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家范：萧一山与《清代通史》(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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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07-05-20 |
我在张荫麟《中国史纲》的“导读”里，曾发过感慨，说最令我感动，甚且有点妒忌的，是那个时代学者的气度和所处的文化氛围，后学景仰与追慕贤达的那份真挚，以及名士贤达对待后进优秀的无私，于是才会有世纪难得的人才高峰，因缘际会于一时。想不到从蔡孑民、蒋梦麟，到梁任公、蒋百里，再到张荫麟、萧一山，又给我增加了那么多感性的体验！
张荫麟遗憾地没有能留下完整的“中国通史”，花甲之年的萧一山，40年后，终于拿出了一部完整的“清代通史”。先生自述说：是由于受到两个刺激而起：第一个刺激是“国立历史博物馆”馆长包遵彭经常劝我续写《清代通史》下卷，包氏甚至坦白地说：“您现在还不动笔，将来年纪大了想写也写不成了。”第二个刺激是胡适之博士的去世。胡博士的著作如《中国哲学史大纲》及《白话本文学史》都只有上卷，令学术界的人士至今感到无限的惋惜。我不能步胡博士的后尘。(55)
“自信不愧梁任公先生之期许”，当萧一山说出这句话时，确实有足够的底气。然而，当日老师们的期许，岂止只是一部“清史”？看梁任公序文，说得何等地恳切：“遵斯志也，岂惟清史？渔仲、实斋所怀抱而未就之通史，吾将于萧子焉有望也！夫力田、赤溟在今日，未知其视萧子何如？世有亭林，其必能衡而鉴之！”朱希祖在序文中也说：“萧君年富力强，既以通史自任，则俟清史成后，尤深望其再作民国史，即所谓现代史；推而上之，继成上古、中古、近古诸史，以定成中国全部通史，其功德尤为无量。所以乐为之序，而馨香以祷祝者也。”
老师们的期望，也是年轻萧一山的追求。(56) 在20世纪前期，治史者深受社会急剧转变的刺激，抚古思今，多少都有过编纂中国通史的创作冲动，包括被认为治史仄深的陈寅恪，萧一山也不例外。从传统经史子集的“乙部”演变为新史学期望的“普通史”，(57) 意味着史学、史才、史识、史德都需要经历一番改造。百年回头看，才知道这可是近代学科独立与学科建设艰辛而多曲折的长过程。在这一过程里，既充满着学者间价值观不同追求引起的碰撞，也长期受困、实际也受益于“专”与“通”对峙产生的“张力”。
如果说“专”看重的是史学的科学化，追求学科的“现代性”，职业共识性规范的建立，那么“通”关怀的是史学的社会化，着眼于整体历史的评估，当下“国民性”的改造。萧一山很看重“通”的意义。他在《清代通史》“导论”里就是这样说的：“而今文化革新，国运衰替，士子多瞩目瘁心于世变之哲理，与夫实用之科学，于史学之綦要，而鲜有注意及之者。不知增进文明，浚疏人智，史学之在今日，较他学科为尤要焉！”这里表达的对史学使命的认识，也正合乃师梁任公“新民说”开发民智之义。
20世纪初，摆在近代中国面前的，不是不想走出“国运衰替”，而是靠什么“走出”、怎样“走出”？仅凭一知半解的西方“世变之哲理”，全凭光电声化“实用之科学”，就能够助我们走出政治暗浊与经济衰弱的“国运”吗？年轻的萧一山，因先前知识的积淀，受周围师友的影响，却拥有了最沉重的历史感，后人看来似不无文化保守的情结。这种历史感，始终不离对千年中国长期变动轨迹的观察，(58) 强调“有渐无顿”的历史哲理是如何冥冥操纵、支配着中国历史前行的每一步和每一关键时刻。进到海通大开，历史更在异常痛苦中渐行渐变，中国经历各种反复甚至灾难，更是领受着“非常”之“常”的煎熬。先生希望能用丰富生动的“通史”，通过历史家底的全面盘点，揭示本土社会变动的特殊性，以此浚疏民族的智慧，让国民能对“社会变迁之大势”，以及中国在世界大潮冲击下的困境，可能发生的意外事变，具有必要的文化素养，用以从容应对。这种对历史教育的关怀，在民国初年，实际只限于新式学校圈内少数人士，在政界、工商界回响甚为微弱。那时多少人沉溺滚滚红尘，短视于眼前的一功一利，以为文化不济实用，历史仅剩茶酒席上的笑侃，及至抗日战争爆发，方大惊失色！我依稀感到，或者是有某种定力牵引着，凡执著于历史感的人，注定要与追逐急功近利的滚滚潮流不合，总多杞人之忧，易被讥为不识时务，时过境迁，再回头看，他们似乎又像是先知先觉者。先生撰写于1923年的“导论”，行文不长。读完本书三卷，结合全书的议论，再读“导论”，就能体会，《清代通史》给予我们的，岂止只是先生叙述的清史，更留下了那个时代，像先生那样一代人的复杂心境，以及他们在中国思想变迁路途上踩过的足迹。
萧一山用“清代通史”作书名，当时颇有人表示异议，显系断代历史，冠以“通史”之名似属“不典”？先生在“叙例”中，前后有两次文字不尽相同的辩解，反复突出“通”字的深意。萧一山以继承太史公、章实斋、顾亭林以来的通识传统为己任，又接受西方新史学整体史的影响，将清代视作中国历史长链上的一环，认为秉“经世致用”宗旨，“知今而不知古，谓之盲瞽；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沉。”(语出王充《论衡•谢短篇》，也是梁任公平时喜欢说的话)他不满于详古略今的讲史习惯，主张应运用“倒叙之法”，以先讲“近代史”为当务之急。这一见解，既是当时一部分史学先进的睿识，也可以看作先生个人何以缓作中国通史、全力创作“清代中国史”之充分理由。(59)
后人评析《清代通史》，无不知萧一山持“民族革命史观”，作为其历史通识的“史心”。笔者看到的资料，吴宓似是最早公开批评《清代通史》“革命意味过重”，时为1933年。(60) 既吴宓有敏感，向被称为“改良主义者”的梁任公却不表示异议，且十分欣赏该书，何以解释？
先得说明，萧一山清晰的“民族革命史观”表述，始出于晚至1943年四川三台写作的《清代史》“引论”。先生曰：“我是主张民族革命史观的，尤其讲中国近代史，必须以它为骨干，为史心。因为它——民族革命——整个支配了中国近代社会，一切都是以它为枢纽而变动的。”由此将“近代史”划分为三期，第一期民族革命的对象是“满清”，第二期是列强帝国主义，第三期，前一段仍是列强帝国主义，而自抗战始，则变成日本帝国主义。(61)
然《清代通史》创作之初，萧一山即将郑成功、天地会、白莲教，直到太平天国、义和团等等的反清起事，看作是环环相扣，一线相承，不以“盗”、“匪”待之，在当时确属别开新格局。在先生则是基于历史的通感，从对象的共通(反清以及后来的反列强)入眼，展示的是一种过程的连续性。之所以有这种认识，另一个重要的因素，诚如先生《自述》所说：“一生所钦佩者二人，一孙中山先生，一蔡孑民先生”，尊崇与宣传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信念，则是这种史观的思想根基。后学失敬，愚以为或许是受抗日战争的刺激，史学的政治意识过强，难免就会犯“因词害意”的毛病，例如将“推翻满清帝制”称作“民族革命”，就很勉强，不是又落入了“种族革命”的陷阱？
吴宓批评萧一山“革命意味过重”，还牵涉到中国近代史书写争论的一个重大情节。今人就有将这种书写方法的歧异，归纳为“革命叙事”与“现代化叙事”两分对峙的。两分之法，固然因简化而变得明晰，易于入手评论，但过分的执著，容易遮蔽当日相互重叠、交叉、转换的历史复杂面。例如，被公认为清史学科的杰出奠基人、代表近代清史学科第一代最高水平的，是孟森先生。(62) 从表象看，在这种分析框架里，孟森是“两头不到岸”的另类，既不取“现代化叙事”模式，更反对“革命叙事”。孟森明确表示：“后代于前代，评量政治之得失以为法戒，所以为史学。革命时之鼓煽种族以作敌忾之气，乃军旅之事，非学问之事也。故史学上之清史，自当占中国累朝史中较盛之一朝，不应故为贬抑，自失学者态度。”(63)
孟、萧两氏对革命的表态，似乎立场迥异。细检两先生的著作，参考当日具体情境，就知道他们之间的分歧，并非鸿沟相望。深受乾嘉学风的影响，崇尚史德的声气相求，常常让他们走到一起。孟森长萧一山24岁，为师长辈。早年曾任幕僚，参与晚清宪政。民国后脱离政界，渐有清代史事考证文问世。1929年起，相继在南京中央大学、北京大学讲授清史，清史的代表性专著遂陆续出版。谓萧一山开清史研究风气在先，而孟森居第一代清史学者首席(尤以晚清以前的史学成就最为突出)，应是公允之论。萧一山对孟之成绩，亦大为推崇，称“孟森先生功力最深，成就最宏”。(64)
孟森所攻，实具体有指。孟森首先是对章太炎等人辛亥前“排满”的种族主义情绪极度不满。再次，不能容忍民国初年如《清史通俗演义》、《满清十三朝宫闱秘史》之流“小说家”书泛滥于民间，“妄造清世事实，以图快种族之私，而冀耸通俗好奇之听”。(65) 在这里，孟森强烈维护史学的尊严，鄙视“诬史”暴露的、承袭旧套的丑陋“国民性”，例如胜利者的傲慢与偏见，成王败寇的腐俗史观，以及肆意丑化前代历史的写作风气，等等。孟森认为这种偏向，无益于客观严肃地检讨前代得失，有失史家品格。检阅《清史讲义》，孟森虽对白莲教、捻军等均以“匪”、“贼”、“盗”称之，但对洪秀全的起事，则称“太平军”，设专章辨析太平天国治军治民各种制度，叙述甚细，对其创制良意也有所肯定，且谓洪秀全“马上得之，马上治之，纵有戡乱之具，终无济治之能者也”，应属不刊之论。(66) 萧一山早在1923年初版“叙例”里即表态：“清代史料，备极繁赜，披沙拣金，掇摭甚难。本书取裁，自必力求详确，凡讪谤失实，粉饰已甚者，当推求其真象之所在，而辨正之，书必可征，未敢轻道也”，(67) 此与孟森先生可谓同调唱和。而萧一山对民众反清革命投注的热情，自然是孟森所不可能具有的。如《清代史》中称太平天国为“民族革命之壮澜”，但也不是无原则的赞颂。阅先生《清代通史》与《清代史》，论旨一以贯之，前者对太平天国的检讨极详，后者更积多年研究心得，类多精辟论析。如检讨太平天国失败，条分缕析，评洪秀全曰：“崇拜上帝，最初是一种神权的假托，后来简直变成疯狂的迷信”，“不能认清历史背景，好逞己意，妄事更张”，终至威行专制，帝制自为；“其实他只是一个三家村学究，智识是低级的、落伍的，他的思想，大半受秘密社会的影响，他的政制完全是封建的残留……他们并无建设新国家、新社会的理想，只有作威作福、封妻荫子的幻梦，徒多矛盾事实，偶窃偏隅，意骄志满，那能成大事！”(68)
有清一代268年的历史，一直交织着战争与动乱，真正“国泰民安”的时间不多。萧一山以“有渐无顿”的史眼观察有清一代事变，看到的是反复动荡之中的连续性，以及历史一步一步的逼着人们前行的那种选择“无奈”。特别是经历甲午一战，国人深切地感受到“中国受制列强”，已经到了“存亡莫保之时期”。不管今之人如何事后诸葛似的埋怨“救亡图存”耽误了“现代化”，是时凡有良知者，莫不因心动而至行动。历史可供国人选择的，原不是一种可能，最少损失、最大获得的选择，书上写得明白，国人也追求过。然而假若直面历史的实况，我们不能不敬服萧一山以下的史论是冷峻和深刻的。他叙述的历史逻辑完全基于史实的客观：当时国人作救亡图存运动者，唯有康梁之维新与孙黄之革命，最有意义，也影响最大。事势的演变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当宪政变法失败后，失望之人转而革命；清廷逼于革命之势而行“新政”，“新政”实偷袭变法宪政之要求，却迟迟不欲实地行施宪政；对“新政”的失望，转而为革命之势滔天，最终革命成功，则转为共和。先生总结这种苦涩的“历史三部曲”，说道：“晚清历史，恒以此二者为中心，以求中国之自强与改造而已。此二人在表面上为对立之两派，其互相排牴论战之激烈，有时且超过所欲打倒之对象；然实而按之，则亦有相反相成之功。盖不有革命之酝酿，则清廷未必肯实施宪政；不有宪政之宣传，则人民未必能倾心共和也，故所谓因时修改者，历史渐变法则之所必然。”(69) 在这里，我们可充分欣赏到博而知要，约而能精，由分析而综合，由征实而发挥，由功力而通义例的通史大家风范；也就能理解王家俭先生以下的牢骚不是无病呻吟：“目下国内的历史学者大体可谓从事于专题研究者多，留意于通史研究者少。如果按此方向发展，将来可能会造成许多学有专长的人才，却很难培养出几位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大史学家，这也许是史学界的一大隐忧。”(70)
对萧一山“民族革命史观”要做同情的理解，涉及“民族主义”、“革命观”等方方面面的情况，完全超出了本文的旨趣所在。但有一点似乎可以说说。晚清时人对“革命”一词的理解，差别之大，歧义之多，甚至同一个人前后也迥异，非今日所能想像。例如1902年，梁任公在《新民丛报》发表《释革》一文，专门就reform与revolution二词之翻译进行辨析，认为日人翻译不确，“此二者皆大易所谓革之时义也。其前者吾欲字之曰‘改革’，其后者吾欲字之曰‘变革’”，并发挥说：“革也者，天演界中不可逃避之公例也……此所以Revolution之事业(即日人之所谓革命，今我所谓变革)为今日救中国独一无二之法门”；1903年致徐君勉书，更袒露内心世界的真实：“今每见新闻，辄勃勃欲动，弟深信中国之万不能不革命(注意：此处又用“革命”一词——引者按)，今怀此志，转益深也。”(71) 至于他与《民报》的分歧，可以用梁任公自己的话挑明关节所在：反对极端破坏，张扬宪政民权，专言政治革命，不复言种族革命；(72)“政治革命者，革专制而成立宪之谓也，无论为君主立宪，为共和立宪，皆谓之政治革命”。(73) 显然，在《清代通史》里的梁任公，中心意思是中国必须变革，但也可以采君主立宪制，有时也称“虚君共和”制；而主张“政治革命”的核心，实际上也是要实行民权主义的宪政。以上两点，都与中山先生的主张有相通之处。这是萧一山对任公先生的理解，或者认同于乃师的地方。笔者以为，这一理解完全符合梁任公行动的实践路线。对清廷失望之时，就会与孙中山有联合反清之意。当袁世凯复辟帝制，他又毅然发表檄文公开决裂，策助蔡锷发动“反袁护国”战争。后来又不惜违抗康师之意，强力反对张勋复辟。这些都充分体现任公先生对宪政的追求是何等的执著！(74)
萧一山在《清代通史》下卷，特别揭出1918年孙中山回复蔡元培书，内云：“清世秘密诸党，皆缘于明末遗民，其主旨在覆清复明，故民族之主义虽甚溥及，而内部组织仍为专制，阶级甚严，于共和原理、民权主义，皆概乎未有所闻。故与共和革命，关系实浅。似宜另编为秘密会党史，而不以杂厕民国史中，庶凡界划井然不紊。”(75) 还先后引述中山先生这一时期的讲话，1912年就辞临时大总统对北京同盟会会员说：“太平天国即纯为民族革命的代表，但只是民族革命，革命后仍不免为专制，此等革命，不能算成功”；1924年《三民主义》之“民权主义第一讲”：“洪秀全当时革命，尚不知有民权主义，所以他一起义时，便封了五个王……那种失败，完全是由于大家想做皇帝”。(76) 是要向公众明白宣告，他不想把以三民主义为主旨、创立共和民国的革命，混同于秘密会党的传统“血脉”。但革命党前此活动，多联络会党以成事，亦是难以否认的事实。辛亥后欲划清界限，实际也反映中山先生在辛亥之前，从思想与政治信仰方面说，内心不完全认同于秘密会党；利用秘密会党，仅为时势之所逼。中山先生的基本观点，显系萧一山作史所严格秉持的立场。读者细读《清代通史》全书，可以理会得到此中的曲折之意，必不致误解先生对前此诸类“民族革命”持全盘肯定的态度。
读萧一山事迹两月有余，感慨万千。先生1934年自英伦考察返国，接触近代史者，即知兹后时局动荡，尤以日寇步步进逼，民族危机日重一日，直至八年抗战，期间学人颠沛流离，奔波不暇，时称“国难”。虽说身处厄运，使人发奋，先生在四川三台写出了《清史大纲》、《曾国藩传》两书，毕竟静心著述之时无多。先生秉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之坚挚信仰，视民族安危若己身，归国后虽曾致力于太平天国文书的汇辑印行，未及两年，国民政府渐以应战重心西倾，先生的人生轨迹随之发生变动。一方面投身大学教育管理，先后出任河南大学(三年有余)、(内迁之)东北大学、西北大学文学院院长，亲自授课，广延良师，努力履践蔡孑民治校宗旨。另一方面，渐以文化人身份涉足军政，历任庐山训练团、峨嵋训练团及中央训练团讲座指导员，演讲频繁；创设“经世学社”与《经世半月刊》(后改为季刊)，印行《游击战术》等书。(77) 抗战期间，被选为部聘史学教授(另有陈寅恪、柳诒徵，共三名)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抗战胜利后，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北平行辕秘书长，辅助李宗仁处理政务三年，事必躬亲。1948年5月起，就任监察院监察委员，恪守监察之公责(友人戏称之“御史”)，尽心敬业，(78) 直至病逝前，仍与会“监察院教育委员会”会议。虽先生自道“数十年来非读，即教，即著，所谓学不厌，教不倦，殆近之矣”，然事务所关，愈益疏离于“学院”，不复享有悠然学府、师生互动的充分情趣。(79) 但有一事必须提及，先生居台期间，除定稿《清代通史》外，基于旧作改写成多种简易读本，收入“国民基本知识丛书”，赐惠青年学子甚溥。1958年出任“国史馆史料审查委员会委员”，1960年参与张其昀主持的修订增补《清史稿》，任副主任。此书以《清史稿》为底本，主要在明清之际、太平天国运动、清民之际等方面做了较多增补，尤其是传记人物的增添颇为费力，最后以《清史》为名刊印，分装八册。但张氏急于成事，编纂匆促，学界褒贬不一。此项校订后由《清史稿校注》完成，虽亦由“国史馆”参与，先生已不及于此了。由此而感，萧先生之一生，若步梁任公后尘，彷徨于著述与从政之间，师生何其相似乃尔？！
有先生故友之子，作文善意地叹息曰：“我觉得萧一山的大多数成果，基本完成在他40岁左右之前，而后来基本就没有什么成就。”(80) 以他漫长的76年人生来看，这实在是很可惜的。尤其相比于陈寅恪以花甲之年兼又瞽目和遭受政治压力等等之那么艰苦的条件下，仍能完成《柳如是别传》、《论再生缘》及若干很有影响文章之创作，则二者间的差别就更为显著。因此，经过这番比照之后，我仍认为我原先所以为的萧一山是过早凋零的史学奇才的看法还是基本客观的。(81) 我的感想则更进一层，一个时代造就一类人才，而一个时代也限制着一类人才，这虽是“时势造英雄”之旧谓，亦由人生选择之难，许多是身不由己的。
笔者欲通解萧先生经历之所由，无缘翻阅先生“自述”，就想到由梁任公助窥其弟子心影，检读《梁启超年谱长编》辑录的1925—1928年全部家书。梁任公所写家书，晚境渐现，件件直抒胸臆，坦白磊落，感悟任公不能须臾忘却政局，不欲发而不能不发，实是平生信念所系，亦由时局异常，不欲恋权，却不能忘情国是民生。(82) 寅恪老撰《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最为任公先生难得的知音。读至“况先生少为儒家之学，本董生国身通一之旨，慕伊尹天民先觉之任”，(83) 乃释卷而长叹：若梁任公，若萧一山，身影虽已远去，道德学问尽遗人间，后学不敏，岂能完全体贴了解、通释无误？笔者只能至此收笔，以俟学界与读者诸君不吝指正。
注释：
①萧一山(1902—1978)，江苏徐州人。笔者推荐阅读萧立岩撰《萧一山传略》，载《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10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萧立岩，已故，为先生徐州同乡同族。全文所述事迹准确，且对《清代通史》内容有较详细的概括分析，是笔者所见怀有敬意、持论较为系统公允的代表作。
②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本书原由南京胜利出版公司1945年出版，参与写作者为童书业，方诗铭。
③稍感不足的是，有一定数量的史料引文，未加注来源书籍。旧日“通史”习惯上极少加注史料出处，钱穆《国史大纲》就不加注。这一做法毕竟不便于读者检阅查对。
④章炳麟：《訄书》，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该书于1899年编定，梁启超题写书名，1900年木刻印行，1902年重订，1904年在日本铅印出版。白寿彝在《中国通史》第1卷《导论》里，据《訄书》手校本卷59《哀清史》，断《中国通史略例》写作于1900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08页注。
⑤清国史馆首创于康熙二十九年，乾隆二十五年、三十年两次重开国史馆，历朝均有辑修。除《实录》、《会典》外，历朝开馆修编的《国史列传》，实为《清史列传》所据稿本来源之一。事详王锺翰：《清史稿略说》，载于《清史补考》，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04年。对于史料的价值，萧一山的看法比较公允：“史料之性质与价值，乃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倘社会上果有绝对真实之原料，则又何需乎史家为耶？”
⑥笔者所得，此语最早见于《元史》卷156《董文炳传》。1276年元兵入临安，文炳谓之曰：“国可灭，史不可没。”明末黄宗羲则曰：“国可灭，史不可灭。”载《南雷文案》卷6。晚清魏默深《进呈元史新编序》：“伏闻天不变，道亦不变，国可灭，史不可亡。”载《魏源全集》第12册《古微堂外集》卷2。至陈寅恪《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责职》，重提旧话，云“国可亡，而史不可亡。今虽国倖存，而国史已失其正统，若起先民于地下，其感慨如何？”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362页。
⑦指王秀楚著《扬州十日记》、朱子素著《嘉定乙酉纪事》(一作《嘉定屠城记略》)，前者述顺治二年清军攻破扬州后进行的十天大屠杀；后者指同年清军占领嘉定(今属上海市)后进行的多次屠杀。辛亥革命前，革命党人曾大量翻印这些书籍，为推翻清王朝做舆论准备。
⑧萧一山：《非宇馆文存》卷4。原书最先由贵阳文通书局1941年印行，唯1册。后经著者增订，篇目有增，分3卷，由经世学社1948年于北平印行。
⑨王家俭：《萧一山先生对于清史研究的贡献》，萧一山文集编辑委员会编：《萧一山先生文集》下册，台北：经世书局，1979年初版本，第735—759页。《文集》编于先生病逝后，分为著述、行述与大事记、附录三编，分装上下册，含图文共1036页，文字实934页。萧立岩：《萧一山传略》。
⑩王锺翰：《清史稿略说》。有关《清史稿》编纂始末及其成败得失，锺翰先生叙述准确详尽，持论最为平允。收入《清史补考》，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04年。今之《清史稿》最佳版本，应属台北《清史稿校注》，费时10余年，据云校订修正约计8万余条。
(11)孟森认为《清史稿》虽属未经官方认可之书，然取材编纂却具备历代官修史书的条件，可以与二十四史同等看待。先生且说：“尊重现代，必并不厌薄于所继承之代。”参见孟森：《明清史讲义》，商鸿逵所作“前言”，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12)梁启超：《萧一山清代通史序》，《清代通史》上卷，北平：中华印刷局初刊本，1923年。
(13)《清史稿》刊印第二年，即1929年，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呈文国民政府行政院，建议禁止《清史稿》的发行：“系用亡清遗老主持其事……彼辈自诩忠于前朝，乃以诽谤民国为能事，并不顾其既食周粟之嫌……实为民国之奇耻大辱。”此文及容庚语，转引自王锺翰：《清史稿略说》。
(14)详参陈慈玉：《案牍研究与田野调查：日本东洋史学之一侧面》，《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2期，2003年12月；严绍璗：《日本中国学史》第1卷第10章，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日本“东洋史”的发展，与日本“亚洲主义”以及日本当局对中国东北、台湾和朝鲜的特殊关怀，均有联系。此已为日本史学史的研究者所共知。
(15)陈寅恪：《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责职》，《金明馆丛稿第二编》。
(16)笔者所据《清朝全史》为台北“国家图书馆”所藏1960年台湾中华书局再版本，该书原由上海中华书局于1914年初版。初版本，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有藏。稻叶君山，又名稻叶岩吉(1876—1940)，1897年在东京学习中文，1900年前往华北游学，后进入汉口的大阪商船株式会社支店工作，曾游历华中一带。日俄战争时，担任军中翻译。他私淑内藤虎次郎，1907年得随其赴满洲考察。后进入满铁历史地理调查部，参加《满洲历史地理》编纂。习中、韩及老满文，出版《清朝全史》的次年，又有《满洲发达史》应世。
(17)王家俭：《萧一山先生对于清史研究的贡献》，《萧一山先生文集》下册，第735—759页。
(18)萧一山：《非宇馆文存》卷5，第11—12页。
(19)《萧一山先生文集》下册，第640—642页。
(20)援引者多作“中华书局”，笔者查阅相关资料后，仍不能确定北平中华印刷局是否系上海中华书局分局，此处存疑。据《清代通史》上卷初版版权页，注明著作兼发行者：铜山萧一山；印刷者：中华印刷局(北京梅竹斜街中间电话南局1673号)，笔者揣测初为着者自费出版。初版中卷，遂改为著作者：萧一山，印刷兼发行者：中华印刷局。作者并有附言云：“本书上卷出版后，不及三月，销售殆尽。中卷久当付梓，止于经济困难，迟延至今，屡承读者函询，不胜歉仄之至！下卷述同光以还事，故旧遗老，犹有存者，拟笔咨访，自不免稍稽时日，本年秋季，或可出版。一俟剞劂，当再通告。一山附启。”“本书广告”内言：卷上，内容约60万言，凡800余页，装订两巨册，定价三元；卷中内容70余万言，凡900余页，装订两巨册，定价三元五角。
(21)《非宇馆五十自述(节略)》，《萧一山先生文集》下册，第585—586页。
(22)杨家骆：《萧一山先生著清代通史稿跋》，原载《中国一周》1963年7月29日，收入《萧一山先生文集》下册，第677—680页。
(23)萧一山《非宇馆文存》卷10载有《家父母七十寿辰征文启》，《先父宗雅先生行述》、《先妣伏太夫人行述》三文，藉此可知一山先生家世及学术之先前背景。
(24)详参高平叔：《北京大学的蔡元培时代》(之一)，《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
(25)《萧一山先生文集》下册，第486—513、515—520页。
(26)蒋梦麟：《西潮》，台北：辅欣书局，1990年，第133—134页。
(27)吕思勉：《蔡孑民论》，《吕思勉先生遗文集》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02—403页。
(28)笔者详检萧一山先生文集编辑委员会所撰《行述与大事记》，均未涉及转系事，似传闻非实。见《萧一山先生文集》下册，第635—642页。抑或北大时有类似辅系的灵活制度(类今第二专业)，总之，转系与否，若阅先生《自述》，或有明确答案，目前只能存疑。
(29)参见高平叔：《北京大学的蔡元培时代》(之一)，《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
(30)王康采访记：《清史权威萧一山》，《萧一山先生文集》下册，第708—714页。
(31)《史学系课程指导书》(十二年至十三年度)，《北京大学日刊》第1302号，1923年9月29日，转引自欧阳军喜：《论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形成》，《史学史研究》2003年第2期。
(32)《清代通史》初版，俱载八篇序文，除梁任公、今西龙序外，还有朱逷先(希祖)、蒋方震(百里)、李守常(大钊)、杨适夷(栋林)、李革痴(泰棻)、蒋梦麟序，总计八篇，极一时之盛。商务改版后，仅存日本今西龙与梁任公序。
(33)《清代通史》初版及以后各版，均于正文前载有“叙例”与“导言”。1985年北京中华书局据台北本影印，阙载“导言”。两文均收入《非宇馆文存》卷5。
(34)书中对曾左李诸人与太平天国成败的精彩评述，就是贯彻这种史观、史法的，极见功力，读者可注意检阅。请详参萧一山：《清代通史》下卷，第一篇“太平天国之始末”，第二篇“咸丰之忧患与同治中兴”。
(35)参见欧阳军喜：《论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形成》，《史学史研究》2003年第2期。
(36)关于史料之必须齐备，除傅斯年“上穷碧落下黄泉”、余英时赞严耕望“地毯式搜寻”、严耕望引陈垣“竭泽而渔”说外，罗家伦又有“猎狗似寻材料”说。罗家伦说载《罗家伦先生文存》第1册，台北：“国史馆”，1976年。此种观点实受民初兰克史学输入的影响。萧氏对此有了解，但也有所保留。
(37)参见蔡元培：《请将内阁档案拨为北大史学材料呈》，1922年5月12日，《蔡元培全集》第4卷，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99页。
(38)此事，前引欧阳军喜文叙述甚详。另参傅振伦：《清代档案聚散和集中概略》，《傅振伦文录类选》，北京：学苑出版社，1994年。
(39)至1942年，萧一山已经摸清家底，清代档案除内阁大库外，尚有军机处、崇谟阁、宫内以及各部档案。现在比较确切的底细，存北京故宫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共有明清档案800多万件；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典藏清代档案，约有40万件；合其他各处，总计不下2000多万件。以此而论，任何个人仅此一项史料，欲像严耕望先生所说“竭泽而渔”、“一网打尽”，也绝无可能。
(40)夏鼐有《评萧一山著〈清代通史〉》一文，写于1933年11月。是时，夏在清华大学史学系读书，就萧氏上中卷涉外史部分提出尖锐批评，揭出两书多陈袭稻书28、34、38、44、53等四章，并增新的错误，计摘出的史实、人地译名等讹误有数十处之多。现收于《夏鼐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64—381页。此事似今人尚少注意，蒙台北车守同君告示。核对修订本，萧氏多数都能接受，已予以订正。那时，一山已赴英国考察，故夏鼐善意建议其在英注意搜集西人文献，并提醒新公布的《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亦为重要史料。笔者敬佩夏文真诚坦白，批评尖锐，然颇富善意，双方并未因此产生芥蒂。
(41)1840年后，清史之涉外关系比重渐重，无留学背景之萧一山，自是弱项。由此，自萧氏先开清史著作风气后，留学与教会学校出身的学者，往往另辟一路，但也要到30年代。论中国近代外交史的开山，当推1923年夏蒋廷黻归国后，在南开大学创设“中国近代外交史”；1929年，转赴清华大学任历史系主任，继续外交史的研究。1938年写成大纲性的《中国近代史》一书，提出中国人能否近代化将关系国家兴亡的观点。蒋氏史学，可参沈渭滨：《蒋廷黻与中国近代史研究》，《复旦学报》1999年第4期。蒋氏以“现代化”为主线，涉外关系评述多以此为转移。1932年与萧氏激烈争辩的陈恭禄，受蒋氏影响，属同一系统。
(42)参见王康采访记：《清史权威萧一山》，《萧一山先生文集》下册。英伦考察动机，最早可能起于朱希祖的提示。另一背景是，1926年游欧之罗家伦提出在欧美搜集中国近代史资料的庞大计划。参见罗家伦：《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计划》，《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2集第14期，1928年1月31日；参见欧阳军喜前引文。计划未付之实施，但对萧一山有所触动。亦因此项资助，萧一山对蒋很是感激，返国后渐参与政治，与此不无关系。
(43)太平天国的遗文遗物，多被清人毁灭。日人内藤湖南于1925年发表选自大英博物馆所藏太平天国史料，对国人颇有刺激。对太平天国域外史料的开发，实际梁任公要早于内藤。1919年8月初，梁启超偕中国驻荷公使唐在复等人参观莱登大学图书馆，即发现该馆藏有太平天国印书，因命人缮录5册，但未经印行，故长期不为人知。事见皮明庥、孔宪凯：《梁启超欧游时所辑太平天国资料》，《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2期。后北京大学教授刘复(刘半农)将其在大英博物馆所录太平天国有趣文件16种裒为一册，于1926年由北新书局出版；同年，北京大学另一教授程演生又将其于1924年在巴黎东方图书馆摄影抄录的太平天国印书编为《太平天国史料第一集》，交北京大学出版部出版。约与程演生同时，留学德国的俞大维亦从普鲁士图书馆搜集到太平天国印书9种，唯当时并未影印问世，后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据俞氏所摄照片著录，编入《太平天国诗文钞》，于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对前此情况，萧一山1942年在《近代史书史料及其批评》中也有详细交代。然，在太平天国域外史料的早期开发中，成就最为卓著的为萧一山。朱希祖在为萧编《太平天国丛书》第一辑所撰序文中盛赞道：“此书一出，吾知本国研究太平天国史者必咸嘉萧君之功，盖其成绩比程、刘二君更弘大也。”以上情况承周武告示，谨此致谢。
(44)萧一山还在不列颠博物馆东方部寻得程学启、崇厚等书翰15通，李鸿章批札11通，吴煦、黄芳照会3通，鲍超公文封套一件。后以《戈登文书》之名编为一卷，并在《国闻周报》上择要发表。同见前引萧文。
(45)笔者揣测，陈恭禄与先生辩论一事，或对下卷的定稿，在心理上也有一定的影响。自1932年陈发难，延续至1934年，双方辩文陆续刊载于《大公报》，你来我往，连篇累牍，火药味甚浓。陈所攻对象为下卷讲义，指摘多属史料运用及史实真伪，尤集中于涉外关系。兹后，先生将辩论文结集，由北平中华印制局于1934年出版。先生虽坚持“博约专精，各有其范”，认为“今之人受所谓整理国故之影响，以考订破碎为学，而讥博约者为粗疏，此梁任公先生之所以见轻于人，而弟之所为深痛者也”，其实内心对涉外史料之严重性(包括前举夏鼐批评文)，不能不生出敬畏之心，格外地警惕，十倍地用力。
(46)萧一山：《清代通史》下卷，第1864、1869页。
(47)参见高叔平：《北京大学的蔡元培时代》(之一)，《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
(48)事详陶菊隐：《蒋百里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另有《蒋百里先生全集》行世，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年。
(49)参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55、795页。
(50)参见周武：《论梁启超三次“脱离政治宣言”》，《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另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874页。
(51)从《梁启超年谱长编》1918年的书信看，任公先生已经完成了一部分“中国通史”书稿，但体例为《载记》、《志》、《传》与《年表》。后来其纲目有过重大修改，且又产生《中国文化史》更宏大的纲目。两者关系与演变，尚待细考。我比较认同葛志毅《梁启超文化史观及其所受西方史学思想的影响》所说：“后来他所称的文化史，实即其原来心目中的通史。而从内容性质上看，他所说的文化史，即相当于一部社会发展通史。此所谓社会，乃由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内容构成的一个总体。”(《学习与探索》1995年第5期)后述两“目录”收入《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九》。以此宏大体制，故有下面任公先生愿“同志二三十人合作”的讲话。
(52)引文原载《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谈话时间为1927年初夏，周传儒、吴其昌记。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143—1144页。
(53)萧一山《清代通史》下卷第5篇132节叙曰：1927年“(康)有为逝世，任公仍欲完成中国通史之作，决摆脱各事，从事休养。因王国维投湖自杀，颇受刺激，旧病复发。”此为萧一山亲历见闻，可作信史。见该书，第1863页。
(54)萧一山：《悼张荫麟君》，《非宇馆文存》卷10，第59—61页。
(55)参见王康采访记：《清史权威萧一山》，《萧一山先生文集》下册，第708—714页。
(56)萧一山在清华以及北大、北师大等校教授“中国通史”。在北师大时，编印过《中国通史大纲》，《非宇馆文存》卷5载有《中国通史大纲序》，称讲义约二三十万言，写于1926年2月。据《文集》附录，讲义仅上古迄宋代，凡五册，也非完整通史教本。1949年前，大学中国古代史课程，鲜有讲授完整的，甚至有讲至秦汉前戛然而止者，亦一时之风气。
(57)原文为General History, 见《清代通史》“叙例”。民国初极流行，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3章《史之改造》，就说今日史学当分为专门史与普通史，“分途以赴，而合力以成”。源出鲁滨孙《新史学》何炳松译本。与兰克派不同，鲁氏美国“新史学”主张历史是整体的、连续的，需要多种学科的参与，综合研究。
(58)《清代通史》下卷有专节讨论“一治一乱之循环律”。见萧一山：《清代通史》下卷第1篇第1章，第35—43页。先从人口问题入手该题，后文又兼及土地分配、政府官吏榨朘与列强侵扰等问题的讨论。
(59)“清代之中国史”，语出《清代通史》1923年“叙例”。萧一山对清史的定位，在《清代通史》“导论”里称“近世”，而谓民国为“现代”，可见当时将清代视作近世，与刚进入民国有关，并非从社会形态说立论的。至《清代史》(清史大纲)里，萧一山径称“一部清史，就是一部中国近代史”，并以欧亚通航与西力东渐为标志，定明清之际为近代之始，就具有史学分期的意味了。后见194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第1页。
(60)1932—1934年，萧一山与陈恭禄之间发生一场激烈的“文字战”，吴宓时任刊载论战辩文的《大公报》文副版主编。1933年4月，萧一山从伦敦发出再辩长文邮与吴宓。文章开首，先生从吴宓所加“引言”说起，谓吴宓肯定《清代通史》的价值，“自愧不才，曷克当此？惟缺点似在革命之意味过重，此事弟另有解说，将详下卷。盖洪杨不许以革命，则不惟无以知中山主义之来源，更不能彰清初遗民所藏之深痛，并力辨弟研究清史，对于诸帝，察其行性，备致推美……初不以其异族而歧视之。”见萧一山：《为清代通史下卷讲稿批评事再致吴宓君书》，《非宇馆文存》卷9，第31—33页。
(61)萧一山：《清代史》，“引论”，第1—10页。
(62)参见何龄修：《中国近代清史学科的一位杰出奠基人——试论孟森的清史研究成就》，《清史论丛》第8辑，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
(63)孟森：《清史讲义》，中华文化服务社初版，1947年，“总论”第1章“清史在史学上的地位”，第3页。
(64)见前引萧一山：《清代史书史料及其批评》。
(65)孟森：《清朝前纪》“叙言”，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所指如《清史通俗演义》，蔡东藩编，1916年会文书局出版；《满清十三朝宫闱秘史》，燕北老人作于1919年。此外如野史《满清稗史》、《清代述闻》，《清代异闻》、《满清外史》等，亦属此类。这类野史或通俗小说，正史与传说夹混，半真半假，绘声绘色，甚或荒诞淫秽，彼此抄袭者亦不在少数。早为孟森不满的，可能也包括1904年出版的孙中山序、刘成禺著《太平天国战史》，1906年出版章太炎序、黄世仲著《洪秀全演义》，以及章太炎在《民报》上的许多言论。
(66)孟森：《清史讲义》第4章第2—5节，第5章第1—4节。
(67)一山先生在这里指出另一种“史病”，即“粉饰已甚者”。前几年清宫电视剧且有“再活五百年”歌声响起，不亦是孟森所斥的“冀耸通俗好奇之听”？两种“史病”，一左一右，似孪生兄弟，均不应为史家所取。
(68)萧一山：《清代史》第6章第3节；参阅《清代通史》下卷第1篇第7章，第296—316页。
(69)萧一山：《清代通史》下卷第6篇，第2262页。
(70)语见张其昀：《介绍萧一山清代通史》，王家俭：《萧一山先生对于清史研究的贡献》，《萧一山先生文集》下册，第675、735—759页。
(71)前文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与勉兄书》，载《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20页。
(72)萧一山：《清代通史》下卷第6篇，第2344页引梁启超民国元年蒞报界欢迎会演说词。
(73)萧一山对梁任公的相关述评，分见《清代通史》下卷，第1867、1869页；后之引文详见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北京：三联书店，1960年，第100页。
(74)笔者所说难免疏陋，不够周全。读者可详参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9年第2版。
(75)萧一山：《清代通史》下卷第6篇第37章，第2258页。
(76)分见《孙中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708、93页。
(77)据余协中《悼一山兄》，在河南大学时，先生创办游击训练班。参与此事的，还有范文澜。该书是否为范老所著，在范传中曾有提及，然未见原本，暂存疑于此。然先生聘范老，亦彰蔡元培“兼收并蓄”之风。见《萧一山先生文集》下册，第747页。
(78)其中最著名者，为1957年对“行政院院长”俞鸿钧的弹劾案，先生主稿。另有纠正民政厅新生地开发案、诉傅云等渎职案等，亦名震一时。见《萧一山先生文集》下册，“大事记”。
(79)据1947年公布的民国政府《中华民国宪法》第103条：“监察委员不得兼任其他公职或执行业务。”在高校，原指校董事长或董事，然萧先生等洁身自律，一概不在高校担任教职。纪念文多有提及，不再另注。
(80)指1942年左右，确切地说，应是1945年前。这一时期的主要著作，除《清代通史》外，计有《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太平天国诏谕》、《太平天国书翰》，国立北平研究院总办事处出版课，1935、1937年；《太平天国丛书第一集》，国立编译馆委托出版，凡10册线装1函，1935年；《非宇馆文存》，贵阳文通书局，1944年；《曾国藩传》，重庆胜利出版社，1944年；《清史大纲》，重庆经世学社，1944年；等等。《中国通史讲义》，系先生在清华、北大、师大之讲稿，迄宋代，凡5册，未公开出版。代表性史学论文也大致发表于1945年以前。《清史大纲》，一名《清代史》，12章，20万言，实据《清史通史》，兼以积年所得心得体会，不繁征史料，史事纵横旁通，议论一气呵成，“全书勾玄提要，体大思精，诚为大气磅礴，匠心独运之巨作”(张其昀语)。辽宁教育出版社“新世纪万有文库”1997年收录出版，惜校勘不精。非专业人士，先读《清代史》一册，即可得先生清史研究之精萃；欲求详细资料依据，再检《清代通史》。
(81)中国纪念文有为尊者讳的习惯，但也为后之治史者带来某种困难。上文引自陶世龙“五柳村海风版”网页。陶世龙之父陶元珍，史学家，抗战时任教于萧一山任文学院院长的东北大学，过从甚多，且为“经世学社”候补理事。陶世龙的这种感慨，是不是曾得之于父执辈私下议论？笔者有此猜测。
(82)参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048、1114、1118页。
(83)陈寅恪：《寒柳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48—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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