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遵化县马兰峪的清东陵，群山环抱，苍松掩映，乃清初顺治皇帝亲点的“万年吉地”，清代在这里先后修建了九座帝后陵和五座妃园寝，安葬着顺治、康熙、乾隆、咸丰和同治五位皇帝和众多后妃。今天，清东陵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成为一处著名的旅游景区，吸引着众多游客纷至沓来。

　　进入陵区，人们首先看到的是昌瑞山下一座孤立于风水墙外的陵园。仔细观览，于残垣断壁间仍可发现其规制相当特殊。该陵没有马槽沟、玉带河和券桥，但陵前建有神道碑亭。进入大门，但见其三座门位于享殿之前，隆恩殿已拆，仅存基址。有资料及旧照片显示该殿并非帝后陵中常见的歇山顶，而是规格更高的重檐庑殿顶，突显陵主的高贵尊崇。这就是昭西陵，陵中安葬的是清初有名的孝庄文皇后。

　　孝庄文皇后，是清太宗皇太极的妃子，顺治皇帝的亲生母亲，康熙皇帝的祖母，一生历经数朝，竭力辅佐儿孙两代幼主，定鼎天下，死后累加谥号称“孝庄仁宣诚宪恭懿至德纯徽翊天启圣文皇后”，受到清室顶礼尊崇。她是清东陵安葬的辈分最高的人，但为什么却被置于风水墙之外呢？这就牵出了清初第一大疑案——太后下嫁。

　　据野史记载，清朝入关之初，摄政王多尔衮总揽朝纲，“出入宫禁，时与嫂侄居处，如家人父子。”而孝庄太后时当盛年，寡居无欢，认为多尔衮功高天下，又将帝位让给了她的儿子，忠心辅政，除非自己以身报答，不足以极其功，于是委身相事，借以笼络多尔衮。不久，多尔衮的妻子亡故，于是朝中范文程等大臣乘机鼓动皇太后与摄政王合宫，正式结婚，双方自然都很乐意。定下婚期后，就以顺治小皇帝的名义颁诏天下，宣称“太后盛年寡居，春花秋月，悄然不怡。朕贵为天子，以天下养，乃独能养口体，而不能养志，使圣母以丧偶之故，日在愁烦抑郁之中，其何以教天下之孝？皇叔摄政王现方鳏居，其身份容貌，皆为中国第一人，太后颇愿纡尊下嫁。朕仰体慈怀，敬谨遵行。一应典礼，着所司预办。”就这样，皇太后纡尊降贵，公然下嫁给了小叔子，摄政王多尔衮成了幼帝顺治的继父，其名号称为“皇父摄政王”。诏书中说得倒也直白，年轻的皇太后终于难守空闺，红杏出墙，自愿下嫁给刚刚丧妻的多尔衮。甚至有些小说中称，早在皇太极在世时，庄妃已与多尔衮两情相悦，暗渡陈仓了，此时结婚，终使两人夙愿得偿。

　　据说，礼部为操办这次婚礼，还专门搞了一套特殊的婚礼仪规，洋洋六大册，称为《国母大婚典礼》，极为隆重，中外文武百官都上表称贺，蔚为盛事。就连远在浙东海岛上的南明抗清名将张煌言也风闻此事，特意写了一首诗：“上寿觞为合卺樽，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躬逢太后婚。”这就是说，太后的寿酒变成了婚宴的喜酒。

　　但是，多尔衮死后，旋即被人告发谋逆，遭到无情的政治清算。孝庄的地位却越来越尊崇，由皇太后而太皇太后，自己反思起来也觉得改嫁一事荒唐，对不起前夫皇太极，无颜相见于地下。所以，她不愿死后被送回盛京与太宗皇太极合葬，才嘱咐孙子康熙，将其葬于东陵。该陵建于风水墙外，即寓有贬抑之意，要罚她给皇家看守门户。如此等等，传说不一而足。

　　在封建时代的中国，普通的民间寡妇茹苦守节，会受到表彰，立牌坊。如若再嫁，则难免遭到亲邻的非难物议。何况作为尊贵的皇太后绣球重抛，梅开二度，当然是惊世骇俗的旷古奇闻。此说一出，即广为流传，到民国初年便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举凡谈前清掌故，莫不津津乐道，几同信史，以致后来有不少学者批评《清史稿》未能“秉笔直书”此事，为其阙失之一端。

　　太后果真下嫁了吗？要解开这桩清初第一大疑案，就得先谈谈故事中的两个主人公。

　　二、孝庄其人其事

　　历史上的孝庄文皇后，姓博尔济吉特氏，名叫布木布泰（或译作本布泰），野史传说中说她名叫大玉儿实在没有根据。她出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二月初八日（１６１３年３月２８日），是蒙古科尔沁部贝勒寨桑的二女儿。科尔沁蒙古较早就归附了后金，并与后金联姻，以巩固双方的政治联盟关系。后金天命十年（１６２５）二月，时年十三虚岁的布木布泰由哥哥吴克善伴送至后金新都辽阳，嫁给了努尔哈赤第八子三十四岁的皇太极为侧福晋，也就是偏房。而早在１１年前，她的亲姑姑哲哲已嫁与皇太极为正房大福晋，九年以后的天聪八年（1 6 3 4），已继承汗位的皇太极又娶了她的姐姐海兰珠，于是姑侄三人同事一夫。

　　婚后，布木布泰接连为皇太极生下三个女儿。天聪三年（１６２９）生皇四女，后来受封为固伦雍穆长公主；天聪六年（１６３２）生皇五女，后来受封为固伦淑慧长公主；次年，又生下皇七女，后来受封为固伦端献长公主。三位公主，成年后分别嫁与蒙古贵族弼尔塔哈尔、色布腾和铿吉尔格。

　　到了１６３６年，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称帝于盛京（沈阳），同时建立后宫制度，在其众多妻妾中分封了五宫后妃。布木布泰被封为庄妃，居次西宫——永福宫，皇太极颁给她的册文用满、蒙、汉三种文字写成，文辞简约：“……兹尔本布泰，系蒙古廓尔沁国之女，夙缘作合，淑质性成。朕登大宝，爰仿古制，册尔为永福宫庄妃。尔其贞懿恭简，纯孝谦让，恪遵皇后之训，勿负朕命。”庄妃的姑姑哲哲当然是正位中宫为皇后，比庄妃后入宫的姐姐海兰珠被封为宸妃，位居东宫——关雎宫，地位仅次于皇后。其他两位西宫麟趾宫贵妃、次东宫衍庆宫淑妃，原为察哈尔蒙古林丹汗之妻，皇太极征服察哈尔部后娶之，并做这样的安排，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因此，在后宫中，庄妃姑侄的地位是最突出的，除姐姐宸妃最受恩宠外，最年轻的庄妃也是比较受宠爱的。特别是崇德三年（１６３８）正月，宸妃所生被皇太极视为皇嗣的皇八子夭折，庄妃恰逢时机地于两天后生下了皇九子福临，更加抬升了她的地位。

　　清代官书称庄妃曾“辅佐太宗文皇帝”，但在太宗皇太极时期，年轻的庄妃还不大可能在政治上有多少展露与作为。只有民间盛传“庄妃劝畴”的故事，为后来“太后下嫁”之说作了铺垫，似乎这位聪明美丽的庄妃娘娘惯施美人计。崇德七年（１６４２），明清松锦大战，关外明军的最高统帅蓟辽总督洪承畴兵败被俘，被押解到盛京。皇太极迫切希望洪承畴能够归降，为其所用，遂派范文程等一干汉族官员轮番前往劝降。但是，洪承畴似乎意志很坚决，不为所动，在狱中绝食等死，急得皇太极一筹莫展。一天夜里，牢门轻启，庄妃飘然而至，手进参汤，一席话打动了洪承畴，使其回心转意，拜倒在石榴裙下，归降了大清，后来为清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个故事被很多文学作品演绎得很生动。但是据史书记载，洪承畴被俘之初拒不投降，却被皇太极抓住了他的思想弱点，亲自出马招降成功。

　　崇德八年八月初九日（１６４３年９月２１日），征战一生的皇太极因病身亡。由于皇太极生前没有指定皇位继承人，朝中出现了权力真空，造成诸王争位的混乱局面。最终，各派达成妥协，立年仅六岁的福临为帝，这时福临的生母庄妃作为五大后妃的地位起到了重要作用。八月二十六日（１０月８日），福临即位登基，改年号为顺治，庄妃被尊为“圣母皇太后”。

　　顺治虽然是个任性的皇帝，但在孝庄的督责下，各方面的学业还是比较优秀的。在他亲政后，孝庄仍时时告诫规劝其言行，使得他在政治上也颇有建树。可惜顺治英年早逝，孝庄于皇孙中亲自选择了不满八岁的玄烨继承帝位，自己再一次担负起保护、教化幼帝的重任，而其地位则进一步升为太皇太后，徽号累加为“昭圣慈寿恭简安懿章庆敦惠温庄康和仁宣弘靖太皇太后”。

　　孝庄对康熙非常疼爱，幼时即将其留养膝下，并将贴身侍女苏麻喇姑拨出，专门照料服侍他。当然，孝庄对康熙的教育也十分严格。康熙后来回忆说“朕自幼龄学步能言时，即奉圣祖母慈训，凡饮食、动履、言语，皆有规度，虽平居独处，亦教以罔敢越轨，少不然即加督过，赖是以克有成。”在康熙初年复杂的政局中，孝庄以自己的影响平衡着各种关系，尤其是她并没有继续从其母族博尔济吉特氏中挑选皇后，而是亲定首辅索尼的孙女赫舍里氏为皇后，以索尼牵制专擅的辅政大臣鳌拜，体现了其政治家的胸襟与识见。康熙后来成功铲除鳌拜，也是与孝庄的支持分不开的。康熙没有辜负祖母的苦心和期望，很快成长为一代有作为的英主。他对孝庄也极尽孝道，祖孙感情极为深厚，晚年的孝庄是很幸福的。

　　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１６８８年１月２７日），孝庄以七十五岁寿终。弥留之际，她嘱咐康熙说，太宗山陵奉安已久，不可为我轻动，况且我心中也舍不得你们父子，就将我在你父亲的孝陵附近择地安葬。康熙遵嘱，并将孝庄生前居住的慈宁宫东王殿五间拆建于昌瑞山下，称“暂安奉殿”，停灵其中。直至雍三年（１７２５），才在暂安奉殿原处就地起建陵园，葬入地宫。因其陵在盛京太宗皇太极昭陵之西，故称“昭西陵”。昭西陵与昭陵遥相呼应，实乃一而二、二而一，若将其圈入东陵风水墙内，反而形成阻隔。因此，该陵建于风水墙外乃顺理成章之事，毫无贬抑之意。

　　三、多尔衮生前身后

　　多尔衮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第十四子，生于明万历四十年十月二十五日（１６１２年１１月１７日），为太宗皇太极异母弟。据说多尔衮相貌最像其父，深得父亲喜爱，努尔哈赤曾有意将其作为自己的汗位继承人。但是，当１６２６年努尔哈赤去世时，多尔衮的母亲大妃乌喇纳拉氏被逼殉死，不满十五岁的多尔衮当然无力争夺汗位。在皇太极时期，年轻的多尔衮作战勇敢机智，很快以其卓越的战功、出众的才干和对兄长皇太极的忠心，超越几位兄长，被封为睿亲王，领正白旗，参决军国大事，并娶了庄妃的妹妹为妻。

　　当皇太极去世以后，再次出现皇位之争时，很快就形成了多尔衮与皇太极长子肃亲王豪格两派的严重对立。双方都握有重兵，多尔衮有两白旗的支持，豪格则有两黄旗的拥护，一时间剑拔弩张，各不相让。但是双方又各有顾忌，一旦刀兵相见，血溅朝堂，谁也没有必胜的把握。最后，在五大臣会议上，多尔衮审时度势，拒绝了拥戴者对自己的推荐，提出由皇太极第九子年幼的福临继位，由他和郑亲王济尔哈朗共同辅政。此议得到各方认可，既然立的是先帝之子，两黄旗大臣也无话可说，于是诸王大臣盟誓效忠，从而避免了在明亡前夕的关键时刻清王朝内部的分裂和相互残杀。多尔衮虽然没有当上皇帝，但却在粉碎政敌豪格皇帝梦的同时，大大强化了自己的权利和地位，成为清王朝的实际统治者。

　　几个月后，多尔衮敏锐地抓住时机，接受明朝山海关总兵吴三桂的请求，亲率大军入关，击败刚刚推翻明王朝的李自成农民起义军，一举占领北京。顺治元年（１６４４）九月，奉迎两宫皇太后和幼帝福临入京，定鼎中原，实现了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梦寐以求的夙愿。在分兵南下继续征战的同时，他又取法于前明，制定各种内外制度。多尔衮总揽朝纲，尽心王事，在明清王朝更替的历史中起了重要作用，其权势越来越大，地位也越来越高，称号由“叔父摄政王”进为“皇叔父摄政王”，直至“皇父摄政王”，等于就是太上皇了。不过，多尔衮还是清醒的，他时时告诫诸王大臣不可谄媚自己而不尊朝廷，不尽忠皇上。

　　然而，功高天下的多尔衮并不长寿。顺治七年（１６５０）十一月，多尔衮出猎塞外，于十二月初九日（１６５０年１２月３１日）病死于喀喇城（今河北滦平），年仅三十九岁。灵柩回京时，顺治皇帝亲率诸王大臣出城跪迎。顺治发布哀诏，追怀其功德：“昔太宗文皇帝升遐之时，诸王群臣拥戴皇父摄政王。我皇父摄政王坚持推让，扶立朕躬。又平定中原，混一天下，至德丰功，千古无两。不幸于顺治七年十二月初九日戌时以疾上宾，朕心摧痛，率土衔哀，中外丧仪，合依帝礼。”接着，又追尊多尔衮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追封其元妃为“义皇后”，夫妇一同升祔太庙祭享，即视同一位真正的皇帝，极具哀荣。

　　但是，当年帝位之争造成的矛盾在压抑多年后终于爆发了。多尔衮当政时，威信自专，对待政敌豪格不公，于顺治五年（１６４８）将其迫害致死，对当初反对过自己的两黄旗大臣打击压制，致使一些人对多尔衮极为愤恨，却只能忍气吞声。现在多尔衮一死，他们翻身的机会就来了。顺治八年（１６５１）二月，有人揭发多尔衮生前曾制有八补黄袍等物，于是诸王大臣群起攻击，称多尔衮专擅，有谋逆之心。刚刚亲政的顺治马上下诏，将多尔衮削爵，撤出宗庙，开除宗室，追夺所有封典，籍没家产人口入官，其养子多尔博归宗（多尔衮无子，抚其弟多铎子多尔博为嗣），更有甚者，还将多尔衮陵墓平毁，鞭尸示众，并砍掉脑袋。短短两个多月内，多尔衮的名誉有了天壤之别。

　　直到乾隆四十三年（１７７８），在沉冤一百多年以后，多尔衮才得到彻底平反昭雪。乾隆皇帝专门发布诏谕，肯定多尔衮首先统兵入关，“抚定疆陲，一切创制规模皆所经画。寻即迎世祖车驾入都，定国开基，成一统之业，厥功最著”，并称每览《实录》中所载其言行，“未尝不为之坠泪，则王之立心行事，实能笃忠荩、感厚恩，深明君臣大义，尤为史册所罕觏”，断然否定了多尔衮有谋逆之心，“实为宵小奸谋，构成冤狱”。因此，下令将多尔衮复还睿亲王封号，并追谥为“忠”，补入玉牒，仍令多尔博一支承嗣。多尔衮作为非常时期的一位非常人物，其生前身后的非常际遇终告了结。

　　四、疑案辨疑

　　这一故事中的两位主人公境遇既然如此，太后下嫁之说显然难以成立了。如果孝庄确实曾下嫁多尔衮为妻，无论是与多尔衮两情相悦而自愿下嫁，抑或是出于笼络多尔衮以保护顺治而勉强委身，都难以出现多尔衮尸骨未寒即遭陷害清算的结局，因为批倒批臭多尔衮，对于孝庄和顺治母子的名誉尊严都大有损害，相反，继续维护多尔衮的名誉，才是孝庄和顺治有利的选择。

　　几十年来，不少历史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严肃的研究和考证。著名清史学家孟森先生首先驳难，在其《太后下嫁考实》一文中对下嫁之据辩驳甚力，指出不仅下嫁为虚，甚至两人连同居关系都不存在。继其后者，仍不断有人撰文，否定者有之，肯定者有之，或认为虽无下嫁之名，至少有同居之实，观点仍难以统一。推原其故，在于现有证据之不足，以及各人解读之不同。

　　野史中所载的大婚恩诏，显为文学笔法，系好事者杜撰，自不足信。也有人声称，清末宣统之际在内阁大库检得过太后下嫁诏书，但却无人佐证其事，现存清代档案早已经过整理，迄未发现这一诏书，所言亦难以为据。

　　张煌言确实写了那首《建夷宫词》，但不能奉为信史。张煌言本为抗清名将，后来兵败被俘，誓不降清，惨遭杀害，他的许多诗文都是表明反清复明志向的。或许，顺治七年正月，多尔衮娶了其侄妇肃亲王豪格之妻也姓博尔济吉特氏，与两宫皇太后同姓，而且是孝庄的妹妹，以讹传讹，张煌言听说后，就信手写入诗中，甚至有意加以歪曲，借以讥讽贬斥清宫没有伦理道德，也未可知。

　　传闻的依据之一是多尔衮“皇父摄政王”之称号——多尔衮既非皇帝，又不是皇帝之父，既称“皇父”，则必然是娶了皇帝的母亲。其实，多尔衮的称号，是一步步抬高的。顺治元年（１６４４）十月，即顺治帝被迎入北京再次举行登基大典后，多尔衮因功被封为“叔父摄政王”，共同辅政的郑亲王济尔哈朗被封为“辅政叔王”，自然低了一格。顺治二年（１６４５）五月，有个御史赵开心疏称多尔衮以皇叔之亲而兼摄政王之尊，仪制宜定，“称号必须正名”，他说原来的“叔父摄政王”不妥，“夫叔父，为皇上叔父，惟皇上得而称之。若臣庶皆呼，则尊卑无异矣，”建议正名为“皇叔父摄政王”，经礼部等议定批准。到了顺治五年（１６４７）十一月，以南郊礼成，颁布恩诏大赦天下，第一条即称“叔父摄政王治安天下，有大勋劳，宜增加殊礼，以崇功德”。经部院大臣集体讨论，多尔衮的称号定为“皇父摄政王”。自此，直到多尔衮病逝，清政府的公文中都是这样称呼的，现存清代档案可为确证，而且据朝鲜李朝《实录》记载，顺治六年（１６４８）二月接到的清朝咨文中已称“皇父摄政王”。从时间上看，这一称号的确定，比传闻太后下嫁的时间早了一年多，因为多尔衮的妻子是顺治六年十二月去世的，传说下嫁是在顺治七年初。显然，“皇父摄政王”之称号实为崇显表彰其功德，沿用古代国君尊称臣下“尚父”（周武王称姜子牙）、“仲父”（齐桓公称管仲）、“相父”（蜀汉后主刘禅称诸葛亮）之遗意而已，绝非多尔衮真的做了顺治小皇帝的继父。

　　持下嫁说者，多举清人蒋良骐《东华录》所载当初给多尔衮定罪时有“又亲到皇宫内院”一语，认为实属暧昧，有秽乱宫廷之嫌。然而这句话的上下原文为“自称皇父摄政王，又亲到皇宫内院，以太宗文皇帝之位原系夺立以挟制皇上”，文意非常清楚，说多尔衮曾亲到皇宫内院向人发牢骚，称太宗皇太极得位不正，自然顺治继位亦不正，以此要挟顺治小皇帝，这是多尔衮的一条重要罪状。无论这一指控是否属实（指责多尔衮“自称皇父摄政王”一条，已非事实），“亲到皇宫内院”一语只是指出多尔衮说太宗得位不正的地点和对象，将其单独抽出作为多尔衮曾秽乱宫廷甚至作为太后下嫁的证据，显然是断章取义，没有任何说服力。

　　太后下嫁之说流传很广，但在清代档案和典籍中却没有任何记载。有人认为，那是因为后来清朝统治者觉得这件事不光彩，于是销毁了有关档案，删改了史籍中的记录。这种推断也颇为牵强，因为我们在当时朝鲜李朝的《实录》中同样也找不到“太后下嫁”的任何记载。如果太后下嫁是公开的，并曾颁布恩赦诏明告天下，那当然会颁诏给朝鲜，朝鲜《实录》中肯定会收录，或有所记载与议论。即使这件事是秘密的，每年几批来华进贡、谢恩及陈奏的朝鲜使臣也会得之街谈巷议，因为在明清鼎革的非常时期，这些朝鲜使节都负有多方收集各种情报的任务，回国后要向国王报告，其《实录》中载清朝之事甚详，就是这样得来的。在清初很长一段时期，朝鲜看不起清朝，认为他们是未开化的夷人，而且对清朝怀有敌意，在其《实录》中常见对清朝的不满和蔑称，在公开场合奉清朝正朔，但其官员告身等内部文件却只署年月而不书年号。如果太后下嫁实有其事，朝鲜当然不会为清朝隐讳，必然载之史册，事后也不必有删削之举。

　　总之，太后下嫁这桩疑案流传虽广，却无任何的证据。但是作为人们的茶余谈资，或是文学作品的绝佳素材，它还会一直流传下去。

　　俗话说“寡妇门前是非多”，即使贵为国母皇太后，也不免为流言非议。孝庄九泉有知，她会做何感想呢？

摘自《清宫档案揭密》

网络编辑：张星秀

 (来源：山西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