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论丛》2006年号

欲论清初理学名臣，自当以熊赐履为其巨擘。时人谓其“以王佐之才，为圣天子辅，启心沃心，兴起鸿业，天下莫不想望其风采。”[1]若细论赐履之所谓“鸿业”，主要有二：一是在清初满汉文化冲突异常激烈、清朝政治社会面临何去何从的紧要关头，旗帜鲜明地举起理学的大旗，引导、支持康熙帝学习儒学，进而协助清廷确立儒家学说在社会中的指导地位，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解决了当时中国社会发展方向问题；二是“以卫道为己任，崇正黜邪”。在明末清初儒家正统地位受到严重冲击，“荡佚礼法，蔑视伦常”，“天下之人恣雎横肆，不复自安于规矩绳墨之内，而百病交作”的严峻形势下[2]，熊赐履不畏时艰，孜孜不倦，致力于重振程朱理学之余绪。康熙六十年，时赐履去世已十余年，圣祖追怀故人，称：对熊赐履，“每念旧劳，不忘于心”[3]。又过十余年，乾隆帝即位，遵从乃祖遗愿，将赐履之子 “以京职用”，寻授翰林院孔目[4]。祖孙二人，从不同的角度，肯定了熊赐履对清朝的贡献。然后世学者对熊赐履知之不多。唐鉴之《学案小识》，将熊赐履与于成龙、陈廷敬、陈鹏年等人相提并论，列入《守道学案》，认为其贡献在陆陇其、汤斌、魏象枢等人之下。至若梁启超，更将熊赐履和张玉书、张伯行等人一道斥为“非之无举，刺之无刺”的“乡愿”[5]。然则，史家之于熊赐履，究竟当如何论定？本文将对熊赐履之生平事迹略作探讨。

　　　　　　　　　　　　　　　　　一、家世与生平

　　熊赐履，字青岳，又字敬修，号素九，别号愚斋，湖广汉阳府孝感人，世籍南昌。明洪武中，有熊邦显者，以熊为楚姓，江汉郧鄂间乃祖宗故壤，遂占籍孝感，是为熊氏迁楚之始祖。孝感，本名孝昌，故学者亦有称赐履为“孝昌先生”者。
　　孝感熊氏，乃地方大户。赐履之父祚延，字祈公，明朝生员，后主连奇书院讲席。及明末农民战争爆发，组织团练以资守御。清乾隆年间孔继涵所作“熊赐履年谱”称：“初，祈公避乱于白云山，以里中数被焚掠，乃团练乡勇保障里闾。楚，自崇祯之初年，盗贼蜂起，所在麻沸。而数年稍得宁谧者，祈公守御之力也。”[6]崇祯十六年，农民军势力大炙，祚延死之。其事载于《湖广通志》和《大清一统志》。《湖广通志》云：“熊祚延，字祁公，孝感诸生，力学敦行，居家以孝友着闻，性慷慨好施予，里中贫不能婚葬者鬻产以助，明季流寇蔓延，为雠所刼，不屈而死。”[7]
　　《大清一统志》对其被俘情形有更详细的记载：“贼大举来攻，率众御之。会风霾昼晦，士卒相失，以十余骑从间道，蹈泥泞中被执，骂贼不屈死。”[8]乾隆《钦定胜朝死节诸臣录》对此也有记载，称：“生员熊祚延，孝感人，崇祯十六年集乡勇障白云山。流冦大至，马蹶，被执于水田，骂贼不屈死。”[9]
　　虽然不同版本的文献记载略有差异，但熊赐履之父为明末死于“流寇”之忠臣，则当无异议。故乾隆四十一年，清廷将其入祀忠义祠。
　　熊赐履生于明崇祯八年（1635年）十一月初五日，其父遇难，赐履刚满8岁，其母李如柏博通经史，坚贞不屈，使熊氏遗孤得以保全。《湖广通志》载：“熊祚延妻李氏，孝感人。少娴书史，即知以礼律身。及筓归熊，以孝敬闻。值流寇起，土豪藉雠生乱，熊阖门遇害。氏抱幼子，匿荆棘中，母族拥以去。豪亦素闻其贤，不复追。长子适诣蒙师，均免于难，即大学士赐履也。氏痛不欲生，念夫亡子幼，忍死存孤，木棉长藿，手自经营，尝并日以食。而课子最严，日就外傅，夜共一灯，懈即挞而数之。母织子读，声常达旦。”[10]
　　熊赐履对康熙帝也尝说起自己母亲的事迹，称：“臣父祚延早年见背，臣兄弟方在襁褓，赖臣母李如柏和丸以有成立，数十年坚贞苦节，可泣鬼神。”[11]
　　熊赐履于顺治十五年（1658年）中进士，授庶吉士。顺治十六年，散馆授翰林院检讨。康熙四年，补弘文院侍读。六年，熊赐履完成了自己第一部重要的理学著作《闲道录》。是年，熊赐履进呈在清初政治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万言疏》。该疏对清朝时政、特别是四大辅臣推行的种种政策提出尖锐批评，明确提出：治乱本原之地，“亦在乎朝廷而已”。要求少年皇帝加强儒学修养，以程朱理学为清廷“敷政出治之本” [12]。正是这道奏疏，使康熙皇帝对熊赐履刮目相看。七年，授秘书院侍读学士。八年，康熙帝清除鳌拜集团，此后，熊赐履政治地位迅速上升。九年，擢国史院学士。旋复内阁，另设翰林院，熊赐履为掌院学士。康熙十二年，清廷决定撤藩，熊赐履对此不以为然，告诫康熙帝：“国家方太平，以无事为福，道在休养绥定而已。今无故徙数十万安居乐业之众，移置穷荒不毛之墟，仓促逼迫，势逐刑驱，未有不生怼怨，众怒不可激。一夫称乱，所至瓦解，前事如此，可勿戒与”[13]。
　　事实证明，熊赐履关于撤藩必反的估计是正确的。“三藩之乱”爆发后，熊赐履积极协助清廷平定叛乱，曾代拟《宣谕云贵等处官民敕》。该敕宣布削除吴三桂爵位，要求云贵居民“各按职业，并不株连”，“其有能擒斩吴三桂头献军前者，即以其爵爵之。有能诛缚其下渠魁及以兵马、城池归命自效者，论功从优叙录，朕不食言。”[14]该敕颁布后，对孤立吴三桂叛乱势力，笼络人心，产生了重要影响。
　　十四年，康熙帝以熊赐履“素有才能，居官清慎”，升武英殿大学士[15]。然而，次年熊赐履即以嚼签案罢归。
　　爆发于康熙十五年七月的嚼签案，是关系熊赐履政治命运的一件大事，也是影响时人和后人对其人品和学问评价的重要事件。据《清圣祖实录》载：“甲午，吏部议复大学士巴泰等疏参大学士熊赐履，将陕西总督哈占题报获盗犯开复踈防等官之疏，误票“三法司核议具奏”。奉旨查问。熊赐履欲掩饰己过，私取草签嚼毁，以大学士杜立德所票另疏草签，扯去纸边，改写小字，希委咎于杜立德，殊玷大臣之职。应将熊赐履革职。得旨：熊赐履著革职。”[16]
　　关于嚼签案的细节，官方文献记载不详，惟李光地《榕村语录续集》有生动而具体的描述。辞云：“孝感偶然拟批错了一件，被皇上检出来问。孝感颇心动，次日五更，便先到阁，叫中书拿本来，又命中书退，看是自己错的。见宝坻（即杜立德）平素糊涂些，因将自己签子嚼了，裁去宝坻别本一条批签，易书此错批于上，将宝坻不错本入自己数内，而自己书其批。宝坻来，孝感迎，谓之曰：‘老先生昨又错批了。’宝坻这日却又精明，即取本看，自己摇头作色曰：‘学生不曾见这个本。’孝感曰：‘老先生忘记了，非公而谁？’宝坻又审视曰：‘昨日不曾见此，是何缘故？’厉声呼中书林麟焻至前，骂曰：‘吾不曾见此本，都是汝等作弊，予将启奏，先夹起你来审。’林大惧，跪白曰：‘与中书不干，中书为何作弊？’杜问曰：‘为何这一条签独短些？’林曰：‘不知。’又问曰：‘这一条是你的字么？’曰：‘不是。’曰：‘别签是你字么？’曰：‘是。’曰：‘这必定有弊了’。索在旁知觉，曰：‘这容易。有昨日几本、几原签，即可知是谁错。’查少一原签字，问熊，熊忿然曰：‘这样难道原是我作弊不成？’喧争太甚，一学士觉罗沙麻出曰：‘熊阿里哈达何苦如此？某今夜在亲戚家丧事守夜，过来的更早，在南炕上倒着，看见阿里哈达检本，口内嚼了一签子，如何赖得？’熊语塞，索遂必欲启奏。众劝不止，索拉宝坻竟启奏，下吏部。那时北门为冢宰，问口供，中堂都到，熊不出一语，曰：‘公等如何落供，即如何，某无可说。’索曰：‘这本无大事，就是审贼犯，也毕竟要他自己亲供，方可定罪。老先生不言，如何定案？’熊仍不语，索又曰：‘老先生不要怕。就是如今吴三桂、耿精忠自己说出真情来降，皇上也只得歇了赦了他，何苦不言？’窘辱备至，因说：‘罢了，就是如此罢了。’遂落职回。”[17]
　　以理学自居的熊赐履竟然通过不正当手法欲诿过同僚，一时间不少人很难相信，认为是索额图陷害，甚至徐乾学也认为嚼签案，“全是椒房害之，绝无影响” [18]。耐人寻味的是，熊赐履本人竟无辩解之辞。观赐履之为人，若确系诬陷，必定想方设法予以澄清（如有人责其“施舍”僧人，他即声明自己“生平不佞佛”，有人斥其“贪鄙”，他即表示“生平不敢爱钱” [19]），而独于此事默默受之，其中缘由自可想见。
　　熊赐履之罢官，正值三藩之乱，时“楚氛未靖”。熊赐履乃迁居江宁城北之莲花桥，后又移居溪西之清凉台[20]。此后十余年，熊赐履“疴卧荒江，罕与世接”[21]，“十年来未尝离清凉一步”[22]。寓居江宁期间，以其昔日为官清廉，家无积蓄，故熊赐履生活十分艰难，“和蕨羹，啖虾菜”[23]，“寒素自持，与儒生等”[24]。尝对徐乾学说：“仆近状无可为知己道者。昨年薄田无收，老弱数十口并枵腹僵卧，无以异于沟中瘠。目前青黄不接，数米而炊，杂以野菜，亦聊以免死。”[25]然在这种艰苦的生活中，熊赐履仍潜心于理学研究。自称：“仆在江宁八年矣。六代烟云，了无所得，惟收拾遗书数万卷，日夕翻阅不暇。又此间士习浮靡，春花秋月，常在歌船舞榭间，仆不能与之征逐，惟独坐江楼而已”[26]《学统》、《下学堂札记》、《朴园迩语》等著作均在江宁完成，可以说，熊赐履的基本学术体系形成于江宁隐居时期。
　　康熙二十七年，清廷以礼部尚书起熊赐履于家，旋因母丧，南归。二十九年复授礼部尚书，三十年入都，三十一年调吏部尚书，三十八年授东阁大学士[27]，充《平定朔漠方略》和《明史》总裁官。四十二年（1703年）四月，刚满68岁不久的熊赐履以“年迫古稀”乞休，康熙帝令以原官解任，仍食俸留京师以备顾问。四十五年回到江宁。四十八年八月卒，谥“文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孔继涵作《经筵讲官太子太保东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熊文端公赐履年谱》载熊赐履卒于四十七年八月，《清史列传》谓熊赐履卒于四十八年十月，二者均不准确[28]。《清圣祖实录》明确记载熊赐履卒于康熙四十八年[29]。清廷有关档案则有熊赐履去世的具体日期。康熙四十八年九月初二日，江宁织造曹寅专折奏报熊赐履病故，称其“于八月二十八日未时病故”[30]。九月十二日，两江总督噶礼在给皇帝的奏折中，也明确报告：“奴才甫到任，熊赐履即于八月二十八日病卒。”[31]故熊赐履卒于康熙四十八年八月二十八日当为定论。

　　　　　　　　　　　　　　　二、熊赐履与康熙初政

　　观熊赐履之一生，其在政治上最为活跃，对清朝历史影响最为深远的时期，是在康熙初年。
　　康熙初年，尽管清军入关已达二十年，然其基本治国方针并未真正确立，清朝内部，围绕着将中国社会引向何方，仍存在着满洲“家法祖制”与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中原传统政治文化的尖锐对立，这种对立和满汉官僚以及清朝君臣之间的权力争夺交织一起，就使当时的政坛诡谲百出，风云变幻，“朝举夕罢，旋罢而旋举，甲张乙驰，倏驰而倏张，不独盈庭聚讼，空耗僚采之精神，抑且令甲游移，重伤国家之大体”[32]。特别是四大辅臣把持朝政，“于一切政务，思欲率循祖制，咸复旧章” [33] ，以致清廷内部满汉冲突更趋激化。立身清廷的汉族官僚、特别是理学官僚们，面对辟雍之钟鼓不闻，文华之几案未设，“清铨叙而吏道益杂，肃官箴而媕窳滋甚，纲纪日以驰，风俗日以偷，人才日以坏，民生日以蹙”的严峻形势[34]，不得不思有所作为，使清朝政治沿着儒家思想所规定的方向发展。
　　在康熙帝亲政前的数年中，在朝汉族官僚主要通过两个渠道力图影响朝政：一是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对四大辅臣的政策提出质疑甚至批评；二是努力争取年轻皇帝学习和认同儒家社会与政治主张。在他们看来，皇帝的文化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政权的文化选择，所谓“君心正则天下治，如天枢之运众星”[35]。熊赐履说：“君心者万机之枢要，而万化之权舆也，故王道必以正心为本。”[36]国家“根本切要之地，端在我皇上之一身。盖皇躬者，又万机之所受裁，而万化之所从出也”[37]。故在促使皇帝尽心儒学问题上，理学官僚们意见十分一致，将其视为当今“第一要务”[38]。在康熙初年激烈的满汉文化冲突中，地位并不显赫的熊赐履站在斗争的最前列。
　　康熙六年五月，康熙帝令内外文武各官，就“一切民生利病，应行应革”，“其各抒所见毋隐。”[39]六月，熊赐履即上《万言疏》。这道奏疏在清朝政治史上是一份值得高度重视的历史性文献，是当时理学官僚的一份政治宣言。其中，下面两点尤其值得关注：
　　第一，熊赐履站在理学的立场，对由四大辅臣主导的清朝政治现状提出了尖锐批判。熊赐履指责说：“今朝政之可议者不止一端”。清廷存在着“政事纷更而法制未定”，“职业隳废而士气日靡”，“学校废弛而文教日衰”，“风俗潜侈而礼制日废”等重大弊端，并别具深意地提醒康熙皇帝：“急功喜事之辈，而意为更变于其间，但知趋目前尺寸之利以便其私，而就中莫大之忧、无穷之患，潜倚暗伏于冥冥之内，而皆不知所以为之计。”[40]
　　第二，明确提出要以儒学为治国安邦之具。熊赐履指出：若皇帝“直接夫二帝三王相传之心法，自有以措斯世斯民于唐虞三代之盛，而非汉唐宋明之所能望其项背也，又何吏治不清，民生不遂之足虑哉？”要以儒家思想治国，必须加强皇帝的儒学素养。为此，熊赐履建议康熙帝加强儒学修养，“慎选耆儒硕德，置之左右，优以保衡之任，使之从容闲宴，讲论道理，启沃宸衷,涵养圣德。又妙选天下英俊，陪侍法从，以备顾问，毋徒事讲幄虚文。若夫《大学衍义》一书，叙千圣之心传，备百王之治统，伏愿皇上朝夕讲贯，证诸六经之文，通诸历代之史，以为敷政出治之本。”[41]
　　熊赐履这道“万言疏”，显然得到了康熙帝的认可。当时，鳌拜“恶其侵己”，欲治其罪，但为康熙帝所阻止，称：“彼自陈国家事，何预汝等邪？”[42]。
　　在“万言疏”获得康熙帝认可后，熊赐履加紧了自己争取皇帝支持的进程。康熙七年正月，清廷建“孝陵神功圣德碑”，熊赐履代拟碑文草稿。在草稿中，熊赐履针对顺治帝遗诏的内容，特别是针对“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的说法，为其作了全面平反，将顺治帝描写成了一个实践儒学的理学皇帝。称：“我皇考以道统为治统，以心法为治法。禀天纵之资，加日新之学，宜其直接乎帝王之传而允跻于三五之隆也。”[43]这种脱离实际的溢美之辞，与其说是歌颂顺治帝的丰功伟绩，毋宁说反映了理学官僚们对康熙帝的期望。据熊赐履自述：“稿成，满汉看，定全用。及发译，参用它作。”表明当时大多数在朝官员认可了熊赐履的政治主张。虽然清廷正式公布的碑文比较平实，没有简单地将顺治帝和“心法”、“道统”等联系起来，但有一条主线和熊文是一脉相承的，这就是为顺治帝平反，充分肯定其“好学不倦”，“知性知天，洞悉至道”[44]。这一事实暴露出康熙帝对熊赐履等人基本政治和文化理念的认同，预示着清朝政治的重大转变即将到来。
　　康熙七年九月，熊赐履又上《请除积习销隐忧疏》，该疏鲜明地表达出理学官僚们对鳌拜当朝用事的不满，以及对清朝政治前途的担心，称：“朝政积习未除，国计隐忧可虑”，并使用了“我皇上聪明天亶，朝纲独握”这种富于激励性的语言。在奏疏中，熊赐履明确要求康熙帝重用儒臣：“伏愿皇上临莅之暇，间御便殿，接见儒臣，咨诹讲论，如天人理欲之分，危微操舍之关，国运盛衰之故，以及人才消长、民生休戚、天命去留、生灵向背，一一明晰而讨究之。或引证经史，或指切时务，务期表里精粗洞彻融贯。” [45]这道奏疏显然触动了鳌拜和康熙帝两人的敏感神经。鳌拜怒而诘其“积习”、“隐忧”实事，并以所陈无据，下部议，降二级用。而康熙帝却宽免了对熊赐履的处分。数月后，康熙帝即清除鳌拜集团，并手书鳌拜责难熊赐履一事，令治其“期罔”之罪[46]。
　　康熙八年五月，鳌拜被清除，这为熊赐履在清朝政治中发挥作用创造了良好条件。大学士冯溥说：“今上惟清岳之言是听”。李光地也说：熊赐履“名甚盛，又得君”[47]。事实也是如此，在此后数年中，熊赐履逐渐成为影响清朝政治的重要人物。他从促使最高统治者系统学习儒家思想文化入手，着力解决清朝政治发展方向问题。
　　宋儒程颐尝云：“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48]。由于康熙帝年幼，可塑性强，熊赐履竭力鼓吹恢复经筵日讲，力图给理学官僚用儒家学说影响皇帝提供制度化的渠道。
　　有清一代之经筵日讲制度，肇始于顺治。“顺治九年定每岁于春秋仲月御经筵后，举行日讲礼，嗣后率以为常。冬夏至前一日乃辍讲。”[49]然而，直到顺治十三年（丙申），才正式开始日讲。王熙《自著年谱》云：“（丙申）二月，奉谕开日讲，命选择翰林中品行端方、文学淹博满汉官，具题钦点。”“四月，上御讲筵，直讲《通鉴》一段，赐宴行宫，随驾还京。”“秋，升左春坊左庶子，兼内秘书院侍读。上幸景山臻禄阁，召日讲官三人，各讲经书一篇。”[50]康熙初年，由于鳖拜等人当朝，加之孝庄皇太后“甚厌汉语，或有儿辈习汉俗者，则以为汉俗盛则胡运衰，辄加禁抑”‚，经筵、日讲均未举行。及康熙帝亲政后，很快采纳熊赐履等人的建议，恢复了经筵日讲制度。九年七月，康熙帝召熊赐履进讲“道千乘之国”一章，继讲“务民之义”，听后，康熙帝“大喜”，“随命取经筵日讲仪注以进”[51]。十月，降旨：“帝王图治，必稽古典学，以资启沃之益。经筵日讲，允属大典，宜即举行”。令礼部“详察典例，择吉具仪奏闻”[52]。不久，清廷决定日讲从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开讲，经筵从次年二月十七日开讲，春秋二次举行[53]。熊赐履随之成为康熙朝最早直讲禁中的翰林官。王世禛云：“今上亲政后，选翰林官直讲禁中，先在弘德殿，后移于乾清宫。讲官始则熊赐履，继为史鹤龄、孙在丰、张英、徐元文、叶方霭、张玉书、汤斌、归允肃。”[54]
　　十年二月，清廷于保和殿举行经筵大典，熊赐履进讲《尚书》“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二句，康熙帝听后十分感慨，说：“今日可为得行其言矣”。自此，经筵制度被正式确立。旋康熙帝又以“经筵体严时暂，工夫切实在日讲”，令熊赐履为日讲官，进讲于弘德殿。[55]在经筵日讲制度恢复的同时，起居注制度也被恢复，一批信奉儒学的官僚获得了与皇帝接触和交流的相对固定的合法机会。
　　在此后数年中，熊赐履着力向年轻皇帝灌输儒家思想和统治方略。其核心内容是用内圣外王之道影响康熙皇帝，从确立最高统治者基本价值观念的角度明确清朝用人行政之指导思想。
　　康熙帝和顺治帝不同，自幼即对佛法不感兴趣。亲政后，在理学官僚的推动下，如饥似渴地学习儒学，而熊赐履也不失时机地向年轻的皇帝灌输理学的基本主张和治国安邦之道，所谓“每诘旦进讲，圣祖有疑必问。公上陈道德，下道民隐，引申触类，竭尽表里”[56]。康熙帝也称赞熊赐履：“早夜惟谨，未尝不以内圣外王之道，正心修身之本，直言讲论，务得至理而后已”[57]。清初理学以崇尚主敬为其重要学术特征，熊赐履为康熙帝讲解儒学，也惟慎惟谨，不敢轻加发挥，自称：“赐履每有奏对，必引经传。唯恐片语支字有谬于先圣先贤之指。”“不敢忘行谬说，创为别解，以侮圣言，辜清问。”[58]主敬，是清初理学竭力推崇的基本学说主张。熊赐履结合人君之实际，予以发挥。他告诉康熙帝：人君必须清心寡欲，常存敬畏之心，“若心体一有所著，为外物所蔽，而本体失矣。本体一失，诸事尚可问乎？古之人臣，无时不以存敬畏、戒逸豫告诫其君者，良有以也。”[59]又说：“帝王之治本于心，帝王之心主于敬。”[60]康熙帝对熊赐履的主张完全赞同，强调“诚敬一理，敬又为诚之本”[61]。他在学术上专宗程朱，称自己“性理宗濂洛”[62]，认为“二帝三王之治本于道，二帝三王之道本于心，辨析心性之理而羽翼六经，发挥圣道者，莫详于有宋诸儒”[63]。又对熊赐履说：“人主势位崇高，何求不得？但须有一段敬畏之意，自然不至差错。便有差错，也会省改。若任意率行，鲜有不失之纵佚者。朕每念及此，未尝一刻敢暇逸也。”[64]主敬思想，可以说贯穿了康熙帝的一生。康熙五十年三月，他在回忆自己一生事业时说：“朕自幼读书，略观经史。持身务以城敬为本，治天下务以宽仁为尚。虽德之凉薄，性之不敏，而此心此念兢守五十年，夙夜无间，即纤悉细务不敢少有怠忽。”[65]
　　熊赐履讲学宫中，特别注意结合清朝政治的现实，鼓励皇帝讲求实际，躬行儒学。他对康熙帝说：“凡事须求实际，不贵具文”。又说：革除积习，“唯在皇上躬行倡导，加意剔厘，太平无疆之业，端在是矣。”[66]他还强调：“若君之导民，不徒以其法而必躬行其实，以为天下先。如欲民兴孝，先自尽孝道，欲民兴悌，先自悌道，如此民既有所观感矣。”[67]康熙帝对理学躬行学说极为赞同，他认为知行相比，行比知更为重要。尝论知行孰重时，说：“毕竟行重。若不能行，则知亦空知耳”[68]。又说：“明理最是紧要。朕平日读书穷理，总是要讲求治道，见诸措施。故明理之后，又须实行。不行，徒空谈耳。”[69]正是崇尚躬行，使他一生讲求实际，力图按儒家思想做人，按古帝王之道治国，为中国历代帝王中实践儒家学说的典范。
　　康熙十六年十二月，康熙帝亲制《日讲四书解义序》。在这篇纲领性文献中，明确宣布清廷要阐扬儒学，以德礼治国。表示：四书乃“圣贤训辞诏后，皆为万世生民而作也。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矣。”清廷将“以此为化民成俗之方，用期夫一道同风之治，庶几进于唐、虞三代文明之盛也夫。[70]以此为标志，理学从此在清朝社会，特别是在朝廷政治生活中获得了正统的，而且是合法的主导地位。这一历史事件，从政治的高度，促使十七世纪中国政治文化在经过明末清初的急剧震荡之后，重新确立了以儒家纲常伦理为核心的主导意识形态，程朱理学获得了宝贵的复兴之机。当时一些目光敏锐的理学家觉察到了这一重要政治动向。李光地欢呼说：“自朱子以来，至我皇上又五百年，应王者之期，躬圣贤之学，天其殆将复启尧舜之运，而道与治之统复合乎？”[71]耐人寻味的是，这个时候，熊赐履正因嚼签案，闲居江宁。
　　除了基本思想主张外，熊赐履还向康熙皇帝灌输了大量儒家的治国之术，为康熙帝统治思想之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主要有：
　　第一，致治以服人心为本。康熙帝尝问熊赐履：“朝廷举动如何方可服人？”熊赐履说：“人有贵贱，心理都同。惟事事准乎道理，人心自尔悦服。不然，虽蚩蚩之众，不能强之使从也。”康熙帝对此深为赞同，说：“致治以服人心为本，人心服，更无余事矣。”[72]
　　第二，民为邦本，休养生息。要服人心，最重要的是要改善百姓生活，使其能够安居乐业。九年，康熙帝令熊赐履作大字，熊赐履即书“敬天法祖，知人安民”八字以进[73]。熊赐履对康熙帝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今天下小民穷苦尚无起色，惟在修养抚息。务令家给人足，庶几教化可兴，此万世治平之基也。”[74]针对当时边疆动荡，“东南海孽，西北边情”的情况，熊赐履建议康熙帝集中精力从事建设，“惟严以备之，慎以防之而已。而根本之计，在内地，不在边疆；在朝廷，不在四方。内安斯外靖，本固则邦宁。”[75]这一建议在三藩之乱爆发以前，基本上为清廷所遵循。民为邦本、休养生息，则作为清廷的基本指导思想，被长期遵行。
　　第三，清心寡欲，临下以简。康熙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康熙帝在懋勤殿与熊赐履讨论为政之道。康熙帝说：“从来与民休息，道在不扰。与其多一事，不如省一事。朕观前代君臣，每多好大喜功，劳民伤财，紊乱旧章，上下讧嚣，民生日蹙，深可为鉴。”熊赐履告诫道：“《书》云：临下以简。又云：鉴于先王成宪。皇上此言，诚千古守成之要道也。但欲省事，必先省心。自强不息，方能无为而成；明作有功，方能垂拱而治。人主诚能清心寡欲，日新又新，则大本已立，凡举措设施可不劳而理矣。纷更繁扰，则丛挫罔功；怠窳废弛，则痿痺不振。历观前代，俱有明验也。”康熙帝对此颇为赞同，说：“居敬行简，方为帝王中正之道，尔言朕知之矣。”[76]
　　第四，用人惟慎，好问好察。用人，实际上是政治权力的授予。用人得当与否，直接关系到传统政治的治乱安危。对此，中国历代统治者高度重视。熊赐履集中精力向康熙帝灌输儒家用人之道。他对康熙帝说：“凡取人以品行为本，至于才器大小，各有不同，难以概律。自古迄今，才全德备者有几！帝王随才器使，但用其长，不求其备。譬之宇宙间种种色象，万有不齐，一入洪钧大造，都成有用。天地无弃物，圣贤无弃人，其理一也。”康熙帝对此十分赞同[77]。康熙十二年三月，熊赐履和康熙帝比较深入地讨论了用人问题。针对康熙帝指责一些官员好名，熊赐履说：“圣贤教人，重实行不尚浮夸，贵闇修不求声誉，职此之故。但三代而后，非比往古，中材以下，难语上哲。苟能顾惜名节，犹胜于无所忌惮。好忠孝之名，是犹知有忠孝，好廉节之名，是犹知有廉节。始虽假托虚名，久之或即其实。皇上但当于假中求真，若并假而废之，则其益不可得矣。无所为而为善，遁世不见知而不悔，此圣人事，岂易多观哉！”康熙帝对此予以首肯，进而问道：“有治人无治法何谓也?”熊赐履对曰：“从来无无弊之法。得其人，变化因心，自足以治；不得其人，虽典谟官礼，亦难尽善。皇上惟留意用人。人材得，则政事理，不易之道也。”康熙帝说：“真能办事的也难多得。”熊赐履答道：“知人则哲，古帝其难。有平淡木讷若无所长，而中饶干济可以理烦任剧者；有才情气魄大似有为，而识养浅露反致偾事者。人之能否，俱未可以外貌定也。”康熙帝说：“朕观人先心术，次才学。心术不好，便有才学何用。”熊赐履对道：“才有大小，学有浅深。朝廷因才器使，难拘一格。至立心制行，人之根本。圣贤衡品，帝王抡才，必首严其辨。圣谕及此，诚知人之要道也。” [78]熊赐履还对康熙帝强调说：“为政端在得人。得其人矣，必委任以成其志，鼓舞以尽其才。若善善而不举，恶恶而不去，赏不足劝，罚不足惩，虽二帝三王，亦难以为治。故用舍黜陟，人主出治之大权，最当审量者也。”[79]当时一些汉官主张“风闻言事”，康熙帝担心“不肖之徒，借端生事，假公济私，人主不察，必至倾害善良，扰乱国政，为害甚钜。”熊赐履告诉康熙帝：“言官渎奏乱政，固足为害，但言路通塞，关天下治乱。古者谏无耑官，士庶亦得建白。盖人主深居九重，一日万机，若非兼听广纳，明目达聪，则政事得失，生灵休戚。何由周知其故？古人悬鞀设铎，止辇旌槛，良以此也。盖闻见不可以不广，而采纳不可以不慎。闻见不广，则病在壅塞；采纳不慎，则病在泛滥。好问好察，执两用中。舜之所以为大知也。”[80]康熙帝和熊赐履的看法完全一样，强调言官“系朝廷耳目之官，上之则匡过陈善，下之则激浊扬清，务求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乃称厥职。”[81]宣称：“广开言路，为图治第一要务。”[82]
　　第五，为政务实，不尚空谈。熊赐履告诫康熙帝，为政“以实不以文，修意必修事也。” [83]。“皇上励精图治，旰食宵衣，可谓无逸作所矣。但凡事须求实际，不贵具文。”[84]熊赐履所谓的讲求实际，就是采取措施，与民休息，推行教化，建立儒家的理想社会。在具体政务中，熊赐履高度重视吏治问题。他对康熙帝说：“皇上锐意治理，臣下奉行不力，未能宣布德意，俾膏泽下究于民。诏旨几属虚文，政纪总成故套，臣恐虽尧舜在上，难有升平之望。”[85]康熙帝曾问熊赐履：“从来治国在安民，安民在弭道。如今外面盗贼稍息否？”熊赐履对道：“圣谕及此，天下生灵之福也。臣阅报，见盗案烦多，实有其故。朝廷设兵以防盗，而兵即为盗；设官以弭盗，而官即讳盗。官之讳盗，由于处分之太严；兵之为盗，由于月饷之多尅。畿辅响骑多凭射虎，有司不敢问也。山海流亡啸聚萑苻，将弁若罔闻也。欲求盗息安民，岂可得乎？今日弭盗之法，在足民，亦在足兵；在察吏，亦在察将。少宽缉盗之罚，重悬捕盗之赏，庶乎其可也。”[86]熊赐履倡导的这种务实的为政作风，得到了康熙皇帝的高度认同，在实践中，有助于清廷集中精力解决百姓生计问题，为百姓安居乐业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
　　总之，熊赐履登朝用事之际，正是康熙皇帝世界观、人生观形成之时，他抓住这一时机，及时向年轻皇帝传播理学政治社会主张，基本上为康熙帝所接受，影响甚为深远。《圣祖仁皇帝圣训》曾记载了熊赐履和康熙帝关于学说的两次对话：“（康熙十二年九月甲戌，康熙帝）谕讲官熊赐履曰：朕观尔等所撰讲章，较张居正直解更为切要。熊赐履奏曰：臣等章句小儒，不过敷陈文义，至于明理会心，见诸日用，则在皇上自得之也。上曰：讲明道理乃为学切要功夫，修已治人，方有主宰，若未明理，一切事务于何取则？又谕曰：学问之道，毕竟以正心为本。熊赐履奏曰：圣谕及此，得千古圣学心传矣。己卯，上谕讲官熊赐履曰：《大学》“格物”二字，包括无余，但其间有根本有切要，非泛骛于器数之末，为支离无本之学也。又谕曰：天地古今，大本大原只是一理，故曰：一以贯之。然则博文约礼工夫，合当如是。”[87]
　　康熙帝后来回忆说：“熊某之德何可忘？我至今晓得些文字，知些道理，不亏他如何有此？”[88]彭绍升反观康熙初年的历史，也说： “圣祖以春秋两讲为期阔疏，遂命公（熊赐履）日进讲弘德殿。每诘旦进讲，圣祖有疑必问，公上陈道德，下道民隐，引申触类，竭尽表里。盖公自初应诏上疏，即力言圣学为第一要务，其后屡以为言。会圣祖日益勤学，既开经筵，益尽心于尧舜羲孔之道，暨周程张朱五子之书，咨诹讨论，达于政事，仁浹而政炳，其端绪实自公发之。” [89]其言生动地反映了熊赐履对康熙帝为政思想的深刻影响。

　　　　　　　　　　　　　　　三、熊赐履与康熙朝党争

　　康熙朝以党争炽烈著称。就其主要内容，则在初年为鳌拜集团与皇权及理学官僚之间的斗争；中期为明珠、徐乾学等满汉官僚之间的权利纷争。此外，康熙中后期皇室内部围绕皇位继承问题展开了激烈争夺。三次斗争，熊赐履都置身其间。
　　在反对鳌拜集团的斗争中，熊赐履作为理学官僚的代表、作为皇权的坚定拥护者，站在了斗争的前列，慷慨直言，以致鳌拜责其“弹劾我等，理应惩治”[90]，进而受到康熙帝的重用，对此，本文前已论及。这里，主要对其在康熙中后期政治斗争中的表现，作简要梳理。
　　从有关材料看，在鳌拜集团被清除后的一段时间，清朝内部虽然相对和谐，但党争的伏笔已经埋下。当时，因备受康熙帝信重而受众人侧目的熊赐履成为一些官僚攻击的对象。嚼签案事发，索额图等人对其百般窘辱，及其去职后，朝中更有人必欲将其置之死地。康熙帝说：当时廷臣“皆言熊赐履不好”。康熙十六年《日讲四书解义》成，该书本为熊赐履所作，但刊刻之时，尽管康熙帝主张熊赐履应列其名，但大学士索额图、杜立德、冯溥等坚决反对，认为熊为“名教中罪人，不应刊名”。而汤斌更从学术的角度，否定该书的价值，以致康熙帝怒责：“汉人行径殊为可耻！”康熙帝后来回忆说：“前熊赐履所作《日讲四书解义》，刊刻之时，朕以为熊赐履所作，应列其名。原任大学士索额图、杜立德、冯溥以熊赐履名教中罪人，不应列名。又因僧人事牵连议处，朕以为熊赐履断不为此，故宽释之。彼时若将熊赐履问罪，今如何可用？且熊赐履所作《日讲四书解义》甚佳，汤斌又谓不然。以此观之，汉人行径殊为可耻。”[91]
　　需要说明的是：《日讲四书解义》最终未列名熊赐履，列名总裁官的是库勒纳、叶方蔼等人。《孝经衍义》一书也是如此。该书本系熊赐履主持完成。熊赐履称：“仆于辛亥年（1671）被命总其事，即发凡起例，属元少诸子脱稿，而仆实为手定之。乙卯（康熙十四年）待罪纶扉，已校订成书矣。但以时方用兵，未及缮写进呈耳。”后清廷颁布该书，列名总裁者为叶方蔼、张英等人。熊赐履说：“其所号称总裁者，则皆从未展卷一寓目者也。”哀叹：“世事至此，岂不令人永叹！”[92]
　　在熊赐履寓居江宁期间，清廷内部爆发了激烈的党争。其中，主要是徐乾学和明珠等人的权力斗争，清廷两位重要理学家熊赐履和李光地均卷入其中。政坛风云诡谲，也深刻地影响到了熊赐履和李光地的关系。
　　据李光地《榕村语录续集》载，熊赐履落职后，徐乾学曾鼓动李光地一同拜会大学士明珠，要求启用熊赐履。徐乾学对李光地说：“熊老师不出，天下何以治？其去之事，全是椒房害之，绝无影响。今日吾辈，通是老师门生，非为私情，乃是公议。求明公一言起之，所关不小，年兄其助我乎？”然而，当徐乾学和李光地与明珠相见时，李光地一言不发，反倒宣称：“予生平不求人，亦不代人求。若是皇上问，自当以实对”。而明珠不但拒绝在皇帝面前为熊赐履求情，反倒挑拨熊赐履和徐乾学的关系，称熊赐履“待你未必好”。“（熊赐履）何尝不说你学问好，但别处不好，奈何？”结果三人不欢而散[93]。
　　经此次会面后，熊赐履和明珠、余国柱、李光地等人的关系趋于紧张，转而与索额图交结，共同“与明珠为难”[94]。明珠、余国柱惟恐熊赐履重新起用，加紧在康熙帝面前进行活动。明珠等人曾将熊赐履所著《学统》进呈康熙帝，指责该书“有毛病”，而康熙帝以熊赐履“看的书多，毕竟有好处”，不置议论[95]。与此同时，熊赐履和徐乾学、陈廷敬等南书房诸臣的关系更加紧密，颇有串通结党之嫌。徐乾学为熊赐履复出奔走的事，熊赐履显然知道并十分感激。他曾致书乾学：“颇闻足下关注于仆，备极苦衷。在足下雅具古人肝肠，故虽以仆之不肖，而亦未忍漠视之，此厚道也。”同时，又不乏虚伪地表示：“从前种种，如烟霞变灭可尔。清凉一片地，尘坌绝少，篱落萧疎，有柴桑之致。仆艺蔬饮水其中，甚乐也。”熊赐履将徐乾学视为知己，认为只要徐乾学得人，即“实可为吾党之庆。”[96]并向徐乾学推荐自己的中表弟，认为其中表弟既在“公（徐乾学）门”，当“亦班于蔡黄之列”，建议徐乾学在康熙帝面前，“特为荐达”，“则不特为馆阁储材地，即异日肩斯道者，亦必属诸斯人之徒矣。”[97]观其在乾学面前为亲戚谋求，毫不避讳，足见二人关系非同一般。在此期间，熊赐履又加紧和颇受康熙帝信重的陈廷敬联系，致书称：“惟祝先生早登揆席，立取斯世而黄农之。履得以优游松牖，日夕微醺，以娱圃稼，兼且击壤之暇，讨论邱索逸简，补孔壁汲冢之或遗，斯则履之分愿尔尔也。”[98]
　　康熙二十七年，熊赐履复起为礼部尚书，徐、熊交往更密。二十八年，康熙帝第二次南巡。徐乾学事先派人告诉在家守制之熊赐履皇帝所喜者为谁，不喜者为谁，嘱其“喜者当极力推荐，不喜者当极力排斥”。又称：“上一到南京，必召见孝感，定有半日扳请，访问朝臣殆遍”。康熙帝到了南京，果然召见赐履，“日中而入，上屏退左右与语，至黄昏殆出。”[99]熊赐履乘机推荐时因索贿被免职的徐乾学“道德、文章、经济兼之，古无其匹，此乃气运极盛所生之才，不用可惜”[100]。康熙帝则御题“经义斋”匾额以赐。皇帝的重视令熊赐履感激万分，“跪捧之下，涕泗交颐”[101]。后来熊赐履到京任职，徐乾学回籍，熊赐履仍不忘为其通风报信，尝致信乾学：“主上旧眷不忘，足下第静俟之”[102]。而康熙帝对徐乾学也“曲予矜全”[103]，使其得以善终。
　　在与徐乾学交接、串通的过程中，熊赐履和李光地的关系日趋紧张，彼此互相诟斥，言辞及于下流。熊赐履说李光地“一字不识，皆剽窃他人议论乱说，总是一味欺诈”。李光地对熊赐履深受皇帝信重，十分嫉妒，责其“平生一味大言欺人，盛气加人”，甚至认为他“罪又在徐乾学、高士奇上” [104]。因为痛恨熊赐履，李光地甚至对康熙帝用人方针颇有微词。当康熙帝令其与赐履商议朱子书名目次等事，他虽对熊赐履表示：“凡此皆据地浅见，仰质圣人，不敢自谓有当也。今读先生所批驳，则仍旧目次序，亦无甚碍于理，谨照旧目另编为五巻缮写已完，奉呈尊览，如尚有未当，亦祈一一签示，以便改正”[105]，但私下却感叹“真是气闷事”。哀叹康熙帝对熊赐履虽然心中不服，“却又不敢去他”[106]。
　　需要说明的是，康熙帝对熊赐履卷入党争虽然有所察觉，但仍十分信任，而对李光地的学问人品则有所怀疑。比较典型的如：二十八年，康熙帝针对起用熊赐履一事说：“熊赐履乃读书之人，母丧未满，今虽召用，亦必控辞”[107]。而三十三年，李光地之母病故，康熙帝却令其“在任守制”，以致爆发轰动一时的“夺情案”，将光地“贪位而忘亲”的品行暴露无遗。康熙帝曾说：“许三礼、汤斌、李光地俱言王守仁道学，熊赐履惟宗朱熹，伊等学问不同”[108]。康熙帝笃守主敬，专宗程朱，既认为李光地讲阳明之学，熊、李二人在他心中的分量自可想见。
　　康熙三十八年，熊赐履入侍皇太子。是时，云礽已经失宠。熊赐履的入侍，对处境艰难的皇太子来说，显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机会。因此，云礽刻意拉拢熊赐履，礼遇优渥。熊赐履称：“自新春入侍东宫讲席，恩礼优隆，锡予稠叠，实从来罕有也。”[109]入侍不久，即赐赐履宋刻《朱文公年谱》一函，并传旨：“千岁爷以先生素讲正学，今开导有益，特赐此书，乃大内藏本。”[110]又题“闲道堂”匾额，题赐对联：“朝宗不惜回澜力，对越常怀捧日心”，赞其“正学维世，纯忠格天”[111]，至若赐砚、赐几、赐扇等更难以悉记。熊赐履对东宫的赏识十分感动，称为“知遇”[112]。对东宫之事颇为尽心，“凡东宫问三教九流之书，他都记其目录、人姓名，大言不惭，挥斥指画如烂熟者然”。东宫遂认为赐履之学问“自古无匹”。李光地不无嫉妒地说：东宫视熊赐履为“私人”，“独亲厚些” [113]。其言虽未必有据，但说东宫和熊赐履关系亲密应该不无根据。事实上，熊赐履在内心已将两宫并提，宣称“东宫睿学已大成”，自己要“一点愚忱报两宫”[114]。当然，熊赐履虽对东宫的赏识感恩戴德，然以其宦海沉浮之阅历，决不会轻易成为皇太子之党羽。观赐履所记与东宫交往之诗文，其中并无刻意奉承、迎合之辞。不过，需要研究者注意的是，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熊赐履和云礽舅氏索额图的关系进一步改善。康熙帝“问可用人，索必以熊对，熊必以索对”。以致康熙帝对二人关系的进展颇感震惊，感叹“他两个又不知何时相好”[115]。
　　康熙四十年后，允礽和康熙帝的矛盾日益尖锐，朝中政治环境趋于险恶。熊赐履深陷其中，屡次请求解任，称自己“年来随班趋直，尽属支吾”。又表示自己“生而迂拙，与物多忤。蒙圣明加意矜惜，获保残躯，忧患余生，皆出再造。”[116]。四十二年四月，刚满68岁的熊赐履以“年迫古稀，桑榆景迫”，再次上疏康熙帝，请求解职离任[117]。康熙帝许其以原官解任，但仍令食俸，留京师以备顾问[118]。一个月后，康熙帝即将索额图之罪公之于众，宣称：“伊之党类，朕皆访之”。并别有深意地指出：“至索额图之党，汉官亦多，朕若尽指出，俱至灭族。”警告说：“朕不嗜杀人。嗣后尔等若与索额图绝交，将所行之事举出尚可，不然，被索额图株连，必如噶褚哈、阿思哈被灭族之祸。”[119]不久，索额图被康熙帝处死[120]。
　　观熊赐履在这个时期反复请求解任，显然有其深刻的政治动机。他随侍康熙帝数十年，不能不察觉到时局的艰险，故其乞休，实有避祸自全之意，而康熙帝许其解任，但又令其留京，其中虽有保全之意，但也不乏防范之心。时人称：“（熊赐履解任后，康熙帝）旦晚召顾问，而从来出纶扉而不离禁闼者，又惟夫子一人。”[121]在一般人看来，可谓“宠眷之隆，有加无已”[122]，但其中真正的政治含义，也许只有赐履和康熙帝深知。四十七年康熙帝废除太子后，曾将“负责皇子们教育的少傅少保召进宫中，严责其容忍皇子们醉心巫术，沉湎迷信，以致闹得帝王之家四分五裂，不得安宁”[123]。又再次指责索额图“助伊潜谋大事，朕悉知其情”[124]。其时熊赐履虽然已经退休，但康熙帝追论前事，不能不对其当年的作为有所怀疑。五十一年，康熙帝论及熊赐履居官为人，说：“当熊赐履居官时，政事言论有不当者，朕未尝不加训饬”[125]。其中所指，颇令人深思。

　　　　　　　　　　　　　　四、熊赐履之理学思想

　　顺康时期，在朝官僚中，颇有一批以讲求理学著称者。然若以用力之勤，影响之大而论，则当首推熊赐履。康熙二十四年，时熊赐履尚赋闲江宁，两江总督王新命即为《学统》一书作序，公开表示自己于熊赐履“时时以泰山仰之”，称《学统》“继正脉而扶大道，阐千圣之真谛，正万古之人心，直与日星河岳同垂不朽”[126]。
　　熊赐履之于理学，具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首重主敬；二是推崇躬行；三是“崇正黜邪”，捍卫理学的独尊地位。
　　主敬，本是理学的基本主旨，为程朱涵养工夫。即“天地设位而易行乎中，只是敬也，敬则无间断。体物而不可遗者，诚敬而已矣”[127]。其核心内容是“主一无适”，即精神专注于一，不要有所游移。姜宸英曾概括说：“河南二程子以持敬之学教学者。其旨以严恭俨恪为要，其功始于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之间，而推之至于尽性达天知命，盖作圣之基，学者无时而可离者也。”[128]张履祥说：“其不敢苟且以从事，或始勤而终怠，及参以二三，是为居敬。”[129]清初理学，特别是信奉程朱的学者高扬“主敬”大旗，以吸引信徒，批驳“邪说”。熊赐履则是清初主敬之说最重要的倡扬者。
　　赐履之言主敬，是将其作为理学之基本主旨，作为“心法”之基本内容。他说：“敬者，千古圣贤授受之心法。”[130]又称：“自尧舜以来，圣圣相传，不越一敬。敬者，彻上彻下，成始成终之道也。……二程既以一敬接千圣之传，而伊川则特为主一无适之解，又从而反复发明之，庶几学者有所持守，以为超凡入圣之地。朱子谓程氏之有功于后学，最是主敬得力。”[131]在《学统·冉子》中，熊赐履集中阐述了主敬在理学学说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他说：“敬者，圣贤传心之要，帝王修身出政之本，无所不包，亦无所不贯，而南面临民，其一焉尔。敬则大纲正而万目举，敬则不下堂阶而天下平。盖惟敬必简，未有敬而不简者，亦未有简而不由于敬者。敬者，兢业之谓，而非矜持之谓也；简者，体要之谓，而非阔略之谓也。后世刑名法术之治，失之杂；清净寂灭之学，流于荒，皆不敬之过也，固圣门之所鄙而羞称者也。”[132]
　　赐履为学颇重善，尝云：“千圣千贤，讲道理只是一善字；讲功夫只是一敬字。善非他，吾心之全体大用是也。” [133]然而，熊赐履的“善”，需要通过主敬才得以实现，称：“经书传注，千言万语，论本体不过一善字，论工夫不过一敬字。明善者诚身之功，主敬者明善之要，显微一原，初终无间，大而天地古今，小而一尘一息，皆是物也。”[134]又称：“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善之所以体全而用备也。然非主敬不为功。”“学问思辨行，都只少这敬不得。”[135]故时人称，赐履之学，“以明善为本，以主敬为明善之要”[136]。所著《主敬箴》对主敬的基本意义作了概括。辞云：“厥敬维何？曰惟主一，永矢靡他，庶几弗失。战战兢兢，庄庄栗栗。微显一原，始终一律。曰钦曰恭，功存宥密。圣圣相传，惟兹的实。周孔之书，程朱之笔。一言终身，敬哉无逸。”[137]
　　观赐履之“主敬”，在哲学层面上讲，主要是作为“存理遏欲”的一种手段，即：“求仁，只是还复天理，主敬者，还复天理之道也。”[138]。在实践层面则含有两层意思：一是恪守儒家经典，严守先儒教条，“圣安于敬，贤勉于敬”[139]。所谓“寻章守句，不敢少缪于圣人”[140]。熊赐履自称：“赐履每有奏对，必引经传，唯恐片语支字有谬于先圣先贤之指。”又称：“太极图已经宋明以来诸大儒发挥殆尽，赐履不敢忘行谬说，创为别解，以侮圣言，辜清问。”[141]正是这一谨慎、保守的学风，使熊赐履的学术呈现出固守先儒陈说，很少发明的特点。其实，经过晚明王学末流恣意发挥儒家学说后，清初理学逐渐回归到先儒陈说，也是学术演变的正常现象，熊赐履则是这一倾向的重要推动者；二是严格遵循儒家纲常伦理，为重建社会伦理秩序提供理论支持。熊赐履强调：“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万世教条。”[142]鼓吹“敬亲即是畏天，爱亲即是乐天。”[143]“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故曰人皆可以为尧舜；孔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故曰个个人心有仲尼。”[144]提出：“万善只是个诚敬，万恶只是个不诚敬。”[145]即可见主敬和建立儒家纲常伦理秩序之间的密切关系。至若李光地对士子、百姓特别强调：“敬之一言，于事君尤重” [146]，则较赐履更加清晰地讲明了主敬功夫与君臣之道的密切关系。
　　清初理学，有感于晚明空谈误国，大力提倡躬行实践，强调“圣门以力行为主”[147]，熊赐履则是其重要倡导者。
　　赐履之谈躬行，从学理上看，有两个重要前提：一是认为“圣贤之道，本至平实，略无神奇”[148]，强调：“天下大事，只在日用常行上。”[149]这就和虚玄、空谈划清了界限。故熊赐履说：“吾儒之学，只是人伦日用、布帛椒粟之常，而穷神达化之妙，即在其中。思之，而无不可知之理；为之，而无不可见之事，何等明白昭著，何等显易平实”[150]；二是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乃是真实底道理”[151]。正是由于儒学是平实的、讲的是日用常行的道理；正是由于经过努力，人人皆可以成为“圣人”，所以熊赐履才反复强调躬行实践的重要性，主张“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知行二者，断不可以偏废也。”[152]进而提出：“知而不行，便是侮圣人之言。”[153]
　　躬行实践，在熊赐履学说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康熙十一年，康熙帝曾问翰林院学士傅达礼：“尔与熊赐履共事，他与尔讲理学否？尔记得试说一二语来”。傅达礼对曰：“臣曾向他问及，他云：‘理学不过正心诚意、日用伦常之事，原无奇特。我平日虽有理学虚名，不曾立讲学名色。我辈惟务躬行，不在口讲。’臣观其意甚谦，不常论及。然听其平日论及，皆切于理”。康熙帝对此表示赞同[154]。在《重修东林书院记》一文中，熊赐履明确提出：“愿吾党有志之士，以嘿识为真修，以笃行为至教，勿口舌轧击以矜能，勿意见纷拏以长傲，尊贤容众，嘉善矜愚，偕游于大道为公之世，而絶无所为怙已凌人之弊，开当世以雌黄”[155]。
　　“辟邪卫正”、捍卫程朱学说的正统地位，是熊赐履为学的重要特点[156]。
　　明朝中后期，王学盛行，熊赐履谓：“阳明一出，谈良知者盈天下，而议良知者亦盈天下。” [157]然而，降至明朝末叶，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知识界开始对明代学术进行反思。东林学说的重要特点就是通过对宋明以来学术历史进行反思，进而对王学提出质疑、甚至是批评。像高攀龙强调：“由孔孟而来，宗传在周程张朱，昭代宪章即在周程张朱,满天下都是此道。道徳性命，即贤者识其大；传注文义，即不贤者识其小。莫不有程朱之道，即莫不有孔孟之道，要在能一贯不能一贯耳。”[158]指责说：“姚江之学兴而濓洛之脉絶。”[159]
　　及明清鼎革，反观历史，穷究盛衰隆替之因，人事代谢之源，盛极一时的王学就非常自然地成为不少士人批判的对象，成为明朝衰败、“中原陆沉”的“替罪羊”，而程朱学说则成为济世安民的良方。像吕留良就提出：“道之不明也，几五百年矣。正嘉以来，邪说横流，生心害政，至于陆沉，此生民祸乱之原，非仅争儒林之门户也。……今日辟邪，当先正姚江之非，而欲正姚江之非，当真得紫阳之是。”[160]又说：“弟之痛恨阳明，正为其自以为良知已致，不复求义理之归，非其所当是，是其所当非，颠倒戾妄，悍然信心自足，陷人于禽兽非类而不知其可悲，乃所谓不致知之害，而弟所欲痛哭流涕，为天下后世争之者也。”[161]陆世仪称：“吾儒之有心宗，犹释氏之有禅宗。心宗之名盖仿禅宗而立者也。禅宗起于达摩教外别传，不立文字，心宗起于象山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其言若出于一。”[162]感叹：“正嘉之间，道学盛行。至于隆万，日甚一日，天下靡然成风，惟以口舌相尚，意思索然尽矣。此即真能言圣人之言，已谓之徒言，已谓之清谈，况于夹杂混乱，拾二氏之唾余乎？”表示：“近世讲学，多似晋人清谈。清谈甚害事。孔门无一语不教人就实处做。”[163]将批判的矛头直接王学。而作为清廷显宦的熊赐履对王学的批判中，则尤为彻底、尖锐。
　　熊赐履以“卫道”自居，所谓“以卫道为己任，崇正黜邪”[164]。其批判陆王学学说，主要攻击其“引释乱儒”。熊赐履说：“陆氏引释乱儒，借儒文释。其笔锋舌锷，尤足以驾伪灭真，故其势不得不与之辩。……自慈湖而后，若白沙、若阳明，并祖其术，而张皇之，以之取盛名，惑大众，且俨然俎豆千秋矣。”[165]又称：“（王学信徒议论良知）议之者曰禅也，谈之者曰圣也，纷纷呶呶无虚日矣。……而管东溟、李卓吾、何心隐、林兆恩之徒，则又直为三教一家之说，以附和之。名为浑同、为调停，实则串入尼山之室，而据其座也。自时厥后，人人儒也，而实人人释也。名为三教，实惟有佛尔。盖自有明正嘉而降百余年间，斯文一大为沦晦焉。今其余焰尚未熄也。呜呼！岂可不为之寒心乎哉？” [166]熊赐履痛斥说：“呜呼！邪焰之炽，烈于猛火，蔓延流毒，猝难灭熄。百余年来，瞿坛陋习，中人心髓。东鲁之书，悉化而为西竺之典，名为孔氏六经，实则禅家六籍矣。苟非有真知定见，鲜有不惑于其说者。呜呼！谁实为之，诚不能不太息，憾于斯人也。”[167]又说：“后儒因庄生坐忘之一言，遂相率而求子渊于瞿昙棒喝之间，以自便其猖狂邪僻之说。终日闭眉合眼，树拂擎拳，曰：我颜子也，我心斋坐忘也。甚至略无知识，但年寿稍促者，即以颜子称之。盖自张子而外，若金谿、姚江之徒，为甚数百年来，援儒入佛，引佛窜儒，流毒圣门，率由于此。呜呼！是恶可不慎思而辨之也！”[168]在《与杜于皇》中，熊赐履感叹道：“斯道自姚江提唱以来，圣贤经传悉变而为西竺教典，詖淫邪遁，克塞宇宙，奚讲章之足云。如今思所救正，须是彻底整顿，拔本塞源，方有头绪，不此之计，而区区讲章之是问，抑末矣。”[169]
　　站在纯洁儒学的立场，熊赐履对当时学术界吸收佛学的现象痛心疾首。感叹说：“昔之佛老，犹是门庭之寇，今之狂禅，则为堂奥之贼矣。昔之佛老，犹是肤骨之疾，今之狂禅，遂成心髓之毒矣。”又说：“昔之儒在儒之中，今之儒在儒之外；昔之禅在禅之中，今之禅在禅之外；昔之儒以儒为儒；今之儒以禅为儒；昔之禅，以禅为禅；今之禅，以儒为禅；昔之儒，儒其名而儒其实；今之儒，儒其名而禅其实；昔之禅，禅其实而禅其名；今之禅，禅其实而儒其名；昔之儒，内儒而外儒；今之儒，内禅而外儒；昔之禅，外禅而内禅，今之禅，外儒而内禅。旷视今日，皆儒也，而皆禅也。名皆儒也，而实皆禅也。非禅之过，而儒之过也。非真禅之过，而假儒之过也。是乌得不辨，乌得不深为辨哉！”[170]
　　在批判陆王引释乱儒的同时，熊赐履对王学基本学术主张予以否定。认为“阳明之于圣学，只是胡说乱道而已。”[171]“象山之所谓心，分明是告子之心；阳明之所为性，分明是告子之性。虽有善辨者，不能代为之解免也。”[172]与此同时，熊赐履大肆鼓吹程朱学说的正统地位，强调：“朱子之学，即程子之学。程朱之学，即孔孟之学。若程朱非，则孔孟亦非矣。程朱之学，孔孟之学也。程朱之道，孔孟之道也。学孔孟而不宗程朱，犹欲其出而不由其户，欲其入而闭其门也。”[173]
　　熊赐履在批判王学引释乱儒的同时，严辨儒释之界，对佛学予以全面否定。自称：“仆虽至愚，自幼志学，辄不自揣度，毅然以崇正距邪为己任。生平持论，于儒佛之界，辨之甚严，即毫发未有假借。同人商榷，必以此为学问中第一义。”[174]强调：“吾儒只是个实，释氏只是个空；吾儒只是个有，释氏只是个无。儒释之辨，数言可尽。”[175] 又说：“吾儒只不要有恶念头，禅家并不要有善念头。不要有恶念头，这便是善念头，不要有善念头，这便是恶念头。”[176]熊赐履主张用朝廷用高压的手段，禁抑佛老。他说：“昌黎曰：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其先获我心矣，其先获我心矣。”[177]又说：“吾儒之于二氏，归则受之，叛则距之，猖狂则治之。大圣人作用都如此，则洪水猛兽之祸立见矣。而今纵不能毁淫祠，焚老释书，悉令海内僧道归农，只且给度牒，禁止簪剃，有违者罪之，仍勒令还俗，不五六十年，缁黄之徒，自消灭殆尽，宛然一唐虞三代世界矣。前代亦有建白及此者，时君臣皆不能行其实。此事甚顺易，不知何惮而不为也。”[178]不过，熊赐履的这一主张并未被清廷采纳。康熙帝云：对佛老，辟之无益，惟益增其澜，“自古帝王如梁武不足道，即有禁人为僧尼道士者，未及数年，其教则复，复则益以披猖。朕惟置之焉能有无之间，斯其气焰必然销歇矣。”[179]
　　注重历史考察，是清初学术的重要特点。熊赐履力图通过对学术历史的研究，排斥他所谓的“异端”，捍卫程朱学说的正统地位。其代表作是《学统》。赐履自述该书著作之动机云：“三代以前尚矣，鲁邹而降，历乎洛闽，以逮近今，二千余年，其间道术正邪，学脉绝续之故，众议纷挐，讫无定论，以至标揭门户，灭裂宗传，波靡沉沦，莫知所底。予不揣猥，起而任之，佔毕钻研，罔间宵昼，务期要归于一是。断自洙泗，暨于有明。为之究其渊源，分其支派，审是非之介，别同异之端，位置论别，宁严毋滥，庶几吾道之正宗，斯文之真谛，开卷了然，洞若观火。计凡十阅寒暑，三易草稿而后成。”[180]
　　《学统》一书最显著的特点，是站在程朱学术的立场，审视二千年来的中国的学说历史，认为：“孔子上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统，集列圣之大成，而为万世宗师者也，故叙统断自孔子”；“孔子道全德备，为斯道正统之主。若颜鲁曾思孟周程朱八子，皆躬行心得，实接真传，乃孔门之大宗子也，故并列正统焉”；“正统之外，先贤先儒有能羽翼经传，表彰绝学者，则吾道之大功臣也，名曰翼统，于圣门得闵子而下六人，秦汉而后，得董子而下十七人”；“圣门群贤历代诸儒，见于传记，言行可考者，君子论其世，想见其为人，结得与斯文者也，名曰附统，于圣门得冉伯牛而下十六人。于曾孟三子之门，得公羊高而下六人，秦汉以后，得丁宽而下一百五十有六人，其仅存姓氏，无可考见者弗录。”[181]在表彰程朱正统的同时，熊赐履将荀子、扬子、陆九渊、陈白沙、王阳明等人列为杂统，将老庄、墨子、告子、释氏列为异统，竭尽排斥、攻击之能事，显示出十足的文化专制心态。

　　　　　　　　　　　　　　　　　　五、余　论

　　熊赐履于康熙四十二年四月解任，但仍留在京师。是年冬，曾请假旋里，归家祭祖。然次年春，即还京师。直到康熙四十五年十月，熊赐履才被允准返回金陵，时康熙帝令照前任大学士杜立德等例，“遣官给驿护送”[182]。这个时候，康熙帝对熊赐履的不满也日渐明显地暴露出来，尝对大学士张玉书等人说：“近日，修致大学士熊赐履以朱子书呈览，其中数语稍有可疑，问之熊赐履，以为非朱子之言，殆朱子门人所记。此不过托诸空言，犹可矢口而谈。如招供之事，将何以解之乎？垂后之事，不可忽也。”[183]五十四年，康熙帝在指张伯行、汤斌等人有夸诞欺罔之行时，又辞及熊赐履：“居翰林时，曾上《万言书》，人皆称其切当。及洊历政府，其书中所陈，能见诸施行者有几？朕自幼好学，听政年久，从未敢以夸诞之词出诸口，正为此也。” [184]
　　然而，熊赐履归家后，康熙帝仍以礼相待。四十六年，康熙帝进行第六次南巡。据孔继涵所著《经筵讲官太子太保东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熊文端公赐履年谱》：“上南巡，幸江宁，首召见先生于行在，恩礼为本朝冠。”[185]此后，康熙帝多次提及熊赐履当年的贡献，自称对熊赐履等致仕老臣：“朕亦未尝少忘，常使人存问，始终如此。”[186]有关史籍也称：“及公（熊赐履）去位后，圣祖每论侍学诸臣，未尝不称公之忠益也”[187]。根据有关档案，康熙帝对致仕后的熊赐履确实关心，尝责成两江总督噶礼关照，时谕噶礼：“熊赐履学识渊博，著尔不时送去衣食之物，不要告诉他朕之旨意，只说尔之意思，钦此钦遵。”[188]
　　熊赐履于康熙四十八年八月二十八日病故。先是“因脾胃不调，用药杂乱，后来遂不肯服药。”“老病衰残，饮食不进，以致不起。”[189]关于熊赐履的遗疏，当时曾发生不小风波。《圣祖实录》云：“先是，致仕大学士熊赐履奏遗本内有荐举伊侄翰林院编修熊本清廉谨饬可用之语。上曰：熊赐履学问既优，人品亦端，此遗疏内荐举熊本等语，必系虚伪。著行文地方官确查。至是查取熊赐履疏稿进呈。上谕大学士等曰：熊赐履遗疏稿内并无荐举熊本之言，观此，明系被人将遗疏更改，增入熊本一段。著该部严审具奏。寻部覆：臣等审讯熊本，串同熊赐履家人，将遗疏私行添改是实，应将熊本革职拟斩，秋后处决。从之。”[190]
　　康熙帝对此事的处理，充分证明他对熊赐履相知甚深。当康熙帝得知熊赐履病故后，曾向江宁织造曹寅打听熊赐履“临终曾有甚言语，儿子如何”，并吩咐：“尔还送些礼去才是”[191]。曹寅报告：“（熊赐履）临终时感激圣恩，遗本系其病中所自作。”[192]康熙帝拿到熊赐履自作的遗疏稿，即有力地证明了熊赐履人品的清白。熊赐履去世后，谥文端，以其遗言，“葬江宁淳化镇之地，不回湖广。”[193]
　　熊赐履家甚贫穷，史称其“致仕后，卜居清凉山侧，寒素自持，与儒生等”[194]。及其卒后，两江总督噶礼前往吊唁，“见其家穷，故以奴才盘川银与之，以资丧事”[195]。有子三人，长子熊志伊系监生，“娶原任大学士余国柱女，另宅居住，不出交游，不知深浅”，风痰之疾时发[196]。次子熊志契年九岁，幼子熊志夔年八岁，“现在攻书，俱闭门不交外事”。康熙帝令曹頫负责照看熊赐履之子[197]，后“每谕织造李煦、曹頫周恤其家”[198]。五十一年，康熙帝以熊赐履“品行清正，学问优长，身殁以后朕屡加赐恤，至今犹轸于怀”，令将其子“调取来京酌量录用，以示朕不忘耆旧至意。”[199]后志伊入京以京职用。康熙六十年，又召志契、志夔入京，谕大学士：“今熊赐履二子，家甚清寒，尔等亦应共相扶助，令其读书，俾有成就。” [200]乾隆九年，授志契翰林院孔目。从清廷对其诸子的态度上，亦可见熊赐履之贡献，受到了清廷的承认和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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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熊赐履：《学统》卷首，康熙乙丑李振裕序。康熙刻本，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
[2] 陆陇其：《三鱼堂文集》卷二，《学术辨上》。
[3] 《清史列传》卷七，熊赐履。
[4] 《清史列传》卷七，熊赐履。
[5]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128页，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6] 《碑传集》卷十一，孔继涵作《经筵讲官太子太保东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熊文端公赐履年谱》。
[7] 《湖广通志》（雍正）卷四十七，《熊祚延》。
[8] 《大清一统志》（乾隆）卷二百六十三，《熊祚延》。
[9] 乾隆《钦定胜朝死节诸臣录》卷十一，《熊祚延》。
[10] 《湖广通志》卷六十七，《熊祚延妻李氏》。
[11] 熊赐履：《经义斋集》卷一, 《谢恩疏》，康熙二十九年刻本。
[12] 《清圣祖实录》卷二十二，康熙六年六月甲戌。
[13] 《碑传集》卷十一，孔继涵作《经筵讲官太子太保东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熊文端公赐履年谱》。
[14] 《经义斋集》卷二，《拟宣谕云贵等处官民敕》。另见：《清圣祖实录》卷四十四，康熙十二年十二月壬戌。
[15] 参见：《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卷五，康熙十四年三月三十日谕吏部。《圣祖任皇帝实录》卷五十三，康熙十四年三月戊子：“以翰林院掌院学士熊赐履为武英殿大学士。”
[16] 《清圣祖实录》卷六十二，康熙十五年七月甲午。
[17] 李光地：《榕村语录续集》卷十四，《本朝时事》。
[18] 李光地：《榕村语录续集》卷十四，《本朝时事》。
[19] 参见熊赐履：《澡修堂集》第十卷，《寄汪匪莪》。康熙四十二年澡修堂刻本。
[20] 参见：《碑传集》卷十一，孔继涵作《经筵讲官太子太保东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熊文端公赐履年谱》。熊赐履后来回忆说：“彼时楚氛未靖，无家可归，遂侨寓金陵。”（《澡修堂集》第一卷，《请假省祭疏》）
[21] 熊赐履：《经义斋集》卷十，《答杨给事》。康熙二十九年刻本。
[22] 《经义斋集》卷十二，《答李书云》。
[23] 《经义斋集》卷十二，《答郑肯崖》。
[24]赵弘恩等监修，黄之隽等编纂，《江南通志》卷一百七十二，《流寓·熊赐履》。
[25] 《经义斋集》卷十三，《答徐健庵》。
[26] 《经义斋集》卷十一，《答友人》。
[27] 《清圣祖实录》卷一九六，康熙三十八年十一月己亥：“吏部尚书熊赐履为东阁大学士。”
[28] 参见《清史列传》卷七，《熊赐履》。
[29] 参见《清圣祖实录》卷二四零，康熙四十八年十一月。
[30] 《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5册第641页，康熙四十八年九月初二日，《江宁织造曹寅奏报熊赐履病故折》。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
[31]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第648-649，《两江总督噶礼奏报熊赐履病故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32] 《碑传集》卷一，《应诏万言疏》。
[33] 《清圣祖实录》卷三，顺治十八年六月丁酉。
[34] 《经义斋集》卷一，《请除积习销隐忧疏》。
[35] 《碑传集》卷十六，彭绍升作汤斌事状。
[36] 《闲道录》卷下。
[37] 《经义斋集》卷一，《应诏万言疏》。
[38]《碑传集》卷十一，彭绍升作熊赐履事状。
[39] 《清圣祖实录》卷二十二，康熙六年五月丙午。
[40] 《经义斋集》卷一，《应诏万言疏》。
[41] 《清圣祖实录》卷二十二，康熙六年六月甲戌。
[42] 《碑传集》卷十一，彭绍升作熊赐履事状。
[43] 《经义斋集》卷二，《恭拟大清孝陵圣德神功碑文》。
[44] 《清圣祖实录》卷二十五，康熙七年正月庚戌。
[45] 《经义斋集》卷一，《请除积习销隐忧疏》。
[46] 《碑传集》卷十一，孔继涵编熊赐履年谱，康熙七年条。康熙八年，康亲王杰书等遵旨勘问鳌拜，列数其罪状，其中一条为：“熊赐履条奏之事，鳌拜以为劾己，意图倾害，罪十六。”（《清圣祖实录》卷二十九，康熙八年五月庚申）。又称：“内阁侍读学士熊赐履奏曰：治理政务，有负众望，隐患未除，盟党愈固等语。时鳌拜叩奏曰：此显系弹劾我等，理应惩治等语。若无盟党，则鳌拜不知有弹劾伊等之奏文。由此观之，结党是实。此为一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2页，《康熙帝钦定鳌拜等十二条罪状谕》（康熙八年五月十二日））
[47] 李光地：《榕村语录续集》卷十三，《本朝时事》。
[48] 赵汝愚编：《宋名臣奏议》卷五十，程颐《上宣仁皇后进经筵三札子》。《四库全书》本。
[49] （乾隆）《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五十九，《礼部》。
[50] 《碑传集》卷十二，《王文靖自著年谱》。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吴晗辑），第9册，第3938页。
[51] 王士禛：《池北偶谈》卷一，《经筵日讲》。
[52] 《清圣祖实录》卷三十四，康熙九年十月乙未。
[53] 《清圣祖实录》卷三十四，康熙九年十月丙辰。
[54]王世禛：《池北偶谈》卷四，《日讲》。
[55] 参见《碑传集》卷十一，孔继涵编熊赐履年谱，康熙十年条。
[56] 《碑传集》卷十一，彭绍升：《故东阁大学士吏部尚书熊文端公事状》。
[57] 《圣祖仁皇帝御制文》第四集卷一，《敕谕·康熙五十一年四月二十日谕吏部》。
[58] 《经义斋集》卷二，《太极图论》跋语。
[59] 《康熙起居注》第1册，第119页，康熙十二年九月初八日。
[60] 熊赐履：《闲道录》卷上。
[61] 《康熙起居注》第1册，第366页，康熙十七年五月十九日。
[62] 《圣祖仁皇帝御制文》第三集卷四十五，《诗·静坐读书自喻》。
[63] 《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初集卷十九，《性理大全序》。
[64] 《康熙起居注》第1册，第127页，康熙十二年十月初九日。
[65] 《圣祖仁皇帝御制文》第三集卷十七，《敕谕·康熙五十年三月初三日》。
[66] 《康熙起居注》第60页，康熙十一年十月十六日。
[67] 《经义斋集》卷二，《日讲讲义·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章》。
[68] 王士禛：《池北偶谈》卷三，《讲筵问答》。
[69] 《康熙起居注》第1册第116页，康熙十二年九月二十六日。
[70] 《康熙起居注》第1册第339-340页，康熙十六年十二月初七日。
[71] 《碑传集》卷十三，彭绍升作李光地事状。
[72] 《康熙起居注》第1册第105页，康熙十二年七月初八日。
[73] 《碑传集》卷十一，孔继涵编熊赐履年谱，康熙九年条。
[74] 《康熙起居注》第1册第84页，康熙十二年三月初三日。
[75] 《康熙起居注》第1册第60—61页，康熙十一年十月十六日。
[76] 《康熙起居注》第1册第68—69页，康熙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
[77] 《康熙起居注》第1册第52页，康熙十一年八月十二日。
[78] 《康熙起居注》第1册第85页，康熙十二年三月初三日。
[79] 《康熙起居注》第1册第88页，康熙十二年三月十三日。
[80] 《康熙起居注》第1册第68页，康熙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
[81] 《清圣祖实录》卷八十三，康熙十八年八月戊子。
[82] 《清圣祖实录》卷一八零，康熙三十六年二月乙酉。
[83] 《康熙起居注》第1册第88页，康熙十二年三月十三日。
[84] 《康熙起居注》第1册第60页，康熙十一年十月十六日。
[85] 《康熙起居注》第1册第88页，康熙十二年三月十三日。
[86] 《康熙起居注》第1册第60页，康熙十一年十月十六日。
[87] 《圣祖仁皇帝圣训》卷五，《圣学》。
[88]李光地：《榕村语录续集》卷十四，《本朝时事》。
[89] 《碑传集》卷十一，彭绍升：《故东阁大学士吏部尚书熊文端公事状》。
[90]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2页，《康熙帝钦定鳌拜等十二条罪状谕》（康熙八年五月十二日）。
[91] 《康熙起居注》第2册第1901-1902页，康熙二十八年九月十八日。
[92] 熊赐履：《澡修堂集》第十卷，《与友人》。
[93] 《榕村语录续集》卷十四，《本朝时事》。
[94] 《榕村语录续集》卷十四，《本朝时事》。
[95] 《榕村语录续集》卷十四，《本朝时事》。
[96] 《经义斋集》卷十，《复徐健庵》。
[97] 《经义斋集》卷十二，《与徐健庵》。
[98] 《经义斋集》卷十二，《答陈说岩》。
[99] 《榕村语录续集》卷十四，《本朝时事》。事实上，康熙帝第一次南巡，也曾就用人行政向熊赐履咨询。熊赐履称：“召入行宫榻前，虚衷咨访，至于再四”。见《经义斋集》卷一，《谢恩疏》
[100] 《榕村语录续集》卷十三，《本朝时事》。
[101] 《经义斋集》卷一，《谢恩疏》。
[102] 《澡修堂集》第九卷，《答徐健庵》。
[103] 郭琇：《华野疏稿》卷首，《谕旨》。
[104] 《榕村语录续集》卷十四，《本朝时事》。
[105] 《榕村集》卷三十二，《与孝感熊先生商酌朱子书名目次第书》。
[106] 《榕村语录续集》卷十四，《本朝时事》。
[107] 《康熙起居注》第2册第1901-1902页，康熙二十八年九月十八日
[108] 《康熙起居注》第2册第1901-1902页，康熙二十八年九月十八日
[109] 《澡修堂集》第六卷，《恭跋御赐澡修堂匾额后》。
[110] 《澡修堂集》卷十四，“己卯（康熙三十八年，1699）五月念三日，以大暑辍讲”。
[111] 《澡修堂集》卷十四，“东宫题赐对联”。
[112] 《澡修堂集》卷十四，“己卯（康熙三十八年，1699）五月念三日，以大暑辍讲”。
[113] 《榕村语录续集》卷十四，《本朝时事》。
[114] 《造修堂集》卷十四，“己卯春二月朔二日，被命入侍皇太极，进讲性理诸书”。
[115] 《榕村语录续集》卷十四，《本朝时事》。
[116] 《澡修堂集》第一卷，《引年乞休疏》。
[117] 《澡修堂集》第一卷，《再请休致疏》。
[118] 《清圣祖实录》卷二一二，康熙四十二年四月丁亥。
[119] 《清圣祖实录》卷二一二，康熙四十二年五月壬戌。
[120] 参见《清史列传》卷八，《索额图》。康熙帝称：索额图“助伊潜谋大事，朕悉知其情，将索额图处死”。见《清圣祖实录》卷二三四，康熙四十七年九月丁丑。
[121] 《澡修堂集》卷首，赵晋序。
[122] 《澡修堂集》卷首，赵晋序。
[123]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第2册第36页，《耶稣会传教士殷弘绪神父致印度和中国传教区总巡阅使的信》。
[124] 《清圣祖实录》卷二三四，康熙四十七年九月丁丑。
[125] 《清史列传》卷七，《熊赐履》。
[126] 《学统》卷首，王新命序。
[127]程颢、程颐：《二程遗书》卷十一，《明道先生语一》。
[128] 姜宸英：《湛园集》卷三，《持敬堂记》。
[129] 唐鉴：《学案小识》卷一，《桐乡张先生》。
[130] 熊赐履：《闲道录》卷上。
[131] 熊赐履：《学统》卷八，《正統·程伊川先生》。
[132] 《学统》卷十一，《翼統·冉子》。
[133] 熊赐履：《闲道录》卷上。
[134] 《经义斋集》卷八，《答刘藜先》。
[135] 《闲道录》卷上。
[136] 《学统》卷首，康熙戊辰（二十七年）高裔敬序。
[137]熊赐履：《经义斋集》卷五，《主敬箴》。
[138]  《下学堂札记》卷之一。
[139] 《闲道录》卷上。
[140]《经义斋集》卷十，《答孔道尊》。
[141] 《经义斋集》卷二，《太极图论》。
[142] 《下学堂札记》卷之一。
[143] 《下学堂札记》卷之一。
[144] 《下学堂札记》卷之三。
[145] 熊赐履：《下学堂札记》卷之三。
[146]《榕村全集》卷二十二，《策问》。
[147] 孙奇逢：《四书近指》卷9，《子路问闻章》。
[148] 《经义斋集》卷八，《答刘藜先》。
[149] 《下学堂札记》卷之一。
[150] 《闲道录》卷下。
[151] 《下学堂札记》卷之一。
[152] 《下学堂札记》卷之一。
[153] 《下学堂札记》卷之二。
[154] 《康熙起居注》第1册第39页，康熙十一年六月二十日。
[155] 《皇清文颖》卷十八，熊赐履《重修东林书院记》。
[156]唐鉴：《学案小识》卷六，《守道学案•孝感熊先生》认为赐履之学：“尊朱子，辟阳明。”
[157] 熊赐履：《学统》卷卷四十九，《杂統·王阳明》。
[158] 高攀龙：《高子遗书》卷四，《讲义·仲尼焉学章》。
[159] 《高子遗书》卷八上，《答张鸡山》。
[160] 吕留良：《吕晚村先生文集》卷一，《复高汇旃书》。雍正三年天盖楼刻本，《四库禁毁书丛刊》。
[161] 《吕晚村先生文集》卷二，《与某书》。
[162] 《思辨录辑要》卷三十一，《诸儒类·明儒》。
[163] 陆世仪：《思辨录辑要》卷一，《小学类》。
[164] 熊赐履：《学统》卷首，康熙乙丑（二十四年）李振裕序。
[165] 熊赐履：《学统》卷四十七，《杂統·陆象山》。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康熙二十四年刻本。
[166] 熊赐履：《学统》卷四十七，《杂統·王阳明》。
[167] 《学统》卷九，《正統·朱晦庵先生》。
[168] 《学统》卷二，《正統·颜子》。
[169] 《经义斋集》卷之八，《与杜于皇》。
[170] 均见：《闲道录》卷下。
[171] 《下学堂札记》卷之三。
[172] 熊赐履：《闲道录》卷下。
[173] 熊赐履：《下学堂札记》卷之一。湖北省图书馆藏康熙刻本。
[174] 《经义斋集》卷之十一，《与陈省斋》。
[175] 《下学堂札记》卷之三。
[176] 《下学堂札记》卷之三。
[177] 《学统》卷五十五，《异统》。
[178] 《下学堂札记》卷之三。
[179] 《榕村谱录合考》卷下。
[180] 《学统》卷首，《自序》。
[181] 《学统·凡例》。
[182] 《康熙起居注》第3册第2028页，康熙四十五年十月十八日。
[183]康熙起居注》第3册第2033—2034页，康熙四十五年十月二十三日。
[184] 《康熙起居注》第3册第2147页，康熙五十四年二月初一日。
[185]《碑传集》卷十一，孔继涵作《经筵讲官太子太保东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熊文端公赐履年谱》。
[186] 《圣祖仁皇帝圣训》卷五十一，康熙五十年辛夘五月丁未。
[187] 《碑传集》卷十一，彭绍升：《故东阁大学士吏部尚书熊文端公事状》。
[188]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648-649，康熙四十八年九月十二日，《两江总督噶礼奏报熊赐履病故折》。
[189] 《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660页，康熙四十八年十月初三日，《江宁织造曹寅奏报熊赐履临终病状及其遗属情况折》。
[190] 《清圣祖实录》卷二三九，康熙四十八年十月乙丑。
[191] 《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5册第641页，康熙四十八年九月初二日，《江宁织造曹寅奏报熊赐履病故折》。
[192]《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5册第660页：康熙四十八年十月初三日，《江宁织造曹寅奏报熊赐履临终病状及其遗属情况折》。
[193] 《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660页，康熙四十八年十月初三日，《江宁织造曹寅奏报熊赐履临终病状及其遗属情况折》。
[194]赵弘恩等监修：《江南通志》卷一百七十二，《流寓·熊赐履》。
[195]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648-649，康熙四十八年九月十二日《两江总督噶礼奏报熊赐履病故折》。
[196] 《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5册第660页，康熙四十八年十月初三日，《江宁织造曹寅奏报熊赐履临终病状及其遗属情况折》。
[197] 《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6册第808页：康熙五十五年二月初六日，《江宁织造曹頫奏为遵旨照看熊赐履之子折》：
[198] 《清圣祖实录》卷二九五，康熙六十年十月辛未。
[199] 《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第四集卷一，《谕吏部》。
[200] 《清圣祖实录》卷二九五，康熙六十年十月辛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