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中论及明清之际闽海东南时局，有如下精辟论述：“自飞黄、大木父子之后，闽海东南之地，至今三百余年，虽累经人事之迁易，然实以一隅系全国之轻重。治史之君子，溯源追始，究世变之所由，不可不于此点注意及之也。”①陈先生的见解提示我们，从16世纪开始，数百年间东南沿海地域所发一系列事件有其内在的历史联系，治史者若能“溯源追始，究世变之所由”，自当可从中发现其“以一隅系全国之轻重”的意义。
    本文试图以南明鲁王在金门的活动及以后300余年间相关历史记忆的形塑为中心，讨论在现实政治环境影响之下，礼法正统性在地方历史叙述中的表达形式及其意义的转变。
    一、礼法正统性危机与鲁王在金门的活动
    清代最初的数十年时间里，东南沿海地方动荡不安，由于王朝交替时期政局变幻无常，政治认同上的“正统性”失去客观依凭，数十年的战事是在清朝与多个南明政权并存、地方长期处于“不清不明”状态、从属关系反复无常、军事将领不断易帜、而号称奉南明“正朔”的各支人马又互不统属有时还相互残杀的情景下进行的，地方社会实际上已经失去判断各种势力的“正统性”的客观依据。在当时的情势下，政局变幻不定，“华”、“夷”之辨模糊，由于政治和文化的“正统性”混乱，加之几十年间地方上科举考试偶开常辍，士大夫阶层所重视的朝廷法度、君臣之义、道德文章等等，在这个“天崩地裂”的时代，一时间显得有些不合时宜。礼法正统性的危机也由此而产生。
    在王朝存亡绝续的关头，东南地方的一些明朝旧臣和地方势力因种种原因携手抗清，除先后拥立五位朱氏藩王称帝外，还奉三位藩王为监国，即1645年六月初，杭州官民拥戴潞王朱常涝监国；同年六月末，张国维等拥戴鲁王朱以海监国绍兴；同年八月，靖江王朱亨嘉又监国于桂林。此外，唐王朱聿键称隆武帝前先监国于福州，而绍武帝称帝前也曾监国，在此之前，桂王朱由榔还曾监国于梧州。先后称“监国”者有六人之多，局势纷乱，各竖旗帜。
    “监国”本为明初就已确立的制度，朱元璋即有“朕若有事于外，必太子监国”②之言，明朝历代也时有皇帝出巡由太子监国的情形发生。宗藩监国的情况则甚为罕见，其最为人关注的一次，是仁宗驾崩后，太后密命仁宗第五子襄王朱赡墡短期监国之事。③而明清之际，王朝危机时期的所谓“监国”，意义自然大不相同，监国者已不必是皇子，监国时也不必由皇帝下诏，基本的格局是由宗藩自行代理国政，声称待将来光复国土后，再复位正统。拥立鲁王朱以海即监国位的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张国维就向其时仍为监国的唐王宣称：“今日之事，凡为高皇帝子孙，皆当同心并力，共复国仇，成功之后，入关者王，监国退守藩服，礼制昭然。若以伦序，叔侄定分在，今日原未假易。且浙东人心涣散，鸿集为劳，一旦南拜正朔，则江上诸将皆须听命，猝然有变，监国之号令不行，唇亡齿寒，悔莫可追”④。这种几个监国并存的安排，实际上已经蕴含了严重的礼法正统性矛盾。以鲁王为例，当时就已经有“鲁王监国绍兴，诸臣不奉我正朔，同室起衅，贻笑敌人”⑤的说法。
    鲁王本人性格温和，才具平庸，以致后人有“鲁王才望远逊唐王”⑥评论。从1645年至1651年，鲁王以监国身份辗转绍兴、定海、舟山等地，既不能运筹帷幄，稳定政局，亦无力节制军旅，联合抗清，基本上是一事无成，屡战屡败⑦。1651年终因兵败，南下中左所(厦门)投奔郑成功。《东南纪事》载其事曰：
    十一月，王舟泊南日山，夜遭风，失大学士沈宸荃，进次岩头。朱成功自厦门来谒，称主上，自称罪臣。从者泣曰：成功卑王矣。王处之泊如。⑧
    以上记载有点语焉不详，所谓“从者泣曰：成功卑王矣”的缘由，同书“郑成功传”有更详细的描述：
    九月，陈锦克舟山，定西侯张名振奉鲁王南奔，谋取海坛驻师；致书劝成功，会师迎驾。鲁王亦与之书曰：余与公宗盟也，平居则歌行苇之章、际难合赋脊令之什，公其无吝偏师，拯此同患。成功乃令兵科给事中徐孚远前至鲁王行宫，面启永历见正位粤西，宜去监国号；王复书叙所以勉从监国意。乃使奉迎居王金门，如寓公焉；名振、阮骏等兵皆属成功。⑨
    郑成功奉永历正朔，事在1647年，其时他知道朱由榔在肇庆建立永历朝，即白衣挂孝，遥奉永历年号，自称罪臣，称讨招大元帅。四年之后鲁王来依，他以“永历见正位粤西”为由，要求鲁王“去监国号”，自有其礼法正统方面的依据。其时郑营内部在迎接鲁王的利益安排方面，也颇感纠结。《小腆纪年》详记其事曰：
    监国至厦门，朱成功召诸参军议接见礼。潘庚钟曰：“鲁王虽监国，而藩主奉粤西正朔，均臣也；相见不过宾主”。成功曰：“不然；外藩于诸王非敌体，况监国乎?用宾主则纪纲混矣!吾以宗人府府正之礼见之，则于礼两全矣”。众是之。
    贽千金、缎百端；安插诸宗室，从官月致饩焉。⑩
    大致说来，郑成功对前来依附的明朝宗室及其随行官员，还是尽量保持礼遇的态度：
    甲午，成功伪设六官，改中左所为思明州，以邓会知州事。月上鲁王豚米及泸溪、宁靖诸宗室，礼待乡绅王忠孝、沈佺期、郭贞一、卢若腾、辜朝荐、徐孚远等，军国大事辄以相咨。(11)
    康熙时海澄县人郑亦邹所著《郑成功传》也有类似记载：
    奉监国鲁王、卢溪王、宁靖王居金门；凡诸宗室，颇给赡之。礼待避地荐生王忠孝、卢若腾、沈佺期、辜朝荐、徐孚远、纪许国等。此数人，郑之名客也，军国大事，时以咨之。
    凡所便宜封拜，辄朝服北向稽首，望永历帝座疏而焚之，以煽诱愚民，鼓动天下。(12)
    但郑成功对于不愿去掉“监国”名号的鲁王，也明显存有戒心：
    或有谮鲁王于郑成功者；成功奉王日疏薄，诸臣王忠孝、郭贞一、卢若腾、沈佺期等勉为支应。然已不成局面矣。(13)
    《鲁春秋》的记载与之类似：
    永历六年壬辰，监国七年，监国跸金门。
    桂主自安龙驰授国姓成功招讨大将军敕印。
    国姓以桂无所通监国，引嫌罢供亿，礼节亦疏，以见一。监国饥，各勋旧王忠孝、郭贞一、卢若腾、沈佺期、徐孚远、纪石青、沈复斋等间从内地密输。缓急军需。(14)
    按《鲁春秋》的说法，郑成功对寓居金门的鲁王待遇日薄，缘由之一是永历帝未承认鲁王监国的地位，还是由于礼法正统性方面的缘由。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鲁王驻跸金门不到两年，即于1653年去掉了“监国”名号。《小腆纪年》载其事曰：
    (顺治十年)三月，明鲁王自去监国号。
    有构鲁王于朱成功者，成功礼仪渐疏。王乃自削其号，飘泊岛屿；赖旧臣王忠孝、郭贞一、卢若腾、沈佺期、徐孚远、纪石青、林复斋之徒调护之。(15)
    其时在鲁王周围的从臣，有张煌言、曹从龙、任文正、沈光文、马星、俞图南、蔡昌登、任颖湄、钱肃遴、陈荩卿、傅启芳、张彬、叶时茂、林泌、崔相、陈光禄、陈豸、丘子芳、丘伯玉、俞师范、杨灿及太监陈进忠、刘玉、张晋、李国辅、刘文进、韩升等二三十人，据称“时缙绅避难入岛者甚众，赐姓皆优赡之；岁有常给，待以客礼，军国大事时辄咨之，皆称为老先生而不名”(16)。其中张煌言(字玄着，号苍水)和陈光禄(字齐莫，一字佛庄)二人，在调解鲁王于郑成功的关系方面，尚能发挥一些作用。《蠡测汇钞》“陈光录传”载：
    时成功修颁诏之隙，不肯奉王。列营之奉王者，其军莫如成功强，皆不自安。公说成功，当以公义为重。成功虽不为臣，而始终于王致寓公之敬。其时会稽旧臣能笼络成功而用之者，亦惟张公苍水与公二人。(17)
    郑成功对张煌言略存尊重，很重要的理由，是张煌言一直在江浙一带率领军队，是后来郑成功一直准备着的北上作战的重要依靠力量。鲁王去监国号，张煌言也改奉永历正朔：“鲁王既去监国号，煌言通表滇中，与成功同日拜命”(18)，后来郑成功北伐，张煌言确实起了重要的接引作用。此事可见现实政治利益的影响。而张煌言也谨言慎行，“自舟山败后，遥奉桂朔。凡大举，必与延平合议，不敢显通监国，用绝嫌疑，以固同忾”(19)。
    尽管鲁王去掉“监国”名号，但郑成功还是不放心，仍将之迁至距离厦门的更远的南澳岛居住：
    郑芝龙遣其私人李德招降成功，有“如未投诚，先献监国鲁王”之语；乃送鲁王于粤中行在以避之。王踌躇不欲行，成功强之，始扬帆出海；遇风，回居南澳。自是，居海上者七年。己亥秋，永历帝手敕命仍监国，而成功不欲，迁之澎湖。寻复悔之，迎归金门，供给如初。(20)
    鲁王迁居南澳岛的年份，有多种不同说法，《小腆纪年》系于1654年；《东南纪事》和《赐姓始末》均记于顺治十四年，即1657年(21)；而1959年在金门发现的《皇明监国鲁王圹志》(详见后文)则云：“至丙申，徙南澳，居三年。己亥夏，复至金门”，丙申年即1656年，当以之为准。至于《小腆纪年》所述“永历帝手敕命仍监国”事，《爝火录》系于1657年(顺治十四年，丁酉)：
    (顺治十四年)夏四月……鲁王遣总兵何达武赍表诣行在，请会兵吴、楚。
    九月……帝赐敕鲁王，仍命监国。郑成功忌之。(22)
    可见，鲁王自己派员前往云南拜诣永历帝，而永历帝未经郑成功，直接敕命鲁王再次监国。虽然此时鲁王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均毫无力量，但其在礼法正统方面的影响，仍然让郑成功感到不快：
    有敕使自安龙来，命王监国。……是时，成功以计力并诸镇，缓于攻取，有自王意。宗藩皆受屈辱，王不免饥寒，出无舆导，至以名刺投谒。宾旧张煌言、徐孚远避形疑，不敢入朝。王寄食郑氏，如家人而已。(23)
    至于《小腆纪年》和其他资料多次提到的郑成功迁鲁王至澎湖事，连雅堂先生等早已证明这一说法不可靠(24)。反之，前引《皇明监国鲁王圹志》有“己亥夏，复至金门”一句，可见重称“监国”之后，郑成功又让鲁王回到金门居住。张煌言1660年(庚子)作《闻监国鲁王以盗警奔金门所》五言诗(25)，内有“挥泪东南信，初闻群盗狂；扁舟哀望帝，匹马类康王”之句，也许能反映鲁王迁回金门的仓皇景象。
    1662年郑成功在台湾逝世，据称张煌言曾再三致书金门，期望鲁王东山再起：
    康熙元年壬寅，延平王朱成功薨。世子锦嗣，称招讨大将军，部曲携畔，多出降大清者。
    张煌言移壁沙埕，三启致金门，略言：“去冬缅甸内变，致宗室职官无一得免，惟吉王自缢以殉。而晋王李定国入洞邬，巩昌王白文选亦遁深山。臣闻变之日，肝肠寸裂。追惟我太祖高皇帝圣德神功，岂意后王祸等徽、钦，辱同怀愍?臣以为延平藩王必当速定大计以伸大义，而至今寂寂，道路遥传，又有子弄父兵之事，臣中夜彷徨，穷岛孤军难与相守，即今浙、闽、广各有招抚之人，解散海上；若不先事豫图，则报韩之士气渐衰，思汉之人情将辍。臣惟有致命遂志，以了生平。独念主上旅羁岛屿，与闽海存亡相倚；万一变生肘腋，退无所往，有不忍言。臣自顾力微，既不敢轻为迎驾，又不敢辄行趋扈。计惟在闽勋镇正在危疑，不若急用收罗，以资拥卫。然后速正大号，传檄省直，刻期出师，虽强弱悬殊、利钝莫必，而声灵宣布，响应可期。兴灭继绝，端在主上诏书一道。惟主上密与宁靖王及诸大臣谋之”。王览启悲恸。(26)
    张煌言致鲁王三启，《张苍水诗文集》有录，也有史家认为“其事疑信参半”(27)。但无论如何，这样的机会不会再出现了，当年十一月鲁王因哮喘病发，在金门去世并安葬于金城东门外。可靠的记载来自《皇明监国鲁王圹志》：
    王素有哮疾，壬寅十一月十三日中痰而薨。距生万历戊午五月十五日，年才四十有五。
    岛上风鹤，不敢停榇；卜地于金城东门外之青山。穴坐酉向卯。其地前有巨湖、右有石峰，王屡游其地，题“汉影云根”四字于石。卜葬兹地，王顾而乐可知也!以是月廿二日辛酉安厝。
    从1651年至1662年，除去中间移居南澳岛的3年，鲁王在金门先后居住8年之久，他在金门城外古岗湖南巨石上留有“汉影云根”四字石刻，迄今金门民间也还流传有鲁王陈妃为金门下市村人，当地人因鲁王常以番薯充饥而称之为“番薯王”之类的故事(28)，但是，关于这8年间他在金门当地的生活状况，直接记录甚少。目前能见到的当时本地人所写直接与鲁王有关的记载，只有卢若腾的三首诗词，分别为1656年的五律《鲁王将入粤，赐诗留别；次韵奉和》、1661年的七律《辛丑仲夏恭贺鲁王千秋》和1662年的《泰山高•壬寅仲夏寿鲁王》(29)。卢若腾为金门贤聚乡人，崇祯庚辰进士，在外任官数年，甲申之变后，又追随隆武帝、唐王、鲁王诸政权，最后随鲁王回到故乡金门居住(30)。如前引《鲁春秋》所述，诞生卢若腾对处境窘迫的鲁王有所接济，但这三首诗词的内容，基本不涉及鲁王的具体生活状况。总的说来，清初历史文献对鲁王在金门8年的具体情形着墨很少，有关鲁王的故事，基本上被置于南明政权与清王朝抗争的大历史脉络中被关注和描述。
    二、“鲁王墓”重修与地方历史的建构
    如前所述，鲁王逝世之时，清军正步步进逼，金门已风雨飘摇，只能草草下葬，即所谓“岛上风鹤，不敢停榇”。次年“清师堕厦门、金门城，焚掠而还”(31)，金门成为“迁海”政策之下的界外之地。以后10余年间，以台湾为基地的郑氏政权与清朝军队在厦、金一带拉锯作战，金门数度成为战区。鲁王墓也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湮没于荒草之中。然而，明朝一位宗藩在金门这样边远的海滨之地前后驻跸10余年，号称“监国”，且在正史、野史、笔记等历史文献中被一再提起，一有机会，仍可能为本地文人重新关注，影响地方历史的建构。
    终于在鲁王去世170年以后，随着清王朝对南明那段历史逐渐宽容的政策，金门本地的士绅通过所谓“鲁王墓”的“发现”与保护，将鲁王故事纳入地方历史的解释体系之中，重修的“鲁王墓”也被营造成为颇为契合士大夫情怀的文化景观，且被列入地方的祭祀系统。
    事在道光十二年(1832年)，本地文人林树梅刻意访求，在金门城城东发现一古墓，以乡人称之为“王墓”为由，判定其为鲁王墓，即报知其老师、兴泉永巡道周凯。周凯乃檄命金门县丞清界址，加封植，禁樵苏，树碑以表之。碑题“明监国鲁王墓”，左上镌“大清道光十六年岁次丙申四月建”，右下镌“福建兴泉永道富阳周凯书”。周凯亲自书写了墓碑背阴，全文如下：
    王讳以海，字巨川，明太祖十世孙。崇祯甲申，袭封鲁王。乙酉，监国绍兴。师溃，郑彩自舟山迎王入闽，居中左所。郑成功修寓公之礼。戊子，居闽安，颁监国三年历。有兴化以南二十七州县，旋失。癸巳，去监国号，居金门，凡十年。壬寅，成功死，海上诸臣议复奉王监国。会王得哮疾，于十一月十三日薨。生于万历戊午五月十五日，年四十有五，葬于城东王所尝游地。野史载成功沈王于海，又称王薨于海外，皆传讹也。沈太仆光文挽王诗序云：墓前有大湖。按之，即今鼓冈湖，去墓里许。湖南多石。镌王手书“汉影云根”四字，并从亡诸臣题咏。知王尝游息于此，则墓在金门无疑。惜久湮失。林君树梅访得之，凯于分巡闽，为树墓碑，禁樵苏，加封植焉。惧其久而复湮也，为记于碑阴，愿金门士人岁时祭扫，共保护之。
    大清道光十有六年，岁在柔兆涒滩孟夏之日周凯记又书。(32)
    道光丙辰，即道光十六年(1836年)。除了这篇碑阴文字外，周凯还写有《明监国鲁王墓考》，收录于所著《内自讼斋文选》，其中描述了林树梅发现该墓的经过和确定其为鲁王墓的缘由：
    世传明监国鲁王薨于金门，葬后埔，墓久湮失。道光壬辰春，林生树梅访得之城东鼓冈湖之西。墓前合灰土为曲屏，不封树，土人称王墓，不知何王墓也。下一墓，形制相似，相传瘗王从者。岁久，为耕犁所侵。林生急白凯，檄金门县丞清界址，加封植，禁樵苏，树碑以表之，期于勿替。
    盖当日诸臣流离琐尾，道途梗塞，传闻异词，故所载亦异词。而墓在金门后埔，则无疑焉。今墓前有鼓冈湖，广四十余丈，湖南多石，镌王手书“汉影云根”四字，并镌从亡诸公题咏。其为王尝游处，又似可信。甲辰以后，二岛糜烂，或碑碣无存。惜不得沈斯庵集而读之。其云：墓前有大湖，谓鼓冈湖耶?抑谓台湾之大湖?即今鲫鱼潭耶?凯尝游其处，鲁王墓亦无考焉。呜呼!王以明室宗支，间关颠沛，漂泊海上数十余年，惟伪郑是依，而又不以礼待，致受沈海之诬，卒至埋骨荒岛，榛莽为墟，春霜秋露，麦饭无闻，亦可悯已。(33)
    发现并认定古墓为鲁王墓的林树梅，光绪《金门志》中有传：
    林树梅，本姓陈，字瘦云；副将延福养子也。每从廷福巡洋，所至港汊夷险，辄随笔记录。既长，学为诗、古文词，从巡道周凯及玉屏掌教高澍然游，得其指授，故为文具有矩矱。尝赞曹谨令凤山，兴埤头水利。道光间，海氛告警，总督颜伯焘以币聘之；上战守诸策，议于刺屿尾置戍。地无水，乃登山相度地脉，掘之得泉，因名曰“林泉井”，刻石井上。事平，当道奏授布政司经历；欲改授武职，力辞。福州林文忠予告归，适筹议防海，树梅密参帷幄。文忠赴粤办贼，中途卒；树梅感其知爱，为诗招魂，遂郁郁以殁，年未五十也。
    素好义举，值年暮，市绵衣数百给邻里之贫者。曾游鼓冈湖，访得鲁王墓，请于当事，清其界，树碣墓右，自捐市廛为祭费。其负奇如此。以自幼受父钟爱，不忍归宗；乃迎养生母于厦门别业，娶妾生子，以继其后。(34)
    林树梅为本地知名文人，也曾参与周凯监修并作序的道光《金门志》的纂修(35)，他平常注意结交官员，与林则徐等均有交往，周凯亦是其老师，“游鼓冈湖，访得鲁王墓”一事被载入县志。可见对他在地方上的名声也有裨益。周凯在碑阴的铭文中提到“愿金门士人岁时祭扫”，林树梅即“自捐市廛为祭费”，而在本地最有影响的浯江书院的“规条”中，就出现了“祭鲁王墓费钱四千文”(36)的记载，说明新发现的鲁王墓已经进入了具有礼法正统性的地方祭祀体系。
    不过，这个过程还是有一些礼法正统性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所以，周凯的《明监国鲁王墓考》以这样一段文字作为结语：
    我国朝加惠前代，自陵寝及名臣、贤儒坟墓，俱有禁令。于明史不讳唐、桂诸王事。靖节诸臣，皆宝之谥典。圣德皇仁，超越千古。若鲁王墓，固守土者宜恪遵禁令，急为防护者也。而斯邦人士，展念陈述，宜何如之感慕、叹息、保守之，期勿再失乎?因为考以实之。
    林树梅“发现”鲁王墓在道光十二年，而周凯要求地方官重修该墓并撰写碑文则在四年之后，其时正是他监修《金门志》并为之作序的时候。实际上，周凯与林树梅等一起，充分利用《金门志》纂修的机会，将鲁王墓形塑为一个颇具士大夫文化情调的处所，从而让与鲁王有关的故事进入金门地方历史的解释架之中。除了“立墓碑，禁樵苏，加封植”，并“岁时祭扫”外，鲁王墓和与鲁王相关的历史遗迹，也被金门志列为地方的重要文化景观：
    献台山。左揖鸡笼、右抱南盘，在太文山南。旁即鼓岗湖，明进士董扬先隐处；凿石为室，自题“正冠”二字。上有诗，旁镌“石洞天”三字，不题名号。又“汉影云根”四字，明监国鲁王寓岛时手书刻石。诸葛倬、吴兆炜、郑缵祖、郑缵绪，各有诗镌石室旁。湖畔钓矶，扬先垂钓于此；前俯漂布石，镌“董子垂钓”四字。
    监国鲁王墓。在古坑后埔。(37)
    《金门志》还收录有金门本地知名士人林文湘在道光十二年与林树梅等文友，在古岗湖修禊之后所作的《鼓冈湖春禊序》：
    金门城东，巨石垒砢，重叠蜿蜓，中潴为湖；一涧由高泻下作曲水流觞，可据湖溆饮之。湖之北，傍山瓦矗；湖之南，圆阜环拱；中间一碧渊涵，鱼鳖肥美。盖浯洲一胜区也。湖西一箭地曰后浦，前明监国鲁王墓在焉；石上镌“汉影云根”四字，鲁王书也。以外，即汪洋大海矣。
    余壬辰二月，与童君渊若、家瘦云修楔于此，而系以诗：瘦云以觞酒奠鲁王之墓而拜之。余因慨昔人诗“唐陵汉寝无麦饭”句为可悯，而瘦云之风为甚高也。
    夫鲁王以兖州分封之裔，甫袭爵而甲申之变乘之；崎岖闽、浙之交，艰辛踣踬，流离琐尾，后乃依郑氏于浯江岛上。当时贞臣若王愧两、卢牧洲诸公，其才学郁而弗舒，所吟皆颠沛侘傺之辞、酸辛呜咽之调，即欲强为逸豫之作不能也。
    今者海宇升平，将二百年矣。士之游其间者，领略江山之恢奇、俯仰古今之变幻，其所见云垂海立，沙走雷奔，风樯驰骤，壑蜃离合，阴火潜燃，可惊可愕之事，皆足以发其雄特瓌瑰之辞；其或雨霁天晴，雾敛烟销，鸥鹭征逐，草树笼苍，碧畴蓑笠，绿野牛羊，可欢可忭之景，皆足以生其灵隽窅眇之趣。盖境因时变，而诗亦与之俱变也。诗不与人期而领斯境者，自不容已于诗也。
    或曰：“兰亭修禊，王右军诸名流韵事，兹乃敢踵而行之乎”?余曰：“不然，情与景会，到处皆兰亭也。宇宙光景常新，历久不陈，惟会心者自得之耳。岂舍会稽山阴，别无修禊地哉”!今者纲师佑客不能领而诗人领之，耕夫牧竖不能探而诗人探之，是造物无尽藏也，而永和有嗣响也。渊若将以每年二月修禊之事，续而行之；余顾谓瘦云曰：“豪哉!斯举也”。浮杯酒而泚笔序之，为后日讌集之左券。(38)
    据称，林文湘“博极群书，为文沉挚。游长泰庠，屡屈秋闱，遂不复置意；肆力于诗、古文词，为历任有司所敬礼”，“分巡道周凯以古文提倡后学，尤器重之”。“性耿直，急公义”(39)，是当时本地文人的领袖人物。他热心地方文化，道光间还曾参与劝捐浯江书院膏火(40)。从《鼓冈湖春禊序》可知，在林树梅声称发现鲁王墓当年(道光十二年)的早春二月，以林文湘为首的金门本地文士，已经在古岗湖一带聚会，且认定“湖西一箭地曰后浦，前明监国鲁王墓在焉”。他们还联系鲁王的际遇，抒发自己的家国情怀和文学见解。由此可知，四年之后与鲁王墓重修相关联的一系列文化举措。其实是当时金门本地士绅文人集体有意思谋划的结果，而非由于个别官员或文士一时的心血来潮。
    鲁王被“发现”并重修之后，成为地方上重要的文化景观，在地方文献中不断被记载。1936年初，因为时任福建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黄元秀的提议，在塚墓右侧修建了一个纪念亭，命名为“鲁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应黄元秀函请，为该亭题写了“民族英范”四字，事载现仍树立于亭内的碑记：
    粤稽鲁王墓，自清道光丙申四月福建分巡兴泉永道周凯为树墓碑，禁樵苏，加封植，忽忽又阅百年矣。风霜久历，剥蚀滋甚。客夏六月，福建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黄公元秀巡视金门，诣墓展谒，追维鲁王当年监国抗清，誓复国土，抑何其气之壮而志之坚欤。设任其湮没不彰，民族曷资宗仰?
    黄公因之捐廉，倡议修墓筑亭，为鲁王留一纪念。乃命维舟出任募捐，董修筑事。义无可诿，勉效驰驱。荷承李县长暨诸乡君子踊跃输将，鸠工焉，庀材焉，雕之琢之，经之营之，且得许君维翰及金城、鼓冈两乡民众乐于趋事赴功，故不匝月而亭告成焉。
    黄公于是大书特书其亭曰“鲁亭”，并请蒋委员长题“民族英范”四字于石，俾后之过斯亭者，犹想见当日鲁王鞠旅陈师，灭此朝食之气概，油然兴起其敌忾同仇之志，念有不顽廉懦立而丕变世风者哉。
    民国二十五年丙子孟春之月　里人许维舟谨识并书。
    黄元秀为浙江杭州人，字文叔。辛亥革命元老，在日本参加同盟会，早年与黄兴、秋瑾、徐锡麟、蔡元培、章太炎等交游，为光复浙江作出过重要的贡献，民国后在军政界享有很高声誉。1931年“九•一八”事变，他在多年隐居之后，应邀到泉州出任行政督察专员。因为其名望和身份，也由于鲁王“监国抗清，誓复国土”的形象，在当时国难当头的历史场景之下，蒋中正为位于海边蕞尔之地的金门鲁亭题写了碑铭。在亭内正面横梁上，时任金门县长的李世赓题有“还我山河”四字，并附铭文描述黄元秀倡建鲁亭的过程：
    金门城东，为明监国鲁王埋骨地，岁久□毁，专员黄公行部建议重修，且筑亭其畔，颜曰“鲁亭”，从封号也。亭既成，□请蒋公邮句题楹。黄公亦自有联扁。世赓恭礼题篆，景仰尤深，爰缀长联纪实。以此四字镌扁，盖明王素志，亦俾览者有动于衷，知共勉焉。
    李世赓谨题
    上文提到的“黄公亦自有联句”，见鲁亭正面两侧石柱，文曰：
    鲁王监国抗清。不降不弃，正气凛然，足资景仰。秀巡视金门，墓前展拜，抚今思昔，感慨系之。
    坯土足千秋，玉辇无声孤月白；
    丰碑屹一片，金门有恨朔风骄。
    浙江钱塘黄元秀拜撰并书
    黄元秀“抚今思昔”，赞扬鲁王“不降不弃，正气凛然，足资景仰”，可见其重修鲁墓、倡建鲁亭的举动，确实是针对时局，有感而为。而李世赓的“长联”表达的也是同样的情怀，且对时局的发展忧心忡忡：
    延明朝历数，争汉族光荣，正气凛千秋，矢步不回无惧色，
    仰长吏筑亭，颂将军题句，菲才惭百里，海氛未靖更惊心。
    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七月长乐李世赓撰书
    而为鲁亭撰写碑记的“里人许维舟”，早年在印度尼西亚经商时即加入同盟会，民国后曾作为华侨代表当选国会议员，因反对曹锟贿选，回故乡金门定居。鲁亭修筑主要是他董事完成的，亭旁至今仍立有他撰写的《修墓建亭芳名》碑：
    专员黄元秀捐银壹百元
    县长李世赓捐银捌拾元
    参谋滕时发捐银伍元
    吴锦章捐银壹百捌拾元
    洪潮焕　董允耀各捐银五拾元
    林长庚　林长椿合捐银肆拾元
    许嘉文捐银壹拾肆元弍角
    林策勋捐银壹拾元
    计共捐银伍百肆拾玖元弍角
    附列开支各条如左
    一建亭树碑工料对石匠陈炳煌庄水生等去银弍百陆拾玖元柒角
    一筑洋灰亭盖亭座并修墓工料对泥水匠许嘉后去银壹百捌拾元
    一金城、鼓冈两乡助工修筑对津贴点心去银弍拾玖元
    一杂费对扛运石碑石条工资计共去银叁拾肆元
    又对碑柱髹字照像并买杉麻竹遮等费去银叁拾陆元伍角
    计共支银伍百肆拾玖元弍角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丙子孟春之月　董事许维舟谨布并书(41)
    经当事者的有心策划，上自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下至鲁墓周边的金城、鼓冈二地百姓，均参与了鲁亭的建构过程。联系到其时强敌入侵，国难当头的危险时局，当事者再三强调鲁王“监国抗清，誓复国土”，“鞠旅陈师，灭此朝食之气概”，期待能“油然兴起其敌忾同仇之志”，“还我山河”的良苦用心，也就尽在不言之中了。
    收录于周凯所著《内自讼斋文选》的《明监国鲁王墓考》，近代以后也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1929年《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刊登有黄仲琴、夏廷棫《金门明监国鲁王墓》(42)一文，即根据所录《明监国鲁王墓考》，就鲁王与金门关系的若干史实作了考证。夏廷棫为中大民俗学会会员，他是浙江富阳人，蒐集到乡先贤周凯的《内自讼斋文选》，即以《明监国鲁王墓考》一文请时任中山大学教授的黄仲琴先生考证。所录《墓考》文中有“同安举人吕世宜书其碑阴，林生又为墓图与记”二句，为常见《内自讼斋文选》版本所未见。“林生”即林海梅，可知其时他还为鲁王墓作图与记。而吕世宜亦为金门本地人，道光二年进士，以书法著名，与周凯交往颇深，和林海梅等参与了《内自讼斋文选》的校订。《金门志》中有传：
    世宜，道光壬午举人。性好古，通许氏《说文》及金石之学，最工篆隶。尝摹拟汉书四十九石，厦人林墨香刻之。时巡道周凯、山长高澍然俱能古文，世宜时相谈论。其为文，笔意警峭，颇似王半山。晚年，援例捐翰林院典簿。尝自为墓志，刻于砚背；命家人即以砚殉。其标格崖岸如此。著有《爱吾庐文集》三卷、《笔记》二卷。(43)
    吕世宜亦参与道光间鲁墓重修事，也有助于印证其时纪念鲁王在金门活动的一系列安排，在本地士人中是有共识的。
    三、发现鲁王真冢及其文化意义的转换
    在林树梅等地方文人“发现”并认定古岗湖南“土人称王墓”的墓葬为鲁王墓之后120余年，1959年8月因金门驻军构筑工事，真正的鲁王墓被发现，成为一个颇具影响的事件。发现者刘占元中校记录了发现的经过：
    鲁王真冢，为余于八月二十二日十六时发现。特将发现经过详述于次。
    八月十九日，余奉命率部负责在旧金城东炸山采石工作。次日开工，发掘地皮，探取石块，俾钻孔爆炸。约入地五十公分，发现深埋地下之石碑一块露出，厚约十五公分、宽约八十公分。余意测为墓碑，饬属不予破坏。继向下掘一公尺余，圹盖毕露。长约二公尺五十公分、宽约一公尺四十公分。墓碑高一公尺二十公分，入地约三十公分；碑面平滑，未刻一文。墓碑案长二公尺余，宽六十公分、厚十五公分。其圹四周及盖，均系用特制之三合灰砌成，坚固异常，诚一久已湮埋之古墓。
    八月二十二日，余本须参加上级举行之“八二三”炮战周年纪念庆功会及会餐，祗以身心偶感不宁，请准缺席，整日在工地巡视。午后三时，由于工作进展，此一古墓必须破除；特再前往视看，计划如何爆破。偶立碑前瞻望，见此墓坐酉向卯，前有古岗大湖，右靠梁山；山顶多石，其顶一巨石似系人工所置，用为记号。左青龙、右白虎，天然形胜。右前大帽山麓倒塌巨石，刻有鲁王手书“汉影云根”四字。余顿觉有所悟!特饬属慎重将事，保持原状。谨在碑后一公尺处凿开一洞。命谢文澜中尉派士官刘田入内检视，获石碑一具长七十公分、宽四十公分，余知有异。除饬暂停发掘外，亲自持该石碑往湖边清洁；几经洗制，始发现“皇明监国鲁王圹志”八字及鲁王毕生事迹之全文。余以事体重大，随令权将遗骸装入用木箱改装之棺材，敬谨收藏；一面报请上级处理。十八时，本部队副部队长蔡上校、参谋长刘上校莅基地凭视后，将圹志碑携返。是夜“艾瑞丝”台风侵袭，余为对此一代忠魂表示敬意，漏夜冒狂风暴雨之险，亲往墓地将鲁王遗骸肩回；置之寝室，妥为保护。(44)
    在墓中发现的《皇明监国鲁王圹志》全文如下：
    监国鲁王，讳以海，字巨川，号恒山，别号常石子。始封先王讳檀，为高皇帝第九子，分藩山东兖州府；王，其十世孙也。世系详《玉牒》。王之祖恭王，讳坦颐。父肃王，讳寿镛；传位第三庶子安王，讳以派；王兄也。崇祯十五年冬，虏陷兖州，安王及第一子、第四弟以洐、第五弟以江俱同日殉难。山东抚臣奏闻，王以第六庶子，母王氏所生，□授镇国将军；部覆应继王位。于崇祯十七年四月初四日册封为鲁王。方三月初旬，使臣持节甫出都，而京师旋告陷矣。东省驿骚，王遂南迁。
    师琅琦，附省诸邑屡有克复。虏援大至，复者尽失。王又再抵舟山，躬率水师入姑苏洋，迎截虏舟；而浙虏乘机捣登舟山，竟不可援矣。王集余众南来，闻永历皇上正位粤西，喜甚，遂疏谢监国，栖踪浯岛金门城。至丙申，徙南澳，居三年。己亥夏，复至金门。计自鲁而浙、而闽、而粤，首尾凡十八年。王间关澥上，力图光复；虽末路养晦，而志未尝一日稍懈也。
    王素有哮疾，壬寅十一月十三日中痰而薨。距生万历戊午五月十五日。年才四十有五。痛哉!
    元妃张氏，兖济宁州张有光长女，原浙之宁波人；兖陷，殉节。继妃张氏，亦宁波人；舟山破日，投井而死。有子六，皆庶出。第一子、第三子在兖陷虏，存亡未卜；次子卒于南中；第四子弘槮、第五子弘朴、第六子弘栋，俱在北蒙难；仅存夫人今晋封次妃陈氏遗腹八阅月。女子三：长为继妃张氏所生，选闽安侯周瑞长男衍昌为仪宾，未嫔尚；二女，俱陈氏出，未字。
    岛上风鹤，不敢停榇；卜地于金城东门外之青山，穴坐酉向卯。其地前有巨湖、右有石峰，王屡游其地，题“汉影云根”四字于石。卜葬兹地，王顾而乐可知也!以是月廿二日辛酉安厝。
    谨按会典，亲藩营葬，奉旨翰林官撰圹志、礼部议谥。今圣天子远在滇云，道路阻梗，末繇上请；姑同岛上诸文武叙王本末及生薨年月，勒石藏诸圹中。指日中兴，特旨赐谥、改葬，此亦足备考订云。
    永历十六年十二月廿二日，辽藩宁靖王宗臣术桂同文武官谨志。
    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胡适先生接到军方送来的《圹志》后，于10月31日写成《跋金门新发现〈皇明监国鲁王圹志〉》，刊载于《中华日报》1959年11月2日。该文利用新发现《圹志》的记载，对有关南明历史的若干有争议之处做了考证，纠正鲁王被郑成功沉于海、鲁王死于台湾等说法，对鲁王去世的时间、原因，多位王妃、子女的下落等也有论述。有意思的是，10月31日下午完成该文后，当天晚上胡适先生有写了一段“补记”，对撰写《圹志》的“辽藩宁靖王宗臣术桂”做了一番颇有感情色彩的介绍，其结语为：
    辽藩宁靖王朱术桂的诗似乎没有流传下来，我们现在读这篇新出土的“圹志”，还可以想象那位末叶王孙的故国哀思，还应该对他“指日中兴”的梦想寄与无限的同情。(45)
    联系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国际冷战的局势和台湾的政治境况，胡适之先生所言“应该对他‘指日中兴’的梦想寄与无限的同情”，反映了那个时代台湾许多人的复杂情怀。
    正因为如此，在金门发现鲁王墓事一经披露，即在岛内知识界引起颇多的反映。11月5日至10日，《中华日报》连载了郭尧龄《考正历史，鲁王重光》长文，其他报章杂志也有评论和报道。台湾风物杂志社于1960年1月之《台湾风物》第10卷第1期汇刊《明监国鲁王文献汇辑》，除收录刘占炎《明监国鲁王墓发现经过》和胡适《跋金门新发现〈皇明监国鲁王圹志〉》二文外，被收录的文章还有许如中《鲁王墓记》、絜生《鲁王真冢的发现》、陈汉光《皇明监国鲁王圹志》、毛一波《读鲁王圹志》、毛一波《郑成功与鲁王之死》和台南市文献会《鲁王圹志发现后台南市文献会意见七点》等。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又以同年3月出版的《台湾文献》第11卷第1期作为《明监国鲁王特辑》，刊登了庄金德《明监国鲁王以海纪事年表》、毛一波《鲁王抗清与明郑之关系》和《浙闽公案与南澳公案》、廖汉臣《鲁王抗清与二张之武功》、陈汉光《鲁唐交恶与鲁王之死》、陈汉光、廖汉臣《鲁王事迹考察》、黄玉斋《明监国鲁王与诸郑及台澎的关系》和《明监国鲁王与隆武帝及郑成功》等8篇文章。一时之间，在当时的政治场景之下，寄托着许多人“中兴复国”复杂情怀的鲁王，成为岛内众多读书人关注的对象。
    鲁王真冢发现当年冬天，蒋中正到金门巡视，亲自到鲁王墓发现地视察，当即指示金门当局在太武山建筑新墓。新墓历时三年始告完成，于1963年2月举行安葬典礼。鲁王新墓正门左侧，树立着蒋经国1960年12月就已写成的《重建明监国鲁王墓碑记》：
    中华民国四十八年己亥仲秋，金门将士以构筑工事伐石启土，获见南明监国鲁王以海真圹，圹志记王世系、事迹、生卒时日及死因甚详。
    惟据《明史三王传》及《三藩纪事》所载，均谓“王居金门，不为郑延平所礼，将之南澳，被沉于海”云云。斯圹之出足证旧史之妄，而延平数百年来横遭诬蔑，亦从此晓然大白于天下后世。此自世间是非与正义所系，不徒供史家考览已也。
    当明室末造，流寇播乱，清军乘机入关窃据神器，王以帝胄致力匡复，备历险艰。亘十八年而所志不懈，自监国后为虏骑逼廹力竭势危，适延平以孤臣孽子之身举义金厦，奉明正朔。王之辗转渡海往依，自必能和衷协力，共谋大计。使天假以年，竭其志虑，奖率忠义，其光复旧物固在意中。以恒理度之，岂有如延平之坚忠劲节而肯伤仁背义残害明室宗亲者乎!盖其时，延平据地虽小而为倦怀故国，不甘臣虏之人心所系，清廷初主中夏，立业未固，深恐义声所播举国景从，故不惜伪撰史实以厚诬之，而乱视听动摇其人心士气耳!
    往昔余游金门，瞻王疑冢，缅怀往事，辄为之欷歔低徊而不能去。今地下之秘豁然轩露，王之死得其正已无可置疑意者。碧血丹心永留海澨，精诚所感，造物亦不得久必之，其足增重延平作忠臣义士之气为何如也!
    今世共匪之恶浮于闯献，而俄寇之处心积虑，欲假汉奸以亡中国，视当日之清廷为尤甚。我三军将士在总统蒋公英明领导之下，正仰承先烈遗志，以海外基地秣马厉兵力图兴复。而斯圹出土，适丁其时，是诚足以发扬忠义之心，恢宏志士之气，益坚反共抗俄成功之信念者矣!
    金门防卫司令官刘安祺上将军及所属将士遵总统指示，重建王墓以安忠骨，特为之记，俾彰其事焉。
    蒋经国敬撰，孔德成敬书。
    中华民国四十九年十二月榖旦(46)
    在所谓“世共匪之恶浮于闯献，而俄寇之处心积虑，欲假汉奸以亡中国，视当日之清廷为尤甚”的情势之下。蒋经国赋予鲁王墓新的文化正统意义：“而斯圹出土，适丁其时，是诚足以发扬忠义之心，恢宏志士之气，益坚反共抗俄成功之信念者矣!”因为当时台湾岛内的政治环境，碑文还置一直为史家所议论的鲁王与郑成功不和的史实于不顾，断言“自监国后为虏骑逼廹力竭势危，适延平以孤臣孽子之身举义金厦，奉明正朔。王之辗转渡海往依，自必能和衷协力，共谋大计。使天假以年，竭其志虑，奖率忠义，其光复旧物固在意中。”用心良苦，尽在不言之中。
    鲁王真冢发现并重新营葬后，对清代道光以来100多年间在地方历史解释体系中有重要位置的那个“鲁王墓”，也就必须有一个交代。据称，地方地方人士经过研讨，即呈请“行政院”批准对之进行考古发掘。1983年11月发掘工程进行，过程详见次年金门县长张人俊所撰《明监国鲁王疑墓掘考志》：
    明监国鲁王朱以海薨于金门，墓址年久莫稽，致明史有“成功沉王”之诬。清道光间，邑之士人林树梅发现此古冢，以其气局恢宏，误为王墓，而报诸于福建兴泉永巡道周凯勘考树碑；盖欲以白沉王之冤，表景怀鲁王英范之忱，砥砺民族精神志节也。后人更因而建亭封植，遂为怀古胜迹。
    迄民国四十八年秋，守军于古岗湖西构工，掘出鲁王真冢，圹志详实，昭雪三百余年“成功沉王”之冤诬。今鲁王新墓己崇建于太武山麓，而此古墓犹以鲁王疑冢并存；虑后世之混淆，度悬疑之可决，乃建议行政院文建会同意掘考，即委史学家黄典权、王启宗两教授于七十二年十一月三日来金监掘。
    依据掘出之宋元丰通宝、银镯、珠结顶架、骸骨、棺钉及朱漆碎片等项详加鉴考研析。确认为宋代命妇之墓。使此自道光以来，百余年之鲁王疑冢豁然澄释。而攸关北宋史迹之墓中人，则有待续考。
    因葬复原墓，树碑曰“宋元丰命妇之墓”，立石叙掘考经过。原有周碑、鲁亭、古迹，均予维护保存，并美化景观，藉供观游凭吊而怀古励今，当有得于心而志于道焉!
    中华民国七十三年岁次甲子孟冬榖旦，金门县江苏邳县张人俊谨识。(47)
    1983年进行的发掘应该是现代考古学意义上的专业工作，不过，以墓中出现“元丰通宝”铜钱即判定该墓为宋元丰年间墓葬，根据若干随葬品而确定墓主为朝廷命妇，在立论上均有先入为主之嫌。无论如何，经过这番工作之后，已有百余年历史的“鲁王墓”转换为“宋元丰命妇之墓”。与周碑、鲁亭等古迹一起，继续作为地方文化景观得以保护，也成为到旧金城观光采风、感怀古人的游客们的常往之地。
    四、简短的结语
    因为其明室宗藩的身份和被拥立监国的地位，在明清之际“天崩地裂”的时代，鲁王本人成为明朝法统存亡绝续的某种象征，身系礼法正统性的赓续。正因为如此，即使在抗击清军的战争中屡战屡败，即使败亡依靠郑成功后处境窘迫，即使其生命最后十余年间流亡、寓居的是金门、南澳这些东南沿海荒僻的小岛，但当时和以后三百年余年间，史家、文人和政治人物一直对他的生命历史保持关注，关于他在金门活动的历史记忆被一再重塑，不断赋予新的文化意义。
    明末清初，关于鲁王的记载主要保存在野史、笔记和其他私人撰述中，能亲历其事者寥寥可数，道听途说者居多，因而鲁王故事充满了矛盾和揣测。当时鲁王在金门一带的活动，被置于晚明政权与清王朝生死抗争，关系到国家存亡、正朔存续的“大历史”框架下被解释和理解。其对于金门地方历史解释的意义，基本上不被关注。
    清朝中叶以后，王朝对南明历史描述的禁锢逐渐宽松，金门本地文人与地方官员配合，以所谓“鲁王墓”的发现和重修为契机，结合纂修《金门志》的机会，重新建构关于鲁王的历史记忆，将鲁王故事嵌入金门地方历史的解释体系。在东南沿海相对边远的地域，地方文人尽力将具有国家正统文化象征的历史人物(特别是皇帝或具有类似身份者)的活动与本地历史解释相联结，是相当参见的现象，更著名的故事是浙、闽、粤沿海地区广泛流播的关于南宋昺帝的各种版本的传说和所谓“遗迹”与“后裔”的大量存在。
    民国时代金门关于鲁王的记忆，似乎更深地被涂上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印记。20世纪30年代鲁亭的修建，可被视为对当时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政治局势的一种反应，牵涉其中包括了国民政府最高当局、地方官员、本地士绅和普通百姓等不同的层面。而50年代末、60年代初以鲁王真冢的发现和迁葬为中心所出现的一系列政治、文化与学术表达，反映的当然是“冷战”背景下的政治期待和文化愿景，鲁王与金门关系的历史文化意义，有心无意之中又被重新解释了一次。
    注释：
    ①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页727。
    ②张廷玉等：《明史》卷115，列传第三，中华书局，1974年版，页3548。
    ③关于明代的监国制度，可参见徐卫东：《明代王位继承中的监国》，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明史研究室编：《明史研究论丛》第6辑，黄山书社，2004年版，页501～516；尹霄：《明代监国制度探析》，载《福建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页66～69。
    ④翁州老民：《海东逸史》卷4。
    ⑤钱秉镫：《拟上行在书》，载《藏山阁文存》，书疏。
    ⑥⑧(23)(26)邵廷采：《东南纪事》卷2，鲁王以海。
    ⑦可参见李三谋：《顺治初年鲁王“监国”政权在浙江失败的内因》，载《浙江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页90～94。
    ⑨邵廷采：《东南纪事》卷11，郑成功。
    ⑩徐鼒：《小腆纪年》卷18，顺治九年春正月。
    (11)邵廷采：《东南纪事》卷11，郑成功上。
    (12)郑亦邹：《郑成功传》，载《台湾文献丛刊》第67种，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0年版，页13。
    (13)李天根：《爝火录》卷23，顺治十年五月。
    (14)(19)查继佐：《鲁春秋》，监国纪。
    (15)徐鼒：《小腆纪年》卷18，顺治十年三月。
    (16)夏琳：《海纪辑要》卷1。
    (17)邓传安：《蠡测汇钞•附录》，陈光录传。
    (18)徐鼒：《小腆纪年》卷19，顺治十四年正月。
    (20)徐鼒：《小腆纪年》卷18，顺治十一年正月。
    (21)邵廷采：《东南纪事》卷2，鲁王以海；黄宗羲：《赐姓始末》，鲁纪年卷上，监国鲁王。
    (22)李天根：《爝火录》卷27，顺治十四年。
    (24)连雅堂：《鲁王迁澎辩》，见《雅堂文集》卷1，论说。
    (25)张煌言：《张苍水诗文集》，奇灵草。
    (27)邓传安：《蠡测汇钞》，海外寓贤考。
    (28)参见卓克华：《金门鲁王“汉影云根”摩崖石刻新解》，卓克华：《从古迹发现历史》，兰台出版社，2004年版，页281～318。
    (29)卢若腾：《岛噫诗》。
    (30)参见光绪《金门志》卷12，人物列传，宦绩。
    (31)邵廷采：《东南纪事》卷12，郑成功。
    (32)周凯：《明监国鲁王墓碑阴》，该碑仍立于原址。
    (33)周凯：《明监国鲁王墓考》，载《内自讼斋文选》卷6。
    (34)光绪《金门志》卷12，人物列传四，文学。
    (35)光绪《金门志》卷首，周序；金门志纂辑姓氏。
    (36)光绪《金门志》卷4，书院，浯江书院规条。
    (37)光绪《金门志》卷2，山川。
    (38)林文湘：《鼓冈湖春禊序》；光绪：《金门志》卷14，艺文志。
    (39)光绪《金门志》卷10，人物列传，文学。
    (40)光绪《金门志》卷4，书院。
    (41)本文所录鲁墓、鲁亭碑铭、楹联等，除注明出处者，均为笔者现场抄录所得。
    (42)黄钟琴、夏廷棫：《金门明监国鲁王墓》，载《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6集第29期，1929年2月，页47～50。
    (43)光绪《金门志》卷10，文学。
    (44)刘占炎：《明监国鲁王墓发现经过》，载《台湾风物》第10卷1期，台湾风物杂志社，1960年1月版，页31～33。
    (45)胡适：《跋金门新发现〈皇明监国鲁王圹志〉》，载《台湾风物》第10卷1期，页38～41。
    (46)碑文为笔者现场抄录所得。
    (47)该《掘考记》立碑于所谓“宋元丰命妇之墓”前，碑文为笔者现场抄录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