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清史”与清代中国的“边疆性”问题

袁剑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10/19

满州人人关建立的大一统政权，一方面继承了明朝的诸多政治制度，另一方面又远绍元朝重视边疆的观念，从而形成一种既。巩固核心地域，同时又将边疆地区置于重要战略地位的清代所独有的统治观念，笔者将其称之为清代中国的边疆性。它是指在清代中叶以后才出现的一种对于中国自身边疆问题的多角度的、具有反思性的整体性操作战略。

以《新清帝国史——在承德建立起内陆亚洲帝国》(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The making of Inner Asian empire at Qing Chengde)一书的出版为标志，“新清史”开始成为美国学界对清代中国问题研究新路径的概称。与传统的清史研究相比，这种研究方式更多地从边缘视角出发，阐发关于清代中国的诸多问题，正如黄兴涛教授所指出的，美国的“新清史”研究“将对清代政治史的关注点转移到满洲、蒙古、新疆等所谓‘内陆亚洲’地区，认为清朝统治成功的关键在于其对边疆地区的成功经营，在于成功地保持满洲认同、满蒙联合，亦即满人的族群特性而不是接受‘汉化’，甚至以往被认为是满族皇帝倾慕汉文化最主要表现的‘南巡’，也被解释为是‘满族特征’的典型表现。这些把‘满族’作为历史主体的研究将清朝历史置于世界史范围中去考察，显示了清史研究从中心到边缘、从中原到边疆的某种转变，而同时也涉及清代‘民族、国家认同’等重大问题”。而2010年8月在中国北京召开的“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国际学术研讨会则成为国内清史研究界与美国“新清史”学派一次饱含意义的学术互动。

警惕“大满洲主义"多族群问换位思考

正如“新清史”代表人物米华健在这次会议上所指出的，美国“新清史”的这种边缘化研究视角并非学者的匠心独运，而是其中的一些人在中国学习、进修时期所亲身体验到的一种从边疆族群视角看待清代政治文化问题的内在思路。他们甚至从当时人大清史所老师家庭中蒙汉语的不时转换中体会出了几百年前清帝国内部的文化互动问题。当然，值得注意的是，“新清史”所强调的满洲视角可能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会表现为某种程度的“大满洲主义”，往往会将众多本来与之并无多少关联的事件牵强地置于“满洲视角”的解释框架中，从而过分突出清代满洲的主体性、稳固性及其影响力，而这种判断与清代中国的族群关系，尤其是满汉族群关系的总体发展趋势是有所出入的。但不管怎样，这种视角的转化及其在此指导之下对清代中国诸问题的重新探讨还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图景，使我们得以反思之前为中原中心论所笼罩的清代政治文化分析框架的某些局限性，从而能更好地、更全面地审视处于当时国际环境中的“大清朝”本身的地位与特征，而这种多族群间的换位思考对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处理当今和未来的边疆族群问题也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清代疆域管理与族群多元性相契

    笔者近几年来一直着力关注清代边疆以及更一般意义上的中国边疆意象问题，并努力思考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偏偏是在清代，中央政府才能如此长久地稳定并控制这么庞大的疆域与帝国民众？笔者发现，在清朝，随着这一由东北族群入主中原而建立起来的有别于原有的汉族政权的逐步巩固．其“地方感”问题日益凸显出来。一方面，清廷在宏观层面上强调其自身政权的超越性，如《清朝文献通考·四夷考一》中日：“大地东西七万二千里，南北如之。中土居大地之中，瀛海四环。其缘边滨海而居者，是谓之裔，海外诸国亦谓之裔。”而在另一方面，清朝自身也逐渐在对国内事务的处理过程中型塑出、一种对自身地域的有限性认识。而如何在其对自身地域有限性的认识中去组织并体现出一种无限化的控制能力呢？何伟亚在《怀柔远人》中的一段话引起了笔者的思考：“帝国就像一张不断变化的网，由举行礼仪的地方、江南书院与宗族、天子、欧洲‘音乐盒’、朝鲜和廓尔喀使团、**王、避暑山庄、天上的菩萨等等组成。清统治者似乎不但对宇宙有相当的认识，而且拥有在这个宇宙之内进行运作的方式。”可以说，清朝的这种对自身边疆的管理思路具有极大的前瞻性，契合了自身的族群多元性特征，如同《新清帝国史》中所揭示的，正如法王路易十四和莫卧儿帝国皇帝阿克巴将离宫设于首都之外并在此处理大量边政事务一样，清朝也将承德作为另一个政治中心，并在这一地区展现其控制边疆地区的强大帝国力量。可以说，清廷在18世纪将这一地区的景致型塑为清帝国和谐统一的政治象征，而承德的城市商业、道路、农耕地区的规划也证明了清朝族群政策的有效性，并在心理上消融了农业族群与游牧族群之间的内在冲突。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清朝的政治结构中，承德只是清廷边疆控制战略中的一个节点，它所维系的是清廷与西部边疆地区之间的内在关联，从而在少数族群首领的朝觐过程中型塑出以承德为核心的“内在朝圣圈”；与此同时，清廷还在北京紫禁城、圆明园甚至盛京体现其帝国力量。在这些地方同样通过与内地汉人、西方力量以及东北边地的联系而形成三个不同的“内在朝圣圈”，而清朝皇帝则不时地在这几个地方迁移，从而将这四个“内在朝圣圈”勾连起来，这种政治举动与具体操作方式在缺乏现代通讯条件的情况下着实是一种极富现代性的统治策略，而笔者将之概括为清代“边疆性”的一个例证。

清代中国的边疆性：边疆与核心地区互动发展

    笔者这里所提出的清代边疆性概念，是从清代的边疆概念衍生出来的。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边疆及其所连带的民族与政治问题对历史上的王朝更迭有着重要的影响。但值得注意的是，直到清代之前，边疆问题并不是决定整个大一统王朝命运的关键所在。边疆问题与中国核心区域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互分隔的，在统治者心目中始终存有边疆与中心二元分立的观念。只有到了清代，随着发源于东北的满洲人入关建立起大一统政权，它一方面继承了明朝的诸多政治制度，另一方面又远绍元朝重视边疆的观念，从而形成一种既巩固核心地域，同时又将边疆地区置于重要战略地位的清代所独有的统治观念，笔者将其称之为清代中国的边疆性。它是指在清代中叶以后才出现的一种对中国自身边疆问题的多角度的、具有反思性的整体性操作战略。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清代的边疆观念始终处于随时而变的反思之中．并实现了边疆民族与核心统治民族之间的互动关系：一方面，边疆民族开始在真正意义上认同中原的大一统政权，开始展现出一种较为稳固的“中华”大家庭意识；另一方面，统治民族(满洲人，也包括汉人)也开始主动去适应边疆的社会政治文化传统，最终在双方有效延续的互动中将这种边疆性稳定下来。这种战略进一步形塑了清朝的多民族帝国结构，并对清朝之后的中国国家建设具有深远影响。   

具体而言，清朝所开始具有的边疆性已经有这样的一些特征：(1)历史发展的多维性：清代的边疆地区已经无法用“蛮荒之地”一个词汇加以概括，边疆的梯度发展态势已经形成，而清廷对边疆各个方向所采取的政治经济管理措施也各有不同；(2)“中时段”性：它所展现出的是一种介乎“长时段”与“短时段”的特征，康熙与乾隆两个时期各约60年的时段范围恰好满足这种中时段的要求，这种时段特征既不至于造成政策的朝令夕改，从而维持了相当程度的政策延续性，但同时也不至于因为经历时间过长而使政策因素的影响力弱化；(3)生长性：边疆各个地区处于各自的生长周期中，完全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即某一边疆地区的社会发展水平已经赶上甚至超过核,fl、地区，但其仍然属于边疆地区：(4)跨族群性：即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狭隘的族群分类视角而转向“特定人群”的视角，开始不再以粗疏的满汉蒙等族群类别作为制定相关边疆政策的依据，而是以各族群中的特定部分作为政策的对象，从而形成了一种更为多样化和有效的边疆政策群。

    将从有后方(hinterland)向无后方的转向(即“消灭后方”)作为观察清朝在边疆各个方向上所表现出的边疆性的指标，具有重要意义。边疆本身并不是标示清朝发展程度的一种意象，在清朝历史语境下，边疆所具有的更多的是地理意义，而清朝对边疆地区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所指向的是如何看待边疆的问题，按照笔者的理解，清朝正是在针对边疆问题的不同措置中将把整个帝国加以均一化的努力展现无遗。这一点与“边疆内地化”的观念是有所差异的。“边疆内地化”所指的是使边疆地区的经济文化水平达到内地的水准，所体现的是边疆地区加以追赶的单向性发展，而清朝“边疆性”中关键的“消灭后方”则希望通过边疆地区与核心地区的互动达到双方的均一化，所体现的则是边疆地区与核心地区双方的互动发展。

    清代中国的“边疆性”这个命题笔者这几年一直在加以考虑，希望能够通过具体论证将之落到实处，而今年8月召开的“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国际学术研讨会则让笔者从“新清史”的某些观点中得到了新的启示，但同时也注意到了“新清史”本身在视角选择方面的某些不足与过于着重化，实际上，清朝疆域广阔，满洲一隅不足以囊括整个清代的政治文化态势，新疆、西藏、内蒙古甚至南部边疆地区都应该成为思考清代相关问题的新视角，从这个方面来说，“新清史”的研究路径与视角选择毋宁是对笔者的一种鼓励，笔者也力图在对清代中国边疆性的进_步阐述中更为清晰地认识清代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