吏治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体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吏治腐败也封建政治体制中无法根除的痼疾，而吏治好坏却是统治机制能否得以正常运行的关键。所谓的吏治是指官吏的作风和政绩。在乾隆中期以前，社会相对平稳，当时官场积弊虽不及清代中后期严重，但较雍正时期相比，已有所蔓延。对于吏治问题，长期担任封疆大吏的陈宏谋有着深刻认识。 

陈宏谋（1696－1771），字汝咨，号榕门，广西临桂人，从雍正元年（1723年）举乡试第一成为恩科举人起，至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官至大学士之职，先后历任十二省，二十一职，是清代桂林籍官员中职位最高，任官时间最长，历经省份最多，政绩卓著，影响较大的一代名臣。他一生撰辑刊书达四十多种，千卷之多，被誉为岭南儒宗、“太平宰相，理学名臣”。 

一、整饬吏治“既就其地，悉心讲求” 

陈宏谋历经官场风雨四十余载，深知官场种种积弊，“官场陋习，不问事之是非，惟以官之去留为向背。故虽极有益於民之事，而终不果行；民率不受其益，又致滋为口实。惩是而一切置之不为，不曰‘毋动为大’，则曰‘何苦乃尔’；惟务虚文，了此故套，转为稳着。”[1]不仅如此，许多官吏对于为民做事“不但己不为，且劝人之不为，且忌人之为；见有为者，则又即其小疵以议其大醇，使卒无以自解。”[2]这种态度造成了“天下之人，皆趋于苟安自便一途，而鲜有人焉出而任天下之事也。”[3]归根到底，官场产生种种积弊究其原因在于“仕途中人怀便利之私，每遇一事，为己之念重，为民之念轻，明知其於民有益，而於己无益，亦不肯为。若更於己有累，则动色相戒。其所谓累，亦不必重大劳费，即眼前费些心思去筹画，费些口舌去开导，非尽不能，直是不肯；不曰‘何苦乃尔’，则曰‘不如其已’耳。”[4]

陈宏谋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官场积弊症结所在，针对当时官场恶习，陈宏谋给予了严厉的批驳。 

    首先是官吏之间相互因循、推诿。官吏对于中央政令采取敷衍了事的态度。每奉部文，从上到下，层层转行，上司以转行为了事，州县以发放为了事，文件堆积成山，案将成帙，似乎己经奉行。即便出告示，也只是在城门通衢贴出，至于远乡百姓是否得知一概不问。[5]更有甚者，将官衙文稿交给幕友，便“抽此闲身，应酬官场”，等到上司召见，便向幕友索一纸略节，临时强记。如果上司以现行政事询问，则以眼前浮泛语句来相抵对，上司“一加驳问，原委未悉，左支右吾，不觉面赤汗下。”陈宏谋讽刺些官吏“坐雍一官，是非赏罚，听人指使；出入传呼，徒有面目，何啻土形傀儡？”[6] 

陈宏谋对官吏因循、推诿对社会的危害有清醒的认识，尤其是在审案时危害更大，所以在任江苏巡抚时曾严厉指出：“江苏吏治，颇有因循之病，一事到官，迁延不结，穷者守候失业，富者营求荡产。一波未平一波复起，讼棍从中把持，胥蠹因而饱索。讼庭日扰，催驳盈帙，及至结案，仍是海市蜃楼，未彰公道。”[7]陈宏谋深知自己无力遏制整个官场恶习蔓延，他只能抱着“每处一地，临一事，即就其地，悉心讲求，以其稍有裨益。”[8]的态度，靠自己的力量为百姓多做一点实事。陈宏谋每到一地命属下对所有旧案进行彻底清查，按月办理，对新案采取随手办理，不使案件得以拖延。  

其次是官吏相互揣摩 。为官者不讲求实在是非，只是一味本着私心相互揣摩。在举荐官吏时，不是看这个人是否有过人的政绩，而是揣摩这个人因为某事而讨得了上司的欢心，或是受某人的嘱托才被举荐的。同样，如果某人被黜官，不去看这个人是否因失职而丢官，而是揣摩这个人因为某事触动了上司的忌讳，或是有人在旁中伤所致。把上司置于“全无公事公非，而只有偏好偏恶”的境地，而且这种恶习在官吏中一唱百和。揣摩之习在官场中由来已久，而且危害不小。为官者本着揣摩之心，必定奔竟钻营，其结果必然使得吏治、风俗、人品心术败坏。 

    再次是官吏相互回护。陈宏谋认为为官治事，应该慎重，但事理无穷，物情变幻，为官者难免犯错，只要能及早回头，据实改正，则无关大碍。但是官场陋习，“乐于见长，不乐于见短；”“初时见闻，或倚於一偏，或事多不暇致详；及至推行下去，已知错误，又难拘执故见”；“明知前此未绥，或以民愚可以计诱势迫；或恃才长，可以弥缝牵合；安心不肯改悔，抵口不敢认错。”如果说前面的错误，属于无心之过；那么后面回护，已属有心之恶。小事回护，必然会酿成大案；小过不改，必定会积成大恶。为官者不仅自己会丧失本心，而且地方百姓也会因其错误而受到拖累。有时百姓之身家性命破败，全因为官者一时之迁就所致，种种罪孽，无不因回护而起，因此回护恶习危害不浅。如果此习不改，必然会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 

    对于当时许多官吏的所作所为，在陈宏谋看来是与自己一贯行为是格格不入的，但作为众多官吏中的一员，要完全改变当时官场陋习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陈宏谋只能从自己所管辖的范围内进行整饬。 

 如果说官吏因循、推诿、揣摩、回护属于为官者在为政方面的积弊，而贪污对于官吏来说就属于犯罪。以清廉著称陈宏谋对贪污行为极为痛恨。在他看来，一个官吏必须重操守，只有官者“操守既端，则公自生明，廉必生威；......即或质性迂拘，才情迟钝，而操守可信，上司节短取长，不致轻於废弃。”[9]因此一个官吏如果他的操守不端，即使才识过人也不能重用。 

二、选官、察吏须“先观心术，再观才识学问” 

清代，督抚有察吏的职责和题缺择人的权力。封建社会历来人治重于法治，因此对于择人，不仅关系地方的吏治，而且还关系着督抚本人的前程，时有人评论“督抚之贤否，视其所举而了如矣”。陈宏谋遵循儒家所奉行的“人治”思想，认为得人最为重要，“得人比行政更为切要，以行一善政，利在一时、一隅，而得一善人，则可以行无数善政，利无数地方”[10]，因此他把官吏的品行与才干视为吏治好坏的关键。 

首先他提出选拔官吏最主要的标准是要看其心术是否中正，“自古政以人行，得人为要。人之贤否高下，先观心术，再观其才识学问。”[11]一个官吏的才识虽然重要，但更重要的在于一个官吏心术是否中正。如果官吏心术中正，必能洁己奉公，“才识之大小可以随事见功”；否则，虽才有所长，但心术不正，也会移害地方，因此考察官吏心术是否中正，便知其是否贤良。 

 其次要看一个官吏是否关心民瘼。陈宏谋认为一个官吏心术即使中正，“而视斯民之休戚，时事之得失，如秦越之肥瘠，漠不相关；纵洁己奉公，保守禄位，于斯世何补？”[12]因此心术正邪以及能否关心民瘼只是考察、选拔官吏的两个基本方面，而当时“国家培养百年群才，竞奋不少随公供职之人，所少者实心任事之人。” 

有鉴于此，陈宏谋提出考察官吏的第三个标准即看其是否勤奋。如果一个官吏能够勤奋，就一定能实心任事。作为一名地方官，一举一动与百姓都息息相关，“不独贪廉为小民身家所系，即勤惰明昧之间，缓急宽严之别，亦为小民休戚所系。”[13]作为官吏本身来说，勤奋并不是什么难事，也不见其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但为官者“一事不勤，则此事贻误不小；一时不勤，则一时之含冤甚众，非同寻常人，应事接物，迟速无甚关系”[14]。 

 在陈宏谋看来，对于一个官吏的考察必须将心术正邪、关心民瘼与勤奋结合起来，这是因为“官员才识短长，原有不齐；而存心之公，办事之勤，则随人皆可奋勉。自己不肯存私心，则公矣；自己不肯贪安逸，则勤矣。公而且勤，才识虽短，政事皆有可观，士民自然信服；不公不勤，虽有才识，适足济其私心，滋其业脞；而才识俱短者，更不可问矣。”[15] 

 陈宏谋素以识人而著称。乾隆中期，位与和珅同列，以“廉静质直”而著称的东阁大学士王杰，早年丧父，为了养活母亲，不得不入幕府为书记，先投入尹继善门下，后由于尹继善进京，便将王杰推荐给陈宏谋，姚鼐称“两公皆名知人，而最贤公，谓为正士”。[16]尽管陈宏谋认为得人以得心为要，但是他深深体会到得人之不易，“惟是人不易知，知人亦不易言；而操守一节，尤为难知，亦最为要紧。”[17]陈宏谋虽以识人著称，但也难免有失误之处。他就曾因所保荐的长安知县董三锡贪污案发而被议革职留任。 

 官吏心术中正与否是陈宏谋考察、选拔官吏的主要标准，为使为官者能够做到心术中正，陈宏谋认为官吏必须要加强个人的修养，将个人修养与为政相结合。清代对于人才的获得主要是通过科举的办法实现的。许多人虽每日读书万卷，下笔千言，但一朝为官，他们不是拘泥鲜通，就是迂疏寡效，难怪百姓们称他们能读书作文，不能居官理事。在陈宏谋看来，这些人是“其实事非其事，仍是学非其学”。作为一名真正的读书人，必定会有自己的事业，他们不仅只从书中获取知识，对于他们来说，“四境之民生利弊，风俗之美恶，罔非行束学之地。”[18] 

 还有一些人将读书与为政对立起来。陈宏谋认为，读书和为政名目虽不相同，但本质上是相通的。自古以来就不存在“有真文章而无政事者”。国家通过科举的办法来获取人才是因为能做文章的人，必定读过书，必定能明事理，不存在读书者只顾读书，对道理不求甚解的。因此要改变只能读书不能济世的弊端，必须讲求“身心格致之学”，将从书中所获得的知识应用于实际，只有这样才能不违背读书济世的初衷。 

    作为地方大吏，陈宏谋深知察吏的重要性，但对于察吏之难也深有体会，他曾说过：“为大吏者，以一之耳目，而察数十百人之贤否，地远势隔，视听难周；於是有托密访私人，采虚声於道路，而狙诈百出，传闻异词，若即为定论，所谓一指当前，不视泰山者也。”[19]正是因为察吏难，因此陈宏谋在任湖南巡抚时对属员说“本部院历任中外，垂四十年；忝膺封疆，十有五任。自顾才本迂拙，识尤疏浅，愧无过人之处，时凛力小任重之虞，惟生平无他嗜好，力戒偏私，喜彰公道；事皆亲裁，不厌烦劳。以此励省察功过；即以此望人，即以此考验属员贤否”[20]    

 对于官吏的监察，陈宏谋认为作为上司，要屏弃私利，不要“凡事不顾公事之有益与否，而先持一自己以为是之意见，是己者乐之，非己者恶之”[21]。对待下属要“有长必录，有善必奖；有过必原，有恶必惩。”只有这样才能“始而相知，继而相信，久而相畏服矣。”[22]而作为属下不要胡乱揣摩上意。为戒揣摩迎合之恶习，陈宏谋一到任便告诫属下“本部院用人行政，惟有开理良心，耿耿不昧；奖善惩恶，确乎不移。官司贤否，悉冯实绩，不听浮言；”[23] “属员中有从前在此共事者，有於他省供事者，有素未相识者，总发存心之公私，办事之勤惰，奉为察吏权衡；不敢存成见，稍作新旧厚薄之区分，致启揣摩迎合之恶习。”[24] 

 乾隆二十一年（1756）八月，任湖南巡抚的陈宏谋发现才升补为湖南藩司的杨灏“精神恍忽，诸事不甚认真”，陈宏谋向知此人“才情敏练，办事勇往”，以为他年老神衰所致，但后来细加体察，发现他竟利用职权贪污银两，陈宏谋上奏乾隆将杨灏革职。乾隆朱批表扬陈宏谋“如此察吏何愁吏治不清，朕甚为湖南吏民庆幸”[25]。 

三、为官应为“知者也” 

    陈宏谋认为“朝廷设官，原以为民，官必爱民，及为尽职。故府州县官皆以‘知’为名，又名之曰‘地方官’，谓地方之事，府州县当无所不知也。百姓称官曰‘父母’，自称曰‘子民’，谓民间苦乐，府州县当无不关切如一家也。”[26]地方官必须对自己所管辖的地方了如指掌。所谓“州曰‘知州’，县曰‘知县’，无一非其所当知者也。”[27]地方官可以通过绘制地图和巡历地方了解地方。 

    陈宏谋一生历经十二省，根据经验，每到一处必先看当地的地图，通过地图可以“查勘拘犯，远近迟速，胥役不能朦混，防辑奸宄，调度自合机宜；偶遇水旱，平粜散赈，亦便随时筹画，就近接济。”[28] 

    由于地图上的错误太多，陈宏谋亲自绘制地图，对他认真绘制地图一事，袁枚曾有记载，陈宏谋“三十年中开府九省，所到处，必将各府、州境内村庄、河道，绘图悬壁，环覆审视，又将兴革事宜，分条钩考，纤屑必周，久远必计，刻苦经画，寝食以之。久之，编次成书，了如指掌。有戚友官某地者，辄来借观，公亦窃喜，自负曰：‘此吾历任宦囊也’。”[29]  

    绘制地图是一个了解地方的可行之法，除此之外地方官还要下乡巡历。在陈宏谋看来“天下亲民之官，莫如州县，州县之事，莫切於勤察民生，生而务教养之实政，有事则在县办理，无事则巡历乡村”[30]。官吏下乡并不是走过场，下乡的目的是“使小民知官司之政令”、“使官司知民间之利弊”。因此他要求官吏在下乡前要做好准备。在下乡时为官者要“询民疾苦，课民农桑，宣布教化，崇本抑末，善良者加之以奖励 ，顽梗者予以威惩，遇有争角细事，就地剖断，以省差拘守候之苦。”[31]经过村庄停骖，随时随事询问，如果僻远乡村无事，经过者亦即特此前往。凡所到之处，务必传集士民，相为告语，不可急去急来，所有巡历村庄的情形，必须详细登记，以备将来逐条登答，只有这样才能不愧为民之父母官之称。 

    不仅如此，他根据自己的经验提出官吏在巡视地方时，还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要耐烦劳。 

    在陈宏谋看来，为官者居官莅事，牒诉纷错，日出事生，每件事都必须亲自料理，“未有不以为苦者”，但是为官者一有厌苦之心，便会有不耐之意。做事难免草率了事，“或假手他人，或闻茸稽延，或急遽无序”；百姓就会因其不耐烦而受到拖累，处理事情难免失公平。因此不耐烦之流弊，“良不浅矣。”[32]作为一郡一邑的长官，更要有耐烦劳的本领，这是因为一郡一邑“何事不待理於于我”，“何人不仰望於我”，“看案而耐烦劳，则原委透明；审事而耐烦劳，则虚实可办；立谳而耐烦劳，则供看明确切；检验而耐烦劳，则尸伤明确，后来案无疑窦；鞫囚而耐烦劳，则反复研讯，不事刑求，真情可得；批词而耐烦劳，则批断切中，小民不致守候再告；禀复而耐烦劳，则确切对针，不致答非所问；踏勘而耐烦劳，则界址分明，堂审则更有把握；佥票而耐烦劳，则票内字句轻重，名目多寡，俱有斟酌，胥役不能朦混，而里民免无端之惊扰，绝意外之株连。”[33]正是由于为官者每天所做之事不是与百姓身家性命相关，就是与地方风俗人心有关，因此官吏必须有耐烦劳的本领，人们常说“居官则可以免烦劳，不知正惟居官，则不能不烦劳，亦不敢不烦劳也。耐烦劳以兴利，则利虽难而必可兴；耐烦劳以除害，则害虽大而必可去”， [34]为官者只有“耐一时之烦劳”，才能使“百姓受无穷之福泽”。[35] 

第二、毋扰民、累民。 

    为官者下乡巡历，虽不会有意累民，但地方官所管辖的地区，地广人稀，百姓愚昧，难免有奸胥猾吏借机扰民、累民。上司要约束手下，使他们不得借机扰民，否则上司即使是“良法美意”，但由于考虑不周，也同样会使百姓受到拖累。扰民、累民的情况有许多种，如办案时“应速而迟，则有守候之苦；应迟而速，则又有逼迫之苦；取结造册，需索生焉，传谕问话，诈赫生焉”百姓虽“不耗费银钱，而废时失业，民已苦之；即不受刑坐罪，而耽惊受怕，民已苦之”；“本人之拘系，此扰累也；无干之株累，亦扰累也”。官衙向百姓借用物件，“虽云给还，而取送无非民力，守候更为失时，况未必全还也”，买卖物件，“虽云给价，而多寡不能相但，迟早不能如期，况未必给价也”。下乡巡历，“或候迎送，或事铺设，或备供应，或供马草，或平道路” [36]等均属扰累百姓。种种扰累百姓的行为，都会失去下乡巡历的本来用意，因此为官者要时时检点自己的行为，不但自己不扰民，还要时时防止手下暗地需索。 

第三、要息忿怒。 

    陈宏谋告诫手下官吏在办案时要切记息忿怒。为官者在心平气和的情况下审理案件都难免“下情难悉，处置失当”，更何况在忿怒的情况下。为官者如果带着忿怒去审理案件，除了依靠刑询逼供，别无他法，对于当事人即使有冤情，也难以申诉，事后虽知冤枉，但冤狱已成。更有甚者，那些“惟恐官之不忿不怒”的不法奸胥猾吏乘上司忿怒而“阴肆其毒，激官怒而倒持其柄”。因此为官者“能息一分忿怒，即昭一分平允，以此临民，庶几无过” [37] 

陈宏谋的吏治思想如察吏首先要看官吏心术是否中正，其次要看是否关心民瘼，最后看是否勤奋，三者缺一不可。对于官吏的考察不仅是督抚的责任，也是为官者治民的要求；为官者要加强个人的修养，不但入仕前要勤奋学习，为官后还要不断的学习；为官者要看淡义与利，要懂得“恬退”与“勇往”等无不来源于实践。其吏治思想的形成与清政府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密不可分。清代理学更注重实践，并出现了一大批以此为指导的实践家。这一大批理学名臣的出现与当时康雍乾三帝提倡尊儒重孔，勤于政事，清明廉洁，忠于职守，关心民瘼的政治风气有着直接的关系。作为他们中的一员，陈宏谋政治思想实践是乾隆前中期励精图治，务实勤政的良好官场风范的代表。 

《兰州学刊》2007年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