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眼中的清代君主

———以郭实腊《道光皇帝传》为中心①

阚　红　柳

1852年1月,普鲁士籍传教士郭实腊(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笔名为Charles Gützlaff)撰写的《道光皇帝传》(Life of Taou-Kwang,Late Emperor of China:Memoirs of the Court of Peking)在伦敦出版,其时距清道光皇帝崩逝仅两年,郭本人则于1851年8月9日在香港病逝。这部篇幅17章的《道光皇帝传》是较早全面记述道光皇帝生平的传教士著述,其书不仅生动传神地描述了道光皇帝的外貌、性格、人生经历、理政风格与特点等,还涉及道光统治前后的世界形势、朝野大事、达官显要、对外交往等内容。值得注意的是,郭实腊对清代君主的叙述,与早期来华耶稣会士对亲身见闻的记述不同②,更多的是理性的思考,展示出19世纪新教传教士的清代君主观念

。

一　感性与理性———传教士对清代君主的记述

传教士对中国君主的关注与来华的其他西方人不同,出于传教的考虑,他们试图借鉴西方宫廷传教的经验,从中国君主入手自上而下地灌输宗教精神,以达到广泛传输基督教的目的。

同时,君主在政治、经济、文化以至言论等方面的空前影响亦引起传教士们的倍加关注。故而,君主作为传教士中国印象之重要组成部分,自16世纪耶稣会传教士来华以来,即不断展现在其关于中国的描述之中。利玛窦较早记述了明朝的洪武皇帝朱元璋的形象,在他的记述中,“洪武”意即卓越的统帅,更准确的翻译则是“洪水般的武功”,他击败鞑靼人以及各地的群雄,建立了巩固的帝国。如果说利玛窦的记述主要来自于传闻以及翻阅史书、查阅资料之所得,那么,到清初,供职于宫廷的耶稣会士关于清代君主的记述则主要得自亲身经历。在早期宫廷传教士的著述中,清代君主不断成为撰述描绘的对象。

对清代君主的外貌,传教士有传神的描绘。耶稣会士李明看到,“皇帝(指康熙帝)身材比普通人稍高,堪称姿态优美,比我们稍胖些,但还达不到中国人所谓的‘富态’的程度。脸也稍宽,有痘痕,前额宽大,鼻子和眼睛比中国普通人小些,嘴美,颐和蔼,动作温柔,一切容态举止,都象是位君主,一见便引人注目”③。宋君荣神父在写给耶稣会盖雅尔神父的信中,描述了他亲眼所见的雍正皇帝:“这是我初次见到这位君主。他身材魁梧,今年四十九岁,口齿不错,但讲话速度较快,看来他挺有头脑,而且精神焕发,他的即位年号为‘雍正’。”④传教士们也记述了君主的权威以及帝国统治体系的内幕,比如,利玛窦详细描述了皇权的世袭制以及世人对君主的忠诚,并指出:“中国各种礼节中最为惊奇的或者就是对于皇上的礼节了,世界上可能没有另一个人,无论是俗人还是神职人员,是生活在那样的繁文缛礼之中的。”⑤概而论之,早期来华传教士对中国君主的描述表现为耳闻目睹之所得,多为感官认识,鲜于理性思考。

随着时间的推移,传教士与君主的关系发生了有趣的双重变化:从表面上看传教士与清代君主的距离由近变远,就程度而言传教士对清代君主的观察与研究则日益深刻,传教士关于清代君主的论述逐渐由表面的感性认识转变为理性的分析和判断。这一变化大约发生在19世纪初,以嘉庆皇帝统治期为分水岭。

清初至清中叶的几位君主,虽然对传教士的认知和政策有所区别,但利用西方传教士为王朝服务的观念是基本一致的,为此,顺治、康熙、雍正、乾隆诸皇帝保持了与传教士的密切关系,“一方面充分利用传教士的知识和才干,另一方面对传教士保持警惕,采取若干限制措施,不让他们任意发展”⑥。到嘉庆皇帝统治时期,清代君主与传教士的关系发生了较大转变,教会史书称这位中国皇帝“不识西士,不爱西学西艺”⑦,道光帝继续实施严厉禁止传习天主教的政策,到19世纪30年代末,北京已经没有可合法居留的天主教传教士。并且,清代君主对传教士所提供的西方科学知识的热情显然也大大降低。郭实腊认为,嘉庆后的清代君主与传教士接触减少,不了解西方科技,故而缺乏求知的热情。并且,近代以后,清代君主获得西方科学技术的渠道日益增多,而传教士在中国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也趋于复杂化,这些因素相应地加大了二者之间的距离,传教士亲身接触清代君主的机会日益减少。但经过多年在华生活经验的积累,传教士对中国社会以及文化等内容更加熟悉,对清代君主的认识和了解增强了思考、比较的分析。故而,距离的增大和接触机会的减少不仅没有削减传教士记述和研究清代君主的热情,而且,较比前辈,19世纪来华传教士对清代君主的记述和研究显得更为深刻、缜密,趋于理性化。

作为19世纪来华传教士的代表,郭实腊对清代君主的描述已经不仅仅停留于感官认识的表面,而是将清代君主置于整个王朝的统治和运转体系中,逐层地剖析,他认为:“作为天子,皇帝位居中国政府之首位,他是上天在人世的代理人,被赋予无限的权力与美德,在人间作为唯一的统治者普施上天的恩惠。君主的地位高于所有普通人,因此要求百姓的顶礼膜拜,这与古罗马的君主们不同……而且,除了尊贵的政治地位之外,皇帝还是人民的父亲;尽管,在看似宽厚仁慈的家族统治背后,中国君主完全是专制独裁者。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独裁君主能够像中国这样渲染在父权的名义之下。一切处罚均是为了惩戒,尽管有时犯罪者被处以凌迟极刑,以缓慢的速度被残酷地处以不光彩的死刑。中国君主,是一个大家庭的父亲,不是为了惩罚人,而是为了纠正过错;他可以受最小的感情冲动的驱使而吸取国民之血,凌驾于法律之上。同欧洲的主教一样(中国君主是政治主教,同样摆出傲慢的姿态),皇帝几乎是被认为永远正确的。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法律任命的监查人员对皇帝的权威有抑制作用,只是,皇帝可以选择不接受。任何普通人即便位居君主,也会受到一定的控制;但是一个具有坚强思想和伟大能力的独裁君主将会统治中国并确保国家无患。”⑧显然,郭实腊对皇权的理解远比早期来华传教士更为成熟和透彻。

二　尊敬与蔑视———传教士对清代君主评价的转换

18世纪末继位的嘉庆皇帝,不仅成为传教士与清代君主之间距离发生变化的分水岭,而且,此后传教士对清代君主的评价也发生了地覆天翻的转变。早期来华传教士对君主保持着尊敬的态度,而到宫廷传教,则被认为是神圣庄严并且意义巨大的事情,因为,按照西方固有的观念:“在各国的宫廷里,能够经常在皇帝的身边效劳都被认为是一种很高的荣誉。这是所有的朝臣的愿望,而中国人甚至比别国人更加野心勃勃地要求谋求这项职位。一个以一句话就能成全朋友或毁灭敌人的人,是被人人所尊敬的。”⑨

为此,早期耶稣会士对于宫廷传教既充满了神圣的责任感,又充满了期待,对于皇帝的恩宠,他们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自豪○10。19世纪之前,传教士笔下的清代君主形象,多是称职而圣明的。白晋热情讴歌了天纵英明的康熙皇帝:“有高尚的人格、非凡的智慧,更具备与帝王相称的坦荡胸怀;他治民修身同样严谨,受到本国人民及邻国人民的崇敬。从其宏伟的业绩来看,他不仅威名显赫,而且是一位实力雄厚、德高望重的帝王。在边陲之地能见到如此英主,确实令人惊讶。简言之,这位皇帝具有作为英明君主的雄才大略。如果说,他治理国家的才能还不如陛下,那么,恐怕也可以说,他是自古以来,统治天下的帝王当中最为圣明的君主。”○11

但是,随着宫廷传教理想在现实中逐渐破碎,对清代君主认识的加深,19世纪的传教士对君主的热情与期待降低,君主成为遥远的宫廷中的一个符号,并且,这一符号所代表的权威与尊严无疑也随着社会走向近代而逐渐崩塌。19世纪的传教士开始不断试图修正此前的传教士所苦心建立的清代君主形象。卫匡国在《鞑靼战纪》中,描述了一个天生圣明的顺治皇帝○12,而郭实腊则在《中国简史》中大胆表示怀疑:“据说顺治皇帝本是一位英明的君主;如果这种说法属实的话,那么他的优秀的品质一定是负面的,因为我们未曾听说过他任何伟大或者正确的作为。”除了顺治皇帝外,对雍正、乾隆等几位皇帝的评价在郭实腊眼中也是值得推敲和商榷的:“雍正有很多美德,但他在普施恩惠方面并不总是诚恳真挚。在谕旨中,雍正经常宣称在上天面前他谦虚谨慎,但是由于这是王朝的法律所规定的,因此这些话总是体现在谕旨中,无论实际情况是否如此。”○13另外,“如果乾隆皇帝没有砍掉那么多头颅,我们可能会赞扬他的公正;毫无疑问他是一个嗜血的鞑靼人,但是他的谕旨,尽管浸润着鲜血,却渲染着如罗马皇帝提图斯般的温和”○14。

如果说,对于顺治、康熙、雍正和乾隆等几位君主,19世纪传教士的评价还仅在于修正,崇敬之情犹存,那么,对此后的数位君主,如嘉庆、道光、咸丰等皇帝,传教士的评价中无疑轻蔑和不满的成分居多。事实上,通过研究,“人们普遍注意到,1750年前后,欧洲的中国形象发生了明显的转变。这种转变不是突然出现,瞬间完成的,但转变的幅度依旧令人吃惊。五个世纪的美好的中国形象时代结束了。欧洲文化当年对中国的热情几乎荡然无存,如今除了贬抑与厌恶之外,更可怕的是遗忘”○15。在这样的世界背景之下,19世纪传教士眼中整个中国的形象亦有所转变。

以郭实腊为例,“同大部分新教传教士一样,郭实腊与早期供职北京宫廷的耶稣会士不同,他主要接触的是普通大众,而非受过教育的社会中坚。19世纪传输的中国印象与早期有显著区别。这被人们称为尊敬时代(Age of Respect)让路于轻视时代(Age of Contempt)”○16。在轻视时代的世界心理氛围之下,19世纪传教士对清代君主的批判甚至讨伐也就并非偶然了。出于同情教友的立场,郭实腊对雍正皇帝的表面仁慈实则凶狠予以揭露和批判,他说:“令人感到特别的是如雍正这样一位皇子,总是谆谆教导仁慈,却对自己家族内部的一些人施以冷酷无情的惩罚,如苏努,一位诚实严谨的人,被无情砍掉了头颅。雍正皇帝甚至对那些尚未证实侵犯皇权的人予以不光彩的查抄和杀戮。然而,皇帝们总是用一些冠冕堂皇的话来掩饰自己的罪行;他们的谕旨浸染着仁慈,而他们的实际行动则完全走向反面。”○17

对于嘉庆以后的清代君主,轻视甚至憎恶的感情占了上风,郭实腊眼中的嘉庆皇帝是一位

几乎一无是处的清代君主,他认为:“嘉庆具有其父的所有恶习,而未曾继承乾隆任何弥补性的

品质。在乾隆强有力的统绐下归于平静的反叛的余烬在嘉庆统治时期爆发为熊熊燃烧的火

焰。嘉庆丝毫没有反省自身,反而对帝国秩序被打乱而分外痛恨。他腐败无能,沉溺声色犬马

50之好,并且,残忍暴虐。”○18

总之,19世纪来华传教士对清代君主的描述与研究呈现新状态,即感性让位于理性,尊敬让位于轻视,郭实腊的《道光皇帝传》正是在这种时代范围之下产生的,因此,郭实腊眼中的道光皇帝呈现出一定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代表着19世纪传教士心目中混合了宗教观以及世界观的关于清代君主的观念。

三　19世纪传教士的清代君主观———郭实腊眼中的道光皇帝

首先,必须承认,郭实腊塑造的道光皇帝形象建立于二者未曾谋面的事实,关于道光皇帝生平的所有描述或来自于对文献的梳理,或来自于传闻,并结合了郭本人多年在中国的生活经验和体会。通过长期对中国君主制度的研究,以及在中国多年生活的体验,郭实腊在《道光皇帝传》中真实传输了作为19世纪传教士的清代君主观念。

其一,令世界为之羡慕的君主权威。尽管,进入19世纪以来,中国落后于西方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而清代君主在统驭国家能力方面亦遭受来自世界不同国家的轻视与指责,但郭实腊论述清代君主的前提仍是将其置于世界君主之林,予以比较性的论述和分析。在他看来,清代君主拥有的权威举世无双,“成为中国的君主可能是人类立志所能达到的最高的最尊贵地位”○19,“他的语言即是法律;他的行为无论多么琐屑,却成为人们行为的范式;他可以随意杀戮或者暂缓杀戮;他的子民的生命和财产均在他的掌握之中,并且,中国君主无需对充满警惕的议会或者强有力的贵族体系负责”○20。清代君主生活在强权的光环之下,在这样的君主体系之中,臣僚的权力成为附庸和摆设,“因此,内阁的变化很少意味着理政措施的改变,仅仅是君主口味的改变而已”○21。

对清代君主权力的分析展示了郭实腊君主观念理性化的一面,君主的权威被赋予实际意义,并通过与西方官僚行政体系的对比更显明晰。尽管拥有一切权力的清代君主在理论上为世界所羡慕,然而,在郭实腊看来,实际生活中的清代君主是责任重大而缺乏自由的可怜虫。

其二,强权之下清代君主可怜的自由。君主虽拥有强权,但随着权力的极度膨胀,个人自由则受到相应的限制,郭实腊眼中的清代君主是缺乏思想解放和生活自由的可怜虫。为了维持至高无上的形象并表现出无所不能的能力,君主必然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在一个多民族国家的社会环境中,清代君主必须扮演多重角色,聆听并满足来自社会不同阶层的需求。作为黑头发人种的父亲,总是慈祥、温和并保持汉族的习俗;对蒙古人,清代君主要表现出非凡的气度,令其仰望;对西藏的百姓,清代君主要表现出皈依者的热诚的虔诚。所有这些,都令清代君主背负沉重的责任,“一个普通农民通常比皇子享有更多的真实的解放以及行为的自由”○22,而且,任何放松或不慎都可能会产生危险的后果,这样的生活空间无疑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

为此,作为皇储的道光皇帝尚未登基就已经失去了普通人的自由,他“从未享有自由;而他敬爱的父亲,不久成为严厉的独裁君主,只能远距离地保持亲近”○23。严格的学习和培训损害了青年宁的健康,“早熟的迹象蔓延到整个身体:即便是在年轻时代,宁已经有了四十岁的苍老”○24;心理方面的早熟则使宁显得孤独和低调,“他从来不表示个人看法,从来不就朝政大事发表见解。与其说他是智者,不如说他是谨慎:他完全实践了这一称号”○25。正因如此,皇子时代结交的为数不多的好友成为道光皇帝的重要支柱,而这样的性格又造成了他理政能力的缺陷,“道光很少相信自己的判断,完全倚重朋友的意见,缺少了朋友的陪伴就显得不太愉快”○26。

　　缺乏自由和自我的清代君主,显然成了强权的奴隶。郭实腊甚至大胆地推测,“登基前的宁并未生活在宫廷;他厌恶那里的气氛,甚至不能在那种氛围中生存。从宁自身的性格特点来看,我们需要说服自己相信这点”○27。

其三,权力和能力之战———独掌天下的矛盾。至高无上的权力令清代君主强大,而实施其统治权则考验着君主的能力。郭实腊认为,客观上,道光皇帝的个性并不适合做君主:“尽管他具有宁折不弯的诚实品性;对受难者悲天悯人,乐于助人之所需;他还有一些商务方面的习惯可以让他在银行交易中成为一流的专家。但是,他没有作为帝王的天赋:他可以成为一个光彩夺目的诚实的农妇;在任何方面都有可靠的品质,但是缺乏帝王所需的明晰的洞察力。”○28而最主要的原因,显然在于,道光皇帝缺乏决断的能力,过分依赖他人。因此,“安静的,沉思的道光皇帝”被所有人视为不适合享有帝位,而且,登基不久,“他独掌天下的尝试完全陷入困顿,因为要处理的政务如此繁重,不可能事必躬亲地参与所有的环节”○29。并且,鉴于道光朝内阁大臣们多为前朝老朽,已经习惯了嘉庆皇帝的独裁统治,道光皇帝遂转而倚重自己的青年朋友,皇帝的这一弱点被朝臣利用,成为专擅朝政、树植朋党的工具。

另外,郭实腊认为,道光皇帝对金钱的偏好是其不适合做君主的另一佐证。道光皇帝“在皇子时代非常贫穷,因为他的父亲嘉庆皇帝的钱袋就是空的,因此他养成了拮据度日的习惯。而现在,储藏金钱的渴望控制了皇帝,能够拥有熠熠闪光的金钱成为皇帝最浓厚的兴趣和快乐”○30。道光皇帝的这一特殊嗜好导致了捐纳之风盛行,买官鬻爵成为帝国最腐败的毒瘤,“一切都可以出售,于是帝国的柱石被逐渐侵蚀掉了”○31。

此外,道光皇帝对西方科学技术乃至宗教缺乏热情显然也是不能胜任其职任的重要原因。

其四,宗教的期待情结。19世纪的传教士虽然对依靠君主传教的热情降低,而期待却仍然存在。对基督教实行残酷压制的嘉庆皇帝驾崩后,传教士们一度对新君产生空前的希望,郭实腊同样对道光皇帝满怀期待,他推测:“宁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在此方面与父亲相似。”○32确实,宁登上了帝位后,怜悯传教士们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一改嘉庆统治时期对传教士的迫害政策,但宁对传教士的待遇仅止于合乎礼仪而已,缺乏出自肺腑的热诚。并且,接踵而来的事实,令郭实腊越来越失望。1826年,留在北京钦天监的最后一个葡萄牙人被遣走。被留下的欧洲人只有几个俄国人。所有东方与西方的联系中断了,在郭实腊看来,一场强大的宗教退步运动开始了。郭实腊开始考虑,是什么原因令表面温和的道光皇帝固执地继续执行嘉庆皇帝的政策。从道光皇帝个人身上,郭实腊认为:“可能,促使道光皇帝下达命令中断与这些遥远国度的各种联系的原因并非出于对西方艺术和科学的厌恶,而是出于恐惧。他并不憎恨这些传教士,而是担心他们的权势;并说服自己他们的影响会导致皇权的倾覆。这些恐惧绝不可能被一系列事件所驱散,却使皇帝没能了解到那些本来可以使其避免与西方力量碰撞的信息,”“并且,就整个民族性而言,中国这块土地似乎不是培植基督信仰的沃土。”○33但最终,宗教期待的情结还是占了上风,郭实腊仍然寄希望于道光以后的清代君主,希望他们至少保持道光皇帝对西方人士以及宗教信仰的宽容,为传教留下余地。“道光帝的朝臣们想看看新帝在继承先皇遗旨的道路上能够走多远;因此,他们要求惩办三个天主教徒。道光皇帝并不关注这三个人,他也并不认为有必要加强此前对天主教会实施的惩罚。出于这种容人的原则他很少背离;如果他的子孙后代采取相反的措施,引用刑律来反对外国入侵者,与道光皇帝的愿望是背道而驰的。”○34

总之,以郭实腊为代表的19世纪传教士,将清代君主放在世界性的领域内,进行研究和分析,他们的清代君主观念因此沾染了时代的风采,而传输宗教,则是传教士一切思想和行为的出发点,因此,他们的清代君主观念最终是落实在宗教的层面之上,以宗教精神作为考量的最终标准。

注:

①本文为教育部研究基地重点项目“清代学术与西学”的阶段性成果。

②早期来华传教士对君主的描述多来自亲身接触的体验,与之不同的是,就郭实腊一生形迹来看,并未与道光皇帝有过亲身接触,故而,郭实腊塑造的道光皇帝是在结合在华见闻,并分析史料基础上得出的结论。《道光皇帝传》全书无任何注释,不能准确地显示其史料来源,笔者仅据全书内容判断其史料来源大致有三:其一,访问当事人,包括一些宫廷传教士以及与郭实腊有过实际接触的清朝官员;其二,公开发布以及为一些报刊杂志发表翻译的诏谕;其三,郭实腊的亲身经历。

③④(比)南怀仁《鞑靼旅行记》,见薛虹译、杜文凯编《清代西人见闻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84、143页。

⑤⑨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4—46、72—73、405页。

⑥吴伯娅《康雍乾三帝与西学东渐》,《绪论》,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

⑦顾裕禄《中国天主教述评》,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4页。

⑧○13○14○17○18郭实腊《中国简史》(Charles Gützlaff,A Sketch of Chinese History,Ancient and Mordern: Comprising a Retrospect of the Foreign Intercourse and Trade with China),纽约,1834年版,第30、31、5、13、312、18页。

⑩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在《鞑靼旅行记》中这样含蓄地炫耀自己所蒙受的恩宠,“由于这么接近皇帝的身傍,我曾屡想避,朋友们也这样提醒过我。可是,皇帝对我表示异乎寻常的好意,确如他自己说的那样:如同他信赖的密友一般,盼我不离开他的身边。因此,我为了不引起他的不高兴,只得断了避的念头。所有的大官们,秉承皇帝的意向,都为我而尽力。”《清代西人见闻录》,第75页。

○11白晋《康熙皇帝》,赵晨译,刘耀武校,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3—4页。

○12在《鞑靼战纪》中有这样一段,“这个六岁的孩子庄严隆重地登上祖先的古老皇位,然后对将士下达贤明的诏书,他说:‘敬爱的叔父们和高贵的将士们,我依赖你们的力量甚于我的命运,你们的力量使得我如此光荣地登上帝位,获得皇权。它是保证我的权力长久和稳固的支柱,是我获得胜利的希望,也是动摇李自成暴政的武器。你们看到我第一步踏入这个国家,但我相信依靠你们的勇敢英武,我不仅能够统治中国,还能征服天下一切国家。我将用国家的财富、尊贵的地位酬劳你们。你们要勇敢地前进。’整个朝廷都为六岁孩子的讲话所惊讶,大家认为,他是上天选择来做皇帝的。”《清代西人见闻录》,第30页。

○15周宁《西方的中国形象史》,《东南学术》2005年第1期。

○16Jessy G.Lutz,The Legacy of 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International Bulletion of Missionary Research,July 2000,24:3。

○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郭实腊《道光皇帝传》(Charles Gützlaff,Life of Taou—Kwang,Late Emperor of China:Memoirs of the Court ofPeking)伦敦,1852年版,第1、2、120、6、11、22、43、24、36、44、77、67、13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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