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祥吉，现为日本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综合文化研究科客座教授。

    读书与考证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件事。一般说来，读书愈广博，愈仔细，考证也会做得愈加准确，愈加精当。反之，读书并不太多，或者不甚得法，且未经仔细推敲，就动手做起考证文章来，则往往会出现疏忽，甚至张冠李戴，弄出笑话来。
　　兹以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被陈宝箴保举免试特科，直接登用一事为例，便可以清楚看出，读书与考证之关系是何等密切。
　　　　一、问题的提出
　　陈宝箴，字右铭，江西修水人。他为政清廉，精明强干，百日维新期间正担任湖南巡抚，意气风发，推行新政，成为地方督抚中最拥护新政者。故戊戌政变不久，清廷即将陈宝箴父子革职，戊戌八月二十一日（1898年10月6日）之上谕云：
　　湖南巡抚陈宝箴，以封疆大吏滥保匪人，实属有负委任，陈宝箴，著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伊子吏部主事陈三立，招引奸邪，著一并革职（注：《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第1册，总4216页。）。
　　上谕称，陈宝箴“以封疆大吏，滥保匪人”，这里的“匪人”所指是准？这对当时人来说是不言而喻的，当然是指戊戌政变后被慈禧砍掉脑壳的六君子中的杨锐、刘光第。但是，经过后来的历史学者反复考证，似乎陈宝箴的革职与保荐康有为特科亦不无瓜葛。
　　最先做此考证者为黄彰健先生。黄氏于《戊戌变法史研究》一书曾对戊戌史实进行了许多考证。在黄氏《论康有为“保中国不保大清”的策略转变》一文中云：
　　戊戌五月二十七日湖南巡抚陈宝箴上“厘正学术造就人才折”，攻击康所著《孔子改制考》。陈氏上此折与湖南新旧党争有关。对光绪丁酉戊戌新旧党争情形，我另有文讨论。
　　据《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231页，知五月二十七日陈折还附有一奏片，今征引于下：
　　再：前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咨开，各直省学政，保送考试特科人员，臣遵即按照所分内政外交等六门，以合例之员，开单咨送。前于三月十一日单内开列之工部主事康有为，现已奉旨特派办理上海官报局事务。改章之始，一切资其经理。应请饬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将该员免其调考，俾得尽心职事。臣于该员素无一面之雅，徒观其所著论说，通达时务，信为有用之才。若再能心术纯正，操履廉洁，尤属体用兼备。所有工部主事康有为因公赴沪，可否免其调考特科之处，谨附片具陈，伏候圣裁。谨奏。
　　据此，康奉旨办理上海官报局事务，应在戊戌五月二十七日以前（注：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台湾中研院史语所，1970年，第227页。）。
　　稍后，由张耀南、陆丽云、孙宇阳所著的《戊戌百日志》亦于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廿七日（1898年7月15日）下记载：“湖南巡抚陈宝箴上《奏厘正学术、造就人才折》指出康有为之召毁皆由于其所著《孔子改制考》一书，请谕饬康有为将该书版本自行销毁，以正误息争、知非进德、维持风教。……《请免工部主事康有为调考特科片》系陈宝箴《奏厘正学术、造就人才折》之附片，由陈宝箴是日随折递上。”（注：张耀南等：《戊戌百日志》，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第186页、189页。）
　　此外，还有一些关于百日维新史实考证的论著，同样沿袭是说。如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一书，于戊戌五月二十七日条下，亦记有湖南巡抚陈宝箴片保康有为免试特科。该书还辑录了湘绅王先谦与陈宝箴往还书信，讨论陈氏销毁《孔子改制考》书版疏稿（注：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第182页。）。
　　　　二、陈宝箴不可能奏保康有为免试特科
　　近年来关于陈宝箴保荐康有为之事，大多沿袭黄彰健的考证，很少有人提出异议。但是，如果仔细斟酌，陈宝箴于戊戌五月二十七日，上奏片请免康有为免考特科，是很不合乎情理，而且是一件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这是一起有十分明显错误的考证实例。其理由如次：
　　其一，陈宝箴戊戌五月二十七日的主旨，是要厘正康有为乖违之学术，其目的是表明他在湖南虽然推行新政，但与康并非同党，陈氏想借此化解他与湖南守旧势力的分歧，以图缓解彼此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陈氏厘正学术，维持风教的用意至为明显地表现在其奏章的结尾部分，谓：
　　可否特降谕旨，饬下康有为，即将所著《孔子改制考》一书版本，自行销毁，既因以正误息争，亦藉可知非进德，且使其平日从游之徒，不至朱朱然胶守成说，误于歧趋。于皇上变通学校，转移人才之至意，亦可以风示朝野矣。如康有为面从心违，以欺蒙为搪塞，则是行僻而坚、言伪而辩之流，将焉用之？窃揣康有为必不至此，臣为厘正学术，以期造就人才、维持风教起见，谨专折具陈，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注：《戊戌变法》，神州国光社，1953年，第2册，第359页。）
　　不言而喻，陈宝箴是惧怕守旧势力的攻击，才递此折，以示与康有为划清界限，他不可能在递此折的同时，再奏保康氏，免考经济特科，而直接登用，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
　　其二，从该奏片本身内容来分析，也根本不可能出自湘抚陈宝箴之手。该奏片开头部分即称：
　　前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咨开，各直省学政，保送考试特科人才，臣遵即按照所分内政外交等六门，以合例之员，开单咨送（注：《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第231页。）。
　　奏片本身说总署曾下咨文，要各省学政，按照严修奏请的经济特科六条保送人才，此系根据光绪皇帝于戊戌年正月初六日所颁布的谕旨而进行的。该谕旨称：“由三品以上京官及督抚学政，各举所知，无论己仕未仕，注明其人何所专长，咨送总理衙门，会同礼部奏请，在保和殿试以策论，简派阅卷大臣，严定去留，详拟等第，复试后带领引见，听候擢用。此为经济特科。”
　　正是根据这一精神，总理衙门要各省学政保举经济特科人才。陈宝箴是湖南巡抚，与该奏片开头所称“各直省学政”并不相涉。
　　其三，从光绪帝命康有为督办官报上谕发布时间来分析，此件绝不可能出自陈宝箴之手。该奏片称：
　　前于三月十一日单内开列之工部主事康有为，现已奉旨特派办理上海官报局事务，改章之始一切资其经理。应请饬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将该员免其调考，俾得尽心职事（注：《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第231页。）。
　　据清档记载，戊戌五月二十九日（1898年7月17日）御史宋伯鲁曾上书，奏请将《时务报》改为官报，并专门奏请由举人梁启超总持其事。书上，即奉光绪皇帝上谕，命总理大学堂大臣孙家鼐酌核妥议，奏明办理。直到戊戌六月初八日，孙家鼐才把他的意见奏报皇上，同意改《时务报》为官报，但不是派梁启超，而是派康有为为督办，孙氏称“查梁启超奉旨办理译书事务，现在学堂既开，急待译书，以供士子讲习，若兼办官报，恐分译书功课，可否以康有为督办官报之处，恭请圣裁。”（注：《戊戌变法》，神州国光社，1953年，第2册，第432页。）孙家鼐的用意是想借此把康有为撵出京城，却得到了光绪皇帝的赞同，当日颁布谕旨，命康有为前往上海督办官报。
　　康有为奉旨督办官报事发生于六月初八日（1698年7月26日），陈宝箴远在湖南，他根本不可能於五月二十七日的奏片中，谈及六月初八日的上谕内容。黄彰健先生虽已发现这一矛盾现象，但是，他过于相信《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一书的内容，故而得出“据此，康奉旨办理上海官报局事务，应在戊戌五月二十七日以前”的错误结论。
　　　　三、过于信书，不如无书
　　俗语云：过于信书，不如无书。既然陈宝箴戊戌五月二十七日保荐康有为是一件根本不可能的事，那为什么近年来的考证都一再重复这一明显的错误呢？
　　其主要原因是大家都以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部编的《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为考证陈氏荐康的唯一依据。《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的确是一本资料翔实，不可替代的重要史籍，在戊戌维新运动史研究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该书恰恰在处理此奏片时犯了两个错误。
　　第一个错误，是在奏片作者没有搞清楚的情况下，把它张冠李戴地放在陈宝箴名下。清代军机处档案原按时间顺序保存，按目分包，条理分明。20世纪50年代，对清代档案重新整理，按政治、经济、文化等十八大类来编排，清代官员奏折书写呈递人的官衔姓名及递折时间，而随折呈递的附片则往往不书姓名，又不书时间。随着打乱月折包，按类编排的进行，往往出现折片分离的现象。把此附片误植在陈宝箴的名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
　　另一个错误，是草率地把此奏片的呈递时间确定为戊戌五月二十七日。如上所述，《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的编者在选辑奏折时，由于已经打乱了原来档案按目编排的顺序，月折包中官员所上的奏折与附片已被拆散，而按照折、片内容，归入不同的类别，因而混淆了附片的作者，进而又错误地将此片确定为陈宝箴五月二十七日的奏折附件。
　　其实，只要稍稍广泛涉猎一下有关戊戌变法历史的传记、笔记等史料，都可以搞清楚，奏请朝廷将康有为免试特科，直接登用的不是陈宝箴，而是大名鼎鼎的广东学政张百熙。这是百日维新期间轰动朝野的一件大事。
　　康有为于自编年谱中称：“时广东学政内阁学士张百熙奏荐我经济特科，又奏保使才，不识其人亦不知其事也。”（注：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第4册，第151页。）沃丘仲子的《近代名人小传·张百熙传》称：“张百熙，长沙人，兄祖同，淹雅工词章。百熙，字野秋。少读书城南书院，习诗甚勤。既成翰林，适其乡王先谦官京师，颇考古，因从之游，学以日进，书亦腴秀。潘祖荫重之，荐值南书房，甲午，大考一等，迁侍读，数擢至内阁学士，督广东学政。丁戊间频上疏论变法，且举康有为使才，政变自疏检举，饬部严议。适荣禄亦以举陈宝箴干吏议，部臣并二人处分上之，遂得末减。”（注：沃丘仲子：《近代名人小传》，第118～119页。）又据《清史稿·张百熙传》称：“张百熙以二十四年滥举康有为革职留任。”循此线索，我们便很容易在军机处的《随手登记档》中，检索到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二日（1898年9月27日）的朱批广东学政张百熙呈递的岁试完竣折，该折有两个附片，其中一件为广东士绅捐建学堂片，另一件即本文所讨论的被误植为陈宝箴戊戌五月二十七日（1898年7月15日）奏折附片的《请康有为调赴考特科片》。
　　据《随手登记档》内所登录时间，可初步确定，张百熙此片应写于戊戌七月初十日（1898年8月26日）前后。由于清代交通落后，文书呈递迟缓，故此折送达清廷时，己在戊戌政变发生之后，六君子上断头台的前一天。清廷官员一个个人心惶惶，不可终日，生怕与康有为有所瓜葛。而身为广东学政的张百熙，却还在称赞康有为“通达时务，信为有用之才”，为他评功摆好，实在是太不合时宜，难怪慈禧要处置他。
　　黄彰健先生是以擅长考证著称于世的。他的《戊戌变法史研究》厘清了许多讹传的史实。20世纪70年代末，我在从事晚清史研究时，颇受其启迪。然而，由于条件限制，黄氏当时还无法前来北京查阅档案，故其考证不少背离史实。而且，他对许多史实考证都依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但是，他却没有想到，《戊戌变法档案史料》在编辑过程中，也会出现失误。可见，对考证史实时所征引的书籍，不管出自何处，都应持十分审慎的态度，哪怕是档案史料，经典著作，也丝毫不能例外。“过于信书，不如无书”，信哉斯言。
　　　　四、张百熙的内心世界
　　对于坊间把张百熙的奏请康有为免试特科一事，误订为陈宝箴一事考证至此，似乎已经可以终止了。然而，在不久以前，我忽然想起80年代初，我在戴逸老师领导的《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编委会工作时，曾向房德邻教授约稿，请他撰写张百熙传。他在写此稿期间，曾经向我谈及张百熙本人的档案资料，所得不多，而在徐一士的《一士谈荟·瞿鸿机与张百熙》找到了张氏的信札，很有用处。于是，我急忙找到1983年由书目文献出版社所重印的《一士类稿·一士谈荟》，翻阅之后，很有收获，原来张百熙保康原委，于此信中已合盘托出。张氏信曰：
　　子玖老前辈同年大人节下：别三稔矣，积想成海，如何可言！百熙不肖，以暗于知人，几获大戾，为师友辱，然区区愚忱，迫于救时，切于报国，至不顾利害而汲汲为之，其不颠覆以至今日者，盖亦天幸而己。方咨送某某时，尝声明酌中采取等语，（意谓考试之事，究属以言取人，且时务一途，本宜节取）。虽亦觉其危言谠论，不无偏激，而通晓时事，似有过人之才。不谓包藏祸心，陷于悖逆，至于如是，是则愚蒙无识所未及深察隐微者矣。往者论列时流，将以某名并举，经我老前辈指示，乃遂去之，以近于不孝而黜之于剡章，岂有觉其不忠而反登诸荐牍？平居读史，尝窃议胡文定理学大儒，何以轻信人言，谬举秦桧，（殆亦迫于救时之过耳。）乃自蹈其失，而又加甚焉，从此不敢轻议古人，妄评当代。鄙意于某某初非有党同之见，特以自信太过，其弊一至于此，此则非惟寡识，亦坐不学之过矣。仰荷东朝天覆之恩，不从吏议，且未久即蒙开复，不知何以为报。每一念及，辄汗涔涔下，老前辈夙加伟视，而百熙乃躬冒不韪若此，其何以对知己，但有引咎自责而已。
　　张百熙此函中所谓“某某”，显然系指康有为。当时，维新政变刚过未久，守旧势力猖獗。张百熙由于颇受荣禄器重，故未蒙重遣，且很快即获开复，故函中有“辄汗涔涔下”的感慨。虽然此函对康有为颇多微辞，指责康氏“包藏祸心，陷于悖逆，”但是并非是张百熙对康有恶感，而是为时局所迫，完全可以理解。对此，该函还有进一步的解释，略谓：
　　屡欲函讯起居，匆匆未果，即乘轺之喜，卿贰之荣，亦阙然未有以贺也。非无典签，但可以酬桓泛，如公笃谊，反致阔疏。去秋以来，则以获咎抱惭，临池辄缀，恃老前辈有以谅之耳。时局日益危，势力圈之所在，德人之于胶州，俄人之于旅大，英人之于九龙，法人之于广湾，瓜华之见端，（仲华相国曾以此面奏东朝，故敢及此。）西人所明势力圈也。势力圈之所在，他国不得沮害。（徐一士按“圈”原笔误为“权”）如英人公向译署言，长江一带，不得割与他国，盖认为其权力之所到也。切肤之痛至此，或犹以为不过割我海疆边境而已，岂非梦梦哉？诗曰：“我生不辰，逢天怒。”又曰：“载胥及溺，其何能淑？”两宫忧劳宵旰，为人臣者顾莫展一筹，诗人可作，应亦不料世难之至于斯极也。吕氏曰：“燕雀争善处于一室之下，子母相哺，自以为安矣，至于突决火焚，颜色不变，乃不知祸之将及己也。”又曰：“万人操弓共射一招，招无不中，万物章章以害一生，生无不伤。”今外夷之祸烈，岂惟一招一生而已，而犹以为祸不及己，自同燕雀，岂不痛哉？一人一身之出处，一家一室之福祸，殆不足言，特为老前辈放言世变如此，知必为之同声一叹也。此间试事极难措手。次远前辈语熙曰：“三年辛苦，竟无补益，”初以为其言之谦也，今乃知其信然，且不惟无补而已，至声名性命皆可不保，甚矣其难也！顷试惠州，舟次书此，以达拳拳，敬叩春祺。年晚张百熙顿首。己亥除夕前二日（注：徐一士编著：《一十类稿·一士谈荟》，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第365～367页。）。
　　张百熙称此信写于己亥除夕前二日，应为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900年1月30日），其时，张氏仍在广东学政任内，所受处分，业已开复。子玖，是瞿鸿机的字；仲华，指军机大臣荣禄；次远指恽彦彬，在张百熙之前，恽氏为广东学政。张百熙於此信中道出了他戊戌维新时之所以保荐康有为，是因为国势危迫，瓜分在即，“迫于救时，切于保国”，因而才“不顾利害而汲汲为之”。我深信这是张百熙的由衷之言。近年来，我搜集了张百熙未刊信札二、三十种，深知张氏一贯力主开新，重视改革，百日维新前，他任广东学政，多次写信给其兄祖同，劝其在长沙弃旧图新，赞助变法。庚子事变后，他奉命办理京师大学堂事务，冲破守旧势力的重重阻挠，呕心沥血，引进西学，培育人才，为今日之北大奠定了早期基础。故而我理解张百熙保举康有为之动机，确确实实是出于公心，出于满腔的爱国热忱，而没有一丝一毫的私心杂念。
　　张还在此信之后，附其所作题东坡居士儋录诗三首之一，亦与保康事有关，故照录如下：
　　要使天骄识凤麟，（东坡送子由使契丹诗句。）读公诗句气无伦。岂期变法纷朝政，差免书名到党人。修怨古闻章相国，推恩今见宋宣仁。（百熙以主事康有为讲求时务，所识通雅之士多称道其才者，因以其名咨送特科，当声明“蠲除忌讳，酌中采取”等语。既念与主事素不相识，其心术纯正与否不可知，复据实陈明，并将该员业蒙钦派差使，可否免其考试，请旨办理。又片陈，中国自强，在政不在教，在讲求政事之实际，不在比附教派之主名，请明降谕旨，严禁用孔子纪元及七日休沐等名目，以维持名教而免为从西之导等语，均仰邀留览。及康难作，而被罪者众，百熙独叨特恩，镌职留任，以视东坡之遭遇宣仁，有过之无不及也。）过书举烛明何在，削牍真惭旧侍臣。题东坡居士居儋录诗三首之一，录奉教削，小注皆事实，藉以明使才之误。荣相语鹿滋轩前辈，谓某枢府误记。（谓系仲老，必不然也。）刚相谓：“不有片陈之件，亦如张香涛不理会矣。”（面语熙者）熙谓：“咨送与奏保，同一谬妄，处分实属应得。”刚云：“东朝初颇生气，谓：‘张某里边人，何亦如此！’枢庭当奏：‘张某此片，不是保他，因曾咨送考试，恐其心术不可靠，故尔声明如此。’东朝意亦释然，此所以不久即开复也。”附片明言咨送考试，何以言保送使才？此折系八月初十日到京，何以延至二十五日始行交议？公记会东樵之折否，可以悟矣。然东朝天覆之恩，闻者无不感激，况身受者乎？惟有愧汗而已！百熙附识（注：徐一士编著：《一十类稿·一士谈荟》，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第367～368页。）。
　　此诗跋文甚长，揭示了为人们所未知的朝廷内幕。其中，鹿滋轩，系指鹿传霖，为军机大臣荣禄在西安将军任内结识之密友，庚子事变后，由于荣禄极力举荐，被擢为军机大臣；仲老，系指廖寿恒，字仲山，戊戌变法时为军机大臣，接近康有为，后失势；刚相，则指守旧派之军机大臣刚毅；东朝者，盖慈禧之谓也。据徐一士先生考证，光绪二十五年末，刚毅奉命往广东筹饷，在广州与百熙相晤而面语之，以百熙曾在南书房行走直内廷，故慈禧称张为“里边人”。张百熙在跋文中极力申辩，他保举康有为因赴沪督办官报不在京师故而免其调考特科，而戊戌八月二十三日（1898年10月8日）所颁布之上谕却称，“张百熙保送康有为使才实属荒谬，着交部严加议处。”张百熙的确受了委屈。
　　又，上文中所谓：“刚相谓不有片陈之件亦如张香涛不理会矣，”亦涉及百日维新中一重要史实。即张之洞在变法期间，多次上书，条陈新政，并力主联络日本，游学练兵，戊戌政变后徐桐等上书弹劾，然而，张之洞比张百熙会随风转舵，且没有张百熙那样的“片陈之件”，故而清廷并没有对张之洞有任何处分。刚毅所言，确为事实。
　　不过，上引张百熙本人所书跋文，亦有与史实不符者。据《随手登记档》记载，保举康有为免试特科之折片，系八月十二日（1898年9月27日）到京。并非如张氏所记八月初十日；而清廷所颁处分张百熙之上谕亦为八月二十三日，并非如跋文所记之八月二十五日。
　　张百熙的信与跋文，揭示了他保举康有为时的内心世界，文中所云，要可深信。徐一士的掌故，大多刊于民国年间，而他的《一士类稿·一士谈荟》解放后又一版再版，很容易找到。倘若大家在考证戊戌变法史实时，能注意到此书所揭示的张百熙的函札和诗文，肯定不会出现陈宝箴奏请康有为免试特科这样的错误了。

《广东社会科学》2003年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