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承畴以及与他同时代的一大批原明高级将吏降清，早已不是什么新问题。学术界屡次讨论过，也争鸣过。1996年在福建石狮举行的洪承畴学术研讨会上，我曾发表了自己的论文，专题辩洪承畴的降清问题，驳斥了那种“降清即汉奸”的谬言。几年过去了，洪承畴降清的问题，仍被一些人抓住不放，在报刊上著文，把洪承斥为“叛国投敌”，甚至连平定台湾郑氏政权的爱国将领施琅也不放过，同样把他打入“叛国投敌”之列。问题如此严重，不得不再做辩驳。 

一、改朝易代说“投降” 

首先，应当承认，“投降”不是一个那么光彩的词，往往与“耻辱”或“可耻”连在一起，简言之，“投降”就是一切污秽的代名词！人们一谈投降，讳莫大如深，特别是在那个是非混淆的时代，是不敢为“投降”两字说项的。然而，投降的人和事，在历史上屡见不鲜，简直是司空见惯！就是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有关“投降”及其种种说法，依然盛行。那么，应该怎样看、怎样理解“投降”之义呢？ 

不妨先从历史上??清以前的“投降”说开去。 

凡学过一点历史的人，都可以看到，每当一代王朝末世，天下大乱，所谓“群雄”并起，诸侯割据之时，“投降”之人、“投降”之事频频发生：当双方或几方攻战，必有胜、有败，败者要么战死，要么投降；当某政治军事集团采取分化瓦解的手段，通过“攻心”、游说等，将对方某要人争取过来，这又是“投降”。这类事例不是个别，也不是局部，却是十分普遍，充斥于历史的记录中。例如，战国时期，士阶层十分活跃，他们各怀良谋，奔走于各国之间，宣传他们的治国思想。不管是否是自己的“祖国”，只要采纳其主张，他们就为这个国家效力，跟其他国家也包括自己的“祖国”较量。像商鞅、李斯这样著名的政治改革家都不是秦国人，他们在本国不得重用，才毅然西行入秦，帮助秦国强大，把其余六国连同自己的“祖国”灭亡了。[1]时至今日，几千年过去了，有谁说他们“叛国投降”呢？他们弃本国投秦，按今日一些人的政治观念和政治逻辑，应视同“投降”。可是，又有谁这样认为呢！项羽和刘邦的楚汉之争，由楚投汉的有多少高级人才！韩信即其中的代表人物。他弃楚归汉，就是因为没有得到项羽的重用，才被齐邦“挖”了去，委以全军统帅[2]。我们能说韩信投汉不对？ 

东汉末年，又是一改朝易代的时期，黄巾大起义，各地军阀、豪强乘胜割据一方，形成无数个大大小小的军事集团，相互攻伐。随着各方势力的消长，一些人在各集团之间跑来跑去，降来降去。总之，只要有实力，就会不断吸引更多的人投奔！如，袁绍势力一灭，其将官大多被曹操收降。至魏、蜀、吴三国鼎足，其三方各有投降的事发生。当三国势衰，魏政权为司马氏所夺，而蜀、吴两国皆向司马氏投降，国家始成一统。在东晋亡后，出现南北朝对峙的局面，国号不断变，皇帝轮流坐。在这里，谈谁叛于谁，谁忠于谁，似乎都已失去了意义！所以，从来没有人论及宋、齐、粱、陈改朝换代的是非，更没有人斥责北朝政权更迭的非正义！隋末农民大起义，将隋朝送进坟墓，其中就是隋朝命官太原太守李渊、李世民父子起兵，直接起到灭亡隋朝的作用。李氏父子以臣叛君，没有人说不对！唐末农民起义将领朱温背主降唐，位极人臣，又逼唐帝让位，改朝代为后梁。所谓“五代十国”，国号与皇帝走马灯似的改换，孰是孰非，亦难论定。至于赵匡胤率部在陈桥驿发动兵变，黄袍加身，一举夺下后周政权，建国号大宋，同样，从来也没见有人否定赵氏兵变的非理性。 

以上列举的“投降活动”及忠奸表现，都是在汉人所建王朝内部进行的，包括农民起义在内，人们对此似乎并不在意，投降与否，乃至成功与失败，大抵是“天命所归”使然，或者说，已属正常之事，不足为怪。然而，人们对于民族间的“投降”则要另眼相待了。 

明朝末年，一方面是农民大起义，一方面是山海关外，满洲勃兴，清朝崛起。民族间改朝易代又一次来临，于是投降之事再次发生，并且投降之人成百累千，以至上万、数万、十数万！例如，后金天命三年（1618），后金军首战抚顺，就有明将游击李永芳献城投降，几乎同时，明朝秀才范文程自动投降后金。他们该是明朝降清（后金）的第一人！[3]其后，降清的明将汉官，以至士卒、百姓，趋之若鹜，蜂拥归降。举其要者，如后金天聪五年（1631）围大凌河城，明将吏张存仁等降者达130多人！攻打锦州与松山决战，直至清入关，诸如祖大寿、祖大乐、祖大弼及其家族，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吴三桂及其将吏，都是降清的著名人物[4]。洪承畴就是在松山围城战中被俘而后降清的。清军下江南，又招降了南明成千上万的将吏，如将明军计在内，达数十万！其结果，那些投降的著名人物，无一例外被否定。时至今日，骂声不绝，被骂为“汉奸”、“叛徒”，痛斥他们没有“民族气节”、“贪生怕死”、“出卖民族利益”等，如洪承畴还被斥为“双手沾满了汉族的鲜血”，是名副其实的“大刽子手”！ 

这说的是民族间改朝换代中的“投降活动”。显而易见，人们把这类“投降”看得远比汉族内部的同类活动严重得多，甚至截然不同：在汉族内部，各集团间的投降活动，无足轻重，不以为然，而民族间的投降，则“上纲上线”，是十恶不赦！ 

在历史上，还有一类投降，这是真正的国与国、“异民族”间的投降活动。如沙俄、日本、英、法、德、意、美、荷、葡萄牙等殖民国家，在中国近代史册上留下了他们疯狂侵略中国的罪恶记录。尤以沙俄、日本帝国主义为祸首，更是究凶极恶，给中国造成了严重的灾难。一些中国人卖国求荣，向他们投降，沦为汉奸。在中国现代史上，以汪精卫卖国，投靠日本帝国主义为代表，实集古今耻辱之大成，罪孽之大成！ 

如上列所举：向沙俄、日本等国及异民族之投降，其卖国背叛民族之性质界定甚易，自不必细说，难的是国内诸政权之叛离、投降之说，易起纷争。如前已指出，汉族政权间投降之事，似乎也不足争论，而至今所争者，主要是在中国境内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之际，汉族士大夫或前朝汉人将吏归顺新入主的少数民族统治者，总是大起非议，视为大逆不道，必口诛笔伐。清朝之大不幸，三百多年前降清的汉官汉将，仍不能被今天的某些人所容，斥之为“汉奸”、“叛徒”，实则仍视清朝为“敌国”，视满族为境外入侵的“异民族”。 

在中国历史上，华夏??汉人所建立的中原王朝总是与周边少数民族矛盾与冲突不断，甚至不惜以大规模战争来决定胜负。我要特别强调的是，汉人政权与周边主要是与“三北”地区游牧民族的冲突或战争，绝不可与中华民族和外国及其民族的斗争同日而语，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汉人与少数民族的争端，是在中国这个共同体内发生的，是“一家人”的内部矛盾。其实，就当时而言，中原王朝仍视与之矛盾甚至战斗的少数民族为一家，不把他们看成是外人，在经历了矛盾或斗争后，双方依然和好如初。少数民族也奉中原王朝为“天朝”，如汉与匈奴，连年战争，不久即“约为兄弟之国”，派出昭君和亲，维系双方的和平局面。北宋与辽战斗多年，最后以“澶渊之盟”和解。北宋与金先后被元朝所灭。 

当少数民族??“三北”游牧民族强大时，往往与中原王朝争逐，若战胜中原王朝，便取而代之，成为中国合法的统治者，并为中原汉人所接受。如北魏、辽、金、元、清诸王朝统治全中国或半个中国，短则百年，百余年，长则二百余年，这一事实，正说明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政治与经济、文化的统一体。这些王朝兴亡的过程与原因，同汉人所建王朝一样，与民族成份没有多大关系，质言之，他们的兴亡与其自身的民族没有直接联系。进一步说，那些建立过一代王朝的民族，如鲜卑、契丹、女真、满族、蒙古等族，还有建立地方政权的民族，如东北的??、高句丽、扶余，西北的党项等族，以及西晋亡后，进入中原建立十六国的少数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成员，尽管他们之间经常发生冲突，但是，当冲突解决后，彼此又相互承认，少数民族还向中原王朝进贡，保持政治上的隶属关系。古人尚且如此，而今一些人却把少数民族所建政权视为“外国”，把这些民族看成是“异民族”，只要有汉族士大夫或将吏投入这些政权，必认为是“汉奸”、“叛徒”！这种情况，与上面所说汉人集团之间降来降去，没有什么区别，却没有受到谴责，唯独责备那些降入少数民族政权的人，显然标准不一，不能平等对待！ 

我无意为“投降”做辩解，也不是没有是非标准，凡“投降”皆正确。从理论上说，在敌对势力的斗争中，每个人都有权力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或政治前途。投降与否，都是在特定环境下个人的选择。一般而言，趋利避害，是人之本性。权衡利与弊，才能做出选择。如同现在客机遭遇劫持，不得与劫机犯搏斗，而是放弃抵抗，为的是保存乘客的生命，避免无谓牺牲，这就是趋利避害的选择。重要的是，论投降，要看投向的是光明，还是黑暗；是助纣为虐，还是扶助正义。古人云：良禽择木而栖，人臣择明君而事，如从邪恶投向正义，就是弃暗投明，应该给予肯定，这种行为历来受到鼓励。当黑暗势力瓦解，或分崩离析时，必然从中分化出一些人投入到新的势力中，这在历史上也是常见之事。但常见的事还有，几股势力或为“群雄”并存之时，分不清哪方黑暗，哪方光明。例如，明末有张献忠与李自成两支农民军，双方互争，但都属于起义队伍，不能分清谁黑暗、谁光明。清军入关时，很快形成以李自成、张献忠、清朝与南明等为代表的四方势力，他们都在为重新统一国家而存在、而斗争。究竟哪方先进或落后，光明或黑暗，是无法分清的，只有他们之间展开角逐、较量，才能分出高下。在他们势力消长的过程中，人员变动，降来降去的事太多。如姜?本是明朝守大同的总兵，先降了李自成，而后又降了清朝，后来却叛清而自取灭亡。吴三桂所部，大多是收编了李自成的将士。张献忠亡后，他的部将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等率全体将士降了南明永历政权。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如果按“汉奸论”者、“叛徒论”者的逻辑，农民起义将士李定国等降南明，是否是对农民起义的背叛？后来，孙可望又弃南明而降清，被封为“义王”，这是否也视为“汉奸”、南明的“叛徒”？可是，并没有人这么说，即然如此，为何不能平等对待洪承畴？把洪承畴和同时期降清的一大批人，都打成“叛徒”、“汉奸”，未免太过!很显然，如此评价人物不是用一个标准，而是多标准，其结果，只能将史学搞乱！ 

总结上述，评价洪承畴和与之相关的许多人，以“降清”为标准定性，这就是政治标准第一，气节标准第一，唯阶级成份论，唯民族成份论，以此来判断是非，只能离真理更远！在君主专制时代，如何确定一个人的政治态度？就是说，一个人的立场，必须与皇帝“一致”才正确？在民族面前，只能站在汉人一边才正确？至于气节，在专制时代，就是忠君尽节，所谓“饿死是小，失节事大”，就是此标准的最高境界！封建的道德观、节操观、继统观，都构成了气节观的内容。提倡这种道德，不论是非、好坏，不论情与理，只要是君主即使是昏君也要忠到底！如，宁愿饿死首阳山也不食周栗的伯夷、叔齐，难道值得提倡吗？他们如此顽固，不能顺应潮流，包道忤时，守缺到底，如果都这样，社会还能发展吗？人类还能存在吗？用此气节评价人物，只能陷入困境！谁都知道，这是上个世纪盛行的极“左”理论，早已被学术界所废弃，而今，已进入一个新世纪，还有人用这种过时的荒谬理论评价人物，岂不同样荒谬！ 

二、洪承畴“降清”再分析 

评价历史人物，不能用政治态度，具体说，不能用“投降”某某作为标准，已如上述。现在，提出的问题是：用什么标准来评价洪承畴或与洪承畴相类似的人物？ 

按照唯物主义史观，也按照我们所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看问题。评价历史人物，主要是靠人物的社会实践，不看政治态度，而看行动；不看其所说，而看其所为。好事作多少，就肯定多少；同样，做了多少错事、坏事，就否定多少。好与坏，肯定与否定两个方面，既不能相互代替，又不能以偏盖全，而是将两个方面都看到，通过相互比较，做出总的基本评价。过去，评价人物的标准很多，规定又很细。其实大可不必，只需上列的一条基本标准就够用了，就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样，无须再搞些繁琐的“规定”。 

对于洪承畴，如按上述原则，评价不难，以往至今的分歧，就在于洪承畴“降清”的问题上。所以，论洪承畴就从其“降清”说起吧。 

明清之际，降清的明朝将吏及士卒何止千万！但是，每个人降清的情况不同，即每个人降清的动机、所处环境、有无政治背景，以及个人素养及价值取向等等，皆不相同。尽管投降这一结果都一样，但投降前及投降过程中却是千差万别，需要具体人做具体分析，才能做出正确判断。例如，最早降清（后金）的范文程是“杖策谒军门”，主动投奔；李永芳是在抚顺城将破时主动投降；张存仁等一大批将领，是在大凌河城被围、援绝粮尽时出降；孔有德、耿仲明等发动兵变，被明军追剿，逃向后金，携所部万余人投诚；尚可喜原为明广鹿岛副将（此岛在大连海中），受其上司迫害，为死里求生，率部向后金投诚；祖大寿是业经两次兵败、两次投降；著名的吴三桂降清自有其特殊情况，他先是向清朝借兵，保卫山海关，抵御李自成农民军的进攻。他在达成与清军共击农民军的协议后，始表示投降，至击败农民军，于战场受封为平西王，其部属剃发，才算彻底投降了清朝。 

洪承畴降清的过程较长，也较为复杂，与上述人等降清大不相同，概括地说，他是被逼上战场，又于兵败后被部属出卖，被俘而后降的。 

明崇祯十二年（清崇德四年，1639），洪承畴受命为蓟辽总督，十四年（1641），率八镇精锐13万兵马，出关援救锦州，走上了同清军较量的辽东战场[5]。承畴以宁远（辽宁兴城）为集兵地，他本人也驻扎于此，作为指挥的大本营。根据明清双方实力的对比，鉴于明军屡败，而清军气盛的局势，洪承畴的谋略是，以宁远为战略基地，采取“持久之策”，步步为营，且战且守，渐次向前推进，也就是稳扎稳打的作战方略。坚持一年，清军必然粮饷不继，军心动摇，不战而退，即便不退，明军可乘其疲惫，一战而胜。被围在锦州的明辽东总兵祖大寿得知其作战方略，也非常赞同，称赞他用兵老谋深算！作战计划报到北京，要崇祯批准后实施。开始，崇祯也很欣赏，准备批准。岂料兵部尚书陈新甲不同意承畴的作战方略，认为且战且守，旷日持久，糜费粮饷，力主“速战解围”。在他的坚持下，崇祯竟然改变主意，决定采取“速战速决”的作战方针，督促洪承畴赶快进兵。陈新甲即以兵部名义，累累发出命令，督令洪承畴进军，并派兵部职方郎中张若麟至军中督战。 

考察当时双方战局，承畴的方略符合实际，不失为稳妥获胜之计，却不得执行，被逼无奈，只得按崇祯旨意“刻期进兵”[6]。崇祯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大军进至松山城，环其城至松山下布营，进逼锦州，给围困锦州、且兵力不足的清军造成巨大压力，清军岌岌可危。 

清太宗皇太极闻讯，亲自出战锦州，将军队绝大部份征调到锦州前线，与13万明军对阵，一场决战迫在眉睫。皇太极发现明军皆集于“孤危”之地，迅速决策，命士卒在松山与杏山、塔山之间掘壕三道，以围困明军。因为松山南30余里为大海，其东为清朝辖境，其北为松山，又有一道女儿河将锦州和松山隔开。这三面无须设防，唯其西面，可通宁远、塔山等处，故于西面掘壕，断其粮道，明军将不攻自破。果然，清军仅一夜掘壕成功。明军为之恐慌，原明军仅带三日粮，经受不住三天以上的围困，这又逼使承畴不得不尽快举行决战。决战前一天晚上，即八月二十一日，他召集八镇总兵官，做了军事部署，表示胜败生死皆决于明日，他要与诸将共同进战，亲自击鼓助威。事出意外的是，当天晚上，大同总兵王朴率部先逃，引起全军混乱。吴三桂、唐通、白广恩等总兵也乘乱率部逃跑。皇太极料到明军会逃，早在明军西逃的必经路上，于壕沟旁、塔山、高桥及路口等处设伏，等候截杀。经一夜的战斗，又延至次日上午，明军死亡5.3万余人，吴三桂、王朴仅以身免，洪承畴突围未成，又退回松山城内据守。得胜的清军再次绕城堀壕，将松山城团团围住。承畴以及未逃的总兵曹变蛟、邱民仰等无力反击，坐等城破[7]。 

解救洪承畴最有效的办法，当由明朝组织救援。然而，谈何容易！明为救锦州，投入13万精锐、八大总兵官、孤注一掷，对解锦州之围抱有希望。然而，事与愿违，明之13万精锐顷刻瓦解，八大总兵作鸟兽散。松山决战，使明朝元气大伤，至少在目前无法组织有实效的进攻。再者，此战已使明朝将领闻风丧胆，军心不稳，如若接战，大抵是一触即溃。即使士兵敢战，就怕找不出敢战的将军！因为明律很严，如打败仗，“失陷封疆”，其将领或统帅必被严惩，将其性命抵罪。所以，在此危难之际，谁还敢承担解救洪氏的重任！这就难怪明朝派不出一兵一卒、一将援救松山了。洪承畴作困松山，日日等待救援，望眼欲穿，却毫元音信，不见一兵卒，也不见一粒米运来！ 

松山援绝，粮饷将尽，但并非死路一条。明朝可以要求与清和谈，作出相当让步，以换取清军对松山解围，救出承畴，这是极有可能的事，皇太极即位之初就主动要求与明罢兵息战，签订和平协议。但是，明朝就是置之不理，以宋金和谈为戒，坚持不谈不议，实际是拒绝了和平。当此新败之时，为赢得时间，重整旗鼓，更为了解救洪承畴这样一个重要人物，哪怕用土地或城镇做交换也值得！可惜，明朝无意这样做，结果，坐失良机。 

明朝既不派兵救援，也不和谈，以崇祯为代表的统治集团一筹莫展，坐等松山城破，只等待洪承畴等成为“烈士”的消息。很显然，明朝已抛弃了洪承畴和松山，任由清军攻取。 

半年后，即崇祯十五年（1642）二月，松山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粮食严重不足，每人每天的食量，连维持生命的最低标准都达不到。此时已暗中降清的松山副将夏承德与清军约为内应，在一天夜里，把清军悄悄引进城。承畴逃跑，因马被绊倒，束手就擒。 

从承畴踏上辽东战场，然后与清军作战，直到城破被俘，确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过程。我们不难看得清楚：第一，他之到辽东，非个人主观愿望，而是受朝廷委派。第二，承畴凭其在西北与农民军战斗10年的经验，制定出解救锦州的作战方案，切实可行，既稳妥又有获胜的把握。但是，此方略被朝廷否决，定为“速战”。承畴被逼，进至松山，将军队置于“孤危之地”，犯了兵法之大忌，惨败于皇太极的掘壕断饷道之妙计。第三，未经开战，王朴率先逃跑，明军未战先乱，被清军追杀与设伏袭击，招致全军失败。此战之结局，非承畴之罪，而是明军在未战先逃的过程中被清军追杀而导致惨败。第四，最重要的一环，是明朝见死不救，明知洪承畴率部将被围，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却不出一谋一策、一兵一卒、坐视城破，等于将肥肉填入虎口。从这件事，也可看到崇祯等人漠视民命，更漠视人才。古人云：千军易得，良将难求。承畴在西北作战10余年，将李自成起义军打得落花流水，积有丰富的军事经验，实属难得人才。加之承畴人格的魅力，为官清正，威望甚高。可惜，明朝视为平常，根本不设法营救。所以，承畴后来降清，不可独责他个人，实际上，上述几点，都为承畴之降“创造”了条件，或者说是“铺平”了道路。 

下面，再考察承畴降清过程中的思想变化和政治价值的取舍。 

诚如学界所共识：清太宗皇太极非常重视洪承畴，无意杀他，决心收降。承畴被解至沈阳，坚决拒降，诸如张存仁、范文程等汉官，都来劝降，他仍然拒绝，并绝食七天，只求速死。这一重要情节，已清楚地载入史册，《沈馆录》卷三写道：洪承畴“绝食七日，仍不得求死。”这清楚地说明，承畴被俘之初毫无降意，他谩骂、绝食、求死，就是不降。他想以求死来实践儒家的道德，以死来表明作为臣子对明朝皇帝的忠诚，所谓“忠君报国”，正当此时。 

尽管承畴不屈，清太宗并不动怒，却为他的志节、文韬武略所敬佩，一意收为已用。有关收降承畴之事，被人编成了许多“故事”，最具代表性的一则，说的是清太宗派自己宠爱的庄妃，动用美色勾引承畴投降，庄妃给承畴一碗参汤，他喝下去后感情荡漾，于是，归降了清朝。这一情节又被文学家写进历史小说，传播得更广更远。此则故事，最为荒唐，不值一驳。试想：即使满洲人最“开放”，或存有旧俗，一个皇帝怎么可能用自己的爱妃出面，以美色劝降？降后，承畴、皇帝、爱妃如何面对？况且清太宗早已实行习俗改革，将满洲的陋习一律严禁，而与汉文化相靠近，此时，岂能出此下策？！ 

有一则记载，颇为可信，这就是清太宗亲自出面劝降，一举成功。当时天气尚寒冷，清太宗亲至承畴幽禁处，将自己所穿貂裘解下，给承畴披上，温和地说：“先生得无寒乎？”太宗的一句问候，一个披貂裘的动作，使承畴的心灵大为震撼，他“瞠视久”，情不自禁地感叹说：“真命世之主也！”这才“叩头请降”[8]。承畴是被太宗的气度、襟怀，以及人格的魅力所摄服，当然，他也被一个皇帝看重他这个“死囚”的行动所深深感动。他的心被彻底征服，其至有点身不由已，不由得跪下，向太宗称臣。毫无疑问，在此之前，他不能不做比较，权衡利弊，思想斗争相当激烈。以他在明朝身份之重，地位之高，又得崇祯之宠，他当然会想到：投降将给自己的名誉、地位，以及家庭亲人安危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他若赴死，一切都不会变，还会提升他与家人的地位；若降清，他将被打入“地狱”，蒙受洗刷不掉的耻辱。苦以国家前途而论，明与清相比较，他会比任何人都看得明白，明朝之腐败、黑暗，没有作为。当时任何有一点头脑的人，都不约而同地感受到，明朝的气数将尽，难以维持多久。他看到太宗亲来住处，就是此人把他打败。他没有顽固下去，而是断然做出他的人生中最困难的选择：降清，把自己的一生交给清朝。史书没有记录他降清的心态，他想些什么？思想又是如何转变的？历史失载。但这并不防碍我们对承畴思想的解剖。在上面所引的点滴史料中，我们还是捕捉了他内心深处的隐秘，大体不会脱离他的思想实际。 

洪承畴降清极具戏剧性，是一则动人的故事。人们指责他降清，是“叛国”、“汉奸”、“叛徒”，有何根据？根据就是满族不是中华民族的一员，清朝不该建立，更不该向中原夺权，争当皇帝。因此，满族建一代王朝，就是对明朝的“背叛”，争当皇帝，亦属“大逆不道”的行为。同理可证，洪承畴降清，自然应否定。这是什么逻辑？这是哪一家的理论？ 

前已指出，满族和汉族同属中华民族成员，共同生活在中国这块广大的土地上，世代繁衍，绝非外来迁入者可比。满族的王公贵族，汉族的官僚士大夫各树一帜，争夺治中国的皇帝宝座，这有什么不一样？明与清都是封建专制政权，他们都不代表新的阶级，都不代表先进的生产力，新的阶级??资产阶级尚未出现。但从政治清廉与否，政策得人心与否，可以分出进步与落后，这是明清两方面的事，由他们各自解决。今天，我们既不能站在明朝立场，也不能站在清朝立场，而是站在客观立场，用社会发展的观点来观察历史。那些所谓“叛徒”、“汉奸”论者，确是明明白白地站在明朝立场，以明为正确、为先进；站在正统立场，奉明为正朔；站在汉族立场，奉汉人为中心，只许汉人当皇帝，少数民族一律不可以！这就是分歧之所在，产生分歧的根源也在这里。 

应当指出，明清之际，有种倾向值得注意，这就是只见明朝方面成百累千至万的汉人士大夫，大大小小的将吏，还有读书人如秀才等，纷纷加入清政权，相反，却看不到清政权有人投向明朝！明朝作为“正统”的中央政权，又是汉人当皇帝，为何它的臣属不忠于明却忠于“异民族”的皇帝？明末天下大乱，政治分化，重新组合，其势必然。更重要的是，尽管民族不同，民族文化风俗各异，但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成员，无论满、蒙、汉等都是彼此认同的。不然，明朝何以有那么多人投向清政权！明天启、崇祯间防守宁远的辽东督师袁崇焕，曾与努尔哈赤、皇太极交战过。他在《偕诸将游海岛》的诗中写道：“边衅久开终须定，室戈长操几时休？”袁崇焕是坚决主张并真正抵抗后金（清）的主战派，但他把明与后金的斗争，看成是“同室操戈”，即家人内部之争，他希望尽快停止争斗，保持国家安宁。我们有些人把满族及清政权看成是如同外国的“异民族”政权，比起三百多年前袁崇焕那个时代的民族观念，简直是个大倒退！ 

清（后金）朝崛起于辽东东部山区，由小到大，由弱变强；从山区走进平原，从穷乡僻壤走进城镇，最后进入明朝都城北京，由此又走向全国，究竟靠的是什么？除了武功，主要靠的是政策，特别是成功的民族政策，团结了汉族、蒙古族，结为同盟。清朝顺应民心、得民心，顺应历史发展趋势，使它战胜了一切对手，统一了全中国。因此，清朝入主中原，应予以肯定，洪承畴降清也就无可非议了。 

洪承畴降清，是他个人的政治选择，表明他也顺应了当时中国历史发展趋势，他不想跟垂死的明政权同归于尽，而选择了清朝，正反映他因应时代的变革，与时代一道前进！ 

三、洪承畴历史功绩再确认 

否定洪承畴，自然无功可论，即使是功劳也被视为“罪过”，如把他打成“汉奸”、“叛徒”，确定毫无功绩可言，所为皆罪！前两部分所论，已证明“汉奸论”者不正确，不过是对历史的胡说。现在，需要把他们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澄清被他们搞乱的历史，有必要对洪承畴的历史功绩重新加以确认，以正视听，不致将历史引入歧途。 

其实，有关洪承畴本人的历史及其历史功绩，学术界许多有识之士坚持了正确的唯物史观，已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我想再从一个新的角度，重新估量承畴的历史功绩，与前者所论，似成珠联璧合，互为发扬。 

承畴生活的时代，恰逢明末乱世，他为明平乱、治乱；由明入清，为清一统天下、大治天下，直到生命结束。如果抛开明清两朝而不论，从中国的统一、社会的发展而论，承畴参与治乱、统一中国，其功不可没，在清开国史上，应居前列之位。 

我们在考察一个历史人物时，不应过分强调某王朝皇帝所立下的功劳，如何效忠等等，还是多从中国这个范围、中华民族的发展、社会的安定程度，以及在相关领域所做的贡献加以论证，更有意义。简言之，跳出一姓王朝这个政治圈，把人物置于特定时代的中国社会环境中，就会更正确地评价历史人物。 

首先，承畴在明时，参加平乱、治乱，如何评价？这是指他在西北地区清剿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如从明朝方面看农民起义军，视农民平为叛逆，承畴奉命征剿，天经地义，理应如此。若从农民军方面而论，按以往观念，农民军“造反有理”，反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天然合理”，承畴指挥明军镇压农民起义军，必予否定，定为“刽子手”。现在我们看此问题，应该谈化政治色彩，消除“阶级成份论”的旧观念，更多地从社会变革、社会发展的角度来分析问题，更符合实际。 

明末天下大乱，完全是由明朝统治集团黑暗腐朽的统治引发的。李自成农民军起义，就源于明朝的没落，大失民心。其作用，打破旧的统一，重建新的统一，这有利于中国社会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应给农民军予肯定；还有，所到之处，举凡贪官、朱姓王侯等为百姓痛恨之人，几乎都受到了农民军的惩罚，并把官府的部份物资分给穷人，有劫富济贫之义。但是，也应看到，农民军的破坏性甚大，不仅焚烧富人的居宅建筑、官家衙署，还有一些公共设施也予以破坏。仅举一例：崇祯十五年（1642），李自成率大军攻河南开封，不惜决黄河大提。黄河之水咆哮而至，迅速灌满开封城，将偌大繁华的开封淹没在洪水之中，百万人口所剩不足万人！更严重的后果是，迫使黄河改道，以致年年发水，灾害不断。直到康熙时，这一水患才得到根治。李自成决黄河，淹明军，后果严重，其遗患之长竟达数十年之久！ 

以往，我们按阶级分析法，把农民起义抬得无限高，视为最革命的阶级。的确，农民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者和剥削者，他们有权反抗，为自己的生存而进行战斗。对农民起义的这一基本观念是不能改变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农民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他们不会提出改造旧社会和建立新社会的方案，不过同历代一样，迟早会变成新一代王朝，可惜成功者少，也只有一个贫家出身、当过和尚的朱元璋获得了成功。总之不能像过去那样，把农民起义、农民战争看得那么高大、神圣，应把它和其他政治军事集团平等看待，看成是一方势力而已。因为他们??不论哪一方，不论是由哪个阶级出身的人领导，其目的和结果都是建一姓之王朝，登上皇帝的宝座。如隋末，地主官僚李渊、李世民父子起兵，同时还有瓦岗寨农民起义军，目标都是反隋。隋亡后，他们之间又展开争夺、兼并，最后，农民起义军失败，李渊父子取胜，建立了唐朝。过去，以农民起义“划线”，支持农民起义者，就是“革命派”，反对乃至镇压农民起义者，就是“反革命派”，是严重罪过。如果是个肯定人物，若有镇压农民起义的行为，则就有了“污点”，要受到批判。今天，我们评价洪承畴在西北的军事行动，他是在执行使命，维护国家的统一。这就是说，他是以国家的名义，在同新兴或新崛起的政治军事势力??农民军进行作战，其胜败结局，必然决定双方的历史命运。 

以上所议，绝非否定农民起义，亦非为洪承畴镇压农民起义军开脱。我所说的，就是强调不要无限抬高农民起义，好像除了农民起义，再没有其它力量可以推动历史前进。其次，不必对那些镇压过农民起义的政权或个人搞“大批判”，视为一种“不可饶恕”的“罪过”。 

洪承畴在西北战斗了整整10年，同李自成农民军作战，取得了系列胜利，官至陕西的三边总督，成为明朝的一代封疆大吏、朝廷重臣。10年战斗，充分展现了他超人的才华和治国治军的卓越能力。与他同时期，或稍前后，明朝凡与农民军交战的将领几无善终者。清剿农民军的总指挥杨嗣昌兵败而自杀，其他不是死于战场，就是被处死，还有死于党争。同清军交战的明将领，也几乎都没有好结果。除了被清军俘获或击毙，还有部份死于明帝之手及派系斗争。如，袁崇焕抵抗后金（清）屡获大捷，而心存猜忌的崇祯误中清太宗的反间计，不辨真伪，竟将袁崇焕残酷处死！抗清名将卢象生身陷清军的重重包围之中，出于党争偏见的杨嗣昌见死不救，卢战斗至死。比较之下，洪承畴幸运之至！他长期在西北战斗，与强悍的李自成农民军周旋，又置身于朝廷的政治漩涡中，却平安无事。无论在千军万马的刀光剑影中，还是在朝廷的残酷党争中，他都是“飞云乱渡”，既没丢权，更没丢掉性命，而是稳稳当当地呈上升之势。可见，洪承畴的人品、人格非同寻常辈可比，其处人处事亦是高人一筹，故在乱世中能保存自己，亦能建功立业。 

洪承畴入清后，其功在于中华一统，为重新统一国家而多有建树。 

如前已指出，清朝之崛起，是要从明朝手中夺取统治权，实现清朝对中国的统一。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溯其源头，当始于努尔哈赤为报父祖之仇而起兵。实事求是地说，当时努尔哈赤并无夺取明朝统治权的想法，更无统一全国的长远目标。但从全过程来说，努尔哈赤起兵，实为中国重获统一的开端，亦即万里长征迈出了第一步！ 

努尔哈赤花费40年余的时间，走完了从赫图阿拉（辽宁新宾县永陵乡旧老城）到沈阳的路程，为其子孙未来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努尔哈赤仅完成了“半个东北”的统一，就是说，东北地区还有将近一半的疆土尚未统一。以东北地区的南部与西南部而言，还有辽河以西至山海关的辽西地区未及统一。这一历史使命使落在了其子皇太极身上。 

皇太极把统一大业又向前大大推进，今黑龙江流域及吉林皆归清朝版图；西部长城外的漠南蒙古诸部业已归清；尤其重要的是，皇太极在辽东徘徊10余年后，终于打破明朝坚守的宁锦防线（指兴城到锦州的防线），把疆域直推到宁远城墙下，山海关已经越来越近，不过一、二百里之遥。就在此时，洪承畴毅然归清。仅年余，他未及发挥作用，皇太极突然去世，统一中国的大任便落在了新即位的顺治帝身上。洪承畴的历史转机由清军入关开始。 

1644年春，李自成率大军进入北京，明朝灭亡，给清朝也给那些站在历史潮流中的人们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而清军入关，不仅改变了清朝，也改变了千千万万人们的命运。不言而喻，洪承畴即其中之一。 

自清朝决策进关伊始，洪承畴就积极参与清朝统一的伟大事业。他在进山海关途中，向多尔衮献进关与战胜农民军的政策方略，已为人们多熟知[9]。事实表明，多尔衮接受了他的建言，并付诸实践。因为他的建言是在清军入关胜败未卜的情况下提出的，因此具有特殊重要意义，对其后南下及征讨四方，都产生了政策性的影响作用。进入北京后，多尔衮即命承畴“入内院佐理机务”，为秘书院大学士[10]。可见，洪承畴随清军入关因多有建树而受到重用，这使他处于重臣的地位。 

清朝初入关，百废待兴，同李自成、张献忠等家民军，还有南明等政权的战争正在进行。洪承畴就清朝建立新秩序、实行新政重大问题，提出一系列建议，有力地帮助清朝巩固政权，发展大好形势。有关洪承畴建议建言，详载《清世祖实录》，这里不赘述。 

洪承畴最大的政治实践活动，还是“招抚江南”。顺治二年（1645）春，多铎率清军下江南，一举攻灭南明弘光政权。接着，颁布?发令，一下子激怒子广大的江南士民，纷纷起兵反抗。清朝刚刚在江南取得的胜利有完全丧失的危险。于是，洪承畴被派往江南，“招抚江南各省地方”[11]。承畴利用他在江南的影响，一方面招抚原明将吏归顺清朝，变抵抗为投降；一方面，对坚持抗清的武装势力予以征剿，重建社会秩序，使清朝稳定了在江南的统治。承畴在江南三年，出色地完成了使命，达到了预期目的，再次得到朝廷的完全肯定和高度评价[12]。 

承畴第二次下江南，是在顺治十年（1653）。此时江南的形势又出现反复：南明永历小朝廷占据江南、贵州及广西等地区，特别是张献忠的余部孙可望、李定国等率其将士加入永历政权，使其实力大为增强，掀起了新的抗清高潮。南疆虽然离北京遥远，但是若引起连销反应，必将危及清朝刚刚巩固的统治。朝廷再次起用承畴，委任为江南五省经略[13]。五省是：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皆处南疆边陲地区，湖广处江南腹心地带，治乱如何，事关清朝的统治能否巩固。朝廷用承畴担当重任，是赞赏他的才干卓著，实心任事，富有经验。为加重事权，提高其身份地位，特升为太子太保兼太子太师、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督军务，兼理粮饷”。军事和后勤供应，全由一人负责，可见其身份实权并重，在当时，无出其右者！ 

承畴经略五省的情况，都记录在案，今人已反复研究，多方论证，本文不再赘述。需要强调的是，第一，此次南下比往次更困难，他所面临的“对手”，不是前几个一触即溃的南明小朝廷，却是更有实力的永历政权，胜败如何，充满了许多未知数；第二，经略五省，比其他省更复杂。五省多属少数民族地区，有的省份属蛮荒之地，地形险峻，气候恶劣，每年都有致人丧命的瘴气出现，极不利于行军打仗，即使在此生活也很危险。第三，明朝在这一地区影响深远，况且还有永历政权的存在，抗清斗志顽强。因此。承畴此次深入南疆边陲，风险多多，吉凶未卜。久历生活磨难的洪承畴，又一次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他所提出的有关军事谋略、经济举措、民族政策、文化教育等一套治理方略，收到了“收拾人心为本”的社会效果，在政治上转危为安，在军事上节节胜利，也取得了重大进展。永历政权岌岌可危，南疆形势趋于稳定。承畴经略五省取得了成功，宽释了朝廷的“南顾之忧”。 

承畴两度经略江南，都是在危难之时受命。他不辱使命，不负朝廷重任，出色地完成任务。江南半壁之统一，承畴功居第一！ 

承畴一生，自踏仕途未久，就转入军事斗争，在西北高原纵横驰骋；转战东北，再入关，短期从政；重返江南故乡，展开新的军旅生活；奉调回京，不数年，又一次南下，收拾被南明诸政权破坏的残局，取得了预期的成功。纵观承畴的人生历程，其足迹几尽全中国!这在当时似乎找不出第二人！他转战全国主战场，为国家的重新统一，进一步密切满汉民族关系，为确立满汉及各民族大家庭新格局，做出了毕生的努力，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以善始，又以善终。他的一生就是一部人生教科书，也是一部政治教材。做人者、做官者都能从他的人生中学到很多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