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韩国、日本对中国史学的研究

　　1、韩国

　　韩国是世界上对中国史学研究最早的国家之一，可谓传统悠久。早在1403年，即朝鲜太宗三年，元代胡一桂著《七史纂古今通要》刊行；世宗七年即1425年，司马迁的《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在韩问世；又二年，《史记世家》问世。世宗在位期间，刊行的中国史学著作还有班固《汉书》、《资治通鉴》等。朝鲜宣祖时代，中国史学著作还有范烨的《后汉书》、余进的《十九史略通考》等刊布。在英祖时代，刊布的中国史学著作包括《十九史略谚解》等。在古代朝鲜，一些文人还展开对中国史学著作的研究，如显宗八年即1667年，姜沆有《纲鉴会要》等著作；肃宗四年(1678年)，赵维韩有《史纂抄选》等著作。肃宗三十四年(1708年)，权以生有《史要众选》；正祖十五年(1791年)魏伯王奎有《十九史略续集大明纪》等。古代朝鲜对于中国史学的研究的态度是真诚深入的。(62) 他们留下了比较好的研究传统，为后来韩国对中国史学的研究奠下了重要基础。一直到近代以前，中韩对史学的研究和理解基本是相通的。

　　当代韩国学者对中国史学的研究，在历史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发展。根据韩国学者李润和的统计，(63) 从1950年到2004年，韩国学者共撰写过关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论文154篇。从先秦到现当代，各个时期的情况都有。

　　韩国学者十分重视对中国史学通史的研究。他们撰写了多部关于中国史学研究通史著作。这当中，有辛胜夏的关于中国史学的研究专著，(64) 卓用国撰写的《中国史学史大要》(探求堂出版，1986)，(65) 申龙澈的《中国史学史概要》(新韩社，1997)、李启命的《中国史学史纲要》(全南大出版社，2003)等。他们还十分关注中国史学研究的成果。目前被翻译成韩文的中国史学著作主要有两本：一本是刘节的《中国史学史稿》，取名《中国史学史讲义》；(66) 一本是高国抗的《中国古代史学史概要》，(67) 这两本都是全文翻译本。还有一本是摘要翻译，即尹达的《中国史学史纲》。这3个本子属于中国史学通史的比较好的本子。与其他国家相比，韩国关于中国史学研究通史本子应该说是多的，至少比美国、英国要多。

　　韩国学者也很重视中国古代史学的研究。这方面的文章相当多。而对古代史学史的研究中，又以对中国古代史学经典著作及其史家研究为重。司马迁及其《史记》、刘知几及其《史通》、司马光及其《资治通鉴》、章学诚及其《文史通义》等探讨的文章尤其多。其中，对司马迁和《史记》的研究应该说是最多的。根据李润和所提供的目录，154篇文章中，研究司马迁和《史记》的论文不下30篇，几占全部研究的1/5。文章最多的是李成珪。他的研究探索了司马迁对历史和人间关系的研究、司马迁关于历史叙述与文史一体的关系研究、《史记》的构造和时间概念等。一些思考相当深入。他认为《史记》所以历经千年而不衰，关键在于它是一部达到历史产生的根源的历史真实性的史书。他还做了一件类似接受史学中介研究的工作，钻研了16世纪后朝鲜时代约1200种文人文集，发现约有500件与《史记》有关。他仔细探讨了当时文人对《史记》的关心方向和性格。

　　韩国学者对章学诚的研究也比较热衷，文章仅次于对司马迁的研究。所考虑的问题，包括章学诚的历史观、经世观、博约论、史学方法论、良史论、方志论等。在探讨中，还十分注意章学诚的学术思想和龚自珍的学术思想的关系。

　　比较而言，韩国对中国现当代史学的研究相对少，总计文章约20余篇，还没有对司马迁的研究多。不过，有些文章层次比较高。韩国著名史学家闵斗基在上世纪80年代初撰写过《1980年代初历史动力论争》，(68) 主要研究80年代初中国关于历史动力问题的讨论，认为把生产力看作是比阶级斗争更重要的历史发展动力的研究是值得关注的理论现象。他提出要注意探讨邓小平的现代化路线的发展问题，以及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历史解析合适性的理论问题。

　　韩国学者对比较史学相当重视。李润和出版了专著《中韩近代史学比较研究》。(69) 李认为，比较史学的内容，“在于究明史学思想、理论，以及方法上的异同，以及因了解此异同的背景而能够找出综合性的方法”，“达到上述境界后，才能创造出比较史学的最终目标”。(70) 李认为，中韩近代史学相同点多，但差异也不小。近代韩国史学没有经历政治性革命，也没有文化运动，直接沦落为日本的殖民地，没有机会接触其它各种形态的思想。韩国的近代史学接受进化论的思想，但韩国的所谓“进化论”，“竞争”的意义彻底地被解释为韩国民族对外抗争的姿态，强调国家历史以民族为主体，以竞争为动力抵御外侮。而中国接受进化论，更强调自强与变法，更注重对历史进程的考察。他确认中国近代史学所经历的政治运动要多些，所以会有各样形态的经验，变局促进了中国近代史学对付现实的应变力，使中国近代史学更关注世界史、当代史和边疆史，以更切合实际的态度建立中国近代史学的方法和理论体系。

　　最近的研究中，韩国学者注意对中国史学的新解说。白永瑞教授发表题为《“东亚史学”的诞生与衰退——东亚学术制度的传播与变形》(71) 文章，谈了对近代以来中国史学发展的看法。他认为整个东亚地区史学变迁的轨迹，是“制度内的学问”与“制度外的学问”相互对立、交融的动态过程；为了能够同时担负起适应和克服全球化的双重课题，建立“批判的/历史的历史学”是重要的。他认为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有一个科学化、制度化的过程，五四运动促进的历史学的科学化，到三十年代后具有制度上的标准化和专业化的形态。(72) 他认为南京政府对于当时历史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史学虽然属于“制度之外进行的学术活动”，但因为借助于唯物史观所提供的与“史料学派”等不同的“科学”视角，积累了丰富的具有独创性的研究成果，对圈内历史研究有很深影响。白永瑞认为，东亚地区史学的历史变迁，也基本是“制度内的学问”与“制度外的学问”相互对立交融过程。史学应该打破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界限，变“如何研究历史”为“为何研究历史”，克服史学与民众脱离的问题，将“权力的历史学”转变为“市民的历史学”，包括提倡“公共的历史学”。他认为这样的历史学不是拒绝权力，而是让民众“参与极大化的途径”。他写道：“历史研究并不仅仅是要丰富人们的历史知识，应该与人的成长、社会的进步，以及国家、民族的发展息息相关，为其指明前进的方向。”(73)

　　2、日本

　　日本对于中国史学的研究，也有很深厚的历史基础。古代日本对于《史记》的研究著作颇多，如室町时代的月舟寿桂，著有《史记抄》八卷。江户时代的猪饲敬，著有《史记天官书图解辅注》、《太史公律、历、天官三书节窥》。江户时代的研究专家及其著作还有，池云碧于斋的《史记律历书解》、冈本况斋的《史记传本考》、思田维周的《史记补正》、香川南浜的《史记辩解》、菊池高洲的《史记文诀》、清田徇的《史记律》、角田九华的《史记通》、冈白驹的《史记角隽》等。(74) 关于《汉书》的研究，江户时代的专家和著作，主要有户崎淡园的《汉书解》、《后汉书解》，恩田维周的《汉书考》、《汉书质疑》，土冢田大峰的《汉书补解》、冈本况斋的《汉书律历志图志解》与《汉书笔记》。江户时代关于《资治通鉴》研究的著作也颇有，如清田徇的《资治通鉴三编批评》、石川香山的《资治通鉴补正》、羽仓简堂的《资治通鉴评》等。此外，江户时代还有赤井东海的《战国策遗考》、太田晴轩的《战国策考》、猪饲敬的《补修‘史通’点烦》等。(75) 由于受中国史学影响很深，日本古代史学在编纂体裁上，也基本采用编年体、纪传体等基本史学体裁和方法。

　　日本对中国史学的研究，有一些有国际影响的研究成果。近代以来影响大的，有内藤湖南对中国史学的研究专著。他出生于1866年，日本京都帝大教授，对中国文化史、中国古代史、中国史学史都有探讨。《中国史学史》是他20年代在京都大学的演讲稿本，1949年由东京弘文堂出版。从“史的起源”一直写到清朝史学。这本著作对于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的重要著作和人物有较深阐述。他对《史记》的评价相当高，称《史记》在当时是一部巨著，至后世也受尊崇，“遂于书籍部类中开出一个史部”，“在今日也堪称中国文化的代表巨作。”他写道，《史记》远离当时时尚，以一己之天才囊括古今而成一家之言，“显示出司马迁的卓越见识。”他也赞赏章学诚的史学编纂理论。他写道：“以今天的眼光看，史学不应该仅仅是记录事实的学问，而应该从原理原则的角度把握其根本，这是一种哲学性的思考方法。”“在章学诚看来，所有的学问皆非以哲学为本而是以史学为本，一切学问都归之于史学，不具备史学背景的东西就不能称其为学”。内藤认为章学诚从这个意义上阐述史学，是其学说“最具特色之处。”《中国史学史》还对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的一些问题提出见解。(76)

　　内藤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海外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著作还不是很多，(77) 所以内藤的著作还有相当影响。哈佛大学的杨联陞教授曾经撰文评论内藤的《中国史学史》，认为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属于经典性著作，嘉德纳《中国传统史学》是唯一的英文本中国史学史，内藤的《中国史学史》则是“近代学者撰写的部头最大的一部”。(78) 杨联陞还介绍内藤对中国史学史的分期，称对其评论和内容印象深刻。一直到今天，内藤的这本著作还被认为是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有影响代表作。

　　此后，日本继续有中国史学史研究著作问世。增井経夫的《中国史学史》，1984年由刀水书房出版。被认为是内藤以后的一本比较重要的关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专著。(79) 增井経夫还撰有《史记的世界》等学术专著。

　　日本学者对中国古代史学的研究，出现一批扎实的学问家及其著作，如泷川龟太郎(1865-1946)的《史记会注考证》。他用20年的时间进行这一专题的研究，汇集中日两国关于《史记》的各家注释百余种，加以考证。全书以汉文文言文撰写，相当程度上还原了《史记》原文及注释，保留了关于《史记》的很多珍贵文献，为研究《史记》提供了重要资料。中国学者对这本著作评价很高，认为在新的《史记》会注会评本出现之前，这本书一直会是“《史记》研究者案头必备的有用之书。”(80) 此外，田中笃实所校《增订史记评林》也是一本精致著作。70年代开始，吉田贤抗、水沢利忠、青木五郎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又做了《史记》的翻译工作。这个译本也比较精到，本纪、世家、列传、书都有翻译，译本附原文，加注释，有评论。吉田贤抗等学者的《史记》译本被认为是与维特金的俄文《史记》本、华兹生的英文《史记》、沙畹的法文《史记》一样，是世界几大《史记》译本之一。

　　日本学者也很关注中国当代史学的研究。对这方面情况的考察，往往可以结合其对中国断代史的研究。日本学者希望从中国学者的断代史研究中，把握中国史学的最新情况。这方面的情况很多。1955年12月，翦伯赞、尹达等作为“中国科学院学术访日视察团”成员访问日本，被邀请介绍中国历史学界的研究动向，(81) 做“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时代区分问题”、“十六、十六世纪以降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等学术演讲。日本很快就有论文集《中国史的时代区分》(东京大学出版会，1957年5月)问世。(82) 日本学者认为，关心当代中国史学，目的是把自己的研究置于合适的国际学术空间。他们对清史学的研究也这样，著作与论文相当多。(83) 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等是研究热点。

　　关于日本对中国史学的研究，还要注意一个趋向，就是他们试图在这样的研究中，向世界推广东亚和中国的史学传统和思想体系，让西方史学界更多了解和接触东方史学传统和史学方法。他们认为西方史学和东亚史学应该互取短长，在各自传统优势上发展。

　　日本学者佐藤正幸教授就谈了这样的想法。他在题为《从比较视角看东亚史学》的演讲中谈了东亚史学的传统、特点和重视东亚史学传统的意义。(84) 他说，西方史学著作主要供个人阅读并由个人撰写，东亚史学自古以来就是以公众史学为中心的历史文化。作为历史文化的东亚的概念，包括今天的中国、日本、朝鲜和越南，东亚的历史围绕中国而展开。历史意义上的东亚被称为中国的世界秩序，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关系体系，形成东亚共同文化遗产。东亚史学的特点是追求历史客观性，这种对客观性的追求甚至超过著述本身。所以东亚史家对历史忠诚记载、对历史细节精确评论，官修史书的特点至今“留在人们集体史学的意识里”。他强调过去仍然被看做是“最可信的‘人类镜子’”，“人们从官修史书中想寻求的不是‘一段’历史，而是‘整个’历史”，“它的可信是由公众编撰来保证的”。所以东亚公众史学应该得到重视和发展，未来的世界应该是东亚史学和西方史学的“共存”，而不是“冲突”。他认为“专业化和专门化”、“公众史学与集体编撰”两者没有矛盾，而是未来史学的趋势。佐藤从全球视野看中国和东方史学的意义，反映了日本学者对中国史学的新思考。(85)

　　四　几点思考

　　1、重视史学比较研究和深入认识中国史学。

　　海外对中国史学的发展是十分关注的，相当一些国家在做这样的研究。不仅研究中国传统史学，也研究中国当代史学，很多方面的探索相当前沿。

　　我们所以强调比较研究和比较分析，为了看清楚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只有把中国史学放到国际史学交流和背景中考察，才有比较深切的认识。对史学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对史学的主体研究，即对史学著作、史学方法、史学理论、史学思想进行研究；一是对史学的接受者或读者研究，即对史学著作产生的社会影响和学术影响进行研究，研究他人或后人如何接受史学著作及其影响程度；还有就是对史学的中介进行研究，研究史学著作在传播过程中被介入的因素及其影响。(86) 当我们从史学接受、史学传播或史学影响、交流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时，史学研究的天地会广阔很多。

　　交流和影响研究使我们得以把相当一部分目光转向对海外对中国的史学研究。这一研究视角的发掘对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史学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在海外，一般比较有规模、底子的东亚系，都有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课程，一些教师还自编关于中国史学研究的教材。如同崔瑞德所主张，很多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史学是世界文化遗产和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应该了解和研究。改革开放以后，海外学者这方面的思考更多。他人的眼光有时候对我们是重要借鉴。我们对自己史学的研究，不是一个民族的事情，是人类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诚然，海外学者对当代中国史学研究这样重视，我们以前也估计不足。有时候，我们自度当代史学离现实太近，沉淀不够，是否即时研究难说。看了海外学者的探讨以后，感受就不一样。如前所说，无论是美国、英国、前苏联(俄国)、日本，都非常重视当代中国史学，而且越是和中国关系密切的国家，对当代中国史学研究越多；越是在国际舞台上有重要影响的国家，对当代中国史学研究越多。50多年来，美国一刻没有停止对当代中国史学的研究。他们研究当代中国史学，一方面是为了把握中国史学的最新进展，一方面是为了了解史学变化背后的大背景。从这点上说，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了。(87)

　　海外学者对中国史学研究，往往有令人刮目相看的精品。有些著作的价值，中国人自己还没想明白，他们却捷足先登了。例如《诸藩志》，我们还没有当回事，外国学者居然仔细地翻译介绍了。又如章学诚，我们对他的研究也比较晚，“文革”以后才陆续出现。但在美国，倪德卫1966年就出版了章学诚研究专著。法国戴密微研究更早，其成果和观点迄今还有重要价值。

　　东方人和西方人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外国人在理解中国文化过程中总会有母境文化的影响，加上意识形态的因素，都会造成对中国文化、中国史学的不同理解。这恰恰成为我们认识自己的一个重要视角。研究别人是为了认识自己，中国史学发展需要多照镜子。

　　2、重视中国史学研究和深入了解世界史学。

　　研究海外对中国史学的研究，也希望从他们对中国史学的研究中，了解海外学者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的一般状况。从对海外的中国史学研究中，窥探各国史学发展的新思潮、新特点。

　　20世纪70年代初，芮沃寿曾经和史华慈商量召开中国史学的研究会议，希望通过会议，了解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历史编纂传统”，并强调主要是为了认识世界史学。(88) 法国学者吕森(Jorn Rsen)也说过：“了解他人是认识自己的最好办法”。他强调：非欧洲史学对于从根本上了解历史思维的内在规律非常重要。德国学者魏格林(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在谈到对中国史学研究的意义时也说，促成与中国的史学比较，在于这是“更有普遍意义的研究项目”。(89) 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史学研究的目的，也在于把它作为人类史学及其本质认识的重要参照。所以我们对他们的研究，毫无疑问地是对世界史学发展及其趋势的一种关注。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史学，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理论与方法。历史事实是不可篡改的，所以要发掘史料、忠实地还历史本来面貌。科学技术发展和人们思维方式更新，确实会影响历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和手段。海外对中国史学研究也这样。近几年来，后现代主义和新文化史对一些国家的中国学产生影响，所谓的妇女史、性别史、大众宗教、礼俗史、民族史、边疆史等新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出现，都和这些思潮有关。对中国史学的研究也受这些学术思潮的影响。现在海外所出现的对中国古代史学叙事方式的兴趣、对中西史学比较问题的关注、对公众史学的推崇、对中国古代史学影响再评价等，都和发展中的史学思潮有关。对这些情况的了解，正是出于对国际史学思潮的认识。

　　1968年，史华慈提出重新认识“轴心时代”的问题，强调东西方先哲思想的创造性和平等地位问题。(90) 柯文提出“中国中心观”，批判西方中心观念。美国学者还提出把中国作为理解人类文明及其思想进程的实验室的新观点，包括强调重视社会人文关怀，提出人文关怀和人文教育在物质富裕时代的特别重要性。这些问题针对性都很强，都是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的过程中，尤其是在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及其史学的过程中发现和提出来的。在史学理论方面，一些美国学者还提出中国古代史学所关注的是人的历史与非人的历史之间内在关系的观点，强调中国古代史学的重要特点是研究人与道的关系。这些阐述使很多西方学者觉得中国史学和西方史学有新的比较的共有层次，有比较研究的合适交汇点。这些问题越来越成为大家关心的话题——一个跨越国界和超越时代的话题。类似这些话题的发掘，都有利于我们对国际史学的新了解和新认识。

　　3、坚持民族史学道路和史学研究的国际化问题。

　　归根结底，我们是为了发展，寻找自己的新出路。实际上还是两个努力方向：一个是坚持中国民族史学的特色和传统，一个是有条件地融入国际史学大家庭。这是老话题，但老话题往往处理不好。

　　回顾使我们发现，要发展好自己的史学，首先要做好对自己的研究。2005年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加拿大学者说，中国学者要走向世界，最重要的是要守住自己的根。所谓守住自己的根，就是研究好自己，保持传统特色，不能妄自菲薄；不要东风来东边倒、西风来西边倒，把自家的根丢了。这种情况不是没有。1995年，在德国的一次关于中国史学的研讨会上，(91) 中国学者刘桂生就严厉批评中国学者妄自菲薄的现象：“中国史家正因为受到了西方的影响而没法正确去理解自己的传统”，“自己的东西变成他人的，而他人的东西离自己的大远。”他讲的确实是严肃问题。中国学者不深刻研究好自己的史学，不可能拿出特色的绝活与别人交流。

　　诚然，在坚持自己特色研究的同时，还要注意研究和考察海外中国史学研究过程中出现的体现国际前沿的学术思潮和方法，并有批判地消化吸收，成为自己史学研究的新思路和新方法。现在海外学者对大众史学、公共史学的研究，都有国际史学思潮影响的背景。中国史学研究的边缘化趋势令人担忧，市场大潮引起的人文素质培育受冲击，都呼唤公共史学的出现和发展。海外学者的一些建议值得学习和借鉴。中国史学要有海纳百川的精神。

　　回顾也使我们有这样的启示：中国学者要在坚持传统史学特色的基础上走向世界，一定要注意培养两栖型人才。所谓两栖型，一是知识结构的两栖，既有传统的中国文化知识和学术功底，又对西方的理论思想体系了解和把握。史华慈在推荐或介绍学术界朋友时，没有一次不提及这两个方面，特别重视。(92) 还有，就是既要有中国生活和学术的经历，又要有海外求学、语言和工作资历。实际上，能够在东西方学术界游刃有余、两边都接受的学者，也主要是这些人。他们对东方史学和西方学术都比较了解，两边人脉也比较清楚，又有语言优势。我们要重视这方面专门人才的交流、引进和培养。中国当代新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面临这些新问题和新选择。

　　注释：

　　①The History of The Former Han Dynasty: A Critical Translation with Annotations, Introduction Note. P. 3, Waverly Press. Inc, 1938.

　　②1958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对司马迁的生平、思想、史学思想及《史记》做了比较全面的研究。

　　③2005年，史嘉柏教授应邀到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访问，他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研究中心双主任之一。他向笔者介绍了美国正在做这一重新翻译工作的情况。

　　④嘉德纳是哈佛大学博士，他的中国学基础特别是文献学基础很强。曾经是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中国研究资料和搜集检查主任，先后执教于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家里收藏有一批珍贵中国典籍，临终全部捐赠布朗大学东亚图书馆。

　　⑤Lien-sheng Yang: Foreword to the Second Printing, Chinese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by Charles S. Gardne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⑥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ume 21, Issue 3( May, 1962) .

　　⑦Han Yu-shan: Elements of Chinese Historiogtaphy, Preface, W. M. Hawley Hollywood 46, California 1955.

　　⑧Mirroring the Past: The Writing and Use of History in Imperial China, 美国夏威夷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与伍安祖合著。

　　⑨John K. Fairbank, Mary C. Wright: Documentary Collections o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Introduction, Journal of Adian Studies, Volume 17, Issue 1( Nov. 1957) , 55-60.

　　⑩笔者在美国的时候专门拜见他，问他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动机。他说，到60年代初的时候，中国基本发展稳定了，我们就要研究她的方方面面，包括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内。他说：“马克思主义如何研究史学？这是我们关心的。”

　　(11)James P. Harrison, The Communists and Chinese peasant rebellions; a study in the rewriting of Chinese history, New York, Atheneum, 1969.

　　(12)Arif. Dirlik, Revolution and History: Origin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1919-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3)英国学者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在其《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的论著中，在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上，引用了哈里森的意见。

　　(14)1973年，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艾尔文(Mark Elvin)《中国过去的模式》，也对中国历史发展的模式问题作了探讨。

　　(15)所谓“五朵金花”，即建国初的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讨论、封建所有制形式问题讨论、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讨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汉民族形成问题和民族关系问题讨论。

　　(16)Joseph R. Levenson, Revolution and Csmopolitanism: The Western Stage andChinese Stages( Berkley: University of Carlifornia Press, 1971) , p. 55.

　　(17)Tanya Storch: Chinese Buddist Historiography and Orality, Sino-Platonic Papers, Number 37, March, 1993.

　　(18)笔者在哈佛大学的档案馆发现了他1968年关于这一研究的一个读书札记，这是有关他这一问题研究的最早史料。现在这个资料已经翻译出来刊登在《海外中国学评论》第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

　　(19)Benjamin I. Schwartz, 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20)关于这个问题的解释，林毓生、林同奇先生的看法比较深入，可参见两位发表在《世界汉学》2期(2003年)上的文章《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辩》、《他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史华慈史学思想初探》等。

　　(21)史华慈文收入《中国史学史研讨会——从比较观点出发论文集》，稻香出版社(台湾)1999年12月出版。这是他在1995年3月德国海德堡大学组织的“中国史学之比较观”的会议中提出的观点。

　　(22)《史华慈叙事的人文主义视界》，《世界汉学》2期(2003年)。

　　(23)他的这篇文章发表于1994年2月的美国史学理论刊物《历史和理论》。

　　(24)哈佛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这是在他1995年博士论文《中国历史学的创立：〈左传〉、〈国语〉中的语言表述》的基础上完成的专著。

　　(25)尤尔根·科卡(Jurgen Kocka)在华东师范大学的演讲题目是《历史学家如何超越民族史、国别史》，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载《海外中国学评论》(第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

　　(26)编纂处整理了《二十四史》里的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还出版了《二十四史》综合艺文志(书目)及综合食货志(经济)的引得，以及《艺文志二十种综合引得》等。

　　(27)陈毓贤：《洪业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月出版。

　　(28)余英时：《顾颉刚、洪业与中国现代史学》，《中国史研究动态》1981年8月号。

　　(29)LSY, The History of theFormer Han Dynasty by Pan Ku, Harvard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ume 19, Issue 3/4( Dec. , 1956) ;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of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ume 23, ( 1960-1961) .

　　(30)The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 in China, Edited by Timothy Brook, Armonk, N. Y. : M. E. Sharpe, Inc. , 1989.

　　(31)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ume 49, Issue 3( Aug. , 1990) , 625-627.

　　(32)China and Historical Capitalism: Genealogies of Sinological Knowledge. Co-edited with Gregory Blu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33)Memoirs and Offiicial Accounts: The Historiography of the Song Loyalists, Harvard Journals of Asiatic Studies, Volume 50, Issue 2( Dec. , 1990) , 589-612.

　　(34)Jennifer W. Jay. , A change in dynasties: loyalty in thirteenth-century China, Bellingham, WA: Western Washington University, 1991.

　　(35)《北美汉学家词典》(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5月出版)对谢慧贤的中国史学编纂研究情况有较多介绍。

　　(36)哈佛档案馆档案：ACC#14133，BOX3。

　　(37)关于这方面情况，参见朱政惠：《20世纪美国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若干问题》，载《美国中国学史研究——海外中国学探索的理论与实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出版。

　　(38)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谢保成研究员撰写有《读崔瑞德《唐代官修史学》(载《唐研究》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2月出版)。他批评说，如关于“官修史”，至少应当包括唐政权组织修撰的前朝史和按部就班纂修的本朝史。这是中国古代史学自唐代开始确立起来的基本修史制度，为后来各朝各代沿袭，崔书虽有提及，但在全书却无足轻重，也未论及所修前朝诸史。

　　(39)参见《中国史研究动态》1995年3期。

　　(40)Denis Twitchett, The Historian, His Readers, and the Passage of Tim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 1997,

　　(41)(42)Denis Twitchett, The Historian, His Readers, and the Passage of Tim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 1997, P. 57.

　　(43)该书由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2月出版。

　　(44)Geoffrey Barraclough, Main Trends of Resaerch in the Social and Human Science: History, Mouton Publishers, 1978。又，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中国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2月出版。

　　(45)Le traité sur les sacrifices fong et chan de Se ma T' sien, tr. en fran? ais par Edouard Chavannes, Peking, Typographie du Pei-T' ang, 1890, " Extrait du Journal of the Peking oriental society. " xxxi, 95 p. 25 cm. (哈佛大学燕京学社收藏此书，书号：(W)｜BL1801. S68 1890x)

　　(46)台湾学者王尔敏有《中国文献西译书目》，台湾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对海外中国史学著作翻译情况有比较具体介绍。刘正著《图说汉学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出版)中也有介绍。

　　(47)参见李璜：《法国汉学论集》(珠海书院出版委员会1974年出版)。

　　(48)石田干之助：《东洋学杂钞》，见《石田干之助著作集》第3卷，六兴出版社1986年出版。

　　(49)参见谢和耐：《二战以来法兰西学院的中国学研究》，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5年第3期。

　　(50)这是在巴黎第7大学哲学博士论文，里尔大学论文服务部有1980年版的文本( L' interpretation de L' historie en Chine Contemporaine. Bd. 1 und 2. Phil. Diss. Universite de Paris Ⅶ, Vom 7. 1. 1978. Serveice de Reproduction des These, Universite de Lille Ⅲ. 1980)。

　　(51)据知，法国《历史杂志》230卷，第468期(1963年)刊载过这篇文章。

　　(52)参见《近代史研究》1997年4期。

　　(53)中国学者柴剑虹对此有肯定评价。

　　(54)中国学者高黛英有访问记《关于“戴名世年谱”撰著——法国汉学家戴廷杰访谈录》(《文学遗产》2005年4期)，与作者交流了这方面研究心得。

　　(55)参见《关于“戴名世年谱”撰著——法国汉学家戴廷杰访谈录》。

　　(56)来新夏说：“《戴名世年谱》这一专著，实为难得！走笔至此，不禁赧然，若戴名世其人其事，何其研究成果不出于中土学人之手？继而思学术固无国界”。(参见《一部外国人研究中国文字狱的专著——读《戴名世年谱》》，《文汇读书周报》2004-9-10)

　　(57)Viatkin, Rudolf Vsevolodovich, Syma Tsyan, Istoricheskie Zapiski( Shi Tsi) , Moskow: Nauka Publishing House.

　　(58)Ssu-ma Ch' ien, Historial Records( Shih Chi) ,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ume 45. Issue 1( Nov. , 1985) , 130-131.

　　(59)(60)Derk Bodde, Istoricheskaya Nauka v KNR [Historiography in the PRC], The Journals of Asian Studies, Vol. 41, No. 4( Aug. , 1982) , 830-831.

　　(61)《中国史研究动态》1983年6期有罗仲辉的专篇文章，介绍了前苏联的这本著作，题目是《简介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科学”一书及所附文献目录》。

　　(62)关于这方面的情况，中国学者已经有文章，如《图说汉学史》等。

　　(63)参见作者《近五十年来韩国的中国史学史研究综述》，这是2005年10月29日，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和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举办的“国际视野下的中国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学术论文。

　　(64)此书为韩文书名。笔者在韩国安东大学人文大历史系李润和教授工作室见到这本著作。

　　(65)出版年代不祥。笔者在韩国首尔书店看到这本著作。

　　(66)辛太甲翻译，新书苑2000年出版。笔者在韩国首尔书店看到这本著作。

　　(67)吴相勋译，译名《中国史学史》上、下两册，1988年出版。笔者在韩国首尔书店看到这本著作。

　　(68)载《中国的历史认识》(下)，创作与批评社，1985。

　　(69)关于这本著作的情况，朱政惠撰文《关于中韩史学比较研究的若干问题》(载《史之心旅——关于时代和史学的思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有比较具体的评析。

　　(70)参见李润和：《中韩近代史学比较研究》第4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出版。

　　(71)刊2005年9月出版的《台湾社会研究》(季刊)。

　　(72)(73)《“东亚史学”的诞生与衰退——东亚学术制度的传播与变形》。

　　(74)关于日本古代对中国《史记》的研究，可参见近藤春雄在《日本汉文学大事典》(日本明治书院，昭和六十年[1985年])中对《史记》条的介绍。

　　(75)关于日本古代对中国史学的研究情况，可参见朱云影著《中国史学对日、韩、越的影响》，载《大陆杂志》24卷9期。

　　(76)李学勤主编《国际汉学著作提要》(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有专篇介绍内藤湖南的《中国史学史》。

　　(77)当时主要是美国嘉德纳的《中国的传统史学》。

　　(78)Lien-Shen Yang, History of Early Modern China; History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Volume 12, Issue 2( Feb. 1953) , 208-210.

　　(79)有关的图书介绍称：内藤湖南の史学史以来の待望の书。史书の流れを氏族史·宫廷史·官僚史と断じ、明以降に民众の兴隆を见る。(历史图书总目录ょり)

　　(80)参见安平秋、张大可、俞樟华主编《史记教程》，华文出版社，453页。

　　(81)当时，日本历史学界的六个主要学会——大塚史学会、史学会、东方学会、民主主义科学者协会历史部分、历史学研究会、历史教育者协会，联合在东京举行了两次会议，请两位学者演讲。

　　(82)收录的文章包括西嶋定生《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构造的特质——中国史时代区分的论争》、田中正俊《中国历史学界“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等有关中国学者研究动向的文章。当时，对明史专家研究的论文还有小林文男的《一个历史家的思想和实践——吴晗所走过的道路》(《历史评论》，171号，1964年)，寺田隆信的《郑天挺先生的生涯和业绩》(《明代史研究》第10号，1982年)等。除了这些论文外，还有佐藤文俊的《中国明末农民战争史研究动向——以大顺政权的性质论争为中心》(《近代中国》9号，1981年)、吉尾宽的《中国明末农民战争史研究的最近动向》(《名古屋大学东洋史研究报战后日本的明史研究报告》，名古屋东洋史研究会，1988年)等动态综述。

　　(83)如井上进的《朴学的背景》(《东方学报》京都64)、三浦秀一的《彭绍升与载震的思想圈》(《东方学报》京都62)、佐佐木夏的《毛奇龄的思想经历》(《东洋史研究》56-2)、山田久和的《章学诚的文本论》(《中国—社会与文化》11)、泷野邦雄的《翁方纲四库全书提要稿》(《中国研究集刊272》，和歌山大)、冈山的《清代禁书》(《纪要》东大·东洋文化研112)、井上进的《藏书与续书》(《东方学报》京都62)。关于晚清的成果，有田和夫的《清末士人的意识》(《朱子学的思想》)，石里室俊的《对魏源士大夫意识的考察》(《朱子学的思想》)，三石善吉的《中体西用的谱系》(同上)，大谷敏夫的《清末经世思想的两大潮流》(《东洋史研究》50-2)，佐佐木扬的《清朝首届驻英公使郭嵩焘的明治初期日本论》(《东方学》83)，大谷敏夫的《龚自珍的经世思想》《人文科学论集·鹿儿岛大法文37》，藤田敬一的《〈圣武记〉与〈海国图志〉的关系》(《研究报告》岐阜大教育人文40)，村尾进的《〈海国四说〉的意义》(《东洋史研究》51-1)，小林武的《清末的诸子学》(《纪要》京都产业大，日本文化研3)、《清末的老子论》(《中国—社会与文化》13)。

　　(84)这是2005年10月29日，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和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举办的“国际视野下的中国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一个学术演讲。

　　(85)佐藤于2005年当选为国际史学理论研究会主席，他是这一研究会成立以来的第一任东方人担任的会长。他希望在他的任内，多向西方史学理论界介绍东亚史学的传统和特色，使东西方史学互取短长，和谐发展。

　　(86)参见朱政惠：《从接受角度研究史学》，载上海《社会科学》1986年11期。

　　(87)外国学者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著作和文章很多，国内反馈相当少，这是很不平衡的现象。

　　(88)参见《关于史华慈的两份重要档案文件》，载《海外中国评论》第1辑。2006年1月。

　　(89)参见《中国史学史研讨会：从比较观点出发论文集》序言，台湾，稻香出版社1999年10月出版。

　　(90)笔者在哈佛大学档案馆发现了这个学术笔记，现在已经翻译出来(高勇翻译)，发表在《海外中国学评论》第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月。

　　(91)即在海德堡大学召开的“中国史学史研讨会：从比较观点出发”国际学术研讨会。

　　(92)史华慈对迈斯纳这样评价：“迈斯纳教授是在中国现代思想史研究领域里的最杰出、最有创造精神的学者。他把对近代中国历史的把握和近代社会理论的广博知识结合起来。他是现在工作在东亚研究领域里的最有创造性理论思想的学者之一。”“他的研究成果将不仅是对中国学研究的贡献，而且也是对整个比较社会思想研究的贡献。”他提出了两种学术共融一炉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