宾、横、钦六州都巡检使（时间极短），以及主要是琼、崖、儋、万四州都巡检使的这段时期。邕、贵、浔、宾、横、钦六州在今广西境内，琼、崖、儋、万四州在今海南岛内，均为宋代广南西路所辖州军，而文中特别提到“涉海”“一日而渡”等，则有凸显渡海登岛之意。宋代，上述诸州均为朝廷边陲，经济落后，民风彪悍，尤其海南岛孤悬海外，水陆万里，李崇矩被命官于此，显然不是朝廷优待之举。然李崇矩在海南的四五年，丝毫不以炎凉荒瘠为忧，他深入海南黎境对黎人进行巡抚，又严于律己，洁身自好，因此颇得当地官民的拥护，传为佳话。

同样，《宋史》在述及岭南名宦崔与之（1158-1239）时也提及“岭海”。南宋嘉定二年（1209），崔与之出任广西提点刑狱，刚上任即走遍所属的二十五州，“至浮海巡朱崖，秋毫无扰州县”。崔与之巡视海南，体察民情，为民除患。又言“岭海去天万里，用刑惨酷，贪吏厉民，（崔与之）乃疏为十事，申论而痛惩之。高惟肖尝刻之，号《岭海便民榜》”。后人将崔与之上疏的这十条内容以“岭海便民榜”为名，刻成石碑以警示后来之官吏。崔与之勤政爱民，清正廉洁，获得琼地百姓的高度认同。此后琼人建立祠堂予以纪念，并收集相关故事，编为《海上澄清录》以流传后世。《宋史》此处云“去天万里”之“岭海”，亦与海南有较大联系。

今见宋代“岭海”一词，又常与官员迁谪联系在一起。在很长时间内，岭南地区因其地理位置的荒远偏僻和自然条件的恶劣艰苦而成为朝廷流放之地、安置罪臣之处所，其中主要有广南东路南恩、新、英、循、梅，广南西路高、雷、化、宾、容，以及海南的琼、崖、儋、万安军等落后州军县。尤其海南岛四面环海，交通闭塞，人口稀少，荒芜凄凉，部分地区还是朝廷安置重罪犯人的所在，因此，在宋代优容士大夫的时代环境下，流放海南被视为几乎是最重之刑罚。

宋代政治纷争反复多变，造成大量官员被流放“岭海”的悲惨命运。据研究统计，宋代整个岭南地区的谪宦，见于史籍者，即有近500人。亦存在比较大规模人次之放逐，如章惇当政期间，对元祐诸臣大肆报复，绝大部分旧党党人均遭放逐，贬往岭南蛮荒地区，即史载“（章）惇、（蔡）卞大肆罗织，窜逐元祐臣僚于岭海”；“元祐诸臣，以弃地之罪，削除名籍，投窜岭海，禁锢子孙，累赦不宥，可谓酷矣。”

“岭海”之谪，最有名的莫过于苏轼。自北宋熙宁变法以来，苏轼因其政治态度常身陷朝堂斗争的漩涡，频遭外任或贬谪。元丰三年（1080）即因“乌台诗案”被贬至黄州（今湖北黄冈）安置。又“绍圣初，苏轼谪岭海”。绍圣元年（1094）六月，宋哲宗亲政，苏轼以“讥斥先朝”罪，再被贬至惠州（今广东惠州）安置，从此开始了“岭海”之地的贬谪生涯。绍圣四年（1097），62岁的苏轼又被一叶孤舟送到了徼边荒凉之地——海南岛儋州。这次海南之贬，是苏轼命运中最后一次放逐，直到元符三年（1100），宋徽宗即位，才获赦北归，离开海南，但在北归途中逝世。

南宋时抗金名臣李纲，也先后因张浚、王绹“犹当置之岭海”“请投之岭海”之议，有“万安军（今海南万宁）安置”之命。李纲贬琼一月后，被赦免放还，居住何处自便。同样，绍兴年间，名臣李光先是在藤州（今广西藤县）安置，后又移置琼州，最后贬至昌化军（今海南儋州），史载其“迁谪岭海，首尾十八年”。而李光自云：“某度岭海首尾六年，惟书史可以自娱，此心不敢它用也”，将“岭海”更多指向远离陆地之海南。

尽管如此，若以宋人言“岭海”即指海南，亦不尽然。在很大程度上，“岭海”一词还是作为指代两广地区的称谓出现的，与“岭南”相通，且“岭南”之使用更为普遍。但是，不同称谓背后所折射之意象仍是有差异的。首先，如果说“岭南”一词强调的是五岭以南，则“南”的边界并不明显；就象有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在“岭南”一词建构的初期，这个词中最关键的是“岭”字，至于“南”，南到哪里？包括哪些地方？都不太重要，因为再南就是大海了。而“岭海”一词，则更强调五岭之南到大海之间，即“南”是有边界的，大海就是一种边界和限制。但“海”又意味着与外界的交通，不全然是限制。唐宋时期岭南海外贸易的发展与“岭海”称呼的出现应有关系，后文将述之。其次，如果说“岭南”一词在很长时间内是一个身处北方向南看的视角和说法，属于他者建构和使用的概念，则“岭海”一称之建立并无明显的这种色彩，其使用者既有岭南籍士人，也包括亲身游历岭南者等，他们多数拥有在岭南沿海地区生活的经历和感受，后文亦将述之。

不过，明清以后，“岭南”一词渐渐成为广东的专属名词，其过程和原因学者论之甚详。而“岭海”一称的指代亦有相似的趋势。如明姚虞撰《岭海舆图》，“乃其官监察御史时巡按广东所作。凡为图十有二，首为全省图，次十府十图，终以南夷图”，彼时广东为明朝十三省之一，下设十府。明万历郭裴所著《岭海名胜志》亦是一本记载广东地方事迹、人物和典章制度的专志。

二、唐宋“岭海”之观感

与“岭南”“岭外”“岭表”等称谓相通，唐宋时期中原人士和岭北士人对“岭海”之观感和认识，很大程度上仍反映在“瘴疠”“蛮荒”“僻陋”等几个方面。

例如瘴疠。宋代以前，两广地区就以恶劣的瘴疠气候而知名。直至唐朝，岭南在士大夫心中仍是瘴毒之地，朝廷将其作为谪戍之地，亦有生死惩罚之意，故谪官此地者多有不测之预感。如韩愈贬谪潮州，在《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中云：“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哀切至极，显示其对岭南瘴疠的恐惧和对前途的悲观。

直至宋代，宋人特别是北方籍士大夫对于岭南“瘴疠之乡”的恐惧依然存在，往此地者常常觉得难以生存和自保。在他们笔下，“烟瘴”依然是“岭海”的主要标志，“世传十往无一二返也”。许多士人视赴“岭海”为畏途，如晁补之《祭端明苏公文》云：“间关岭海，九死来归”；李纲曰：“我谪岭海，触冒瘴烟，与死为邻”；赵蕃《苦雨感叹而作》云：“不肯官岭海，颇畏瘴疠虞”；等等。

世人又感路途之遥远。宋代两广距离北方腹地开封（今河南开封）抑或南宋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都可谓远，“爰念南广总数十州之繁，其去北阙殆百余驿之远。”所谓“鸟飞犹是半年程”，在古代的交通条件下，往来极不便利，官员赴任，动辄需数月时日。北宋时规定“诸之官者，川、广、福建路，限六十日”，北方士人赴任两广需要二个月左右时间。因此，在中原人士的观念中，“岭海”甚有“地远天荒”的感觉。如汪藻《都官员外郎尹忠臣广南东路转运判官制》曰：“朕惟岭海去京师万里之远，民弱而陋，吏贪而愚，法令诏条，所存无几，非廉平强济者，孰能称吾临遣之意哉。”周麟之《苏简除直秘阁知广州》云：“岭海之陬，去朝廷远矣。夫欲究王泽于下，达民情于上，非吾制阃之臣何望焉。”⑩都强调了“岭海”之万里迢迢。特别是官员被贬岭南蛮荒，意味着政治上的挫败、生命的沉沦和身体的折磨，在士大夫生涯中自是悲剧的一幕。故得知谪命后许多人畏惧消沉，心灰意冷，甚至认为性命不保，几近于已入死地而无生还之可能。胸次旷达如李纲者，亦云岭海“皆骚人放逐之乡，与魑魅荒，绝非人所居之地”。

此外，“岭海僻陋之邦，华夷杂居”，“民生甚艰，蛮蜑之与居”两广特别是广西地区，少数民族种类多、分布广、成分复杂，西南边境内、外，有无数少数民族所组成的溪洞，以及为数众多的如自杞、特磨道、罗殿国等半自治羁縻区，民族与属性各自不同，且长期与宋政权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一部分少数民族部落叛服不常，时有惊扰边境劫掠省地的行动。随着大理和交趾等外部势力的强盛以及与中原王朝之疏远，边防压力亦愈来愈大。

广南之地道途遥远，瘴疠交侵，蛮荒化外。非中原士大夫所愿任官之选，获取任官资格的士人在吏部注阙时，多不愿意接受两广的员阙。熙宁八年（1075），神宗在御批中就说：“广南东路以瘴疠，近年数失监司”，可见任官形势之严峻。面对岭南任官之困难，朝廷惟有多给予任职官员以优遇政策，如规定“岭南官除赴以时，以避炎瘴”，“自今广南官并春夏季内定差，许至秋冬到任”，“岭南诸州幕职、州县官等，并许携妻孥之任”，等等。

同时，朝廷在颁降给任官两广者的诰命中，也常强调其地理位置、民俗环境之特殊，表明任官以绥抚为目的，以代朝廷宣布惠泽、发明威烈，对任职官员的才智、能力及在岭南的作为有一定期望。如《蒋之奇集贤殿修撰知广州制》曰：“按治岭海，统制南极。声教所暨，耸闻风采，自唐以来，不轻付予”；《广西经略到任表》云：“惟桂林之重镇，实岭海之奥区。外控诸蛮，内兼五筦，马政不无于欺弊，猺人正赖于抚绥”；等等。

三、“岭海”一称之建立由来

前已提及，相较于“岭南”“岭外”“岭表”等词，“岭海”一词出现较晚，但到了宋代，“岭海”这一对两广地区的称呼已被较多使用，特别是于宋人文集中出现的频率颇高，在余靖、苏轼、王安石、周必大、真德秀等诸多著名士大夫、文学大家的诗文作品中，都曾使用过“岭海”一称，说明宋人对于“岭海”之意涵是充分认同的。

“岭海”作为一个地域概念，它在唐时开始出现并在宋代使用增多，与唐宋时期岭南的开发进程是密切相关的。唐宋时期，南海之滨的珠江三角洲成陆加快，逐渐形成一些面积较大的平原。

岭外人口大量南移，定居者逐渐增多。北方移民带来了比较先进的经验、技术，提供了资金和劳动力，在中原文化传播岭南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两宋时期，由于西夏、辽金等政权控制着西北的陆路交通，陆上“丝绸之路”有所阻断，海路成为王朝对外交往的主要通道。朝廷更加重视和鼓励发展海外贸易，“海上丝绸之路”得到极大拓展，岭南地区面向海洋的经济生产活动和海外交往都有进一步发展。

“岭海”使用增多，也缘于世人对岭南之自然地理环境及海洋人文有了进一步的认知和了解。

1.“岭海”一词，最大的特点是概括了地域自然地理环境的整体面貌。由唐及宋，人们对两广地区介于山岭与大海之间的地理区位的认识，应是愈发清晰。事实上，古人对于“五岭”的限隔作用及“岭南”可自成一独立区域的地理形势，认识颇早。《史记·赵佗列传》记秦南海郡尉任嚣临终前对赵佗说：“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可以立国”。郦道元《水经注》云“五岭者，天地以隔内外”，也视“岭南”为一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六朝以降，“岭南”指代更加明确，尤其随着唐代岭南道这一行政区划之设立，人们对该地域的总体面貌和地理表征的认识也就愈发确定。如唐代韦应物的“大海吞东南，横岭隔地维”；韩愈的“连山隔其阴，巨海敌其阳”；宋代蒋之奇的“五岭峙其北，大海环其东”；等等。宋人对两广依山面海、海陆兼备、“海山控带”这样一个地域总貌有了更多直观把握，所以愿意采用“岭海”这个客观且较为全面的描述。清代屈大均曾提及“专言岭而不及海焉”“专言海而不及岭焉”之岭南诸概念，尽管屈氏是就清代“岭南”与“广东”称呼之取舍而言，但在今天看来，“岭海”一词确实比“专言岭”或“专言海”之名称要更全面。

2.“岭海”一称的出现，还缘自唐宋以来对南海海域的地理认知逐渐熟悉，更加清楚地知道毗邻南海是构成两广地区区别于华夏其它地域的一个重要特色。秦始皇开岭南，南海作为实际海域已经进入秦人视域。从汉至唐，人们对南海的认知不断地累积和拓展。但至少到了宋代，南海与东海的地理分野才最终形成了明确的看法。这既反映在唐宋以来册封四海神并举行祭祀这样稳定的官方建构，又体现于诸多士大夫的诗文创作中。例如在一望无垠的南海面前，苏轼留下了著名的《浴日亭》。南宋淳熙七年（1180）调任提举广东常平茶盐公事的杨万里，也有一首《南海东庙浴日亭》写浴日亭观海之感，气势尤为壮阔，云：“南海端为四海魁，扶胥绝境信奇哉。日从若木梢头转，潮到占城国里回。”将南海列为四海之首，称当地为奇绝之境，与占城国潮水相通，可以进行商贸往来。

伴随着唐宋以来南海交通贸易的日益发达，人们对于南海与岭南的关联也有了更多认知。早于唐代，广州已是全国最大的海外贸易港口，“广州通海夷道”等海上航线已闻名中西。唐代在广州首置市舶使（院），开创了古代海外贸易管理的新制度。宋代，国家实行积极鼓励和相对开放的海上政策，海外交通日趋繁荣。其中，广南东、西路特别是广东沿海，海外贸易发达，治所广州持续成为重要的市舶港口，中外船舶云集，朝廷于此首置市舶司，实行有效的贸易管理。在北宋及南宋很长一段时期内，广州港一直执海外贸易之牛耳，有“唯广最盛”之说。对于从广州出发的南海航路，宋人也有清晰记载。此外，东路之潮州在商业贸易方面，如稻米、海盐的贩运、潮瓷的外销等，也都处于同时期广南州郡的前沿位置。宋代广西路最大的港口是钦州，这里也是交趾来华贸易的最主要地点，“凡交阯生生之具，悉仰于钦，舟楫往来不绝也”。而悬于海中的海南岛控扼南海航道咽喉，是蕃舶前往目的地进行贸易时的中转站和补给地，对广州港有不小的辅助作用。可以说，海洋经济是两广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虽然唐宋时期中原士大夫对两广地区依然持有疏远心理，视赴“岭海”为畏途，但也渐渐明白广南乃对外贸易的重要门户，朝廷的“货财之源”，所谓“惟岭海万里之远，虽飞挽刍粟不至中州，而象犀珠贝之珍实佐经费”。这种观感的变化虽然漫长，但也在潜移默化地发生着。

南海海上交通及广州海贸之繁荣，在士大夫的诗文创作中也多有反映。如北宋诗人郭祥正写道：“屯门钲铙杂大鼓，舶船接尾天南回。斛量珠玑若市米，担束犀象如肩柴。”广州知州程师孟歌咏“千门日照珍珠市，万瓦烟生碧玉城。山海是为中国藏，梯航尤见外夷情”，等等。此外，楼钥也指出海南岛在南海交通中的地位，谓“流球大食更天表，舶交海上俱朝宗。势须至此少休息，乘风径集番禺东。不然舶政不可为，两地虽远休戚同”。这些与南海、与岭南息息相关的海洋意向和地域观念，折射于士大夫的文字中，“岭海”一词自然也成为他们标识两广地区的文字体现之一。

3.“岭海”一词，既有岭南籍士人用之，又出自很多从内地到过岭南的士大夫之表达，说明这一概念并无自称和他称上的区别。唐宋时期，大凡与岭南发生一定联系的士大夫，或赴任，或遭贬，或送行，或流寓，长途跋涉，经山涉水，多数拥有在岭南沿海地区生活的经历和感受。象苏轼、李纲等曾经贬迁海南者，更有辗转赴海、渡海登岛、居于海岛之亲身经历，对两广地区的海洋生态环境和人文社会有了更为直观的把握，所以逐渐习惯用“岭海”一词来指称两广地区。

北宋名臣余靖为韶州曲江（今属广东韶关）人，其《武溪集》中有多处使用“岭海”一词。如作《贺曲赦表》言“臣某言今月初一日，马递赦书一道至安抚司，以杀获蛮寇，收复邕州，曲赦广南东西路者……狂蛮窃发，遽骚岭海之邦；庶汇重苏，远霑雷雨之泽”；作《宋故狄令公墓铭并序》言“会蛮寇内侵，岭海警扰”；等等。

余靖曾于两广平定变乱，安抚南疆。以上文字均提到广南的蛮乱。北宋皇祐年间，广南西路侬智高变乱，连克数州，进逼广州。皇祐四年（1052）六月，朝廷起用余靖知桂州、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后又命其经制广南东、西路盗贼，平定寇乱。后武将狄青率大军南下，会合余靖、孙沔，一举剪灭侬智高，收复邕州等地。寇乱平息后，余靖继续留任桂州，经制广西，担当安抚边地之重任。余靖经略桂州之出色表现，欧阳修所撰《余襄公神道碑铭》有云：“公留广西逾年，抚缉完复，岭海肃然”。余靖第一次知桂州是皇祐四年（1052）六月，三年任满，到至和二年（1055）六月，余靖又接到朝廷让其留任知桂州的敕命，可见朝廷对其安抚广西之信任与依赖。余靖亦不负众望，除积极铲除侬智高残余势力外，还组织修复战争破坏的城防、道路等设施，稳定当地秩序，故其在《浔州新成州学记》中自言“国家题期敷佑，丕冒岭海，偃革櫜弓，七纪于兹”。

侬智高变乱期间亦曾围广州五十余日，对广东也造成了很大的破坏。虽然战事过去七年，但到嘉祐六年（1061）五月余靖任广南东路经略安抚使、知广州时，史载“岭海犹未平也”。余靖在其《广州谢上表》中亦向朝廷报告，言广州“兵火之后，疮痍未平，力役尚繁，生业犹困”，仍没有恢复往日光景。广东是岭南重藩，广州是广南东路之治所，是岭南的政治、经济重心，又关涉海外贸易，经营不易。余靖肩负朝廷重托，离开广西，安抚广东，身兼数职，努力修缮，又一次成功地化解了朝廷的“南顾之忧”。

余靖不仅守土一方，做出佳绩，他对海洋潮汐的观测也值得称道。余靖所撰《海潮图序》是宋代海洋气象学名篇。宋仁宗时期，余靖曾亲赴长江口北岸的海门（今江苏海门县）和珠江口东岸的武山（今广东东莞虎门附近），对东海、南海的潮汐作一番观察研究，详细记录东海和南海的潮期变化情况，总结潮汐形成的真正原因和规律，推动了中国古代海洋潮汐学的发展。

时至宋代，世人关于海的观念增强，不仅海洋知识积累日益丰富、传播日益广泛，对海洋的认知、情感，也变得更为清晰和真实，涉海的文字表达和文学创作也愈来愈多。海洋的自然、人文景观在他们的创作中留下痕迹，对于后来士大夫对于岭南海洋世界的了解，无疑也有着重要影响。其中发挥主要作用的仍应属苏轼。

苏轼贬居岭海时期的诗文创作甚多，当中记述他所感知的岭南海洋世界，面相也是何其丰富的。如苏轼在儋州曾自书云：“吾始至南海，环视天水无际，凄然伤之曰：‘何时得出此岛耶？’”道出对于海岛的直观感受；“垂天雌霓云端下，快意雄风海上来”，直抒对海风的感觉。既描绘“海上葱昽气佳哉，二江合处朱楼开”之蜃楼景象，也书写“舣舟蜑户龙冈窟，置酒椰叶桄榔间”之海洋人文景观。

谪官海南必有渡海经历，在南赴琼岛或北归中原时，必然渡海。对久居中原的士人来说，很少能有机会与海洋接触，渡海是贬谪途中最特别的一段，是新奇而险恶的人生体验，也在客观上促成了他们对大海的体认和感悟。苏轼在《伏波将军庙碑》中就写道：“自徐闻渡海，适朱崖，南望连山，若有若无，杳杳一发耳。舣舟将济，眩栗丧魄。”元符三年（1100）六月自海南岛返回时又作“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都凸显了大海之茫茫无际及作者渡海之特殊感受。此时苏轼也已用及“岭海”一词，如自言“轼罪责至重，上不忍诛，止窜岭海，感恩念咎之外，不知其他”，又言“人生如寄耳，岭海亦闲游”，等等。

惠州和儋州这两次贬谪在苏轼一生中有重要的意义。他是如何面对这样的打击，在“岭海”期间表现出怎样的心路历程，文学创作方面又有哪些特点等，均成为后世关注的问题，如南宋陆游曾言：“东坡在岭海间，最喜读柳子厚、陶渊明二集，谓之南迁二友”。更重要的是，苏轼声誉之隆，诗文传播之广，无论在其生前还是身后都成为士人所仰慕与效法的对象。李纲于建炎年间被贬万安军，在途中所写的《寓郁林著〈易传〉有感》中表示：“桴浮沧海学东坡”。在夜间度过雷州海峡，平安到达海南岛后，他再次想起了当年同是夜间渡海的苏轼，想到了苏轼的诗歌《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于是也骄傲地写道：“老坡去后何人继？奇绝斯游只我同”。所谓“崇宁大观间，海外诗盛行……士大夫不能诵坡诗者，便自觉气索”。苏轼咏海、涉海的诗文作品激荡起文人雅士对于海洋的情怀，士人也都有意化用苏轼的遣词造句。

随着对岭南沿海生活了解的逐步深入，宋代文人士大夫们也有更多的文字描绘岭南的海洋社会。如秦观《海康书事》书写海康的蜑民，刘克庄写南海神庙海神祭祀活动，等等。岭南的海洋社会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记，他们愿意著述传播。因此，宋人开始较多使用“岭海”一词，一方面是用地理区划特征指称两广地区，一方面也是文学创作的需要，凸显海洋的文化意蕴和文学色彩。这些文字流传开去，对于后来士人对于岭南海洋世界的了解，有着重要影响。宋之后的朝代史事记载及时人著述中，“岭海”一词的运用就更加广泛了。

伴随着古代中央政府对五岭以南地区的控制和开发增强，以及世人对这一区域了解的增多，“岭南”“岭海”等与政区名称相同或相关的指代称呼开始运用广泛。而岭海则“又合五岭、南海而名之也”。尽管唐宋时人在言及“岭海”时，依然主要是“瘴地”蛮荒“与死为伴”等印象，带贬义色彩，但越往后，与“岭南”等词一样，“岭海”一词不再象征着偏远和瘴疠，而成为令人自豪的、经常被用来修饰特色文化和地方历史传统的区域文化地理概念。

（本文原刊《广东社会科学》2023年第2期第113—122页，文中原有注释，引用请务必参考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