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雍正至乾隆中的一段时间内，南方各省曾出现散札、割人发辫等极端活动。这些人，为一己之私欲，勾结伙党、收买愚氓，发展、控制成员；编造、散布“瘟疫鬼魅”、“天下大乱”等谣言、制造恐怖；施以巫术、恐吓诱惑，骗人钱财；甚而组织抢劫。清统治当局在办理这些案件中，并未查明这群伙党的底里，是为何教？或属何门？但可以肯定，他们假以巫术符咒，欺蒙诱骗民众、危害社会之邪教行径，数不胜数。仅举数案以为例。

一、雍正年间江南李梅等散札案

雍正七年（1729）十二月，广东总督郝玉麟奏报：“接准密寄上谕，闻得江南、福建、广东及浙江之杭、嘉、湖三府，有匪类结党，潜谋为匪。”经密差探访，十二月初五日据禀，于恩平县受蒗地方拿获领札为匪案犯六名；又听说贼党还有多人，遂拨兵往捕。据恩平县禀称，前至土瓜蒗地方，见该村人人举止慌张，各向村后奔走，当获奸匪六名，并搜出黄绫令旗九面，白绫伪札九张。又据春江协禀称，诱到首要之人温亚七，供称，头子系土瓜蒗村人李六，军师系新兴县李先生，约定十二月初二日，去抢恩平县，才来抢阳江，因人未齐，故未动手。遂缴伪札十张，小黄令旗十面，大黄绸旗一面。查看伪札，为某人填写某官职，如：“随征总兵”、“副总”、“参将”等。盖有印章，印文篆体难辨；并立有字号。本月十三、四等日，各官陆续获解苏子卿、梁伟杰等五十四名。

讯据苏子卿供称，新兴人，因家贫跟随首领李赞韬，给他担包袱，“卖药看地理”。十月内，跟他到大缊村陈京干家，见他做旗、札付，想骗人家钱财。那散札的事，要问梁伟杰才知道。

复据梁伟杰供，东安人。有个李梅（即李世信，又叫李赞韬），他原是东安县兵房，犯事革职。于本年十二月初七日逃去了。他与陈京干说，“阳江太平地方，有坑银子，人使不得，他有法术，想去挖取。”旧年七月里，我跟他去，因取不得，散了。今年十月，李梅又对我说，“今交趾有个李九葵，我在那里领了印信、札付回来。”“归化元年”是李九葵年号，李梅自称是五大元帅。他从前有无发过札付我不知道，今年十月后，发过几十张。那楚震公是令旗，“罗平”字号不知是甚么意思。李梅说，“广西有人来说，他二月去交趾，六月才回，李九葵十月就要到广西，聚有六十万兵马。”又说：“有个壬寅，八字相同，今年八岁，现在交趾。”他说“山西、陕西、福建、广西各省，都有札付。”李梅散的札付是他自己写的。有一个木印，一个锡盒装着。

又据李其圣供，新兴县人。本年七月初十日赶墟，遇见李五叔（即李赞韬）。他说，“有个三太子，现在小西天，今有札来发给他，不久就有大兵来了，又有瘟疫鬼魅的事，领他的札，瘟疫兵鬼都不怕的，每张取银三两。”十一月初五日，李赞韬到李其圣家，李其圣给他三两银。二十七日，他将白绫札填写“参将”职衔给李其圣。他是在李其圣家里写的，是木头做的一个印，锡盒装着。他说“朱三太子在小西天，今已出到巫山地方，有几十万人。若兵马来，将那旗插在村里路头就不怕了。”李其圣供称，他索取札付是为保护身家，不是取来想做官。

据陈京干供，新兴县人。李赞韬十月里到伊家，给守备札付一张，他说“在小西天讨来，有个朱一贵儿子朱三太子在小西天发动，那小西天就是交趾，今他已出巫山，来年三四月到来。”

又据梁子宾供，恩平县人。李梅七、八月往广西，九月里回来，同陈京干来伊家说，大伦地方有一个姓文的，说他大哥子现在陕西，要图大事，招有二十五、六万兵，往广西就到广东，楚震公是他弟。姓文的是壬寅生的，六十八岁。他有三兄弟，今有札付来散。十一月二十九日，李梅将札九张交予封好，着伊家人佐文送去土瓜蒗，交李时英们散给。那札付都是李梅填写的，没有火药军器。李梅还说，“取札要把几两银子与他，兵马到来见札就收了。军师是和尚智开，他会使法，因他没到，故未动手。”1

又于雍正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据署广东巡抚傅泰奏，广东南海县禀称，续获区在台一名，系李梅的妹夫，原与李梅同谋散札。经细加研讯，区在台于雍正七年十一月初四日，至新兴县陈京干家，同李梅商量散札骗人。其札稿即系区在台所做，陆续填写。于初八日先至恩平县梁子宾家散起，散卖过六七张，因札不够散，又于十一日回至陈京干家，复又填写，李梅自赴恩平县之土瓜蒗地方去散。共止散卖过札付三十余张，令旗亦有三十余张，每张取钱一二三千文不等，共得有二十多千钱三四两银子，给李梅、陈京干、梁伟杰等分用。其李九葵、楚震公、朱三太子、智开和尚以及广西等处有兵马之说，俱属平空捏出，并无风影。等等。2
依上述诸供词，“李梅私刻木印、私填旗札、匿名散发札付案”之始末已经明悉。得知：李梅本一皂役，缘事革退后，“卖药看地理”，其与区在台商同散札，实系一桩精心预谋的、以哄骗银钱为目的的行径。李梅对伊等所说各异，均系伊捏造之无影虚词，假以瘟疫、兵乱恐吓，为害百姓，扰乱社会。

至雍正八年（1730），广西泗城府破获李天保散发札付一案。

二月初四日，据广西巡抚金鉷奏报，雍正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有武举岑映汉向泗城府面禀，有名罗安者，面送帖一封，署名班康、吴顺、黄全、罗安，拆开阅看，俱系不端之语。罗安说，为首者本姓章，系土田州人，自称李天保，叫武举出铅二十两，向李天保讨札付一张，便可做官。是夜又有蒙荐者送来札付一张。

遂将蒙荐拿获。据供：“李天保说，玉皇大帝、二仙娘娘点化他，赐有玉符，使其法术，就脱胎换骨，要做皇帝，跟了他就有官坐。他今招有五、六十个人，散住各处。”当即搜出玉牌一张，符咒五张，俱系零星破纸书写不经之词，札付上有“开平元年”字样。

土田州禀报，将李天保等六人拿获。讯供，李天保系归顺州驮稔村人。其供则说盘王、观音诸般神号，语似疯狂。3

广西巡抚金鉷称，李天保一案，经严行确审，该犯等原属匪类，从掘藏而起，因李布翁（即李金星）以掘藏哄诱李天保，又将天书名色敛取财物，李天保遂敢不法效尤，肆行无忌。自称有“阴兵阴将，山兵水将”，“并不要阳间兵器”等语。所有被惑之人，多系无知土愚，目不识丁，亦不通普通话语。因李天保等捏称，得符即可避疫、避兵。遂致为其煽惑，用钱买去。总计散出札付一百四十四张。4

  　八月十八日又报，李天保一案为其党首者系李金星（即李布翁），捏称“掘藏窖银”；进而编造妖言，散发札付，蛊惑地方。其与广东李梅案相类。

  　至雍正九年（1731）四月，散札首犯李梅并未拿获。雍正帝批示：李梅不获，汝等何颜对朕，况闻得李梅前已就擒，被地方疏纵，亦总未见汝等察究奏闻，或尔等未曾闻知。郝玉麟等接奉朱批后，于九月初二日复奏时声称，并无就擒疏纵之事。而雍正帝仍批：“实有确闻，汝等未详察也。”并先将胁从各犯先行定拟结案。

时隔不久，于广东藤县查出陈美伦散札案。

本案首要名曾合，绰号张大鼻，又叫玉龙太子，是江西赣州府赣县人，五十三岁。供出之同伙，均在广西桂平、梧、浔各府属内，先后被拿获，搜出小旗四面，札付、符咒兵法等邪书，并有画符、印信等物；印一颗，上写“当机牟尼宗乘教主御极天道昆卢宝印”字样。广东巡抚鄂弥达奏称，陈美伦等“遵教邪术，煽惑愚众，散给札付，潜包祸心。”5

乾隆七年（1745），福建等地有散札谋匪案。十二月二十五日，古田县民郑简在闽清县地方卖烟，途遇闽清县人罗惠能等，各诉贫苦，罗惠能起意散札纠人，屯聚闽清山上，抢劫富户。遂创造札稿，捏造合同，散札纠约。约定四月中会齐抢劫，遂经访拿。6

黔西拿获夏如春案。据夏如春供称，本籍四川盐亭县。有同县人杨玉芝，在高灵观里得了两本“天书”，书上都是兵法阵图、呼风唤雨、遁甲符咒。杨玉芝送交予我。过了几年，生下儿子夏长荣，即请景宁宫道士何君仁同杨玉芝侄子杨繁等，叫秀才汪锡奇做表章告天。何道士说，你儿子日后有天下之分，不可呆在家里。所以自乾隆三年就带他出门，由四川盐宁、保宁、顺庆、岳池、涪州等地，行走五年，又到贵州汝阳、贵筑、修文等处，到处以妖言煽惑，甚至邀众令人送给他盘缠，许其子日后做皇帝报答。7

清代在一些秘密结社组织活动中，采用散卖札付、旗帜的作法是屡见不鲜的。这些札付、号布之类，从表面看是作为一种凭证使用，有的札付上写有一定内容，或许给一定官职等；有的号布之类，则只是刻个印记，立个年号，进行广泛散发，做为入伙的凭证。散发者利用散卖，可以得到银钱；对于买者来说，有的则表现出一种恐惧，只图万一事发，天下大乱，有此旗札，即可保全自家，免遭劫难，在惊恐之下，用银钱买根渴望能救命的稻草；有的则显露出几分贪心，梦想造事者果能成事，出钱者亦可以胜利者的身份得到一官半职。这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典型的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社会意识，人们习惯于这种意识支配下的，既恐惧乱世的灾难临头的心理，又渴望趁机得到一点好处的价值取向。

当然，在清代也有使用散札、揭帖，作为号召群众的手段，进行各种斗争的。如，雍正六年间，即曾有人送札给岳钟琦，公开要他反清。岳钟琦将送札之人拿下，并将审问情形，一并奏报给雍正皇帝。雍正帝接阅后，非常感慨，于雍正六年十一月初五日，给其亲信云南总督鄂尔泰钦笔朱谕一道，并将岳钟琦原奏抄附。朱谕内写到：“此系岳钟琦密奏之折，录来卿看，竟有如此可笑之事，如此可恨之人。随系匪类逆言，览其言语，不为无因，似此大清国皇帝做不得矣。还要叫朕怎么样？朕思必系苗疆内汉奸，复通同海洋外寇，其党类必有，而此人光景乃一亡命，料一般不肯将实情伙逆出首，已著岳钟琦再加详细设法审问矣。但伊既有六省一呼之大言，其中必有同类暗藏，此数省之逆党当留心，遇事体察，如八达寨米贴等处，曾究问及汉奸指示否，如已结乌蒙、镇雄等处，亦当复加留心访察可也。至于百姓流离，官吏刻薄之言，舆论果否与此，实未闻者。”可见雍正帝对札内所叙，亦认为并非全无所信之处。十一月初十日，鄂尔泰接阅后复奏：“敬诵朱谕，详看抄折，不胜发指，不胜伤心。”鄂尔泰也表现出无可奈何。

  　　　　　　　　　　　        二、江、浙等地割辫案

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江、浙一带，有传言起建桥座需要放置镇物，因而偷割人发辫、衣襟等物，做为厌胜（“厌胜”为古代方士的一种巫术，谓能以诅咒制服人或物。——笔者）之用。据档案记载，屡有贪图别人财物而被招入伙，或许给钱三五百文，令其割人发辫。其首领一说是浙江仁和县僧人吴元；一说系江南宿州僧人玉石；两地邪术如出一辙。其做法是，用迷药弹人之面，使人立即昏迷，随将其发辫割取。被割者从此便迷惑改常，或至因此殒命。传言说，乘间剪其发辫，念咒语，即可摄取其魂，将发辫扎成纸人纸马，可以取人财物。一些人因发辫被剪，恐毒气传染。因而又有传说，将发辫全行剃去即可解；随之又传出解毒药方：以蒿藁本、金银花、独头蒜洗头，可解其毒；又药方：桑皮三钱、杏仁三钱、生姜三钱、顺治三钱、无根水三盅，此药于八月初一日、十三日煎服；初七日、十七、二十七日净水三盅，于佛前供奉。

此案自浙江、江南，后传到山东、湖北，甚至蔓延到直隶京师一带。京师传有谣言，惊惑愚民。乾隆三十三年七月初七日，上谕中称，于京城亦盘获割辫之僧人。十八日再颁上谕：数日以来，报出被剪者，每日均有数起，而匪犯踪迹全无。

而在山西又传“异虫吃人”之类。另有“传帖”，上画有“异虫样二个”，文称：“天师晓谕，湖广荆州黄大人特传天下人知，今年五谷颇收，杂灾甚多，人死多半。半夜有鬼叫门，不可急应，应则立死。若不信者，自七月初一日至九月十五日为止，每夜鬼泣。传一张免一身之患，传十张免全家之灾。”如此种种。清政府屡颁密旨，严密查拿，尽法惩治，以绝根株。8

据现存清代档案中记，乾隆三十三年六月，于山东兖州府邹县、峄县，拿获首例剪人发辫人犯蔡廷章、靳贯子及被靳贯子剪辫迷拐之靳玉子三名。据蔡廷章供，系四川人。乾隆三十一年（1766）七月内到京，在西四牌楼隆长寺寓歇，卖字度日，与赶会募化之僧人通元认识。旋因贫苦难度，三十二年十二月内出京，三十三年二月内，在扬州城外，撞遇通元并其徒怡兴、怡德、怡安。通元告以，浙江仁和县俗家张姓、王姓、僧人吴元，颇有法术，用迷药弹人之面，其人立即昏迷，乘间剪其发辫，口念咒语，即可摄取其魂，将发辫札成纸人纸马，可以取人财物，招伊入伙。蔡廷章遂向通元学习咒语。通元令怡安为蔡廷章剃发，偕同北上，随路剪人发辫。五月十八日，至郓县中山店，蔡廷章向通元讨取迷药，乘民人郝国坦向饭铺买馍，将药弹面上，用小刀割其发辫，当被县役拿获，通元乘间潜逃。9

据靳贵子供：系章邱县人。本年五月初八日，在本县濮村三清观内，遇素识之江南算命人张四儒，并其同伴邹平县人刘成子，济阳县人张天祥、李坤。张四儒告知，江南宿州石庄青龙寺僧人玉石有法术，割人发辫札成纸人纸马，可以取人财物，邀其入伙。张四儒给予迷药、剃刀，并嘱其随便迷拐幼童，以作盘费。各犯分路行走。五月十一日，该犯在章邱萧庄集，迷拐幼童靳玉子。十七日至峄县枣庄地方，该犯割取幼童李狗发辫，被县役拿获。10

上述两案，一为僧人通元指使，一为江南算命人张四儒指使，各逞邪术，散布党羽，行踪诡秘；且蔡廷章、靳贵子二犯，一称系浙江僧人吴元为首，一称系江南僧人玉石为首，两地邪术，如出一辙，绝非仅于图取财物；其极端行为，危害社会，流毒闾阎，大为风俗人心之害。

乾隆三十三年六月十六日清廷颁发字寄谕旨，六月十六日奉上谕：“昨闻山东、江、浙一带地方，有传言偷割发辫、衣襟以为压胜之用者，已降旨各该督抚等，令其严拿究治。”“此等匪徒，逞其邪术，迷诱善良，为闾阎之害，不可不严行查办，痛绝根株。”11

随后，直隶总督臣方观承奏到，景州境内，有被割发辫二人，一系乡农孟士会，一系卖饼人夏葛白，俱于夜间被剪发辫四五寸，及至惊醒，割辫之人已不知所在，随将发辫全行剃去，未致受害。12

乾隆三十三年七月初六日，山东巡抚臣富尼汉再报，据淄川、长清、章邱、莱芜、肥城等县，先后报获割辫匪犯韩沛显、李绍舜、张成先、张玉、胡瘸等五名。经提犯研讯。

据韩沛显供：系直隶东光县人，流寓山左，行医教读度日。乾隆三十二年闰七月内，赴江南海州西北乡三教堂内，晤住持僧人明远、法孔等。明远传授障眼邪术，并言欲剪万人发辫，摄魂造桥，用纸剪成人马，粘入发辫，念咒点血，人马便能行走，可以取人财物，随招其入伙。韩沛显应允。明远给予迷药、盘费，与法孔谐同起身北上。十月初十日，至沂水县地方，与法孔分路行走，订俟三十三年七月十五日，至海州会齐。该犯仍往博山、临朐一带行医糊口。三十三年四月内，该犯在朝阳洞道士刘一正庙内，遇见法孔，向其催促。该犯随于是月二十三、二十九等日，在莱芜县地方，割取发辫二根；五月初二日，在泰安途遇法孔，交其收存。六月初六日，该犯在淄川县，割人发辫被获。

李绍舜供：系长清县人，雇给陶克亮家雇工。本年四月初三日，陶克亮遣其赴东昌送还豆价而回。初四日在荏平县地方，被江南人刘秃子用药迷诱入伙，刘秃子给予迷药、小刀，令其割人发辫。途遇不识姓名二人，询系刘秃子伙党，偕同行走。是晚行至长清县郭家庄外，同在高粱地内坐歇，刘秃子料及庄内有人乘凉，令该犯进庄割辫，当被庄众拿获。庄民询知在外尚有同伙，带其指引查拿。不识姓名二人乘间脱逃，刘秃子被庄众擒获。次日拴缚送官，刘秃子中暑身亡。

张成先供：系邹平县人，向为道士。本年六月初二日，赴商河县募化，遇素识之该邑甄家庄道士吴二牛，给伊迷药、剪刀，嘱其割人发辫，每根许给钱三百文。是月十六日，该犯至章邱县茂李庄，剪人发辫被获。

张玉供：系长清县人。本年五月二十三日，赴莱芜县求乞，遇江南新阳县人陈四海，诱令入伙割辫，陈四海给与迷药、纸人，告以纸人可以护身，约在泰安县山口会齐。是月二十八日，该犯在莱芜县大汶口，割辫一根。六月初四日，割辫被获。

胡瘸供：系肥城县人，乞食度日。本年五月初三日，在县安宁站，遇江南僧人王连方，给予迷药、小刀，嘱其割人发辫，每根许给钱一百文，约至安家庄交辫付钱。该犯先后割得发辫三根，六月初一日，至本县石屋庄，割辫被获。

细察山东续获五犯内，张成先、张玉、胡瘸三人，俱系乞食贫民，被匪徒吴二牛等诱令割辫，贪利入伙，不知发辫作何使用；李绍舜本系佣工庄农，被匪徒刘秃子迷胁随行；惟韩沛显以行医、教读为业，与江南海州僧人明远往来，传授邪术。他们大都是贪图小利而受人指使，其主谋之人并无踪迹。又据蔡廷章供称：通元曾告知，浙江僧人吴元，尚有同伙张昭、王机并剧二、瞿二、李二，及赵家叔侄二人，王家兄弟四人，马家兄弟二人，俱不知其名，每人各带三四人不等，出外招人入伙。可见此团伙之组织体系尚未暴露。13

乾隆三十三年七月，江苏巡抚臣彰宝奏报，四、五月以前江南境内并无被害显露形迹，惟六月间接据安东县禀报，拿获匪犯刘五，剪割乡人邹德发辫；又沛县详报，山东城武县人姜姓，将民人杨振之母范氏近身一碰，即致昏迷；又邳州详报，铜山县人王道九，藏匿苘麻地中，将民人耿大奉之妻朱氏衣襟割下，等情。七月十五日，乾隆皇帝在彰宝奏折上批示：“此事汝所办甚不妥，另有旨谕。即如玉石一犯，何不言及。”14

乾隆三十三年七月十八日廷寄谕旨内称：“据刘统勋等奏，查拿剪辫匪犯一案，数日以来，报出被剪者每日均有数起，而匪犯踪全无影响，等语。”“现在被剪者既未尽息，岂有偷割贼踪全无下落之理。”“刘统勋等仍应督饬官兵番役人等，多方密追，期于必获，以尽根株。”15

乾隆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再颁字寄谕旨，斥彰宝办理查拿割辫案中玩忽。指出“此案起自江浙，蔓延各省，山东现有获犯供出，为首之人多在该抚等所辖地面；况苏州民居稠密，尤易藏奸，岂得转无犯案，乃该抚辄诿为浮俗民谣，不即究诘查缉，轻听属员妄禀，遽寝其事。” “至安东县所获刘五，既剪辫有据，其为匪党，已无可疑，乃听信该犯狡饰之词，谓图乘闹扒窃，并无传授教令之人，不即严加讯诘，尤于情理未协。” “又如沛县所获山东城武人姜姓，碰迷范氏，箱内藏有剪子、药包，及木人、器具，被乡民聚殴交保，该保犯乘间自戕，死无活口可讯。”等情。“当此严拿匪犯之际，该抚尚为此不理之言，可见其胸中全不以此为事，惟欲化大为小，化有为无，岂朕委任封疆之意。”传旨严行申饬。16

“割辫匪徒” 以迷药割人发辫，其居心叵测，活动诡秘，手法怪特，行踪隐蔽，令人防不胜防；而且造言，发辫被割即可危及生命，更令人惧怕，一时骚动骤起，此事很快从浙江、江苏蔓延山东、直隶，已及京师。由于清统治当局始终只是得到各地报有被割发辫之人，而从未拿获造事之徒；或拿获数名割辫之人，亦皆为盲从之辈；仅据传言，其主谋者为两个和尚，而其系何蓄意？有何目的？均不得而知。绝不像传言所说，只是造桥做为“厌胜”之用。从客观效果看，这种种行径，造成人心恐慌，社会紊乱，百姓日日心悸，扰乱了人们的正常生活，为当时社会之大害。清政府为查办此事，屡颁谕旨，但终未有结果。

三、简短的结束

清代社会出现的秘密教门组织，名目多达百余种，而经清统治当局审拟立案，并保留至今的档案有成百上千例。其中为害社会、危害民众的邪教极端行为，比比皆是。本文并未以具体教案进行剖析，仅列出“散札”、“割辫”两种现象，谈点看法。

“散札”、“割辫”是中国封建社会产生的扰乱社会的极端行为。“散卖札付”、“匿名揭帖”，在清代秘密结社组织的活动中，都是作为造谣惑众的手段而被广泛利用。清雍正中期至乾隆初年，发生在广东、福建等地的几起制造、散卖札付案，均利用帖札，制造事端，以达到一定的个人目的。雍正七年的李梅案，宣称朱三太子（朱一贵之子），在小西天起事，拥兵几十万，已到巫山；同年的李天保案，则言受“玉皇大帝、二仙娘娘”点化，赐给“玉符”，使其法术，有阴兵阴将，要做皇帝；陈美伦等则以“遵教邪术，煽惑愚众”。这些人抓住下层民众对战乱的恐惧及渴望社会安定的心理，以银钱、官职为诱饵，对群众进行恐吓，胁迫入伙。其目的鲜明，危害昭然。又，乾隆年间福建黄天瑞与罗惠能等，“偷割人发辫、衣襟”，比起“散卖札付、匿名揭帖” ，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则有过之而无不及。

中国封建社会产生的秘密结社组织（包括各种教门），是中国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下、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产物。它以长期形成的民俗信仰为依托。其特点表现为：多神崇拜；索取型信仰。任何制度化宗教，无论是“道”或是“佛”，其传播的范围受很大局限，活动也只能限定于一定人群。在最广大的底层社会，难以形成广泛、固定的信仰群体。这就成为形形色色的邪教组织得以产生的社会条件，也是各种歪理邪说的传播市场。所以，正确判断“中国历史上的邪教”，必须就中国的历史因素，依其立教“目的”、宣扬“信条”、实际“行为”以及对社会造成的客观影响等，进行个案分析；对不同教门，在不同发展阶段开展的不同活动，作出具体的分析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