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世纪前期，西藏佛教教派中属噶玛派势力最为强大，并且得到了当时西藏的统治者藏巴汗的支持。对于日渐兴起的格鲁派即黄教，他们心存忌恨，屡加迫害。为了对抗噶玛派的迫害，五世达赖阿旺罗桑嘉措和他的师父四世班禅罗桑曲结坚赞于明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派遣特使至青海，邀请青海蒙古和硕特部的固始汗率兵入藏。此时的和硕特部势力强大，次年，固始汗应约率兵入藏，征服前后藏，杀藏巴汗，尊五世达赖、四世班禅为格鲁教领袖，让他们分别主持前后藏，固始汗则继续负责西藏的防务，并宣布自己为藏王，在西藏首创第巴（行政官）制。至此，和硕特部与达赖、班禅在建立了在西藏的联合统治，达赖与班禅也先后接受了清朝的册封。

   固始汗死后，五世达赖加强了对西藏政务的控制，他不仅被逐渐接受为西藏全境的宗教领袖，而且成为了西藏全境的世俗领袖。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五世达赖圆寂。当时担任第巴的是他培养的亲信大弟子桑结嘉措。桑结嘉措为了继续利用达赖的权威掌管格鲁派事务，排斥固始汗的子孙们在藏势力，于是秘不发丧，伪言达赖要入定禅室，闭关修行，不见外人，凡事由他来通传转达，这样就达到了一人独揽西藏政教大权的目的。

   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桑结嘉措表面对清政府十分恭顺，还以五世达赖的名义请求清政府册封自己为“藏王”。同时又憎恨和硕特部固始汗的子孙们及其支持者清政府在西藏的力量，所以暗中又同野心勃勃的噶尔丹相互勾结。噶尔丹是漠西蒙古准噶尔部的首领，一心想吞并内外蒙古，自立为王并覆灭清王朝。桑结嘉措假借五世达赖之名，派出喇嘛，明为调解内外蒙古的纠纷，暗则唆使噶尔丹进攻内外蒙古，并为其出兵出谋划策。

    对于五世达赖圆寂，第巴桑结专政的情况，康熙皇帝渐渐有所察觉，本想召见五世班禅进京了解真相，却又被桑结嘉措以班禅尚未出痘及恐被准噶尔叛军擒获等各色理由，对康熙帝的邀请婉言拒绝。

    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清军大败准噶尔军队，不久噶尔丹兵败身亡。从准军俘虏的口中，康熙帝了解到五世达赖已经圆寂多年，第巴桑结为操控西藏局势一直瞒上欺下，还勾结噶尔丹，分化众蒙古的真相。康熙帝对此极为愤怒，严旨责问，第巴桑结震慑于清军大败准噶尔的声威，深感势单力孤，于是再次向清政府靠拢。第二年，他诚惶诚恐的给康熙皇帝上了道密奏，说：“五世达赖圆寂之时，正值西藏多事之秋，为了稳定民心，安定局势，我只好隐瞒真相这么久。现在五世达赖圆寂已经十六年，他的转世灵童已经在多年前秘密寻访到了，今年已经十五岁了。正要等到合适的时机报告给皇上，并传告天下。现在已经定下了今年十月二十五日，为灵童举行坐床典礼。请皇帝陛下暂时保密。”康熙帝虽然对他十分不满，但从西藏大局考虑，仍然答应了他的请求。

    第巴桑结在密奏中提到的那位转世灵童，是在五世达赖圆寂之后，第巴桑结为了将来让自己有退路，秘密派人寻访到的。这位五世达赖的转世灵童就是后来在西藏历史上生平迷离，又极具才华，也最受争议的一届达赖喇嘛：六世达赖喇嘛，仓洋嘉措（1683～1706）。

    仓洋嘉措出生于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西藏纳拉活域松（现西藏山南县）地方的一个普通的农民家中。在他诞生时家中出现了多种瑞兆，预示着这是一个不同凡响的孩子。第巴桑结的寻访使者们发现了这个聪明可爱的小男孩，经过他们的观察和测试，这个小男孩被确认为是五世达赖的转世。第巴出于自己政治上的需要，自然对此秘而不宣。连小男孩的父母也不知道自己的孩子竟会是五世达赖的转世灵童。

    通常情况下，转世灵童在五、六岁就已坐床成为活佛。但是六世达赖仓洋嘉措是一个例外。因为特殊的政治环境，仓洋嘉措并没有像其他的转世灵童一样，确定身份后就被接到寺庙，举行“坐床”典礼（灵童的坐床典礼，是蒙藏佛教中所特有的一种隆重的仪式，举行坐床仪式是标志着能以前世活佛的地位公开与各界往来），成为有权的活佛。他五岁时父亲去世了，母亲受到舅舅和姑姑的歧视，家产又被骗夺，家境十分清寒，很小的时候就当了放牛娃，在乡村田野之中过着清贫却又自由的生活。

    康熙三十六年（公元1697年），正如第巴桑结在密奏中向康熙皇帝保证的，他公布了五世达赖圆寂的消息，并正式宣布了仓洋嘉措为五世达赖的转世灵童。稍后即安排灵童并与五世班禅罗桑益西见面，由班禅替他剃度受戒并取法名“罗桑钦仁仓洋嘉措”，简称“仓洋嘉措”，从此正式与五世班禅建立起了师徒关系。同年十月，仓洋嘉措正式坐床布达拉宫，康熙帝虽然不满第巴桑结的所作所为，但从维持西藏的稳定出发，仍旧派人携带了大量珍贵的礼物，专程赴藏，参加了坐床典礼，公开承认了仓洋嘉措作为六世达赖的身份。

    此时的仓央嘉措已经15岁了。十五岁以前的他就和普通的藏族孩子一样，无拘无束的生长在乡村田野之中，而不像其他的幼童活佛一样，从小就接受到佛教戒律的约束，在老师和照顾他生活的僧人们的安排下有规律的、按部就班的学习和生活。幼时的活佛在寺庙内的生活，许多人认为一定是过得舒适而又愉悦，无忧无虑的。但事实上，未成年的活佛的生活是受到严格的管束的。他们的行动没有自由，都要在一系列的规矩和限制范围内活动，而且活佛的地位越高，受到的限制就越大，他们甚至连自己的父母都不能随便见，要遵守佛教“出家即无家”的教规以及一大套的清规戒律。达赖喇嘛世系作为西藏最高级别的活佛系统更是如此。这样的培养以便活佛们能够从小就能锻炼出优越的定力，有助于他们潜心修习佛法。他们幼年时都接受到严格的教育，老师们对他们的要求也都很高。幼童活佛们不但要学习佛经、宗教理论等，有些还要学习医术医药、天文算法、书画艺术、建筑雕塑等等，以便他们长大以后能成为佛学造诣深厚且学问渊博的宗教领袖。许多的幼童活佛学习都相当努力，小时候便在经典的学习方面具有相当的基础了。

    但仓央嘉措以15岁的“高龄”才开始了作为一位活佛应该接受的正规学习和生活。童年及少年时光在民间的自由自在对比着现在的繁琐的清规戒律和枯燥的佛法学习，让仓洋嘉措深感烦闷。他没有那么好的定力，更不愿意安分的坐在寺庙里，身旁围绕着一大群经师和僧仆，没完没了的讲习佛法，研读佛经。少年天性，活泼好动，听不了几句便开始不耐烦，总要四处走动，出去散步，经师们只好尾随在后，温言相劝：“您圣明！劳驾！请坐下来好好听，如果尊者您不听话，第巴就该责骂我了”，经师们大都是年事已高的得道高僧，仓洋嘉措也不忍心看着他们因追着自己学习而累得气喘吁吁，只好无奈的回去。在经师们的指导下，仓洋嘉措被迫学习了许多经典。第巴桑结对于六世达赖的学习要求也十分的严格，他甚至还亲自给仓洋嘉措上课，以便了解其学习的近况。

    对于第巴桑结而言，年轻的活佛在更多意义上是自己手中的一件政治工具。有地位尊贵的六世达赖在手，他方才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他希望仓洋嘉措能够规规矩矩、老老实实的居于庙堂之上，就像是一尊被众人供奉的佛像，作为西藏政教最高权力的象征就好了，所有的权力归自己一人行使。

    然而仓洋嘉措不是一尊神像，他也不喜欢被人当神佛一样供养在布达拉宫里，每天从早到晚没完没了的诵经礼佛，他是一位才15岁的少年，有着自己的喜好和想法。

    政治氛围的压抑，精神生活的痛苦，终于让仓洋嘉措走上了离经叛道之路。白天，他正襟危坐，在第巴桑结和老师们的监督与教导下，学习佛经，聆听教诲；晚上，他却穿上了俗装，戴着长长的假发，从布达拉宫溜出，浪迹在拉萨街头，化名为宕桑旺波，吟唱着自己的情诗，寻求人间的真爱！他还令人在布达拉宫外面修建了一座美丽的小园林，里面盖着精美的楼阁，邀请许多青年男女来开宴会，一同在园林中唱歌跳舞，饮酒狂欢！他就是如此的向往着自由和爱情，如此的渴望挣脱宗教与政治斗争的束缚。他不仅从没有以教规来约束自己的思想言行，反而以宗教领袖的显赫身份，根据自己独立的思想意志，写下了许多爱意缠绵的“情歌”。

在那东方山顶/     升起皎洁月亮/     玛吉阿米的面容/    渐渐浮现心上

黄昏去会情人/    黎明大雪飞扬/    莫说瞒与不瞒/    脚印已留雪上

守门的狗儿/    你比人还机灵/    别说我黄昏出去/    别说我拂晓才归

人家说我的闲话/    自以说得不差/    少年我轻盈步履/    曾走过女店主家

常想活佛面孔/    从不展现眼前/    没想情人容颜/    时时映在心中

住在布达拉宫/    我是活佛仓央嘉措/    住在山下拉萨/    我是浪子宕桑旺波

    对于自己近似大逆不道的行为，仓洋嘉措毫不隐晦，并将自己强烈、真挚的情感在诗歌中一一释放。

    在佛教观念中，“佛、法、僧”被称为“三宝”。就是说，佛、教义和僧人在佛教中，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特别是对向自己传授法经典的喇嘛（佛的代言人），更要毕恭毕敬。然而叛逆的仓洋嘉措却在诗中表现出对佛、佛法和喇嘛的淡漠，而对于人世生活却是热烈追求。

    关于这位才华横溢、又放荡不羁的活佛，民间有许多极富于人情味的迷人传说。“玛吉阿米的脸庞，渐渐浮现在我心上”，玛吉阿米直译为“未嫁少女”、“未嫁娘”；据说拉萨八廓街上有栋黄房子，正是诗中这位少女居家之地，或说是微服出行的仓央嘉措以少年宕桑汪波的名义与情人幽会之处。这幢黄颜色的小楼骄傲地存在并成为某种象征。

    作为格鲁派的宗教领袖，仓洋嘉措再对现实不满，再叛逆反抗，也是根本不可能拥有圆满而幸福的爱情的，所以虽然类似的浪漫传说还很多，但都以悲剧而告终。

    仓洋嘉措不是一位称职的达赖喇嘛，却不愧为一位优秀的诗人。他坚持将通俗语言写入诗篇，使自己的“情歌”语言活泼生动，清新明快，通俗易懂，在藏族诗歌中别具一格，极富艺术魅力，所以二百多年来一直在藏族民间广泛流传。他的作品已被结集成《仓央嘉措诗歌》，广泛流传。因其内容除几首颂歌外，大多是描写男女爱情的忠贞、欢乐，初见的甜蜜，遭挫折时的哀怨等，所以一般都译成《情歌》。《情歌》藏文原著，有的以口头形式流传，有的以手抄本问世，有的以木刻本印出，足见流传之广，藏族读者喜爱之深。中文译本海内外也有很多，国外有英、法、日、俄、印等文字译本。可见，《情歌》不仅在西藏文学史上享有盛誉，而且在世界诗坛上也声誉大振。当然，此是后话。

    仓洋嘉措的风流倜傥、任性妄为招来了世俗的议论与白眼，贵族们的指责与呵斥。这些并没有让年轻的仓洋嘉措有所收敛，反而更使他对这样的生活乐此不疲。第巴桑结觉得这样实在是有损大体，曾对他严厉训斥，还请五世班禅写信规劝他，任性的六世达赖反而拿起绳子、刀子，寻死觅活，到最后第巴桑结也无可奈何了。而仓洋嘉措似乎从他叛逆的生活中找到了一种反抗和嘲弄的乐趣，对宗教戒律压抑人性的反抗，对以他为政治筹码的上层贵族的嘲弄！

    康熙四十一年（公元1702年），20岁的六世达赖该受比丘戒了。尽管他的师父五世班禅苦口婆心的劝说，仓洋嘉措仍当场表示不愿意接受比丘戒，并向五世班禅送回僧衣以示退戒。据说当日他对着为他授戒的五世班禅疾呼：“你给我的袈裟我还给你，你加在我身上的教戒我也还给你。黄教的教主我不当了，让我过普通人的生活罢！”在几乎全民都是虔诚的宗教信徒的西藏，人们的观念倍受宗教文化氛围的熏染，在黄教领袖中居然还有六世达赖这样的叛逆者，这在教义上是不能容忍的。他偷开后门去与情人相会，在深夜的雪地里，留下一串串走向爱情的脚印。又在大庭广众之下，自己的授业恩师面前大胆表露心声，要放弃达赖这一高贵的身份，去追逐凡人的平常生活。事情进行中他义无返顾，事后被人非议、警告他也无所畏惧，在普渡众生的活佛中，实属罕见，而且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