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政变是近年来的一个热点问题，也是一个分歧比较多的问题，分歧主要集中在袁世凯告密与政变的关系上，对此主要有三种看法：一种认为袁告密引起了政变；一种认为袁虽告密，但政变时慈禧太后尚未接到密报，政变另有原因；一种认为袁告密是在政变之后。（注：前两种看法由来已久，第三种看法是戴逸先生最近提出的，见其《戊戌年袁世凯告密真相及袁和维新派的关系》，载《清史研究》，1999年第1期。）我在1983年曾写过一篇《戊戌政变史实考辨》（注：论文收入胡绳武主编《戊戌维新运动史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持第二种看法。现在仍持这种看法，但是由于近年来陆续发掘出一批新史料，特别是档案史料，使我对整个政变过程有了些新的认识。其实政变经历了一个过程，其间事机杂出，几个看似偶然实则互相关联的事件促成了政变的发生和升级，使不必流血的训政变成了流血的政变，而袁世凯告密是其中的事件之一。
　　一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下“明定国是”诏，开始变法，此后新旧党争逐渐加剧，至七月改官制时已成水火之势。七月十九日光绪帝令将阻挠上书的礼部尚书怀塔布等六堂官革职，二十日命杨锐、谭嗣同、刘光第、林旭为四品衔军机章京参与新政。这两项举措表明光绪帝要刷新中央机构，任用新人，以推进变法。守旧派为之震惊。慈禧太后立即在颐和园召见怀塔布，详询本末，并令他暂且忍耐。随后，怀塔布与内府大臣立山奉懿旨于二十二日赴天津见直隶总督荣禄，“有要商”（注：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1册，第339-341页，神州国光社，1953年。）。所谓“有要商”就是商量太后训政事。
　　谭嗣同等进入军机处，使康有为等维新党人更加活跃。康有为与谭嗣同等商议，建议光绪帝开懋勤殿，令维新人士入值其中、讨论政事。光绪帝同意，并定于七月二十九日赴颐和园请示慈禧太后。康有为于二十七日得知光绪帝决定开懋勤殿，于当晚觅人缮折推荐维新党人入懋勤殿。宋伯鲁于二十八日上折（该折为康有为代拟），徐致靖、王照于二十九日上折。三折分别推荐康有为、康广仁、梁启超、黄遵宪、徐致靖、麦孟华、宋伯鲁等。朝廷欲开懋勤殿事很快传扬开来。《郑孝胥日记》八月初一日记，这一天他听严复说“将开懋勤殿，选才行兼著者十人入殿行走，专预新政”（注：中国历史博物馆编：《郑孝胥日记》，第2册，第681页中华书局，1993年。）。初二日天津《国闻报》登出《拟开懋勤殿述闻》：“近日又有拟开懋勤殿、令三品以上保举人材、召见后派在懋勤殿行走以备顾问之说，闻数日内当即有明发谕旨矣。”（注：《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3册，第407页。）
　　二十九日光绪帝赴园向太后请示，却遭到严斥。光绪帝次日即召见杨锐，赐一道密诏给维新党人，内中说：“近来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荒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紧急翘盼之至。”（注：赵炳麟：《光绪大事汇鉴》卷九，全州赵氏铅印本，民国十三年。）光绪帝此时竟发出密诏，说明形势已非常危急，危及到皇位。从密诏的内容来看，引起危机的直接原因是光绪帝欲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即开懋勤殿。当时维新党人也从开懋勤殿事觉察到帝后矛盾加剧。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写道：“至二十八日（注：当为二十九日，因为光绪帝于二十九日赴颐和园请示。），京朝人人咸知懋勤殿之事，以为今日谕旨将下，而卒不下，于是益知西后与帝之不相容矣。”（注：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3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清代康熙、乾隆、咸丰三朝均曾在懋勤殿召对九卿科道。光绪帝企图以“前朝故事”来说服太后，实则想借开懋勤殿引入新人并且摆脱太后的控制。慈禧太后对此也非常敏感，对开懋勤殿事要查个究竟。据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随手登记档》载，七月二十八日宋伯鲁的荐折和二十｀九日王照的荐折均当日“奉旨暂存”，这是因为开懋勤殿尚需征得太后同意。二十九日光绪帝遭太后严斥，这两折已无意义。但《随手登记档》又记这两折于“（八月）初二日发下”，并且由军机大臣“恭呈慈览”。这很可能是太后在调阅有关奏折。此时光绪帝进一步感到自己和维新党人处境危险，所以又发出两道谕旨，一为明谕，一为密诏，令康有为迅速出京赴上海督办官报。康有为不过一总理衙门章京，督办官报也是小差事，但光绪帝却发出一道明谕促行，并且还特别申明仅召见过康有为一次。（注：《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2册，第97页。）密诏则要康有为“迅速外出，不可迟延”（注：《初二日交林旭带出朱笔谕》，《新闻报》，1898年10月19日（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五日），转引自汤志钧《乘桴新获》，第56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这两道诏书说明形势更危险了。康有为后来回忆说，他初二日夜晚见到明谕时即“知祸作矣”（注：《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4册，第160页。）。他所说的“祸”是指八月初六日清廷发布训政诏和拿办康有为令，他当时和后来都不知道“祸”已作于初三日，从这天起光绪帝已失去了处理政事的权力，改由太后处理。
　　自光绪十五年二月初三日（1889年3月4日）慈禧太后完全归政后，日常政事就由光绪帝处理，虽然不时向太手请示，但大多是办理后才向其报告。《上谕档》有这种记录，通常记有某日某些奏折“现拟议办法，均俟分别办理后，再行陆续恭呈慈览”。这种记录直到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二日。自八月初三日起突然有了变化，记为“还拟定办法，恭呈慈览，俟发下后再行办理”。这种变化表明光绪帝已不能自行处理日常政事，他仅能“拟定办法”，然后向太后请示，待太后同意才能办理，权力已转到太后手上。可以说事实上初三日已经发生政变。（注：关于八月初三日权力转移问题，林克光先生首先论及，但林先生认为引起权力转移的直接原因是御史杨崇伊于初三日上了一道“吁恳太后训政”的密折，而不是开懋勤殿。（见《戊戌政变时间新证》，《历史教学》，1987年第3期）关于杨崇伊上密折事，本文下面将论及。）这次政变悄然进行，外间几乎不知道。
　　导致初三日政变的原因除开懋勤殿外，还有召袁世凯进京。袁世凯时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军。小站新军为北洋三军之一，并且是其中最精锐的一支。慈禧太后对北洋军和京畿的防务非常重视，归政以后仍留心控制军权，变法开始后更有意作一番布署。四月二十七日令荣禄接替王文韶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统领北洋三军。随后又任命崇礼为步军统领，怀塔布掌管圆明园八旗、包衣三旗及鸟枪营，刚毅掌管键锐营。崇礼、怀塔布、刚毅均是颟顸的顽固派，荣禄倒有些洋务思想，但为后党中坚。经过这一番调动，后党已牢牢掌握北京地区的防务，而光绪帝却没有一个可以信赖的将领。七月下旬，风传慈禧太后将利用九月到天津阅兵的机会废掉光绪帝，康有为等非常焦急，经过商议，决定笼络与维新派有交往的袁世凯，令其在关键时刻保护光绪帝。于是康有为代徐致靖草拟一折建议召见袁世凯，又通过谭嗣同递密折“请抚袁以备不测”（注：《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4册，第160页。）。徐致靖折上于七月二十六日。据《随手登记档》载，徐折递上后，当日奉上谕“电知荣禄，袁世凯即行来京陛见”，由军机“缮稿递上，发下，由堂封交总署”，军机大臣并将徐折“恭呈慈览”。从处理徐折的经过看，“电知荣禄”在先，“恭呈慈览”在后，说明召袁世凯进京事先没有征得太后的同意。
　　召袁之旨一出，朝野震骇。维新人士王照立即找徐致靖，问他为何请召袁世凯。徐回答说：“我请召袁为御外侮也。”王照说：“虽如此，太后岂不惊？”于是王照急忙缮折，请皇上命袁驻河南归德府以镇压土匪，意在掩饰召袁入京之计，以免太后惊疑。（注：王照：《关于戊戌政变之新史料》，《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4册，第332页。）八月初一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召见袁世凯之后发出一道谕旨：“现在练兵紧要，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办事勤奋，校练认真，着开缺以侍郎候补，责成专办练兵事务，所有应办事宜着随时具奏。”（注：《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2册，第95页。）这道谕旨不仅使袁世凯升迁，而且使他脱离北洋大臣荣禄的控制而直接向皇帝负责，其“抚慰”的意图十分明显。荣禄等对此“颇觉骇异”，立即调动军队，以防他变。（注：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1册，第345-346页。）慈禧太后当然也不会掉以轻心。据王照事后分析，召袁世凯进京一事是导致变法失败的关键。他写道：“迨至召袁之诏下，霹雳一声，明是掩耳盗铃，败局已定矣。”（注：王照：《方家园杂咏二十首并纪事》，《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4册，第360页。）
　　请召袁世凯进京的奏折是徐致靖上的，而徐致靖属于康党则尽人皆知，王照所上《遵保康广仁等以备顾问折》中即保康广仁、徐致靖等。此时的维新党人一面请设懋勤殿，一面请召袁世凯，表明既想掌握变法大权，又想控制军权。对此，慈禧太后针锋相对，收回处理政事的权力，于是有初三日的政变。
　　事情至此似乎已告一段落了，初三日下午慈禧太后就让光绪帝回宫去了（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起居注册》八月初三日记：“侍晚膳毕，驾还养心殿。”），而自己仍留在颐和园。
　　二
　　光绪帝于八月初二日发布的令康有为出京的明诏，使“国人骇悚，知祸作矣”（注：《康南海自编年谱》写道：“初二日明诏促我出京，于是国人骇悚，知祸作矣。以向例非大事不明降谕旨，有要事由军机大臣面传谕旨而已。至逗留促行一事，非将帅统分逼挠，无明降谕旨之理。况吾为微官，报亦小事，何值得明发上谕？”（《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4册，第160页））。康有为等维新党人立即密商如何救皇帝。而御史杨崇伊等顽固派则乘机奏请慈禧太后训政。现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的杨崇伊“吁恳太后训政”密折，末署八月初三日，但内中有“风闻东洋故相依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字样，可知该折草于伊藤博文七月二十九日进京以前。草就后曾找人联署，但不很顺利，直到八月初才单独奏上。有论者根据末署日期而论断此折上于初三日，其实末署日期并不一定是奏上日期，此折当上于初四日。
　　自慈禧太后归政以后，太后处即不设奏事机构，御史杨崇伊不能自行将密折递到太后手中，须请王大臣代递，杨的密折是请庆亲王奕劻代递的。张尔田曾述及递密折的经过：“杨崇伊为御史，值戊戌新政，密草一疏，请太后训政。面谒庆亲王，求代奏。庆王有难色，崇伊曰：‘王爷不代奏亦可，但这并非御史的意思。’佛衣便行，庆王急拉之回，曰：‘我与你代奏，但你必须同去。’崇伊曰：‘那是自然。’遂同至颐和园。庆王命崇伊俟于外，独自入对，递上崇伊折。太后阅毕大怒，曰：‘这是国家大事，杨崇伊小臣，安敢妄言？须严办。’庆王叩头。太后徐曰：‘这是国家大事，你们都是近支亲王，也应商量商量。你的意下如何？’庆王唯唯。太后曰：‘既是你们意见相同，我今日便回宫。’庆王退下，谓崇伊曰：‘事情完了，你去罢。’”（注：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松堪小记·杨崇伊》，北京出版社，1996年。）张尔田所述乃得自于张仲炘。张仲炘在戊戌变法时为工科给事中，也是个有名的守旧派，他与杨崇伊有交往，杨写好密折后曾请他联名，他没有答应（注：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松堪小记·戊戌政变实录》。），而单独上奏弹劾与康有为关系密切的军机大臣张荫桓。（注：《随手登记档》八月初四日记：“给事中张仲炘折，参张荫桓由。”）他所述杨崇伊上密折经过当是可信的。其中所说“太后曰：‘既是你们意见相同，我今日便回宫”，这在清宫档案中也得到印证。按例，皇帝或太后有行动，总要在前一天发出通知，说明“明日”将到何处去，以便有关部门做准备，接下一日便记“本日”到达该处，但初四日太后从颐和园回宫，初三日并未预发通知，仅在初四日的《早事档》等宫中档上记有一条“皇上本日办事后至瀛秀园门跪接皇太后”，说明太后是突然归来的。据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光绪二十四年《起居注册》载，八月初四日光绪帝于“申刻”“至瀛秀门跪接皇太后”（注：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光绪朝《起居注册》为初稿本（台湾《联合报》文化基金国学文献馆，1987年）。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光绪朝《起居注册》是改定本，改定本记“卯刻”诣瀛秀园门跪接皇太后还仪鸾殿。当以稿本为是。）。《康南海自编年谱》记“是夕太后还宫”（注：《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4册，第162页。）。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记初四日太后“酉刻”回宫（注：《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1册，第345页。）。这些记载都说太后是傍晚回宫的，这是因为她上午接到密折，临时决定回宫，以至回来时已比较晚了。
　　杨崇伊的密折不长，却足以打动太后，促使其立即采取行动。折中罗列四项“即日训政”的理由（注：以下所引密折内容见《广西道监察御史杨崇伊折》，收入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461页，中华书局，1958年。）：
　　1、“自东瀛发难，革员文廷式等昌言用兵，遂致割地偿款。兵祸甫息，文廷式假托忠愤，与工部主事康有为等号召浮薄，创立南北强学会，幸先后奉旨封禁革逐，未见其害。乃文廷式不思悔过，又创大同学会，外奉广东叛民孙文为主，内奉康有为为主，得黄遵宪、陈三立标榜之力，先在湖南省城开讲，抚臣陈宝箴倾信崇奉，专以讪谤朝廷为事，湘民莫不痛恨。今春会试，公车骈集，康有为偕其弟康广仁及梁启超来京讲学，将以煽动天下之士心。”
　　文廷式是珍妃和瑾妃的老师，向为太后所痛恨。杨崇伊恰从文廷式入手，并且将文廷式、康有为、孙中山联系起来，将他们说成是一个叛乱集团。杨的这种说法并非是他自己造作谣言，而是得自社会传闻，并非完全无据。
　　文廷式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曾和康有为在北京发动公车上书、创立强学会，以后两人书信往还，交往密切。戊戌政变时，清兵在康有为所居之南海会馆搜检到文廷式“致康有为长信洋洋数千言，其中辞句诸多‘失检’，颇涉‘不经不敬’”（注：《文廷式年表稿》，见《文廷式集》，第1504页，中华书局，1993年。）。文廷式与革命党人也有联系。康有为的弟子梁铁君在一封致康有为的信中曾说到文廷式与康、孙两派的联系：“香涛办哥老会极严，杀了数人，故湖南诸公奔走出沪，遇文廷式，交信嘱其来港觅宫崎，故诸公到港亦曾识宫崎及少白等人也。惟师则主意极定，外联宫崎、少白，而内防之。湖南诸公亦深信服师。师且云：文廷式有异志，欲自立者。”（注：信见孔祥吉《晚清佚文丛考》第8-9页，巴蜀书社，1998年。据孔祥吉考证，此信写于光绪二十五年八月十五日晚。）这封信写于光绪二十五年八月十五日，内中的“香涛”即湖广总督张之洞，“宫崎”即与孙中山交好的日本人宫崎滔天，“少白”即孙中山的密友陈少白，“师”即谭嗣同的好友师中吉。这封信表明文廷式早就和革命派有联络，所以当“湖南诸公奔走出沪”时，他能及时地将他们介绍给宫崎。至于康有为，他虽然不造成孙中山的“造反”，却也与孙中山有联系。光绪二十三年冬天，旅日华侨邝汝磐和冯镜如欲在横滨开办一所华侨学校，请孙中山介绍教员，孙即介绍梁启超，并函介邝汝磐赴沪与康有为等商议，康以梁启超正致力于《时务报》，便改荐徐勤、汤觉顿等，并建议学校名以“大同”，且亲书“大同学校”四字门额相赠。（注：参见孔样吉《孙中山康有为早期关系探微》，《戊戌维新运动新探》，第219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大同学校于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开学，由徐勤主持，他与孙中山有分歧，也与出资人闹些矛盾。清驻日公使裕朗西对大同学校的事情很关注，闰三月曾致函总理衙门报告情况，说：“孙文久未离日本，在日本开中西大同学校，专与《时务报》馆诸人通，近以办事不公，诸商出钱者颇不悦服。”（注：闰三月初五日汪大燮致汪康年涵，《汪康年师友手札》，第1册，第77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这份报告已由总办呈送总理衙门大臣。总理衙门章京张元济也见到过这份报告，并告诉另一章京汪大燮，两人商量后找军机大臣张荫桓，请他设法为康有为、梁启超等掩饰，以免兴狱。（注：闰三月初五日汪大燮致汪康年涵，《汪康年师友手札》，第1册，第77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后来虽未因此兴狱，但已张扬开来，京师纷传，竟说“孙文党羽云聚辇下及津、沽”（注：《蔡金台致李盛铎书》，见《古董琐记全编·松堪小记·戊戌政变实录》。）。
　　2、“不知何缘，引入内廷。”
　　事实上康有为仅被召见过一次，康广仁则未被召见，但传言康氏兄弟经常出入内宫。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对此愤愤写道：“康氏兄弟进宫之谣，无人不知，且有污秽宫闱之语。苟有人心者皆不忍闻。欲知造此谣言者乃当道王公，尚有咸庙皇孙在内。谁不知珍妃久禁高墙，皇上欲一见而不可得，况外人乎？狺狺兽语，不足听闻。”又写道：“有谓康有为曾进药水，上服后性情大变，急躁异常，并有在宫中设立礼拜堂之说。”（注：《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1册，第336-337页）这类谣言全无根据，但在新旧党争激烈之时，守旧派却是相信的。臣子出入内廷乃大逆不道之罪。
　　3、“两月以来变更成法，斥逐老成，藉口言路之开，以位置党羽。”
　　站在守旧派的立场上看，这倒是事实，也是守旧派反对变法的根本原因。
　　4、“风闻东洋故相依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臣虽得自传闻，然近来传闻之言，其应如响。依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
　　伊藤博文到中国访问系私人性质，但在中国政界却引起轩然大波，维新人士对他寄于厚望。伊藤于七月二十六日抵达天津，当日就一道奏折请“设客卿以奔走外交”（注：《户部候补主事聂兴圻条陈宜办十事》，《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73页。），一道奏折建议“征用寓洋华人”（注：《贵州大定府毕节县拔贡周培棻呈文条陈八事》，《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89页。）。据报载，在伊藤抵京前后，“京朝大小官员奏请皇上留伊藤在北京为顾问官，优以礼貌，厚其饩廪，持此议者甚多”（注：《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二日，《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3册，第407页。）。如候选郎中陈时政在《条陈时政便宜》折中建议：“顷又闻日本伊藤罢相来游中土，已至京师，将蒙召见。虽以辽东之役与我为难，然近年来彼国君臣亦深悔当时启衅之非，失唇齿之相依，动东亚之全局，亟思联络维持，伊藤此来必非无意。查伊藤既为日本维新之臣，必能识新政之纲领，知变法之本原，朝廷用人如不及，莫若于召对时，体察其情，如果才堪任使，即可留之京师，着其参与新政，自于时局更多裨益。”（注：《候选郎中陈时政折》（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四日），《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197页。）当时康有为也积极活动，欲与伊藤联络，他通过李端棻奏请派他为接待伊藤的使节，但被张荫桓阻止。（注：张荫桓说：“日本致仕伊藤来华，李端棻保康为迎送使，实康折稿奏入，留中，由是康颇惊皇。”（王庆保、曹景 ：《驿舍探幽录》，《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1册，第429页）《蔡金台致李盛铎书》说：“后伊藤来，李芯园举康为接待使，亦为张（荫桓）所阻。”（见《骨董琐记全编·松堪小记·戊戌政变实录》））
　　与维新派对待伊藤来华的态度相反，守旧派颇惶恐，他们担心维新派与伊藤联络一气，更怕皇帝重用伊藤。慈禧太后也一直留意伊藤来华事。本来，伊藤来华访问是经太后同意了的，伊藤的访华日程（包括八月初五日觐见光绪帝）太后也知道，但并不一定知道杨崇伊密折中所说“将专政柄”的传言，所以她接到密折后立即回宫，以严密监视觐见过程，防止“祖宗所传之天下拱手让人”。张荫桓、苏继祖等均说初五日光绪帝在勤政殿接见伊藤时，太后在“帘内”监视。张荫桓说：“伊藤觐见，又系我带领，时太后在帘内。到班时，我向伊藤拉手，乃外国礼，而太后不知。上殿时挽伊之袖，对答词毕，又挽伊袖令出，就赐座，太后皆见之，遂疑我与彼有私。”（注：《驿舍探幽录》，《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1册，第493页。）苏继祖写道：“觐见伊藤博文于觐政殿。伊藤为日本改革领袖，皇上急欲面询变法方略，预定于殿内间设果酒以便详查一切，而是日太后先在屏后坐听，以鉴察之，上仅能与照例数语而退。”（注：《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1册，第345-346页。）慈禧太后是否亲自在“帘内”监视，在宫中档案中尚找不到证据，但太后密切关注这次觐见却无可怀疑。有人认为伊藤来访正是太后发难的借口。苏继祖说：“八月之变，幽禁皇上，株连新党，翻改新政，蓄此心固非一日，而借口发难，实由于伊藤之来也。自御史李岳瑞、洪汝冲等上书请用客卿，朝臣斥为汉奸将引外人从中取事。及至伊藤到津，皆云系康有为勾引而来，将入军机。王公卿相士皆言之凿凿，竟有陛见之督抚大员，曾谓军机章京曰‘公等好事新堂官也’。”又写道：“伊藤在津日，又值皇上电询，可否在津多留数日？伊藤答以两礼拜，守旧者皆惶悚不安。”（《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1册，第341-342页。）
　　慈禧太后初四日匆忙回宫，切近的目的是监视伊藤觐见，但这不是主要目的，主要目的是准备训政。郑孝胥八月初五日《日记》对此有所反映，说：“返馆，幼陵（严复）、暾谷（林旭）皆来。暾谷言，上势甚危，太后命新章京所签诸件，自今日悉呈太后览之。又言，杨崇伊纠合数人请太后再亲政，且以‘清君侧’说合肥，又以说荣禄。余惊曰：‘此事急矣。康有为已去，张荫桓尚在，惟有逐之以息众谤，则或可免祸耳。’”（注：中国历史馆编：《郑孝胥日记》，第2册，第681页、第681页、第682页，中华书局，1993年。）这则日记非常重要，它是现在所见史料中唯一一条在政变之前记录了即将发生政变的种种迹象的，并将杨崇伊请训政、太后严密控制新章京、光绪帝甚危三者联系起来，说明训政必然要发生了。
　　果然，初六日光绪帝发布“吁恳训政”诏，称：“恭溯同治年间以来……慈禧太后两次垂帘听政，办理朝政，宏济时艰，无不尽美尽善。因念社稷为重，再三吁恳慈恩训政，仰蒙俯如所请，此乃天下臣民之福。由今日始，在便殿办事。”（注：《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2册，第95页。）这道诏书是光绪帝被迫发布的。慈禧太后初四日突然回宫，使光绪帝感到恐慌，但是他并不知道太后已决定在初六日宣布训政。慈禧太后富于政治经验，为了使政变平稳进行，她一回到中南海就宣称她将于初六日回颐和园，所以初五日的《早事档》和《邸抄》均记下这样一条通知：“皇上明日卯初二刻升中和殿看版毕，还海，至瀛秀园门跪送皇太后毕，还宫。”按照这条通知所说，初六日太后将回颐和园，而光绪帝仍留在皇宫，果真如此则不会发生训政了，因为一旦训政太后和皇帝要同时接见臣工，皇帝必须随侍太后。而其实这条通知仅是为了掩盖将要发生的训政而已。且不说初六日训政后慈禧太后不可能让光绪帝独处宫中，即使不训政，也不可能让光绪帝独处宫中了。初三日已令军机处将处理政事的程序变为“还拟定办法，恭呈慈览，俟发下后再行办理”，初五日“命新章京所签诸件，自今日悉呈太后览之”，按照这两项规定，光绪帝和他的办事机构必须在太后近旁，而不可能一在皇宫，一在颐和园，距离太远，太后不能及时处理紧急政务军务，也不可能有效控制新章京。
　　初六日，尚蒙在鼓里的光绪帝按照初五日的计划开始一天的活动。卯初二刻他准时到中和殿看祝版，所谓看祝版就是“阅礼部拟祀社稷坛秋祭文”，初七日将祭社稷坛。据黄鸿寿《清史记事本末》记：光绪帝阅毕出殿，即有侍卫、太监来，称奉太后命，将其引到太后处，太后责之曰：“汝之变法维新，本予所许，但不料汝昏昧糊涂，胆大妄为，一至于此。汝自五岁入宫，继立为帝，抚养成人，以至归政，予何负于汝？而汝无福承受大业，听人播弄，如木偶然。朝中亲贵重臣，无一爱戴汝者，皆请予训政，汉大臣中虽一、二阿顺汝者，予自有法治之。”（注：黄鸿寿：《清史记事本末》卷六十六，上海文明书局，民国十四年。）在这番训话中，太后特别强调“皆请予训政”，其根据当然就有杨崇伊的密折。于是宣布训政，并令拿办康有为及其弟康广仁。“百日维新”至此结束了。
　　从上述训政经过看，引起初六日训政的直接原因是杨崇伊所上请训密折。
　　杨崇伊不过一小小御史，他的一道密折竟能引发如此重大的变局，这是因为他选择了一个适当的时机。
　　其实慈禧太后早有训政之意。政变之后，荣禄曾告诉盛宣怀，在政变前，他有一次随侍太后看宫内扎花，太后问他“此花我扎，你看好不好”，他答以“太后不独扎花好”，太后即谓“我亦只可扎花”。荣禄由此窥测太后的内心，他对盛宣怀说：“此语已见不甘寂寞为退院僧也。”（注：赵凤昌：《戊庚辛纪述》，《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4册，第319页。）戊戌七月底、八月初，不断有守旧大员请训政，太后知道时机已到，但她还要等有人奏请才采取行动，以表明她的行动是舆论所要求的。
　　慈禧太后虽然专擅，但表面上她是很重视“舆情”的，她的重大行动无不是经人奏请才采取的。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她的垂帘史，看她是怎样利用舆情的：
　　咸丰十一年八月初八日（1861年9月12日）大学士周祖培的门人董元醇御史上一道奏折《奏请皇太后权理朝政并另简亲王辅政折》，九月二十八日胜保上《奏请皇太后亲理大政并简近支亲王辅政折》，三十日大学士贾桢、大学士周祖培、户部尚书沈兆霖、刑部尚书赵光上《奏请皇太后亲操政权以振纲纪折》。两宫太后借皇帝名义于贾桢等上疏的同日向内阁明发一谕：“本日据贾桢、周祖培、沈兆霖、赵光奏政权请操之自上并皇太后召见臣工礼节及一切办事章程，请饬廷臣会议，并据胜保奏请皇太后亲理大政并另简近支亲王辅政各一折。著王、太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将应如何酌古准今，折衷定议之处，即行妥议以闻。”（注：《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册，第105页，中华书局，1978年。）慈禧和慈安两太后得以垂帘。
　　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1873年2月23日）同治帝满18岁，两宫归政。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同治帝病重，有旨令李鸿藻、奕訢代批奏折。十一月初八日两宫太后召见群臣，《翁同龢日记》记录了召见情景：“（两宫）宣谕数日来圣心焦虑，论及奏折等事，裁决披览，上既未能恭亲，尔等当思办法，当有公论……未退时诸王奏言，圣躬正值喜事，一切奏章及必应请旨之事，拟请两宫太后权时训谕，俾有遵循。命诸臣具折奏请。退后同至枢廷拟折稿。”（注：陈义杰整理：《翁同龢记》，第2册，第1076页，中华书局。）因有大臣奏请，同治帝遂颁谕：“再三吁恳，两宫皇太后俯念朕躬正资调养，所有内外各衙门陈奏事件，呈请披览裁定，仰荷慈怀曲体，俯允权宜办理，朕心实深感幸。”（注：《穆宗实录》，第10册，第7141页。）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1875年1月12日）同治帝死，死后1小时，两宫太后即召集王大臣会议，讨论立嗣。《翁同龢日记》载：“戌正，太后召诸臣入，谕云此后垂帘如何？枢臣中有言宗社为重，请择贤而立，然后恳乞垂帘。谕曰，文宗无次子，今遭此变，若承嗣年长者实不愿，须幼者乃可教育。现在一语即定，永无更移，我二人同一心，汝等敬听。则即宣曰某。”（注：《翁同龢记》，第2册，总第1086页。）两宫又是经人奏请而在光绪朝垂帘。
　　光绪十二年（1886年），光绪帝16岁，已届亲政年龄。慈禧太后即于六月初十日表示明年归政。而十五日奕 奏：“王大臣等审时度势，合词吁恳皇太后训政……。”（注：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第2册，总第2123页。）世铎、伯辛彦讷谟祜也奏请训政。太后不允。奕 等再奏请，太后才“勉允所请”（注：《光绪朝东华录》，第2册，总第2127页。）
　　经人奏请，甚至一再奏请，慈禧太后才垂帘，才训政，这是为了避免外臣说她把持朝政。杨崇伊密折正是戊戌训政不可缺少的“舆情”根据。
　　其实初六日训政后，当时京官就知道是杨崇伊的密折导致了政变。如叶昌炽《缘督庐日记抄》八月初九日记：“闻首发难者，仍系敝同乡杨侍御也。”初十日记：“午后赴省馆应绀宇之招，见凤石、范卿、淮海昆仲、蔚若，各证所闻，知莘伯（杨崇伊）发难无疑义；并闻先商之王（文韶）、廖（寿恒）两枢臣，皆不敢发，复赴津与荣中堂定策，其折由庆邸递入，系请皇太后训政，并劾新进诸君植党营私，莠言乱政也。”（注：《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1册，）也有人看出杨崇伊的密折不过是太后训政的借口而已，如赵凤昌说“西后藉一词臣奏请”而“临朝训政”（注：赵凤昌：《戊庚辛纪述》，《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4册，第319页。）。
　　三
　　关于引起初六日训政的直接原因，也有另一种说法即袁世凯告密说。这类史料很多，但都不可信。
　　袁世凯告密说通常是这样叙述的：八月初三日晚谭嗣同至法华寺，说袁世凯勤王，袁佯作答允。初五日袁请训后回天津，向直隶总督荣禄告密，荣禄立即报告慈禧太后，太后遂于初六日训政。而荣禄具体是怎样向太后报告的，则又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是荣禄初五日夜派人或亲自赴京告变。如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写道：谭嗣同夜说袁世凯，袁许诺，“至天津，适聂士成以军事上谒制府，士成淮北骁将，统武毅军五千人，驻芦台，非有急，不轻离营。世凯疑荣禄已觉其谋……遂叛有为，反输其情于荣禄。荣禄大惊，遣人变服赍蜡书，驰告奕kuāng，奕劻　　言于太后……时八月初五日也。太后漏四鼓还宫，即收上印绶。”（注：《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1册，第377-378页。）而费行简《慈禧传信录》则说荣禄亲自告变，他写道：“（袁世凯）至天津告密于禄，谓奉帝手诏，令锢后杀禄。禄大惊曰：‘子意云何？’世凯曰：‘特以告公者欲破奸谋，卫慈圣耳。’禄感极，即嘱世凯守津，而自乘火车微服入京，奔颐和园告变。时已午夜，禄扣园门，门者初不纳，继有侍卫出，知为禄，始导之入。及后宫，捶户呼内侍，群奄惊起，以为火也。迨出见禄微服，益诧，诘其何来，禄对有急事，须进见。时后已寝，闻报，召禄入内室，卒问曰：‘岂康有为等谋变耶？’禄对诚如慈论，因陈世凯告密语，后大震怒，连呼小子负心，立命驾还宫，而令荣禄驰赴宋、董诸军，谕其防变。”（注：《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1册，第345页、第336-337页、第531页、第377-378页、第465-466页、第553页、第553-554页、第554页。）胡思敬和费行简写得比较细致，费行简且绘声绘色，如所亲见，但是均经不起推敲。
　　袁世凯初五日上午11时40分乘火车离京，到天津见到荣禄时已是六时左右了。骆宝善曾对袁世凯见荣禄的时间作了细密考论，他写道：“京来火车下午三点钟到津，袁向荣禄表白、告密的急近心情是不言而谕的。但外界并不知情，他必须不显出不露水地应酬一切。袁以超擢兵侍返津，天津文武各级官员早已筹备了盛大的欢迎会。《国闻报》载所谓‘同城文武咸往迎迓，一时颇为热闹’（注：《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3册，第407页、第441页、第432页、第428页、第421页。）。袁要端起官场仪态不慌不忙地出站，要同文武官员们行礼如仪，请皇上、太后圣安，然后入茶座同文武官员周旋、寒喧，报告陛见盛况，宣讲皇上圣德，然后告别，赴直督署。经查，天津火车站至直督署乘坐正式交通工具八抬大轿，大约近半小时路程。总算起来，袁从下火车至到达直署，确需两三个小时的时间。天津地区此时日落时刻为下午六点零八分。（注：《太阳出没时刻表》，见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编（1821-2020年二百年历表），第465页，科学出版社，1959年。）袁谓‘诣院谒荣相’时‘日已落’（注：袁世凯：《戊戌日记》，《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1册，第553页。）当符实际。”（注：骆宝善：《再论戊戌政变不起于袁世凯告密》，《广东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袁世凯见到荣禄时，荣禄处又有客人，直到“二鼓”袁才离开。（注：袁世凯：《戊戌日记》，《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1册，第553页。）
　　如果荣禄要告变，当在“二鼓”以后，“二鼓”约晚上10时左右，荣禄不可能乘火车去北京了，因为那年月没有夜班火车。荣禄派人送信去，这位差人骑马到京最快也得5个小时左右，他到庆王府后，奕劻　　得先看一下信，然后才能决定是否立即奏报太后。按照胡思敬所说，太后接到奕劻　　转递的“腊书”后，于“于漏四鼓还宫”，这就是说奕劻　　是赴颐和园告变的，而奕劻　　家住北京地安门外定府大街，颐和园则在北京西郊，奕劻　　如果乘车走这段路程至少需两小时以上，且夜间出行，尚需叫开西直门，颇费周折。如果天津的告密人“二鼓”出发，慈禧太后于“四鼓”还宫，两者相隔不过4个小时左右，告密是来不及的。
　　胡思敬和费行简都说天津来人是初五日夜赴颐和园告变，太后则从颐和园赶回宫中，但我们前面已经指出太后初四日已回宫，这说明胡思敬和费行简对训政经过并不清楚，所述得自传闻。顺便说一下，就我见到的关于荣禄亲自或派人赴京告变的史料，全都说是到颐和园告变，可知都是得自不实的传闻。
　　另一种说法是荣禄电告北京。
　　八月十四日，日本驻天津领事给日本外相发出一份电报：“我从可靠方面获悉，中国皇帝突然被迫下野以及惩办康党，主要是因为皇帝在九月十九日（阴历八月初四日）接见袁世凯时，密令他从小站派4000名兵士到皇宫担任皇帝禁卫军。在袁世凯回小站的第二天，袁向后党分子直隶总督告密了，直隶总督立刻电奏慈禧太后，太后立即重新执政。”（注：转引自黄彰健《论光绪赐杨锐密诏以至政变爆发以前康有为的政治活动》，台湾《大陆杂志》，第38卷第9期。据黄说：“台湾中央研究院藏日本外交微卷内有日本驻中国天津领事八月十四日致日本外相的电报。”黄引文为英文，本文转引时译为中文。）八月二十三日上海《申报》则报导说：“先是本月初四日候补侍郎袁慰帅晋京陛见，康有为等曾奏请饬调新建陆军三千人，入京围颐和园，劫令皇太后改易服式，为天下倡，幸皇上天亶聪明，未为所惑，而慰帅微有所闻，即于初五日陛辞出京，密告荣中堂，电奏皇太后，宫寝得免震动。”（注：《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3册，第407页、第441页、第432页、第428页、第421页。）这两条史料所述袁世凯得知密谋的经过并不相同，明显都是错误的，说明作者并不清楚训政经过，值得重视的是两条史料都说由荣禄电奏太后才引起训政的，但未具体说明电报怎样达及太后之手。九月二十三日蔡金台至李盛铎函倒是说得具体些：“袁乃密白略园（荣禄），电庆邸（奕劻　　）达之。”（注：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松堪小记·戊戌政变实录》。）
　　电奏比荣禄亲自赴京告变似乎合理些，但荣禄却不可能采用。当时北京中央各部门只有总理衙门和兵部设电报房，所以电报不能直达太后处，需经奕劻　　这样的王大臣转递。奕劻　　时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荣禄如果要发电报给他，应发往总理衙门。总理衙门有严格的办事章程和保密制度，但是不能很好地贯彻，事实上管理很混乱，时常泄密。张元济曾回忆说：“有一天，我到总理衙门事务厅（即收发处）去，发现公文堆里有一封电报，签名的是俄皇尼古拉第二，电报是给光绪的。我觉得很奇怪，为甚么不由公使转呢？照例这样的电报应该立刻送给光绪的，但我一看，已经在事务厅里搁了二天……衙门里还有一个木橱，摆着和外国所订的条约。这样重要的文件竟不注意保存，任何人都可以开，都可以看。这种腐败的国家，那能不亡国？”（注：张元济：《戊戌政变的回忆》，《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4册，第326页。）本文前引驻日公使裕郎西的密电也被张元济等看到了，并被传扬出去。荣禄为保密起见，不会通过总理衙门去告密。据时人记载，荣禄在政变前与慈禧太后之间的联系是由大臣、宗室往来传递消息的，连初六日太后训政的消息也是杨崇伊赴津相告的，而不是电达的。
　　关于袁世凯告密的经过，袁世凯《戊戌日记》中另有一种说法。《戊戌日记》原题为《戊戌纪略》，收入《戊戌变法》资料丛刊时编者改题《日记》。《纪略》写于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四日，属于追记。它最初发表在1926年的《申报》上。据《申报》记者说《纪略》得自于袁世凯的幕僚张一麐。而近年姚伟发表《〈戊戌纪略〉序跋及题辞》一文，指出《纪略》得自于袁世凯姻亲费仲深（韦斋）。姚文收录了常州吴楠写的《序》，《序》中说曾将《纪略》拿给步林屋看，步林屋“处项城幕中参与机要有年，亟称确为项城手笔”（注：《近代史资料》，总81号，1992年。）。如此说来，《纪略》确为袁世凯手书。
　　《日记》记其告密经过：八月初五日请训后，“即赴车站，候达佑文观察同行。抵津，日已落，即诣院谒荣相，略述内情，并称皇上圣孝，实无他意，但有群小结党煽惑，谋危宗社，罪实在下，必须保全皇上，以安天下。语未竟，叶祖珪入坐，佑文亦来，外候至二鼓，不得间，只好先退晚餐，约以明早再造详谈。次早荣相枉顾，以详细情形备述，荣相失色，大呼冤曰：‘荣某若有丝毫犯上心，天必诛我，近来屡有人来津通告内情，但不及今谈之详。’予谓：‘此事与皇上毫无干涉，如累及上位，我惟有仰药而死耳。’筹商久之，迄无善策，荣相回署，复约佑文熟商。是晚荣相折简来招，杨莘伯在坐，出示训政之电，业已自内先发矣。”（注：《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1册，第553页。）
　　按照《日记》所说，袁世凯初五日晚仅向荣禄略述内情，初六日早晨才备述详情，同时两人又商量如何才能不牵涉到皇上，一时无善策，因此未能及时向太后奏报，而当晚杨崇伊带来太后训政的上谕，即是说太后训政另有原因，并非因袁告密引起。对于《日记》所述的经过，有人相信，有人不相信。不相信的主要理由是：维新党人的“谋乱”乃大事，荣禄和袁世凯不敢不及时奏报。而相信者则解释说：当谭嗣同夜说袁世凯勤王时，袁设词推宕，二人商定在九月天津阅兵时再说，因此并不急于奏报。
　　我认为《日记》肯定有所隐讳，但所述告密经过大体可信。袁世凯已承认初五日告密了，也就是承认清廷捕拿和杀害谭嗣同等六君子都是因他告密而引起的，这就够了，他没有必要再隐瞒荣禄向太后奏报的时间，作此隐瞒还有什么意义呢？
　　当然，要检验《日记》所述可信与否，不能仅靠“断之以理”的方法，而应找到袁世凯告密经过的原始记录，但遗憾的是今所见到的关于袁世凯告密的史料均形成于八月十四日清廷公布维新党人“锢后杀禄”的罪状之后，这就很难直接证实其可信与否。我们现在能做的只是间接印证，方法是考查清廷在政变期间的举措与袁世凯所述是否对应。
　　清廷于八月初六日发布垂帘诏，同时令拿办“莠言乱政”的康有为及其弟康广仁，而未涉及夜说袁世凯勤王的谭嗣同，这说明慈禧太后尚未接到天津方面的密报，如果接到密报，无论如何不会放过谭嗣同。
　　在清官方文件中捕拿谭嗣同的密谕是初九日发出的，称：“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均着先行革职，交步军统领衙门，拿解刑部治罪。”（注：《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2册，第100页。）比较这道密旨与初六日拿办康有为的密旨，可以看到两者在行文上有重要不同，初六日密旨罗列康有为的罪名“结党营私，莠言乱政，屡经被人参劾”，而初九日密旨未说明谭嗣同等有何罪行，这是因为谭嗣同等是因“谋乱”获罪，而这种罪名即使对步军统领衙门也要保密。
　　由初九日的密旨可知慈禧太后已得到了荣禄的密报，但她究竟在哪一天得到的呢？
　　据《戊戌日记》说，初六日晚杨崇伊到荣禄处出示训政之诏。杨崇伊之所以要特地向荣禄报告这一消息，是因为杨在上请训折前曾找荣禄商量过。当晚他们自然会议论政变的有关问题包括维新派的“逆谋”，并商量了对策。有论者认为正是杨崇伊返京时带回了天津的密报，这是有道理的。据八月十七日《申报》一则《津友再述国事要闻》报导，杨崇伊是初七日乘11时20分的火车离津回京的。（注：《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3册，第428页。）本来当天早晨有令停止京津火车，以便捕拿逃逸的康有为，但11时20分天津开出一列专车，起初人们以为是荣禄进京，后来才知道是杨崇伊。杨崇伊不过一御史，竟能乘专车回京，显然是有重要使命的，即受荣禄之托向太后告密。杨崇伊应于下午2时左右抵京，太后应在当晚前后得到密报。
　　太后得到密报就应该布置拿办谭嗣同等，时间不应迟于初八日，但现在我们见到的逮捕令是初九日发出的，为什么要迟一天呢？
　　原来，步军统领衙门于初八日已在密拿谭嗣同等人。据一个名叫魏允恭的京官初八日写信给上海的汪康年说：“南海系奉太后密旨拿问，密旨中有‘结党营私，紊乱朝政’八字。适隔晚赴津，闻有获住之说。博（康广仁）已交刑部审讯。今早五更又奉密旨拿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等四人。弟亲见步军统领监送登车，想已发交刑部。惟林旭尚未寻着，闻避往他处。此新政中至新者，其余外间传说纷纷不一……总之，昨日上谕有‘门禁森严’等语，则幼博等人入内办事之说不为无因。慈宫震怒，究不知何人传递消息？且近日严拿各人，旨意甚密，竟有先拿一人，余人均未知悉者，是以新政诸人咸怀股栗。”（注：《汪康年师友手札》第3册，第3116页。）魏允恭说他亲见捕到杨、刘、谭三人，而未捕到林旭。恰好郑孝胥初八日的《日记》记：“既寝，暾谷忽至，复起，谈良久，自言不得以康党相待。”（注：中国历史博物馆编：《郑孝胥日记》，第2册，第682页、中华书局，1993年。）可知初八日林旭确实没有被捕。
　　张荫桓自述他也是初八日被捕的，他在被发配新疆途中对两个解差说：“初八日辰刻，提督崇礼遣翼尉率缇骑至我宅，邀我赴提督衙门接旨。我知有变，因尚未用饭，令其稍待，饭毕濒行，翼尉忽谓我曰‘请赴内与夫人诀。’我始悟获罪，将赴西市，负气行，竟不入内。抵提督署，各官均未至，坐数时，天已暝，仍无确耗，遂令人取行李住一宿。次日有旨拿交刑部审讯，入监住。“（注：《驿舍探幽录》，《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1册，第489页。）张荫桓为军机大臣，初八日逮捕他时竟无谕旨，初九日才有旨，这说明初八日的逮捕令是非常秘密的。检视初六日和初九日两道拿办密旨，可以看到在起首都有“谕军机大臣”字样，可知这两道密旨是通过军机大臣发下的，尚属正常程序，所以在清官方文件中有记录，而初八日的逮捕令未经过军机大臣（前引魏允恭信中说“今早五更又奉密旨拿杨锐……”，“五更”军机大臣尚未上朝，军机大臣卯时上朝），极可能是对个别人面谕，所以清官方文件未留下记录。慈禧太后之所以不通过正常程序发出逮捕令，是因为她得到了“谋乱”的密报，逮捕要做得更加机密而迅速。
　　初十日有旨，令荣禄即刻来京，其直隶总督职由袁世凯暂行护理。（注：《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2册，第100页。）十一日荣禄离津赴京。据袁世凯《戊戌日记》记，荣禄行前，他与荣禄相约，“誓以死保皇上”，且曰：“赵盾弑其君，并非赵盾，中堂世笃忠贞，现居要津，而皇上万一不安，天下后世，其谓中堂何？我亦世受国恩，倘上有不安，惟有以死报之。”荣禄说：“此事在我与庆邸，决不至累及上位，勿虑也。良以慈圣祖母也，皇上父亲也，处祖母父亲之间，为子孙者惟有出死力以调和，至伦常之变，非子孙所忍言，非子孙所敢闻。”（注：《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1册，第553-554页。）荣禄离津时，袁世凯等到车站送行。据十二日《国闻报》报导，送行后，“袁慰帅率司道在圣安棚寄请圣安”（注：《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3册，第407页、第441页、第432页、第428页、第421页。）。此时的光绪帝已完全是傀儡，时刻都可能被废掉，而袁世凯竟还率下属“寄请圣安”，这说明他确实与荣禄有“保全皇上”的约定。
　　袁世凯和荣禄要保全皇上，并不仅因为“世受国恩”，更重要的是为大局着想。袁在《自书戊戌纪略后》中对此有一段分析：“当其谋乱之时，国之危机有三：倘其凶谋果逞，内忧外患一时并起，中原疆域立见瓜分，其危一也；设予稍露主（圭）角，该党必将害我，以其党代之，内有悍徒，外有劲旅，何堪设想？其危二；或者发泄后荣相不即入枢廷，善为调和，保全上位，各国必将藉口交讧，匪党挟以有辞，
　　将至不可收拾，其危三。”（注：《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1册，第554页。）这三条中，他们最担心的是外国干涉。当时报纸上已有外国将干涉的舆论。十一日在上海的盛宣怀特致电荣禄：“近日洋报纷议，殊骇听闻，英尤虑俄惟所欲为，颇思先发。深宫举动似未可操之过急，以防彼族藉口干预内政。”（注：盛宣怀：《愚斋存稿》，《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13辑第4册，第942-943页。）这份电报对荣禄说服太后“未可操之过急”似乎起了作用，后来盛宣怀至京见荣禄，荣禄特别就电报事向他致谢，称“幸得汝电而止”（注：赵凤昌：《戊庚辛纪述》，《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4册，第319页。）。据当时报纸报导，自荣禄进京后，政局平稳多了，“太后的行动和缓一点了”（注：《字林西报》，1898年10月14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3册，第495页。）。而从清宫档案来看，光绪帝的处境也得到了改善。
　　光绪帝在训政期间前后的处境是不同的，从其变化中也可以印证袁世凯《戊戌日记》所述大体不错。
　　下面我们主要利用第一历史档案馆中所藏《穿戴档》来考察光绪帝的处境。《穿戴档》记录了光绪帝每日的活动及在不同场合的不同穿戴。
　　该档八月初六日记：“上戴……（按此处略去该档所记龙袍式样），卯初外请至中和殿阅视祝版毕，至圣人前拈香毕，还勤政殿，朝珠金龙褂带挎下来，更换寻常，见大人毕，还涵元殿。”初七日记：光绪帝寅正外请去祭社稷坛，然后还勤政殿，“见大人毕，还涵元殿”。这两日所记表明，在宣布训政的最初两天光绪帝是随同太后在便殿办事的，因为有“见大人”的记载，所谓“见大人”就是见军机大臣。
　　但慈禧太后接到密报后，光绪帝的处竟就恶化了。我们前面说到，慈禧太后大约在初七日晚得到天津方面来的密报，得知维新党人有谋乱计划，这使她不能不怀疑光绪帝也卷入其中，于是她就不再让光绪帝和她一起“在便殿办事”了。
　　从《穿戴档》看，初八日这天光绪帝的活动很多，但都是礼仪性的，计有：至中和殿看祝版，率诸王大臣至勤政殿向慈禧太后行三跪九叩礼（按初六日垂帘诏规定初八日举行训政仪式），祭月坛，至妙应寺拈香。其中没有一项政务。
　　初九日则简单记为：“上戴绒草面生丝缨冠（缀珠重七分），穿蓝江绸单袍、青江绸单褂，束绿玉钩褡线鞓，穿青缎凉里尖靴。”初十日记：“宣宗成皇帝诞辰，上戴……卯初外请至奉先殿、寿皇殿拈香行礼毕，还涵元殿，朝珠金龙褂带挎下来，更换寻常褂。”十一日所记与初九日相似。以上三日所记表明光绪帝已被囚禁在涵元殿，就连形式上的参政随同太后在便殿办事也没有了。
　　值得注意的是初十日清廷还发出一道光绪帝求医的上谕，这预示太后要废掉光绪帝了。
　　但是荣禄十一日进京后情况又不同了。荣禄尽力保全光绪帝，这从十二日及以后的《穿戴档》得到反映。十二日记：“上戴……卯正外请至圣母皇太后前请安毕，朝珠金龙褂带挎下来，更换寻常褂，见大人毕，还涵元殿。”这次见大人包括荣禄，并且是和太后一起先单独见荣禄，后见军机大臣。（注：八月十三日《早事档》记：“直隶总督荣禄到京请安。召见荣中堂、军机。”）此后几日连续都记有“请安”、“见大人”、“至纯一斋看戏”的内容，其中十五日“见大人”后，上下午各看了一场戏。看来荣禄一到京，光绪帝的病就好了，政事活动也正常了，并且还天天看戏娱乐。
　　荣禄进京后的确是保了光绪帝，由此也可以证明《戊戌日记》中这样的说法是可信的：为筹商保光绪帝的办法而未能及时向太后告变。
　　也正是为了保全光绪帝，荣禄建议无需审讯就杀掉谭嗣同等人，以免在审讯中牵涉到光绪帝。
　　荣禄进京仅三天，八月十三日“戊戌六君子”被杀。十四日清廷公布康有为、谭嗣同等人“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的罪状。政变至此以流血的方式结束。
　　当时，外间很难了解政变的复杂经过，在看到十四日的上谕后，误以为初六日的垂帘诏是因维新党人的“逆谋”而起，于是有了袁世凯告密说等种种传闻，影响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