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十年，在京传教士德天赐托教友向澳门递送书信及地图事发，清廷严行追查，形成了一场大案，史称德天赐案。这是中国天主教史和中西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然而，迄今为止，学界对此尚未引起重视，缺乏专门的研究。本文依据《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及其它相关资料，就此试作分析。

一、德天赐案的发生与清廷的处置

众所周知，雍正帝即位之后，大规模地驱逐西方传教士，严厉禁止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但是，他仍然保留有技艺的传教士在宫中服务。一方面是严行禁教，一方面是利用传教士。他的这一做法被此后的乾隆帝、嘉庆帝、道光帝所继承，成为鸦片战争前，清廷的一个既定方针。

清廷既允许有一技之长的传教士进京效力，又采取了一系列的限制措施。首先，只有愿意长期留居，永不返回西洋者才可进入中国。其次，对于符合进京条件的传教士，制定了一套完整的申请、奏报、批准、护送进京的程序。正如清代档案所载：“嗣后西洋人来广，遇有原进土物及习天文、医科、丹青、钟表等技，情愿赴京效力者，在澳门令告知夷目呈海防同知。在省令告知行商呈明南海县，随时详报总督，具奏请旨护送进京。仅带书信等物件，由海防同知、南海县交提塘转送。”[1] 其三，对传教士的在京活动也有明确的限定。

清廷通过上述方法将有技艺的传教士招进宫中，为清廷服务。可是，对于传教士来说，西学不过是他们的敲门砖，传教才是他们的真实目的。对此，他们作过明确的表白。法国耶稣会士巴多明就曾说过：“我们为了获得天主教教徒的许可，又为了获得一个教徒应履行之义务的许可，更为了获得闭着眼睛向神祈祷的许可，才特意从6千里之欧洲来到中国。我们为了在朝廷、北京、诸省传布天主教，同时为了对皇帝尽最大的奉献，才来到中国的。”[2] 法国耶稣会士汪达洪向乾隆帝的宠臣和珅明确表示：“来华之目的首在传教，次在为朝廷尽微力。”[3] 有的传教士则更为干脆，抵达广州，接到清帝的诏令之后，公开宣布：“奉命入京为官，顾既不能同时传道，为官何益？已决定回欧矣。”[4]

由此可见，在清帝与传教士之间，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关系。对于一方是重要的东西，对于另一方则是次要的。传教士始终希望能在中国传教，便极力争取清帝的好感。他们一方面以自己的科学技术为清廷服务，一方面抓住一切机会，利用各种方法巧妙传教。清廷允许传教士自己过宗教生活，但禁止传教。一旦发现，予以打击。因此，大小教案此伏彼起。

乾隆四十六年，清廷寄谕两广总督：“向来西洋人有情愿赴京当差者，该督随时奏闻。近年来，此等人到京者绝少。曾经传谕该督，如遇有此等西洋人情愿来京，即行奏闻，遣令赴京当差，勿为阻拒。据该督复奏，因近年并无此等呈请赴京者，是以未经奏送等因。但现在堂中如艾启蒙、傅作霖等俱相继物故，所有西洋人在京者渐少。著传谕巴延三，令其留心体察，如有该处人来粤，即行访问，奏闻送京。”[5] 两广总督遵旨而行，终于找到了愿进京效力的西洋人德天赐等。

德天赐，意大利人，原名Santo Agostino , Adeodato ，乾隆四十九年来华，时年27岁，擅长绘画。两广总督向清廷奏报：据洋行商人潘文岩等、通事林禧等禀称，有意大利国夷人德天赐、颜诗莫二名，附搭双鹰国夷船到广州，情愿进京效力。卑职随即传唤德天赐、颜诗莫并行商、通事等人。据德天赐称：今年27岁，谙晓绘画。据颜诗莫称：今年32岁，谙晓外科医理。因本国王接到在京夷人汪达洪的信，叫夷人进京效力，附搭双鹰国夷船来广。卑职查照往例，详情奏报，派遣人员，给发咨文，伴送赴京。据德天赐、颜诗莫称，拟于七月初九日从广州起程进京，随带跟役四名。[6]

从此，德天赐进入了北京，以绘画为清廷服务，逐渐取得清廷的好感，得赐六品顶带。

嘉庆九年八月，广东新会人、天主教徒陈若望受澳门主教之托，从澳门到北京给钦天监监正、西方传教士索德超送信。九月，他抵达北京，将信件交给索德超。十月，携索德超等传教士的信件，回返澳门。行至江西，被地方官府抓获。

十二月二十九日，江西巡抚秦承恩向清廷奏报：：抓获一名天主教徒，广东新会县人陈若望。搜出西洋书信十九封，汉字书信七封，刻本天主教经卷等物。西洋字书信中，夹有直隶广平府至山东登州府海口地图一张。据陈若望供认，他在香山县澳门拜西洋人马诺为师。嘉庆九年八月二十一日到澳门，掌教金安多呢给他洋钱四十四圆，令送信至北京，交钦天监监正索德超查收。九月二十九日到京，十月十二日索德超给他盘费银十两，西洋字书信十九封，汉字书信七封，嘱交金安多呢分发，并给他刻本天主教经卷带回自看。他不识西洋字，不知所寄信中有何内容，也不知为何夹有地图。

秦承恩认为，早在乾隆四十九年，清廷即规定，在京天主堂之西洋人俱系来京行艺，各有职事，其往来书信皆由官方收发咨送，不许私行托寄。今陈若望传习天主教，又为私递书信，已属不法。其西洋字书信的内容是什么？因何夹有地图？必须查明。特遣员将陈若望解交刑部，其所带书信、地图咨送军机处查讯。

清廷对此十分重视，立即询问在京传教士索德超、贺清泰、南弥德、德天赐、李拱辰等。他们承认分别写过书信，托陈若望带到澳门。信的内容皆为问候亲朋好友，并无违碍之处。地图则为德天赐所寄。

正月十四日，军机大臣面奉谕旨，“著将西洋人六品顶带德天赐交左翼总兵文宁，派千把一员在圆明园提督衙门暂行看管。”[7] 地图一事是审查的重点。

德天赐供认：“我是意达里亚国人，在西堂当家。此图内所开地方俱有民人在我们各堂习教，因各堂规矩不同，恐到京时争论，所以分别标记。其有在西堂习意达里亚国教者以一点为记，有在南堂习博尔多噶里亚国教者以十字为记，有习吉斯帕尼亚国教者以尖圈为记，其黑方圈系向有习教的人，此时已没有了。我要寄图与传教正管，使他知道某处住有某堂习教的人，以便来京的人到堂不至争论。”[8]

军机大臣继续审问：地图从何而来？图内标记自登州府至广平一路既有习教之人，究由何人传授？是否止此一路？抑或还有别处？反复审问，德天赐都含糊其词。正月十八日，军机大臣奏报：“臣等奉谕旨，将德天赐交提督衙门暂行看管，复经提讯，坚供如前。查德天赐在京当差，前曾蒙恩赏给六品顶带。乃不安本分，私自寄信澳门，已属违例。且熟悉汉话，而所供写寄地图情节，始终含糊，难保别无隐情。应请旨将德天赐革去顶带，交刑部详细研审得实，定拟具奏。”[9]

德天赐被革去顶带，押送到刑部。他供认：“此图原是乾隆四十九年因传教犯事、业经治罪之梅神甫所遗。图内自山东登州至直隶广平府，又自曲阜至直隶景州，俱系西洋传教地方。近日各堂要争往传教。我想将此图寄回西洋，求教主传谕各堂，不许争竞，并无别意。”[10]

刑部审明，此地图确为传教图，并无别意，与政治无关。但禁教近百年，乾隆四十九年还曾兴起大案，在全国范围内严厉查禁，“何以迄今仍有各处传教之事？虽此时传惑已众，势不能逐名究办，亦应将听从西洋传教、如号称神甫等项内地民人严行究惩，俾愚民各知例禁，醒悟改悔，以维风化而正人心”。[11] 便继续审问，要德天赐供出传习天主教的重要人物。

可是，“德天赐一味廻护，狡饰支吾。不但不肯供出神甫等项民人姓名，即被惑习教之人亦供年久人多，均不能知其住址名字。”[12] 刑部将德天赐的跟役翟喜、萧斌、吴永泰、黄德等传唤到庭，严厉讯问，并令他们与德天赐对质。德天赐见无法隐瞒，只得从实招供。

由此，清廷得知：在北京，天主教有东、西、南、北四座教堂。共有先生八名。其中姜姓已故，顾姓、何姓、赵姓现在分赴外省传教。卢姓、尤姓、刘姓，及镶黄旗汉军马甲周炳德现在各堂讲经讲道，管理一切传教事宜。嘉庆七年间，将海甸杨家井地方旧有西洋人寓所一处改为圣母堂，分男女两堂。男堂会长六人：张廷贤、杨姓、刘朝栋、赵廷珍、朱长泰、内务府正白旗闲散现在畅春园看门之汪茂德。女堂会长为民妇陈杨氏。各讲经传道，从者甚众。习教的人员有：西堂代认汉字先生山东人王世德、直隶景州人吴西满、山西平遥县人张明禄、山东临清人简恒、直隶威县人尹思敬、正蓝旗汉军马甲佟恒善、佟明、养育兵佟四、正黄旗汉军马甲蔡永通等。

清廷先后将上述人员抓获，由刑部逐一审讯。先生周炳德，会长刘朝栋、赵廷珍、朱长泰、汪茂德、陈杨氏等供认：“在堂讲经传教属实。近年编造汉字西洋经卷31种，流传各处，冀图易于煽惑入教人众。其板片现在天主堂存贮。”[13]

清廷派人到天主堂查缴经卷，起获满汉文书籍173种。清朝官员将天主堂私刊书籍逐一阅看，发现书中“尚无悖逆词句，惟多系荒诞支离之语。兹就其谬妄尤甚者粘贴黄签，共七本，进呈御览”。[14]

嘉庆帝阅后，极为愤怒，发布了一道长篇上谕。在谕中，首先，他摘引了经卷中的部分内容，指出：《教要序论》内称，其天主是万邦之大君。《圣年广益》内称，所信降生之耶稣普天下各人物之大君。又称凡在天地大主之下，自君王以至士庶，人人弃邪归正，圣教大行，未有不久安长治者。又称我教之主，真正是天地人物之主。又称凭他有道之邦多系世俗肉身之道。又称圣人欲乘此机会传教中华。《婚配训言》内称，外教者如同魔鬼。

接着，他斥责这些经卷支离狂妄，怪诞不经，不一而足。而其中尤为悖谬者，则听父母所命相反于天之命为大不孝。有圣女巴尔拔拉，不肯听从逆命被顽父亲手杀之，天主义怒至公，即以暴雷击死。为人父母亲友阻人信奉天主者，当以此为鉴等语。蔑伦绝理，直同狂吠。

他还举例说，经卷内称当时有一个贝子，终日行非理之事，福晋极力劝之不从。一日，有一群魔鬼拉贝子下地狱。天主以福晋有德行，默启他，使知伊夫火海永远苦难，可见不听善劝决不免天主永罚等语。尤为肆口乱道。贝子、福晋之称，西洋人何从知悉？一定是从前与旗地人来往，谈论此称号，妄行编载。而其所称贝子被魔鬼拉入地狱之语，皆系凭空捏造。似此造作无稽，充其伎俩，尚有何言不可出诸口？何事不可写入书？

最后，他明确指出：若不及早严行禁止任令传播，设其编造之语悖谬更有重于此者，势不得不大加惩办。因此，他下令销毁书籍及板片。并强调：与其日后酿成巨案，莫若事先预为防范。要求旗民人等读圣贤书，勿听信邪说。[15]

由于德天赐案的发生，清廷查出禁教虽已百年，天主教并未绝迹。天子脚下，仍有大量的天主教经卷流传，信教者甚多。旗人周炳德竟是教堂先生，管理传教事宜。旗人汪茂德，身为畅春园看门人，竟是天主教的会长。这不能不令清廷极为震惊，下令严惩。

四月三十日，内阁奉上谕，宣布了对这起教案的处置决定。

对于德天赐，清廷认为：西洋人信奉天主教，在该国习俗相沿，原所不禁。京师设立西洋堂，是为了推算天文，参用西洋。凡该国情愿来京学艺者，均得在堂居住，原不准与内地民人往来滋事。德天赐以西洋人来京当差，不知安分守法，妄行刊书传教，实为可恶。刑部奏请或饬令回堂，或遣回本国，均属未协。德天赐著兵部派员解往热河，在厄鲁特营房圈禁，仍交庆杰随时管束，不许与内地旗民往来交涉，以杜煽惑。因此，德天赐被囚禁在热河，长达四年。嘉庆十四年七月二十五日，奉旨：“西洋人德天赐遣住热河，业已数年。著加恩释令回京，仍著禄康等交西洋堂严加管束。”[16] 嘉庆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上谕：“西洋人现在住居京师者，不过令其在钦天监推步天文，无他技艺足供差使。其不谙天文者，何容任其闲住滋事？著该管大臣等即行查明，除在钦天监推步天文差使者仍令供职外，其余西洋人俱著交两广总督，俟有该国船只到粤，附便遣令归国。”[17] 七月十四日，管理西洋堂事务大臣福庆等奏：查得西洋人德天赐、高临渊、颜诗莫、王雅各伯四人，“学业未精，止能绘画及修造钟表等事，在京本属无用，应即遵旨遣令回国。”同日，内阁奉上谕：德天赐等四人，“著交步军统领衙门，于伊等起程时，派参将游击二员，酌带兵丁数名，伴送至良乡县。直隶总督另于文职同知通判内，武职游击都司内，拣派妥员，带同兵役，接替伴送出境。其山东以下经过各省，均照直隶一体派员接替。到粤后，交该督松筠收管，俟有便船饬令附载归国。其沿途所过地方及到粤居住之日，均不许令与内地民人交接往来。倘有意外之事，惟伴送之文武员役是问。”[18] 德天赐因此离开了中国。

对于传播天主教的重要人物，清廷认为，内地愚民已不应传习，而旗人尤不应出此。“关系人心风俗者甚巨。”因此，将寄信人陈若望、在堂讲道之旗人周炳德、会长民人刘朝栋、赵廷珍、朱长泰、旗人汪茂德等人，照刑部所拟，发往伊犁，给厄鲁特为奴，并先用重枷枷号三个月，以示惩儆。民妇陈杨氏，以妇女充当会长尤属不安本分，著发往伊犁，给兵丁为奴，不准折枷收赎。民人简恒曾代为寄信，请人传教。旗人佟恒善经反复开导仍执迷不悟，俱著枷号三个月，满日发往伊犁，给厄鲁特为奴。旗人周炳德、汪茂德、佟恒善自背根本，甘心习学洋教，“实不齿于人类”，[19] 均各销除旗档。

对于普通教民，清廷的惩治也很严厉。德天赐的跟役翟喜、萧斌、黄德、吴永泰，民人张明禄等，照违制律杖一百，并先行枷号，派员役看守。

对于那些受到惩治后，表示愿意出教的人，清廷唯恐他们一时畏罪求免，未必出于至诚。令他们踩踏十字，以示真心悔改，仍著该管旗籍各官严加管束，如敢再行传习，即加倍治罪。有官职者，革职，仍交与该旗管束，“谕令安分守法，如敢复蹈故辙，私行习教，或与西洋人往来交结，该都统等即行据实奏明，一面锁拿交刑部加倍治罪。”[20]

对于失察官员，清廷也分别惩处。首当其冲的是管理西洋堂事务大臣。上谕：“向来西洋堂事务俱派总管内务府大臣管理，而历任该管之大臣等不能实心经理，其派委之司员亦不常川稽查，大率有名无实。即如近日德天赐等妄行刊书传教，煽惑旗民，此皆由历任该管大臣官员等平日不能认真查察，以致伊等敢于私通书信，往来交结。”[21] 因此，将嘉庆四年以后，管理西洋堂之内务府大臣一并查明，罚俸惩处。其次是失察旗人习教的各旗都统、副都统。上谕：“所有此案各该管失察之现任都统、副都统等，均交部议处。其历任之都统、副都统等，现在仍任二品以上职官者，著交部察议。”[22]

为了防止今后再出现洋人向旗民传教之事，清廷制定了《西洋堂事务章程》。这个章程共10条，主要内容为：一、管理西洋堂事务大臣各派司员二员经理一切，并各添派章京四员经常到堂轮流稽查；二、步军统领衙门派步军校一员，步甲五名，营官一员，营兵五名，每日轮流在该四堂门前严密稽查；三、将西洋四堂的匾额“敕建天主堂”字样磨去，以免愚民受惑；四、除西洋人自奉其教，按日念经，例不禁外，旗民人等概不许私赴西洋堂。西洋人亦不许与旗民交结往来。在钦天监供职的西洋人，因公出门，须先期报官，届时与营官一员同来同去。无职的西洋人止准在四堂间往来，亦派兵役随行。如有乘机私赴旗民人家往来者，即行拿解，交步军统领衙门究办。五、西洋人如有寄往本国家信，俱令回明本管堂官，行文俄罗斯馆认识西洋字之人认明译出后，经本管堂官看明，再行用印，由兵部寄往两广总督。欧洲方面的来信，亦令两广总督拆封看明，连译出之文一并寄京，交本管堂官查验后，再交西洋人收领，均不得私觅寄送。一经查出，即将私觅寄送之人从重治罪。六、在西洋四堂服役之人，应查明现在人数，造册存记，不许增添。七、西洋四堂门外及京城内外，俱张贴告示，不许传习天主教。并注明如系职官，革职治罪；满洲人员，加倍治罪；如系军民人等，充发烟瘴之地。使旗民人等触目惊心，知所儆畏。[23]

此后，清廷又详立治罪专条，严厉惩治传习天主教之人。明确规定：嗣后西洋人有私自刊刻经卷，倡立讲会，蛊惑多人，及旗民人等向西洋人转为传习，并私立名号，煽惑民众，确有实据，为首者定为绞决。其传教煽惑，而人数不多，亦无名号者，著定为绞候。其仅止听从入教，不知悛改者，著发往黑龙江给索伦达呼尔为奴，旗人销除旗档。失察官员降级调用。在监天钦任职的西洋人必须严加约束，禁绝与旗民往来，以杜流弊。其余的西洋人俱遣令回国，如有在境逗留者，立即查拿，分别办理，以净根株。[24]

在严定科条，大加惩治的同时，嘉庆帝还加强了教化的力度。他要求各省学政撰写禁教文论，“剀切化导，其词无取深奥，但为辨其是非，喻以利害，明白浅近，使农夫贩竖皆可闻而动心。发交各州县官刊刻印刷，于城市乡村广为张贴，务使家喻户晓。”[25]

被捕的旗人教徒

在德天赐案中，有众多的旗人因奉教而受到严惩。这是这起教案的一大特色。清代档案中，有许多关于这些旗人的记载，为我们探讨禁教时期旗人奉教之况提供了宝贵资料。

在这些奉教旗人中，苏努的曾孙引人注目。苏努曾为辅国公、镇国公、议政大臣、贝勒，在清初政治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因卷入康熙末年的储位之争，受到雍正帝的严惩。他的子孙热诚奉教，屡遭打击而始终不渝，是中国天主教史上的著名奉教家族。有关雍乾间苏努家族的奉教之况，在华耶稣会士巴多明于1724——1736年在寄往欧洲的信中，有大量的论述。[26] 18世纪，欧洲还上演了许多有关苏努家族的戏剧。[27] 陈垣著有《雍乾间奉天主教之宗室》一文。在此，我们主要讨论德天赐案发生之后，苏努家族的奉教之况。

嘉庆十年，苏努的曾孙图钦、图敏，因私习天主教被捕。嘉庆帝特下谕旨，强调指出：“图钦、图敏俱系苏努曾孙。雍正年间，苏努因犯罪革黜宗室，降为红带子。是该二犯本属罪人子孙，理宜安分守法，乃敢私习洋教，经该部再三开导，犹复始终执迷不悔，情殊可恶。图钦、图敏著革去红带子，并于玉牒内除名，发往伊犁，枷号六个月，再行充当折磨差使。永远不准释回。”[28] 并命伊犁将军松筠不时稽查，如二人在伊犁脱逃或有别项滋事之处，即行恭请王命正法。

松筠领旨之后，立即对图钦、图敏之事作出安排。并向嘉庆帝奏报：“该犯等现在尚未解到。因即行令乌鲁木齐都统奇臣转饬沿途严行押解。俟到伊犁，钦遵谕旨，先行各予枷号。伊犁惟铜铅两厂差使较苦，俟枷号满日，分拨铜铅厂处所充当折磨差使。奴才留心稽查。该犯等倘有脱逃及别项滋事之处，即遵训谕，一面奏闻，一面恭请王命正法示惩。”嘉庆帝满意地在折上朱批：“知道了。”[29]

从此，图钦、图敏在伊犁铜铅厂充当折磨差使，苦度年月。嘉庆十九年，松筠在一份奏折中提到：“图钦、图敏业已先后病故。”[30]

图钦、图敏因奉天主教而受到清廷严惩，死于异乡。其后人并未因此退却，继续传习天主教。道光二十年，清廷在京城抓获了一批传习天主教的旗人，他们就是图敏的后代。据清代档案记载，这起教案中被捕的文八即文宽，是镶红旗包衣郭尔明阿佐领下红带子。文六即文宠，是文八胞兄。李氏，是文八之母。文八与其胞伯图兴阿及图兴阿之妻赵氏、子文磬、及文磬之妻马氏分居过日。文八堂兄文盛即洪大，与其母关氏、其弟文瑞等均在昌平州北山地方祖坟内居住。文八的五世祖贝勒苏努，于雍正年间因案革爵，将其子孙废为庶人，后于乾隆年间赏给红带子为记。文八之祖图明于嘉庆年间因习教犯案，复革去本身红带子，发遣伊犁。道光十八年二月，文八之父图兴阿及文八之兄文广，亦均因习教革去红带子发遣。其时，文八胞叔图明阿因瘫痪未曾发遣。

图兴阿与西洋人毕学源是好友。毕学源负责管理在北京的两处西洋人坟墓，一在沙拉村，一在正佛寺，均盖有房屋。其正佛寺地方坟屋早年即卖给文广为业。毕学源居住并经管沙拉村坟屋。毕学源病重时，将各种经卷及他所用衣帽等物送给图明阿一份，作为纪念。毕学源去世后，图明阿将书物运至坟屋，与文八、文六、李氏，时往念习。图兴阿、赵氏、文磬、马氏、文盛、关氏亦各自在家诵经。

文八等人被捕后。道光二十年九月，清廷宣布：文八、文六、图兴阿、文磬、文盛均系再犯，文磬及图兴阿之妻赵氏俱不愿出教，系红带子，均发往伊犁充当苦差。文八、文六、文盛、文磬各枷号三个月，图兴阿年逾七十，赵氏系妇女，仍一例实发，不准收赎。赵氏到伊犁后，酌量安置，与图兴阿均照例免其枷号。文八之母李氏、文磬之母马氏、文盛之母关氏均系初犯，讯俱情愿改悔，例准免罪。惟该氏等举家世习天主教，未便仍留京城致滋萌孽，比照迁徙人家口随行例，与未经习教之文八之妹妞儿、文磬之幼女大妞、二妞，均令随同各男犯，由兵部一体发往伊犁，交该将军酌量安置。各该犯仍革去红带子，并于玉牒末除名，仍另记册档，以备查核。[31]

上述可见，苏努家族世代奉教，屡经打击而始终不渝。方豪曾经指出：“陈援庵先生研究苏努一家人殉教事迹甚力，著有《雍乾间奉天主教之宗室》。不知何以未言及图钦即苏努之曾孙也。四世忠贞，历雍、乾、嘉三朝而不渝，真一门壮烈！”[32] 在此，我们依据文八等人的事迹，可以将方豪的话修正为：禁教期间，苏努家族五世奉教，历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四朝而不渝。

在嘉庆十年旗人奉教案中，魁敏、倭什布也是值得重视的人物。魁敏，满洲正红旗人，世袭佐领。倭什布（一作窝什布），原任骁骑校。他们因祖父相沿，自幼习教。[33] 嘉庆十年，因教案被捕后，他们坚称不愿出教，甘心受罪。被销去旗档，发往伊犁，枷号三个月，与图钦、图敏一样，充当折磨差使，永远不准释回。伊犁将军松筠将他们安排在铜铅厂，充当折磨差使，严密监管。在伊犁，他们受尽折磨，其家人也饱受分离之苦。尤其是魁敏，身为独子，母亲年迈，无人侍养。其苦难经历，使伊犁的官员也心生同情。嘉庆十四年，时逢恩诏，伊犁当局将魁敏的情况咨送刑部，请求宽待。刑部回复，魁敏系奉旨发遣伊犁，永远不准释回之犯，应由伊犁将军自行具奏请旨。伊犁将军害怕惹火烧身，不敢轻举妄动，此事便搁置下来。

嘉庆十九年，又逢恩诏，且与魁敏一同受罚的图钦、图敏、窝什布三人业已先后病故，伊犁将军松筠特撰奏折，为仅存的魁敏请求皇恩。在折中，他写道：魁敏因祖父相沿，自幼习教，并无另有师传。嘉庆十年被捕后，经刑部反复开导，仍执迷不悟，不肯出教。此种罪行，即予正法，亦属应当。乃蒙皇上天恩，仅令销除旗档，发遣伊犁，枷号，充当折磨差使，永远不准释回。魁敏已邀隆恩活命，何敢冒昧呈请？但魁敏身为独子，母亲年近七十，无人侍养。今魁敏在戍已届十年，业已真心改悔。因本年恩诏，呈恳查办。奴才等未敢擅便，理合据情奏闻，伏乞皇上睿鉴训示。嘉庆帝对此极为不满，在奏折上朱批：“又姑息矣。另有旨。”[34] 旨意不准行。因此，魁敏继续在伊犁充当折磨差使。

道光元年（1821年），再逢恩诏。奉旨：“刑部查奏吉林等处及陕西等省遇赦不准查办、不准释回各官犯开单请旨。其魁敏一犯，著该部行文该将军讯明是否改悔，再以具奏。”道光二年（1822年）闰三月，伊犁将军庆祥因此上奏，指出：魁敏于嘉庆十一年二月到戍，派当折磨差使。十九年十一月，呈称情愿悔罪出教，经前任将军松筠奏请查办。奉旨不准行。自十九年至今，魁敏勤奋当差，并无念经情事，近年来人尚安静守法，业已改过出教属实，取魁敏甘结呈请转奏。道光二年四月二十六日，内阁奉上谕：“魁敏前因习西洋教，发往伊犁当差。兹据庆祥讯明，该犯业已改过出教，并从十字架跨过，实系真心改悔。魁敏著准其释回，交该旗严加管束，不时查察，毋许出外滋事。如再生事端，即行据实奏明，从重加等治罪。”[35] 魁敏终于结束了长达17年的流放生涯。

在嘉庆十年旗人奉教案中，周炳德等人也值得研究。据清代档案记载，周炳德，汉军镶黄旗人，16岁入堂习教，嘉庆十年被捕，时年64岁，任天主教教堂先生，管理传教事宜。汪茂德，畅春园看门人，隶汉军正白旗，16岁入堂习教，嘉庆十年被捕，时年48岁，任天主教会长。这两人均为传教的重要人物，经再三劝导，坚不出教，被发往伊犁，给厄鲁特为奴，并先用重枷枷号三个月以示惩儆，各销除旗档。

佟恒善，汉军正蓝旗人，16岁入堂习教，嘉庆十年被捕，时年38岁。他虽非会长，不过普通教徒，但屡经劝导，“竟敢以虽奉谕旨，亦不出教之言答复”。[36] 被清廷斥之为“其荒谬实出天理人情之外”。枷号三个月，满日发往伊犁给厄鲁特为奴，销除旗档。

佟澜，正蓝旗汉军步军校，自幼随父入教，嘉庆十年被捕。时年47岁，继室范氏28岁，子伊兴阿9岁，长女大妞24岁，次女四妞7岁，三女五妞3岁。佟澜供认：“我祖父佟士相、父佟福俱习西洋教。我自幼就跟随父亲入教，时常到天主堂磕头。至入此教，并无别故，不过不敢作奸盗邪淫之事，死后可以飞升。我妻子、女儿亦俱入教。”并明确表示：“今蒙传问，我不愿出教是实。”五月，清廷宣布：“再三开导该员犹执迷不悟，坚称不愿出教，可恶已极。”将佟澜革职，交刑部审讯。其妻子儿女一并交刑部审讯。[37]

李庆喜，正蓝旗汉军副参领，自祖父相传，素习天主教，妻子兄弟亦俱随同入教。嘉庆十年五月被捕，不肯出教。正蓝旗汉军都统额勒登保奏言：“副参领李庆喜身任职官，有教养兵丁之责，胆敢违禁潜习洋教。经臣等面加训诲，多方开导，竟仍执迷不悟，殊出情理之外。请将李庆喜革职，交刑部审办。”[38]

色克、舒敏，正蓝旗汉军步军校，自幼随父入教，妻子兄弟亦俱随同入教。嘉庆十年五月被捕，不肯出教。并说：“天主尊大，不敢违悖。”[39] 被革职，交刑部审办。

刑部官员对佟澜、李庆喜、色克、舒敏软硬兼施，反复劝导，终于使他们改变态度，声称：“我们世受国恩，又系现任职官，受西洋人的摇惑，甘心入教，实是上负皇上天恩，下给旗人丢脸。我们俱愿痛加改悔，断不敢稍存阳奉阴违之心，自取重罪。”[40] 刑部官员令他们当堂脚踏天主教十字架，以示真心出教。他们遵命而行。刑部官员又认为，他们的妻子兄弟均系同教。他们现因被捕，担心治罪，声称改悔。放回家后，仍与妻子兄弟供奉天主，未必举家大小真心实意一同出教。令他们作出保证。他们表示：“我们入教的人不许贴门神、灶王，不许供祖先，不许上坟。这是一定教规。我们回去即赶紧贴供门神、灶王、祖先，并按季上坟。这就是反教凭据。我们是当家人，不怕家中众人不改。只求派我们本管参领等不时严查。如家中尚有一人不肯出教，即求拿送治罪。”

因此，刑部向皇帝奏报：“佟澜、色克、舒敏、李庆喜既系旗人，又任职官，自应照前案一例发遣，以昭惩戒。惟该犯等一经到部即知悔悟，且系伊等祖父流传，各该犯俱以幼小无知随同入教。审讯之下，不但顿悟天主之谬妄，并能各知祖父之前非，似与始终执迷不悟者情节迥不相同。可否仰邀皇上格外恩施，寘其既往，俾各该处无识被惑之徒共知圣主天地优容，人人自新有路之处，出自天裁。倘蒙俞允，佟澜、色克、舒敏、李庆喜均系职官，幸能邀恩宽免治罪，已属法外之仁，其原参革职之处，应请毋庸再议，以示薄惩。仍行文各该旗转饬该管参佐领不时加意稽查。各该犯如敢仍蹈前辙，即行送部，加倍治罪。是否有当，伏候训示。”

得旨：“佟澜等均系旗人，且任职官，辄敢背弃根本，学习洋教。现虽据供明真心改悔，但恐一时畏罪求免。伊等全家久为邪说所惑，一经释放，或仍私相崇奉。其言殊难凭信。佟澜、色克、舒敏、李庆喜仍著在刑部羁禁，将伊等家属传至，令其当面告诫，各将洋教不祀祖先不供门灶等事全行改革，仍交各该旗查明伊全家出教属实，由该管参佐领具结详报，再行释放。后复敢私行习教，即加倍治罪，决不宽贷。”[41]

刑部遵旨而行，将佟澜之子伊兴阿、色克之子穆腾额、穆克登布、穆特赫、穆勒布、穆通阿，孙长顺、长贵、长祥，舒敏之子巴扬阿，孙伊里布，李庆喜之子全福、善褔等带到刑部，令佟澜等当面询问。佟澜等人的子孙表示：“我们俱系跟随祖父习教，现已各自悔悟，情愿合家一齐出教，再不敢仍蹈前辙。如再被查获，或被告发，情愿加倍治罪。”刑部再三严诘，确认他们真心出教。佟澜之妻范氏、李庆喜之妻段氏、色克之妻张氏、舒敏之妻马氏及他们的子媳也都向刑部递交供词，表示真心出教，不敢再犯。各旗也查明佟澜等家属真心出教，现已供奉祖先，张贴门神、灶王。于是，刑部将这些情况向嘉庆帝奏报。

嘉庆帝宣布：“佟澜等误习西洋教，经此番训诫之后，自知改悔，情愿阖家出教。既属出于至诚，尚属天良未泯，著加恩免其治罪，即行释放。但伊等身任职官，传习邪说，实属有玷官箴，岂可滥膺名器？无庸复还原职，仍交与该旗管束，谕令安分守法。如敢复蹈故辙，私行习教，或与西洋人往来交结，该都统等即行据实奏明，一面锁拿交刑部加倍治罪。”[42]

旗人佟明、佟四、蔡永通也于嘉庆十年被捕，后愿悔改，得以释放。清廷宣布：“恐该犯等因一时畏罪饰词，未必出于至诚。仍著该管旗籍各官严加管束，如敢再行传习，即加倍治罪。”[43]

各省的查禁行动

德天赐在被捕后供出：在北京，天主教有东、西、南、北四座教堂，共有先生八名。其中姜姓已故，顾姓、何姓、赵姓现在分赴外省传教。因此清廷在各省开始了查禁行动。

在四川，据御史韩鼎晋奏称，“西洋天主教流传川省已久，勾引习教之人日聚日多。省会郡县亦恬不为怪。凡习教之家，俱有经卷，男妇朝夕念诵，实由在都中西洋堂习教民人常出外省传道，亦有教师名目遇贫寒人随便资助银两，诱其入教，并令其转诱。无论贫富人等，一入此教便情同骨肉。”[44] 清廷因此传谕四川总督德楞泰，令其饬知地方官严厉追查，出示布告，使愚民咸知例禁。其所传之经卷或私自刊刻之书籍板片等，一并查出销毁。如有老师等在四川煽惑，或籍此滋事者，一经访获即按律惩治，以儆其余，愚民自可渐次解散。果悔过自新即属安分良民，总当妥为办理，使之改邪归正。

接到谕旨之后，德楞泰想到，乾隆十九年和四十九年，四川都曾严厉查禁天主教，抓获西方传教士费布仁、冯若望等。天主教在四川流传日久，教徒必多，须采取相应措施。他立即张贴布告，明确指出，凡有习教之人，无论城市山林，穷乡僻壤，立下期限，以半年为率，准其改悔自首。倘逾期仍复执迷，即当严行究办。与此同时，他面谕有关官员，令其密饬地方州县，不动声色，认真访查。如有潜藏境内之西洋人，一经拿获即免其失察之咎。倘不实力查拿别经发觉，定当从严参处。惟恐地方官阳奉阴违，不实心办理，他又密派心腹，分头察访。

不久，他查获成都、华阳两县习教者共40余人。其中雷应春等5人，自布告出示之后，即已改悔。郑荣等40人仍在观望，尚未悛改。他饬令该管道、府，督同两县官员，将郑荣等人传唤到庭，反复开导，宽其已往之愆，予以自新之路。于是，郑荣等人表示情愿痛改前非，永远出教，并在亲友中互相劝告，各具连环保结存案。但有一位教徒，名叫王庭佑，坚决不肯出教。受到刑责后，才畏惧依从，具结改悔。德楞泰认为，郑荣等人止系信奉茹斋，并无刊刻经卷板片，亦无开堂聚众之事，今既具结悔改，察其情词甚为真切，自应遵旨免其深究。王庭始虽不从，继即悔改，尚知畏法，仍交地方官留心察看，如敢再蹈前辙，即应从重治罪。

德楞泰对成都、华阳的查禁情况颇为满意，通饬各州县照此办理。要求地方官员“倘境内或有西洋人潜入逗留，以及本地民人称为老师名目，并有开堂聚众之事，必当查拿严办，断不可稍事姑息。以正人心而端风俗。”并将上述情况向嘉庆帝奏报。嘉庆帝在折上朱批：“总应严缉传教首犯，余者自息。”[45]

直隶，距京甚近，查禁行动倍受嘉庆帝的关注。五月十日，直隶总督颜检奏道：臣接旨后，密饬各府州县，在所属地方加意访查，如有习教之事，即遵旨妥协办理，务绝此风。倘视为通行之案，漫不留心觉察，日后究出曾在该境传教，定将专参严处。其经卷书籍板片等物，均应查明起出，上缴销毁。现在不习教之区，亦不免有旧日流传之本，令地方官收买解省销毁。直隶距京甚近，为防西学堂内之人往来传教，特密札访查。嘉庆帝在折上朱批：“查得邪书，封送军机处。若获习教者，令其改悔。改悔则已，如执迷不悟，按例办理。”[46]

此后，宛平县查出，桑峪村有天主堂，男女习教者40余家。地方官立即带领员役星夜前往。该村距京城170余里，山径崎岖，村内居民百数十户。村东有天主教男堂、女堂。官兵在堂内没有发现经卷、板片，亦无西洋供像。惟壁间有旧设龛座痕迹。天主教徒张文成等被带到堂内，供认：“小的祖上即传习西洋教。这个天主堂原是旧时供奉西洋神像，习教念经之所。此次查禁之后，我们心中害怕，同习教的人40余家俱各出教，将经卷、供像俱已焚毁，并将龛座拆去。”官兵到张文成等人的家中严密搜查，没有发现经卷、书像等物。又到其他40余家查看，见其门首俱粘贴门神，表明俱已出教。经审讯，张文成等为天主教教首。地方官决定将张文成等解送刑部，审明办理。奉旨：“张文成等著交刑部审讯具奏。”[47]

广州是当时惟一的对外通商口岸。奉旨进京的传教士由此踏上入宫之路。中国教徒也常从此前往澳门，秘密接引传教士潜入内地。德天赐案中，为德天赐递送书信地图的陈若望就是广东人。因此，广东成为查禁的重点。嘉庆十年九月，两广总督那彦成等奏：抓获欲潜入内地的传教士若亚敬、接引传教士的中国教徒李如等人，起获番字经卷等物。[48]

李如，教名亚立山，山西阳曲县人。已故伯祖母李梁氏向习天主教，祖父李玉章、父李纲、伯祖李阶、族人李玉粮等均为教徒，李如亦自幼习教。嘉庆六年间，李如贩货至广东南海县地方贸易，与倪若瑟、麦丙忠等人往来熟悉。倪若瑟原籍福建后迁居南海县素习天主教。麦丙忠是新兴县船户，亦习教礼拜。嘉庆十年三月，李如至澳门购货，赴天主堂观看。值西洋人若亚敬在堂，共谈习教之事。李如希望接引他赴原籍山西传教，得到同意。四月十九日，李如回至南海县佛山，先向麦丙忠雇船，言定送至乐昌县地方交接，给船价番银20圆。并请倪若瑟伴送至湖南地方，许给工银10圆。二十二日，李如复至澳门，接引西洋人若亚敬。于是，若亚敬剃头易服，装作内地民人，携带经卷，随同李如来到佛山，登上了麦丙忠的船。为避免被人发现，若亚敬一直装病，躺卧舱内。五月七日，行近韶关。李如恐关役盘查，令倪若瑟坐船过关，自己同若亚敬上岸，由僻路绕过韶关，等倪若瑟的船到达后，再上船同行。不料，他们的行踪被官府查知，遭到通缉。十一日，船至乐昌县河面时，李如等人被捕。

广东官府对李如等严加审讯。李如供认：学习天主教，但止系礼拜吃斋，悔过劝善，冀图消灾降福，并无充当神甫及不法别情，接引若亚敬欲赴山西传教即被拿获，亦无煽惑多人之事。若亚敬称：西洋人习教不过劝善改过，是以随同接引前往传教，冀立功德，实无别项情弊。虽在澳门天主堂内居住，亦止在堂吃斋礼拜，并无与民人辗转传教之事。

广东官府参照刑部对陈若望等人的处置，作出了对李如等人的惩治决定。认为李如以内地民人辄敢违禁学习天主教，复接引西洋人若亚敬赴山西传教，几致辗转煽惑，殊属不法。应照陈若望之例，用重枷枷号三个月，发往伊犁给厄鲁特为奴。倪若敬、麦丙忠违禁习教，复听从引送，被抓获后，声称不愿出教，殊属怙恶不悛，未便于李如罪上减等拟徒，应照民人入教发烟瘴例，杖一百，发往极边烟瘴充军，至配所折责40板，仍勒令出教。若亚敬，以西洋人改装易服，私赴内地传教，煽惑愚民，是否应照德天赐之例，解往热河，在厄鲁特营房圈禁，候旨定夺。起出的经卷，全部销毁。澳门系西洋人聚居，所建天主堂免其拆毁，以示怀柔。仍出示晓谕，不许民人私自入堂习教，并严饬夷目禁止夷人传教煽惑。李如所供习教之山西民人李玉粮等，移咨山西巡抚查拿究办。[49]

刑部同意广东官府对李如、倪若瑟、麦丙忠的惩治决定，不同意他们对西洋人若亚敬的处置。认为热河厄鲁特营房并非圈禁夷人之所，本年办理德天赐一案，奉旨解往圈禁，是因为德天赐系钦赐职员，在京当差，与夷人潜赴内地传教者不同，特蒙格外天恩，不得援以为例。今若亚敬以西洋人胆敢改装易服，听从接引，潜赴山西传教，其情节与乾隆五十年西洋人私入内地传教一案相符，应照此之例办理。将若亚敬或留于广东省永远监禁，或监禁一二年后再行释回。候旨定夺。[50]

得旨：“部驳甚是。若亚敬一犯，籍隶西洋，在广东澳门居住，潜赴内地传教。若解往热河，在厄鲁特营房圈禁，不惟路途遥远，且该处亦非圈禁西洋人犯之所。本年办理德天赐一案，系因德天赐在京获罪，特旨发往热河圈禁，岂得援以为例。所有若亚敬一犯著即留于广东省监禁三年，俟限满后遇有西洋人回国之便，令其携带回洋，不必永远监禁，以示矜恤远人，法外施仁至意。”[51]

广东官府虽然遵旨严厉查禁天主教，并有所缉获，但是，毕竟是因为他们往日稽查不严，才使洋人潜入内地。对此，嘉庆帝十分不满，谕道：“粤省澳门地方，洋舶往来，该国人等自因赴广贸易，与内地民人勾结，始能惑众传教。如果粤省稽查严密，何至私越内地乎？本年因江西省拿获为西洋人送信之陈若望，及山西省民人李如接引西洋人若亚敬传教等案，业经根讯明确，分别惩创。”

嘉庆帝要求广东官府以此为戒，加强防范。谕道：“嗣后著该督抚等饬知地方官，于澳门地方严查西洋人等，除贸易而外，如有私行逗留，讲经传教等事，即随时饬禁，勿任潜赴他省致滋煽诱。其内地民人暗为接引者，即当访拿惩办，庶知儆惧。并当晓谕民人等，以西洋邪教例禁甚严，不可受其愚惑致蹈法网。俾无知愚民各思近善远罪，则西洋人等自无所肆其簧鼓。即便设有天主堂之处，亦不禁而自绝。此尤潜移默化之方。该督抚者惟当善为经理，实力稽查，绝其根株，正其趋向，亦整风饬俗之要务也。”[52]

陕西也是天主教暗中流传的地区。嘉庆九年三月，宝鸡县就访获民人刘世昌等起意与戴禄在家私自诵经。经审讯查明，实系祖传天主教，并无开堂聚众、通信刊书之事，亦无神甫名目，一经晓谕，自愿改悔。陕西官府根据乾隆五十年惩治习教之案例，将祖传天主教刘世昌等13人，照违制律各杖一百。刘世昌加枷号2个月。高喜得、杨喜从2名系无知被惑，亦皆杖责发落。所传经卷销毁。

德天赐案发生后，陕西官府遵旨再加严查。陕西巡抚方维甸在奏折中写道：“查陕省既向有习天主教之人，又与川省毗连，自应钦遵谕旨查禁。臣已出示晓谕，并饬地方官留心严密访查，如有教师潜匿境内，即严拿治罪。如有刊刻书籍板片，亦即销毁。总期有犯必惩，俾知例禁。其无知被惑愚民，若能改邪归正，即予免罪。”嘉庆帝在他的奏折上朱批：“知道了。”[53]

甘肃也曾有天主教暗中流传。乾隆四十九年，甘肃官府就抓获了在甘州、凉州一带传习天主教的刘多明我等人，将他们押送刑部。其随同入教之人，均按例惩治。并饬地方官随时查禁，以绝根株。德天赐案发生后，陕甘总督倭什布向嘉庆帝奏道：“迄今二十余年，虽未闻有习教之人，但从前既经传习，地方官日久懈生，难保无奸徒故智复萌，潜相煽惑之事。且南面巩、秦一带，毗连川省，川中传习既多，边界愚民亦恐渐为引诱。”[54] 因此，他刊刻禁教谕旨，四处张挂。饬地方官于稽查保甲之时，对民人剀切劝导，喻以邪正之理，开其自新之路。密行察访，境内如传有习教之人，立行查拿究办，惩一儆百。并将所传经卷书籍一并查起销毁。嘉庆帝对他的行动感到满意，在他的奏折上朱批：“有犯即加惩治，寻事不可？”[55]

综上所述，由于德天赐案的发生，清廷得知禁教虽已百年，天主教并未绝迹。天子脚下，仍有大量的天主教经卷流传，信教者甚多。旗人周炳德竟是教堂先生，管理传教事宜。旗人汪茂德，身为畅春园看门人，竟是天主教的会长。清廷对此极为震惊，严行追查，在京城和各省采取了严厉的查禁行动，抓获了大批中国教徒，起获并销毁了许多天主教经卷，对传教的重要人物予以严惩。为了杜绝此类事件的发生，清廷还制定了《管理西洋堂事务章程》和惩处传习天主教的治罪专条。然而，清廷的目的没有达到。禁者自禁，传者自传。天主教仍在中国大地暗中流传。数年之后，又一起教案浮出水面。对此，我们将另外撰文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