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幼垣：甲午海战中日军力对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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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3-06-27 |
马幼垣教授是《水浒》研究的知名学者，在美国夏威夷大学执教中国文学二十多年（煮枝按：马教授从夏威夷大学退休后又在香港岭南大学任教了一段时间）。他的业余爱好是中国近代海军史，最近在大陆出版了《靖海澄疆——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新诠》一书。此书以细密的考证和详实的史料，对我们习见的中日甲午海战的一些看法痛加驳斥。
马幼垣先生指出，北洋水师中的两位管带（舰长）刘步蟾和林泰曾其实是真放洋、假留学，主帅丁汝昌更是骑兵转行且并未悉心求进，而日方司令伊东祐亨在战役中的指挥几乎无懈可击。在这种情况下，“北洋海军在黄海之役还未致一仗而全军覆没可算是奇迹”。那么，在他眼中甲午海战的中日军力对比，究竟是什么情况呢？
《东方早报》（以下简称《东》）：甲午海战在世界海军作战史上具有什么意义？
马幼垣：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世界海军经历空前大革新——机动力取代风力、舰壳由木质演为铁制、后装炮淘汰前装炮、来复线炮代替滑膛炮，各款速射炮、机关枪和炮、鱼雷以及鱼雷舰艇竞相争取承认和销路。种种前所未有的观念和工具涌现。若非从实际使用去求理解，单凭发明者、厂方、掮客之言必会导致虚浮失实的评价。究竟此等价格高昂的新玩意，功能是否确如所料？不待实战的考验是无法知道的。
中日海军较劲黄海之前，谈得上够影响力，值得后人研究分析的世界性海战只有1866年7月20日意大利和奥地利之间的利萨（Lissa)海战。双方所用的硬件设备还是旧多新少，说明不了刚登场的诸多新玩意的价值。虽则如此，各款新器械还是急速发展下去。差不多三十年过去了，详究实效的要求就越来越殷切。1894年9月17日的黄海战争是首次有机会细查这几十年的发展。因此那场拼杀刚过，欧美筹海人士便争相发表评论。
除了新器械的功能得到考察外，还有东亚新局面需要理解。晚至甲午前夕，中日两国虽尚未被欧美视为平起平坐的海军大国，但两国海军在战前十多年间的发展，早已不时引起国际瞩目，而且战前西方的一般看法多以为中国海军较日本海军强（“定远”、“镇远”两铁甲舰的特受注意是一大原因），岂料中国海军竟逢战必败，终至威海熸师，全军覆没。甲午战事的结果更促成日本明目张胆地推行其大陆扩展计划。这新局的出现自然是西方非留意不可的。
甲午海战可以说是中国民族史永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对西方来说事故是短暂的。在十九、二十世纪交替的二三十年间，海军是发展最迅速的兵种，三十几年即以革新得面目大异。理解新装备和随而因应的新战术究竟功能如何，就成了持久存在、答案不断须更新的问题。
甲午过后不上几年，规模更大、战斗日期更长、涉及地域更广的1898年的美西战争（古巴和菲律宾两个遥隔的战场）和1904-1905年日俄战争（连俄国之波罗的海舰队也扯进东亚战事）便接连发生。随后的海战更迅速由平面战斗演为空平潜的立体战。甲午海战作为世界海军发展的参考材料仅维持了一段很短的时间，虽然在这时段里（特别是战役过后的一两年）讨论是够广泛和热烈的。
《东》：您曾说：“北洋海军在黄海之役还未致一仗而全军覆没可算是奇迹。”从硬件上来说，中日舰队的总体实力有多大的差距？
马幼垣：指北洋海军没有在黄海一仗便全军覆没是奇迹，并非我首创的见解。战事刚过，西方海军界人士和在华记者已有人发表这看法。替这看法注释，我倒办得到。中日海军在硬件设备和软件条件均相去颇远。未接战前，战果可说已写就草稿。这条问题既不包括软件，就暂不提，省点篇幅，留给解说硬件的情形。
北洋海军出战黄海时，虽把李鸿章早期大耗资源去购备，后始知无异废物的炮大舰小速慢、主炮复不能自由射击的众多蚊子舰，和陆续买入了很久、终不懂得如何使用的鱼雷艇，以及李鸿章与其插栽为海军提督的党羽丁汝昌视为碍眼物的国产装甲炮舰“平远”号留在岸边，出战诸舰仍无疑是堆杂摊子。
何以这样判断，很易解释：
一、除了两艘确够体积的铁甲舰，其他入选的八舰没有一艘达三千吨，其中三艘尤在一千四百吨之下。
二、最旧的是建成于1881年，仅有一千三百五十吨，舰上复多用木料装配，一旦着火便烧个未完的“超勇”和“扬威”。绝对无疑的问题舰还有“济远”。
三、阵中所收的九艘外购舰，最新的四艘建成于1887年7月至8月。虽不算很旧，但在昔日海军发展迅速，三五年即可以面目大异的背景下，此数舰之装备就难免不落伍了，特别因为原先装置时所用的已未必够新颖。
四、按丁汝昌的见解，北洋海军能用来应敌者就仅得这九舰，要配上借自广东的闽制木壳铁肋通报舰“广甲”才勉强凑足十艘来组配成阵。各舰因长久维修不佳（劣质的领导阶层），而导致的速度大减，以及各舰之间的速度悬殊，以致影响布阵的选择已无法及时修正。
五、丁汝昌不用来组阵的却是能战的国产舰“平远”。待“平远”终投入战圈，战事已进行了一小时四十分钟。那时“超勇”和“扬威”已失。
中方用这些芜杂舰来布阵，加上主其事者不懂海军，分明窘相毕露。
日方出阵诸舰的选配，好几方面都呈相反之局：
一、如用1887年7月至8月（北洋海军外购舰的最后建成期）为分水岭日期，日方出动的十艘舰有六舰是晚过这日期才造出来的（“松岛”、“严岛”、“桥立”、“吉野”、“千代田”、“秋津洲”）。这样说只讲了镜子的一面。六艘当中包括丰岛海战（1894年7月25日）前四个月才竣工的“秋津洲”，和仅早一个月方加入日海军的“桥立”。新舰所必须经过的工程调整期（可能还会带出若干改建）和舰队操练配合期都谈不上。调拨绝新的舰上阵理应是自加的弱点，但本身千疮百孔的北洋海军却占不了这天赐的便宜。
二、各日舰的排水量较中方诸舰平均得多，最重的四千两百七十八吨（那三艘三景舰——“松岛”、“桥立”、“严岛”），最轻的两千两百四十八吨（“比叡”），不像中方的极端悬殊（“镇远”的七千两百二十吨对“广甲”的一千三百吨）。组成舰队各单位之间实力平均与否当反映在战场上的表现。
三、日方添舰，除了为克制中方二铁甲舰而设计的三景舰外，有一笃守的原则，即依法国少学派（Jeune Ecole）的主张，务求增置速高、快炮多而索价较廉的巡洋舰，以求善用资源。这与清季筹海人士刻意钟情自己根本不明白而价格高昂的铁甲舰，成强烈对比。
四、在丁汝昌眼中遍布木料装配，慢如蜗牛的旧舰“超勇”、“扬威”够资格双双上阵。拥有它俩的姊妹舰的日海军却不让那艘“筑紫”号出战，仅让它担起些与战事有关的辅助工作。这显示日人有选择的余地，中方则没有，淘汰品也得打头阵。
五、如用“广甲”的排水量和“超勇”、“扬威”的建成期来做双方选舰的最低线，那么日人可投入战阵之舰除“筑紫”外，起码尚有“八重山”、“武藏”、“大和”、“海门”、“天龙”等，绝不如中方面对的困局。
六、若谓日方出动武装商轮“西京丸”和仅稍过六百吨的小舰“赤城”是败笔，此事难说是舰队司令伊东祐亨可以操纵的，更不可能是他主动安排出来的。他仅能办到不把它们列入预期负起战斗任务的先锋队和主队内。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要乘武装商轮逼近观战，舰队司令唯有做出较安全的布置，即派“赤城”去提供保护。这就是为何“赤城”的三艘姊妹舰（“摩耶”、“鸟海”、“爱宕”）均与这场海战无关，而这艘不该参加大型战斗的小舰却被牵入激战。这事还带出一个未必无意义，却不用回答的问题：能否期望李鸿章等筹海大员会主动要求乘轻武装舰船直入战圈观察？这是双方软件差距的一个表现。结果“西京丸”和“赤城”均为择弱而食的中方所猛击，这岂不是捕捉野猫便算是猎虎吗？后世史家却不断渲染此为中方伟大的战绩！殊不知在这样的大场拼杀中，就算击沉对方一艘武装商轮和一艘稍过六百吨的小舰，应视为胜之不武，这才是泱泱大国风的表现。更何况此两舰船很快就修复好，继续在中日战事中运作。这还未把“西京丸”十年后仍参加日俄战事，而“赤城”更活至1953年此等事实也算进去。
从中日舰队的分析，不难看出双方摆出的阵容显属高低殊异的两个层次。强调甲午战前的北洋海军居亚洲首位者未悉曾否平心静气地细析过日本海军的实况？
《东》：如果说北洋舰队的整体硬件水平远不如日本舰队，那么在武器装备这项，是否也差距很大呢？“定远”、“镇远”舰的巨炮向来是北洋海军引以为豪的。
马幼垣：舰队层次之别是硬件设备和软件条件差距的总和，说明了中日两舰队相去之远，才易就武器作为硬件重点来讨论。
武器这个范围确说明中方硬件之弊。双方有的武器不外主炮、副炮、速射炮、机关枪炮、鱼雷五类。副炮扮演的角色分量有限，在此不用管。中方速射炮和机关枪炮数目严重不足，论者早已屡讲，也不需重述。鱼雷中方平素储备不慎，用时复不得法，我以前讲过了（《靖海澄疆》，160-161页），同样不必再说（日方在此役并无发射鱼雷）。世人向视为北洋海军威力精华所在的两“定远”级舰上那八门十二寸口径主炮倒是极端害事的。主炮之弊正好作为焦点来讨论。此事我前未讲过，要慢慢解释始易说明。
在清季筹海过程中，置备铁甲舰是甲午战前的长久共识，更是一人说话才算数的李鸿章务要在其名下完成的功业。可是填足几辑《皇朝经世文编》的赞成话当中，说来说去总是虚浮的皮毛语。在无本领直接吸收西方海军新知的局限下，谁也不能明确指出应购什么款型、什么级别的铁甲舰才合中国之用。
在层层往下推诿的情况下，选择之责终落在驻德参赞、科技家徐建寅的头上。他的决定是在德订购采用炮塔斜置法（en echelon)来安装每舰四门十二寸主炮的铁甲舰。这选择顿使建造出来的“定远”、“镇远”两舰变成中看不中用之物。
炮塔斜置法就是把主炮装在前后斜置于甲板中段或稍前（仍距舰首颇远）的左右两舷边的炮塔内（看下附的“定远”舰面视图）。徐建寅在1880-1881年交替之际订购此两舰时，炮塔斜置法是很新的玩意，建成之舰仅一艘，即意大利的“杜里奥”（Duilo)号，已启工而尚在建造过程中者有六艘（意大利和英国各三艘）。按此建造进度，炮塔斜置法充其量只可说是受意、英两国喜好，仍尚难知其实效究竟如何的技术。徐建寅却视之为已确证的有效之法，一口气便订购两艘采此炮塔安装法之舰。这样决定无疑是不够周详的。
须知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是舰只设计的狂热试验期。绝对怪异的主意都会有支持者，总觉得不应错过，得先造出来看看再说。这就是为何俄国连圆形舰也造得出来。炮塔斜置法虽未至圆形舰那歪理的疯狂，仍足以带来一连串的恶果。主炮能否收预期之效，炮的口径和款型反退居为次要的决定因素。
炮塔斜置法带来三大危害。
一、风浪大时，舰船颠簸是无从避免的。如果主炮的炮塔沿舰的中央线安装，颠簸程度可减低。放在舷边则带出极度相反的情况。那时倘遇上战斗，射击还能准确吗？“定远”级舰的主炮炮塔又大又重，置于舷边，岂非大增颠簸之烈！
说至此，不妨先看看“定远”级舰舰面的情形。
此图习见，但用者常藉以夸耀此级舰所备炮械如何雄伟，真相却是相反的。
二、在那时段采炮塔斜置法之舰通常沿甲板整个中央线部分安排得满布上层建筑和各式装备。有时，连舷边的通甲板上也有不少装备。“定远”级舰并不例外。如此一来，主炮前直射和后直射即使尚容许，射界也必十分狭窄。如果不要冒自己的炮火摧毁自己舰面之险，射击唯有避开中央部分一段不短的距离。既得避这避那，有效的前后直射还能予以期望吗？
三、余下来的射击选择就仅得用作舷炮来侧射。但左炮塔的两门主炮不宜向右侧射，右炮塔的炮同样不应朝左侧射，因为炮塔低和炮管短，炮火一旦横过甲板射出就会灼伤自己的甲板！这就是说，侧射只可以用一半的主炮。这事有史例为证。用炮塔斜置法去装配主炮之铁甲舰首次参加实战为1882年7月11日英舰队炮轰埃及亚历山大港的堡垒和炮台（因这是纯海与陆的战斗，故不能称为海战）。采该法装置主炮的那艘英舰（正是徐建寅同意德厂取为设计模型的那艘），中弹数目最多，这是因为这样装置的主炮之最佳发射位置为向陆横着舰身，遂使舰与陆成平行之局，整艘舰也就方便了对手的射击。严重损伤之所由尚不止此。自己的主炮横过甲板射出去时，炮火灼伤自己。这分明是蚕虫师爷式的设计，何伟大之有？此役过去了一百八十年，研究甲午海战者迄未纳之入讨论范围。这是不从中国海军史为世界海军史一部分这角度去从事研究，不看与中国无关的西方海军史著述，所必然带来的局限。
上述诸缺点如尚未讲得够清楚，可用右边两张插图来辅助说明。
下面这张照片是美海军在日本掳去“镇远”舰后逼近拍摄的。上言炮塔斜置法诸弊端，均可从这两张插图中看出来。
各种自加的局限和危害既如此严重，采用此炮塔装置法岂非等于孙悟空头上自箍的咒环！难怪近四五十年来在西方研究舰只发展史者早已异口同声地斥炮塔斜置法为笨拙透顶的主意。甲午前确屡有为两铁甲舰及其他舰只添换较新炮械的建议。试问把新款的主炮仍装在那些自伤性重的炮塔内能增益多少？只是换汤不换药的把戏而已。可惜时至今日，中国（包括港台）的北洋海军研究者仍抱守残缺，不断齐声抬捧“定远”级舰主炮的威猛。
其实只要从逻辑的角度去看，早就可洞悉真相了。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德国尚非海军大国，建造铁甲舰的经验有限，怎样计算也不过十一二年，向彼等订购铁甲舰本来就是匪夷所思、高明不到哪里去的决定。不知有无人留意到，算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日本海军从无向德国购舰，但中国从李鸿章至陈绍宽则不断从德国买入。更重要的是，德国至那时从未拥有过采此新主意造出来的铁甲舰，亦没有在建造中者，甚至连积极的置备计划也没有。不过意大利和英国既搞得那样热闹，德国人总会想知道这安装法是否可行。做实验要投入不少资源，刚巧中国人远道来购舰，何以不怂恿他们出钱做实验。斜置法倘证明可行，才替自己造若干，岂不省钱省功夫。要是该法行不通，就大省麻烦，不必再考虑。事实胜于雄辩，直到世界各国海军扔弃炮塔斜置这个观念以前，德国仅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在一个主力巡洋舰（battlecruiser)的级别用此法来处理小部分的炮塔（作用也与十九世纪者殊异）。彼等自那次实验取得什么教训就不用说了。“定远”级舰分明是中国出资让德国人造失败的实验产品，拥有那两舰何以值得骄傲？假如中国学者有世界海军史常识，刚入二十世纪便知真相了，怎会百年后的今日仍循公式盛赞徐建寅做出的选择？
《东》：您曾撰文比较中日海军将领刘步蟾与东乡平八郎，那么，在这次海战中，双方舰队指挥官表现出怎样的差距？
马幼垣：中方在黄海之战搬出来的所谓阵法称不上是严格的布阵：出动诸舰拟最终排成一字长蛇阵，两铁甲舰居中，其他分配两旁，而以最弱的置左右两翼之端。有人说这样排法是因为长官怕死，把自己放在中央，让别的舰来保护。即使确如此，效果也不能如所愿。放在翼端的是长久维修不佳、速度慢如蜗牛的旧舰，舰队驶出去后，整个阵就成了雁行阵，替日人的剪翼战术开方便之门。
接战后，中方诸舰基本上停搁在那里，移动有限（有英国海军部绘制、备详细经纬线的战斗进展连续地图为证），让日人从容兜圈射击。情形颇似美国西部牛仔电影里常见的印第安人围攻白人篷车队的景象。但白人尚有用篷车组成的防卫圈来保护自己。中方诸舰不单没有类似的保护，若干懦夫管带还率舰脱队他去（美其名为保舰）。
李鸿章委骑兵出身的亲信丁汝昌出主海军。转行后的丁汝昌不肯也不能悉心求进（始终不懂英文的他如何能真正入行，且不说主动争取新知），唯有依靠昔年真放洋、假留学，以后却官运亨通的刘步蟾和林泰曾充当其把关二将。这品流的人事条件，配上在无长远统一方策下凑集出来的舰只，排不出高明的阵是合理的结果。
复有人说，中方所布的阵是多年前辞职的英国借将琅威理（William Metcalfe Lang)留下来的锦囊妙计。这种说法，姑妄听之可也。就算琅威理果真留下锦囊，时隔多年，硬件设备和相辅战术的世界准则早已升级，日本海军的实力也已大进，陈年旧货怎能原封不动，照搬出来？倘以为可以，北洋海军将官就准是一群脑袋空空、食古不化的废物。不过我倒察觉到一特征，队伍尽管分批出动，最终还是企图排成长蛇阵，主帅居中，这岂不是中国传统的骑兵战术吗？改了行的丁汝昌始终仍是骑兵啊！李鸿章的识人本领和拣选尺度却真有一套。
日方司令伊东祐亨同样是陆军出身，却能说流利英语，善与欧美各国驻远东海军司令交流，兼通晓海军事务。甲午战争前后几年英海军驻远东总司令斐利曼特（Edmund Robert Fremantle)是多次撰文得奖的战术专家，战争期间各国驻远东海军更推举他为总领导。他评价伊东在甲午各场海战的表现为中规中矩，至几乎无懈可击的境界，并说若换上欧美诸国司令来处理同样的场面，也不能期望会有更佳的演出。
伊东在黄海之战的表现正是如此。他按手上诸舰的性能（他也有速度不足的旧舰）分为先锋队和本队，配合速度和速射炮特多的优点来作战。哪像丁汝昌诸人笨头笨脑地鲁莽行事。他懂得用T字战术，丁汝昌却视长蛇阵为上乘法宝，高低之别十分明显。
回答此问题其实也等于解释了一项中日双方软件条件之殊异。
《东》：历史当然不能假设，可是如果将中日的海军指挥官互换的话，您认为北洋舰队是否能取胜呢？
马幼垣：假如中日两司令易地而处，出现的会是两难之局。
北洋海军由伊东佑亨指挥的话，那些旧与不甚新，性能参差，装备若非杂陈便是老旧，复在欠统一方策为购舰原则下买入的芜杂舰只准叫他啼笑皆非，难以定出运用的策略。他或者最后还是选用横阵，因为那些不统一还慢腾腾的舰实在难以组成为易于操控的纵阵。
把日本联合舰队交给丁汝昌等不懂海军战术，也没有处理较新舰只经验的人同样会让他们不知所措。说不定丁汝昌会依其老本行，视舰只为骑兵，命诸舰分组群冲上去。他的黄海布阵不能说没有这意味。
如允许假设，我相信战果仍会是日胜中败，因为日方将领多有懂海军者（东乡平八郎就是显例），知道如何应变。丁汝昌、刘步蟾、林泰曾诸人则难有此本领。
《东》：您曾点评大陆的中国近代海军史研究，如果仅仅针对甲午海战，您如何评价大陆的研究状况？
马幼垣：我以前曾评论大陆的海军史研究，以提笔时间为下限，止于2000年。这无心插柳的截止日期却巧划出特具关键意义的分水岭来。直到那时，中国海军史的研究仅是近代史的一个部门而已。处理起来，尽管所用资料相当专门，但与外交史、政治史、社会史、航运史、文化交流史等等并无方法之异，亦无研究者资格要求之别，即均不从海军作为兵种的角度去研究中国海军史，更莫说从世界海军史的角度去看中国海军史。不懂海军，不管舰只与武器，不理战术和战事，甚至连舰和船也分不清，而只讲人事、制度、经费、政治背景者都可以在行内大肆活动一番。这样写出来的不是海军史，而是带有海军成分的政治史、贸易史、文化交流史等等。
怎样的作品才算是海军史？答案可从否决法去求之。凡免讲海军有军事成分的活动，遇到舰只仅提其名便算交代完毕，武器若非视为不存在，便是随便抄凑些现成而经常互存矛盾的所谓数据，都不是海军史之作。同样，苟提及舰只和武器便捉襟见肘，错陋百出者，亦不足称为海军史著述。若采此尺度去衡量，在2001年以前公布的大陆刊物中试找一两个合格之例就难乎其难。
可幸刚踏入新世纪，崭新的海军史时代便揭幕。舰只、武器、战术、战事迅即因接班一辈的努力已昂然皇然迈进研究核心，且恒不以仅治中国海军史为满足，而是向世界海军史探求例证和启发思路。海军是科技性高、变化幅度大且速的兵种，研究某时段者自当熟悉该时段的海军专业知识，而不应仍采用过去的手法，继续让海军史屈居为政治史、工业史、文化史、教育史等等的附庸。
推动新境拓展的功臣就是“北洋水师”网站站长、中国海军史研究会发起人陈悦。凭他快捷无比的写作速度，著述争相出炉，源源不绝；广泛而专业的兴趣容其纵横照料整体海军史，无一项不悉力追探，从不托辞回避；寻觅资料无远弗届，务全务齐（以往大陆上的研究者苟用些洋资料，仅求点缀而已）；仅照片一项，集得者就以万张计（我有的尚不到四千）——既如此投入，不出数年陈悦便成为大陆海军史研究界的盟主，全国人才和新出资料均向他集中，形成一个人强马壮、资料宏富的组织。
这还不止，陈悦才三十出头，已带出一群卓越的下一代（不少还在求学时期）。刚趁留学英、日之便，搜集和发掘大量稀见资料的张黎源和吉辰两位便是代表。只要保持这股冲劲和活力，陈悦领导的这组织必会替大陆上的海军史研究带来深广兼足的持久革新。
我萧规曹随，也做了点这方面的工作。我在美退休后移席香港，再执铎十一年，得与门人周政纬结缘。目前倾力研究北洋海军所聘欧美籍洋员的他，搜集资料和研究分析所用方法与我甚近。他可以说是我的接班人了。周政纬和我同是陈悦组织互励互助的中坚分子。
要是前此以述某人海防思想那类泛而乏味的题目为满足者，或以为单靠排比中国史料便可大白真相者，或觉得海军史的探讨须托付在政治史、外交史之类雨伞下始能生存者（如此舰船就必退居为点缀工具），能洞悉前惑，改弦更张，并加入新行列，中国海军史的治理与世界海军史研究接轨指日可待。
这样回答此题好像与甲午海战关联不大。也许可以说回答是以大括小，因2000年以前和以后甲午海战研究成果分别极大，而差距之所由正是因上言以前治学之种种缺失导致近年彻底改革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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