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教育作为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在清末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女子留学教育一直不受人们重视。清末满族总督端方独树一帜，在发展女子留学教育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1905年，端方派出了中国第一批20名官费留日女学生；1908年，端方又派出了第一批留美女生。可以说，端方开启了晚清官派女子留学的阀门。

1901年，端方在陕西巡抚任上最早提出自己发展留学的主张，但此时其留学主张非常保守，仅仅从王公、贝子、贝勒之内选拔留学生（1901年3月《筹议变通政治折》，《端忠敏公奏稿》，文海出版社，l967，139—140页）。但是，随着新政事业的举办，端方很快认识到了留学教育的重要性。1904年，端方提出非“多派学生出洋不能网罗英俊，宏济艰难。早有一日之经营，即早收一分之效验，断不可置为缓图”（1904年10月《选派学生出洋折》，《端忠敏公奏稿》，477页）。据《端忠敏公奏稿》统计，从1903年2月至l904年10月，端方就派遣欧美留学生l22人之多。虽然端方在这一时期并没有派遣女子留学，但是由于他积极倡导留学教育，在他曾任巡抚的湖北、江苏等地，留学风气逐步开化，一些女士也加入留学行列。1904年，《女子世界》载：“湖北风气日开，近来人省学习新法工艺及自备资斧往东洋学工艺者尤不少，并有女士纷纷来往，其所持之言论，较下五属之开化，尤为过之。”（《女士游学》，《女子世界》l904年第5期）

开官派女子留学先河

在发展留学教育的过程中，端方也在酝酿派遣女子留学。1904年底，端方出任湖南巡抚，开始将这种想法付诸实施。1905年初，“端午帅拟派官费女学生六七十名留学日本，惟不敢自专，电询政府，政府即电阻之”。可见端方发展女子留学教育并没有得到清廷的允许，但是政府的阻挠激起了人们更大的留学热情：“现全省女子颇不平，遂谋自费一法，以抵抗官绅。”（《自费女学生留学日本》，《女子世界》1905年第l期）端方主张派遣女子留学，顺应了人们的留学要求，显然，湘省女子抵抗的是清政府。但是仅一个月后，《女子世界》第3期①即登出湖南派出20名留日女学生的姓名及年龄：

学习师范科13名：聂辑熙（湖南衡山，四十八岁）、黄宪祜（湖南善化，四十三岁）、杨庄（湖南湘潭，二十八岁）、张汉英（湖南醴陵，二十九岁）、凌樵松（湖南平江，二十三岁）、黄国厚（湖南长沙，二十二岁）、陈光璇（湖南长沙，十七岁）、许馥（湖南善化，二十一岁）、朱秀松（湖北江陵，二十五岁）、许壁（湖南善化，十八岁）、曾尚武（湖北江陵，十九岁）、朱敬仪（湖南善化，十八岁）、姚宁生（江苏上元，二十二岁）。

学习工艺科7名：黄华（湖南湘潭，二十九岁）、王昌国（湖南醴陵，二十九岁）、许薇（湖南善化，二十三岁）、吴双（湖南湘潭，十七岁）、黄辉（湖南长沙，十五岁）、黄国巽（湖南长沙，十七岁）、胡懿琼（湖南湘潭，十八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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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顺天时报》、《大公报》对该20名留学生姓名亦有记录。见《中国留东女学生》，《顺天时报》，1904年7月4日；《湘省女界发达》，《大公报）1905年7月18日。但记载与《女子世界》稍异：《大公报》所列共计15人，缺聂辑熙、朱秀松、曾尚武、朱敬仪、姚宁生5人。《大公报》标题为“湘省女界发达”，所列当是湘籍女留学生，聂辑熙为湘籍，漏列；《顺天时报》载朱敬仪为湖北江陵人，l7岁；《大公报》、《顺天时报》皆记胡懿琼为l4岁，黄宪祜皆作黄宪祐，联系后文提到的黄曾甫回忆文章，当为黄宪祐。

可以说，这20名留日女生是国内外力量努力的结果。1904年11月，湖南省请求日本实践女子学校接受20名湖南女学生，当时的“驻日杨星使与中国志士范源濂、杨度氏等十八名共议教育妇女之事，即新由本国招女学生二十名，请实践女学堂监督办下田歌子女史以为教督，共受熏陶”（《中国留东女学生》，《顺天时报11905年7月4日）。范源濂曾经留学日本.l905年时担任留学生监督，下田歌子的修身课即由范源濂担任，范源濂对于促成湖南20名女学生留学日本贡献尤大。为接受中国的留学生，下田歌子决定设置清国留学生部。l905年7月，实践女校中国留学生部分校成立。该月底，20名湖南学生来到实践学校（周一川《近代中国女性日本留学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37—39页）。以往的著作侧重国外对促成这次留学的努力，往往忽视了国内的回应。实际上，在当时的条件下，将女子留学的设想变成实践是不容易的，湖南巡抚端方即承担起了这一职责。黄曾甫在一篇文章中回忆：1905年，湖南巡抚端方奏准选派20名湖南女学生出国，由黄萱祐领队，就读日本东京青山实践女校师范科。这20名女子多是影珠女学的学生，影珠女学于1903年由老同盟会会员黄镆联合其姊妹黄唐琼、黄萱祐等人，在长沙福临乡西冲樟树脚下黄镆私宅创办.为“湖南私人倡办乡村女学之嚆矢”，辛亥革命后改为衡粹女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长沙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长沙文史资料》第5辑，内部发行，l987，162—163页）。除影珠女学的学生外，还有第一女学校的学生7X，淑慎女学校l人。所派遣人员中有6人皆贵绅女（《游学汇志》，《女子世界）1905年第2期）。例如杨庄就是晚清名绅杨度的胞妹。《东方杂志》对此事也有记载：“湘中近派女学生二十名赴东学习速成师范，闻尚拟添派多名留学完全师范。”（《各省游学汇志》，《东方杂志）1905年第8期，202页）显然，正是由于范源濂、杨度、杨枢等人在日本的交涉，再加上端方在国内的努力，最终促成了中国第一批官派女留学生的诞生。

从黄曾甫的回忆来看，影珠女学是一所具有革命倾向的学校。但是，端方从这里选拔留学生，主要是因为影珠女学办学成效显著，在当时的女学中处于佼佼者的地位：

现影珠女学由陈君保仪一人之力经营，学生突飞进步，文则能操英语，武则能跨马匹，他日外文、军事界必然能占一分子。（《女校成绩》，《女子世界》l905年第l期）

今日内地女学林立，多注重科学，惟影珠女学办事人以国文与科学并重，而学生尤知此义。现统计全省男女学校，推此校为第一。以昌黎、永叔之笔作卢骚、约翰之文，不特可保存国粹，抑亦该校之大特色也。（《影珠女学文学之进步》，《女子世界）1905年第l期）

从办有成效的女学中选拔留学生不失为明智之举，这批留学生也的确收到了实效，大多学有所成，“一年后（即1906年7月左右），20名官费生中就有12人学成毕业”（周一川《近代中国女性日本留学史》，40页）。黄曾甫的回忆中也指出：“当时实践女校留学女生除秋瑾一人退学回国革命外，其馀均修完学业方始返国。”（《长沙文史资料》第5辑，163页）

在此之前，中国只有零星的女子赴外留学，女子留学教育还没有纳入官方的视野，端方此举的开风气作用是可以肯定的，“随着湖南官派女学生的赴日，女子留学进入了繁盛期”（周一川《近代中国女性日本留学史》，37页）。日本东京青山实践女校师范科逐渐成为了中国女子留日生的聚集地，更多的女子来到日本留学。直到1908年，清政府才鉴于“女学渐次发达，其留学各国者亦不乏人，惟官费甚少，殊不足以资提倡”的状况，开始筹议政府派遣女子官费留学（《要闻》，《大公报》1908年5月18日）。显然，端方派遣20名女学生留学日本之举，奠定了他清末官费女子留学开拓者的地位。

二  考察外国女学及争取留学学额

1905年，端方等五人出任考察政治大臣，他们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考察国外的女子教育状况，学部曾“奉谕电致五大臣考求各国女学.以便归国得以改良教育”（《电谕考察女学》，《大公报11906年3月14日），五大臣也的确做到了这一点。

以端方、戴鸿慈一路在美国的考察为例。他们参观了不少女校，包括加利福尼亚女学院、维尔士女学堂、耳司雷女学校等（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l982，71、95、103页）。端方归国后奏称：“臣游历欧美考察政治，曾于各国女学加意考究……美国女学男女合堂并教，大小一致，其发达在欧西各国之上，故其小学教员概系女子，中学则男女教员参用，至高等学业，男女同校讲求，几有并驾齐驱之势。”（1908年6月《改办女学及幼稚园折》，《端忠敏公奏稿》，l470页）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端方对美国教育模式极为艳羡。由此，端方和美国大学积极接洽，商讨派遣留学生事宜，“与各校长情谊极为款洽”（《美国大学赠送学额》，《申报》l907年3月1日，3版），最终争取到了美国大学的学额及资金资助。其中：耶鲁大学赠给学额ll名，免收学费；干尼路大学（即康奈尔大学）每年赠给学额6名（该校四年毕业，三年后共有中国学额24名）；威尔士利女学赠给中国学额3名，膳费、宿费、学费概免；哈佛大学每年送美金2万元（连送3年，共美金6万元），以资中国的贫困学生。端方对美国的慷慨赠予极为赞赏，称“为各国不多有之事”（1906年12月《请褒美洋员片》，《端忠敏公奏稿》，844、848页）。

端方归国后，即开始着手选拔留学生。根据约定，所派留学生“惟须程度合宜，方可免收学费”，而“其程度能否赠给学额，尚须待各校校长察看功课”（1907年12月20日《选派学生留学折》，南京大学校庆办公室校史资料编辑组等编《南京大学校史资料选辑》，1982，内部发行，l2页）。由此，端方对这批留学生的选拔较为严格：“男学生以在中学堂以上毕业，程度较深，能直接听讲者为合格；女学生亦就各女学堂挑选，亦中文通畅、西文亦有门径者为合格。”（《各省游学汇志》，《东方杂志》1907年第7期，l78页）《申报》曾经刊载端方选拔学生时的“牌示”：

江督端午帅（五月）初一日发出牌示，略谓：前饬宁、苏两学司挑选男女学生Z-十名赴美留学，当经分别札行在案。查现在财政支绌.拟督选学生十名赴耶路、干尼路两大学肄业；女学生三名赴威尔士利女学肄业。均以在中学堂以上毕业，程度较深，能直接听讲者为合格。定于本月_Z-十三日饬宁学司考选，将试卷呈候核定，再行咨送。凡宁、苏、皖、赣皆可向宁学司署内报名……此次考试，选择綦严，如自揣程度不能合格者，毋庸侥幸一试，徒劳往返也。（《江督示期考试选美学生》，《申报》1907年5月7日，4版）

由于财政匮乏的原因，原计划派出20名，而最终派出11名男生和4名女生。其中，女学生包括胡彬夏、王季苣、曹芳芸、宋庆林。准备入威尔士利女学。虽然财政支绌，端方仍给予这批留学生较为优厚的待遇.除了按章留学美洲大学每人每月补贴80元、留学预备学堂每人每月64元之外，每人每月还给赡家费银l2两。l908年初，端方派温秉忠护送这15人分赴各校（《选派学生留学折》，《端忠敏公奏稿》，1217—1218页）。其中，宋庆林即为宋庆龄。据《宋庆龄年谱》载：l908年7月，宋庆龄从上海中西女塾毕业后，于本年夏天“偕同妹妹美龄，在温秉忠夫妇的监护下，乘太平洋邮船‘满洲里号’离上海赴美求学”（尚明轩等编《宋庆龄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l986，26页）。

端方在考察政治期间，积极争取美国各大学的学额及奖学金，而美国各大学慷慨赠予，本身就是中外教育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同时，端方争取男女留学学额，实现男女同派，彰显了他对女子留学的重视，同时也表明他对留学教育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三  坐镇两江

端方本就对女子留学教育情有独钟，考察政治的经历使他加深了对女子教育重要性的体认，推动了其发展女子留学教育的步伐。端方归国后长期担任两江总督，得以有机会将发展女子留学教育的思路付诸实践。

首先，端方对于女学生的留学请求多持积极鼓励态度。l907年，江宁惠宁女学堂学生善演等禀求端方派遣出洋游学，端方随即批示：“该生等欲赴东洋人实践女学校肄业，志趣远大，殊属可嘉。惟现在停派东游学生，所请暂从缓议。本部堂现办女子师范学堂，该生等尽可报名招考，先在内地研究各种科学，将来出洋亦较有根柢。”（《-k学生请禀游学》，《大公报》l907年4月13日）1907年11月，端方对江南备取留美女学生王季昭、杨荫榆请咨官费一事极为赞赏，“现在宁垣筹办女子师范，管理、教授均难其人，应准给费派往”，并发给每人服装、差旅费一百元（《各省留学汇志》，《东方杂志》1907年第ll期，298页）。

其次，端方还“建立了一个非常明智的预备留学计划，每年都有一次公派出国学生的考试在南京进行”。这个计划并不单纯是男子留学生的派遣，女子也包含在内。比如，l907年有84名候选人参加了留学考试，其中72名为男子，12人为女子（E.G.Kemt，The Face of China，New York：Duffield Company，1909，269—270；转引张海林《端方与清末新政》，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288页）。从数量上看，男子的数量远远多于女子。但是，从中国近代以来女子留学教育发展的轨迹来看，女子留学教育始终远远落后于男子留学教育，不少人对女子留学教育一直持反对态度，从这个角度看，端方能够将女子留学教育纳入定期派遣的计划.显然颇具深远意义。

纵观中国漫长的传统社会，女子教育发展步履维艰，女子留学教育更是难上加难。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社会开始步入唐德刚先生称之为“第二次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岳麓书社，1999，6页）的历史新时期。综观晚清社会，一系列的动荡造成了历史画面的纷繁复杂、扑朔迷离。到了清末新政时期，政治和社会环境较为宽松，“新政”本身亦是一个响亮的、具有较强鼓舞性的口号，吸引社会各个阶层投身其中。新政时期，清朝统治集团内部也不乏脚踏实地者，包括端方在内的一些地方督抚即是其中的主要代表，他们出于对国家富强的愿望，试图干出一番业绩，挽救垂危的皇朝。包括地方督抚在内的社会各方面力量，在清朝即将灭亡的最后几年里演出了精彩的一幕，交织出一幅激荡的改革图景，历史画面也出现了少有的振奋人心的气象。以满族地方督抚端方发展女子留学教育为例，他积极投身其中，开女子官费留学日本、美国之先河，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女子留学教育的发展，其实践无疑证明了上述这一点。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