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初汉官的疏离心态

刘丽

(海南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海南海口 571158)

摘要：明清鼎革之后，相当部分的前明官员选择了与清廷合作，成为所谓“贰臣”。这些贰臣无论 位高权重，还是沉居下僚，都不同程度地对清廷怀有疏离的心态。造成清初贰臣这种心态的原因有三：一 是由于清初实行高压的民族政策；二是儒家文化传统的巨大影响；三是清初贰臣的政治际遇。清初贰臣的 这种疏离心态以南方贰臣为代表。

关键词]清初；汉官；贰臣；疏离心态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3541 (2013) 03 -0062 -04

如果说明清易代之际，最边缘的士人是入清不仕的 遗民，那么处于最艰难的人生夹缝状态恐怕当属贰臣了。 贰臣群体在鼎革的去留出处之际共同选择了与殉国者、 隐遁者不同的行为方式，他们做出这一人生的重大抉择, 有的是在急风骤雨的关头，有些是在曲终人静之后，但 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毕竟都经过审时度势，深思熟 虑。因此，也应能够从容地面对选择后的一切。然而, 事实却似乎不是如此，各种因素给他们带来了无穷的烦 恼，使他们对原本的选择产生怀疑。

清初贰臣身处清初诡谲险恶的文治武功威劫震慑之 下，亲身感受到两种不同民族文化思想的剧烈冲突，又 由于他们多在权利枢纽、政治斗争中心一京师，且大 都官居高位，处于清初道德清议的风口浪尖上，使他们 的心态无疑较其他群体的士人更为复杂和多样。李伯齐 先生在所主编《山东分体文学史一诗歌卷》中，对分 析贰臣诗人心态说“大多数贰臣诗人亲历了晚明政治混 乱、鼎革之际家国倾覆的惨剧以及清初战乱未平的社会 动荡，本着入仕者的基本职责感受，其思想感情往往慷 慨激昂，相较于乡邦遗民诗人的逃禅避世，他们对现实 表现了更强烈的关注。同时，相对于遗民诗人生活、情 感的相对单纯‘贰臣'诗人既在清初‘满汉大防'极 其强烈的政治环境中求安身立命，又要在静夜无人之际 面对自我选择所带来的道德自谴，无疑会适时别有一番 滋味在心头，所有这些都使得贰臣诗人内心充满复杂性， 并因而显出丰富。[1] (p445)

李先生的分析非常准确地道出了贰臣诗人的思想与 心态。京师贰臣诗人来自不同地域，呈现不同的文化人 格与心理。就政治性格而言，以陈名夏、陈之遴为首的 南方贰臣诗人群体，多怀有挚诚的政治抱负，而命运也 最为悲惨，所以，他们的心态在入清后较北方贰臣诗人更为错综复杂；以刘正宗为首的北方贰臣诗人群体，由 于善于审时度势，居官也多求平稳，故在清初政治风雨 中多能保禄全身。

总之，入清之后，清初贰臣的人格心态大都发生了 不同程度的裂变，这种心态的变化必然丰富地、复杂地 体现于他们诗文的字里行间。

清廷当初打着为明臣民报君父之仇的旗号入主中原, 而定鼎北京后，随着军事上的节节胜利，政策上也有了 相应调整，由最初的“吊民伐罪”，到有统一中原之志, 尤其在很快消灭了南明弘光政权与大顺军主力之后，多 尔衮以为江南大局已定，于是清廷开始改变最初对汉人 的怀柔政策，肆意推行一系列“首崇满洲”的民族压制 政策，其中尤以顺治二年（1645年）六月十五曰重新下 达的剃发令为严酷，不仅引起广大汉族士民的愤怒，也 使大部分在朝汉官心存芥蒂。

在清廷“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残酷的民族压 迫政策下，士民大愤，江南各州县纷纷杀清廷所派官吏, 起兵抗清，形成如火如荼的抗清高潮，当时，在朝的南 方贰臣诗人对此项举措也多有抵制。然而，清廷却拒绝 听取汉臣谏诤，并告群臣谕曰：“有为薙发、衣冠、圈 地、投充、逃人牵连五事具疏者，一概治罪，本不许封 进。” [2] (《蒿庵都谏谪补建宁司》龚鼎孳的诗作中对此有隐约的描述“越鸟凄风剧可怜，仗君砥柱障南天。心惊道路纷 衣赭，舌闭公卿似守玄。吴会衣冠同日散，长门雨露几 时鲜。举蟠复壁东都事，锢党清时恐未然。” [3](卷二十七) 清廷的生硬态度不仅堵死了汉臣谏议之路，更为严重的 是，破坏了汉族人民几千年文化习惯，极度伤害了汉族 人民的思想感情，也加剧了南方贰臣诗人本来就存在的 疏离心态。

杨海英先生在《清初‘故国之思’现象解读》一文 中说“这种情况下（三大法的实施)，不仅烈士、遗民 大量涌现，就是已经入仕清廷的汉臣，面临着“疏奏不 能尽陈，封章不敢频渎”的局面，一批血性未泯的汉官 在谏诤无效后，纷纷离朝回籍，形成清初一股汉官“托 故告归”的潮流。” [4]这股汉官“托故告归”的潮流席卷 了大部分南方贰臣，如赵开心、龚鼎孳、熊文举、曹溶 等人都在这一时期离朝。曹溶诗作中对这一现象有过描 述“孤身念乡井，好鸟向南鸣。剧戏繁台侧，转望燕昭城。”[5](《酬胡彦远兼以送别四首》〕诗中的“好鸟向南鸣”诠释了顺治初年汉官离朝的现象，反映了部分汉官，尤其是 南方贰臣对清廷的不认同和抗争。所以，南方贰臣的这 种疏离心态，是与清初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密切相关, 尤其是与当时的民族政策相关。

在政治高压下，南方贰臣程度不同地对朝廷产生了 离心倾向，并熊文举诗中有显著表现。熊氏《杂诗》其 四中写道：“宫树枝枝哭晚春，飘零一夜等沟蘋，昭阳已 换东皇主，好作山头陌路人。” [6] (卷五)由于坐龙椅的人已 变成了自己所不适应的异族之人，所以，产生“山头陌 路人”的感觉是很正常的。熊文举又有《燕京卧病述 感» “历历思前事，樵柯烂短棋。悲欢伤骨理，生死异 鬓眉。夜雨吹窗纸，春风到酒旗。青山应不改，庐岳是 吾师。”邓汉仪评论此诗时说：“拂袖之愿岂惟今日 在” [7](( P-358)。"拂袖"即辞官归隐之意，就是渴望脱离 险恶的政治环境、归隐田园，这种思想在南方贰臣诗人 的诗歌中屡有表述。

顺治十三年（1656年)，龚鼎孳则因试图改变满汉 之间不平等，竟被连降八级，沦为管理皇家园林花草的 “上林丞”。龚鼎孳在为上林丞期间曾写有《谪后三迁至 上林丞漫成一首》诗，隐约表露了对清廷政策的不满和 对仕途的失望，萌生了归隐的意念“幽居物色青春晚, 忽点山公启事名。黄绶几逢三仕喜，白头难见一官成。 姓名宣室虚前席，词赋甘泉愧长卿。来往轻鸥知浩荡, 江湖烟水夜来生。”[8]((卷二十六〕旧巢覆破，新枝难栖，这 一时期知识阶层、尤其是京师贰臣诗人的心态如严迪昌 先生所言是：“惊悸、幻灭、失落，伴随着愤激、悲慨、 哀伤、寒苦等心绪。” [9](p5)这些南方贰臣本来不乏积 极、主动，但眼前的现实及其处境，使他们的自尊心备 受刺激，不同程度地流露出后悔、抵触心情，表现出欲 抽身远退的疏离心态。龚鼎孳在《何次德返白门》诗中 描绘自己的这种感受："秉烛藤阴夜色寒，乾坤尊酒易波 澜。交同龙性轻千里，价重蛾眉薄一官。爱日彩衣留北 道，过江军鼓接长干。钓船秋好能相待，入洛方知行路 难。”[10](《何次德返白门》其二〕行路难，何处路最难，最难在京师。所以，龚鼎孳很自然产生了 “钓船秋好”的归隐之 念。

南方贰臣大均为用世之心较强的一批人，龚鼎孳便 是其中之一。但在清初这种严酷的民族压制之下，龚鼎 孳也不禁产生了远离政治的念头。在《送既庭归吴门》 诗中，龚氏用更为直露的语言表达了政治高压之下的疏 离心态“右文盛世恩难测，斧鉞弓旌并日开。尚有雄风 悲九辩，虚将水镜信三台。运当名士迟霄汉，天遣奇书 富草莱。寄语可中亭畔月，扁舟吾拟及秋回。” [11]((p65) 连最汲汲于用世的龚芝麓都产生扁舟归隐的念头，足见 心灰意冷已成为南方贰臣诗人一种普遍心态。

此外，顺治一朝在政治上多苛汉臣以重法，恩威莫 测，汉臣动辄得罪，有很多人坐罪入狱，李元鼎便是其 中之一。李元鼎明亡后本不想再出，意欲丰林长草得以 终老，他在《答陈百史金岂凡二少宰诗》中表明过他的 心迹，沈德潜说“盖其意不欲再出可知” [12] (p 1351)。但 李氏还是没有坚守住当初的信念，最终还是出仕。顺治 十年（1653年)，因总兵任珍案，李元鼎被论罪处绞, 免死，杖徙折赎，归里十余年卒。

任珍案本为一普通刑事案件，因为涉及满汉官员对 此案的不同态度，顺治帝以为在朝汉官结党，有意偏袒 汉人，严厉处罚了涉及此案的一批汉官，李元鼎为其中 之一。清初，凡是事涉民族矛盾之中的汉官，无不获重 罪，能保全性命已属难得。对此，李元鼎深有体会，他 在免官南归途中沉痛写道：“平日读南阳翁苟全之语，多 容易视之。至今日而知苟全之难也。自顾此身如大鹏金 翅，几几瞻乌谁止，今得南旋，返我初服，殆释乌于罗, 纵鱼于渊，不觉其于于然适也。因取杜陵‘生还偶然 遂'之句，以之名篇。”[13](44)掺杂着余悸和庆幸，隐 寄着怨愤和和颓伤，表现出对仕途的厌倦。但求在山水 中颐养劫后余生，李元鼎在《春暮三旸相士过访口占一 绝》一诗中，也表现出相似的心态：“稠花乳蝶荡轻风, 却傍长淮学钓翁。为语炉头休画火，久知勇退急流 中。”[14](卷六)诗文中充满了对仕途险恶的恐惧和全身而 退的庆幸。再加之耳闻目睹的身边同仁的遭遇，百感交 集，又百口难言，发之于歌诗，诚是感慨特深，而顺治 朝局之复杂诡谲，以及身处其中者的触处荆棘，亦可由 此而见一斑。诗中虽然没有表现出公开的激烈对抗意识， 然而却表现出了日益强烈的冷淡、疏离的心态。

在清廷为官风险巨大，入仕汉官心理压力沉重。因 为这些汉官清楚，无论现在拥有多少的荣宠，未来的生 涯永远都是未知的。对宦海风险的体验也较前朝更为深 刻，尤其是在经历了诸多的事变和打击之后，很自然开 始了对人生意义和价值的探寻，体悟到了自由生命的宝 贵。于是，许多人将目光投向了山水田园，心中开始萌 出归隐的意念，从曹溶顺治五年（1648年）戊子写的一 组诗中，可以看出他的这种疏离心态也属酝酿已久：“世 法从灰冷，都无往日情。礼难调末俗，天宝误书生。晴 罢闻幽鸟，春来对古城。回看名利域，锋镝太纵横”； “永息还山驾，贞心誓匪他。避人操翰墨，倚醉望星河。 节物乡城近，和名少贱多。失时追惜晚，乐事莫蹉跎”； “囊洗迎宾后，宵清秉烛前。雪泥迟去腊，江柳及新前。 赖有佣书约，曾无负郭田。此邦贫可老，举足见山 川。” [14](卷六〕名利域中，锋镝纵横，还是退守负郭之田 为上策。曹溶诗作中常常流露出归隐的想法：“征歌京洛 争名姓，脱屐烟尘问草茅。霜雪满天期后会，更须车马 饯青郊。” [15](《戊子初春试笔》'此为曹溶在一次同社人士宴集

上写的一首诗，在座大都为南籍官员。曹溶诗后自注 “各怀归也”，道出了入清南官这种共同的归隐心态。曹 溶下面这首诗更直接表明南人对新王朝的失望及疏离: “席前三四子，吴越美名人。弦管凝清昼，盘匜奉后尘。 客游心渐冷，阴长道方新。试问炎炎者，终当贱隐

沦”[16] (《尔唯彦升寤云介庵南塘置酒见饯赋谢》）其中“客游”贴切地反映了汉官与清廷初次合作过程出现的波澜及与清廷 的疏离“心渐冷”表达了对清廷用人政策及实行民族征服政策的不满。

与李元鼎同样，曹溶也为自己能全身而退感到庆幸。 他在退职回乡家居时所写《吴郡闲居十六首》表现了这 种庆幸：“颇觉怀归好，南天富友朋。道看鸡黍重，密爱 茑萝能。兵事艰完璧，清流喻履冰。华亭无鹤唳，此感 最填膺。” [16]《吴郡闲居十六首其二》虽然在乱世中难以完璧全身，在朝廷也如履薄冰，但值得欣慰的是，自己毕竟还 是能全身回乡，比二陈还是幸运许多。顺治五年（1648 年)，曹溶被革职回乡，买下了在嘉兴的别业，命名 “倦圃”，曹溶的好友朱彝尊解释名字的含义如下“其 以倦圃名者，盖取倦翁之字以自寄。” 1(宋琬也言“尤 知君子意，终是恋烟霞。” [18] (《赠别曹秋岳太仆》其七〕其实，宋琬只看到表面现象，曹溶并非真正热爱“烟霞’、“云 水”的隐士生活，而是对现实失望之后无奈的选择。南 方贰臣大多用世之心极强，曹溶也不例外，但在新朝如 履薄冰，也着实令他厌倦，故朱彝尊所言说到要害。

南方贰臣大都具有较为浓厚的民族意识，故都遭受 过程度不同的政治打击，轻则被谪居东北荒城，重则命 丧黄泉，其中以陈名夏下场最为凄惨。顺治十一年 (1654年)，大学士宁完我列款劾奏陈名夏，下刑部论 罪，被处绞刑，家属流放辽东。宁完我弹劾陈名夏的罪 状为“留发、复衣冠”之言：“(陈名夏）屡蒙皇上赦宥 擢用，宜洗心易行，效忠于我朝，不意其蛊惑绅士，包 藏祸心以倡乱。尝谓臣曰：‘要天下太平，只依我两件 事。“臣问何事，名夏推其帽，摩其首云：‘留发、复 衣冠，天下即太平’，臣思为治之要，惟在法度严明，则 民心悦服，名夏必欲宽衣博带，其情叵测，臣与逐事辩 论不止千万言，灼见隐微。”[19] (pp1-2)陈名夏对宁完我 的其他指控都表示否定，独对此款完全承认，可见确实 有此言论。陈寅恪先生分析道：“夫百史辩宁完我所诘各 款皆虚，独于最无物证，可以脱免之在复明制度之一款, 则认为真实。是其志在复明，欲以此心告诸天下后世, 殊可哀矣。” [20](p1162)陈先生之言对陈名夏的心态有一定 切中之处，即对故明衣冠的依恋，但要说陈名夏有反清 复明意图，尚有牵强之处，倒不如理解为陈名夏对清廷 实行“剃发令”的不满及对汉族文化传统的依恋，这种 依恋导致了他对新朝的疏离。

整体而言，南方贰臣大都对清朝怀有疏离感。其中, 无论是龚鼎孳、陈名夏的张扬个性，还是曹溶、李元鼎 稳重内敛，只是表现程度不同。南方贰臣大多身在仕而 心在野的这种疏离心态，时人也看得很清楚。徐世溥在 《与周栎园》一文中，将周亮工之诗与地处扬州偏僻之 地的遗民吴嘉纪之诗并称为有“野趣”，其言如下“承 惠野人诗，其澹远处，殆学陶而未至者，然下笔一路萧 疏，无半毫朝市烟火气，真有野才，先生刻其诗而行之, 岂谓中无野趣者所能耶!”[21]这个“野趣”不是林下隐士的闲适的“野趣“，而是一种在野的心态，作为官员 身份对朝廷所产生的疏离心态。周亮工自己也称与吴嘉纪为“同调“，他在《东淘 吴宾贤贫病工诗，汪舟次手录其近作相示，颇有同调之 感。舟次且为予言宾贤近札，有“夕阳残照，于时宁 几”之语。栎下生痛宾贤或真死不及见矣，为赋一诗, 急令舟次寄示宾贤》一诗中说：“无意间从汪舟次，把 君诗卷泪交承。同调于今宁几见？斯人当世未有 称。” [22](p.387)吴嘉纪是当时著名的遗民诗人。吴嘉纪入 清后绝意仕途，隐居家乡，生活贫苦，为诗多有冷清音。 一个当朝的二品大员竟自称与一个“冰冷”的吴野人为 同调，可见其对新朝的疏离感有多强了，但如果对此诗 的写作背景稍加了解，周亮工的心态便不难理解。此诗 写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值周亮工第二次入狱被 大赦免死，南还至扬州之际。

南方贰臣归隐思想甚至渗透在了日常生活中。周亮 工舟名“就园”，曹溶有园名“倦圃”等都可看出主人 的生活旨趣。这种出于对现实政治的失望而产生的归隐 之情，在绝大部分南方贰臣诗人内心存在，对于承担了 太多社会责任和道德义务，受到朝廷严格控制，但又不 想失去自我，希望保持独立人格与自由个性的南方贰臣 来说，真可谓仕亦难，隐亦难，不知何时而乐焉。当然, 归隐林下，只是一种精神的解压剂，给他们苦闷的心灵 带来一定程度的放松与愉悦，使他们暂时放弃沉重的现 实问题而沉入青山绿水的怀想。事实上，他们中大部分 人也并未真正践履，除曹溶被裁回乡外，其他人基本没 有离开过政治舞台。因为南方贰臣毕竟是代表着进取、 奋发有为的一群人，毕竟是有志于干一番事业的政治家， 终老于泉林只是在郁郁不得志情况下的无奈之想。顺治 初年虽有过南方贰臣诗人离职告退的潮流，当政治形势 一旦有所好转，尤其是康熙亲政后改变了以前的民族压 制政策，他们又重回朝廷任职。随便提到的是，有清一 代的政治政策总是宽严相济的，顺治朝严，到康熙朝则 松；康熙朝松，乾隆朝则严，所以，南方贰臣的心态随 着朝政的变化不断调整。

南方贰臣的这种疏离感除了源于民族政策所产生的 隔阂外，还源于满族权贵的骄横跋扈使他们产生的寄人 篱下感。且不说清初各省的总督、巡抚等几乎全是满洲 贵族“汉人中十无二三焉”[23](pp.69)、即使朝廷所设六 部尚书，虽然每部有满汉尚书各一名，但实权却握在满 族尚书手中，而清王朝权贵又“只知提刀上马”（洪承 畴语)，对行政制度、礼仪事务一窍不通，但专横跋扈。据谈迁《北游录》记载“自恩诏下，公车封事多云推 广圣恩，满人多不怿，谓恩不自我，乃缘上旨耶？满人 见台省建白，云：‘彼小吏所言事，便欲我辈奉行乎?’ 每事尝相左。” [24]京师贰臣诗人与这些同僚无论在文化 水平，还是政治素养都不在一个层次，却要受其牵制， 内心苦闷可想而知。虽然表面上揽辔登朝很风光，但个 中苦闷、压抑也难以言表。在这样政治环境中，清初贰 臣举步维艰，这也是他们产生疏离心态的原因之一。

清初南方贰臣入仕清廷的动机大致可分为两类，一 是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而在前朝又不得施展之人，如陈 名夏、陈之遴等人；二是考虑身家性命及家庭责任如吴 伟业、姚文然等人。但无论是迫于情势无可奈何的失节， 还是在有选择的情况下的自愿失节，入清初期，大部分 南方贰臣与清王朝的开始合作并不顺利，双方都需要一 个艰难的磨合过程。

参考文献

[1]    李伯齐.山东分体文学史[M].济南：齐鲁出版社,2005.

[2]    清世祖实录：卷二十八[M].北京：中华书局,1986.

[3]    龚鼎孳.定山堂诗集[M].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995.

[4]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论丛[M].北京：中国广播 电视出版社,2001.

[5]    曹溶.静惕堂诗集：卷四[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6]熊文举.雪堂先生集选[M].清顺治刻本.

[7]    邓汉仪.诗观初集：卷五[M].康熙慎墨堂刻本.

[8]    龚鼎孳.定山堂诗集：[M].续修四库全书本.

[9]    严迪昌.清诗史[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10]龚鼎孳.定山堂诗集：卷十七[M].续修四库全书本.

[11]  钟振振.龚鼎孳诗[M].扬州：广陵书社,2^6.

[12]  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M].香港：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99.

[13]  李元鼎.石园全集：卷四[M].清康熙刻雍正修版印本.

[14]  李元鼎.石园全集[M].清康熙刻雍正修版印本.

[15]  曹溶.静惕堂诗集：卷十六[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16]  曹溶.静惕堂诗集：卷十五[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17]  朱彝尊.曝书亭集•倦圃图记[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18]  宋琬.安雅堂未刻稿：卷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19]  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M].北京：中国书店，1984.

[20]  陈寅恪.柳如是别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21]  周在浚.赖古堂名贤尺牍新钞二   •选藏弄集：卷十二 [M].康 熙赖古堂刻本.

[22]  周亮工.赖古堂集：卷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23]  谢国桢.明末清初的学风[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

[24]  谈迁.北游录•纪闻（下）[M].北京：中华书局,1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