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承畴是个悲剧色彩浓重的人物，他所处的年代正是明清更迭之际，他一生的起起落落和荣辱注定要明、清两朝紧密联系在一起。洪承畴(1593-1665) 字彦演，号亨九，福建南安县英山霞尾乡人。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洪承畴中进士，恰恰在这一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改元天命，欲与明朝分庭抗礼，从此洪承畴的一生同清朝结下了不解之缘。崇祯七年（1634），洪承畴任兵部尚书，兼督河南、山西、陕西、湖广等处军务，镇压农民起义。后专督关中，俘高迎祥，逼李自成走商洛，使明末农民起义转入低潮。也正是由于洪承畴镇压农民军的功劳，使得他深受明王朝的宠信，成为明王朝倚重的军事人才。是值，东北清军羽翼丰满，多次侵扰关内，明朝边关频频告急，明崇祯帝紧急调洪承畴任蓟辽总督，抵抗清军。十四年（1641年），洪承畴率军13万人，与清军决战于松山、锦州地区，大败后被困松山城。翌年，城陷，洪承畴被俘降清，这一年成为洪承畴人生的转折点，洪承畴五十岁。

洪承畴为官所处的时期正是明末清初动荡之际。此时的明王明危机四伏，内有农民军起义，外有清军虎视眈眈。这种形势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选择都是痛苦的。洪承畴被推到历史的面前，明王朝把全部的命运放在他的身上，作为子臣，如何能担当起这样的重任？命运把洪承畴逼上战场，又于兵败后被部属出卖，被俘后降清。作为臣子本应该选择死来表示自己对于明朝的忠诚，但对明朝的失望和对生的渴望，使洪承畴选择了清朝，正所谓“平时每作千秋想，临事方知一死难”。[1]　加之李自成攻入北京，明朝灭亡，使洪承畴也不得不选择清朝。

纵观洪承畴一生，一方面，他的功绩是有目共睹的，他在为清朝开疆定土，国家的民族统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另一方面，他因为弃明投清，而受到猛烈的抨击。对于清朝的皇帝来说，在还未问鼎中原，积蓄力量的时候，他们能够做到把有用的人才收为已用。待到他们入主中原，在全国建立政权后，他们又根据自己的需要，对于曾经效力于本朝的明降将大加指责，“用则加诸膝，退则坠诸渊，了无留恋抵抚之患。”[2]　“大功不赏”这一点在洪承畴身上表现的淋漓尽致，本文拟从皇太极、多尔衮、顺治、康熙和乾隆如何对待和评价洪承畴角度出发，来探讨洪承畴降清后的境遇及其原因。

一

皇太极时期，洪承畴在东北与清军大战，使他的名声远扬。崇祯十五年（1642年），洪承畴在松山战败为清军所俘后，皇太极把与其一同被俘的明将民仰、变蛟、廷臣全部杀掉，而将洪承畴送往盛京。[3]被俘的洪承畴最初并未降清，而是“骂贼不屈，唯向西叩头，称天王圣明，臣力已竭，死之”[4]。对于洪承畴所表现出来的态度，皇太极并未生气，而是派大臣继续劝降。在《清史稿》中对于洪承畴投降是这样记载的：“上欲收承畴为用，命范文程谕降。承畴方科跣谩骂，文程徐与语，泛及今古事，梁间尘偶落，著承畴衣，承畴拂去之。文程遽归，告上曰：‘承畴必不死，惜其衣，况其身乎？’上自临视，解所御貂裘衣之，曰：‘先生得无寒乎？’承畴瞠视久，叹曰：‘真命世之主也！’乃叩头请降。上大悦，即日赏赉无算，置酒陈百戏”　[5]。在昭梿的《啸亭杂录》卷1《用洪文襄》中也记载了洪承畴投降的过程，“松山既破，擒洪文襄归。洪感明帝之遇，誓死不屈，日夜蓬头跣足，骂詈不休，文皇命诸文臣劝勉，洪不答一语。上乃亲至洪馆，解貂裘与之服，徐曰：‘先生得无冷乎？’洪茫然视上久之，叹曰：‘真命世之主也！’因叩头请降。上大悦，即日赏赉无算，陈百戏以作贺。”[6]　

皇太极极力劝降洪承畴，一方面是出于对其才华爱惜的缘故，另一方面也是主要方面，我们可以从皇太极君臣对话中得到答案。诸贝勒大臣因皇太极厚遇洪承畴而不满，皇太极问诸贝勒：“‘吾曹栉风沐雨数十年，将欲何为？’诸将曰：‘欲得中原耳。’上笑曰：‘譬诸行道，吾等皆瞽。今获一导者，吾安得不乐？’”　[7]因此，皇太极“待承畴之重也！”[8]“宠幸在人臣之佑”[9]目的是把洪承畴看作清军将来入主中原，建立政权的引路人，而洪承畴在降清后的表现，也证实了皇太极远见卓识。

从崇德七年（1642年）五月五日洪承畴剃发在崇政殿向皇太极跪请降清，至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九日皇太极暴逝的一年多的时间，皇太极对洪承畴虽“不令服官，凡大祭祀、宴会，必令亲随，赐房屋、庄田、男女有差，赐上御服膳无虚日”[10] ，但却“未尝命以官”[11]　。这是因为皇太极一方面从内心深处并未真正信任洪承畴等这些明朝降将，他曾告诫洪承畴：“朕今活尔，尔但念抚育之恩，尽心以事朕，昔阵前所获张春，亦曾养之，彼不能为明尽节，又不能效力事朕，一无所成而死，尔慎勿如彼之所为也。”[12]另一方面，对于洪承畴、祖大寿这样的人才，当时的政治形势还未真正需要他们为清朝效力，因此考察他们是否真心归顺清朝是主要的任务，因才皇太极才有“洪承畴、祖大寿则使之在其家，不得任意出入”[13]软禁的命令。

二

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初九日，皇太极暴逝，清廷内部陷入争夺帝位的激烈斗争中，最后由六岁的福临继位即顺治帝，由于福临年龄小，清朝的实权基本掌握在多尔衮的多手中，改明年（1644年）为顺治元年。在清朝帝位发生变化的时候，此时关内的政治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崇祯十七（1644年）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攻克北京，明朝灭亡，当时在沈阳的清廷虽未得到确报，但已觉察关内的形势要发生突变。为做好准备，四月初四，大学士范文程上书让多尔衮明白现在的对手由过去的明王朝转变为李自成农民军，因此清廷无论从战略还是战术方面都要做好转变和准备。四月初九，多尔衮根据范文程等大臣意见，统率八旗军出师中原，命洪承畴一同随军，途中得知李自成攻克北京，清廷一时间不知所措，多尔衮“以军事咨洪承畴”。此时关键时刻，多尔衮向洪承畴问策有其原因的。一是由于洪承畴为明将在西北与农民军作战整10年，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在战斗中积累了丰富的与农民军战斗的经验，这在明朝的大将中是独一无二的。不仅如此，在与清军作战中，洪承畴多次与多尔衮交战，并险些使其丧命，让多尔衮充分领教了洪承畴的军事才能。

洪承畴根据经验，提出自己的建言，对于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策略。即对于明朝百姓和官吏，清军要先遣官宣布王令，明示此行的目的是“扫除乱逆，期於灭贼，有抗拒者必加诛戮，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掠财物之意。”[14]对于农民军，洪承畴认为“流寇初起时，遇弱则战，遇强则遁，今得京城，财足志骄，已无固志，一旦开战我军至，必焚其宫殿、府库，遁而西行。贼之骡马不下三十余万，尽夜兼程，可二三百里，及我兵抵京，贼已远去，财物悉空，逆恶不得除，士卒无所获，亦大可惜也。” 因此针对农民军可能采用的策略，洪承畴建议清军“今宜计道里，限时日。辎重在后，精兵在前，出其不意，从蓟州、密云近京处，疾行而前”，从近路向北京进军，如果“贼走，则即行追剿；倘仍坐据京城，则伐之更易。”[15]，对于农民军在撤退时可能“遣精锐，伏于山谷狭处，以步兵扼路”，提出“我国骑兵不能履险，宜于骑兵内选作步兵，从高处觇其埋伏，俾步兵在前，骑兵在后，比及入边，则步兵皆骑兵也，孰能御之?”的对策。同时洪承畴还建议多尔衮在 “抵京之日，我兵连营城外，侦探勿绝，庶可断陕西、宣府、大同、真保诸路，以备来攻，则马首所至，计日功成矣”。最后洪承畴告诫多尔衮 “流寇十余年来，用兵巳久，虽不能与大军相拒，亦未可以昔日汉兵轻视之也”[16]。多尔衮对于洪承畴的建言非常重视，在清军入关过程中基本采纳了洪承畴建议，但是让清军始料不及的是由于吴三桂降清，使清军未走蓟州、密云，而是从三海关轻而易举的入关。经过随后追逐大顺军的庆都恶战，清军于五月击败农民军，进入北京。

经过入关的军事建言，多尔衮领略了洪承畴的军事才能，也增加了对其的信任。六月初一，洪承畴以所授“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原衔，入内院佐理机务，遂为秘书院大学士。”[17]清军进入北京，意味着清朝政权的建立，随之而来的就是如何调整统治方针政策，使清朝能够尽快统一全中国。洪承畴针对清朝政权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提出满人要学习汉文，晓汉语，目的是使“上意下达，而下情易通”[18]。为保证清政府的统治，清朝一定要沿习明朝的典章制度，采用明朝一些行之有效的制度。由于清朝刚刚入主中原，需要大量的人才，洪承畴建议对于官员要分清贤愚，加以任用，特别是封疆大吏，实行“保举连坐”，使真正的人才得以任用。

洪承畴的建议，清廷基本上都予以采纳。但对于洪承畴本人，清廷采取的策略是用而不赏。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豫亲王多铎攻占南京，明福王朱由崧就擒，弘光政权灭亡，随之连下数城，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清政府错误估计了形势，于六月十五日下令执行剃发令，遭到了汉族人民的强烈的反抗。为改变这种情况，清政府派洪承畴到南方，洪承畴采取了以抚为主，以剿为辅的策略，到顺治四年（1647年），逐渐平定了南方的反清势力。

在此期间发生了鲁王施以海的反间计和函可一案。顺治四年（1647年）十月，清军驻防江宁总管巴山抓获谢文光，搜查到故明鲁王致洪承畴国公书，约为内应，杀巴山等人，这个反间计被清廷所识破。顺治四年（1647年）十月，清军驻防江宁总管巴山抓获函可等人，发现他们有反清活动，查出福王答阮大成书稿和变纪一书，此人是故明尚书韩日缵之子，出家多年，从广东来到江宁，久住未回，因其父是洪承畴的会试房师，所以从洪承畴处得到通行印牌，因此洪承畴受到牵连。此前，顺治三年（1646年）三月，洪承畴曾上疏要求回家，顺治帝以“江南尚未大定，不允”[19]而这次由于反间计和函可一案，后虽经反复审查，与洪承畴并无关联，但是吏部仍议奏要求革他的职，顺治帝以“奉命江南，劳绩可嘉，姑从宽宥”[20]不了了之。这样，洪承畴并没有因为招抚江南的大功而升迁，仍以原官职回内院佐理机务。

顺治十年（1653年），清朝在全国的统治还未真正得到巩固，抗清斗争此起彼伏，清廷为实现对全国的统一，洪承畴再次以“太保兼太子太师、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处地方，总督军务兼理粮饷。”[21]对于经略西南五省，洪承畴主张采取剿抚并用策略，很快使湖广形势得到稳定。由于洪承畴对云、贵采取“以守为战”的作战方略，使许多满洲贵族感到进兵西南遥遥无期，因此对洪承畴大加指责，在他不堪压力，以年老有疾求罢之际，顺治十四年（1647年）十月，大西农民军中发生了孙可望与李定国之间内讧，孙可望战败投降，清军随后很快攻入贵州，顺治十六年（1659年）正月，攻占昆明，永历帝逃往缅甸，洪承畴经略西南的巨大成功证明了洪承畴“以守为战”作战策略的正确。

在洪承畴经略五省任务即将完成之后，洪承畴再次以病求罢，洪承畴乞休的揭帖到北京是十月十六属，七天以后，顺治帝就批了下来，同意他的请求，并说：“ 卿久任岩疆，劳绩茂著，今滇黔初辟，正资弹压料理。览奏日昏衰老．深轸联怀，特准解任，回京调理。”[22]　顺治帝在顺治十年（1653年）时曾对洪承畴许愿说：“功成之日，优加爵赏，俟地方既定，善后有人，即命还朝，慰朕誉怀。”[23]　但当洪承畴经略五省，大功基本告成回到北京之后，顺治帝却没有兑现当年的承诺。顺治帝于十八年（1661年）正月去世，我们无法了解顺治帝内心是如何看待洪承畴的，但从顺治遗诏中可窥豹一斑，“明季失国，多由偏用文臣，朕不以为戒，而委任汉官，即都院印信亦令汉官掌，以致满臣无心任事，精力懈驰，是朕之罪一也”[24]。如果这是顺治帝真心话的话，那么，最后洪承畴被清廷抛弃，也就不难理解了。同年，八岁的皇子玄烨即帝位，洪承畴于这一年五月，因病请求休致，得到朝廷的同意。对于洪承畴最终会得到何种赏赐，清廷进行了多次讨论，在肯定了他“劳绩茂著”后，不过给了个三等阿达哈哈番，汉名即三等轻车都尉。这一等级，是在公、候、伯、子、男之下又列的一个等级，叙三品。而轻车都尉又分一、二、三等。由此可见，洪承畴最后封赏与他的功绩相比相差是多么远了。　　　　

康熙四年（1665年）二月十七日，洪承畴卒，年73岁，谥文襄，葬于北京西直门外八里庄。直到康熙六年（1667年），才有内院撰《洪承畴碑文》，仅以“贤良之臣”称之。

三

经过清初的动荡，到乾隆时期，清王朝建立已有百年。为了加强统治，乾隆大力宣扬忠君思想。此时的清王朝根据形势，改变了清初重用奖赏明降将的态度，转而开始大力表彰忠臣，特别是明末清初因抗清而牺牲的明朝官员。对于由明朝投降过来的官员，乾隆下令将他们编入《贰臣传》。在乾隆看来这些“大节有亏之人，不能念其建有勋绩谅于生前，亦不能因其尚有后人原于死后”　[25]　。由于洪承畴曾为清朝统一全国立下过大功，“实能忠于本朝”，因而被列入《贰臣传》甲编。乾隆皇帝极力贬低洪承畴等明降将，其目的无非是要把君为臣纲的道德观念提到空前的高度。宣扬和重用这些人，也就是提倡和鼓励这些人的叛逆精神，这与乾隆所大力提倡的忠君思想是相对立的，在客观上会威胁清朝的统治，因此从长远的利益出发，将洪承畴等降将进行口诛笔伐就理所当然了。

纵观洪承畴一生，仕明朝26年，归顺清朝后，仕清18年，在这短短的18年，他先后经历了皇太极、多尔衮和顺治帝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是清廷入主中原，在全国建立政权最关键的时期。洪承畴以降将之身参与了清朝建立政权的全部过程，并在其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洪承畴为清朝所做出的贡献与他所得到奖赏相差太远。从皇太极把洪承畴看作“导者”而千方百计劝降，到多尔衮和顺治帝在国家关键时刻，反复选择洪承畴作为最合适的人选，待到任务完成后，将其无情地抛在一边，对于洪承畴这种遭遇，著名明清史专家孟森先生对此有所论述，“用则加诸膝，退则坠诸渊，了无留恋抵抚之患。”“累乞解任而累得请，事稍棘辄见留，稍定又听其去，终且以体致去官。爵不入五等，荣不逮终身，清室待有功之降人，初不尽若此之薄。”[26]　

从“夙望重臣”、“贤良之臣”、“开清第一功”到“贰臣”，所有这些用来描述洪承畴的词语，无不是根据政治形势的需要而进行取舍的。在中国历史上，“大功不赏”之人并非洪承畴一人，古有秦国大将白起，近有明将袁崇焕，他们都被当权者玩弄于股掌之间。无论洪承畴背负怎样的骂名，都不能抹杀他在历史上的功绩，正是他采取的策略，使汉族百姓免遭涂炭，使分裂、动荡的国家重新得到统一。因此，正确评价洪承畴在历史上的作用，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历史。

转自中华文史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