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沣驱除袁世凯事件，是载沣当政后的 “雷霆之举”，也是震动当时政坛的重要事件。 关于这一事件的研究，尤其是关于载沣驱袁原 因的研究，学界已有相当细致和丰富的成 果。[1]这些研究或侧重于强调载沣驱除袁世凯 的外交因素；[2]或揭示驱袁前的远因；[3]或综合 各种因素，侧重强调载沣驱除袁世凯的历史必 然性和时间的偶发性。[4]但关于载沣驱袁的理 由转换、后续影响等方面的相关研究尚属薄 弱。载沣驱袁事件，是满族少壮亲贵发出集权 信号的一个重要举措。此事爆发，已现少壮派 试图掌控宣统政局之端倪。此事发生后，社会 各方力量都很关注，其影响对后续历史发展可 谓深远，值得进一步探讨。

一、驱袁与清廷中央集权密切相关

清末新政时期，清廷已开始逐步收拢地方 督抚权力于中央。当时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袁世凯，编练北洋六镇新军，渐成独大之势。 为收拢兵权，削弱袁世凯势力，清廷创立练兵 处，试图将北洋六镇收归中央掌控。后袁世凯 上奏力争由他继续管理第二、第四镇，得到的 批复仅是暂由他训练、调遣。据陶湘在《齐东 野语》中披露，预备立宪期间，袁世凯欲督办 东三省、河南、山东、直隶等省练兵事宜，慈 禧对此渐生防范之心，对奕劻透露“某臣如 此，将何为？ ”5](P34)孙宝瑄在日记中也指出： “袁项城积年为朝廷所倚重，权势熏炙，海内 莫不侧目而视，政府亦几惮之。” [6](P1017)在袁世 凯“权势熏炙”的情况下，“海内侧目’ “政府惮之”。为防止袁世凯权重一方、尾大不掉， 清廷又于1907年丁未政潮后，将袁氏召入中 枢，入值军机。论者皆以袁氏在权势上实乃 ‘‘明升暗降”。袁世凯虽不再出任封疆大吏，转 任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然他“犹有虚声， 足以震慑远迩”。[6](P1017-1018)北洋的军权名义上 已统归陆军部，但‘‘统制以下各级军官，都是 袁旧部武备派旧人”。[7](P51)如此背景下，打压 掌控北洋军实权的袁世凯，正是清廷加强中央 集权的必然之举。

慈禧死后，当政者乃年轻的满族王公监国 摄政王载沣。载沣对袁世凯的不满由来已久。 在1907年，载沣入值军机处之初，北京官场 即风传他在慈禧面前弹劾袁世凯，最终因载沣 遭慈禧面斥“不应面劾某督，要顾大局”而 止。[5](P57)慈禧死后，遵其遗命监国摄政的载 沣，继承并推进清廷加强中央集权的举措，在 逐步集权中央的同时也为自己集权立威。光绪 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1908年11月20日）， 载沣借宣统帝溥仪名义下谕，明确自己的职 权“军国政事，均由监国摄政王裁定。是即 代朕主持国政，黜陟赏罚，悉听监国摄政王裁 度施行。自朕以下，均应恪遵遗命，一体服 从。”[8](P17)从此开启了载沣当政时期。十一月 二十日（12月14日），内阁会议制定了《摄政王礼节总目》十六条，具体规定了监国摄政 王的各项权力，进而避免了隆裕太后垂帘听政 的现象发生。此后，载沣又于十二月初三日 (12月25日）任命自己的亲弟弟载涛及亲信满 洲亲贵毓朗、铁良三人专司训练禁卫军。载沣 尤其注重掌控这支拱卫紫禁城的军队，在谕旨 中宣布这支军队必须‘‘专归监国摄政王自为统 辖调遣”。[9 ](P63)对于刚刚上台、急需建立统治 权威的载沣而言，明确自身职权、排除太后干 政后，下一步便是收拢军政大权。而打击乃至 驱除自己不满已久且手握重权的袁世凯，当是 载沣收拢中枢、军政大权的必然选择。故载沣 上台伊始，即定计将袁世凯驱离政坛。梳理史 实，不难发现，在驱袁之前，载沣做出以足疾 为由将袁世凯罢黜的决定，是其在与其他清廷 高层各派系博弈之下，有所妥协的抉择。

二、以足疾开缺：高层博弈下形成的驱袁理由

驱袁被载沣视为集权的必然举措，然而在 以何种理由罢免一个数日之前刚刚以‘‘忠清亮 直，翊赞维勤，劳怨不辞”[10](P57)为名加封太 子太保衔的军机大臣这一点上，清廷中枢各派 意见并不一致。从各方记载看，载沣的驱袁态 度与理由发生过明显的转变。在态度上，从坚 定排袁转为态度缓和，客观上为袁保留了回归 政坛的可能；在具体因由上，从问其擅权变为 因病出缺。

[11 ]( P80)甲度 。

若按少壮派王公的筹划，载沣严惩并驱离 袁世凯是必然的。然而，1909年1月2日，载 沣对袁世凯的最终处置与最初的设想有所偏 离。当日的谕旨是以袁世凯身患足疾为名，将 其开缺回籍。开缺回籍达到少壮派王公力主驱 除袁世凯之目的，然以身患足疾为理由驱袁， 且不加永不叙用名目，尚存异日袁氏病愈起复 之机会，惩罚并不算严峻。载沣在其日记中简略记载驱袁当天的情况：

初十日辛酉。上门。西历一千九百零九 年正月元旦，星期五。庆邸未朝。（从载沣 日记可见，奕劻未上朝的状态持续到十六 日）十一日壬戌。上门。仰蒙皇太后召见 于长春宫。谕‘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 艰，难胜职任，著即开缺，回籍养荷。等 因。钦此。’谕‘那桐著在军机大臣上学 习行走。等因。钦此。’（枢垣：庆王、世 相、张相、鹿协揆、那相）[16](P310)

从军机处随手档可见，当日所下谕旨共有四 份，除了驱袁、引那入军机外，还有令加强京 控、命载澍为乾清门侍卫二谕。[17](P179-1S0)但载沣 仅在日记中记录驱袁、引那两谕，可见驱袁及由 此引发的人事变动最为他重视。

从载沣日记可见，载沣下驱袁谕旨当天， 曾先面见隆裕太后。对隆裕太后在驱袁事件中 扮演何种角色，尚缺乏直接的相关资料。从 《宣统政纪》中收录的摄政王面奉隆裕太后的 懿旨内容来看，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前，隆裕的 确遵从慈禧遗命，并不干涉军国正事。她的懿 旨主要围绕年幼的宣统的生活、典学及皇室祭 祀礼仪、皇族赏赐等相关事务下发。18]按此推 断，隆裕不会直接干涉朝臣的任免。载沣在下 令驱袁前赴长春宫见隆裕太后，或许并非为讨 论驱袁，而是为讨论与皇族相关事务，毕竟当 日还下令将曾被圈禁的皇族贝勒载澍重新启 用。隆裕虽恪守不干预军国正事之慈禧遗命， 但慈禧遗命又有“遇有重大事件，须请皇太后 懿旨，由摄政王随时面请施行”[S](P7)之语，若 载沣将驱离袁世凯视为重大事件，也存在与隆 裕商讨的可能。载沣日记对与隆裕会面的内容 并未记录只言片语，但在野史杂闻中却有很多 隆裕奉光绪遗命，要严惩乃至诛杀袁世凯的记 载。王照在《方家园杂咏纪事》中称隆裕太后 将光绪之死归为“红丸案”，[19](P24-25)立意要驱袁报仇。胡思敬在《国闻备乘》也称隆裕奉德 宗遗诏，下令诛杀袁世凯。[2°](P233)若隆裕真有 此意，和先行与少壮派定计严惩驱袁的载沣是 不谋而合的，载沣若在长春宫召见时与其商议 驱袁，隆裕多半也会赞同。

据载沣日记可见，不甚赞同严惩乃至驱离 袁世凯的庆亲王奕劻虽为军机大臣，但当日并 未在场。时任军机章京的许宝蘅在日记中记 载，载沣当日见了军机大臣后，又再度召世 续、张之洞入内，而后下令袁世凯开缺回籍养 病。[21](P228)载沣之弟载涛在时隔半个世纪后称 世续、张之洞皆在载沣面前为袁世凯开脱，张 之洞甚至直言“主少国疑，不可轻于诛戮大 臣。” [11](p.80)这样的传闻，在当时即被时人关 注。时任日讲起居注官的恽毓鼎在载沣驱袁后 二日（十三日）即致陶斋（端方）密书。恽毓 鼎在密函中印证了袁世凯开缺确实存在波折， 以足疾开缺是军机处其他老臣们争取后的结 果。恽毓鼎向端方透露军机大臣世续是促成袁 世凯得以体面出缺的重要人物，罢袁诏书中原 有斥责袁世凯“跋扈不臣，万难姑容”之语， 赖世续为袁世凯开脱，方才改易成足疾开缺回 籍。[12](P41)而张之洞在第二次见载沣时，也力 陈袁世凯可用，弃之可惜，试图说服载沣打消 驱袁之念。

另据袁世凯回籍后与之往来甚密的 王锡彤记载，当时载沣本意不止将袁世凯罢 官，汉族大臣张之洞、鹿传霖两人“百方调 解，始得完全回里”。[22](P142)然而，张之洞搭救 袁世凯也许并非出于情谊深厚。袁氏甚至认为 张之洞在政治上陷害自己，导致自己在国丧期 间即被罢黜。袁世凯之子袁克文在《洹上私 乘》中称“先公亦觉之洞之相倾陷，累思乞 休，乃以顾命治丧之臣不可遽去，而百日未 终，罢官之诏下矣。”[23](P32)张之洞此时与世 续、鹿传霖等人同声为袁氏缓颊，或许有更深 层次的政治考量，即联合清政府内部的老成派 共同抵制少壮派亲贵急剧集权，以防止中央权 力格局发生巨变。

载沣驱袁事件发生前，少壮派王公、保皇党 人在严惩并驱离袁世凯上达成一致，力促载沣从 严惩办袁世凯，此时虽有老成宗室王公从旁劝 说，但似乎并未直接说服载沣；载沣下令驱除袁 世凯当日，在清政府中枢高层中的满、汉老臣的 干预下，载沣最终将原来与少壮派拟定的“擅 权跋扈”之严厉措辞，改为袁世凯因足疾而出 缺。载沣罢黜袁世凯的谕旨，给袁氏留下回归政 坛的余地。

三、载沣驱袁对其集权立威的影响

袁世凯被驱离的消息很快传播开来。同日上 午邮传部属官孙宝瑄即已得知袁世凯出缺消息， 他在日记里写下“闻袁项城有出枢廷消息，新 入直者那琴轩也。饭后，诣丞参厅，方知袁乃是 开缺回籍字样，不胜骇然。” [24](P1370)而日讲起居 注官恽毓鼎不仅得知此事，还开始往外传播信 息，他在日记中提及的十三日致端方密函已被发 现。据恽毓鼎致端方的密函可知，恽毓鼎曾对载 沣驱袁内情进行过多方打听，多有了解，并将之 传递给时任两江总督的端方。[12](P41-42)而从他的 日记登记的信函来看，不唯端方，他还将消息传 递给当时镇驻天津的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杨士骧。[25 ]( P414)

驱袁事件发生后，不仅在清廷官场快速传 播，还在当时各界引起了一致关注。先行研究 中已有学者就美、日政府的反应，就载沣驱袁 后的中外报界舆论进行过专门的分析。26]从清 廷朝野内外各派政治势力的反应来看，除保皇 党人欢欣鼓舞外，袁世凯的党羽、革命党人、 外交界甚至部分清政府内部官员都持反对态 度。袁世凯被驱离政坛后，宣统朝少壮派满族 王公集权也随即展开。在载沣摄政的短短三年 内，满族王公的权力，尤其是少壮派满族王公 的权力，急剧膨胀。从清末满汉权力格局的角度观察，载沣驱除袁世凯，是清政府中央集权 的必然结果，亦是少壮派满族王公逐渐集中兵 权的必然步骤。但驱袁后，载沣并未真正完成 集权，他的统治权威非但并未如其所愿通过驱 袁树立起来，反而招致清廷朝野内外各政治势 力对其统治能力的质疑。

光绪、慈禧先后去世，当政的载沣曾被清 廷内部官员看好。督抚大员中如张人骏在给儿 子的家书中称“新君幼冲，醇邸监国自是不 易办法。醇邸上年出使中外，均甚钦服，此次 摄政必能镇抚，国家可保无意外之虞也。”[27] 但载沣当政后驱除汉族重臣袁世凯的行为，让 这些曾认为载沣监国必能镇抚局面的封疆大吏 们开始动摇。载沣驱袁后，袁世凯非但未遭众 叛亲离，反而引来各方问候。张人骏等地方督 抚、汉族官僚，或出于同僚之谊、或出于物伤 其类之感，先后致函问候归里乡居的袁世凯。 据袁世凯在1909年2月间致各方的复函可知， 地方督抚中山东巡抚袁树勋、两广总督张人 俊、浙江巡抚增韫、江西巡抚冯汝骙、安徽巡 抚朱家宝以及吉林巡抚陈绍常等人曾于驱袁事 发后去函问候袁氏。袁世凯在复函中解释开缺 原因确因身患足疾，并强调‘‘天家所赐”得以 “林泉怡志，终我余年”。[2S](P395)对此复函，这 些封疆大吏是否品出了别样意味无从探知，但 他们对驱袁后清廷政局是否能被载沣镇抚已产 生了疑虑。这集中表现为袁世凯离开政坛后， 封疆大吏对中枢辅政乏人表示忧虑。时任两江 总督的端方，在载沣驱袁后即拟给载沣推荐顾 问。他直言“摄政王年少，学识未定，所共处 唯张燕谋（张冀），诚为可虑。吾意举荐贤士 大夫为王顾问，意中唯有升允、郑孝胥二人耳”。[29](P1171)驱袁后载沣启用的中枢辅政之臣 遭到地方督抚的质疑，东三省总督锡良甚至直 言“政府用人，一个不如一。”[30](P1239)

就清廷中枢高层而言，大部分老臣并不赞 同载沣驱袁，对起复袁世凯报以希望。从载沣 驱袁理由转换的博弈过程来看，载沣最终在中 枢老臣们的说服下有所妥协。虽然表面上看， 载沣成功将袁世凯逐出政坛，但中枢高层官员 争取到以足疾为由驱袁，这为袁世凯回归政坛 保留了可能性。载沣驱袁后，袁世凯长子袁克 定依然留京供职，清廷中枢高层官员包括满蒙 权贵，也并未因此与袁世凯绝交，反而多有往 来应答之书信。据《袁世凯未刊书信稿》所收 录的袁世凯致各方信函可知，袁世凯嫁女时， 中枢高层官员如庆亲王奕劻、奕劻之子贝子载 振、军机大臣那桐、世续、荣庆等俱送礼致 贺，[31 ](P421-454)与其他被开缺的归籍官员相比， 袁世凯的境况完全不同。由此可以推知，袁氏 虽被驱离政坛，但在众多老臣眼中依然重要， 依然起复有望。这些现象也说明中枢高层并不 认可载沣驱袁的行为，实际上是对此行为在另 —种形式上的反对。

与高层官员对起复袁世凯抱有希望不同， 清政府内部不少中下层官员对载沣驱袁后清廷 的政治走向抱以悲观态度。如时任邮传部官员 的孙宝瑄在日记中曾称‘‘自摄政王当国后，气 象为之新，中外推服。观其连日所下谕旨，似 极有条理。盖于和平中寓有严肃之气，吾为中 国前途贺也”。[24 ](P1365,[32]但在听闻罢黜袁世凯 之谕旨后‘‘不胜骇然”，认为‘‘庚子以前，李 合肥之世界也；庚子以后，袁项城之世界也。 合肥既死，项城又去位，不审更推何人支此残 局？”[24](P1370)孙宝瑄还在日记里记录了 一位夕卜 国女士“迈达女师”对载沣驱袁事件的评论： ‘‘彼谓袁之去位，陈（陈璧）之又将动摇，朝 廷用人不当如是。一事治之甫就绪，事安得 理？秉权者未免轻信贵近浮议，遂妄有所疑

虑。其于国事，惧多所损而寡益也。”[24](P1376) 孙宝瑄专门在日记里记下这名外国女性的评 论，概因此论与孙氏之所思契合。孙宝瑄对载 沣驱袁的第一反应是觉得骇人听闻，认为袁世 凯被驱离后无人能支撑国事，对时局发展茫然 而困惑，进而赞同外国女士对驱袁弊大于利的 评论。孙氏这种心态变化实际正是清廷内部多 数中下层官员的心路历程。据当时外国记者的 观察，大多数中国人并不认同载沣驱袁，正如 《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报道的“现在人们普 遍认为，由于毫无经验的摄政王所为，帝国中 最重要的政治家突遭罢黜，这是个愚蠢的错 误，是缺乏爱国心之举。”[33](P63)

综而言之，封疆大吏对载沣当政经历了从 支持到忧虑的转变；中枢重臣期盼袁世凯回 归；中下层官员则对无袁世凯之政坛报以悲观 态度。各层级官员的反应虽有不同，但透过这 些不同的反应，不难看出，载沣驱袁实际是一 次失败的集权与立威尝试，它并未促使载沣在 满朝文武面前树立威信，反而换来了清廷各层 官员对其执政能力的怀疑。

2.驱袁使载沣及其执政能力招致外交团的质疑

载沣驱袁的举动，也使其执政能力招致外 交团的普遍质疑。载沣当政初，法国外交部描 述其“不但学识渊博胜过外交官，而且还是清 廷诸亲王中远比他人都更勤勉、更忠诚、更加 品行端正的人”。[34](P144)驱袁后，外交团对载沣 能力的评价逐渐发生了改变。

载沣驱袁事件受到当时驻京外交使节团极 大的关注，尤其是支持袁世凯外交政策的驻京 外交团，甚至采取直接干预之举措。35]《纽约 时报》报道，“北京外交使节团成员对袁世凯 突然免职几乎像听到晴天霹雳一样”。36]外交 团成员将载沣驱除袁世凯视为“是满族阴谋的 结果”，认为这是满汉争权事件。载沣驱袁事 发后，美国、德国和英国公使即在英国公使馆召开会议进行商讨。外交团之所以如此关注此 次清政府的人事变动，主要是因为袁世凯是中 央高层中的积极改革派，在外国人眼中‘‘他是 中国信誉的靠山之一，也是中国曾经拥有过的 对列强的唯一政策的创设者。他使外务部免于 闹笑话，而使它成为一个可运转的机构”。36] 经历义和团运动后，外交团尤为关心驱袁是否 是一个排外的信号。1909年1月16日，英、 美两国公使即赴外务部会见庆亲王，询问袁世 凯的免职是否意味着清政府政策将发生变动。 庆亲王奕劻肯定地表示中国政策不会发生变 动。37]庆亲王的保证，一定程度弱化了外交团 对驱袁事件的关注，但他无法阻止外交团的各 国外交官们开始重新评估载沣的执政能力。

据此信函可知，当时外交团的外交官员对载 沣的评价在驱袁后已发生转变，外交团对他的评 论从‘‘刚毅果敢、强势有力”走向了反面的 “无知、胆怯和软弱”，并开始质疑他的执政能 力，认为“他把握不了政府”。

载沣驱袁之举，得到了尚在海外流亡的保皇 党人的一致支持。在驱袁事发后第四天，保皇党 魁首康有为通过各方来电得知袁世凯开缺事件， 曾乐观地估计“知贼已革，并自津拿回，恐下 狱或严办。计自此参案纷纷，其党全 败”。[4°](P84)流散各地的保皇党人在得知载沣驱 袁后态度是一致的，集体对政局变化抱有新希 望“近来内地大变，国事为之一新”；[41](P76) “元恶已去，人心大快。监国英断，使人感泣， 从此天地昭苏，国家前途希望似海矣。”[42](P291) 自戊戌政变后，保皇党人即仇视袁世凯，对袁世 凯被驱除出清政府中枢自然额手相庆。保皇党人 虽主张惩罚袁世凯，但也不希望清政府将驱除袁 世凯扩大化，乃至一变而排斥其他汉族大臣。梁 启超在其上载沣、善耆书中称“宜勿株连多 人。此贼十年来气焰熏天，炙手可热，其心腹重 要之数人，不得不自引退，则因其辞职而许之， 其余幸勿究问，庶可以安人心。” [42](P293) —面提 醒载沣勿将驱袁扩大化，一面又为立宪党人争取 从政之机会，建议载沣“宜广拔贤才，申明政 纲，以息浮言，而系天下之望也”。42](P293)

载沣驱袁后，保皇党人欢呼雀跃。他们是清 廷朝野内外为数不多支持甚至参与策划这一事件 的政治势力。保皇党人之所以拥护载沣驱袁，其 —是因为他们仇视袁世凯，认为戊戌政变罪在袁 氏；其二载沣驱袁后，他们有实现政治抱负的可 能；其三因振华公司财务案爆发，保皇党党魁康 有为在海外备受攻击。载沣驱袁使得清廷出现辅 政乏人的状况，让康有为有可能重返政坛、重振 声望。基于以上原因，保皇党人认为‘‘朝局大变可喜”，[43](P562)不过这种欣喜和拥护是建立在 有所希冀的基础上的。1909年1月8日，悉尼 华商刘汝兴致信康有为称“至袁世凯被逐出 朝，而人心大快，摄政王果能办事，将来宪政必 缩短年期，先生达其目的，真时势之英雄 也。”[44](P137)可见“人心大快，，是建立在载沣能 缩短预备立宪的年限，让保皇党人施展其政治抱 负的基础上的。另一名保皇党人冯镜泉则更直白 地指出保皇党人的诉求是康梁能进入宣统政坛： “惟望我康、梁二总长早日回国执政权，设法律 治人，方能有太平景象之世界。”[41](P76)

但是，随着时间推移，保皇党人发现载沣驱 袁并非为宪政扫清障碍，而是为其集权做准备。 载沣驱袁事发后，保皇党人并没有见到清廷预备 立宪加速的消息，反而是党禁不开、戊戌党人领 袖无法启用等各种坏消息频发。保皇党人最初对 载沣抱着支持态度，幻想因为载沣受阻于保守的 军机大臣，‘摄政王欲擢用戊戌党领，某枢臣恐不 便于己，极力阻止，而摄政王不谓然”，[45](P294) “党禁一事，京中早有开除之议，而上谕未颁， 终非实事。盖朝中诸大老与监国摄政王倚重于张 南皮，而张以戊戌、庚子案，皆于吾党有芥蒂， 恐其不能顿消嫌疑、开诚谋国也”。[46](P124)然而， 最终他们不得不承认，载沣驱袁并非是消除宪政 阻力的举措，反而在其当政时期“法愈变而势 愈以乱，政欲行而力皆不举”。[47](P417)更有直言 不讳的保皇党人宣称“北京事不痛不痒，为麻 木不仁之象，摄政王与先帝真有龙狗之 别。” [48](P673)可见，即便是对载沣驱袁报以支持 态度的保皇党人，在清楚载沣驱袁集权的真实目 的之后，也无意再为其呐喊立威。

4.驱袁集权客观上促成反载沣宣传的汇聚 以推翻清王朝为目的的流亡海外的革命党 人，在驱袁事件发生后则借机将此事归之于满汉 之争，将其上升为“满人合谋以倾汉人”，强调 其中的满汉矛盾，宣传“摄政王兴，摄政王亡， 清国兴亡两摄政”，借抨击摄政王载沣以鼓动民众支持排满革命，进而推翻清政府。49 ](P37)载沣 驱袁之举，无疑加剧了满汉对立，客观上促进革 命党人的排满革命宣传。

袁世凯党羽此时也趁势宣传，将载沣驱袁定 性为排外、排汉行为。袁世凯长子袁克定，就向 外人传播袁世凯被罢免是清廷排外、排汉派系获 得摄政王支持的缘故。[50](P656)摄政王载沣驱除袁 世凯被他们视为清廷自毁长城之举。与袁氏亲厚 的王锡彤将此描述为“闻政局大变，摄政王变 更慈禧太后遗法，斥退顾命大臣袁宫太 保。”[16](P142)称此举暴露出‘‘清廷之颠倒昏乱至 此已极矣。”[16](P142)他进一步指出“世有谓清之 亡也，亡于那拉氏之手，吾决不信’，“所可恨 者，嗣醇王不能听老人临终嘱托之言，摈弃正 人，崇信群小，三百年之帝位轻轻以一手断送 之，反贻老人以地下之耻”。[16](P141)他将此举视 为‘‘摈弃正人”，认为载沣当权后将政治、经 济、军事各方面权力集于少壮派王公的行为是 “崇信群小”，指出这是导致清朝灭亡的原因。 王锡彤认为，如果载沣能够‘‘遵先后之遗言， 礼重耆硕，或有祈天永命之望”。在王氏眼中， 载沣听信谗言，歧视汉人，与“威名赫赫、天 下仰望之大臣”结仇，乃“自坏长城”。[16](P143) 实际上，载沣对所谓的‘‘耆硕”如张之洞、鹿 传霖等汉族老臣颇为礼遇，此处之“耆硕”乃 专指袁世凯。但载沣驱袁后，虽礼遇汉族中枢老 臣，亦未尽去袁氏党羽，但也没有开除党禁、引 入更多汉族政治派系进入权力中枢。驱袁后，载 沣加快收权于满蒙大臣、宗室王公的步伐，最终 在汉族老臣凋零的状况下，形成表面上行政、军 权、财权尽在宗室王公之手的局面。

载沣驱袁后，革命党人的宣传与袁世凯党羽 的言论不约而同地汇聚一起，形成反载沣的宣传 鼓噪。袁世凯被驱离政坛后，清廷中枢汉族老臣 也相继离世，载沣大批任用宗室王公掌控军政大 权，使得清廷中枢官员的比例正好印证了革命党 “满人合谋以倾汉人”的宣传，客观上让革命党人的排满革命宣传更加深入人心，进而加速清王 朝的灭亡。从这个角度看，载沣驱袁对其集权立 威适得其反。

四、结语

载沣驱袁后，并未如愿建立其个人的统治权 威，反而带来各势力和政治派系对其统治能力的 质疑。由内观之，载沣驱袁带来的是清廷内部官 员对其执政能力的质疑。从封疆大吏、中枢高层 到中下层官员，无不对驱离袁世凯之后的政局走 向表示疑虑，不管是给载沣推荐顾问，还是希冀 袁氏回归，无不表露出清廷内部官员对载沣的质 疑；载沣驱袁后的集权举措，又使得原本支持载 沣驱袁的保皇党人转而反对、质疑他；袁氏党羽 则自始至终反对驱袁，革命党人则以此为契机宣 传革命。由外观之，载沣驱袁导致外交团质疑载 沣的作为以及其执政能力。不管从国内还是国外 势力的反应看，载沣驱袁都并未促成其集权立 威。所以，于朝于野、于中于外，这都是一次失 败的集权与立威行为。

载沣当政后通过打击汉族实权人物以加强中 央集权，一方面实际激化了满汉矛盾，客观上促 进了革命风潮的形成，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但 另一方面，因驱袁事发时载沣当政未久，且表现 出开明、积极改革的形象，兼之一朝天子一朝臣 的传统，故驱袁之举并未立刻酿成政局的剧变。 甚至表面上还有人觉得“项城开缺后，政府尚 觉镇静”。[10](P42)但这种平静维持不满三年，便 被辛亥革命打破了。载沣驱袁后，反载沣的宣传 汇聚在一起，加之袁氏党羽与对袁氏抱有好感的 清廷内部官员以及外国势力不断为袁氏重返政坛 宣传造势，武昌起义后第三天，袁世凯即被清廷 启用。袁氏借机要挟清廷以揽权，而载沣在袁世 凯强势归来后则被迫退归藩邸，结束了他的摄政 生涯。载沣下台不及三月，清王朝便退出了历史 舞台。

[收稿日期]2016-06-26
[作者简介]周增光，（ 1986-)，女，广西柳州人，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中国政法大学校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15ZFZ7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