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过进贡赢得中国最高统治者的好感,是利玛窦开创的传教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利用《宫中进单》中的传教士进单,总结出乾隆朝西洋传教士的三种进贡类型:一是通过地方官员的进贡,二是新到京传教士的进贡,三是在京传教士以臣下身份在节庆时的进贡,进而指出进贡是传教士的一种集体行动,并探讨了传教士在乾隆朝特殊环境之下进贡时的憎恨、企盼,甚至感激的心理。本文结合其他材料,通过进贡透视了乾隆皇帝的西洋品味,着重探讨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对西洋奇物的好奇,二、对西洋器物的广泛兴趣,三、对西洋绘画的持久兴趣。进贡是一种交往形式,进贡中传教士与乾隆皇帝各怀目的,但进贡本身已注定不是一种平等的交往,一切都由乾隆皇帝所决定。

[关键词]传教士　乾隆皇帝　进贡　西洋品味

　　从明万历时期起,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教采用了“文化适应策略”:读华书、穿华服、行华礼、奉华俗。这种策略中有一重要方面,就是走“高层路线”,直接与明最高统治者———皇帝打交道,其中进贡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西方奇器赢得了万历皇帝的好感,利玛窦(Matteo Ricci)因此定居北京,可以说贡品开创了在中国传教的新局面。此后,传教士的进贡沿袭不辍。①本文着重考查乾隆时期的传教士进贡问题,同时从中管窥乾隆皇帝的西洋品味。

一、史料与“正名”

本文所用的史料主要是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档案《宫中进单》,同时利用了近年出版的《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以及《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等资料。②笔者1995年查阅《宫中进单》时,发现乾隆朝有一些西洋传教士的进单,当时感到“不一般”就做了抄录。在探讨乾隆朝进贡的资格问题上,也将“西洋人”作为其中的一种。③除此之外,没有对此种进贡做一步的探讨。现将抄录的十三份进单的一些内容撮要列表如下:

表1　《宫中进单》乾隆朝传教士进贡一览表

　　对于以上材料,特别说明的是,其中第9、10两件,在内务府造办处档案中亦有记载,以前有学者曾经查阅利用过④,现在又收录在《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⑤当然两者毕竟不是同一种材料。《宫中进单》是原始的贡品进呈清单,而后者是造办处的另行抄录(当然也是原始档案)。此外的数份进单,就笔者所见,学界还未曾利用过。⑥

“正名”,乃是正“进贡”之名。在中西关系上,特别是清前朝,“进贡”是极敏感的词汇。清廷对于来华之使节,不论是各国还是罗马天主教教宗所派,都称为“入贡”。例如,雍正四年(1726),葡萄牙国王派大使来前,雍正皇帝就说:“葡萄牙国王派一个使团来是为了进贡,难道是为了做贸易的吗?他惟一的目的是来向朕请安,祝贺朕登基的。”⑦而大使抵华后就派信使呈给雍正皇帝一封信,“暗示他不是国王派来的进贡的大使,他请求皇帝陛下向官员们下达有关与之相宜的命令。”身为翻译的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特别记述说,清廷有人“还问我在欧洲这两个中国字有什么意思,我说:这两个字不好,它们的意思是贡品、欠债、负担、从属”⑧。

以上资料极好地刻画了双方的态度,表明了“进贡”对于西洋人是多么的敏感!当然以上的“进贡”比较特殊,因为大使所代表的不是个人,而是国家。那么对于这些传教士的这种个人行为,怎样判定他们是否进贡呢?

《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前言”中,介绍了该书所辑录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中的相关档案,在“文种”介绍中特别提到了“西洋传教士上给中国皇帝的礼单”。第一册彩色图版5的说明是:“西洋传教士戴进贤所进西洋奇器礼品清单”,而目录页对此文件定名为:“西洋人戴进贤巴多明徐懋德德里格等进西洋奇器礼单”,礼品绝非贡品,因此也不是进贡。但对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李俊贤(P. Hub. De. Mericourt)、潘廷璋(Joseph Panzi)呈递物品的文件,则定名为:“西洋人李俊贤、潘廷璋所进贡物清单”,又肯定是进贡。

清人将传教士的进单与当朝大臣的进单置于一处,两者没有什么区别,都是进贡,清人也是这样措词的,当时进单的夹条或封套就书写有“新到来西洋人进单”等字眼。那传教士自己如何看待呢?

先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作为“利玛窦规矩”开创者的利玛窦,他上呈给万历皇帝的是“贡献方物疏”,所上物品单是“贡献物单”。奏疏开头即说“大西洋国陪臣利玛窦谨奏,为贡献土物事。”中间云:“伏念堂堂天朝,方且招徕四夷,遂奋径趋阙廷,谨以原携本国土物……陈献御前。此虽不足为珍,然出自西贡,至差异耳,且稍寓野人芹曝之私。”奏疏最后说:“倘蒙皇上不弃疏微,今臣得尽其愚。臣不胜感激待命之至。”⑨

仅从文字上可以看出,向“皇上”称“臣”,此中的“从属”关系至为明显,而那进呈之物也就是“贡品”无疑了。入清后,顺治元年(1644)七月,汤若望(Jean Adam SchallVon Bell)也以“臣”的身份向清廷呈递贡品。○10

我们能从表1中的“注备”栏看出,乾隆时在京的传教士都是以“臣”的身份自居的;而乾隆时期新来京的传教士,都是答应愿来京为朝廷服务的,因此可以肯定地说,这种物品呈献就是进贡。

二、对于进贡的初步考察

从表1提供的信息看,乾隆时期传教士进贡可以分为三大类:一是通过清朝官员的进贡;即表1的第6件;二是新到京传教士的进贡,包括表1的第7—13件;三是在京传教士以臣下身份在节庆时的进贡,包括上表的第1—5件。

(一)通过清朝官员的进贡

从形式上看,这种方式的进贡在康熙时期就有。○11表1中第6件,即乾隆三十一年(1766)这次,进单中只是笼统地说代西洋人进贡,未明言何人,这里只能做一猜测。传教士巴新(Louis Baniz)是乾隆三十年到了广州,第二年汪洪达(Jean-Mathieu de Ventavon)又到了广州○12,或许是他们所进,更可能是巴新所进,因为在乾隆三十年,乾隆皇帝知道了巴新“专治外科”,且郎世宁也称其愿来京居住,因此于该年十二月廷寄杨廷璋,令派人护送至京。○13

就此次代进贡而言,还有一背景,就是乾隆三十一年署两广总督杨廷璋上奏有关西洋人往来书信一事。军机大臣覆奏时,援引乾隆二十四年(1759)时任两广总督李侍尧时的定例,重申:“嗣后西洋人来广,遇有愿进方物及习天文、医科、丹青、钟表等技,情愿赴京效力者,在澳门则令其告知夷目呈明海防同知,在省则令其告知行商呈明南海县随时详报总督衙门代为具奏”。其中特别提到了进贡。

也正是在背景之下,在广东的西洋人才专门呈递了方物。○14但目前也仅见一例,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此种进贡不多,究其因在于,传教士中不愿进京者不会主动暴露身份,而那些愿来京者,因为见皇帝时也要进贡(即下面要讨论的第二种进贡形式),因此也无必要多此一举。例如乾隆四十九年(1784),署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孙士毅奏汤士选及其门徒刘恩永、戴国恩情愿赴京效力并自备土物进呈,三人将土物带至孙士毅处检点,后孙士毅委员伴送赴京。○15

还有一种可能是杨廷璋自己编造代西洋人进贡,以表示西洋人响应上谕。好在,乾隆皇帝对此不加追问,收入贡品了事。

(二)新到京传教士的进贡

蒋有仁(Michel Benoist)在一封信中写道:“奉皇帝之命前来北京的传教士们抵京后不久就要被引见给陛下;然而您或许不知道,面见陛下时还按惯例须向他进呈礼品。”○16在这里需注意的是,蒋有仁使用了“惯例”一词。根据已有的研究,乾隆朝有二十多个年份都有传教士抵京○17,但《宫中进单》此类新来西洋人进贡才七次。应该说,《宫中进单》的收录不完全,其他的材料也说明了这点。

比如,乾隆十九年(1754)新来的传教士赵加彼(Gabriel Boussel)和吴君(PierreFoureau)于七月二十九日(9月15日)到京,八月初三日(9月19日)在圆明园晋见乾隆皇帝,呈递礼物。○18

另外,有学者在档案中找到了其他新来传教士的进单,其中有乾隆十八年四月十四日(1753年5月16日)传教士林德瑶(Joao deSeixas)、张继贤(Inacio Francisco)的进贡。○19

这种新来传教士见皇帝进贡的作法至迟也可以在康熙时找到。○20但何时作为一种“惯例”的,还有待于考察。

(三)在京传教士以臣下身份在节庆时的进贡

清朝惯例,每逢节庆场合,如宫中三大节(元旦、冬至、万寿),以及端午、中秋,还有皇太后的千秋节等,京内外大臣都要进贡。○21这自然也包括供奉宫廷的传教士们。《宫中进单》收录五次传教士此类进贡。其中四次是庆祝乾隆皇帝的“万寿”,一次是皇太后的“万寿”。这种节庆进贡在康熙时期也能找到,例如康熙五十二年(1713)康熙皇帝六旬万寿时,臣工进贡,就包括了西洋传教士。○22《清中前期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所收录的戴进贤、巴多明、徐懋德、德里格等人的进单,也是庆祝雍正皇帝万寿的进贡。○23

目前的材料似乎说明了传教士多是在皇帝万寿时进贡,是有选择性的,因此就进贡场合和次数来说根本无法与其他大臣相比。○24

表1所列此类进贡只是截止到乾隆二十一年(1756),但据有关材料记载,乾隆五十五年(1790)乾隆皇帝八旬万寿时,还有传教士进贡。○25

以上只是对乾隆朝传教士进贡的简略分类。下面再分析两个问题,一是,传教士有的虽是以个人名义进贡的,但实际上是集体的行动。乾隆时期,来京传教士多是在京传教士所推荐,因此后者就要为前者负责,包括进贡的备办,这与清朝大臣们一般自己办贡不同。在此举两条材料:

乾隆十九年(1814)传教士巴多明上折请求乾隆皇帝同意将两位来华的传教士召到宫中。乾隆皇帝同意了他的请求。当巴多明带领赵加彼和吴君前往圆明园见乾隆皇帝时,“携带我在他们到达之前已准备好的礼物,因为我清楚已故的龚当信神父从未从巴黎带来任何稀奇和珍异的礼物”○26。

乾隆三十七年蒋有仁为备办李俊贤、潘廷璋的贡品,更是煞费了一番苦心:“新来者们的各种礼品中有一架新发明的漂亮的望远镜,这是贝尔坦(M. Bertin)去年寄给我们的……礼品中还有一幅潘廷璋修士的画以及我们的总会长(Superieue general)费若瑟神父(Joseph-Louis le pere Lefevre)从广州寄来的一台抽气机。这是给皇帝的礼品中最出色的几件。”○27在另一处,蒋有仁特别提到,这抽气机“是以他们两人的名义进献的”。○28

表1中乾隆十六年为祝贺皇太后六旬万寿,二十二名在京的传教士们共同署名一起进贡更是说明了这是一次集体行动。二是,进贡是一种很特殊的交往形式,上面已从形式上为进贡“正名”,下面着重考察一下进贡人的心理。

乾隆皇帝继承了雍正皇帝的严厉禁教政策。传教士钱德明(Jean-Joseph-Marie Amiot)论述得十分精辟:“自传教士在此立足以来,没有任何一位皇帝比当今在位的皇帝更多地利用传教士们的服务,没有任何一位皇帝比当今在位的皇帝更为虐待他们,也没有任何一位皇帝比当今在位的皇帝更多地压制他们所信仰的神圣的宗教。”○29

乾隆朝教案频发,除了对在京的传教士网开一面外,对于在地方传教的严厉禁止。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中,北京的传教士向乾隆皇帝进贡,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

乾隆十六年皇太后六旬万寿,在京传教士共同制造了“万年欢”的机械装置,敬献给乾隆皇帝,对此钱德明的解释最为直白:“在利用这一机会而奉献的礼物中,便有在世界四大洲所拥有的最珍奇和最罕见的宝物。欧洲人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由于那些在朝廷中的人,仅仅是以数学家或艺术家的身份被接受,所以他们希望自己的礼物能与各自的尊号相宜,也与皇帝的情趣相符……我们为了宗教的利益,而试图博得皇帝的恩庞,并为他作出有利而又必要的效劳,以鼓动他即便不是支持我圣教,至少也是不再迫害他,并允许天主的使者们能自由地向那些希望并倾心聆听他们的人宣讲耶稣———基督。”○30

传教士很清楚:“首都的传教事业之所以能够幸免于难,则是因为受惠于在京传教士所拥有的技艺以及皇帝对他们的保护”。○31这应该是为什么在京的传教士不停地向乾隆推荐新的传教士来京并通过进贡,通过向皇帝服务从而赢得好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而在教案盛行之时,在京的传教士将进贡作为赢得皇帝的好感,可以说是从侧面为外省的传教士提供了帮助,正如同传教士所说:“倘若我们不善于利用在北京享有小小声望为外省传教士提供某些帮助,那么在北京留这么多人又有何用?”○32

身为清朝钦天监监正的刘松龄(Augustvon Hallerstein)在乾隆十三年(1748)进贡祝贺万寿,表面上似乎是众多进贡官员中的一个而已。实际上,这一年浓云密布,始于乾隆十一年(1746)福建的教案一步步升级,迫害传教士和基督教有增无已,连刘松龄本人也曾被叫到刑部,“因为给天主教徒发放了一些书籍和画册,鼓励他们信教。但皇帝保护了我们,没让审判。”乾隆十三年发生的许多事情,例如孝贤皇后之死以及清廷在金川之役损兵折将,都被刘松龄视作上帝的报复,并且将乾隆皇帝视作“受到诅咒的人”○33。

然而,正是乾隆皇帝对这些“数学家”、艺术家的保护,这些传教士才可以在北京自由活动,进行传教。在他们的书信中,很多这样的记载:“我们在此进行宗教活动是多么自由,皇帝对此又是多么慎重。”○34“若不是皇帝特别保护,我们准会被全部撵走。”○35“我们处于迫害的威胁之下,有人想对传教士也加以迫害,不过宫廷予以反对。”○36在传教士看来,这应是他们向乾隆皇帝提供服务也包括进贡所带来的效果。从这一点也可以解释他们的进贡动机,可能有时传教士们对于乾隆皇帝甚或有一些感激之情吧。

传教士正是在乾隆皇帝的利用、迫害之下,为了传教而努力赢得其好感的情况下进贡的。这应该是进贡问题上传教士的真实写照。

三、从贡品看乾隆皇帝的西洋品味

从上面可以多少体味出传教士在进贡时的憎恨、企盼,甚至有时有感激在内的心理。有意思的是,清廷一般大臣的进贡心态也是一个复合体,更多的是一种无奈,但也有个别大臣则视将进贡视为赢得乾隆皇帝好感的一个途径○37,但这一切背后有一种因素起着很关键的作用———这就是乾隆皇帝的情趣与品味。许多大臣进贡的是玉器、古玩、字画、紫檀等物,这些都是乾隆皇帝所喜爱的,也有大臣进贡西洋钟表等物,因为乾隆皇帝有着浓厚的西洋品味○38,而在朝的西洋传教士们进贡的更是精心准备的西洋奇器,这就为我们考察乾隆皇帝的西洋品味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窗口。

《宫中进单》进单中所包括的西洋物品,多种多样。限于篇幅,这里只选一例,乾隆三十三年六月初四日(1768年7月17日)新到来西洋人赵进修(Francois Bourgeois亦名晁俊秀)、金济时(P·J·-Louis·Collas)的“土物单”(贡品前的序号系笔者所加):

1、西洋五彩花大布贰疋

2、西洋红花紫花小布贰疋

3、西洋磁花罐壹对

4、西洋磁香炉壹个

5、西洋白磁胎人兽叁件

6、西洋看画显微镜壹件

(连西洋铜板画廿张)

7、西洋风琴壹座

8、西洋新法铜板画如笔画成壹张

9、西洋新法铜板画如红铅笔画成拾张

10、西洋新法三寸千里镜壹个

(三寸千里镜视远如旧法八九尺千里镜)

11、西洋珐珠荷包壹个

12、西洋金线银线贰子

13、西洋金丝花边叁盘

14、西洋金镶玻璃贰个

15、西洋黑香贰匣

16、西洋榔膏贰瓶

17、西洋刀子肆把

18、西洋剪子伍把

根据原进单,上述贡品中驳回不收的贡品有: 1、2、7、13、14、15、16、17;全收的贡品(包括处置、派发地点)有: 3、4、5“交造办处配座”; 6、8“交圆明园水法”; 10未有派发地点, 11“元(即圆明园———笔者)百什件”; 12“内殿”。部分收取的是物品18:“上留二把、赏皇贵妃一把、交懋勤殿一把,其余一把不收”。物品9:“收四张,交造办处配匣,其余六不收”。

在进贡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皇帝对于贡品的“赏收”与“驳回”。进贡的本意是“任土作贡”,皇帝酌量赏收,以联上下之情而已。○39因此,即使喜欢贡品,但碍于情面,皇帝常常是有收有驳。表1所列贡品的赏收与驳回是通行的作法。有学者认为:乾隆皇帝“自己却是来者不拒,只要有西洋人进献奇器、奇物,一概收留,而且从未有只收一二色的情形。”○40这是想当然的看法。

传教士对于贡品收驳的作法是很清楚的:“献给皇帝的珍奇物品往往或是被拒收,或是收下后被送进库房———在那里因不被使用而遭遗忘。”○41

有必要说明的是,乾隆皇帝在收受西洋人的贡品之后,还要赏给每个进贡人一些物品。○42这是一般大臣没有的待遇。正因为收驳是惯常作法,因此仅通过数字的比较来说明乾隆皇帝的喜好是不够的。另一方面,今天我们在《宫中进单》所看的到只是贡品的名字而已,不可能知道其性状,因此,还必须结合其他材料来说明乾隆皇帝的西洋品味。

(一)对西洋奇器的好奇

乾隆十六年(1751),为祝贺皇太后六旬万寿,在京二十二名传教士共同向乾隆皇帝进贡,其中就有著名的“万年欢”的机械装置。这件精心制造的西洋奇器,投乾隆皇帝之所好,乾隆皇帝甚是喜欢,为此还重重赏赐了西洋人。这件事流传很广,成为中国天主教传播史的一个亮点。○43

这里主要介绍乾隆三十七年(1772)李俊贤、潘廷璋所进两种贡品:“新法远镜”和“验气筒”。对于“新法远镜”,进单上特别说明:“远视便捷,其长一二尺,可抵旧法一二丈有余”。“验气筒”的标注是:“验气应用鱼缸、鸟笼、铜铃、铜管等物,大小共二十六件,验气应用玻璃罩筒等物大小共二十五件,俱有图样并解说。”

这两样东西,乾隆皇帝都收下了。根据中文档案,乾隆皇帝很欣赏这“新法远镜”,当时就下旨:“此次西洋人所进之物内新法远镜甚好,除照例赏给大卷五丝缎二疋、八丝缎四疋外,各加赏大卷缎一疋。再蒋有仁办理西洋人所进之物甚好,亦赏给大缎一疋。”○44乾隆皇帝对西洋奇器的喜爱,跃然纸上。

蒋有仁则对此有更为详细的记述:“皇帝尚未决定收下望远镜,他先要了解这是何物,有何用处。”蒋有仁被派去进行解释,在场的太监和其他大臣对望远镜都很满意,皇帝用完餐后,一切安排妥当,“太监们便请他当场试验,君主感觉到这架望远镜比他见过的都要好。他派两名太监带着它随时跟在后面并吩咐我教他们使用和操作方法。”○45

望远镜的事并未结束,蒋有仁还记述道,乾隆皇帝对这新的望远镜装备提出了自己的“改动”看法,蒋有仁耐心向他讲解,提及科学家牛顿(Isaac Newton)曾制作过望远镜,思路和乾隆皇帝所说的相同,但还是存在缺陷。最后蒋有仁说:“陛下十分赞赏欧洲人的创造才能,尤其赞赏发明了这种新望远镜并发明了这样一种装置,这种装置能使望远镜快捷地移动以便对准种种物体,而且能对选定的物体作不限时的端详。”乾隆皇帝还关心这“是否已经有过一些,是否已带到过中国”。蒋有仁回答说,这是新的发明。○46

蒋有仁对于验气筒的准备极为尽心:“至于验气机,我已经工作了几个月,将其调试妥当,还以中文撰写了原理和使用方法,我挑选了其中约二十项最新奇的用途让人用中国墨水绘制了使用说明图,这些说明订成了一个小册子,在机器进呈皇帝前就要送他御览”。○47乾隆皇帝对此也兴趣浓厚,“我还奉旨于严寒稍退时去那里(指圆明园———笔者注)教四名太监使用两位新来的传教士跟前进行操作时,我要向陛下解释抽气机的性能和作用。”○48

第二年,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初九、初十日(1773年3月10日、11日)两天,乾隆皇帝来到如意馆,让蒋有仁解释每一种空气的压缩、膨胀及其性能的实验,还希望知道“机器内部是如何运作的”。乾隆皇帝离开后还令将机器送到他那里,重复做过的实验。第二天,乾隆皇帝再次前来,蒋有仁拆开机器,向他“解释了各种阀门、活塞、开关等等的作用”。

乾隆皇帝很快就明白了气门阀的活动原理。安装机器后,重新进行实验”,“皇帝听罢对前几项实验的解释后便自行解释后面的实验以自娱。”乾隆皇帝还询问了气压计水银柱变化的原因。后又做了空气弹性和膨胀性的实验,“这一连串实验很中皇帝的意,在长时间的实险过程中他始终站在离机器很近的地方,实验结束后,他回到了自己的房中并命人把机器送到那里。”○49

令蒋有仁意想不到的是,乾隆皇帝还专门将他所起的“验气筒”,改名为“活气筒”,是因为“活”字更为“雅典”,而且“在古籍中是用这个字来表示天体观测和用以根据不同样季节确定不同农活的其他的观测的”。乾隆皇帝对这“活气筒”十分喜欢,曾让后宫妃嫔等观看实验。“这些实验必须重复地做,因为陛下继续乐此不疲,而且总让我详细解释。”有一天活气筒被送到一幢西洋楼,以便与集中于此的许多欧洲珍奇物品一起保管。

“次日,这位君主为了表示他对初次见到的这架抽气机的满意,又给了李俊贤、潘廷璋修士(这架机器是以他们两人的名义进献的)三大匹丝绸———他们每人一匹,另一匹是给我的”。○50

从以上可以看出,乾隆皇帝对于西洋奇器的兴趣是多么的浓厚。那么乾隆皇帝对望远镜、对于抽气机的好奇,是否能上升到对西方科学的高度呢?根据前引蒋有仁的记述,乾隆皇帝也应该是中国人最早听到大科学家牛顿名字的人之一吧!蒋有仁也曾明确记述:“他在这方面的好奇心使他就各种天体现象向我提出了无数的问题。”“皇帝对观察天体的方法问了我许多问题”○51。蒋有仁所公开的他和乾隆皇帝的多次对话,其中就有很多有关西方科学的。○52

法国学者詹嘉玲认为康熙皇帝利用西学进行对帝国的控制○53,应该说乾隆皇帝也有利用西方传教士绘制地图对其服务,进行帝国控制的一面,但从表面上看,他对于西方物品的兴趣,在器物层面似乎表现得更为直白、明显。○54和乃祖康熙皇帝相比,乾隆皇帝没有进行勾股演算、星位测量等等。蒋有仁曾记述到,当乾隆皇帝向他解释了好几个常见的天体现象,“我不曾料想,一个日理万机的君主能把此类问题说得如此清楚和准确。我对一位内宫太监表示了我的惊讶随后问他皇帝是否有时间学习此类知识,太监答道:皇上哪有空闲啊!”○55

(二)对西洋器物的广泛兴趣

乾隆皇帝对于西洋器物有广泛的兴趣,蒋有仁就记述在乾隆皇帝休闲时常去的几个宫殿中不但有挂毯,而且“还有镜子、绘画、座钟、分枝吊灯及他们欧洲拥有的其他各种最珍贵的饰物。”○56

这里只是通过《宫中进单》所载贡品的视角,结合造办处的档案对此做一说明。乾隆皇帝赏收贡品,同时指定贡品的拨发地点,其中一些是“造办处”。现在乾隆时期造办处的档案业已全部出版,正可以按图索骥。需要说明的是,造办处只是奉旨承办活计,因此只有乾隆皇帝将物品交于造办处并下旨交待处理的,才有可能在造办处档案找到相关的材料。

乾隆三十一年(1766)十二月记事录:十五日催长四德、五德来说,太监胡世杰交西洋磁花瓶一对、西洋磁花尊一件、西洋白磁胎狗一对西洋婴孩玩意一对。交新水法殿陈设。钦此。于本月二十五日舒敏将西洋花瓶等大件持进交水法殿陈设迄。○57

乾隆三十一年十二月皮裁作:

十一日,催长四德、五德来说,太监胡世杰交西洋法珠花三支。传旨着拆开改小支交进。钦此。于本月十八日太监王朝凤将改过小支西洋穿花,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着添铜挺、铜丝攒凑戴花。钦此。于本月二十日,催长四德、五德将改做戴花九支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进讫。○58

造办处档案没有说明上述物品的来源,实际上来自乾隆三十一年巴新、汪达洪的贡品。乾隆三十三年(1768)造办处油木作六月档案中记载:

初四日,催长四德、笔帖式富呢呀汉来说,太监总管王常贵交西洋磁花罐一对(一件盖破)、西洋磁香炉一个、西洋白磁胎人兽三件。传旨著配座,其炉配盖。钦此。

于本月初六日催长四德等将香炉一件配得座盖样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照样准做。钦此。

于本月初十日催长四德等将西洋磁花一对,画得座纸样一张,西洋白磁人物三件配得木座样一件,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俱照样准做。钦此。○59

乾隆三十三年六月匣作:

初四日催长四德、笔帖式富呢呀汉来说,太监胡世杰交西洋铜板画四张。传旨:配玻璃罩匣装。钦此。

于二十七日库掌四德等将西洋铜板画四张配得玻璃罩盖匣盛装,交太监胡世杰呈进讫。○60

上述的记载,正是乾隆皇帝对赵进修、金济时的一部分贡品的处置,可以参见上文所开列进单贡品。

乾隆三十四年(1769)造办处记录事:

十月初三日,库掌四德、五德来说,太监胡世杰交西洋借光镜一件。传旨交如意馆,着西洋人将借光镜如何用法之处认看收拾,俟驾幸圆明园时伺候呈览。钦此。

于本月初四日唐阿僧保将西洋借光镜一件,送赴如意馆交讫。○61

造办处匣作于乾隆三十四年十月:

初三日库掌四德、五德来说,太监胡世杰交西洋金银花缎囊大小三件(内一件盛两样铜板画十四张)、榔膏狗四件。传旨将花囊配一面玻璃匣一件,榔膏狗四件亦配一件,俱查旧匣改做盛装,得时摆水法殿。钦此。

十一月初四日,库掌四德等将面洋金银花缎囊三件、榔膏狗四件,各配得一面玻璃匣,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进讫。○62

以上是对乾隆三十四年十月严守志、梁栋材所进贡品的处置。

上面只是乾隆皇帝收下的西洋贡品的一部分,但上述材料却鲜活地说明了,乾隆皇帝在万几之暇,对于各式小件的西洋器物的处置极为关心,这或许更能表现出他的西洋品味吧。

(三)对西洋绘画的持久兴趣

对于乾隆皇帝的西洋情趣,钱德明在乾隆十九年(1754)有着精辟的观察与论述:这位君主的爱好就像季节一样多变。

他原先喜欢音乐和喷射的水柱,现在则喜欢机械装置和建筑物。惟有对绘画的偏爱几乎没有变化。皇帝也可能会重新喜欢他曾经喜欢过的东西……○63

传教士也分析,乾隆皇帝器重传教士的原因之一,就是“特别爱好绘画”○64,而传教士恰恰可以提供此等服务。这里结合潘廷璋的例子,对乾隆皇帝对西洋绘画兴趣的持久性做一诠释。

乾隆三十三年(1768)在清宫中工作了二十五年的王致诚(Jean-Denis Attiret)病逝,而此时,清宫中只有两位西洋画家了,一位是艾启蒙(Ignace Sichelbarth),另一位是贺清泰(Louis de Poirot),“新的损失使我们盼望新画家的到来”,○65而艾启蒙不幸又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中风。

蒋有仁等推荐了画家潘廷璋。在精心策划的贡品中,就包括了潘廷璋所画的人物像。这幅画像在“进单”中位列所有贡品的首位,无疑是让乾隆皇帝对潘廷璋的画技,以及他擅长画人物像有一个直观的感受。蒋有仁向宫中介绍潘廷璋时,说他“善喜容、人物、山水等”○66。这里蒋有仁也将“喜容”置于“人物、山水”之前。

果不其然,贡品呈览的每二天,乾隆皇帝就下旨:“新到西洋人二名着在启祥宫行走。”○67据蒋有仁的记述,乾隆皇帝当时是让潘廷璋画一幅肖像。○68这里再用中文档案材料,从乾隆皇帝所交派绘画任务的角度加以说明,列表如下:

表2　乾隆皇帝交派潘廷璋绘画一览表

　　潘廷璋在清宫中的地位自然无法与郎世宁、王致诚和艾启蒙相比,但从表2还是或多或少可以看出乾隆皇帝对西洋画的兴趣持久不衰,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是否能说,潘廷璋本人就是敬献给乾隆皇帝的特殊“贡品”呢?

结语

作为利玛窦传教策略表现之一的进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传教士与清帝关系的一个晴雨表。康熙朝是传教的黄金时期之一,特别是康熙南巡时在地方接见传教士,传教士向康熙皇帝进贡的事例极多。○69而这以后,这种形式的西洋人进贡———我们可以称之为“路贡”,就再也未曾发生过。

进贡是一种交往形式,传教士为进贡处心积虑。传教士在解释乾隆皇帝对于在京传教士的保护时,甚至还归为乾隆皇帝童年时的见闻:“他的祖父康熙把他当做掌上明珠,每当康熙在宫中接见欧洲人或接受他们的礼品时,他总是要把这个皇孙带在身边。”○70从今天的历史认知来说,这不是事实;但这恰恰说明了传教士对于乾隆皇帝与进贡关系的认识,说明了传教士为什么重视进贡。

传教士通过进贡,希冀赢得并扩大其生存、乃至传教空间,但在乾隆皇帝眼中,西洋传教士的进贡只是满足其西洋品味的绝好的物品来源罢了。进贡绝不是一种平等的交往形式,如同对于贡品的收与驳全部掌握在皇帝手中一样,在乾隆朝的具体历史情境之下,传教士进贡所承载的意义也是由乾隆皇帝早已决定了的。

①《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和《正教奉褒》等记载了明清时期传教士进贡的史料,康熙朝尤其丰富,人们已往研究对此也曾予引用,例如吴伯娅《康雍乾三帝与西学东渐》每三章第三节之“家人父子”,294—303页,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2年版。本文引用《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正教奉褒》均系《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外三种)》版本,韩琦、吴校注,中华书局2006年版,所标页码是该书页码。

②《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共六卷,大象出版社;前三卷, 2001年版;后三卷, 2005年版。《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共四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中华书局2003年版;《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已出五十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③可以参见拙文《清乾隆朝王公大臣官员进贡问题初探》,《清史研究》1996年第1期。

④例如鞠德源《清代耶稣会士与西洋奇器(上)》,《故宫博物院院刊》1989年第1期。

⑤《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第四册) 425件, 345—346页; 436件, 355—356页。《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50册) 829—830页。前者就是源自后者。

⑥例如,鞠德源参考利用许多中外文资料,特别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档案编成的《清宫廷画家郎世宁年谱———兼在华耶稣会士史事稽年》一文(《故宫博物院院刊》1998年2期),是笔者所见对于郎世宁在清宫生平事迹最详细的记录,但作者显然没有看到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于乾隆十五年(1750)、十六年(1751)、十八年(1753)、二十一年(1756)这四次进贡的材料。

⑦《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Ⅲ), 238页。

⑧《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Ⅲ), 230页。

⑨《熙朝崇正集》, 19—20页。

○10《正教奉褒》, 279页。

○11康熙四十八、九年(1709、1710)时,地方上的传教士通过地方督抚等向康熙皇帝进贡了大量的葡萄酒,可以视作这种形式的进贡。参见吴伯娅《康雍乾三帝与西学东渐》, 308—313页。

○12《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Ⅴ), 207页。

○13《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第一册), 254页。

○14《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第一册), 254页。

○15《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第一册), 402—403页。孙士毅在奏折中就称土贡的呈送方式是由杨廷璋奏准的。

○16《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Ⅵ), 15页。

○17陈玮《乾隆朝服务宫廷的西方传教士》一文依时间先后列有乾隆朝来华的传教士名录,见《“西学与清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册), 527—539页,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 2006年北京。我们也可以用《宫中进单》的材料来对陈文中的问题进行纠正,如陈文将汪达洪来京定为三十六年(1771),误,实为三十一年(1766)。再比如窦云山、慕王化实已于五十七年(1792)由广东巡抚郭世勋送至京,但陈文错置于嘉庆六年(1801)。而李俊贤、潘廷璋也被陈文置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到京,应是三十七年(1772),应注意的是,两人进贡日期是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换算成西历是1773年1月18日,进京日期也应就是在此前数日;罗机洲、麦守德四十八年到京,应是四十七年。

○18《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Ⅳ), 121页。

○19林永匡、王熹《清代皇室与年例岁贡》,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90年第4期。文中交待进单来源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宫中进单月折包”———这与笔者所查阅的《宫中进单》是不同的档案。文中还提到了雍正四年十月二十日(1726年11月13日)戴进贤(Ignatius Koegler)、巴多明、费隐(Xavier Fridelli)、德理格(Theodoricus Pedrini)等的进贡(这次不是新来传教士的进贡,是为祝贺雍正皇帝万寿的进贡),以及嘉庆九年十月初三日(1804年11月4日)高守谦(Verrissimo Serra)、毕学源(Gaetano Pires Pereira)的进贡(这次是新到京传教士的进贡)。

○20例如,康熙二十七年(1688),来华的洪若(JeanFrancios Gerbillon)、李明(Louis le Comte)等法国耶稣会士就在觐见康熙皇帝时呈递了物品。见《熙朝定案》, 169页。

○21有关贡期问题,详见拙文《清乾隆朝王公大臣官员进贡问题初探》,《清史研究》1996年第1期。

○22例如《万寿盛典初集》卷五十六,康熙五十二年(1713)康熙皇帝六旬万寿,“三堂西洋人纪理安、苏霖、白进、巴多明等进:算法运轴一匣、大规矩一个、小规矩一套、葡萄酒一箱、鼻烟二瓶、玫瑰酱一瓶、木瓜膏八碗、香饼一匣、保心石数个、巴斯第略一瓶(如糖果味美)、糖果一瓶、撒硼一匣(如胰洗垢)、金几纳两包。”北京古籍出版社1996年影印本,出版时名为《万寿盛典》。

○23有些遗憾的是《清中前期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将进单的时间错误标识为“雍正十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应该是“雍正十一年十月二十六日”(十月三十日是雍正帝的生辰)。

○24可以对照李侍尧的例子,见拙文《李侍尧进贡简论》,《清史研究》2006年2期。

○25《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下册), 1040页,[法]费赖之著,冯承钧译,中华书局1995年版。

○26《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Ⅳ), 121页。上述两位神父是龚当信(Contancion)神父所带到,但他本人已于海上去世。

○27《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Ⅵ), 15页,蒋有仁此信写信乾隆三十八年(1773),因此,“去年”指乾隆三十七年。

○28《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Ⅵ), 60页。

○29《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Ⅴ), 51页。

○30《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Ⅳ), 380—381页。

○31《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Ⅴ), 75页。

○32《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Ⅴ), 210页。

○33出自乾隆十四年(1749)刘松龄写给其弟的信件。转引自高王凌《刘松龄笔下的乾隆十三年》,《清史研究》2008年第3期。

○34《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Ⅴ), 213页。

○35《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Ⅴ), 261页。

○36《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Ⅵ), 5页。

○37参见拙文《李侍尧进贡简论》,《清史研究》2006年第2期。

○38学界对此已有探讨,例如,郭成康、成崇德主编《乾隆皇帝全传》第十二章“乾隆皇帝的西洋意趣”,学苑出版社1994年版; [美]康无为《帝王品味:乾隆朝的宏伟气象与异国奇珍》,《清史研究》1992年第3期。

○39康熙皇帝在传教士进贡时就说过:“收一件,就如同全收。”《熙朝定案》178页。

○40鞠德源《清代耶稣会士与西洋奇器(上)》,《故宫博物院院刊》1989年1期。

○41《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Ⅵ), 16页。

○42李俊贤、潘廷璋进贡,乾隆皇帝在赏赐他们时,提到“照例赏给大卷五丝缎二疋、小卷八丝缎四疋”,《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第四册)357页。对于严守志、梁栋材,每人各赏“大卷五丝缎两个,小卷五丝缎四个”,见《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第四册), 346页。蒋有仁对此的记载:“皇帝给新来者的礼品照例是每人六小匹丝绸”,《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Ⅵ), 17页。对于这种“照例赏给”源于何时,还须作探讨。

○43顾卫民《中国天主教编年史》在“乾隆十六年”下,就记有此事。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 312页。《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Ⅳ), 380—381页,有详细的描述,中文版译作“万年幌”。《宫中进单》乾隆十六年的传教士进贡中就有“万年欢”,写作“万年环台壹座”,列九种贡品的首位。

○44《清中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第四册), 357页。

○45《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Ⅵ), 17页。

○46《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Ⅵ), 49页。

○47《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Ⅵ), 16页。

○48《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Ⅵ), 33页。

○49《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Ⅵ), 59页。有趣的是,雍正皇帝从宫中发出温度计(通天气表)让西洋人验看为何物,令西洋人比照做一件,不必写西洋字,要写汉字。《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 (第四册), 14页。

○50《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Ⅵ), 60页

○51《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Ⅵ), 48—49页。

○52《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Ⅵ), 34—47页。

○53Jami Catherine,“Imperial Control and Western Learning:the Kangxi Emperor s Performance”, inLate Imperial China23, No·1 (June, 2002): 28—49.

○54乾隆皇帝对于西学的态度值得关注。例如,《四库全书》收录有传教士的著作,这肯定是经乾隆皇帝同意的。关于验气筒,有趣的是,康熙二十八年(1689)康熙皇帝南巡时,驻跸南京,传教士毕嘉(Jean-Dominique Gabiani)、洪若就进贡过验气管等仪器,奉旨:着便送京师。第二年四月二十五日,毕嘉送仪器抵京,见《正教奉褒》, 353页。

○55《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Ⅵ), 46页。

○56《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Ⅵ), 25页。

○57《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30册, 324页。

○58《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30册, 296页。

○59《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32册, 11页。

○60《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31册, 628页。

○61《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32册, 673页。

○62《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32册, 338页。

○63《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Ⅴ), 52页

○64《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Ⅴ), 262页。

○65《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Ⅴ), 149页。

○66《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第四册), 354页。同时见《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Ⅵ),16页。蒋有仁对此精心安排,他提前附上一封短笺呈递,特别告诉宫中的人,潘廷璋的强项是肖像画。这封短笺与所引中文的材料应是不同的文件。

○67《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第四册), 357页。

○68《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Ⅵ), 18—19页。

○69参见《熙朝定案》、《正教奉褒》。

○70《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Ⅴ), 2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