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以一介书生从戎，因镇压太平天国而成为晚清“中兴名臣”。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使“心欲任天下之重”的曾国藩有了转变人生角色的契机，他由一个信奉程朱理学的学者型官僚一跃成为显赫的湘军统帅。自咸丰二年(1852)奉旨兴办团练到同治十年(1872)死前二十年间他一直办理军事，其军队的创建和组织开启了中国历史上军队近代化之先河。探讨曾国藩兴办团练的思想可以使我们对湘军的历史特质和曾国藩在中国近代军阀制度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有一个更加全面、客观的认识。
　　一　赤地立新，特开生面：“不以团练始，不以团练终”
　　团练之制始于唐代，历代相继，沿而未废。及至清代，遂衍变为维护地方治安的重要工具。在清朝的军事体制中，团练是国家统领的正规军即“经制兵”(八旗兵和绿营兵)战时的补充力量。嘉庆初期白莲教在五省起事后，清朝的八旗兵和绿营兵因日趋衰落，难担重任，乡勇在镇压白莲教起义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太平天国起事后，自广西一路直下武昌，盘踞金陵，军势鼎盛。清朝临时组建的征讨部队，将帅掣肘，形同陌路，“败不相救”，一溃千里。
　　咸丰二年，咸丰皇帝任命曾国藩等丁忧在籍的官员兴办团练。但皇室对地方兴办团练显然抱着一种矛盾心理：镇压太平军需要地方团练的支持，但又恐怕地方势力日后有尾大不掉之虞。因此清朝廷对地方兴办团练的方针是：或筑寨浚濠，联村为堡，或严守险隘，密拿奸宄；无事则各要生业，有事则互卫身家。一切经费均归绅蓍掌管，不假吏胥之手。所有团练壮丁，亦不得远行征调。可见朝廷对团练的定位是用于地方自卫。曾国藩赤地立新，特开生面，他在对战时形势和清朝军队状况这样分析：
　　自军兴以来两年有余，时日不为不久，糜饷不为不多，调集大军不为不众，而往往见贼逃溃，未闻有与之鏖战一场者；往往从后尾追，未闻有与之拦头一战者；其所用兵器，皆以大炮、鸟枪远远轰击，未闻有短兵相接以枪靶与之交锋者。其何故哉？皆由所用之兵未经训练，无胆无艺，故所向退怯也。今欲改弦更张，总宜以练兵为务。臣拟现在训练章程，宜参仿前明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但求其精，不求其多；但求有济……[1]
　　曾国藩从一开始就对用普通的团练来对付强大的太平军就不抱什么希望，因此另立新军成为曾国藩的考虑：打“团练”之招牌，行组建新式军队之实。他说，“团练”二字宜分开看，“团”即保甲之法，清查户口，稽查奸细；练即简兵请师，制械造旗，可防本省，亦可剿外省。这种解释完全突破了清朝对地方团练的政策限制。好在曾国藩的建军计划获准通过，使他与同时代的其他四五十位团练分道扬镳，独挡一面。后来曾国藩的弟子薛福成在《叙团练大臣》中说到“文正不以团练始，不以团练终，且幸其改图之速，所以能成轸寇之奇功，扩勇营之规制也。”[2] 这样曾国藩组建的湘军取得了官勇的合法形式，但既然是“赤地立军”，曾国藩自然不把他的部队纳入国家正规军系统，使日后朝廷对地方军队的控制日渐式微，促进了近代军阀制度的产生，间接地动摇了封建王朝的军事基础。所以在与王鑫和李元度的分歧中，曾国藩始终坚持“兵为将有”的原则和湘军的独立性。随着太平军出省作战，在军饷和处理与地方官员的关系中所产生的矛盾使曾国藩以退为进，“委军回籍”，日后“夺情”出山取得地方督抚之权也正是曾国藩维护湘军利益的最好注脚，形成了晚清督抚专政的局面。说到底是曾国藩的湘军系统与传统的清朝军队体制之间的矛盾使然。
　　另外两点值得注意的是：曾国藩建立的湘军区别于地方武装，安排有战略预备队，有系统而严格的营规，对扎营、开仗、行路、守夜、军器、日操、夜课都有明确的规定；曾国藩作为地方洋务运动的典型代表力主向西方学习，表现在军事上就是在其领导的湘军装备了大量从西方国家购买的洋枪和洋炮，战斗力大为提高，在最基本的作战单位中都配备有专门的炮队。这些安排适应了近代战争发展的需要，区别于传统的“马上得天下”的军事思想，标志着近代战争意识的萌芽。
　　二　别树一帜，改弦更张：近代军阀制度的设计
　　自从平定三藩之乱后，清朝的军事体制吸取了历朝的教训，其军队调遣制度的安排在于防止将官的谋反，因此每逢战事，征伐之军由各省抽调，统帅有亲王或郡王担任，造成兵将不和，虽然防止了军队“私属”关系的产生，但部队的战斗力大为下降。
　　曾国藩总结过国家的“经制兵”不堪一击的弊端与清朝军队的调遣体制有莫大的关系。之所以出现战事中“败不相救”的现象，曾国藩在湘军的政治标准和内部关系上的安排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维度的解释。建立一支富有战斗力的军队，曾国藩认为要有“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滔汤同往，胜则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3] (196)的团队精神。近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在军事上的应用，作战的方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将官统帅的骑射武艺在一场战事中的作用在下降，树立“生死不弃”的团队精神更显得重要，这对于军队走向近代化是一次很有意义的启蒙，开历史之先河。而要建立这样的一个团队，首先需要在选将和募勇上有一个严格的政治标准。
　　在募勇方面，“须择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士气者为上。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录用。”[4] (463)曾国藩认为，“军营宜多用朴实少心窍之人，则风气易于纯正。[5]”他曾经说过：“山僻之人多犷悍，水乡之民多浮滑，乡村多朴拙之夫。”[6] (210)故善用兵者尝好用山乡之卒，而不好用城市近水之人。在曾国藩看来，山野之人，多朴实无华，易供驱使，惯于吃苦耐劳，不怯战事。因此湘乡、宝庆偏僻一带多为招募之所。
　　在选将方面，曾国藩多以书生士人为将，一方面，书生士人相对于八旗和绿营的将官来说没有娇懒惰怠之气，在维护纲常明教方面多“忠义血性”，思想动员更为容易；另一方面，书生中不乏罗泽南、王鑫、郭嵩焘、刘蓉等典戎现实成功事例，可资借鉴。具体的选将标准是：
　　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于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治民之才不外公、明、勤劳三字，不公不明则诸勇必不悦服，不勤则营务细巨皆废弛不治，故第一要务在此。不怕死则临阵当先，士卒乃可效命，故次之。为名利而出者保举稍迟则怨，稍不如意再怨，与同辈争薪水，与士兵争毫厘，故又次之。身体羸弱过劳则病，精神乏短者久用则散，故又次之。[7] (5)在此基础上，曾国藩进一步解释道：“四者似过于求备，而苟阙其一则乃不可以带勇。”“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7] (5)曾国藩相信让这班“士人”是能够带领“山农”有所作为的。而曾国藩很好地利用了自己在湘籍人士中的精神领袖地位网罗了许多书生士人，为湘军将帅群体的组建进行了足够的人力资源筹备。区别于绿营和八旗的军队体制，湘军最大的特点是其内部关系的构成，规定首先挑选将官，然后由将官层层自行招募下属人员，形成兵为将有的层层私属关系。王恺运说过：“湘军之制，则上下相继，将卒亲睦，其将死，其军散，其将存，其军完”。[8] (163)在操作层面上“营官由统领挑选，哨牟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牟挑选，牟丁由什长挑选。譬之木焉，统领如根，由根而生干，生叶，皆一气所贯通”。因此“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皆欲受其私惠，平日既有恩谊相孚，临阵自能患难相顾”。[9] (323)相对于国家正规军松散的内部关系，湘军的这种军队体制养成了内部下级绝对服从上级，维护上级权威和为上级请命驱弛的风尚。其实在兵员的招募上很多利用了亲友乡邻师生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军队内部的凝聚力。但湘军优良的战斗力不单单来源于此。如果说实行“军饷自筹”是朝廷财政危机所致的话，实行“取具保结”、“厚饷养兵”和“官职私授”的制度，则使湘军内部上下形成了一个利益息息相关的军阀集团。尽管日后湘军内部将帅之间爆发过各种矛盾，但在维护湘军利益这一大局上大家都能够作出暂时的妥协以缓解矛盾，这是一个利益集团开始走向成熟的标志，以至在镇压太平天国后出现了“玄武湖之变”这样的“劝进”闹剧。
　　针对传统军事体制的弊端，曾国藩为湘军制定了严密的军事体制。1853年曾国藩与罗泽南商定了湘军的基本建制。湘军以营为基本的作战单位，每营500人，营下设4哨，每哨108人，哨下设队，每队12人，各级兵员数目是固定的。营以上设立分统和统领，可节制数营或十数营不等，统领直接归曾国藩指挥。后来随着湘军规模的扩大，在统领之上设立统帅数人，如胡林翼、左宗棠等，全军受大帅曾国藩统一指挥。水师也以营为基本作战单位。水师和陆营互为犄角，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另外湘军在后勤保障体制上设立了粮台八所、后勤供应基地和“长夫棚役”制度，相对于绿营后勤保障制度的缺乏是一大进步，既少了扰民之害，又提高了部队整体作战的能力。说曾国藩在军队走向近代化的进程中开了历史之先河一点都不为过。
　　以礼治军，勤恕廉明：湘军迈向近代军阀的思想诱因。
　　曾国藩自认为没有运筹帷幄的能力，但自诩有训练之才。曾国藩很重视对军队的“训”“练”，把“训”和“练”区分开来，“训”的要旨在于思想教育与灌输，“练”的重点在于技艺和阵法方面。
　　曾国藩主张“以礼治军”。曾国藩军事生涯的第一仗靖港之败使他意识到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曾国藩历来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国藩奉命以来，日夜悚惕，自度才能浅薄，不足谋事，惟有‘不要钱’、‘不怕死’六个字时时自天，以质鬼神，以对君父，即借以号召吾乡之豪杰。”[10] (215)所以曾国藩对其手下的将领实行严格的礼法教育以巩固其“忠义血性”。血性本来是存在于人们身上的一种刚强正直的气质，在曾国藩看来就是无条件地效忠封建王朝，“第一教之忠君，忠君必先敬畏官长，义也。”[10] (237)在曾国藩看来，“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11] (168)因此捍卫封建纲常名教和忠君勤王成为曾国藩建军的指导思想。对于士兵，曾国藩把纲常伦理以通俗的语言写成歌谣让士兵诵唱，如《水师得胜歌》、《陆军得胜歌》、《劝戒浅语十六条》、《营规二十二条》等对于思想尚未受到启蒙的民众来说无疑具有极大的教化作用。湘军本来是以浓厚的地缘宗法关系为纽带组建起来的地方军阀部队，在曾国藩看来还不够，加强封建意识的灌输和教育显得尤其重要。他说：“带勇之法，用恩莫于用仁，用威莫于礼。仁者，即所谓欲立立人，欲达达人也，待牟勇如待子弟，常有望其成立，望其发达之心，则人知恩也。礼者，即所谓无众寡，无大小，无欺慢，泰而不骄也。”[12] (391)因此，在这种封建思想的教化下，湘军实际上成为了曾国藩的私家军队。
　　湘军的思想政治教育具体落实在“勤恕廉明”上。曾国藩认为，“教训勇兵，仍宜以勤字为主，不宜以命字谕众”。[13] (539)要做到身勤，手勤，脚勤，口勤，心勤等，即勤以治军，军队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恕”就是恕以待人，兵将之间要和衷共济，相互救援，共作进退。“廉”就是要“廉以服众”。曾国藩说过，“欲服军心，必先尚廉介”，[4] (39)否则，兵勇不服，且背后讥议，自然军心涣散，军无斗志；所谓“明”就是“明以应务”，即要求统兵的将领要对治军和作战的每一个环节都了如指掌。综上所述，曾国藩在组建湘军的过程中形成了完整的治军思想，促成了湘军扎硬寨、打死仗的特色，但阶级的本性决定了这支军队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仁义之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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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叙团练大臣[A]. 薛福成选集[C].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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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曾国藩全集(卷14)[M]. 长沙：岳麓书社，1995.
　　[5]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6)[M]. 长沙：岳麓书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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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蔡松坡：增补·重注曾国藩治兵语录[M]. 军事译文社，1979.
　　[8]王恺运. 湘军志[Z]. 长沙：岳麓书社，1995.
　　[9]曾国藩全集(卷10)[M]. 长沙：岳麓书社，1995.
　　[10]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4)[M]. 长沙：岳麓书社，1995.
　　[11]曾文正公全集，讨粤匪檄[M]. 长沙：岳麓书社，1995.
　　[12]曾国藩全集(卷16)[M]. 长沙：岳麓书社，1995.
　　[13]曾国藩全集(卷19)[M]. 长沙：岳麓书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