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尝读清史，总觉有同于元史者一点，即由帝位继承而起纠纷。盖满洲风俗似蒙古，多立爱立少，不立嫡长¹，与之不无关系。

康熙为清最隆盛之时代，而夺嫡之争最烈。父子兄弟之间，视同敌国。后来引为殷鉴，不立太子²。然乾隆以后，每当爰立，辄有龃龉。关系爱新觉罗一家之盛衰者甚大。本文即著眼此点，对世宗夺嫡始末加以推勘。

从来论世宗事者，疑似之间，不免依违。本文则从隐显之际，断其得位全由图谋。阿、塞、年、隆诸狱，本为泯灭图谋之迹，而不知其迹愈显。正赖有此，始能得其端倪。故本文以允礽再立再废始，以阿、塞、年、隆终。宫禁事秘，传闻多误，下语必慎。取材未充，拾遗补阙，期以时日。

二、康熙朝嫡位之争

1.皇太子之再立再废

康熙十四年十二月十三日（1676年1月27日）册立皇子允礽为皇太子³，是为清代立皇储之始。太子立且三十余年矣，何以四十七年九月初四日（1708年10月17日）忽有废斥之举⁴？又何以有四十八年三月初九日（1709年4月18日）再立，五十一年十月初一日（1712年10月30日）再废之举⁵？苟始以“赋性奢侈”，“暴虐淫乱”，“语言颠倒。竟类狂易之疾”，坐致废黜；继以“虽被镇魇，已渐痊可”，复立为皇太子；终以“狂易之疾，仍然未除”，“狂疾益增，暴戾僭越，迷惑转甚”⁶，再行废黜禁锢；似不足以塞后人之疑窦！须知太子髫龄诵书，即承父教⁷，六岁就传，多属名师⁸，通满汉文字，娴骑射；每从行幸，赓咏颇多⁹。三十五年（1696年）帝亲征噶尔丹，命其居守，处理政务；明年行兵宁夏，亦然¹⁰。足证三十六年以前帝之于太子，教之诲之，且试之以政者再。不特此也，大抵在四十七年未废之前，太子之眷宠未尝一日少减，声望未尝一日少堕，仪制亦未尝一日少损¹¹。何以知之？证之南巡至德州之回銮，宋荦之颂扬，高士奇之陛辞及李炳石之觐见¹²，可知也。

然则四十七年突然之变，大捕太子党羽，且拘太子于上驷院旁，继而幽禁咸安宫¹³。骤视之殊不可解。仔细案之，太子结党，密谋大事，其关键恐在索额图一人。索于四十年已告老矣，逾年太子病于德州，帝召之待疾一月，未半载而被逮¹⁴。谕中云：“伊等结党，议论国事”，凡五六见。岂有相处一月而不相告者乎？索固拥戴太子之党者，“施威吓人”，徒众极伙¹⁵。所谓结党“议论国事”，必是胁帝让位于太子一事无疑。如拘索谕中有“背后怨尤之言，不可宣说”、“朕若不先发，尔必先之”之语，与废斥太子谕中所云：“从前索额图助伊潜谋大事，朕悉知其情，将索额图处死”¹⁶，可相印证。意者胁帝退位，索为主动之人，太子不过被动耳。帝虽明知，或牵于天生父子之情，迟迟未发；孰知一逮主动之人，而被动之人亦汲汲不可终日。故四十七年上谕，一则曰：“鸠聚党与，窥伺朕躬”；再则曰：“令允礽欲为索额图复仇，结成党羽，令朕未卜今日被鸩，明日遇害，昼夜戒慎不宁”；三则曰：“置索额图于死，而允礽时蓄愤于心。”¹⁷是太子由被动一变而为主动之人，帝自为计，遑论父子之情，故一旦有“逼近布城裂缝，向内窃视”、“中怀叵测”¹⁸之事实发生，太子之不被废，其可得乎？

太子之所以废而复立者，实非因被镇魇而痊可之故¹⁹。当时“太子党”外，尚有皇子诸党。其最著者为“皇长子党”、“皇四子党”、“皇八子党”是已，彼此钩心斗角，互相倾轧，无有已时²⁰。不有太子，无以阻阿哥之野心。明诏欲于诸子中推举一人²¹，昭然若揭。储贰之位未正，诸子党争尤烈。圣祖未逾年而再立太子，即所以弹压诸子之党，去其觊觎之念；而以一切暗中构煽，悉推之索额图父子，盖以主动罪索之子孙，而废太子为被动耳²²。

苟明乎此，则太子再立再废之故，不难迎刃而解。何则？盖再立太子，不特不能解诸子之党，反而加深太子之党，主动被动，合为一体²³，图谋不轨，日甚一日，故谕中有云：“允礽……与恶劣小人结党……但小人辈惧日后被诛，倘于朕躬有测之事，则关系朕一生声名”；“数年之间，隐忍实难”；“今众人有两处总是一死之言”²⁴。洵以“皇帝”一念，横亘胸中，于是父子之间亦不能相容，圣祖年逾六旬，盖世猜雄，于此则束手无策²⁵。自是太子再废之后，无复有敢言之者，王掞、朱天保等请立东宫之得罪，徐倬“道贵堂类稿”“应皇太子教”诗及朱彝尊“曝书亭集”青宫再建诗之削去，即其明证²⁶。

2.允禩之阴谋

皇八子允禩希冀为皇太子者久矣，与皇九子允禟、皇十四子允祯（即允禵）结为死党²⁷。其聚集党羽，欲杀害太子，早始于太子未废之前，且有势将及于圣祖之虞，是即所谓张明德谋刺之案，由皇长子允禔告发之²⁸。其实允禔何尝不有希冀皇储之意，故拘禁太子时，竟有“欲诛允礽，不必出自皇父之手”之奏²⁹。争夺之烈，骨肉相残，有如是者！只以皇三子允祉告发喇嘛巴汉格隆为允禔厌胜太子事，帝斥其行事比废太子更甚，计不得售，不得不与允禩结成一党矣³⁰。

太子既废，诸子觊觎之志加剧，而谋害之念如故，性命可谓危殆之至³¹。诸党以允禩为最横，皇子自允禔、允禟、允祯、允（原字为左示，右我）³²而外，满大臣有佟国维、马齐、阿灵阿、鄂伦岱、揆叙辈，汉大臣有王鸿绪辈³³。声势之大，党羽之众³⁴，莫能与之抗衡。平日沽名，传播众口³⁵。办事之材，诸大臣无出其右者，即圣祖及世宗亦尝称誉不已³⁶。故东宫之废，以为舍我莫属，俨然以皇太子自居³⁷。先之以允禔之推荐，及事败露，允祯至以死保；继则满汉大臣为之荐奏³⁸，复被黜落；其铺谋设计，都成泡影。岂真以“身婴缧绁……母家微贱”而致落第耶？

细案之不然。此次推选太子，允禩之所以失败，其咎似在马齐一人。自表面观之，马齐固亦禩党，决无破坏之理。乃马齐起自微末之员，纯系贪得之人⁴⁰，蹿至高位，图谋专擅，必先已探得消息。不然，帝何以有“勿令马齐预之”⁴¹之谕？及其所举皆同，无一异议才，不得不招圣祖之疑，反复究问，查出马齐必系暗通消息之人⁴²。盖圣祖属意于允禩，确已胸有成竹。读四十七年之谕：“今立皇太子之事，朕心已有成算”；与四十八年帝自谓：“此事必舅舅佟国维、大学士马齐以当举允禩，默喻于众”；及上谕云：“马齐……乃潜窥朕意而蓄是心，殊为可恶”⁴³，则知帝心目中之皇太子，舍允禩其谁？参以允禩落选之后，而佟国维犹以“总之将原定主意，熟虑施行为善”为言，尤可证也⁴⁴。惟帝以大权在握，不能旁落⁴⁵；于是允禩之图谋大位，竟由马齐一手断送。

五十一年太子再废后，圣祖绝口不谈此事。允禩辈果能为之绝念乎⁴⁶？此又不然。证之五十三年谕云：“允禩仍望遂其初念，与乱臣贼子等结成党羽，密行险奸。谓朕年已老迈，岁月无多，及至不讳，伊曾为人所保，谁敢争执？”及雍正二年上谕：“伊等结成朋党，竭力钻营……巧行贿赂，收服人心……偏置耳目，以愚弄人。专欲待间乘时，成伊大志”，与夫允禟寄书允（原字为左示，右我）内称：“事机已失，追悔无及”云云⁴⁷。可见圣祖储位尚虚，则诸子之野心不死，固昭昭然也。

帝之所以始欲立禩而中变者，固惧大权之旁落于大臣之手，尤患重蹈允礽之覆车。诚如上谕所云：“朕恐后日必有行同狗彘之阿哥，仰赖其恩，为之兴兵构难，逼朕逊位而立允禩者……不然，朕日后临终时，必有将朕身置乾清宫，而尔等执刃争夺之事也……二阿哥悖逆，屡失人心；允禩则屡结人心，此人之险，实百倍于二阿哥也”⁴⁸。则允禩之不得立与太子之再废，实同一命运。

3.世宗之继承

雍正元年（1723年）上谕内阁：“朕在藩邸……皇考知朕中立不倚，断无杀戮之事，是以命朕继承大统”；同年又谕：“我圣祖仁皇帝为宗社臣民计，慎选于诸子之中，命朕继承统绪”；此外屡言：“历年身居藩邸，享安闲之福”；“坦怀接物，无猜无疑，饮食起居，不加防范，死生利害，听之于命”；“并无希望大位之心”；“不特不与人结仇，亦不与人结党”⁴⁹。据此知世宗之继承，纯出于圣祖一人之授与，似已无疑义者矣。

夷考其实，则大不然。雍亲王之为人，“喜怒不定”四字，足以定评；“戒急用忍”，尤其天性险诈，似远出诸阿哥之上⁵⁰。试举一二例以证之：平昔小心谨慎，能体父意，殷勤恳切，竟获“诚孝”之美名，固无论矣；太子初废，目击诸邸公然角逐，乃反其道而行，阳若不争，且为之保奏，复得“伟人”二字之褒语⁵¹。不特此也，且于众前强辩其无此奏⁵²。非矫饰之人，不克臻此。果友于兄弟，何以圣祖在日，有“二阿哥恐有妨于己，遂至以非理相加”之事；又何以太子临死，有“二阿哥断不可放出”，及其既死，有“其身若在，仍属负罪之人；今既如此，其罪已毕”之语⁵³？真情忽吐，乃知其阴险诈伪之极，不能矫饰于平时。

若谓雍邸向日并无希望大位之心，又无结仇结党之事，谁复信之？虽世宗尝自为之辩曰：“倘如伊等营谋，朕亦不让伊等；伊所纠合之人，朕岂不能纠合？伊能市恩小义之名，朕岂不能邀取？朕素无此志，他人容或不知，深知朕者，无过允禩也”；又谓：“朕在藩邸，甚恶此风（指朋党），断不为其所染。廉亲王至今与朕结怨，亦即此故”⁵⁴。一概推托，且举允禩为证。而不知其结党邀名，与诸阿哥如出一辙，且有过之无不及。观雍正三年四月二十八日上谕明云：“沈竹、戴铎乃朕藩邸旧人”，而四年八月三十日上谕竟云：“巴海、戴铎、沈竹皆八阿哥属下之人。”⁵⁵似此推诿，可谓欲盖弥彰。更证之以阎若璩之客于雍邸，几为当时掩饰殆尽，终难逃后世明人之勘断也⁵⁶。

雍邸之腹心，自以鄂尔泰、田文镜、李卫三人为最⁵⁷。倚赖之深，信任之专，始终如一，人莫能与之抗。鄂，满洲也；李，汉人也；田，汉军也⁵⁸。世皆知田曾为藩邸之“庄头”，乃上谕于擢用田之原委，竟谓：“朕在藩邸时，不但不识其面，并不知其姓名”，其谁欺乎⁵⁹？此外藩下人有年羹尧、傅鼐、博尔多、诺岷、戴铎、沈廷正、沈竹、金昆、黄国材、黄炳、魏经国、常赉、官达⁶⁰辈，皆在康熙时，各为总督、巡抚、提督，遍布于四方。而上谕云：“朕在藩邸，懒于交接”⁶¹。不知由马尔赤哈之荐，于园中一见蔡珽，即加优礼；复由蔡珽而拔用李绂⁶²，非广事交接结纳羽党而何？他如与禅僧相接，致后来有“密用僧人赞理”⁶³之流言，岂偶然之故哉？此其所以登极二年之后，犹谆谆谕以：“尔等应以大统视朕躬，不应以昔日在藩之身视朕躬也”，及“诸宗室家毋妄与外边汉人来往。……伊等但诱人多事，从中侥幸得利，遂其志愿。尔等敬识之。”⁶⁴若非亲身经历，何能深悉情伪以为丁宁告诫如此？

雍亲王既结党邀名，亦不可谓不“僭越”矣⁶⁵。潜萌希冀，预谋攘夺，决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以能于圣祖晏驾之日，安然绍承大宝者，隆科多一人之力为多。盖隆时为步军统领，身操警卫京师之兵权，然则榻前受命，口衔天宪，谁敢不从⁶⁶？上谕所云：“仓卒之间，一言而定大计”，“授受之际，太平无事”，⁶⁷虽平淡数语，最能探出当时消息。何以征之？圣祖于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1722年12月20日）戌刻崩于畅春园，亥刻回都，是夕铁骑四出，用以弹压⁶⁸。翌日之命，在内以马齐、降科多总理事务，在外以年羹尧代理允禵西陲军务⁶⁹。马固禩党，反复构煸其间，卖禩求荣，任马即此以制禩死命；隆、年俱兵权在手，任隆、年即足以控制反侧⁷⁰。故能“中外敉宁”⁷¹，此即所谓“太平无事”也。至十六日宣读遗诏，并未宣布汉文，而以“宣读清字诏书……即与宣读汉字诏书无异”为谕，良足以骇天下人之听闻⁷²。此即所谓“一言而定”也。观其监事之周密，即事前之深谋可知。乃以轻言细语了之，深心人作浅语，固知其语更深。虽巧不可阶，其如难逃天下后世之明鉴何！

后来种种传闻，散播人口，并非事后野人之语，如云：“圣祖皇帝在畅春园病重，皇上就进一碗人参汤，不知何如，圣祖皇帝就崩了驾”之传说⁷³，岂皆禩党所能捏造？证之意大利人马国贤身临其境目击其事之记载，驾崩之夕，号呼之声，不安之状，即无鸩毒之事，亦必突然大变，可断言也。

三  阿、塞、年、隆之狱

1．阿、塞之诛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世宗登极，颁诏大赦，有云：“朕之昆弟子侄甚多，惟思一体相关，敦睦罔替，共享升平之福，永图磐石之安”⁷⁴据此可知世宗于即位之初，固尚以“保全骨肉”相号召。曾几何时，乃报复旧怨，翦除兄弟，务绝根株，大兴朋党之狱。上谕所云：“朕之弟兄及诸大臣。……百日之内，淆乱朕心者百端。伊等其谓朕宽仁，不嗜杀人，故任意侮慢乎?此启朕杀人之端也”，及“朕当以社稷为重，虽系兄弟，亦难顾惜”⁷⁵，即共明征。然则初以允禩总理事务为四大臣之一，继而封廉亲王，授理藩院、工部尚书，无非借以父安反侧，牢笼天下人心，姑且容忍于一时⁷⁶。不然，何以防范之严，甚于往时，致招诸大臣之不平；而竟有“即让以此位，不少迟疑”之忿语耶⁷⁷？

其实允禩之才力，本与世宗相当⁷⁸。只以大位已落人手，生杀予夺之权，操之在人。明知“过为贬损”，“小心谨畏’，仍不得免于诛戮；然犹委蛇柔驯，正欲使其兄负屠杀兄弟之名，蒙天下后世之不韪⁷⁹。此时世宗所以不遽致之死者，不外散其党孤其势，且隐示禩在掌握，得免与否，全视其徒党敛迹与否为断⁸⁰。以允禟、允禵为禩死党，又皆数百万之富，其权谋术数，足以耍结人心，煽惑众听⁸¹。故于父死未满百日之际，即先迫允禟远徙西宁，着都统楚宗加以约束，旋即拘禁允禵于汤泉，以李如栢为之监视⁸²。观后来上谕所云：“朕即位以来，离散伊（指允禩)党，令居远地，惟望伊等改悔前行。朕今日岂惧此等匪人党与，所惧者万一事生，必致杀戮多人耳”；“设使当日允禵、允禟俱留在京，必致相济为恶。欲如今日之安宁无事，其可得乎”，惩治弟辈，得心应手，见于词色，毫无手足之情；而禵则一母所生者也⁸³。忍哉!

即如碌碌庸才之允（原字为左示，右我），亦必逐往张家口外严寒之地，抱病而医，立加拘禁；至若已拘禁十数年之大阿哥、二阿哥，均禁锢终身，死于监所；允祉亦以幽死；允禑命守景陵，不数年而卒⁸⁴，谓非良死，自无确证，然以世宗之残忍，决不肯听其苟延。至若崇任怡亲允祥，厚奖果郡王允礼，则别有故。世宗之所以任允祥者，正以专未尝“纠党邀结一人”，而又能为其穷治邪党，“彻底审出”；所以奖允礼者，正以其能参奏抬写廉亲王之处⁸⁵。既得其用，复博友于之名，以掩盖一切杀弟丑事。

世宗尚恐廉亲王素怀大志，其心不死；于是穷治党羽，谓之“整理变化”，自谓即被人加以“苛刻严厉”之名，亦受之不辞⁸⁶。如其所云：“暗附朕之兄弟者，朕必明正其罪，置之重辟。使向日结党之弟兄，无附会济恶之人”；又云：“党援必由众人附和而成，若人人皆知廉亲王之非，则党援自散，廉亲王一人又何所恃而如此行为乎?”⁸⁷故费尽苦心，必刬除罄尽而后已。如苏努、勒席恒、七十、秦道然、陈梦雷、陶赖、张廷枢、吴尔占、普奇、经希、色亨图、阿布兰、马尔齐哈、常明、德宁、佛格、汝福、阿尔松阿、阿灵阿、鄂伦岱、满都护、噶达浑、栾廷芳、武正安、鲁宾、揆叙、五格、二德、阿尔逊、郭允进、徐元梦、巴海辈⁸⁸，莫不坐以“邪党”。或谴责，或降级，或革职，或削籍，或除名，或监禁，或禁锢高墙⁸⁹，或充军边地，或正法，或立斩枭示，或已死而犹追治其罪。凡此皆在禩、禟生存之时，恐其助之为害，犹可说也；迨禩、禟既死之后，仍有鲁尔金、乌尔陈、苏尔金、库尔陈、法海、佛保、达尔当阿、托时、查弼纳、萧永藻、高成龄、董永芠、四格、李凤翥辈⁹⁰之放流诛殛，谓非怨毒之深而何?

当禩、禟之未死也，世宗帅折磨之凌辱之，无以复加。兄弟骨肉之间，“情如水火，势如敌国”⁹¹。观其以一都统约束允禟，令之下跪听诏；因遣人买草，竟革去贝子⁹²。而允禩之掌工部也，节省不可，推诿亦不可，即无心之过，亦莫不推之允禩一人⁹³。既以梓宫奉移山陵，减省一半，为不遵例矣；而供奉御容，自我作古，又以“悲思罔极”为合法⁹⁴。又如诸母妃迎养廉王府之初，允祹请不时入宫相见而不见许矣；乃三年后，又以诸母妃未尝一造殿下为“系允禩从中阻挠⁹⁵。似此自相矛盾，令人何所适从?

世宗欲杀禩、禟之心，早已蓄于同为皇子之时，决不肯贷其一死。如康熙四十八年即奏：“此等悖逆之人，何足屡烦圣怒。乱臣贼子，自有国法。若交与臣，便可即行诛戮”；雍正元年亦谕：“但迫朕于不得已之时，将凭皇考之威灵，执法诛戮，谁曰不可乎?”及三年三月又谕：“廉亲王……每事烦扰朕之心思，阻挠朕之政事，惑乱众心，专欲激朕杀人”⁹⁶可证。三年十二月，拘禁允禩，并革去亲王，严行禁锢；四年三月，废允禩、允禟为庶人；旋改允禩名阿其那，其子弘旺名菩萨保；五月改允禟名塞思黑⁹⁷。八月二十七日(一七二六年九月二十二日)塞死于保定，九月初八日(十月三日)阿死于监所，阿、塞之死，决非良死⁹⁸，下手者李绂，而授意者则世宗也。请以事实为证：世宗先差胡什礼往西宁，带颁塞思黑回京，塞“一路……谈笑如常”，固强健也；途过保定，留住两月，饮食亦如常，犹无恙也；乃李绂忽以“腹泻”奏闻，随即痊愈，不数日而病故矣⁹⁹。证以李绂有“俟塞思黑一到，我即便宜行事”之语，及世宗已有“俱交与李绂，尔不必管”之明旨；而七年上谕又责李绂“并不将塞思黑自伏冥诛之处，明白于众”¹⁰⁰，真所谓狐埋狐搰。塞死才旬日耳，阿又以病故闻，何其巧也¹⁰¹！以世宗迫允禵“若欲同死，悉听尔意”¹⁰²之谕推之，则阿之暴卒，非世宗授意杀之而何?

阿、塞死且百有余日矣，五年四月十八日之煌煌上谕，因李恒荣之案论及阿、塞之死曰：“阿其那、塞思黑二人之恶，不可枚举，实逆党之渠魁也。二人一日不除，则逆党一日不散，国家一日不安，是以无奈将伊二人拘禁。此时诸王大臣奏请即行正法，而朕未即俞允者，乃一时小不忍，意略迟回耳。不意二人遂服冥诛。然朕为宗庙社稷计，若二人不死，将来未必不将伊明正典刑，以彰国宪。

盖朕受皇考付托之重，不得顾小节而忘大义，亦不得顾一身之毁誉而忘国家之安危。朕只论阿其那、塞思黑有必可诛之罪，有必当诛之理，而断不避诛阿其那、塞思黑之名也。诸臣试思：此二人者，宽以容之，不可；严以待之，不可；放纵之，不可；禁锢之，亦不可；果如何措置而后可以除国家之大患乎?”¹⁰³世宗必死共兄弟，特不欲负杀兄弟恶名。允禩明知不能免死，但不欲独死，欲世宗多杀兄若弟，以负千载骂名。观世宗前后上谕，种种忸怩，及允禩种种言辞，皆以此一念为关键。至于既死其弟之后，知骂名不可避免，乃明明白认。向来特小不忍，非避恶名，其实仍是掩饰，用心亦良苦矣。世宗尝责廉王曰：“外市慈厚之虚名，而内忍行惨酷杀人之实事；虽工于掩饰，而欲盖弥彰。”¹⁰⁴若以此评还诺世宗，尤觉至确至当。两人智术相等，不过一成一败。圣祖一生弄术，而诸子若此，知其后半生之苦恼不少。世宗既殁，高宗即位，首先将主谋助凶之文觉禅师，驱逐回籍；后来阿、塞二人仍复原名，收回玉牒¹⁰⁵。是世宗之行事，又不见谅于其子矣。

自是而后，诸邸停止阿哥行走，改为上书房，以课皇子¹⁰⁶，遂为一代定制。

2．年、隆之狱

世宗之立也，年、隆最为有功。隆以是封一等公，复加“舅舅”之称；年则封三等公，悉付以西陲之寄¹⁰⁷。其所以信任之尊崇之者，蔑以加矣。隆之入朝，见亲王不过起立，亲王则欠身微趋而过¹⁰⁸。其于年“赐爵、赐金、赐第、赐园、赐世职、赐佐领”；年在外，督抚跪道迎接，受之不辞；每入京，公卿跪接，策马而过，不稍为之动容；即王公下马问候，亦颔之而已¹⁰⁹。复谕将年之子熙过继与舅舅隆科多为子，而隆竟有“我二人（指隆与年）若少作两个人看，就是负皇上矣”¹¹⁰之言。是又暗示隆、年并重，豪无轩轾，共尊宠若此。满朝望风承旨，孰敢不媚此二人?后来乃独责诚亲王“待隆科多、年羹尧越礼致侯，作谄媚卑污之举动”¹¹¹，而不知皆自己过于隆重，有以启之也。

阿、塞在必诛之列，尽人皆知。独年、隆以功首而就夷戮，且年之显戮，犹在阿、塞之前，则不得共故。世或以年恃功骄蹇，不缴朱谕¹¹²，为致死之由，当属皮相之论。若深察世宗之为人，则年、隆之戮辱，诚为不可避免之事。盖年、隆皆反复无常之人，非得共力，不足以成事，而对于其人，则早有戒心，用毕即杀之除之，早已预有成算。即使二人恭顺自矢，亦决难免祸。不然，年尚可以骄蹇目之，隆则何说乎?此外则年、隆赞佐密谋时，必有许多不可告人之隐，若留活口，终是后患。此亦不得不亟亟加以诛戮之一理由欤?今即由世宗先后谕旨比勘，知不只字字深险。极尽操纵抑扬之能事。于年尤甚。年之才能，远在隆上，故年显诛而隆瘐毙。观其二年十一月十五日谕：“夫为君难，为臣亦不易。……即如年羹尧建立大功，

其建功之艰难辛苦之处，人谁知之?隆科多受皇考顾命，又谁知其受顾命之苦处?”备示牢笼，正所以暂安其心；同年十二月十一日未刊朱批年羹尧折忽云：“凡人臣：圆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为君者：施恩易，当恩难；当恩易，保恩难；保恩易，全恩难。若倚功造过，必致返恩为仇．此从来人情常有者”，已略露抑制端倪；及三年未刊朱批年折则云：“可惜朕恩!可惜己才!可惜奇功!可惜千万年声名人物!可惜千载奇逢之君臣过合!若不知悔，其可惜处不可枚举也”，明明道破即将下其毒辣之手¹¹³。而年、隆不悟，年犹有“夕惕朝乾”之语病，有类讥刺；而隆则私抄玉牒，存贮家中，授人把柄¹¹⁴。

今考隆之罪案凡四十一款，其中有云：“妄拟诸葛亮奏称：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是死期已至之时”；与“狂言妄奏：提督之权甚大，一呼可聚二万兵”¹¹⁵。证以雍正五年上谕内阁：“皇考升遐之日，大臣承旨者，惟隆科多一人”，则隆此二语，不啻李斯临死上书之以罪为功，触犯世宗所忌，安能免于“永远禁锢”¹¹⁶？年之诛也，尤早于隆。罪状至九十二款之多¹¹⁷，实皆非必杀之罪。盖年之入雍王府，早在康熙四十八年前；而抚川时，世宗即责其有“今日之不负皇上，即他日之不负王爷”之语为“无法无天”¹¹⁸。所谓“无法无天”，即此等密谋，只能存之于心，不能宣之于口。迨世宗即位之后，年恳请陛见折云：“臣受恩最深，忠君之念不自今日。我皇上至孝本乎性成，自古帝王所未有，此臣平日所深知者。”¹¹⁹可见年早预夺储之谋。读雍正元年正月初二日未刊朱批年折云：“舅舅隆科多，此人朕于尔先前不但不深知他，真正大错了!此人真圣祖皇考忠臣，朕之功臣，国家良臣，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希有大臣也!”¹²⁰可见世宗篡夺之谋，年、隆实预腹心之寄。所谓“先前”二字，至少当在年为川抚之时，与年折“不自今日”可相印证。故谓世宗蓄谋过二十年，即此可以为证。后来遂责年“今日之功，岂能及鳖拜之大?而所省巨之罪情，则甚于鳌拜。”¹²¹以鳖拜为此，不杀何待?甚且谓其居心“期于必遂其缘木求鱼之大志，主意断不改悔也”，则疑年由怨望而萌异志矣；所以有此疑，则由于预断其人必反复也¹²²。而年犹不悟，于奏折中“故意隐约其辞，以启天下之疑”，尤足以激世宗速杀之心。不知所谓大功告成，正是死期已至之日，犹斤斤以功自诩，卒致杀身并杀其子¹²³。

年、隆皆以兵权在握，得为佐命。世宗初登大宝，即对隆阳尊其名位而阴夺其实权¹²⁴。年则储之以制允禵、允禟，独处西秦，手握重兵，而竟一车两马，仆从数人，布帏轿车，帖然受命赴任杭州者，实由任年之始，即早储岳钟琪以制年矣¹²⁵。而昧昧如王安国者，

乃奏称：“皇上既烛年羹尧之奸，夺其权而调之内地，在今日不过釜鱼几肉耳。正法亦可，放流亦可”，致遭世宗“笑而鄙之”¹²⁶。明明道出世宗心事，不能怒骂，乃以此“笑而鄙之”四字解嘲耳。

年之羽党，似多于隆。如胡期恒、金启勋、边正烈、彭振义、刘世奇、张泰基、黄起宪、武正安、周仲举、郎廷槐、白讷、常玺、朱炯、赵成、阮阳璟、黄焜、张适、李世倬、彭耀祖、杨廷柏、张梅、王希会、周文泽、靳树榛、梁奕鸿、马灼、王持权、金式训、靳光祚、高世禄、董正坤、魏世瑛、杨书、葛继孔、李继泰、赵健、许启盛、刘子正、严世杰、金德蔚、周元勋、王国正、杨文斌、崔鸿图、张纯、周仁举、年悦、王景灏、王嵩、宋师曾、王允猷、汪景祺、邹鲁、净一道入、田帝育¹²⁷辈，曾获谴责或诛戮。至于钱名世以党年致负“名教罪入”¹²⁸之骂名，又处分之罕见者。以视阿、塞，“年之结党，为时尚浅，是以易于解散”¹²⁹。乃隆于年案，有意扰乱，亦得严加议处¹³⁰。所谓“隆党”，不过牛伦、程光珠、张其仁、姚让、吴达礼、查嗣廷、马武、塞尔图、塞楞额诸人，其交结揆叙、阿灵阿、菩萨保¹³¹，菩萨保即允禩之子弘旺，后来撰“皇清通志纲要”者也；并为敌党，又罪之大者。盖世宗时时心目中有反复二字在¹³²。攻击年党最力者为李绂、蔡珽，昔深仇也，故世宗赐以所籍年之服物赀财，年赐自尽时，特派蔡珽监刑，使珽快心，兼使年痛心¹³³。然未久绂、珽又皆得咎，凡甘为鹰犬者下场往往如是。

依据上面所列论证，知世宗之用年、隆，识共反复，早预存欲杀之心。制之之法：先削其兵权，后则按定步骤；初若隆重，继示裁抑；又继则吹求无所不至。先后历时四五年，始了其事。重视之，殆与阿、塞相等。所以不遽诛戮，意在离其党羽，兼为用人取舍之资。唯世宗自谓亲理万几，不假手于人，不似督抚之有幕宾¹³⁴。然“永宪录”谓阿、塞、年、隆之大狱，皆由文觉禅师主谋。高宗初立，严饬僧人，曾放还山；独令文觉徒步南行，且年逾七十矣¹³⁵。“永宪录”著者萧奭¹³⁶，亲见亲闻，所述如此，自足取信。然与世宗无幕宾之言，大相谬刺矣。文觉能为世宗主谋，其人本领可知。惜共事不详，遍考诸书，竟无所得，仅得其所为文一首¹³⁷。信能文之高手也。

四  余论

此文作就，尚有可得而论者，综括为三：第一，世宗篡立，确凿有据。即年羹尧为川抚时“他日不肯负王爷”，及雍正元年二折，不啻自画供招，已足为世宗图谋大位逾二十年作一铁证。而旁证若康熙四十七年太子之废，雍王亦在与诺子同被圈禁之列¹³⁸。又康熙五十二年戴铎有“诸王当（太子）未定之日，各有不并立之心”之语，所谓“诸王不并立”，其中自有世宗；及康熙五十七年李光地奉旨进京，系为立储之事，乃语戴铎云：“目下诸王，八王最贤”，而铎密告之曰：“八王柔懦无为，不及我四王爷聪明天纵，才德兼全；且恩威并济，大有作为。大人如肯相为，将来富贵共之”¹³⁹，虽事实不详，而图谋二字已有注脚。再证以世宗即位后，四五年间，皆为清除敌党，苏努、七十之追罪，鄂偷岱、阿尔松阿辈之正法，以及阿、塞之死。苟非数十年以死相搏之仇恨¹⁴⁰，何必一一置之死地而后快意？即年、隆之不可容，卒致或诛或禁，固有种种衅端；而非虑当初密谋，留为他日话柄，又何必过为已甚?凡此皆可作篡立之最好证据也。故分言之，则篡立为一事，阿、塞为一事，年、隆又为一事；合言之，则前者为主，后二者为余波。必合而考之，其事始明，其迹自显¹⁴¹。

第二，“大义觉迷录”不足置信。此则雍正七年因曾静、张熙之案而刊布。世人皆知为讨论“华夷”之见而发，不知其所以“明目张胆，宣示播告”，正为“更有大奸大恶之徒（指允禩允禟）捏造流言”，而加以强辩耳，如云：“若非因曾静之事，则此辈（允禩允禟）之谣言，展转流布，朕何由闻知为之明白剖晰俾家喻而户晓耶？”¹⁴²即可印证。今请就谋父、逼母、弒兄、屠弟四端，举其事实抵触处，为之驳正，以证其诬。圣祖之崩，世宗尚在南郊，乃云：“驰至问安，皇考告以症侯日增之故”，而一字未及传位之事，固可疑矣；证以遗诏之不在寅刻，果亲王允礼之不在寝宫，则录中所云，必非当日实事¹⁴³。此谋父之终可疑者也。自谓为仁寿太后“孝顺之子”，已宣言欲慰母后之心晋封允禵为郡王矣，终未赐封号，仍称贝子；乃母死之日，欲一面同胞之弟而不可得；即如诸母妃三年中不许入宫一见，而录中犹云：“无不尽礼敬养”，所言与所行自相抵触¹⁴⁴。此逼母之又可疑者也。以大阿哥、二阿哥曾有“断不可放出”之谕旨，此录则改为“二人断不可留”；虽一字之易，其相去不可以道里计；录中又云：“将来二阿哥亦可释其禁锢”¹⁴⁵，证以二年上谕：“其身若在，仍属负罪之人”之语，则录中所云，何可为信?即以锡赉及临死之言而论，前后亦复不同¹⁴⁶。是弒兄之名欲盖弥彰也。至若屠弟一事，世宗自云：“不辩亦不受”¹⁴⁷。谓之明明白认，亦无不可。唯录中涉及此事，纰缪百出。如阿死于四年九月，塞死于同年八月。乃录中云：“不意此际阿其那遂伏冥诛，塞思黑从西宁移至保定，交与直隶总督李绂看守，亦伏冥诛”¹⁴⁸。二人之死，其间相去虽止旬日，而一先一后，故意颠倒，决非健忘；不过佯若不知其实情，以图掩饰授意之迹而已。再如允禵于元年四月留驻汤山，越数日而逮其家人，永远枷示，五月复革其禄米，平日亦不许往拜陵寝；即母后临死之前一日召见，以部文未载谕旨而中止。¹⁴⁹非拘禁而何？乃录中云：“允禵之拘禁，乃太后升遐三年以后之事。”¹⁵⁰岂非欺入之语？然则屠弟自是实事，而复譸张为幻如此。此录之不足置信，彰彰明矣。

第三，实录有意删改上谕之处，历历可考。关于上谕诋斥阿、塞之处，竭力为之掩饰，当出高宗有意为之。兹分全删及润饰二端，各举一二例以明之。其全删者，如：雍正四年十月二十九日上谕：“……如阿其那、塞思黑之在皇考时，悖逆之心固已显然昭著，尚不敢于大廷广众公然肆行其悖逆之语。此与四凶之在尧世，有不臣之心，而尚无不臣之迹同也。是以皇考姑容之。朕以藩封，继承大统。彼阿其那、塞思黑之视朕，犹四凶之视舜也。遂肆其欺罔，恣共傲犯，种种逆迹，不可枚举。且敢公然于王公大臣之前，诅咒詈骂。此与四凶之在舜世，悍然肆其不臣之迹同矣。夫舜之去四凶，岂有些微嫌隙私怨于其间哉？盖殛放奸回，为世道人心计耳。故史称：舜流四凶族，于是四门辟。言无凶人也。朕在藩邸四十年，从旁观看，凡党恶渠魁，潜蓄邪谋，背公枉法之事，靡不洞悉。今受皇考付托之重，既知习俗流弊，关系甚巨，如坐视而不为整理，朕实不忍。是以屡降谕旨，谆切开导，冀其悛改，四年于兹矣。而阿其那、塞思黑及同党之巨恶数人，自知平日叛逆之罪，为朕所深知，必不能逃于诛戮，而怙恶之念愈坚。不但不肯悛改，且至肆无忌惮。正如左氏传所谓四凶者，告之则顽，舍之则嚣，诬盛德而乱天常也。朕荷宗社之重寄，念经国之远图，不得已将伊等同党巨恶数人置之于法。而阿其那、塞思黑为天地所不容，相继俱伏冥诛。……”¹⁵¹云云。此全段之被删者；其它类此者甚多，不胜枚举。向来修实录，于上谕有删减，无笔削，意在存其，犹可说也，乃润饰斧削之处，屡见于篇。如二年四月初七日上谕原云：“朕即位后，不念旧恶，惟笃兄弟之谊，恩予包容，指示教诲，冀其改过，以期终始保全。伊等不知感思，罔俊旧恶，益复妄行。在昔皇考时，朕尚以兄弟之故，如彼周旋；岂今绍承大宝而有凌逼兄弟指瑕求疵之理乎?”改云：“朕即位后，惟笃兄弟之谊，曲予包容，指示教诲，冀其改过，以期终始成圣。此朕向在皇考时，即志愿如此。岂今绍承大宝而于兄弟间有指瑕求疵之理乎?”又如三年二月二十九日上谕有云：“总因伊（指鄂伦岱）私相推戴之人（指允禩）未得大位”，改作：“总因伊私相依附之人未遂其愿”。¹⁵²此字句之删润者。“世宗实录”成于乾隆六年。前此“上谕内阅”颁于雍正九年。“永宪录”撰成在乾隆十七年，其凡例自谓曾录自邸钞。尝以三者对勘，“永宪录”虽间有漏遗删节，而语句尚保有最初之真面目。“上谕内阁”则已有修改痕迹。实录则又加修改¹⁵³。若以实录字字皆为信史，岂非谬误？不特此也，“圣祖实录”成于雍正九年，实录中从来未见允祯之名。若非见于“皇清通志纲要”，后人决不知允祯为允禵之本名矣。修实录时，必将康熙时上谕提及允祯者一一改正。此可改正，其它何不可以修改？以是疑宜录中盛奖世宗及唾骂禩、禟之处，未必皆能得实。今日故宫所存文献，关于废太子者，从未发见，殆昔焚毁无遗矣¹⁵⁴。然则为灭迹而无不焚毁者，当无限量。因考世宗事，除上谕外，几于无征。而上谕又有足信有不足信。又因世人喜论康、乾间修改前代实录，而未注意康、雍两朝实录初修时已有若干讳饰，故略及之。

[1]参内藤虎次郎：“清朝初期の继嗣问题”（谢国桢译：“满清初期之继嗣问题”，载“国学丛编”第一卷第一期），见“史林”第七期页42——56；今西春秋：“清の太宗の立太子间题”，见“史学研究”第七期页1——2。以上二文皆只讨论太宗以前之继嗣问题，顺治入关以后则未之及。

[2]“上谕内阁”（雍正九年刊本），雍正元年八月十七日云：“建储一事，必须详慎。……今朕特将此事，亲写密封，藏于匣内，置之乾清宫正中世祖章皇帝御书正大光明匾额之后，乃宫中最高之处，以备不虞。”是为密建之制。据王闓运“湘绮楼日记”（商务本）卷1页21上有云：“点‘魏书’一卷。……波斯王即位之后，密书其子贤者之名，封之于库。王死，发书视名立之。此世宗立嗣之法，未知为见史而效之，为暗与之合也？”聊备一说。迨乾隆四十八年敕撰“古今储贰金鉴”（乾隆四十九年刊本），首引是年十月十九日上谕云：“因建立储贰致酿事端者，不可枚举，自当勒成一书，以昭殷鉴。……书成，名为‘古今储贰金鉴’。”其实密建之制，自乾隆以后，并未见诸施行。如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记”（商务影印本）卷8页43下云：“为荫轩（即徐桐）校书二卷，内论建储宜早云云，窃以为与我朝故事未合。”同书卷18页30下云：“己卯三月二十五日，……是日召见东暖阁，首问书房功课，以近日不甚静穆对；次问吴可读折，具次古今典礼本朝不建储之说对。上意踌躇良久，则又以大统所归，即大宗所系。次第详陈，仰蒙首肯再三。”又“越缦堂日记”(商务影印本)卷32页33上下引光绪五年四月初十日邸钞两宫皇太后懿旨：“我朝圣圣相承，皆未明定绪位，彝训昭垂，允宜万世遵守，是以前降谕旨，未将继统一节宣示，具有深意。吴可读所请大统之归，实于本朝家法不合”云云，可与翁记相参证。证以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诸帝之立，并未预建，自是事实。

[3]“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大清历朝实录”影印本，以下简称“圣祖实录”。又“大清世宗宪皇帝实录”简称“世宗实录”，“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简称“高宗实录”)，卷58页19下、21上。又按同书卷56页1下——2上，同年六月癸亥已有欲以嫡子允礽为皇太子之谕，则早在半年以前。

[4]同上卷234页1下——4下，10下——12下。按皇太子被执在九月初四日，而帝决定废斥太子，则在九月十八日。

[5]同上卷237页4上；卷251页7下——12下。

[6]同上卷234页3上、2下、10上，卷237页3上下，卷251页8下，卷252页5下，卷253页9下。

[7]同上卷234页11上。按王士禛“居易录”（原刊本）卷3页8下有云：“闻上在宫中，亲为东宫讲授四书、五经。每日御门之前，必令将前一日所授书背诵覆讲一过，务精熟贯通乃已。士大夫家不及也”，可相印证。

[8]“圣祖实录”卷234页11上下云：“继令大学士张英教之。又令熊赐履教以性理诸书。又令老成翰林官随从，朝夕纳诲。”又“清史稿”（联合书店缩印本）页1002于张荚、熊赐履之外，多李光地、汤斌、耿介三人。按“古今绪贰金鉴”乾隆四十八年九月三十日上谕特云：“皇祖时理密亲王亦尝立为皇太子。且特选公正大臣如汤斌者为之辅导。乃既立之后，情性乖张，即汤斌亦不能有所匡救占”今“望溪先生集外文”（“四部丛刊”本）卷六页1上——3下“汤司空遗事”条亦云：“汤某以理学为时所崇，辅教太子，非某不称。”再汪琬“尧峰文钞”（康熙三十二年刊本）卷14页4上——8下有“工部尚书充经筵讲官汤公墓志铭”亦及此事。唯“居易录”记东宫会讲之事最详，如卷2页12上——13上东宫讲官有：张英、尹泰、艾肃、李鎧、魏希征、许汝霖。此外东宫讲官尚有：顾八代，努黑(又作努赫)，耿介，常在，杨大鹤，特默德，汪灏、巢可托、胡任舆，来道、常寿辈（见卷19、20、22、29——31、34），可补正史之阙。再如卷31页10下有云：“（康熙三十八年）二月初三日……命吏部尚书熊赐履、礼部尚书张英日侍东宫，进讲性理”；页7上亦云：“（康熙三十八年）闺七月十七日，驾幸古北口。命吏部尚书熊赐履、礼部尚书张英侍东宫，日讲‘周易’。”足为实录佐证。

[9]“圣祖实录”，卷234页11下；“清史稿”，页1002。参“圣祖五幸江南全录”(“振绮堂丛书”本)页22上皇太子赐山阴耆民王锡元对联：五枝荆树起今代，百秩仙筹萃一门。盖以其兄弟五人，年岁均在七八十以上故也。又页33上赐灵谷寺对联：沧池彰静千潭月，碧树香傅五叶花。其它类是者甚多。又高士奇“蓬山密记”（“古学汇刊”本）页4下皇太子赐高五言律诗一首，但未及载。今按“居易录”卷31页1下-2上云：“皇太子赐（徐）嘉炎睿书‘博雅堂’大字。又一联云：‘楼中饮与因明月，江上诗情为晚霞。’又赐睿制诗一首云：‘玉台词藻重徐陵，经笥由来博雅称。每见趋陪鹓鹭侧，神仙风度在觚棱’。”东宫诗之遗留于今而尚可考者，如“晚晴簃诗汇”（得耕堂本）卷5页2上-3下录其过开山庙、黄河、陪驾幸五台、恭

侍圣驾阅视河堤、菩萨顶雪月及瞻仰盛京宫阙念祖宗创业艰难恭赋凡五首。小注云：“诗话理密亲王居东宫，三十二年以疾黜；既乃复立，又三年终黜。圣祖聪明睿知，家庭父子间，非事有至难，必不至若是。诗载‘文颖’中，述祖勤民，其言悱侧，固未尝有不克负荷之征。渔洋尝举其赐致仕内阁学士徐嘉祥绝句云……亦复斐然可诵。”此中所云“三十二年以疾黜；既乃复立，又三年终黜”者，盖未之深考。又同书巷7页9下云：“辅国公弘嚥，号思敬，理密亲王允礽子，官宗人府右宗人，谥恪僖，有‘石琴草堂集’”；卷8页1上云：“辅国公永璥，字文玉，一字益斋，号素菊道人，理密亲王允礽孙，袭封，有‘清训堂集’。”据此知皇太子之子孙均有著述。

[10]同上卷171页20上，康熙三十五年二月甲寅谕大学士等有云：“此次各部院衙门本章，停其驰奏。凡事俱著皇太子听理。若重大聚要事，著诸大臣会同议定，启奏皇太子。”又同书卷235页23上谕曰：“朕初次中路出师，留皇太子办理朝事。举朝皆称皇太子之善。”同上卷180页7上，康熙三十六年二月丁亥：“是日上行兵宁夏，命皇长子允禔随驾。”同书卷183页21下：“五月壬辰皇太子允礽……等迎驾。”虽未言留守而云迎驾，则皇太子居守可知。

[11]同上卷277页9上论：“前允礽为皇太子时，一切礼仪，皆索额图所定。服用仪仗等物，逾越礼制，竟与朕所用相等。”参“清史列传”（中华本）卷8页12下“索额图传”末引上谕：“昔允礽立为皇太子时，索额图怀私倡议：凡服御诸物，俱用黄色。所定一切仪制，几与朕相似。骄纵之渐，实由于此。”可证太子之仪制仅次于天子。其实太子既立之后，凡元旦冬至诸节，群臣亦行朝贺之礼。“居易录”记载最为明晰。如卷17页18上下云：“礼部会同内阁、内务府议得：凡遇元旦、冬至、万寿庆贺令节，皇太子随皇上于皇太后宫行礼，皇太子率众皇子诣乾清宫皇上前行礼。又臣等伏覩睿龄（指太子）滋茂，敬德日新。凡属臣僚，宜行朝贺之礼。嗣后元旦、冬至、千秋节，设皇太子仪仗于文华门外，皇太子于主敬殿升座作乐。王以下、入八分以上，排班于主敬殿阶下；文武各官，排班于文华门外；进笺，行二跪六叩头礼。其谢恩诸王各官于皇上前行礼毕，俟驾还宫后，诣昭德门前，于皇太子前行二跪六叩头礼。每月六次常朝官员，免诣皇太子前行礼可也。其行礼仪注，届期具题；乐章，翰林院撰拟；陈设仪仗，交与銮仪卫。奉旨：谢恩官员启皇太子前行礼着停止，余依议。”故卷22页18上云：“（康熙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冬至，上亲祭南郊。次日，御太和门行庆贺礼毕，诸王群臣诣昭德门行东宫庆贺礼。”及卷23页2下云：“甲戌（康熙三十三年）元旦，上御太和门，受朝贺。诸王百官仍诣昭德门行贺东宫礼。”据此知太子仪仗亚于天于，康熙三十三年仍然如此，固不得追罪索额图一人。

[12]同上卷209页23上，康熙四十一年九月癸酉：“上巡视南河，命皇太子允礽……随驾。”同书卷210页2下，同年十月壬午：“上以皇太子允礽患病，驻跸德州行宫。”又页6下同月戊戌：“谕扈从诸臣：朕因阅河南巡，今以皇太子允礽患病，朕驻跸此地，为时已久，应即回銮，明岁再阅视河工。允礽病体虽稍愈，尚须调理。著暂留此，俟大愈后回京。”参宋荦“西陂类稿”（康熙五十年刊本）卷41页3下“迎銮二纪”所引上谕：“朕乘冬月巡阅河工，途中皇太子抱恙，耽延数日，今已全愈。但身体尚弱，宜加调理。朕不便遽舍前往。若再候数日起行，恐河冻天寒，水夫纤夫未免苦累。朕因此停往阅河。江南官员各有职守，不必越省迎接，惧著回去。来岁春，朕巡阅河工，应备各项俱著于来春预备。可作速行文晓谕。”圣祖于太子之宠眷如此。

同上卷237页6上，康熙四十八年复立允礽为太子，诏有“皇太子允礽久践青宫，夙标誉望”之言。再证以“西陂类稿”卷41页16上，康熙四十二年二月二十三日驻跸苏州，宋荦对曰：“臣幼蒙先帝恩遇如此。及臣之壮也，蒙我皇上破格简拔，扬历中外，滥竽旌节。今又得瞻觐皇太子。臣何人斯?遭逢之盛，无以加矣!”可知。

“蓬山密记”页4下康熙四十二年四月十九日高士奇自西苑(指畅春园)出，“午刻至皇太子处时，皇太子将至御前，见臣士奇，仍回辇入宫。召至榻前，慰闻再四。赐五首律诗一首，南陔春永扁额，绒帽一顶，有金刚石宝蓝龙缎袍、红青四团龙褂各一袭。又欲赐鞍马，以舟行辞。复命侍卫四格舆近侍周进朝送至。又令备皇太子自骑走缧送至通州。少顷，又追赐鼻烟合四枚，鼻烟一罐。”再参以“圣祖五幸江南全录”及“西陂类稿”，其中所载太子赏赐之频繁，殆舆圣祖相埒。可以想见太子体制之隆。

“圣祖五幸江南全录”页6上，康熙四十四年三月初九日驾幸江南，至清江闸口，“有扬州丁卯举人李炳石恭迎圣驾。皇太子云：‘你是何官’回：‘左都李楠子。’皇上又问：‘你是谁？’回奏：‘臣是扬州举人李炳石，是左都李楠的儿子”’云云。可见人臣朝帝之前，得觐太子；即陛辞之后，亦得一辞太子，高士奇即其一证。

“圣祖实录”卷234页4下——7下，四十七年九月丁丑圣祖垂涕下谕废皇太子。谕毕，复痛哭仆地。又谕：“其允礽党羽，凡系畏威附合者，皆从宽不究外，将索额图之子格尔芬、阿尔吉善，暨二格、苏尔特、哈什太、萨财邦阿，俱立行正法。杜默臣、阿进泰、苏赫陈、倪稚汉著充发盛京。”既废允礽而圣祖未尝安寝者凡六夕。同上卷234页10下——11上：“先是拘执废太子允礽时，沿途皆直郡王允禔看守。至是抵京，设毡帷，居允礽于上驷院旁。上特命皇四子胤禛同允禔看守。”同上卷234页16上。

[14]同上卷205页16下，四十年九月戊申：“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以老乞休，允之。”同上卷210页2下——3上、13下。同上卷212页13下——16上。

[15]同上卷212页13下谕中有云：“举国之人尽惧索额图之人乎？”又页14上云：“至索额图之党，汉官亦多。朕若尽指出，俱至灭族。”又页16下云：“索额图施威吓人，议论国事。伊之大党，尽已锁禁。”则索党之众可知。

[16]向上卷212页15下、16上；卷234页3下、19下。

[17]同上卷234页2下、3下——4上、19下。

[18]同上卷234页3下、19下。

[19]同上卷235页16上下，卷237页3上下。

[20]同上卷180页4下——5下，三十六年二月初四日谕吏部，都察院云：“自皇子诸王及内外大臣官员有……交相比附倾轧党援理应纠举之事，务必大破情面，据实指参。”又卷234页13上下，四十七年九月庚寅谕云：“今允礽事已完结，诸阿哥中倘有借此邀结人心，树党相倾者，朕断不姑容也。”又卷236页11下——12上，四十八年正月甲午谕曰：“嗣后舅舅[佟国维]及大臣等，惟笃念朕躬，不于诸王阿哥中结为党羽。谓皆系吾君之子，一体看视，不有所依附而陷害其余。”又“上谕内阁”二年七月十六日：“圣祖仁皇帝亦时以朋党训诫廷臣，俱不能仰体圣心，每分别门户，彼此倾陷，分为两三党。”其“皇长子党”，见“圣祖实录”卷237页16下云：“大阿哥党羽甚多。……再闻大阿哥之席北驻扎乌拉白都纳者一二百人。……又闻各处俱有大阿哥之人。”至若皇四子、皇八子两党，详后。

同上卷234页3下谕云：“允礽……不遵朕言，穷奢极欲，逞其凶恶，今更滋甚。有将朕诸子，不遗噍类之势。”戴铎奏折(“文献丛编”第三辑)页1下亦云：“昔者东宫未事之秋，侧目者有云：‘此人为君。皇族无噍类矣!”此虽草野之谚，未必不受此二语之大害也。”可相印证。又卷234页20下——22上谕诸皇子云：“尔等护卫官员……并随从人等多系下贱之人，必有各为其主，在外肆行者。”又页23下谕：“当废允礽之时，朕已有旨：诸阿哥中如有钻营谋为皇太子者，即国之贼，法断不容。……允禩……党羽早相耍结，谋害允礽。”又“上谕内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从前大阿哥畏人暗害，每夜各门加锁。侍卫夸色亦恐人杀之，窗楞俱用板钉。此等人生在世，日恐见杀于人，虽生何为？”彼此防范如此，其互相倾轧之烈可知。无怪乎圣祖有“观伊等以强凌弱，将来兄弟内或互相争翻，未可定也”(见“圣祖实录”卷235页2下)之叹。

[21]同上卷235页19上下，卷236页4上。

[22]同上卷236页8下——9上谕满、汉臣：“皇太子虽缧被幽禁，并不怨恨。乃谆切以朕躬为念，故今释之。……所以拘执皇太子者，因其获戾于朕耳，并非欲立允禩为皇太子而拘执之也。……且果立允禩，则允禔将大肆共志，而不知作何行事矣。朕悉睹其情形，故命亟释皇太子。”又卷261页8下——9上谕皇诸子：“朕前患病，诸大臣保奏八阿哥。朕甚无奈，将不可册立之允礽放出。”

同上卷235页16下——17上，卷248页17下——18下。如蔡升元之革任，即是一例。“五十一年十月谕吏部曰：‘学士蔡升元前皇太子恶之，革任’。”见“汉名臣传”(菊花书屋巾箱本)卷9页2上。

[23]同上卷248页15上，卷250页6上——7下。

[24]同上卷251页9下、10下、11上。

[25]意大利人马国贤：“Memoirs of Father Ripa”(London,1855)，P．83,于描述皇太子被废之后，随云：“On the fourth day of April,1713……”按一七一三年即康熙五十二年。则知马书所云，当是皇太子再废之事。尤以所记诸皇子立成一行，皆脱帽露头，两手缚于胸际。皇太子当亦如是。此则马所目覩，所记必为实录。然则因废黜皇太子而捆缚诸皇子，彼此倾轧争夺之烈，尤可想见。今按弘（原字为左日右玉）“皇清通志网要”(邓文如师五石斋钞本)卷五页60上云：“五十年十二月畅春园复废皇太子允礽圈禁。”舆马记之所在地畅春园相吻合。或者拘禁允礽在五十年而正式颁布废斥之诏在五十一年十月耶?

“圣祖实录”，卷235页4上、19上，卷236页9上；“世宗实录”，卷18页6上。

[26]同上卷251页12上下。

同上卷253页8上——10上：康熙五十二年二月赵申乔请册立太子。谕以皇太子事未可轻定，将原折发还。又卷275页19下——21下：至五十六年十一月大学士王掞及御史陈嘉猷等八人又密疏奏请建储。谕掞等勿为名起见，不许。又卷277页6上——12下：五十七年正月已巳翰林院检讨朱天保疏请复立允礽。圣祖御行宫正门亲问天保，语及其父都纳。天保斩决。又卷291页25下——30上：六十年二月十八日王掞又具折复请建储。随又有御史陶彝、陈嘉猷等十一人亦曾衔上疏。而“文献丛编”第四辑“康熙建储案”案语谓：“六十年庆贺元旦典礼王掞又具折”者，误读“六十年大庆大学士王掞等不悦，以朕衰迈，谓宜建储”之故。“皇清通志网要”卷5页72下云：“六十年辛丑三月十五日王掞奏保皇太子。”亦误。同年三月圣祖手谕诸王大臣斥之。群臣请议王掞等罪。奉旨发往西陲效力。时掞年已七十，由其子奕清代往。其王掞奏请建储原折四件，陈嘉猷等原折二件，存故宫懋勤殿内，今刊于“文献丛编”第四辑页1下——8上。又按王奂曾亦有请复东宫一的(载“旭华堂文集”，乾隆十六年刊本，卷1页18上——20下)未载年月。既有“既经复立之后”一议，则在五十一年以后可知；又云：“皇上敬事圣母”，圣母崩于五十六年十二月丙戌，见“圣祖实录”卷267页8上，则知此折必在五十一年与五十六年之间无疑。王奂曾官御史，今其名不见六十年御史陶彝等十二人之中，或在五十六年十一月御史陈嘉猷等八人之内耶？故雍正四年五月十四日“上谕内阁”斥之云：‘及二阿哥废为庶人，已见斥于皇考。又有一等奸宄之徒妄思复立，以图侥幸。此又背纪乱伦之罪人也。”

乾隆刊本，卷中页14下——15上恭诵杜鹃花应皇太子令，页17下恭诵皇太子咏白杜鹃花诗敬和原韵应教，页18下淮上送驾蒙皇太子召至舟次赐诗扇一柄敬和睿制原韵，页20下——22下纪恩词有序；卷下页21下及23上下恭进东宫全唐诗录刻样剳子及页37上下恭跋睿书后；各首涉及废太子者均已划去，当在康熙五十一年以后。其康熙四十二年恭跋睿书后有云：“……及端视帧端，有‘恭临御书之章、为之欢欣忭舞。盖皇太子视膳问安，既尽孝于凤寝龙楼之内；而承欢养志，自洋溢于临池饮墨之间。乘露偃波，无非愉色；悬针倒薤，总出小心。此宝国家万年之有庆，非止臣一家之私荣也!”云云。此则尤见皇太子于未废之前，已微露动摇不安之状。不然，悼何以谆谆以小心谨慎为丁宁耶，至“曝书亭集”刻于四十八年，成于五十三年。“四部丛刊”本系涵芬楼景印原刊本，故卷23页2上下有(四十八年)三月十日诏下青宫再建喜而赋诗。诗云：“震惊由地奋，巽命自天申。复覩重光日，毋烦四老人。堂悬银膀旧，笥出紵衣新。愧远青云路，难扬蹈舞尘。”而重刊之本（五十三年以后？)卷23页2下其诗皆已剜去，痕迹尚存。则削板必是五十一年再废以后事，其为忌讳之故可知。

[27]“圣祖实录”四十七年十月丙午谕：“允礽自幼，朕亲为教养，冀其向善。迨年长，亲近匪类，薰染恶习。每日惟听信小人之言，因而行止悖乱至极。允禩乘间处处沽名，欺诳众人，希冀为皇太子。……允禩自幼性奸心妄，其纠合党类，妄行作乱者有故。”

“皇清通志网要”卷5页16下：“二十七年戊反正月初九日皇十四子祯生。”又页55上：“四十八年己丑……三月初十日封……皇十四子讳祯贝于。”又页67下——68上：“五十七年戊戌……三月中旬命皇十四子桢授王、抚远大将军。”又页71上：“五十九年庚子…”二月十六日命抚远大将军王祯以西宁进兵，驻扎穆鲁乌苏。”再按弘（原字为左日右玉）“皇清通志纲要元功名臣录”(五石斋藏绥福堂珍藏本)卷上1页16下：“恂勤郡王讳允祯，圣祖皇十四子，改名禵。”同书卷1页23上：“多罗贝勒固山贝子抚远大将军王讳允祯，改讳禵。”知允禵本名允祯，以迄五十九年尚未改易，则改名禵必在六十一年世宗即位以后无疑。

[28]“圣祖实录”卷235页3下——5下、8上、23下。

[29]同上卷234页4下——5上谕：“朕前命直郡王允禔善护朕躬，并无欲立允禔为皇太子之意。允禔秉性躁急愚顽，岂可立为皇太子?”圣祖虽无立允禔之意，而允禔希冀皇储可知。同上卷234页20下。

[30]同上卷235页12上下，卷237页16上——18上。按同书卷234页6下谕：“三贝勒允祉平日与允礽甚相亲睦”云云，知允祉或系党于太子者。

同上卷235页14下——15上，四十七年十月壬申谕：“大阿哥允禔素行不端，气质暴戾。朕尝对众屡加切责。尔等俱悉闻之。九月初四日谕旨内，亦曾决绝言之。今一查问其行事，厌呪新弟及杀人之事，尽皆显露。所遣杀人之人，俱已自缢。其母惠妃亦奏称其不孝，请置之于法。朕固不忍杀之。但此人断不肯安静自守，必有报复之事。当派人将允禔严加看守。略有举动，即令奏闻。伊之身命犹可多延数载。共行事比废皇太子允礽更甚，断不可以轻纵也。”翌日革去允禔王爵，即幽禁于其府内。

同上卷236页4下，四十八年正月癸巳圣祖曰：“允禩乃允禔之党。曾奏言：请立允禩为皇太子，伊当辅之。可见伊等结党潜谋，早定于平日矣。”

[31]同上卷235页23下——24上谕：“皇太子既执之后，在途中行时，若非朕委任亲信侍卫，加意防护，废皇太子必为允禔害矣。到京后，令废皇太子居咸安宫，朕亦熟筹及此。凡彼处宦侍，俱责令小心守护。”“上论内阁”雍正四年五月十四日：“二阿哥旧在东宫，失储君之道。故阿其那、允禟等潜萌希冀之心。而阿灵阿、揆叙、鄂伦岱等又复相附和，将二阿哥百计倾陷，以便遂其私愿。”可相印证。

[32]散见“上谕内阁”，雍正二年四月初八日、八月二十二日，三年二月二十九日，四年正月四日、五月十四日，七月十七日，九月二十九日。

[33]“圣祖实录”卷236页8下，卷235页19下，卷236页4下。

[34]“上谕内阁”四年五月初九日：“从前阿其那、允禟、允禵等结党营私，每好造言生事。凡僧、道、喇嘛及医、卜、星相，甚至优人、贱隶，以及西洋人、大臣官员之家奴，俱留心施恩，相与来往，以备共用。”又同年七月二十八日：“魏廷珍向日是阿其那家西席。”又六年十月初五日：“高成龄……原系在阿其那门下书馆行走过。据此则高成龄平日必与阿其那、塞思黑之党与往来情熟。”按允禩书馆行走之最有名者为何焯。焯为人短小，麻胡，绰号“袖珍曹操”(见“徐星伯先生小集”，“烟画堂小品”本，页23上“义门小集跋”)。其入八府在康熙四十一二年间，见沈彤“义门何先生行状”(“义门先生集”，宣统元年平江吴氏刊本，附录页2下)有云：“四十一年冬……李光地……以先生荐，召直南书房。……寻命侍读皇八子贝勒府。”集中卷7页9上“与某书”云：“昨者追随师[即李光地]席，意外天语，下询幽微。忽有随从藩邸读书之命。”及卷4页7上“舆友人书”云：“至京师为藩邸伴读。”所谓藩邸即皇八子允禩也。今“掌故丛编”（一九二八年故宫博物院出版）第六辑刊有允禩致何焯书二影片，内云：“先生女儿在内极好。”据“秦道然口供”(见“文献丛编”第一辑页5上下)：“允禩将何焯小女儿养在府中。府中之事，俱是福金做主。允禩实为福金所制。”“上谕八旗”(雍正十三年刊本)卷4页33上则云：“将何焯一幼女私养于宅中，以为己女。”其关系之深可以想见。再按“上谕内阁”四年三月三十日：“向来如钱名世、何焯、陈梦雷等皆颇有文名。可惜行止不端，立身卑汙。”今姚范“援鹑堂笔记”(道光刊本)卷46页9上有云：“安肃黄芽欲作茎，如饴辇建入神京。晴（原字为上窗下心）泼墨缘何事？偏动忧葵贱女情。此长洲何编修焯为友人扇头墨笔生荣题句也。时值景陵倦勤，储位久虚，虽宪皇当璧，天眷所归；而中外臣民，未测渊旨，何故托寄漆室之忧云尔。”考焯卒于六十一年六月九日，见沈彤行状，适在圣祖崩之前半年。不然，焯之获罪，必重于钱名世，陈梦雷辈，可断言也。

[35]“圣阻实录”卷234页23上，卷235页8上。参“上谕八旗”，卷4页32下；“上谕内阁”，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三年八月二十一日及四年正月初五日第三谕。

[36]同上卷235页25上谕：“乃若八阿哥之为人，诸臣奏称其贤。裕亲王存日，亦曾奏言：八阿哥心性好，不务矜夸。允礽若亲近伊等，使之左右辅导，则诸事皆有箴规矣。”是圣祖亦尝称许允禩矣。世宗诋毁之余，仍赞不绝口。如“上谕内阁”二年四月初七日：“朕之此弟软诺弟颇有办事之材，朕甚爱惜，非允禟、允等可比。”又三年四月十六日：“廉亲王允禩果肯实心任事，部务皆所优为。论其才具操守，诸大臣无出其右者。”又四年正月初五日第三谕：“允禩平日素有才干。”皆可参证。

[37]“上谕内阁”四年五月十四日：“当时伊等[指允禩、允禟等]见二阿哥废黜，妄以为伊等奸讦之所致，邪党愈加坚固。公然欲仗邪党之力，以东宫之位为可唾手而得，慢无忌惮，竟有敢与皇考相抗之意。”“圣祖实录”卷234页23上谕：“八阿哥到处妄博虚名，凡朕所宽宥及所施恩泽处，俱归功于己。入皆称之，朕何为者？是又出皇太子矣。”

[38]“圣祖实录”卷234页23下、24上，卷235页19下——20上，卷236页12上。参“上谕内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从前众皆保廉亲王为皇太子，视为奇人。”既有“奇人”之称，其得众心可知。

[39]同上卷235页20上，卷236页4下、8下——9上。

[40]同上卷236页10上——11上。

[41]同上卷235页19下。

[42]同上卷236页5上下、6下、8下。按马齐喜暗递消息，大抵习性早成，晚年亦未能改。如“上论内阁”雍正二年五月二十日：“今朋党之人，尚犹未息。即如抄没石文桂家产时，大学士马齐不知从何处得信，于先一日晚间密告之，俾得预为之地。伊系皇考任用大臣，年高如此，岂宜如此行事?”可以为证。

[43]同上卷235页3上，卷236页5下、11上。

[44]同上卷235页20上，卷236页7下。

[45]同上卷236页9上谕：“今尔诸臣乃扶同偏徇，保奏允禩为皇太子，不知何意。岂以允禩庸劣，无有知识；倘得立彼，则在尔等掌握中，可以多方簸弄乎？如此则立皇太子之事，皆由于尔诸臣，不由于朕也。”

[46]同上卷251页12上谕：“前废皇太子之时，朕所诛不过数人，昔系皇太子恶劣所致。今锁拏之人虽多，朕惟将一二怂恿皇太子为恶者诛之。其余概不深究，不忍令臣庶无辜受戮也，嗣后众等各当绝念，倾心向主，共享太平。”又卷261页10下——11上谕诸皇子：“允禩甚是狂妄，竟不自揣伊为何等人，于复废二阿哥之时，来朕前密奏云：‘我今如何行走，情愿卧病不起。’朕云：‘尔不过一贝勒，何得奏此越分之语以此试朕乎？’伊以贝勒存此越分之想探试朕躬，妄行陈樊，岂非大奸大邪乎？”其未“绝念”可知。

[47]同上卷261页9上；“上谕内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三年二月二十九日、七月二十九日，四年正月初四日及五年四月十八日。

[48]“圣祖实录”卷261页9上下。

[49]“上谕内阁”元年四月十八日。二年七月十六日亦云：“皇考深知朕从无偏党，欲保全尔诸臣名节，故命朕缵承大统。”按此谕中之“欲”字，据“世宗实录”卷22页12上已改作“必能”二字，共为后来修改之痕迹显然。同上元年八月十七日、二月初十日。同上二年四月初七日。同年八月二十二日亦云：“朕向者不特无意于大位，心实苦之。”按此句“世宗实录”卷23页16下已删去。同上二年八月十二日：“朕未登大位之先，不但朕之兄弟宗室，即八旗大臣官员，并无一个与朕有仇，通国所知。所以方可于尔等之前下此谕旨。即日有之，今便与尔等明言之，以共改此陋习，岂非美事？朕在藩邸时，不特不与人结仇，亦不与人结党。尔宗室等，一家骨肉，视若仇讐。反将母党、妻族，子婿及漫不相干之人，视为至戚，亲密往来。朕在藩邸有年，与舅族、皇后族及诸姻戚之家，并无一亲密太过者。亦众所共知也。且亦并无与满汉大臣及内廷执事人、侍卫等一人交结亲密往来者。”按“世宗实录”已将“通国共知”至“在藩邸时”凡四十四字及“亦众所共知也”一句删去。细味已删之“即日有之”一句，则世宗结仇结党又明明自认也。

[50]“圣祖实录”卷235页25上。按圣祖批评在康熙四十七年，由世宗恳求免予记载。迨雍正四年始谕实录馆添入。参“上谕内阁”四年十月初八日第二谕及“世宗实录”卷49页8上——9下。“上谕内阁”二年闰四月十四日：“皇考每训朕：诸事当戒急用忍，屡降谕旨。朕敬书于居室之所，观瞻自警。”又“珠批谕旨”(光绪十三年上海点石斋缩印本)卷12页13下：“急快二字圣祖当日常以此训戒朕躬。朕现今将‘戒急用忍’四字悬诸座右，时自警惕。”可以互证。

[51]“圣祖实录”卷235页25上、27下——28上。

[52]同上卷235页8上。按“上谕内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戊子年[康熙四十七年]二阿哥得罪，令伊保全者，谁之力欤？虽二阿哥亦知感激也。”末一句虽见删于“世宗实录”卷23页16上，而世宗强辩其无保奏太子于圣祖之前者，即位二年之后又自居其功。

[53]“上谕内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十二月十三日第二谕、十二月十五日。又五年闰三月二十九日：“当日二阿哥在束宫时，广蓄奇巧珍贵之物，数倍于皇考宫中之所有。朕仰思皇考恭俭至德，实可垂法万世。钦服之诚，切于五内。益觉二阿哥之所为，可轻可鄙。人人当以为鉴戒也。”按“世宗实录”卷55页38上改“可轻可鄙”为“实属无益”，删“人人”及“以”三字。则知世宗于太子死后四五年，犹有余惧也。

[54]同上二年四月初七日。按“世宗实录”卷18页8下——9上删改为：“亦不效伊等营谋，有所纠合之人，以市私恩小义之名。他人容或不知；深知朕者无过允禩也。”语气轻重，大不相同。又同上二年五月二十日。按“世宗实录”卷20页22下同。

[55]同上三年四月二十八日。按此谕不见“世宗实录”。再证以“朱批谕旨”卷15页3上：“不但尔[沈廷正]为其[沈竹]叔，不能化诲；朕昔在藩邸时，何言不加训诫。”“文献丛编”第三辑刊有戴铎奏折，凡十件。戴铎自称“奴才”，称世宗为“主子”。沈戴二人俱为雍邸旧人无疑。又同上四年八月三十日第二谕。按此谕亦不见“世宗实录”。

[56]邓文如师“骨董三记”(三联书店一九五五年版)卷6页612——613“阎百诗客于雍邸”条。

[57]世宗自言：“朕之所以信重鄂尔泰、田文镜、李卫者，正在此等处。”(见“朱批谕旨”卷15页55下)又云：“朕每品评督抚优劣，辄以卿[田文镜]、鄂尔泰、李卫三人，指为标准。”(同上卷32页11下)又云：“目今天下督抚诸臣中，朕所最关切者鄂雨泰、田文镜、李卫三人耳。”(同上卷40页44下)其它散见各篇，不可枚举。兹举三例以概之，如“上谕内阁”七年十月初六日第二谕有云：“李绂曾在朕前密参田文镜，朕降谕旨训诲开导。伊情亏词屈，但云：‘不知皇上何以信任田文镜至此？’朕比时谕之曰：‘尔若如田文镜之居心奉职，则朕之信尔自亦如待田文镜矣。’乃李绂毫无愧悔之心。”(按此段“世宗实录”卷87页8下已删去)同年同月二十二日第二谕亦云：“若谓朕能推心置腹以信用鄂尔泰，使得尽展才猷，悉心教养，以成风俗之美，受上天之恩，此则朕所不辞者。”(按“世宗实录”卷87页20上下同)又“无益之谈”(缪荃孙藕香簃钞本)页11下有云：“一日又玠[即李卫]上折，愿改授总兵，以展所长。以稿示宾阳子[即顾陈垿字玉停，太仓人。观其所著书，知亦系诚邸之人，于雍正三年十月三日离京，即在诚亲王被幽之前三年，自云：‘吾于虎(指年羹尧)几相值’，虽不敢必断其‘相值’；然终未罹祸者，未始井离诚邸甚早之功也。]，曰：‘君知吾所求否？’曰：‘不知。’乃附耳言：‘吾能豫决折回批语如是云云。’既而有旨：‘李卫总督两浙，加兵部尚书。’又玠密示朱批云：‘朕知卿善用兵，惜承平无事，屈卿坐镇浙江。’盖悉如耳捂所料焉。”知三人为世宗之腹心则一。

[58]“清史列传”卷14页16上。按鄂尔泰后来与恰亲王允祥联姻，见“朱批谕旨”卷25页20下——21上。“上谛内阁”六年八月初九日。

[59]“批本随园诗话”(一九一四年中国图书公司本)卷上页15下：“田文镜，宝坻人，世宗藩邸庄头也。”又同书卷上页1下：“鄂西林以寒士起家，深于阅历。能容众，能知人。由举人初为拜唐阿，贫甚。因世宗在藩邸相识，为心膂中第一人。”鄂田既均为雍邸人，疑李卫亦是藩邸之人，尚待考耳。“上论内阁”四年十二月初八日；按“世宗实录”卷51页9上改“不但不识其面”为“从不识田文镜之面”，微异。

[60]“上谕内阁”三年四月二十八日：“联藩邸属下人中可用者惟年羹尧傅鼐二人。论才情，年羹尧胜于傅鼐；论忠厚，年羹尧不及傅鼐。”(按此谕不见“世宗实录”。)按年羹尧于康熙四十八年任川抚，五十七年任川督，五十九年二月授将军，六十年五月管川陕；见“皇清通志纲要”卷五页64下。傅鼐参“啸亭杂录”(“掌故丛编”本)卷五11下——12下“傅阁峰尚书”条。博尔多见“朱批谕旨”卷9页9下、91上，卷13页53上；参“永宪录”(五石斋钞本)卷4页60上下。诺岷见“珠批谕旨”卷45页19上。戴铎、沈廷正、沈竹见“上谕内阁”三年四月二十八日；参“珠批谕旨”卷29页32上、46下。金昆见“上谕内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黄国材、黄炳见“朱批谕旨”卷7页102下。按黄国材任福建巡抚在康熙六十一年十月，见“皇清通志纲要”卷5页73下。魏经国见“上谕内阁”五年十二月十五日：“魏经团系藩下至微极贱之人，蒙圣祖仁皇帝高厚深恩，由末弁屡次超迁，用至湖广提督。”参“朱批谕旨”卷23页82下，卷39页83下。按魏经国任提督在康熙六十年，见“皇清通志纲要”卷5页69下。常赉见“上谕内阁”六年六月十四日：“常赉系朕藩邸属下，因其为人谨慎安静，平日尚有上进之志，是以用为外任，升授巡抚”；参“朱批谕旨”卷13页55上。官达见“朱批谕旨”卷4页105下。

[61]“上谕内阁”七年十月初六日第二谕。

[62]同上：“因马尔赤哈通晓医理，常在府中行走。后马尔赤哈补授清江理事同知，朕向伊访问明于医理之人。马尔赤哈则举蔡珽以对，且言相交甚好。朕因令伊邀来一见。而蔡珽辞以职居学士，不便往来王府。且医理粗浅，不能自信。朕深为嘉重，亦未强之。后年羹尧来京，在朕前力称蔡珽、塞尔图二人才守识见，出众超群，我所不及。朕向年羹尧告以前马尔赤哈言蔡珽深通医理，朕曾合相招而伊未来之故。年羹尧乃云：‘我传王谕，伊必来效力行走也，’朕言：‘若来见亦可。’后伊见蔡珽面言，而蔡珽仍坚辞如前。彼时朕心不但不生嗔怪，且更器重之。次年蔡珽补授四川巡抚。是时朕扈从避暑热河，蔡珽以身属外官，远行在即，向年熙转求欲到朕园中一见。朕相见时，观其相貌言论似有才识，优礼待之。彼时蔡珽则极称李绂才品操守，为满汉中所少。是时朕方知李跋之姓名也。朕御极之初，延访人才，以资治理；因记蔡珽之言，起复李绂原官，旋授侍郞。”(按“世宗实录”卷87页6上——7上略有删改，大意相同。)观世宗所云，无非掩饰。问医而马尔赤哈以“医理粗浅，不能自信”之蔡珽对；述珽数次不相见矣，而方授四川巡抚即求一见；世宗必有嘱托指授可知。

[63]同上四年十二月初八日第二谕：“朕在藩邸时，披阅经史之余，每观释氏内典，实契性宗之旨。因是与禅僧相接。”按此谕不见“世宗实录”。同上三年五月二十五日：“朕在藩邸时，因府第与栢林寺相近。闲暇之时，问与僧人谈论内典，并非以僧人为可信用也。况今临御天下，岂有密用僧人赞助之理？”按“世宗实录”卷32页22——23上全同，惟“弘”字作“宏”，避高宗讳耳。证以阿、塞、年、隆诸狱，文觉禅师实为主谋(详后)，则世宗之言无往而不自为掩饰。

[64]同上二年八月初三日。(按此句“世宗实录”卷23页2上已删。)又同月二十二日：“尔等毋犹视朕躬为昔日之雍王。”)按此句“世宗实录”卷23页17上亦删。自是高宗有意为之掩饰。不知“朱批谕旨”卷6页93上所批：“今日此身非当日雍亲王可比”及卷6页89上批：“当今皇帝即昔日之雍亲王也”与卷6页100上批：“昔日雍亲王即当今皇帝”云云，皆可参证。

同上二年八月二十二日。按此段“世宗实录”卷23页20下——21上删改为：“尔等宗室如有读书作文等事，欲资讲习，当用汉人中举人进士。此辈皆吾国家考取录用之员，其心本自无他。有一种考试不中之人，不安本分，在外各处寅缘，诱人不善，从中觅利。乃汉人中之贱流，断不可与之亲近。尔等敬识之!”两相此较，意味迥乎不同。

[65]同上：“朕初为贝勒时，人称为主，辄为赧颜。”虽赧颜而仍受之，非“僭越”而何？

[66]“清史列传”卷13页7上隆科多传：“康熙五十年授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三营统领；五十九年擢理藩院尚书，仍管步军统领事；六十一年……十二月授吏部尚书，仍兼步军统领。”按“圣祖实录”卷299页12上下六十一年十月辛西着和硕雍亲王胤禛带领弘升、延信、隆科多等查勘仓粮事。是世宗与隆科多已有交接，于此得广旁证。受命事见“上谕内阁”五年十月初五日，“世宗实录”卷62页9上——10上同。

[67]“上谕内阁”元年八月十七日，“世宗实录”卷10页15下同。同上二年八月二十二日：“朕向者不特无意于大位，心实苦之。前岁十一月十三日皇考始下旨意，朕竟不知；朕若知之，自别有道理。皇考宾天之后，方宣旨与朕。朕岂可明知而任国家之扰乱乎?不得已缵承大业。皇考圣明，凡事预定。所以大业授受之际，太平无事。以成国家之善庆。”按“世宗实录”卷23页16下删改为：“前岁十一月十三日皇考宾之后，朕缵承大业，授受之际，中外敉宁，以成国家之善庆。”其掩饰之迹，显然明白。再证以“朱批谕旨”卷20页29下：“尔[石云倬]今日之苦[其父石碘病故]，即朕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之苦也。然朕之苦，更有甚于汝者，其间难以言悉!”真情忽吐，其中自然大有交章在。

[68]“圣祖实录”卷300页七上；“皇清通志纲要”卷5页74上。又详见马回贤：“Ripa”,描写圣祖崩命之夕，无数之铁骑四出，殆若当时北京城内发生一大变乱之状。而是夕世宗登极，人人为之慑服。则马为身临其境，目击其事之人，所记必为实录。按“永宪录”卷1页54上云：“甲午[十三日]戌刻，上崩于锡春苑。上宴驾后，内侍仍扶御銮与入大内。相传隆科多先护皇四子雍亲王回朝，哭迎，身守阙下。诸王非传令旨不得进。次日至庚子[十九日]，九门皆未启。”所录虽不及马记之详，而马与Aagelo，Scipel三人往吊未得入城，尤与录中所云相合。惟隆科多先护雍亲王回朝之传为不足据。因“世宗实录”卷1页6上——7上云：“甲午戌刻圣祖宾天。……十三阿哥允祥、尚书隆科多备仪卫，清御道。上亲安奉大行皇帝于黄舆，攀依号哭，欲徒步扶辇随行。诸王大臣以大行皇帝付托至重，神器攸归。当此深夜，执事繁杂，请上前导以行。上乃前导，哭不停声。”与马记雍王骑马相符。再者马记所云铁骑四出，必是隆科多所指挥之步军巡捕三营，用以弹压诸王者。证以“上谕内阁”二年四月初七日有云：“朕若果欲将允禩治罪，当令其不及措手。”(按末句“世宗实录”卷18页8上已删。)及四年正月初四有云：“倘若机会不失，伊等首领尚得保乎？”(按“世宗实录”卷40页7上同。)可知世宗潜谋已久，临事周详，岂有不预为之备以防万一者乎？

[69]“世宗实录”卷1页8下——9上，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乙未：“命贝勒允禩、十三阿哥允祥、大学士马齐、尚书隆科多总理事务。”据“永宪录”卷1页54下：“传大行皇帝遗诏命领侍卫内大臣总理銮仪卫事嗣三等公马尔赛、提督九门巡捕三营统领兼理藩院尚书隆科多、武英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马齐辅政。”则马、隆辅政是实，禩、祥徒有其名。年羹尧代允禵事见“世宗实录”卷1页9上——11上。

[70]“皇清通志纲要”卷5页65上：“五十五年五月初二日马齐入阁办事二次。”又同书卷5页74上载六十一年十一月之前，马尔赛为领侍卫内大臣六人之一，马齐为大学士五人之一。参以“永宪录”卷4页58上所云：“八年秋，因恰亲王薨，降旨矜衈允禵，欲加委任。相传令大学士马尔赛谕以圣意，回奏有‘杀马尔赛方任事’语。”则允禵辈之恨马齐辈必与传位事受其掣肘有关。

“文献丛编”第四辑戴铎口供二有云：“奴才自汤山叩送，蒙主子天恩教诲。至今四五年来，刻刻以心自勉。虽不敢谓希贤二字，而天地神明可鉴，各处官民可访。在任时几十万钱粮不清，奴才终始不避嬷疑，为主子出力。及闻主子龙飞九五，奴才会向巡抚蔡珽说：‘恐怕西边十四爷与总督年羹尧有事，当以死自誓。’倒借给兵丁钱粮，冀用其力。此奴才之愚衷也。”据此知世宗用年羹尧以箝制允禵，而并年亦防范之。再证以“上谕内阁”三年四月二十八日第二谕：“年羹尧因皇考大事来叩谒时，曾奏：贝勒延信向伊言：‘贝子允禵在保德州遇延信，闻皇考升遐，并不悲痛。向延信云：如今我之兄为皇帝，指望我叩头耶？我回京不过一觐梓宫，得见太后，我之事即毕矣。延信回云：汝所言如此，是诚何言!岂欲反耶？再三劝导，允禵方痛哭回意’。”则允禵之为年所扼可知。即世宗亦尝自谓：“陕西地方复有总督年羹尧等在彼弹压。允禵所统者，不过兵丁数千人耳。”(“大义觉迷录”，香港书局本，页181。)而林语堂乃谓：“焉知康熙非重用允禵以监视年羹尧?”(见“人间世”第三十期页36)未免失之过诬，与事实适相反也。

[71]参注[67]。“朱批谕旨”卷21页51上所批四川巡抚蔡珽十二月十二日叩接遗诏后之奏折，亦云：“尔不必过虑，中外平安景象，皆赖我皇考六十年来煦妪仁恩之所致也。”则实录改“太平无事”为“中外敉宁”四字，固为有据。

[72]“上谕内阁”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第一谕及“世宗实录“卷1页12上下。而“永宪录”卷一1页54下谓颁遗诏在戊戌即十七日者误。详见同上第三谕，前云：“御史杨保等参奏鸿胪寺官宣读大行皇帝遗诏时，未宜汉文。”据马国贤“Ripa”，PP．120—121之记载，知其中所谓“An act of justice”谅必指“宣读遗诏”一事而言。按“上谕内阁”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初四日：“奉皇太后懿旨：‘予自幼入宫，蒙大行皇帝深恩，备位妃列，几五十年。虽夙夜小心，勤修内职，未能图报万一。钦命予子缵承大统，实非梦想所期’。”梦想一语又世宗故意借此掩其图谋之迹者。再参以“永宪录”卷1页61下所录皇太后懿旨：“我自幼入宫为妃，在先帝前毫无尽力之处；将我子为皇子，不但不敢望，萝中亦不思到。”知“永宪录”所据系录自邸报，自是本来面目。若“上谕内阁”必经后来删改润饰，即是一证。

[73]“大义觉迷录”记之颇详，如页177——178：“据曾静供称：伊在湖南，有人传说：先帝欲将大统传与允禵，圣躬不豫时降旨召允禵来京。其旨为隆科多所隐。先帝宾天之日，允禵不到。隆科多传旨遂立当今。……据耿六格供称：伊先充发在三姓地方时，于八宝家中，有太监于义、何玉柱向八宝女人谈论：圣祖皇帝原传十四阿哥允禵天下，皇上将‘十’字改为‘于’字。”强孟劬师“答梁任公论史学书”(“遯堪文集”，一九四八年上海张氏刊本，卷1页28上下)有云：“世宗夺嗣事，某仅于宗室弘旺‘皇清通鉴’中得一条。其书于抚远大将军皇十四于允禵下注云：‘原名允祯。’由此以推，则遗诏改十四为于四(原注：此已见雍正谕旨，详‘大义觉迷录’)改祯为禛，固自易易。”可以证改字之说十分近于情理者矣。兹据“上谕内阁”六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御史杨保之参奏，知当时宣读遗诏，并未宣布汉文；则其遗旨为隆科多所隐显然明白，更无论其改字否也。又同上页178——179。

[74]“上谕内阁”六十一年十一月。

[75]同上元年二月初十日，按自“百日之内”以下，“世宗实录”卷4页10下已删。同上二年四月十八日。按“世宗实录”卷18页13下略同。

[76]“世宗实录”卷1页8下——9上；卷1页10上，卷2页17下；卷2页26下，卷4页20下。“朱批谕旨”卷21页51上蔡珽奏折有云：“至八旗之人，诚为股肱：然近居肘腋，繁多不齐，俱宜令其心安为最要”可作一旁证。“上谕内阁”元年二月初十日：“朕承皇考大统，自临御以来，诸王大臣人人得享太平之福。朕并无此时姑且容忍，待一二年后渐加诛戳之心。如朕果怀此心，天地宗社皇考神灵鉴之!”按此段“世宗实录”卷4页11全删。世宗言虽如此，证之事实不然。则知所言在牢笼天下人心，正姑且容忍于一时。

[77]同上二年四月初七日：“朕既受皇考所付重任，则朕之一身，上关宗庙社稷，不得不为防范。以皇考之圣神，犹防允禩等之奸恶，不能一日宁处。朕身视皇考何如耶？且于皇考则为父子，于朕则为兄弟；父子与兄弟，相去甚远。伊等在皇考时，毫不逊顺，恣意妄行，匪朝伊夕，至今犹然不止，所当深虑。朕可不念祖宗肇造鸿图，永贻子孙之安乎，”按自“以皇考之圣神”以下，“世宗实录”卷18页9下删改为：“且允禩于皇考时，毫不逊顺，姿[应作恣]意妄行，匪朝伊夕，至今犹然不止。朕可不念祖宗肇造鸿图，永贻子孙之安乎？”又四年十月初二日第三谕：“盖以朕之兄弟阿其那、塞思黑等密结匪党，潜蓄邪谋，遇事生波，中怀叵测。朕实有防范之心，不便远临边塞。此朕不及皇考者也。”(按此段“世宗实录”卷49页3下全删。)于防范之迹，一概抹去。然此自为安全计，犹可说也。乃三年二月十四日：“朕每事俱令众人观看。若与较论，则罪名甚大。朕尚有难以喻众而隐忍不出诸口者，亦复不少。”(按此段“世宗实录”卷29页12上亦全删去。)然则每事令人观看，谓非监视凌逼而何？同上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及三年四月十六日。同上二年四月初七日：“尔诸臣内但有一人，或明奏，或密奏，谓允禩贤于朕躬，有足取重之处，能有益于社稷国家，联即让以此位，不少迟疑。”按此段“世宗实录”卷18页9下全删。

[78]同上三年四月十六日：“无如朕心如此，而允禩惟欲行其诈伪，显伊一己之是，仍冀遂其大志，使众人议朕之不是，以见皇考之付托于朕为误。允禩虽具此深心大力，但向既遇皇考睿照烛奸之圣父；今又遇朕才力能与相当之兄，不能逞其伎俩，益自增其愧恨耳。”按此段“世宗实录”卷31页21上全删。

[79]同上二年十一月初二日；三年四月十六日。同上二年十一月十三日：“朕曾降旨与廉亲王：‘汝心即有不服，便当令汝代理政事。’廉亲王奏云：‘若如此，我惟有一死而已。’揣其意，若彼时诸臣顺从，廉亲王亦直任而不辞；若诸臣不容，则竟舍身以成其名。朕岂肯明知而堕其术中，逼致死地乎？朕此一举又万不可也。”按此段“世宗实录”卷26页12下全删。

[80]同上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允禩百般激朕之怒，使朕治伊罪，联岂肯堕其术中？但将伊行事谬妄之处，俾众闻之耳。自亲王以下，闲散人以上，若有归附允禩结为朋党者，即为叛国之人，必加以重罪，决不姑贷，亦断不姑容也。”按此谕不见“世宗实录”。同上二年四月初七日：“诸凡事务，不实心办理，有意隳废，使朕受不美之名。且每遇奏事，并不身到，亦不检点，苟且草率，付之他人。故激朕怒，以治伊罪。朕断不使尹志得遂也。朕之此弟较诸弟颇有办事之材，朕甚爱惜，非允禟、允（原字为左示，右我）等可比。朕今惟加以教诲，令其回心改过，至诚佐理政治，堪为得力之人。斯不但成朕友于之谊，亦以全皇考慈爱之衷。伊果抒忱于朕，即无异尽心于太祖、太宗、世祖、圣祖矣。如此则诸王大臣谁复外视伊者，不但伊自受恩，传之子孙，亦永永勿替。若仍不知悛改，肆行悖乱，干犯法纪，朕虽欲包容宽宥，而国宪具在，亦无可如何，当与诸大臣共正其罪。”按“世宗实录”卷18页7下——8上删改为：“诸凡事务，不实心办理，有意隳废。且每遇奏事，并不身到，亦不亲加检点，苟且草率，付之他人。岂非欲故激朕怒，以治伊罪，加朕以不令之名乎？允禩较诸弟颇有办事之材，朕甚爱惜之，非允禟、允（原字为左示，右我）等可比。是以朕屡加教诲，令其回心改过，殚厥至诚，佐理政治，为国家得力之人。不但成朕于子之谊，亦以全皇考慈爱之衷。伊果尽心国事，即尽心于太祖、太宗、世祖、圣祖也。岂惟身受隆恩，且传之子孙，亦永永勿替。若仍不知悛改，肆行悖乱，干犯法纪，朕虽欲包容宽宥，而国宪具在，亦无可如何，当与诸大臣共正其罪矣。”皆可参证。

[81]同上三年二月二十九日，按“世宗实录”卷29页26下已删。同上四年七月二十八日第二谕，按此段不见“世宗实录”。

[82]同上元年二月初十八，“世宗实录”卷4页9下同。同上三年二月二十九日，“世宗实录”卷29页24上同。按“掌故丛编”第九辑卷首影印雍正朱批年羹尧密折有云：“贝子允禟近日行事光景，颇知收敛。臣此次路过西大通[即西宁]，……已留人在彼。凡贝子允禟有何行事之处，臣皆得闻知也。”批：“第一要紧’如此方好!”共监视之严可知。同上元年五月二十四日，不见“世宗实录”。

[83]同上二年八月二十二日，按自“朕今日”至“多人耳”凡二十五字，“世宗实录”卷23页19上改作：“不致生事，罹于国法耳。”同上三年四月十六日，按此段“世宗实录”卷31页20上全删。唐邦治“清皇室四谱”（一九二三年上海聚珍仿宋本）卷3页15下——16上。

[85]允（原字为左示，右我）事见“上谕内阁”二年四月初八日(“世宗实录”卷18页11下——13下同)，四年九月二十九日(“实录”卷48页29上——30下同)及五年四月十八日(不见“实录”)；同上二年四月初八日及同月二十六日(“世宗实录”卷18页23上下同)，五年四月十二日(“实录”卷56页13下同)。允禔、允礽事见同上二年十二月十五日(“世宗实录”卷27页12下——13下略同)。二阿哥允礽卒于雍正二年十二月十四日，见“实录”卷27页12上及“清皇室四谱”卷3页12下。大阿哥允禔卒于雍正十二年十一月初一日，见“实录”卷149页1下及“清皇室四谱”卷三页12上。允祉拘禁于景山之永安亭，以雍正十年闰五月十九日卒，见“世宗实录”卷119页11下——12上及：“清皇室四谱”卷3页13上。允（原字为左示，右禺）卒于雍正九年二月初一日见“世宗实录”卷103页3上及“清皇室四谱”卷3页16上下。

[85]“上谕内阁”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世宗实录”卷13页21下——22上略同)。再参以张廷玉奉敕撰和硕怡贤亲王行状(“澄怀园文存”，光绪十七年刊本，卷14页1下)亦云：“同侪中有以诈术煽诱诸王者，王独不为所动。皇上[指世宗]肇登宸极，恭已以临，特授封恰亲王，命总理事务。盖知王忠孝纯挚故也”，足资佐证。同上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世宗实录”卷26页21下——22上略同)。允礼事见同上三年三月十三日第三谕，不见“世宗实录”。

[86]同上二年四月初七日：“由此观之，其大志至今未已也。”(“世宗实录”卷18页7下删“由此观之其大志”七字。)又三年十一月初二日：“廉亲王允禩与年羹尧居心相类，期于必遂其缘木求鱼之大志，主意断不改悔也。”(按此段“实录”卷38页6上全删。)其所删必为世宗掩饰泯减之迹显然易见。同上四年七月二十八日第二谕：“朕之诸弟中，如阿其那、塞思黑、允禵者，权谋术数，足以耍结人心，煽惑众听。故恶习湔染甚深，至今尚未悛改。数十年来，朕亲知灼见。是以即位以后，费尽苦心，欲为整理变化。为世道人心久远之计，非苛刻以为能，察察以为明也。”按此谕“世宗实录”不载。同上：“故谓朕过严，朕所不受；谓朕过宽，朕亦不受也。若加朕以苛刻严厉之名，冀朕闻知，遂曲为宽纵，任若辈之作奸犯科。此岂帝王治天下之道乎?”

[87]同上三年二月二十九日；按“世宗实录”卷29页31上改作：“暗附其党者朕必明正其羿，置之重辟。使伊等党援解散，无附会济恶之人”，仍是为其掩饰之笔削。同上二年十一月十三日；按“世宗实录”卷26页12上下删为：“党援必由众人附和而成。若廉亲王一人何所恃而如此行为乎？”

[88]苏努见同上二年五月十四日，“世宗实录”卷20页11下——13上略同。勒席恒、七十见同上元年二月初十日，“世宗实录”卷4页7下——11下略同。泰道然见同上及五年六月十六日第二谕。陈梦雷见同上六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第四谕。陶赖、张廷枢见同上元年二月初十日。吴尔占、色亭图见同上元年三月十三日，“世宗实录”卷5页10下——11下略有删改。普奇、经希见同上二年闰四月初五日第二谕，“世宗实录”卷19页4上——6上略同。阿布兰见“上谕内阁”二年闺四月十四日，“世宗实录”卷19页12下——14上略同。马尔齐哈、常明见同上二年五月二十日，“世宗实录”卷20页20下——23下略同。德宁见同上二年五月二十八日，“世宗实录”卷20页39下——40上略同。佛格、汝福见同上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不见“世宗实录”。阿尔松阿见同上二年十月二十六日第二谕，“世宗实录”卷25页17上下删改甚多。阿灵阿、鄂伦岱见同上三年二月二十九日，“世宗实录”卷29页24上——31下删改颇多。满都护见同上三年七月二十九日，“世宗实录”卷34页23下——25上略有删改。噶达浑见同上三年九月三十日，不见“世宗实录”。乐廷芳见同上三年十月二十三日，不见“世宗实录”。武正安见同上三年十二月初一日第三谕，不见“世宗实录”。鲁宾见向上四年三月十六日，“世宗实录”卷42页12上下略同。揆叙见同上四年五月初九日第二谕，“世宗实录”卷44页14下——16上全同。五格见同上四年五月十四日，“世宗实录”卷44页20下——23下略同。二德见同上四年七月十五日，不见“世宗实录”。阿尔逊见同上四年七月二十八日第二谕，不见“世宗实录”。郭允进见同上四年七月二十九日第二谕，“世宗实录”卷46页33上下略同。徐元梦见同上四年八月初十日，“世宗实录”卷47页10下删削殆尽。巴海见同上四年八月三十日第二论，不见“世宗实录”。

[89]“永宪录”卷4页43下云：“圈禁之制：为屋数间，宽不满丈，高倍之。墙之厚数尺，留穴以通饮食。家人亦得随从，后多物故。”自是禁锢高墙之制。又同书卷3页69下有云：“闻国法圈禁有数等：有以地圈者，高墙固之；有以屋圈者，一室之外，不能移步；有坐圈者，接膝而坐，莫能举足；有立圈者，四围并肩而立，更番迭换，罪人居中，不数日委顿不支矣。又重罪，颈、手、足上九条铁链，即不看守，亦寸步难前也。”则知禁锢高墙不过圈禁中之一种。然证以李绂奏报为允禟在保定预备住处折(刊于“文献丛编”第二辑“允禩允禟”案页13上下)所云：“预备小房三间，四面加砌墙垣，前门坚固。俟允禟至日，立即送入居住。前门加封，另设转桶传进饮食。”与禁锢高墙之制相吻合。

[90]鲁尔金见“上谕内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不见“世宗实录”。乌尔陈、苏尔金、库尔陈见同上五年四月十九日第二谕，不见“世宗实录”。法海见同上四年十二月十九日，不见“世宗实录”；按“永宪录”卷5页4下——7上列此谕于五年正月逮尚书法海之下，其中异同甚多。佛保见同上五年二月三十日，不见“世宗实录”。达尔当阿见同上五年三月二十八日，不见“世宗实录”。托时见同上五年四月初三日，不见“世宗实录”。查弼纳见同上五年六月十六日第二谕，“世宗实录”卷58页27下——28上略同。萧永藻见同上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世宗实录”卷63页24下——25下略同。高成龄见同上六年十月初五日，不见“世宗实录”。董永（原字上草，下文）见同上六年十二月十四日，不见“世宗实录”。四格见同上七年正月二十七日第四谕，“世宗实录”卷77页15上——16上全同。李凤翥见同上七年五月初二日第二谕，不见“世宗实录”。

[91]同上三年四月十六日，“世宗实录”卷31页18上——21上略同。

[92]同上三年二月二十九日，“世宗实录”卷29页24上——31下略同。又“世宗实录”卷18页22上。

[93]“上谕内阁”二年十月初十日第三谕(“世宗实录”卷25页6上下大部删去)，世宗不受山东修理文庙银四万两之公捐。同上三年六月初二日，不见“世宗实录”。同上二年五月十四日：“廉亲王今日具奏贝子允禟事，又将议处满丕事，一并具奏。谓之无心可乎？……由此观之，伊等党与尚自与朕为仇。朕又岂可默默而已？岂有数日一次扰乱朕心之理？即日无心，亦必允禩身有获罪于天之处。冥冥之中有莫之为而为者!”按“世宗实录”卷20页11下于廉亲王下添允禩二字，自“由此观之”以下凡六十字删减为：“是以间日一次，欲以扰乱朕心耳”十三字，情景迥殊。

[94]同上三年二月十四日，按“世宗实录”卷29页10下——12下颇有删改。同上四年正月初五日第三谕，“世宗实录”卷40页8上——16下略同。

[95]同上第二谕，“世宗实录”卷40页16下——18上全同。

[96]同上三年二月二十九日有云：“戊子年[康熙四十七年]拏问允禩。开赦后，次年春皇考从霸州回銮。自行宫起身，至南红门，言及鄂伦岱等结党之事，皇考震怒。……朕遂泣奏云：‘皇父圣体初愈，此等悖逆之人，何足屡烦圣怒。乱臣贼子，自有国法。若交与臣，便可即行诛戮。’”(“世宗实录”卷29页24上——31下略同。)同上元年四月十八日，按此段“世宗实录”卷6页18上已删。同上三年三月二十七日，按“世宗实录”卷30页34下删“专欲激朕杀人”一句。

[97]“世宗实录”卷39页25上，卷42页2下，11上；参“永宪录”卷4页17上。允禟改名见“世宗实录”卷44页23下；按“永宪录”卷4页23上以改名塞思黑列在四月之末。或者改名在先，五月始为正式宣布之期耶？至于“上谕内阁”三年七月二十九日，于上谕之首，已有塞思黑一名(“上谕八旗”卷3页33上，“永宪录”卷3页48上及“世宗实录”卷34页23下均作贝子允禟)，显然为后来修改之印痕。不然，何以此谕中仍称允禟，即在四年五月以前之一切上谕中，未一提及塞思黑之名耶？

[98]按“世宗实录”卷37页23上云：“直隶总督李绂以塞思黑于八月二十四日病故奏报。”谓死于二十四日者误。“永宪录”卷4页47上载于九月，尤误。据“皇清通志纲要”卷4页8上云：“雍正四年八月二十七日薨，葬东便门外”，及其“元功名臣录”卷上一页30上云：“雍正四年八月二十七日卒于保定府。”再参以李绂奏报塞思黑病故折(“文献丛编”第二辑“允禩允禟案”页17上下)称“塞思黑于本月二十七日卯时已经身故”，及“上谕内阁”四年八月二十八日“今日李绂奏报塞思黑病故”之语，足证实录之失。至于允禩之卒，按“世宗实录”卷48页13上云：“初十日病故”，恐误。因“元功名臣录”卷上一页10下云：“雍正四年九月初八日薨”，著者弘旺即允禩之子，所记月日当可信。节本“永宪录”(“古学汇刊”本)页7上云：“塞思黑死于正[保]定”，小注云：“李卫(绂之误)毙之于行台”；又云：“阿其那死于监所”，小注云：“非良死也。”两注均不见足本“永宪录”，不知何人所加。

[99])允禟之罪状不过“视朝廷如同敌国，造作字样，巧编格式，密缝于骡夫衣袜之内，暗传信息”(即“上谕内阁”四年八月二十八日谕中语)，详见“允禩允禟案”，刊于“文献丛编”第一、二辑中。其一路情事见“上谕内阁”四年八月二十八日，“世宗实录”卷47页23上——25下及“永宪录”卷4页47上——48下，三书互有异同。按允禟于五月十五日至保，见“允禩允禟案”页14下李绂奏报查出年羹尧与塞思黑往来密书折。又页16下李绂奏报塞思黑病笃折中有“塞思黑在于保定圈住，从前饮食如常。至七月十五日忽患泄泻，随即痊愈”之语。知自五月十五日至七月十五日两月之间，饮食如常，固无恙也。其李绂奏报塞思黑病笃折续云：“至八月初九日以后，饮食所进甚少，形容日渐衰瘦。至二十二日，……语言恍惚也。至二十五日早上，声息愈微，呼亦不应。至晚更觉危笃。”据此知允禟病势剧增，在腹泄已痊半月之后。其死固非腹泄之故，可谓彰明昭著者矣。再参以李绂“穆堂别藁”(道光十一年刊本)卷32页15上——18上有雍正四年五日十七日谢赐端午锭子药、八月初四日谢赐荔枝佛手柑及八月二十九日谢赐香水梨三劄子，适在允禟抵保及其既死之第三日之间，赏赐频颁，谓非世宗酬劳而何？

[100]“上谕内阁”四年八月二十八日第二谕，“世宗实录”卷47页25下——26下及“永宪录”卷4页48上下，三书颇有详略。参“允禩允禟案”页15上——16下李绂奏报塞思黑晕死复苏折。同上四年八月三十日；按“世宗实录”卷47页28上下已将此句删改为“已有旨交与李绂矣”八字，与原文意味迥乎不同。同上七年十月初六日第二谕，“世宗实录”卷87页6上——8下删改甚多。

[101]“大义觉迷录”页199引上谕云：“阿其那、赛思黑……不料旬日之间，二人相继俱伏冥诛。实奇事也!”是世宗亦自知之。

[102]“上谕内阁”四年九月二十九日，“世宗实录”卷48页29上——30下及“永宪录”卷4页57下——58上，三书稍有异同。

[103]同上五年四月十八日，不见“世宗实录”。

[104]同上三年十一月初二日，“世宗实录”卷38页3下——7下同。

[105]“永宪录”卷5页30下——31上云：“文觉日侍宸扆，参密勿，上倚之如左右手。是年[雍正五年]腊，七十。……十三年冬，今上降谕，严饬僧人。其侍帷幄者，皆放还山。文觉独令沿途步行，归长洲。勅地方稽查管束，无致生事。传闻隆、年之狱，阿、塞之诛，皆文觉赞成，故圣心隐痛。”

“高宗实录”卷7页37上下，高宗于即位之初，即雍正十三年乙卯十一月癸亥下旨：“将阿其那、塞思黑之子孙与红带，收入玉牒。”又同书卷1048页17下——19上在乾隆四十三年正月甲戌(“清史稿”页1003引高宗谕同)，亦可参证。唯据“皇清通志纲要”及“元功名臣录”两书成于乾隆十四年，著者不称菩萨保而称弘旺，似“仍复原名”亦在乾隆之初。

[106]按“白田草堂存稿”(葛堂本)卷首有“雍正元年十一月十六日吏部尚书、公、舅舅隆[科多]传旨王懋竑授为翰林院编脩着在三阿哥处行走。知阿哥行走之制，雍正初年尚存，其停止自在五六年以后。又“清史稿”页448“詹事府”条小注云：“皇子在上书房读书，选翰休官分侍读、讲，简大臣为总师傅。总师傅之称，自乾隆二十二年以介福、观保等为总师傅始。”

[107]“上谕内阁”六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第三谕只言着袭舅舅佟国维公爵，“世宗实录”卷1页25上于“公”上则增“一等”二字。“世宗实录”卷1页6下云：“[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丙午谕内阁：隆科多应称呼舅舅，嗣后启奏处书写舅舅隆科多。”则加“舅舅”之称在封公爵二日之后。同上卷5页8上云：“[元年三月戊子]封川陕总督年羹尧为三等公。”而“永宪录”卷2上页27下列于戊戌之径，戌字自是子字之误。唯云：“是月进隆科多、马齐、年羹尧太保阶，登极恩也。”可谓实录。“上谕内阁”三年十二月十一日谕年羹尧：“授尔为川陕总督，又用尔为抚远大将军，将西陲之事全畀于尔，事事推心置腹。文官自督抚以至州县，武官自提镇以至千把，俱听尔之分别用舍。”“世宗实录”卷39页14下全同。

[108]“上谵八旗”卷3页21上及“永宪录”卷3页12下——31上。

[109]“文献丛编”第六辑“年羹尧奏折”页16下。“永宪录”卷3页79上，“世宗实录”卷39页8上同。“啸亭杂录”卷5页12下——13上“年羹尧之骄”条。

[110]“年羹尧奏折”页10下。

[111]“上谕内阁”六年二月初五日，按此段“世宗实录”卷66页5下已删。“宾阳子年谱”(见后)中下页28下有云：“宾阳子曰：年公起家词林，宜须缟柠；况曩者曾下明诏：有敢不敬，王子且以不孝论。”可证年之尊宠，实世宗有以启之。

[112]同上三年五月十七日，“世宗实录”卷32页14下——16上全同。

[113]“上谕八旗”卷2页36下。“年羹尧奏折”页17上，同上页31上。

[114]“上谕内阁”三年三月二十三日第二谕，“世宗实录”卷30页31下——32上略有删减。同上五年六月初八日第三谕，“世宗实录”卷58页14下——15上略有删减。

[115]“世宗实录”卷62页6下、7上。

[116]“上谕内阁”五年十月初五日，“世宗实录”卷62页9上——10上略同。按隆之议罪四十一款在五年十月初五日，上谕与实录同；而“永宪录”卷5页98上下列于“秋七月乙卯朔”之下，非。

[117]“世宗实录”卷39页6下——13上及“永宪录”卷3页77上——83下。

[118]按孟森“世宗入承大统考实”(“清初三大疑案考实”第三篇)页12下据年羹尧康熙五十六年五月二十日回奏孟光祖至川情形折(“掌故丛编”第四辑“年羹尧折”页8下)有“臣属雍亲王门下，八载于此”之语，断定年入雍府在康熙四十八九年间者误。盖年之抚川，即在四十八年二月(见“皇清通志纲要”卷5页64上)；自是十数年，久任川陕，升至总督。果年于四十八年始登雍府之门，岂有立谈间外放巡抚，即属门下之理耶？以傅鼐年十六(见“啸亭杂录”卷5页11下)入藩邸例之，则年之入邸，必在幼年无疑。世宗此谕见“上谕内阁”三年六月初七日第二谕，按此谕“世宗实录”今已删去，而“永宪录”卷3页18上——19上所引，大致相同。无法无天语见“文献丛编”第一辑雍亲王致年羹尧书真迹。

[119]“年羹尧折”(“掌故丛编”第十辑)页71上。

[120]同上页70下。

[121]“上谕内阁”三年七月十八日。按此段“世宗实录”卷34页15上已删，亦不见“永宪录”卷3页38上下所引谕中。

[122]见注[86]。“朱批谕旨”卷1页72下云：“近日隆科多、年羹尧大露作威福、搅权势光景，朕若不防微杜渐，此二臣将来必至不能保全。”按此批在二年十二月十三日齐苏勒折，先于年之议罪一年。

[123]亲刊朱批“年羹尧奏折”(页13下谢赐荔枝折)有云：“大功告成，西边平静，君臣庆会，亦人间大乐事。”在二年七月十八日。又同年八月初五日批(页14上谢赐鲜枣折)：“大功告成多日，君臣庆会在迩”云云，表面视之，所谓“大功告成”，似指平定青海而言。然证以二年八月十五日“年羹尧奏折”(页14下)内有：“今年直省以及口外耕种之种，并获丰收，咸书大有。此诚所谓普天同庆，而因以知造物视一人为转移。内外诸臣，身际唐虞，共沾化育。未矢报于万一，复何功之可言？”之语，则年谓功，明明归之世宗承袭一事。而世宗于此下朱批云：“卿奏可保皆出于至诚。”又自己默认矣。赐年羹尧自尽，见“求宪录”卷3页84上。按“无益之谈”页19下——20上云：“雍正乙巳[三年]十月初三日申时，京师忽有虎突入齐化门，登城。人噪逐之。行至宣武门下西米巷，入年遐龄家就擒。遐龄即太何大将军羹尧之父也。羹尧败，赐死之地，即虎就擒之地也。”年之子甚多，惟年富立斩。余子充军。见“世宗实录”卷39页13下——14上。

[124]隆之尊崇敬已说前矣，其实于六十一年十一月命总理事务之同一日，即以乾清门一等侍卫拉锡暂管理藩院事务（见“世宗实录”卷1页10上）；因此前隆科多实兼理藩院尚书也（见“圣祖实录”卷300页6下）。再加六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加称“舅舅”之同一日，谕“步军统领隆科多总理事务，甚属繁剧；著护军统领袞泰署理步军统领事”（“世宗实录”卷一页26下），虽逾月而仍以隆兼管步军统领事务（同上卷2页26下），不过徒有其名；迨三年正月终解步军统领之任（“清史列传”卷13页7上），而以阿齐图实授矣（见“世宗实录”卷28页7下）。

[125]年之制禵禟见“年羹尧奏折”页37下。按后来李绂虽有奏报查出年羹尧与塞思黑往来密书折（“允禩允禟案”页14上下），而朱批：“二人各有所犯不容诛这罪，何必牵连一事？”是世宗以年制禟，不复疑也。又“上谕内阁”五年四月十八日，不见“世宗实录”。年之受命赴杭见“上谕内阁”三年六月二十一日，与“永宪录”卷3页25下——26上颇有异同。同上五年闰三月二十一日：“至于平定青海，实系岳钟琪之功，年羹尧不过坐镇指挥而已。若非岳钟琪智勇超群克期决胜，则年羹尧亦不能成功如此之速。然岳钟琪之所以奋勇直前者，乃为国家殚忠宣力，以靖边疆。岂因年羹尧之私情而遵其调度乎？”按此谕不见“世宗实录”。最近文如师托王剑英同学从太仓图书馆抄得“宾阳子年谱”，其中可资考证者甚多。尤以世宗于用年之初即存去之之念，与钟翰所持之说相吻合。如谱中下页22下——23上雍正二年甲辰云：“初冬龚念伦入京，云：‘闻年太保声势喧赫，欲一识其人。’宾阳子曰：‘不足见也，行败矣！上之崇之，乃所以踣之也！吾乡张大复泰基为年入幕宾，亦吾戚也。求附年者，必梯于张；求援张者，必即吾门。吾门限欲断，则谢客曰：如当往者，宜莫吾先！君辈但谨伺我！苟我举足，君辈踵之，何后之有？我戒大复，亦当见几，无与其难。昨年之入，有敕臣毕迎，臣吾以疾不出。太保之门不通名纸者，应未有两也!’”云云，可为佐证。又文如师跋云：“‘宾阳子年谱’六卷，顾陈垿撰。陈垿字玉停，太仓人。康熙乙酉举人。负王佐之才，通知天文、律历、占算、声韻之学，尤精于医。以大学士王掞荐，入内府湛凝斋纂修秘书。诚亲王胤祉总裁其事，颇破礼遇，叙行人司行人。未几，告归。雍正之初，诸邸宾客多获重谴。独陈垿萧然物外，不与党祸。李卫亦故人也，礼为上宾。见其治狱株连，去之若凂。盖知其时君相无能用之者，甘心匿影远患。诸王角立，记载多阙。谱中所具，虽词旨隐约，而大端已见。昔年缪艺风丈藏抄本本‘无益之谈’，即自此谱摘录，别本单行，不免错伪。疑未睹全书，故无从校正。太仓图书馆存此谱钞本，从之借钞。从此人间有第二本矣！已丑[一九四九年]十月大雪节文如居士识于成府村居。”此谱关系康雍两朝史事之大，可想而知，故亟引跋语以为介绍于此。

[126]“上谕内阁”五年四月十八日。

[127]胡期恒至杨书见“永宪录”卷3页84下——85上。葛继孔见“上谕内阁”三年六月十六日，“世宗实录”卷33页19上——20下及“永宪录”卷3页24上——25上，三书异同之处甚多。李继泰至年悦见“上谕内阁”三年七月十二日，“世宗实录”卷34页7下——8下同。王景灏见同上三年十月二十九日，“世宗实录”卷37页15上下同。王嵩见“朱批谕旨”卷24页95上。宋师曾见“永宪录”卷3页11上下。王允猷见“上

谕内阁”三年十二月十八日，不见“世宗实录”。汪景祺见同上五年三月十一日，“世宗实录”卷54页14上——18上同。邹鲁、净一道人见同上六年四月二十九日，不见“世宗实录”。按邹鲁与年富立斩，见“上谕内阁”三年十二月十一日第二谕及“永宪录”卷3页84上下。田帝育见“上谕内阁”五年四月十八日，不见“世宗实录”。

[128]“上谕内阁”四年三月三十日，“世宗实录”卷42页20上——21上及“永宪录”卷4页18上下略同。惟“永宪录”列此谕于四年夏四月癸亥朔之下者误。

[129]同上五年正月十五日。按此段均不见“世宗实录”及“永宪录”卷5页3下。

[130]同上三年六月初七日第四谕，“世宗实录”卷33页8下——9上同。

[131]牛伦至姚让见同上四年正月二十八日第二谕，“世宗实录”卷40页33下——34上略同。唯“永宪录”卷4页8下——9上列此谕于四年春二甲子朔之下为稍异。吴达礼见同上四年七月二十八日第二谕，不见“世宗实录”。查嗣廷见同上四年九月二十六日、“世宗实录”卷48页24上——27上及“永宪录”卷4页52上——54下，三书异同甚多。马武见同上五年七月初四日，“世宗实录”卷59页5上——7上删减甚多。塞尔图见同上五年七月初五日，不见“世宗实录”。塞楞额见同上六年十月十八日，不见“世宗实录”。揆叙、阿灵阿见同上四年五月初九日第二谕，“世宗实录”卷44页14下——16上全同。菩萨保见同上五年五月二十八日，不见“世宗实录”。

[132]“朱批谕旨”卷五页87下有云：“深信二字不可，亦何必乃尔。若过于深信，必受深欺。……如隆科多等，朕若过于深信，未必能如此一旦觉察也。”不特世宗不深信隆科多等，并藩邸一切门下人，从来不之信也。同上卷27页42下——43上又云：“从上观人原易，朕当年藩邸门下人，知之甚确。……其不敢轻信人一句，乃用人第一妙诀。朕从来不知疑人，亦不知信人。”可证。

[133]“穆堂别集”卷39上页24上——26下有议覆请诛逆臣年羹尧疏。年参蔡珽，见“上谕内阁”三年正月二十二日(“世宗实录”卷28页4上——5上同)及五年三月十一日(“世宗实录”卷54页14上——18上同)。“永宪录”卷3页33上下，卷5页24下。

[134]“朱批谕旨”卷1页21上有云：“朕日理万几，刻无宁晷，毫不体朕。且值岁底事繁，那得工夫览此幕客闲文？”同上卷1页27下又云：“似此无故烦渎，宁不念朕日理万几之劳乎？在尔[范时绎]未必出于至诚，在朕实费心目观览。即此数行朱字，殊乏幕宾门客代为书也。”可以为证。

[135]参注[105]。按“永宪录”雍正五年腊，文觉年已七十；至十三年之冬，应为七十有八岁矣。唯据文觉所为“花影庵杂记序”(见后)末谓“雍正癸丑，时年七十”，知癸丑即十一年，至十三年不过七十有二。此则足纠萧爽传闻之误。

[136]“永宪录”六卷，江都萧奭撰。卷首纪清初列朝创造制度，卷一纪康熙六十一年事，卷二纪雍正元年事，卷三纪二年事，卷四纪三年事，卷五纪四年事，卷六纪五年至六年二月以前事。吴庆坻“蕉廊脞录”(求恕斋本)卷5页15下——17下并摘录其自叙。知是书成于乾隆十七年。本文所据者第五石斋钞本，前有文如师题识云：“‘艺风藏书记’有此书云：‘江都萧奭龄著。原稿十三巨册，只残存一卷，后以印于“古学汇刊”。今以此本相校，艺风所见，亦记康熙六十一年至雍正六年事，唯有纲无目。此本缺三年一年事，亦因知同出一本矣。六年以后及乾隆初事皆已随时叙及，知原书断自六年止，意在详叙年、隆、阿、塞诸狱。然则云十三巨册者，恐未必真有其书也。”钟翰按钞本实缺雍正二年一年事。盖卷3之首虽云“二年岁在甲旋”，而自第一页第二面以后即纪三年事。

[137]“花影庵杂记序”一首，作于雍正癸丑三月，自署文觉禅师元信，其姓待考。此序载于查为仁“蔗塘外集”(乾隆八年刊本)中。查，宛平人，号心毅；一名成苏，号莲坡；固以诗鸣于时者也。

[138]“皇清通志纲要”卷5页54下云：“四十七年九月皇太子、皇长子、皇十三子圈禁。……十一月上违和，皇三子同世宗皇帝、五皇子、八皇子、皇太子开释。”既云开释，其被圈禁可知。

[139]“戴铎奏折”(“文献丛编”第三辑)页1下、4下——5上。

[140]“上谕内阁”七年六月二十六日(“世宗实录”卷83页1下——15上略同。世宗于陆生楠细书“通鉴论”十七篇，其中有“蓄必深，发必毒”两语，即以为“此陆生楠指阿其那等而言”，是世宗必先有长期以死相搏之事实存在，然后一见此两语而连想及之；不然，此两语何所见而必系指允禩等而言耶？

[141]孟森“世宗入承大统考实”页1上云：“世称康熙诸子夺嫡，为清代一大案，因将世宗之嗣位，与雍正间之惟恐戮诸弟，张皇年羹尧及隆科多罪案，皆意其并为一事，遂堕入五里雾中，莫能暸其实状。”此则适得其反，故与本文立论迥乎不同。然则读本文者或不以为重复繁琐耶!

[142]“大义觉迷录”页10。“上谕内阁”七年十月初六日，“世宗实录”卷87页4下——6上略同。又按“朱批谕旨”卷27页48下鄂尔泰奏：“逆贼曾静捏造浮词，恣意狂悖，暗布匪党，耸动大臣。其所以能如此得如此者，臣以为其事有渐，其来有因：如诬谤圣躬诸事，若非由内而外，由满而汉，谁能以影响全无之言据为可信？此阿其那、塞思黑等之本意，为逆贼曾静之本说也；如毁诋天朝等语，则江湖恶烦、山野狂愚，不识天日者皆能造伪说，而不至若此之甚，此怀疑贰，蓄怨望诸汉人等之隐意为逆贼曾静之藉口也。”最足说明当时情事。意者“大义觉迷录”或即刊布于七年十月之际耶?

[143]“大义觉迷录”页12。参“世宗入承大统考实”页3上下、37上。按隆科多之言自较世宗之谕为可据。

[144]“大义觉迷录”页13。“永宪录”卷2上页五2下、49上。“大义觉迷录”页15。[145]同上页16。

[146]“上谕内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二阿哥奏曰：‘臣当日与皇上虽无好处，亦无不好处。臣得罪皇考，系大不孝之人，应将臣弃置不问。乃蒙皇上种种施恩甚厚，臣心实深感激!臣今福薄，病已至此，安敢虚言？前若赐臣二寸白纸一条，岂能延至今日乎？臣心稍有知识，岂不知之？仰蒙圣恩，别能他愿，惟望病愈而已。’又训伊子理郡王[弘晳]曰：‘于尔君父之前，有一分之能，即竭尽一分之力；有三分之能，即竭尽三分之力。若能一心竭诚效力，以事君父，方为令子’等语。”（“世宗实录”卷27页12下——13下删为：“二阿哥奏曰：‘臣蒙皇上种种施恩甚厚，臣心实深感激！’又训伊子理郡王曰：‘尔若能一心竭诚効力，以事君父，方为令子’等语。”）而“大义觉迷录”页16——17上则云：“二阿哥感朕深思，涕泣称谢云：‘我本有罪之人，得终其天年，皆皇上保全之恩也。’又谓其子弘晳云：‘我受皇上深恩，今生不能仰报。汝当竭心尽力，以继我未尽之志!’”两相此较，不同自见。

[147]“大义觉迷录”页22。

[148]同上页20。

[149]“永宪录”卷2上页33下、34下、46六下。“上谕内阁”元年五月二十四日，不见“世宗实录”。参“永宪录”念2上页51——52上。

[150]“大义觉迷录”页184。

[151]“上谕内阁”四年十月二十九日第二谕，不见“世宗实录”。

[152]“上谕内阁”二年四月初七日。“世宗实录”卷18页6上下。“上谕内阁”三年二月二十九日。“世宗实录”卷29页30下。

[153]兹举一例以为证：如“永宪录”卷3页24上下引上谕云：“……乃[葛]继孔于年羹尧入觐时，又私纳贿赂请托。朕降旨诘问，始供：‘原识年羹尧。去冬拉臣手，索古董。臣将青绿花瓢一、寿窑瓶一、图书一匣、宋人尺牍册页一、宋本书二，宋元书六，共十二件，送与羹尧，遂约臣往见。及见，又云：久知你才情好，自然照看。还要给我几件古董。臣又将玉杯一、元人尺牍一、明画三，共五件，送与羹尧’等言。葛继孔人品不堪，夤缘钻营，殊属可恶！着革职，发与李成龙，令开浚河道。如推诿，必治以重罪。……”今以“上谕内阁”三年六月十七日对勘之，则云：“……乃葛继孔于年羹尧来京时，又私往纳贿请托。及朕降旨诘问，始一一供出云：‘向原认识年羹尧。去冬年羹尧入京，向臣携手叙旧云：尔是辨识古玩之人，今番从江南来，应送我几件古玩，且来见我。臣因将铜器、磁器、书、画共十二件，差家人送去。羹尧随约臣往见。又云：我久知你才情肆应，今后自当留心照看。但还要送我几件古玩，臣又将玉器、字、画共五件，差人送去。前后俱交羹尧家人魏之耀收受’等语。葛继孔人品不堪，夤缘年羹尧，至今尚各处钻营，殊属可恶!着革职，发与李成龙，开浚安庆府河道工程効力，若少推诳，必治以重罪。……”知上谕必加笔削，如不曰“拉臣手”而曰“向臣携手”，不曰“才情好”而曰“才情肆应”之烦，其较“永宪录”为文雅可知。何况十二件、五件古董之名目，一一见之录中；而谕中只以铜器、磁器、玉器、书、画总数了之，更足证“永宪录”录自邸钞为最初之真面目。再校以“世宗实录”卷33页19下——20上乃云：“……乃葛继孔于年羹尧来京时，又私往纳贿请托。及朕降旨诘问，始供：年羹尧向索古玩。既经馈送，随订往见，且夸奖才情，许其留心照看。前后两次送铜器、磁器、玉器、字、画等件，俱交年羹尧家人魏之耀收受。葛继孔人品不堪，夤缘年羹尧，至今尚各处钻营，殊属可恶！着革职，发与李成龙，开浚安庆府河道工程效力。若少推诿，必治以重罪……”云云。是实录本于“上谕内阁”而又加以修改，其修改之痕迹显然易见。余详各注中。

[154]前托孙子书先生访求故宫所存康熙朝起居注，并得故宫博物院方面张德泽先生复书，有云：“故宫所藏起居注全部，已于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南运。以后内阁大库复发现一部分残本，康熙朝有十年、十一年、十六年、十八年四年者，并不完全。”因其与本文无大关系，故未往借。然两先生之热忱相助，仍属可感，兹亦于此一并致谢。

（资料来源：王钟翰著《清史杂考》，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