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近的时代条件往往会造就出相似的历史人物。明末的刘兴祚与南宋初的李显忠虽然相距五百年，但细心的史家还是把他俩同提并论。[1]刘兴祚与李显忠的确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曾流落于异族统治之下，且同被重用，镇守一方；然而，他们又都苦苦地眷恋着故土，最后竟不惜破家以殉国，把父母妻子都奉献给了崇高的民族祭坛。这类历史人物的出觋，正说明中国历史上某一特定时期民族矛盾、民族斗争的复杂性和残酷性。刘兴祚和李显忠都称不上千古完人，结局也不那么轰轰烈烈，但就气节风骨而论，他们与那些名垂青史、浩气长存的民族英雄相比却毫无愧色；甚至可以说，他们悲剧一生所包涵的文化传统的底蕴，更值得人们珍视与反思；不过，世人却很少缅怀和纪念这些不幸者。如果说李显忠的反正还能得到南宋当局的理解和承认，他的传记也能留存于《宋史》，那么，刘兴祚殉国大节却被付之泯泯，清人视其为不共戴天的叛徒，明人则怀疑他的忠诚，在易代之后所修的正史中，我们竟找不到他的列传。刘兴祚被他的故国遗弃了，长期以来也被历史冷落了。身处异邦的刘兴祚曾把自己比喻为客寄他乡的“馆燕”，这只孤单的燕子辛苦营筑了巢穴，却并不以为是自己终身的归宿，为了寻找真正的家，它明知眼前是弓矢，是罗网，是莫测的风风雨雨，甚至是覆巢惨祸，但仍然展开了双翅。不幸的是，它的家已经永远寻觅不到了！刘兴祚的一生遭遇，恰似一只漂泊无定寄人篱下，却执着追寻的“馆燕”。

    明崇祯三年，亦即金天聪四年，正月初三日，刘兴祚在山海关附近为满洲善射手乱箭所杀，从而结束了他一生悲剧的最后一幕。这一天是公元1630年2月14日。

    刘兴祚本来不过是辽左一个年轻的士人，明清鼎革的特殊历史机遇把他推进了民族矛盾、民族斗争的漩涡之中，成为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重要人物。当刘兴祚流落建州女真，并得到清朝奠基人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青睐和倚重的时候，明廷曾悬“除荆州刺史，给银万两”的重赏购求这个民族败类的头颅，[2]而刘兴祚潜归故土，并反戈一击，在战场上与八旗兵遭遇时，金国汗皇太极竞放弃唾手可取的永平城，连夜部署精兵猛将擒杀这个满洲的叛逆。[3]当我们开始探索刘兴祚这样一位重要历史人物究竟如何走上了曲折坎坷、悲凉凄怆的人生之路时，深深感到材料的贫乏。

    关于刘兴祚早年的情况，留下的记载实在很寥寥。他的出生年月已无从查考，就是他的国籍至今也未能定论。[4]据我们的研究，刘兴祚是居住在辽东开原的汉族人，1605年（明万历三十三年）由于偶然的机遇，流落到了边外的建州女真。[5]他的家族是当地颇为殷实的大户，兴祚本人自幼读书，在投入建州之前，虽然还没有进学，但对中国古代经史之类的书籍已有所涉猎，并从中受到了儒学伦理的初步熏陶。刘兴祚早年所受到的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给他的思想打上了深刻的烙印，尽管在日后的社会剧烈动荡中不免有失足之处，但当国家和民族到了最危难的时刻，人生之路最严峻的抉择摆在面前之际，自幼铭刻于心的儒家纲常伦理便如晨钟暮鼓震撼着他的良知。在下面即将展开的篇章中，我们将不止一次地看到刘兴祚早年所受的儒家教养对他的决定作用，而现在需要解释的是，刘兴祚何以流入了“化外”的“夷狄”之乡？

    中国人本来就有安土重迁的惰性，象兴祚这样出身和教养的年轻人如果没有特殊原因是很难想象会心甘情愿地投向建州。据清人讲，兴祚“初干法，开原道将挞之，兴祚惧，遂弃父母妻子来降”，[6]而明人却说兴祚是被“市夷”俘掠而去的，[7]二者孰是孰非，今天很难判定。这里我们想深入探讨的倒是，在这偶然机遇的背后，究竟有没有某种历史的必然性呢？

    1602年（万历三十年），也就是刘兴祚离家出走的前三年，巡按辽东御史何尔健向万历皇帝报告了开原、铁岭、沈阳、辽阳一线萧条破败的景象：“该臣奉命巡视三韩。先是，由辽、沈历汛、懿、开、铁等处，所过蓁莽极目，烟火不属，人迹罕少。即有墩堡屯台，十无二三完固。而其中军马器械，大都多老弱瘦损朽钝不堪之甚。辽、沈视开、铁村屯颇多，人烟颇稠，然所在枯槁无复生意。道路行者垂首丧气，重足侧目，憔悴（九王）赢，半人半鬼，令人举目而不敢视”。[8]其实，辽东的残破由来已久。嘉靖后期的空前饥馑已使屯军死徙将半，隆庆以来蒙古、女真的抄掠蹂躏，更使辽左有无人之患。这些还可以归之于无可奈何的外患与天灾，而以辽东总兵李成梁为首的武弁们贪功生衅、克军剥商，以税监高淮为首的恶棍们明火抢劫、狼吞虎噬，则是比天灾外患更不堪忍受的人祸。如果说当时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仅仅是贫苦军民，那么封建统治的基础还不至有崩溃之虞，可怕的是，税监高淮每到一处，沿门搜财，富户首当其冲，对稍能度日的生员，更出于一种本能的仇视，“辄行拿责，拷逼财物”，[9]御史何尔健按辽时，各处生员随行其后，“恸哭流涕，哀声四震”。[10]当时弹劾高淮、请罢矿税的章疏纷纷送达御前，但万历帝全都留中不省，而高淮有所奏，则朝上而夕报可，所劾无不曲为庇护。由此来看，辽事的不可收拾，症结还在于万历帝。人民的忍耐毕竟是有限的，至1602年以后，辽东民情已如沸腾的开水，“或封门罢市，或弃产登山，或奔逃彝地，或潜伏海岛，又或纠众聚结，谋为抗悖”，[11]最令人休目惊心的是，那些既不能逃，又不敢反的懦弱者只得祝发文身，断手刖足而甘为残废。刘兴祚所在的开原、铁岭、抚顺、清河一带与建州女真、海西女真为邻，当时几乎形成了流亡边外的风潮，到兴祚背井离乡、没入建州的1605年之际，仅清河、宽奠的边外就聚集了六万之多的逃民。[12]辽东军民以自己的故乡为苦海，却把“夷”地当成乐土，这实在是很发人深思的。御史何尔健打了一个生动的比喻：“彼方为渊为丛，民方为鱼为雀，而我为獭为鹯”，[13]这足以表明，在一个反常的历史环境中，人民反常的心理和行为。其实也并不难理解，在生命安全都没有起码保证的时候，谁还管什么“华夷有别”之类的古训呢？刘兴祚就是在上述特殊的时代环境里长大的，他的家庭不见得比那些或逃或反的富户有更好的命运，他所向往的青衿的境遇又那么令人寒心，被俘掠而去也罢，畏罪出逃也罢，总之，年轻的刘兴祚离开了不值得他眷恋的故国和家园，而且一去就是二十三年。他的出走虽事出偶然，却也是在一种时代潮流下带有必然性的行为，固然不值得赞扬，但至少可以得到人们的谅解和同情吧。

    当刘兴祚踏上建州的土地时，恰适女真族历史上第二个光辉时代的开端。1583年（万历十一年）努尔哈赤起兵以后，很快显示出与其它旋起旋灭的女真豪酋迥然不同的气象，他只用了五六年的光景便大体统一了建州女真各部，随后立即投入了光复前朝完颜金遗业的紧张战斗。自然努尔哈赤的运气也实在太好，他在中国东北边陲崛起之日，恰恰是明王朝江河日下之时，别的姑且不论，只要看数以万计的辽东军民潮水般地涌出本来是捍卫他们利益的边墙而寄身于建州，就足以表明人心的向背了。努尔哈赤对边外这些汉人采取宽容的态度，[14]据说还修了“蛮子城”专门收纳愿意投靠建州的逃人。[15]正是在这时候，刘兴祚来到了建州。他最初的生活情况，我们并不清楚，但似乎可以说并非一帆风顺。对刘兴祚颇为了解的明朝将领周文郁说他“沈潜有心计”，[16]这与其说是他天生秉性，莫如说是劳苦困顿、精神压抑长期作用的结果。就是把被俘为奴这种可能性加以排除，我们试想，一个年轻人失去了故国，失去了家乡，失去了父母兄弟，而来到言语不通、衣冠有别的异邦，该是怎样的一种艰难呵！但刘兴祚毕竟站稳了脚跟，并逐渐开拓出了人生的坦途。他得到了努尔哈赤赏识，并为他起了一个满语名字“爱塔”。到努尔哈赤分拨国中自由民给诸子侄专主时，爱塔被分到了代善的属下。代善是努尔哈赤的次子，1615年（万历四十三年）创立八旗时，他的牛录属员编成了正红旗，爱塔也就成为正红旗下罕见的汉族甲士。然而，此时的刘兴祚已经相当地满洲化了。他在建洲度过了整整十个春秋，娶了代善之子萨哈廉的乳母的女儿为妻，所以无论从语言、习俗，乃至心理素质都与周围的满族人融为一体了。刘兴祚比之那些与他同命运的汉人也许是最幸运的，这倒要归诸他本人的特质。开原地方三面与蒙古、女真逼邻，号称九边最危之地，民风强悍而善斗，[17]我们在日后刘兴祚身上所看到的勇武豪健的气概，正是他固有的禀赋。如果他仅仅是一介书生，恐怕很难在尚武好战的满洲社会中崭露头角，另一方面，仅凭弓马膂力也不见得能超拔于稠人广众之中。这里他的汉文化修养一定起了重要作用，满洲巴克什达海与兴祚感情甚笃，巴克什库尔缠与兴祚更称得上生死之交，沟通他们之间的媒介，就是对汉文化的共同景仰。如果说努尔哈赤身边这些亲信文人对兴祚时加称道以至加以荐引，总该是符合情理的事。总而言之，文武兼长、慷慨豪爽的刘兴祚受到努尔哈赤的器重绝非偶然，他在后金国占据辽东以前培植的深厚根基以及建立的广泛联系对日后的发达将起决定作用。

    1618年（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设计袭破抚顺，由此揭开了长达二十六年的对明战争的序幕。在以后的三年之间，辽河以东的广阔土地便轻而易举地纳入了后金国的版图。为了统治新的臣民，努尔哈赤特设由汉人充任的游击八员，爱塔既谙熟满洲的人事政体，又与汉民没有感情语言方面的隔阂，自然成了最合适的人选。1621年（明天启元年，金天命六年）四月他被派往辽东半岛南端，担任驻金州的游击，当年六月擢升参将，在努尔哈赤授给爱塔新职的敕书上记录着他两个月的功绩：截回企图逃往海岛的辽民两干余人、击退了山东登莱方面明朝水军的进攻、捕获因大风搁浅在金州湾的汉人九十人、朝鲜人五十二人……。[18]当爱塔把汉人俘虏解送到辽阳之后，除留下有用的匠人，其余全被努尔哈赤下令屠杀了。[19]事实证明爱塔的忠诚是没有疑问的，所以当年八月又被提升为副将，[20]总管号称辽东最富庶、也是军情最紧急的所谓“南四卫”——金州、复州、盖州和海州。四个月中间，爱塔的地位扶摇直上，仅次于施吾里额驸佟养性、抚西额驸李永芳，成为汉官当中第三号重要人物。为了表示对爱塔的特殊恩宠，努尔哈赤有意仿效“解衣推食”的故典，在1621年严冬临近之际，脱下了身穿的貂皮皮袄送给了爱塔。[21]努尔哈赤万万没有料到，此时的爱塔正经历着他一生中最痛苦、最激烈的内心反省，从《满文老档》的某些记载来看，爱塔对交付的任务从1621年年底已经相当怠慢了，努尔哈赤虽有所不满，[22]但并没有引起足够的警惕。直到1623年（天启三年，天命八年）四五月间，复州备御王丙告发爱塔通敌叛变的密信摆在努尔哈赤面前的时候，才使这位惯于行间的老英雄陷入了困惑和疑虑。

    爱塔的谋叛确是事实。当年七月明登莱巡抚袁可立在向朝廷的奏报中追述了此事的原委：“今二月内，总兵沈有容执有生员金应魁赍到奴酋（努尔哈赤）伪授世袭总兵驻复州刘兴祚即刘爱塔密禀一纸，内称彼欲反正内应，以报中国，因求臣免死加衔牌。臣念辽阳以纳降陷城，广宁以叛官诱败，兴祚之言未可凭信。又思因间用间，实兵家妙用，随手于二月二十三日写免死票一纸、加衔扎付一张，付沈总兵转给金应魁先往。沈总兵于三月十三日率兵出海，相机接应，去迄，其后续接塘报皆云爱塔于七月来归也。奴（努尔哈赤）四月间从金州近海尽赶人民退处复州，以王丙之故致奴觉察，将爱塔并李永芳长子械而去，杀其弟刘兴仁暨王丙，阖城屠戮，所未尽者悉赶而东，且并永宁、盖州，俱行赶徙，而四卫已空其三，沿海四百余里之地奴尽弃之而不敢据”。[23]《满文老档》中也留下了上述未遂叛变的片断记载，[24]足以印证和补充登莱巡抚袁可立的奏报。这次牵连颇广、里应外合的反金事变被努尔哈赤迅速镇压下去，复州人民付出了两万颗头颅的惨重代价，[25]爱塔与努尔哈赤之间亲密合谐的关系上也投上了阴影。在审讯原告王丙和被告刘兴祚兄弟等人的过程中，由于爱塔矢口否认，[26]王丙这个民族败类终以诬告罪被处死，不过同案中爱塔之弟刘兴仁也被杀害，当年七月爱塔又被降为参将。[27]不难看出，努尔哈赤处理此案时，在感情上不愿意相信爱塔的贰心，而在理智上又不能不相信爱塔至少被牵连进了阴谋当中。矛盾的心理造成了混乱的判决，努尔哈赤处境的难堪是可以想见的。

    惊心动魄的风波总算过去了，但它留给人们一个难以解答的疑问：受到努尔哈赤如此爱重的刘兴祚为什么滋生了叛金之心？王氏《东华录》很可以代表清官方的看法：“兴祚，开原人，初未入学，冒用衣巾，开原道将挞之，兴祚遂来降。太祖克辽东，以兴祚为副将，令管盖、复、金三州。兴祚多索民间财物，为李继孝所讦，解任，自是有叛志，与明奸细往来交通”。[28]而同情兴祚的周文郁则作了与此迥异的解释：“辽阳陷，兴祚日抱慷慨，冀得一当以报国。奴欲用火器，兴祚设计沮之；奴欲锄辽人，兴祚多方保全之，……癸亥（1623年）春，祚奉奴令守金、复，随令幕客金姓者潜报登镇沈有容及当事，欲其从海渡师，彼为内应”。[29]刘兴祚究竟是反覆无常的贪墨小人，还是胸怀大义的爱国志士，在这里还不忙于下最后结论，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兴祚叛金归汉之志是从辽沈陷落之后才萌生的，诸说并无分歧。

    努尔哈赤之所以风卷残云般地征服了辽东，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是辽东人心思变，莫有固志。辽阳城即将被后金军攻陷的时候，“满城扰乱，守者皆鼠伏檐壁下，而民家多启扉张炬若有待，妇女亦盛饰迎门”[30]，这固然与努尔哈赤事先派入的间谍鼓动不无关系，但老百姓如果与城守当局同心同德，又何至于听信煽惑呢？民心这个东西，实在变幻莫测，政治家们花了很大气力去争取它，而一旦到手却因政策失误，转瞬间便烟消云散，不可收拾。过去明王朝曾有过这种痛苦的经验，现在该轮到努尔哈赤品尝了。金军占据辽阳以后，“封贮府库，民间金钱缯绮攫取一空，分遗西虏。驱辽民聚城北，奴众聚城南。遣三骑持赤帜传自髡者贳不杀，于是河东之民无留髯矣。家有父子五人者抽三人为兵，有三人者抽二人。酋之第三子循海州而南，四卫之人望风奔窜，武弁、青衿各携家航海流寓山东，不能渡者栖各岛间”。[31]辽民终归还是逃生的“鱼雀”，“獭鹯”则由明而易金了。刘兴祚随着金军铁骑重返故土时，辽东的人心正经历着急剧的变化，它敏感地反映出民族矛盾已掩盖了阶级矛盾上升到了主导的地位。1621年七月，镇江汉民与明将毛文龙内外呼应，袭取镇江，捕杀金国游击佟养真等多人，努尔哈赤随即派兵屠杀镇江汉民，幸存的一万二千人全部没为奴仆。据朝鲜人目击，金军屠杀毛文龙属下士兵的手段极其凶残：“此时唐人之被掳者，虏令跪坐受箭，一箭不死，则使之拔箭来纳。唐人自拔箭拭洗跪进，贼又射之。许多唐人虽知必死，而一承指挥，至死不敢谁何，犹恐不及，如失魂之人。目见之，惨不忍言”。[32]以镇江事件为起点，努尔哈赤对汉人的民族压迫越来越残暴，而辽东汉人反金的敌忾情绪也越来越激烈。诚然，刘兴祚曾为努尔哈赤真诚地效过力，他也是踏着同胞们的尸骨一步步高升的，但周围的现实不能不使深沉的刘兴祚转入内向的自我反省，泯灭已久的民族意识逐渐得到复苏，他开始用幼年时已在头脑中打上了烙印的儒家伦理去判断善与恶、是与非，并以此为准则，为自己重新确立人生的价值。从《满文老档》的记载来看，至1621年年底，刘兴祚已失去了任职之初的热忱，他试图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去保护那些处于火海中的同胞！这年的十二月，刘兴祚由于没有按期完成征收粮草银铁等物以及拒绝在其管下各地实行“满汉合居”的命令，受到努尔哈赤的申斥；[33]翌年三月，兴祚又逮捕了正蓝旗穆哈连总兵官属下勒索汉民财物的马守堡，为此不惜与满洲权贵穆哈连直接冲突；[34]六月，盖州汉民向兴祚控告合住的满人强横霸道，兴祚无能为力，只得请求努尔哈赤干预。[35]仅就上述有限的几条记录来看，便足以说明兴祚的爱憎十分鲜明。周文郁讲“奴欲锄辽人，兴祚多方保全之”，是可以从清人档案中找到充足证据的。而王氏《东华录》所谓兴祚“多索民间财物，为李继孝所讦，解任”云云，在清人档案中却发现了反证。1622年（天启二年，天命七年）三月，在一份都堂下达给刘兴祚副将的命令中透露，“李都司”向努尔哈赤告发了南四卫长期拒派应差的牛，而刘兴祚恰恰对此负有直接责任，都堂虽已三令五申，兴祚却置之不理。[36]这个“李都司”正是李继孝。李继孝，《清实录》作李继学，[37]《清史列传》云“（继学）初以商人随明经略杨镐军，通使我朝。天命六年大兵取辽阳，继学来归，授都司，以副将刘兴祚婪索民财，劾罢之。复屡获间谍，追杀逃人，叙功予三等男爵”。为了把刘兴祚丑化成反覆无常的贪墨小人，《清实录》竟不惜把一个品质很成问题的无耻官商打扮成为民请命的清官，可见，文人的曲笔确有颠倒黑白、混淆善恶之妙用。所幸的是，存世的档案终于使被诬陷的刘兴祚得到昭雪。

    1623年的阴谋失败以后，刘兴祚可能一度陷入了彷徨，他永远地失去了努尔哈赤的器重，而自己的一颗赎罪报国之心也并没有换来明朝方面的真诚谅解。登莱巡抚袁可立不过是从“因间用间”的兵家计谋出发对兴祚加以权宜利用而已，当然，这也不能责怪袁可立，明金之间无所不在的间谍战把双方军事首脑的神经搞得过度紧张，特别是明廷方面，对努尔哈赤的奸细真有点草木皆兵，谈虎色变，一些当事者甚至对沦陷中的数以百万计的辽人一概视为仇雠，只有大学士、督师孙承宗力排众议，在1624年（天启四年，天命九年）四月指出：“陷身于外者，未必尽是甘心，而脱身于中者，岂其愿为恶党？”基于对辽东民心的正确分析，他又‘建议朝廷改弦更张，采取积极的对策从内部瓦解敌人的营垒：“自杨文通盖州而陷溺之民心日动，自刘兴祚通归滨而残暴之贼杀日烦。我方开一面之网，借贼之杀机以散其不附之心。岂更密罗织之条、亡我之宽政以断归来之路？”[38]孙承宗的明智使彷徨中的刘兴祚又燃起了希望，他与孙承宗暗中取得了联系，[39]并很快在明宁锦防线找到了他坎坷一生的难得知己——袁崇焕。袁后来回忆道：“崇焕为宁前道时，（刘爱塔）屡通书崇焕，欲自拔而来，崇焕固止之，欲留间于大清：按大清二字系清人窜改），使大清之一举一动得以窥伺，大清两次入关，塔俱遣人先报，得以为备”。[40]于此可见袁刘二人之间相互信赖的亲密关系。除此之外，刘兴祚还与据守皮岛、从侧背威胁金国的东江总兵毛文龙时有信使秘密往来。如果翻检《满文老档》等清方记载，爱塔在1623年以后似乎销声匿迹了，但实际上，他的脉搏紧随着整个民族的心脏，一刻也没有停止跳动。1626年（天启六年，天命十一年）八月，努尔哈赤去世，刘兴祚再度活跃在政治斗争的前台，以一个神秘莫测的人物出现在朝鲜君臣的面前。

    1626年九月，努尔哈赤第八子皇太极即任金国汗，为改变四面临敌的不利态势，他与执政诸贝勒议定，首先出兵制服朝鲜，同时一举消灭以朝鲜为基地的毛文龙所部明军。翌年正月十三日金军前锋越鸭绿江偷袭义州得手，消息传到朝鲜王京，举朝大震。

    其实，刘兴祚早就把金军入侵计划通过各种渠道转达给了朝鲜方面。据兴祚后来自述：“夷兵未来之前，仆为贵国（按指朝鲜）计，曾发密帖，再通于毛帅，以之飞报贵国。又于旧岁正月发一密帖与宁远都堂（袁崇焕），使之移文贵国，或防守，或连和，此心此事，又未知曾知会也”。[41]如果说袁崇焕与毛文龙由于种种原因未将情报及时送达，那么，早在前一年十月朝鲜已通过明将徐孤臣了解到金军的动向。据《朝鲜李朝实录》记载：“仁祖四年十月癸亥，平安监司尹暄驰启日：‘唐将徐孤臣言：贼将刘爱塔……使挞子李姓者，持谚书出送日：奴酋死后，第四子黑还勃烈承袭，分付先抢江东，以除根本之忧，次犯山海关、宁远等城云’”。[42]这个徐孤臣也是个值得一提的人物，他原为明军参将，辽东失陷后，先投毛文龙麾下，后来又不满于文龙的作为，就率所部五十余人在鸭绿江边营造土窟，且耕且守，坚持抗金斗争。兴祚与他暗中联络，并且把金国上层最核心的机密首先透露给他，而徐孤臣对兴祚也颇为了解，他坚信兴祚情报的准确，无奈朝鲜当政者却不以为意，白白耽误了两个多月的宝贵时光。及至得到义州被围的消息，慌慌张张调兵遣将的时候，金军已然攻下了定州，向朝鲜腹地长驱直入了。这以后，金军统帅和硕大贝勒阿敏接二连三地派出信使，投书朝鲜地方大员迫和，而朝鲜国王李倧也一再致书金军，责其无故引兵犯境。就在双方书信往复、彼此辩诘的过程中，金军屠凌汉，屠安州，陷平壤，前锋已过了平山，朝鲜国王则仓皇辞庙，逃到了汪洋大海之中的江华岛。二月八日，阿敏派出了以副将刘兴祚为首的正式使臣前往江华岛，与朝鲜王面商结束战争事宜。

    刘兴祚的再度起用大概是在新汗皇太极即位之初，就现有的记载来看，至迟到1626年十月他已开始执行皇太极交付的特殊任务。[43]兴祚奉命出使，为他又提供了一个尽忠明朝的绝好机会。朝鲜国小兵弱，但是素称礼义之邦，对金国怀有一种基于道义的敌忾，对明帝则以臣子自居，因此，当明金萨尔浒之战时，朝鲜曾出兵助剿，辽东失陷后，朝鲜又多方援救流亡的辽民，资助寄居皮岛等地的毛文龙。这样，随着金军的侵朝，设法扶助危难中的朝鲜，就具有在战略上打击金国的作用。然而，在1627年（天启七年，金天聪元年）二月断断续续的谈判中，刘兴祚报效明朝的一片苦心并没有得到朝鲜君臣的理解，看来这时他们还不清楚刘兴祚的底细，也没有把他与密送情报的刘爱塔视为一人，这从他们习惯把兴祚称为刘海就可以证明。[44]

    二月十一日朝鲜王首次接见刘海，在这之前兴祚已把自己的身分私下透露给朝鲜大臣：“不佞，汉人也，岂以一时之流离，失持危扶颠之心乎？今贵国民遭涂炭，少有人心，无不痛泣，况不佞素怀慈悲者乎？”[45]又说：“以我为金国之将乎？我心不然。”[46]但到正式接见的时候，刘海的面目却为之一变：“海欲揖，上未即举手。海怒甚，起出。是时左右观者莫不骇愤”。[47]这是朝鲜方面的记录，而金人记录更详：“兴祚乘舟抵江华岛，见李倧。李倧端坐，不出一言。兴祚怒日：‘汝何物，作此土偶状耶？’李倧色赧，无以答”。[48]更可骇怪的事情还在后面，当二月底金朝谈判再度出现周折的时候，刘海竟送来了如下的一封密信：“昨不佞以为事必完决，欣慰而来。谁想来至开城府北，遇见前日差去二名金人回来说称：‘国王既不发誓，是不愿讲和之意，何糊涂以了事塞责？’叫不佞速回，与国王面誓，方才罢兵，不然，送还王弟，竟到王京云。何面目以见贵国之人？但此国之人，人面兽心，难可凭信。预知贵国王，投示各城村馆，速将粮米转送空地处窖埋，人与畜躲于深山远岛，毁烧草束，如此则不出半月，势必回兵。此不佞尽心之意，乞国王裁处，勿为细故虑也”。[49]金军悬师深入，利在速战速决，当时以岳托为首的大多数将领主张立即还师，已与阿敏分道扬镳。朝鲜王如采纳兴祚的建议，中止和谈，坚壁清野，则战局的发展尚不可逆料。但是朝鲜对刘海怀有戒心，最后竟屈从金军的压力，与金国结为所谓“兄弟之盟”。

    刘兴祚在金朝谈判中给朝鲜人留下了“反覆狙诈”[50]的印象，从最善意的估计出发，他们认为刘兴祚不过是凭三寸之舌周旋两国间的策士，[51]因而拒绝了兴祚提出的与朝鲜国王密议的请求。[52]平心而论，当面临亡国之祸时，忽然出现了象刘海这样一个面目可疑、诡谲多变的人物，朝鲜方面保持警惕是很自然的。从另一方面来看，金军统帅阿敏虽说倚重兴祚与朝鲜交涉，但是却不授予他丝毫便宜从事的权力。阿敏交代给兴祚的和谈基本条件是强迫朝鲜“斥绝天朝，去其年号”，[53]与金国结为“兄弟之盟”，在这种情况下，刘兴祚的回旋余地极其有限。况且，兴祚的一举一动还要受到同行“胡差”的严密监视。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刘兴祚此次朝鲜之行并未实现他扶助朝鲜、尽忠明朝的初衷，这在兴祚来说，不能不说是很大的遗憾。日后，他曾向朝鲜国王倾诉了心中的委曲：“汉人金官刘兴祚叩头敬启于大贤王殿下：‘伏念兴祚生长礼义之邦，流落毡裘之乡，颇识顺逆之分、从违之理。昨见此中倚强帅师，蚕食贵国，目睹生民蹂躏，肝脑涂地，兴祚恨不得痛哭流涕，粉骨碎身，不避艰险，为贵国君臣排乱解纷也。一腔空恳，天日可监。但此国骄慢成风，贪噬为性，兴祚既权受其职，安敢不勉投所好？所以心实谦卑，而迹类倨侮；内存洁白，而外若沾濡。总之从权作事，皆为贵国周旋也。高明旷达，能索我于牝牡骊黄之外乎？’”[54]这是迄今所能见到的最能洞悉兴祚的处境与思想的一份材料。为了取得敌国的信任，他有时不得不为虎作伥、伤残同类；为了掩盖自己的真相，他又必须时时随机应变、逢场作戏。他每日每时都生活在莫测的风险之中，经受着良心谴贵的痛苦和精神矛盾的折磨。能够支撑他坚持下去的只有一腔报国赤诚。可贵的是，在刘兴祚的思想中并没有狭隘的民族偏见，诚然，他对金国有刻骨仇恨，但是，与那些把少数民族视为“夷狄”、“禽兽”的汉族封建士大夫不同，刘兴祚是在努尔哈赤把民族压迫的枷索强加给汉族人民的时候，是在皇太极对朝鲜进行不义之战、邻国人民生灵涂炭的时候，才斥责金国“贪噬成性”、“人面兽心”的，因此，刘兴祚的思想表达了人民的愿望和时代的趋向。刘兴祚并不一般地仇视满族人，上层社会的那些朋友且不论，在他的身边还团结了一大批不满于金国贵族统冶的所谓“鱼皮夷种”。[55]在他与异族统治者的交往中，确曾有过冲突和不快，不过这里很难找到个人之间的睚眦仇怨，相反，努尔哈赤父子对他可谓仁至义尽。刘兴祚的反金带有惊人的坚韧性，他长期处于逆境之中，不动摇，不变节，忍辱负重，义无返顾，原因是他并非以个人得失为动机，而是从民族大义来理解“顺逆之分、从违之理”的。然而，刘兴祚毕竟是个凡人，长期地处于动荡与忧患之中，使他感到孤独和恐惧，1627年五月，他在赠朝鲜王弟原昌君李玖的一首题为“馆燕”的诗中，有“含泥成穴谁家栋，犹恐弯弓羽翼伤”之语，同时在另纸上写道：“俺虽在奴，心原在南朝，天日在头上矣”。[56]不难看出，萦回于兴祚心头的归国之念已经越来越难以遏止了。

    十七世纪二十年代末期，持续了十年之久的明金战争第一次呈现出对明王朝有利的趋势。1627年初金国发动的侵朝战争并没有从根本上解除后顾之忧，当年五月皇太极所率金军主力又在锦州、宁远一带被明军击败，打通辽西、进取山海的战略计划成了泡影。在军事上受挫的同时，国中经济、政治形势也严重恶化，粮价腾贵，盗贼蜂起，汉人大量逃亡。刘兴祚在给朝鲜国王的密帖中谈了从金国内部的观感：“近日之势，（金人）已为穷寇，攻宁远不下，则欲敛兵无食，再攻不能，又不知将何往乎？”[57]由此可见皇太极进退两难的窘态。恰在此时，垂危的明王朝却出现了一线生机。1627年八月，朱由检即皇帝位，改年号为崇祯，这个新皇帝上台伊始，便不露声色地诛除了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翌年四月又起用深孚众望的袁崇焕为兵部尚书，督师蓟辽。崇焕再度主持辽事，使兴祚备受鼓舞。多年来兴祚细心揣摩金国人心向背，广泛结交下层民众，他“每索毛帅（文龙）空扎，或数十百张，填书我陷虏辽人姓名，乘夜密投于各室中，盖一以邀结人心，一以试探向背。每散一次，则出首者仅数人耳。又平日赍奴物，招鱼皮夷种，祚至彼云，系毛帅所遣以犒者，约平奴之日，以为我用”。[58]明金战争形势的可喜变化，终于使他坚信“灭奴可以日计”，[59]返回祖国，“以图大事”[60]的时机终于成熟了。进入1628年（明崇祯元年，金天聪二年）以后，兴祚和他的兄弟兴治等人开始积极策画逃出金国。

    执政的金国贵族集团在努尔哈赤去世后，对爱塔仍然信疑参半。用他与朝鲜折冲周旋，无疑是表示信任和器重，但侵朝战争结束后用兵宁锦，却又不让爱塔随军，令他陪同朝鲜王弟李玖归国，这里不能不说寓有防范之意。此后兴祚与朝鲜及毛文龙等暗中频频书信来往，难免露出形迹，事实上，皇太极和执政诸贝勒已掌握了爱塔密谋潜逃的某些证据，兴祚甚至被逮捕送交法司鞫审，不过却没有被治罪。究其原因，皇太极从内心是相当同情爱塔的，若干年后他曾指责爱塔的主子大贝勒代善说：“朕见其虐害爱塔，夺其乘马，取其财物，蚤料爱塔不能自存，必至逃亡”，[61]他对爱塔的一再宽宥，未尝没有以诚相待，望其改悔的用心。当时还有另一个人从旁给予爱塔很大帮助，他就是皇太极的侍臣巴克什库尔缠。爱塔被收讯后，库尔缠在皇太极面前力保“此人忠诚，断无潜逃之理，似此诬词，使彼闻之，何以自安？”[62]库尔缠是皇太极“叔母之子”，[63]又是负责撰写《国史》》（即传世的《满文老档》）的近臣，他的辩护无疑对皇太极有相当的影响。不过，皇太极的恩遇也罢，库尔缠的信任也罢，此时都已不能羁绊刘兴祚了，他既不是见利忘义的势利小人，也不是拘泥于小信小义的凡夫俗子，在他胸中燃烧起来的归国之念已经如此炽烈，以至皇太极和库尔缠的信用竟被他利用作为掩护，成功地潜逃出了戒备森严的金国。

同历史上一切奴隶制或农奴制的国家一样，缉捕逃人也是满洲国家的一项重要职能。一旦发现国人或奴仆外逃，金国便如临大敌，前有驻防要害的军士堵截，后有从都城派出的骑兵尾随追剿。至于大小汉官则受到更严密的监视，因此，一般逃人或许可以侥幸成功，而能够逃出金国天罗地网的汉官则微乎其微，更何况象刘兴祚这样一个曾经涉嫌叛逃的头面人物，要逃走又谈何容易！一六二八年九月初，金国正处于出征察哈尔蒙古前的紧张准备之中，这给兴祚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良机，他苦心孤诣地想出了一个用诈死的办法麻痹金人的潜逃计划，预先写好了两封遗书，一封交付其妻送给贝勒萨哈廉，一封交付其妾送给巴克什达海，遗书中交代了自杀的原因：“吾屡被人劾奏，幸皇上不听谗言，仍加爱养，日夜不安，实切忧惧。昔曾子之母方织，有二人告曰：尔子杀人。曾母曰：吾子非杀人者。不听。至三次告曰：尔子杀人。曾母投杼而走。予虽以善自处，能如曾子乎？皇上虽爱吾，能如曾母爱其子乎？人日以谗至，岂有不信之理？所以为此拙计也”。[64]这里所说的“拙计”，系自焚而死。当巴克什达海、库尔缠奉命前往兴祚之家验尸时，只见尸骸焦黑，无法辨识，凭着从灰中拾得的金戒指，他们确信自己的好友爱塔已经惨死，不禁抚尸恸哭，尽哀而去。皇太极闻讯，特命兴祚之子刘五十承袭副将世职，作为对爱塔一生功绩的酬报。由于征期在即，皇太极听从达海、库尔缠的建议，留下了兴治等族人，将其兄之尸遵照死者遗言葬于边外扎木谷地方。不料，当皇太极还师沈阳的时候，刘兴治等人借葬兄之机已远走高飞，一去不返。更令人震惊的是，时隔未久又传来了刘兴祚早已安然逃往皮岛的消息，那大火中的尸骸不过是一个替身。原来兴祚早就物色到一个与己相类的瞽者，九月初三那一天，把他骗到家里，用酒灌醉后将他缢杀，再将自己的金戒指戴在他的手上，随即放火烧毁住屋，伪造了自焚的现场，而兴祚本人却乘乱潜逃。爱塔不仅背弃而且还愚弄了皇太极；这使皇太极心中产生了强烈的报复欲望。

    平心而论，皇太极即位后，汉官的处境开始有所改善，就兴祚而言，又是皇太极蓄意加以笼络的对象，留在金国，并没有大祸临头的危迫，隐忍下去，不难成为大清开国的勋臣。但对于兴祚说来，个人前程早已置之度外。在亟谋脱归的日日夜夜，最让他牵肠挂肚、难于割舍的还是他的八旬老母。兴祚后来曾对朝鲜人表白：“吾所以沦没虏中，以老母故也”，[65]如果不是担忧老母被虐害，他可能早就下决心出逃了。事实上，兴祚的忧虑并非多余，当皇太极得知兴祚兄弟潜逃，震怒之下，立即逮捕兴祚之母以及兴祚兄弟的妻孥，他还不想屠杀这些无辜者，因为他们是招回兴祚兄弟的诱饵。这些都在兴祚预料之中，但他最终战胜了感情的系恋，毅然把她们留在虎口之中。翻开明金（清）交战的历史，与兴祚地位、思想和处境相似的汉官不乏其人，他们或者临难苟安，或者顾念妻子，谁也不敢孤注一掷，铤而走险。刘兴祚之所以为刘兴祚者，恰恰在于他具有异乎常人的勇气，而这勇气只能来源于不惜破家以殉国的伟大的献身精神。尽管如此，兴祚的心里还是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在他此后留在世上的有限的日子里，每忆及老母，便不禁惨然泪下。[66]能够减轻他内心痛苦的，也许只有在抗金战场上实现报国夙愿吧。

    然而，偌大的祖国，刘兴祚竟报效无门。从他逃归皮岛、重睹汉官威仪那一天起，他就隐隐约约地感到了一种难言的怅惘。

    辽东陷落后，明廷又开镇皮岛，以毛文龙为东江总兵，意在东结友邦朝鲜，西连登莱水师，从侧背牵制金军，以利关宁正面的固守。文龙开始尚有抗金救国的朝气，不时出奇深入金国腹地骚扰，又常常派出间谍对沦陷中的官绅进行策反。东江之于金国，犹如虱蚤在背，撮之无处着手，听之吮肤不宁。但到兴祚来到皮岛时，东江连这一点牵制作用也几乎消失了，毛文龙蹙于海岛一隅，意气大为消沉，名义上是明王朝东江镇帅，实则已堕落成悬师海外、拥兵自重的军阀。“复辽”云云，不过是向朝廷索取粮饷的借口，他处事的唯一准则是如何确保自己安坐岛中，长享公侯之乐。据朝鲜人的记载：“都督（毛文龙）日奉则日食五六回，三回则器数五六十品，将官亦食二十品。都督宠妾八九人皆饰以珠翠，女侍甚多，皆游手饱暖，崇侈如此。标房外三十余人，门子三十五人，管家三十余人，亲丁数百，皂隶夜役三百人”。[67]看到这种局面，兴祚大失所望，自己冒死犯难、弃母背妻，难道是为了寄身岛帅麾下，平庸度日吗？

    使兴祚更为不平的是，他的一腔忠义，文龙竟然未能向朝廷表白，关于兴祚的反正，毛文龙的塘报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崇祯元年）十月初九日，统领官兵冯有时……等于镇江高岭地方，得获敌所用金州备御刘爱塔带同家眷男妇二百三十一名口来归南朝”，[68]文龙这样作还是他一贯的伎俩，夸张“招降之功”，[69]69为的是博得封赏。结果却叫兴祚蒙受委屈。直到半年以后，崇祯帝仍命蓟辽督师袁崇焕、登莱道王廷试核查“刘爱塔是否归顺”，[70]经过调查王廷试确信兴祚来归非诈，但仅仅建议“或赐敕宣谕，量加虚衔，以固其志”，[71]稳健之中掩饰不住对辽人根深蒂固的猜疑。

    对兴祚的明珠投暗最为惋惜的是袁崇焕，1629年（崇祯二年，天聪三年）二月，他在上崇祯帝的奏疏中为兴祚作了有力的剖白：“刘爱塔者，原名兴祚，辽人也。举家为大清兵所得，爱其才，待如子。但爱塔则心在明朝，寝食不忘。臣崇焕为宁前道时，屡通书崇焕，欲自拔西来，崇焕固止之，欲留间于大清，使大清之一举一动，得以窥伺。大清两次入关，塔俱遣人先报，得以为备。天启七年秋，崇焕去任，镇将差人通之，事泄，塔几不测，以计得免。崇祯元年九月，遣其胞弟刘弘基从船上来宁，遂云塔已措置一人代死，身穿塔衣服，焚腐其尸，令人不得认识，以此脱身往东江。崇焕未信，一月有南来者云：‘塔死矣！’又一月得东江消息云：‘塔至矣。’今弘基见在宁远……”。[72]可见，兴祚的忠诚，在崇焕看来是那样的不容置疑。此时的崇焕对兴祚更寄以厚望，他已在崇祯帝面前立下了“五年复辽”的军令状，崇祯帝赐予他的尚方剑固然是保证复辽的利器，但崇焕若不能如期复辽不也是要饮剑以谢天下吗？他和兴祚一样，也把老母妻孥都献给了民族大业。自平台召对以后，崇焕荐王象乾以御察哈尔虎墩兔憨，市粟高台堡以抚喀喇沁蒙古，核定关宁额兵，配置关外主将，数月之间，他东奔西走，马不停蹄，不敢稍有怠忽，这一切布置停当，崇焕开始把眼光投向了东江，那里才是他规复辽东的“必由之路”，而从敌人营垒中倒戈的兴祚所具有的特殊意义是不言而喻的。1629年二月，毛文龙奉旨就崇焕议事，崇焕特疏“请偕爱塔同来，对面商榷”，[73]崇祯帝同意了这一请求。此次文龙就崇焕议事，地点当在宁远，兴祚随文龙至宁远，面见崇焕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崇焕为什么点名要见兴祚，他们二人“商榷”的究竟为何事？实在耐人寻味。明清之际的史学家谈迁对兴祚未能受到明廷重用而大为感慨，他说：“日者刘兴祚来归，怨建虏次骨，势不反顾。当事宜召问，令条列建虏情状，彼兵数何若？号令进止何状？将领大小何若？诸部分合何若？宗戚智勇何若？戍守坚暇何若？一一采录。他日用为向导，倍他间多矣。彼建虏深入，胡地单虚，假兴祚为锋，潜出万骑，持十日粮，逾辽河掩其后，利则进，否则疾返，虽未即胜，令建虏知我不测，援西突东，将来未敢轻目我也。今膜外置兴祚，毫无采择……于彼己情形茫如也。失见在可用之人、可乘之会，而更思借箸，坐待岁月，亦计之晚矣。呜呼！”[74]这个批评加在崇祯帝头上，可谓正中要害，然而崇焕一点也没有“膜外置兴祚”，这从他急于与兴祚面商，以及日后对兴祚的倚重，都可以得到证实。再者谈迁以书生论列军事也未见得比崇焕考虑的周详，崇焕与兴祚初次会见的详情今天虽不敢杜撰，但至少可以这样说，谈迁所能想到的，崇焕与兴祚都“商榷”过了，还有一个重要的情况，他们也可能密议过，这就是如何处置摇摆于明金之间的毛文龙。

    毛文龙与金国勾勾搭搭早在努尔哈赤时代就已开始，但这个诡诈狡黠的乱世英雄不到山穷水尽之日绝对不会弃岛投金、屈为人臣。当兴祚到皮岛的时候，毛金之间的暗中交易又紧锣密鼓地开场了。袁崇焕履任之后，为迫使毛文龙接受节制不断施加压力，文龙自感处境日危，遂与皇太极开始密商出卖东江、投降金国的条件，1629年二三月间，他在给皇太极的密信中说：“再有结局之期，你如何待我？如佟（养性）、李（永芳）之隆，我不肯，如西夷之头领隆，我亦不肯”，[75]一副市侩嘴脸跃然纸上。更为可鄙的是，刘兴祚兄弟也被当作了降金的筹码，在上述密信中毛文龙对皇太极说：“你若真要他弟兄们，连各岛人都是你的，何况他弟兄乎？”[76]毛文龙的鬼蜮伎俩并不能逃过兴祚的耳目。兴祚到岛之后，“隐置于参将毛有杰家”，[77]这个毛有杰便是明清之际颇有名气的耿仲明。耿仲明也是从金国逃归皮岛的，金人称之“耿千总”，与兴祚似乎是旧时相识。耿仲明深得毛文龙的信任，文龙用他“主钱帛，兼缮器”，[78]可以推想，兴祚通过耿仲明而了解到毛金密谋内幕的可能性最大。从兴祚的思想和处境分析，无论出于效忠朝廷，抑或出于救护自身，都不可能对毛文龙的阴谋袖手旁观，向袁崇焕告发文龙谋叛乃属必然之举，[79]而密告的机会很可能就是袁刘初次见面之时。

    1629年六月，袁崇焕斩文龙于双岛，兴祚的情报无疑起了重要作用，但这个举朝震惊的事件兴祚并没有直接参与，只有他的兄弟刘兴治在现场助了崇焕一臂之力，据说，“袁公诛文龙，兴治以材官从格，左右无哗者，其力居多”。[80]随后，崇焕先分东江兵为四协，以游击刘兴祚领一协，[81]旋即差遣徐敷奏往皮岛，裁汰岛兵，改设两协，令兴祚管一协并与其兄弟兴治、兴贤、兴沛等共领全岛精兵。崇焕又疏请暂虚岛帅以候有功者，盖寄厚望于刘兴祚也。照崇焕的整个战略设想，复辽“当从东江做起”，[82]斩帅以后，东江既已大致布署就绪，崇焕遂差员调取兴祚面商机宜。当年九月底，兴祚、兴贤二人渡海抵锦州与崇焕相见，因秋天风高而未及回岛，不料金军从喜峰口入边战报已到，崇焕于十月底仓皇驰援京师，兴祚兄弟既未同行，崇焕也没有按照军情的突变对他们另有指示。谈迁以兴祚率精兵逾辽河掩袭金军后路的设想，在今天看来似乎不失为围魏救赵的良策，但这终归还是书生的纸上谈兵。这只要看周文郁对兴祚日后处境的描述便不难信服：“督师（袁焕）入援，以兴祚新至，不同行。十二月枢辅孙公（承宗）奉命来关，兴祚与其弟兴贤谒于关西红花店，时已领宁前孙副使（元化）所拨兵八百余，令其西援者。人或因其援而疑之，兴祚亦自疑不敢进。枢辅乃发同郑一亨之一千八百，靳国臣之夷丁三百，暨随行张汝行之四百，王承胤、石国柱之三百，合之为四千，以护永平及建昌一带。而永平道又以兵多费饷欲驱散之，枢辅屡谕不从”。[83]你看，兴祚虽已官至副将，[84]但并没有兵权，所领的八百余名兵丁不过是暂时拨归他指挥的，孙承宗、孙元化固然相信兴祚，而周围怀疑的气氛竟那样沉重，以致兴祚人疑自疑，欲进又止，仿佛真的有什么见不得人的阴私。“西援”尚且如此，以他为锋，率骑一万云云，岂非梦呓？其实，兴祚的被疑不过是剧烈动荡中的政局的一个局部反映。十二月一日，崇祯帝突然逮蓟辽督师袁崇焕下于狱，罪状并未立即公布，而都下早已哄传崇焕与金密有成约，千里入援的目的是引敌胁和！北京城外的辽兵闻讯放声大哭，顷刻军心瓦解，遂拥祖大寿夺路奔回关外。兴祚新从金国逃回，又是崇焕一手提拔的心腹爱将，崇焕既以通敌被逮，兴祚的清白谁敢担保?“辽将、辽兵都是奸细”[85]之说早已甚嚣尘上，数万哗变的辽兵又刚刚涌出山海关，谁还敢用辽人兴祚为将与金军对阵？当兴祚在十二月凛冽的寒风中踯躅于山海关西的时候，他百感交集，心潮汹涌，一生的悲剧该到收场的时候了！他决心喋血疆场以成归正初志：“（孙承宗）以郑一亨守丰润，以兴祚合台头营王维城、太平路将陆自强、建昌路将马光远、永平道中军程应琦杀贼于青山营冒儿头。时诸将合兵于太平路，共二千余，而兴祚以维城当其南，应琦当其北，自挑精健夷汉丁八百当中路，仍以光远步兵枪炮手伏贼之后，遂以（十二月）二十九日衔杖疾走，以除日未辨也，入砍贼营，盖兴祚以夷语夷帜贼莫能辩，加以维城等兵奋勇继至，当阵斩获五百九十二级，而先获十一级，马骡称是。贼尽弃所掠妇女辎重而去”。[86]1630年（崇祯三年，天聪四年）农历正月初二夜，皇太极正布署金军环攻永平城，得青山之役败报，于是召集诸贝勒云：“朕思擒刘兴祚，胜得永平”，[87]遂调兵遣将，围捕兴祚。翌日，兴祚押解金人首级赴永平报验，“至两灰口，陡遇贼数千骑，以驮马逸，不及甲，箭衣力战，自卯至申，杀贼无算，无何，中流矢死”。[88]这一天是公元1630年2月14日。

    刘兴祚个人的悲剧至此已经落幕了，但由它荡起的余波在明清之际的政治舞台上却久久未能平息。

    巴克什库尔缠随金军围歼兴祚，不忍见挚友尸横荒野，“殓以衣，夺军士被覆之，裹以席瘗焉”。[89]皇太极闻兴祚死讯，乃命将其尸“驮归老营，于广众之前，剖胸裂肠，快泄其愤”。[90]刘兴祚死得惨烈，但又死得其所，较之含冤惨死于自己同类刀下的熊廷弼、袁崇焕，兴祚是幸运的，当他身膏敌矢、流尽最后一滴血时，一定会安然瞑目了。

    擒杀刘兴祚，是皇太极疯狂的报复行为，不过，并没有因此而干扰他理智的清醒思考。诚然，刘兴祚的叛逃对皇太极的刺激太深了，对汉人的介蒂终其生而耿耿于怀。但皇太极不同于乃父努尔哈赤，他不想重蹈覆辙，用“马上治天下”的方法制服汉族的反抗。从刘兴祚身上，他再一次强烈地感受到汉族人民反抗暴力征服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对汉族采取较为和缓的统治政策，这就是皇太极通过刘兴祚事件总结出来的正确结论。

    巴克什库尔缠最终还是为兴祚献出了生命。1633年（崇祯六年，天聪七年）二月，库尔缠被处斩，主要罪案是：兴祚逃亡之前，力保其忠诚；兴祚既死，又殓而葬之；及碎兴祚尸，复“窃收其尸，裹以被，置树上”。[91]因兴祚而受株连的满人绝非库尔缠一人，1636年（崇祯九年，清崇德元年）十月，正蓝旗一个叫英格(yengge)的人以“当爱塔潜逃时曾与之谋议”等四款罪而被处死。[92]兴祚在满人中间有如此死生与共的莫逆之交，也可见其一生的为人，而这里包涵的深刻意义是，反抗民族压迫往往是不分民族畛域的。

    兴祚阵亡以后四个月，他的兄弟刘兴治等据皮岛叛明。对兴祚之死，朝廷迟迟未予优恤，而一时谣言纷传兴祚“未死从贼”。[93]兴治先留皮岛代摄其兄所领西协事，对兄死未恤不胜忿恨，又恐怕明廷借调岛兵之机并杀其兄弟辈，遂先发制人，计斩署岛副总兵陈继盛等以叛。未久，兴治等接受明廷招抚，但以家属为金人拘系，故时时用“客国臣”名义通书皇太极。1631年（崇祯四年，天聪五年）春岛中内哄，兴治死难。[94]诸刘子弟被羁押于金者惨遭肢解，妇女没为奴婢，只有兴祚老母一人得免。皇太极为诱引兴治等降金，曾许以“若盖州、析木城、岫岩地方，拣选住种，不教尔等北来奔驰”，[95]这无异于许诺裂土封藩。如孟森先生所云：“毛文龙部下投清者，清初四王乃居其三。使刘兴治肯如耿仲明、孔有德，当更早以拥兵之汉人为清所倚，亦一清初之异姓王也。兴治不为之，非刘氏之始终为明哉？”[96]及皮岛内乱不止，刘氏一门被歼，明朝以皮岛为基点的东方战线濒于全面瓦解。

    兴祚之死，在明末纷扰不息的党争漩涡中也漾起了一轮微澜。1630年（崇祯三年，天聪四年）年中，江西道御史袁弘勋请斩袁崇焕、徐敷奏一本中称：“太平之战，兴祚误中流矢；兴贤投入奴营，为姚塔贝勒部将，敷奏欺瞒掩饰，报兴贤阵亡，而请恤之。今兴治、兴沛并告反矣。诸家口原在奴巢豢养，供奉殊厚，，今者兄弟合叛，戕杀官将陈继盛、王承鸾等十数人，拘集獐鹿诸营舡只，尽赴皮岛，此岂雠激杀伤已者？”[97]其时阉党余孽此呼彼应，必欲坐实崇焕的叛逆大罪，借此倾覆内阁，为逆案人物复仇。而兴治叛明，恰恰授人以柄。袁弘勋闪烁其词，含沙射影，其用心虽在构陷袁崇焕，但却使兴祚遭到恶毒中伤。当兴祚的祖国和民族在满洲贵族的侵掠、蹂躏之下奋起自卫时，兴祚所献身的事业无疑是正义的、进步的，无奈领导这一事业的明王朝已经极端腐朽，这就是刘兴祚悲剧结局的原因之所在。

    今天，当人们回顾祖国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战争时，总爱借用一句故典——“兄弟阋于墙”，这的确是很贴切的。如果查阅一下当年局中人对此持何种看法，那也是件饶有兴味的事。下面请看明末清初的两个事例：

    嘉靖、隆庆年间，北方的边患主要是鞑靼蒙古的俺答汗。万历初年，内阁首辅张居正当国，对已经“款贡”的俺答汗，他主张开诚相见：“盖今之虏情，与昔不同。昔未臣服，故可用计处；今既为一家，凡事又当待之以信，喻之以理”。[98]

    1631年（明崇祯四年，金天聪五年）十月，皇太极率八旗兵围困明大凌河城，城中主将祖大寿之子祖可法至金军营中约和，贝勒岳托对他说：“前此对垒，则为我仇敌；今已讲和，犹兄弟也”，[99]祖可法遂与金国诸贝勒行满洲抱见礼。

    张居正与爱新觉罗·岳托，一汉一满，都可称为时代之俊杰，他们是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其民族观从本质讲是错误的，但二者有一点认识却不谋而合：汉、蒙、满犹如“一家”的“兄弟”。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特别是居住在中原地区的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之间，确实多次经历过压迫、侵掠、仇杀、征服等种种劫难，其残酷性令人不寒而栗。这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内部各兄弟民族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其结果并没有导致中华民族的分裂，基于经济上的共同利益，中国历史上的各民族终于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现代意义上的统一民族——中华民族。

    刘兴祚恰恰生活在“兄弟阋于墙”的不愉快的年代，这自然给对他的评价带来诸多为难之处。实际上，问题也并不复杂，关键是要抓住兴祚身上带有本质性的东西以及找到评价他的科学标准。

    “尽忠南朝”，无疑是刘兴祚思想的核心，也是他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兴祚心目中的朝廷，实际上寄托了他对祖国和民族的全部希望。祖国和民族都是历史的概念。我们之所以肯定刘兴祚，是因为在他的祖国和民族惨遭满洲贵族侵掠、蹂躏和征服的时刻，他毅然冲出敌人营垒，站到了进步的、正义的一方。肯定刘兴祚，也就是肯定“反对一切民族压迫是绝对正确的”[100]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原则。

    我们不仅肯定刘兴祚，而且对这个不怎么为世人注意的人物给予了高度评价。

    刘兴祚在当时确实算不得什么显赫人物，然而，历史为他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明清之际辽东一隅这个历史舞台实在太壮观了，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以至国际矛盾互相激荡，烘托出了一幅色彩瑰丽、场面宏伟的时代画卷，在这一背景下，形形色色的人物纷纷登台表演。这是人才荟萃的地方，明末第一流的政治家和军事家都曾在这里施展毕生抱负，而有清一代的开国勋臣几乎都诞生在这里。社会的变化急剧而深刻，潮流所至，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且不去评说那些站在时代潮流前头的领袖人物，我们只想比较一下与刘兴祚遭际相近的在政治、军事斗争漩涡中起过重大作用的弄潮儿。

    刘兴祚既不同于范文程、王文奎这些先后没入满洲、但对患难中的祖国和人民始终怀有热切同情的柔弱书生，也不同于鲍承先、张存仁那些在民族自卫战争中变节、但又对清初政治有所补益的颇有见识的武将。张铨、张春被金人俘获之后，或者杀身成仁，或者守节明志，自与兴祚有别，而祖大寿一门在为国为家为身三者不可得兼的情况下，经过长期徘徊动摇，还是沦为贪生怕死之徒，也无法与兴祚同提并论。至于孔有德、耿仲明之流，大概与兴祚的某些经历最为近似，但这类人寡廉鲜耻、惟利是图，最终堕落为民族的罪人绝非偶然，兴祚是高山，他们不过是一抔黄土。就是刘兴治等辈也与兴祚的归宿不同，他们对异族的暴力威压毫无畏惧，却不能容忍同胞的失误和猜疑。

    刘兴祚带着人所共鉴的缺失，也带着同时代人所罕见的熠熠光采而活跃于历史舞台。

    兴祚的憎爱格外分明，他的恨是那样强烈而深刻，他的爱又是那样挚着而深沉。在满洲贵族的淫威之下，有些人消沉了，有些人变节了，有些人为虎作伥，有些人用同胞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顶子，而兴祚却在血与火之中醒悟，他沉着地寻找机会报效祖国和人民。当明军大小将领在民族危亡的关头纷纷投向金国而荣显的时候，作为金军高级将领的刘兴祚却抛弃了对他个人来说最可宝贵的一切，从金国潜逃出去。兴祚一经抱定了效忠朝廷的神圣志向，便矢志不渝、百折不回，直到战死在抵抗满洲贵族侵掠战争的疆场上。象兴祚经历了如此严峻考验的同时代的人实不多见，金人的威胁利诱，老母的感情系恋，同胞的误解怀疑，都不能丝毫动摇他忠于祖国的拳拳的心。

    刘兴祚的爱国精神足以光耀千古，与山河同寿！

鲁迅诗云：“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中华民族内部骨肉相残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当人们可以冷静地回首往事的时候，明清之际的众多人物有幸获得了重新评价。到处是圣君贤相，遍地是英雄豪杰，兴祚地下有知，当更增加了寂寞和悲哀吧。兴祚生前身后的遭际实在太惨烈了，三百多年前的周文郁悲愤地质问苍天：“何天之报施善人如是耶？抑不如是不足以见忠臣烈士之心耶？”[101]然而，时至今日，他的呼号不过在史海中激起了些许波澜。刘兴祚还没有恢复他在中国历史上应有的地位，这显然是不公正的！

让刘兴祚得到世人应有的怀念和景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