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齐,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生于顺治九年(1652年),卒于乾隆四年(1739年),享年88岁。在两个多世纪前的中国,达于米寿者实属罕见,而满族贵族上层成员内堪与马齐之寿相埒者,则更为难觅了。自然,中国皇帝中寿命最长的乾隆帝享年89岁,算是一个特例。
马齐身历顺、康、雍、乾四朝,自康熙中叶起,他始终居于高位,其间任大学士累计三十载。其漫长而通达的宦海之途,深为同僚所歆羡,也给后人留下疑惑与思索。马齐何以能够安然度过康雍时期权力斗争中的一次次惊涛骇浪,成为清前期政治舞台上的一棵长青树?剖析马齐宦海一生的某些特点,将有助于解索上述问题,还可以使我们从一个侧面,观察清前期不同历史阶段的政坛内幕。
一
马齐生于世宦之家,是顺治朝内大臣哈什屯之孙,康熙朝户部尚书、首议撤藩的著名大臣米思翰的次子。马齐18岁时(康熙八年,1669年),由荫生授为工部员外郎。这种步入仕途的方式,在当时的满族贵族后代中是较为普通的,然而马齐与多数八旗子弟所不同的是,他能够有效地利用这一优势,逐步增长、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一步步攀上仕宦之巅。
马齐明敏干练,敢于任事,非人云亦云之辈。这是他为官前期的一个突出特点,也是其所以为康熙帝所赏识,并在满汉同僚中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一个重要原因。仅举下述数例。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四月,大学士等遵旨奏举外任官内居官甚好者,所举数人内即有时任山西巡抚的马齐。[1](Ｐ1615—1616)是时,首席满洲大学士明珠把持朝政,“凡内阁票拟,俱由明珠指麾,轻重任意”,大学士余国柱等人“承其风旨,即有舛错,同官莫敢驳正。”[2](Ｐ1727)如果明珠对马齐印象不佳,大学士等奏举的数人中,则不会有马齐,而马齐荣列其中,表明明珠对他较为重视,抑或有拉拢之意。对于一位外任官员来说,这是一个逢迎巴结朝中权贵,以此作为升迁之机的难得机会。可是,马齐却并没有“领情”。不久,御史陈紫绶弹劾湖广巡抚张贪婪不法事,康熙帝命于成龙、马齐等前往查核。张汧乃由明珠所保荐。此前被派去审理该案的钦差大臣色楞额,虽曾当面向康熙帝保证要“尽心研审”,但奏报中“惟恐累及保举张汧之人,竟为庇护。”[2](Ｐ1727)该案经马齐等审理,“皆得实,论罪如律。”[3]马齐因此“声名大显,人称他是廉洁奉公,无所畏惧的清官。”[4](Ｐ697)该案顺利审结,为康熙帝于二十七年(1688年)二月罢黜权臣明珠,提供了有利条件,它实际上是康熙帝这一重大举措的有机组成部分。马齐以刚直不阿而深受康熙帝的嘉赞,是年三月升为左都御史。这是他仕宦生涯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马齐参与筹议同俄罗斯定界事宜,奏称中俄边界谈判“所关最巨”,“其档案宜兼书汉字,汉官一体差往。”[5](Ｐ107)翌年(1689年)十一月又疏言:“臣办事理藩院,见凡所题所理之事,止用满洲、蒙古文字,并未兼有汉文。今请……兼用汉文注册,庶化服蒙古之功德,昭垂永久。”[6]这两项建议都被康熙帝采纳,随着时间的流逝,其重要意义愈益显现。可见,敢于任事的马齐,并非有勇无谋之人,他颇有见识,且善于思考,而这两方面的较好结合,恰是其优于诸多同僚之处。
马齐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担任大学士,开始步入仕途的高峰。此前,还有两事需要提及。一是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任左都御史的马齐与理藩院尚书阿喇尼一起列位议政大臣,这在清朝历史上并无先例;二是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帝第一次亲征噶尔丹期间,令马齐与大学士阿兰泰、尚书佛伦等人为首,分三班值宿紫禁城,辅佐代理政务的皇太子允礽。这表明马齐任大学士前,即因才干突出,逐步成为康熙帝的股肱之臣,他在协助康熙帝解决噶尔丹问题时的出色表现,又使之进一步受到信任。
四十七年(1708年)九月康熙帝第一次废黜皇太子允礽,但旋生悔意,拟行复立。可是,他又认为如此出尔反尔大失颜面,故有意透露出这一想法后,采取让众臣于诸皇子中推举的方式,希望众臣能保奏允礽为太子。
是年十一月,康熙帝令全体朝臣推举太子之前,“特谕马齐勿预其事”。[3]然而马齐却没有服从这一旨意。在他与国舅佟国维的暗中倡导下,领侍卫内大臣阿灵阿、鄂伦岱等积极配合,全体朝臣共同保举皇八子允禩为太子,康熙帝的期望完全落空。[7]翌年(1709年)初,马齐等人受到康熙帝的严责。康熙帝说:“此事必舅舅佟国维、大学士马齐以当举允禩,默喻于众,众乃畏惧伊等,依阿立议耳。”[8]马齐被革去大学士,交与允禩“严行管束”,他的三弟马武、四弟李荣保及其族人都受到牵连。[9]
这是马齐的宦海人生中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遭受重大挫折。其中令人咀嚼处甚多,以下几点尤为值得注意。
首先,马齐属于清朝入关后第二代满族贵族,自幼生长在以汉文化为主体文化的大环境中,受到汉文化的长期浸染,但另一方面,满族传统制度与习俗对他仍有较深的影响。他违背帝意而不推立尽失人心的废太子允礽,却以贤能与否作为主要标准,力保并非嫡长的允禩为太子,表明其头脑中尚未确立嫡长观念,仍以后金时期八王共治国政制下推立嗣君的部分宗旨,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这种具有氏族民主制特征的选君方式,在康熙时期皇权逐步集中强化的总体形势下,自然无法实行。康熙帝不过是以此作为实现其个人意志的一种手段,马齐等笃意行之,必败无疑。
其次,康熙帝有特谕在先,但马齐却甘冒违旨获罪之险,在这一关系到清朝前途与命运的重大事情上,主动表明自己的态度。他的积极参与,实则体现出对朝廷的忠诚与较强的责任感。见识与魄力在他身上的较好结合这一特点,得到一次最充分的展示。
再次,也恰因马齐具有这种为人处事风格,因而在此次事件中,能够与朝中享有很高威望的国舅佟国维一起,成为全体朝臣的核心人物。马齐自四十一年(1702年)十一月后,即任首席满洲大学士,而四十七年一废太子风波中的有关情况则表明,他在满汉大臣中的声望和影响力,的确与此职任相符。这一点在清朝不同时期的首席满洲大学士中并不多见。
上述挫折并没有为马齐的仕宦之途带来过多的负面影响,却使他的心灵产生极大振动。其后,马齐为人处事的另一面,开始更多地显现出来,他的为官风格,也在逐步发生变化。这一切应当说无不与四十七年一废太子风波,有着某种内在联系。
马齐被革职的翌年(1710年)底,重新被启用。五十五年(1716年)五月,康熙帝认为“今满洲大学士内,无能令汉大臣心服者”,[10]故仍以马齐为首席满洲大学士,兼任户部尚书。直至6年后(康熙六十一年)康熙帝去世,马齐的职任始终如此。可见,他依然在满汉大臣中具有很高威信和较大影响力,并依然受到康熙帝的重用。
雍正时期,马齐继续担任大学士(雍正十三年九月休致),为帝所保全。不过,之所以如此,并非是像他在康熙朝那样,因才干出众,敢于任事而受帝青睐,更主要的还是得力于与其上述品行截然不同的某些特点和性格因素。这是马齐其人的另一面。
二
随着在政治风浪中的历练起伏与仕宦经验的积累丰富,灵活机敏,善于审时度势,行事稳健的风格,在马齐的身上愈益显现,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这是他身历三朝却能稳居高位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构成其宦海生涯的另一显著特色。
康熙帝去世翌日(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尚未即位的雍正帝命贝勒允、十三阿哥允祥、大学士马齐、尚书隆科多等4人为总理事务大臣。康熙去世后第21天(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初三日),即“三七”之际,其灵柩由乾清宫移至景山寿皇殿。由于在此期间各项丧仪进行顺利,为此,雍正帝特嘉奖贝子允祹及允禩、允祥、隆科多、马齐等人。隆科多、马齐“俱赏给阿达哈哈番(轻车都尉)世职”,[11]并恢复马齐曾被削去的世职,令世袭罔替。雍正帝的谕旨中说,马齐在“此番大事”中“甚是黾勉勤劳。伊之勤劳,非寻常勤劳可比,胜于一切功绩。”[12](Ｐ325)表明他对马齐在此阶段的表现十分满意。
不久,马齐奏请纂修圣祖实录,雍正帝随即任命他为圣祖实录监修总裁官(按,监修总裁官后又增加张廷玉及蒋廷锡2人)。如何撰述康熙朝两废太子以及包括雍正帝在内的诸皇子储位之争、雍正帝继位等重大事件,是纂修圣祖实录的难点。马齐膺此重任,可见雍正帝对他抱有一定程度的期待。
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出使清廷的朝鲜使臣返国后的报告中说:“康熙皇帝在畅春园病剧,知其不能起,召阁老马齐言曰: ‘第四子雍亲王最贤,我死后立为嗣皇。胤禛第二子有英雄气象,必封为太子。”[13](Ｐ4379)康熙帝召马齐嘱托皇位传承大事,并非事实,[14]不过,这一传言说明,此时在人们的心目中,已将马齐视为新帝胤禛的佐助者。
有的治史者认为,“马齐曾帮助世宗皇帝登上宝座”。[4](Ｐ698)目前尚未发现能够证实这种说法的具体材料。但综析有关情况,可以做出如下判断,即马齐在经历一废太子事件,并受到较大挫折后,逐步修正或部分改变了自己原有的观点、立场和做法,由允禩的坚定拥护者,转变为中立派。虽然从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秋,允禩一度病危,康熙帝特令向与允关系密切的苏努、佟国维、鄂伦岱、马齐等同往照料的情况看,康熙帝尚未察觉到马齐的这一变化,[15]然而恰因马齐在康熙朝晚期,也是诸皇子间的储位之争最为激烈的时期采取了较为中立、超然的态度,当雍正帝继位后,他才会有与鄂伦岱(雍正四年被处死)等人完全不同的命运,并以康熙朝老臣的身份,继续保持高位。
马齐处于清廷最高层权力之争的漩涡中而表现出灵活机敏,善于应变的作风,与其祖父哈什屯的有关情况,有一定程度的相似之处。
马齐的祖父哈什屯原为满洲正蓝旗人。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正月,康熙帝怒责马齐时说:“马齐(指哈什屯)原系蓝旗贝勒德格类属下之人,陷害本旗贝勒,投入上三旗。问其族中,有一人身历戎行而阵亡者乎!”[8]发生在天聪九年(1635年)的蓝旗事件,是皇太极为兼并正蓝旗,以加强自己的势力,集中皇权而借机制造的一场冤狱。[16]四十七年(1708年)春,康熙帝曾向内大臣明珠了解涉及正蓝旗事件的有关情况,[17]上述责斥之语,乃是他在极度气恼之下,揭露该事件之真相,借以羞辱马齐。
如果说哈什屯在蓝旗事件中机敏善变,不惜背主,那么他在多尔衮摄政期间则显现出善于审时度势,甚至能够主持公道的特点。顺治初年,哈什屯任内大臣,列议政大臣,受到摄政王多尔衮的器重。然而当肃亲王豪格被多尔衮迫害致死时,尚书巩阿岱与都统何洛会等“议杀肃亲王子富绶,哈什屯言王无灭嗣之罪,同(议政大臣)巴哈力持不可,事乃已。”[18]顺治帝亲政后,追论多尔衮罪,其亲信多受牵连,但哈什屯并未失去信任,仍多次晋爵,顺治十二年(1655年)后致仕,康熙二年(1663年)卒,享年66岁。哈什屯的一生中,经历了蓝旗事件与多尔衮获罪两次政治巨浪的冲击,但都安然度过,其仕途不仅未受阻滞,且更为畅达。
哈什屯去世时,马齐尚未成年。而哈什屯之子、马齐之父米思翰的为人处事作风,看来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对其诸子有更直接的影响。米思翰“生而沉毅,办事勤慎有识力。”清朝平定三藩之乱期间,任户部尚书的米思翰竭力备办军需,朝夕不懈,以劳瘁卒于官。其长子马思喀的办事特点,是“综合周详,简稽严密”。三子马武则“多年宣力,尽职维勤。方寸自持,身以恪。”[19]由于他们共同具有为人做事稳重缜密的长处,故米思翰及其长子马思喀、二子马齐、三子马武,都先后担任过内务府总管一职。此外,米思翰第四子李荣保(察哈尔总管)的儿子傅恒和孙子福康安、福长安,也曾担任该职。富察氏家族先后共有3代7人做过皇帝的总管家,这在清朝历史上极为罕见。这一内务府总管世家,也因此备受世人瞩目。
马齐兼有其祖机敏灵活,富有识见与其父兄缜密稳健的两方面特点,应当说是哈什屯的孙辈中最能干的一个。他在康熙四十八年受挫以前所表现出的锐气和无畏精神,则是其超出祖、父、兄弟之处,可惜在他的晚年已消失殆尽。此外,随着为官日久,马齐的贪婪欲望也在逐步发展。
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签订《布连斯奇条约》,划定中俄中段边界,中国因此丧失了部分领土。签约期间,主管中俄交涉事务的马齐,“把中国大臣们的态度和意见全部告诉了(俄国代表团团长)萨瓦”,作为回报,马齐曾接受过后者一千卢布的贿赂。[20](Ｐ115) [4](Ｐ731 699)马齐任山西巡抚时口碑甚好,但这毕竟是其在仕途中跋涉未久,初有起色之际。一废太子期间康熙帝对马齐的指斥中,曾谈到后者“但务贪得”,他说:“张鹏翮乃一清官,朕南巡时,马齐当众前詈之曰杀材,因不馈伊银币,遂尔辱詈。谁不畏死,敢不馈之银币乎!”[21]贪污索贿是传统社会官僚体制下难以抑制的仕风,在康熙中期以后的满汉大臣中并非个别现象。但是,马齐在中俄边界谈判中的上述表现,与一般的索贿行为不能相提并论,其性质要严重得多。
马齐善于审时度势的特点,一直保持到他的晚年。这对于他连续三朝始终稳居高位,起到一定作用。
雍正九年(1731年)后马齐已年过八旬,但却始终未曾请求休致,这是因为他深知自己虽在高位,有名无权,然而却是雍正帝所谓优宠前朝老臣方针的一位体现者,他对于急欲维护、改善形象,提高威信,团结满汉大臣,稳定人心的雍正帝来说,还是十分需要的。所以,尽管自己已至耄耋之年,但仍然未到退场之时,如果提出这一请求,或许会招致不好的后果。可以说在这一方面,马齐与雍正帝配合得相当默契。
雍正十三年(1735年)九月,即雍正帝去世后第二个月,马齐“引疾乞休”,“以原品休致”。[22]这一适时引退,为其漫长的仕宦之途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但马齐还另有所思。乾隆元年(1736年),马齐疏陈其祖哈什屯劳绩,“得旨,入祀贤良祠。”[23]马齐以硕果仅存的三朝耆宿身份,向继位后即着手纠正雍正帝对宗室重臣打击面过宽的做法,并拟通过普施恩惠,以扩大统治基础的乾隆帝提出这一请求,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具有获得首肯的充分把握。事实也是如此。马齐此举,多少表明他对康熙帝于一废太子期间,指斥哈什屯在蓝旗事件中的表现,始终耿耿于怀,因而借此良机,为祖父翻案。
三
身为满族贵族,马齐与清朝最高统治者之间,既是君臣关系,同时也是主奴关系,而后一种关系占有主导地位。不过,具体分析马齐与康、雍、乾三帝之间的关系,就会发现这是在主奴君臣名分支配下而又各具特点的三种不同关系。同样,马齐虽然“历相三朝”,但他在康雍乾三朝政治舞台上实际扮演的角色,又有较大差异。从一定程度上讲,他在不同时期的角色与他和三位皇帝之间的不同关系,是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
马齐宦海生涯中真正的辉煌时期,是在康熙朝中后期,即他迈入古稀之年以前(康熙六十一年马齐周岁70)。四十三年(1704年)七月,康熙帝御书“永世翼戴”匾额颁赐马齐,这是一个很高的褒奖,说明康熙帝对马齐在首席满洲大学士任上的表现十分满意。有的史籍载:“明(珠)、索(额图)既败后,公同其弟马武权重一时。时谚云:‘二马吃尽天下草。’”[24]所言当指这一时期。相比马齐而言,马齐之弟、副都统马武虽然也颇受康熙帝信任,但毕竟尚有不及。而马齐身为首席满洲大学士,深孚众望,名实相符,他成功地扮演着康熙帝的得力助手这一角色,并为朝野上下所公认。
四十八年(1709年)正月康熙帝斥责马齐等倡举允禩时,马齐竟为己抗辩,致使康熙帝气怒至极,当众“殴曳马齐”。[13](Ｐ4254)翌日康熙帝对众臣说:“朕因马齐效力年久,初心俟其年老,听彼休致,以保全之。昨乃身作威势,拂袖而出,众人见之,皆为寒心。如此不诛,将谁诛乎!……”他让众臣传问马齐:“伊之作威可畏,果何益哉”?马齐听旨后,虽奏称“臣罪当死”,但还是为自己做了辩解:“臣原无威势,但因事务重大,心中惊惧,并不知作何举动”。[9]仅比康熙帝年长两岁的马齐,应当说是康熙帝的同辈人,这时一位56岁,另一位58岁,均已步入暮年。康熙帝在众臣前竟对马齐大打出手,而马齐并无惧色,“拂袖而出”,尽显忿忿不平之态,这恰为两人相知甚深,彼此十分亲近的一种不自觉表露,而此正是满族内部主奴关系的特点之一。不过,康熙帝与马齐的关系中,情感因素相对较重,在特定场合下甚至较政治色彩更为突出。康熙帝虽对马齐大为不满,但又不忍重惩,其内心仍深信马齐忠诚不二,而马齐也深深了解康熙帝,自信必为他所保全。其后的事态发展确实如此,当众臣奏称马齐应立斩时,康熙帝又予以宽大处理,数年后重新以之为首席满洲大学士,直至康熙帝去世。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马齐同雍正帝的关系,具有更浓厚的政治色彩,几无个人情感缠绕其中,双方的尊卑界线也更加分明。在雍正朝政治舞台上,马齐被作为前朝老臣的代表,扮演了一个仍居高位却不被皇帝所倚重这一颇显尴尬的角色。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二月雍正帝曾对马齐颇为赞赏。但是,雍正元年(1723年)七月雍正帝却指责以马齐为首的大学士等“不肯尽心办事”,“漫不经心”,[25](Ｐ58—59)十三年(1735年)五月,即雍正帝去世前三个月,称马齐等“非不能办事之人,乃习成巧术,自谓保身远害,籍为推卸之计。此风有碍于政治,无益于国家,况将来后进效尤,其弊有不可胜言者。”[26]虽然马齐在雍正朝也曾受到嘉奖(如三年八月总理事务结束时赐骑都尉世职),但上述两道谕旨表明,马齐在雍正年间总的表现,是较为消极的。他在康熙朝后期的储位之争中转而采取了中立态度,在雍正朝前期清除允禩程中,仍然如此,并未冲锋陷阵,或落井下石。雍正帝对他虽然并不满意,但从统治需要出发,又不得不始终予以高位,充分利用。至于前述马齐在康熙帝丧葬期间尽心尽力,并首先提出纂修圣祖实录,则是他对老主子长期予以信任和重用的感恩报答。
雍正五年(1727年)七月,17岁的皇四子弘历迎娶马齐的侄女、李荣保之女富察氏为嫡福晋。这是雍正帝为其接班人所精心选定。通过优荣前朝老臣、当朝重臣以拢络人心,缓解他在清除允集团过程中同大部分满族贵族之间形成的尖锐矛盾和紧张关系,应是雍正帝做此选择的主要政治用意。自然,这也表明富察氏家族在朝中的地位以及雍正帝对它的高度重视。
雍正四年(1726年)后清廷开始进行对准噶尔战争的准备事宜,新的中枢辅政机构军机处渐露雏形,在其中任职的允祥、张廷玉、蒋廷锡等作为雍正帝的主要助手,形成辅佐核心,内阁的部分职权逐步为军机处所取代。马齐虽然仍任首席满洲大学士,但此职的意义已与康熙时期不可同日而语。这是马齐与雍正帝之间所以较为疏远的因素之一。
马齐的人生之旅至乾隆朝已临近终点,仅过4年余,便以88岁高龄去世。他与乾隆帝的关系历时最短,这一关系中的政治色彩已逐渐消逝,彼此虽有戚属之情,但始终较为平淡。这是与前朝两帝的关系均不相同处。随着他的致仕请求得到允准,马齐完成其宦海生涯中最后一次角色转换。
乾隆四年(1739年)五月马齐病危之际,乾隆帝的有关讲话对他做出很高评价,称他“历相三朝,年逾大耋,抒忠宣力,端谨老成,领袖班联,名望夙重,举朝大臣未有若此之久者。”[27]“历相三朝”之语虽未尝不可,但实际上他在雍正帝去世的翌月,即已主动退出政治舞台,开始了自18岁踏上仕途后的67年(康熙八年至雍正十三年)中从未有过的休闲岁月,逐步成为处于政治边缘位置的一位旁观者。
马齐不仅为三朝老臣,而且是皇后富察氏(乾隆二年十二月立为皇后)的伯父。这一特殊身份,使马齐进一步受到乾隆帝的敬重。在马齐病重期间,乾隆帝曾派御医调治,并差其弟和亲王弘昼、皇长子永璜代为看视。马齐去世后,乾隆帝赏银治丧,给谥文穆,数年后又令入祀贤良祠。
尚需一提的是,马齐虽逝,但富察氏家族的亨通仕途还在延续。乾隆帝的宠臣,马齐之侄傅恒、侄孙福康安等人在乾隆中后期的业绩,为这本已相当显赫的满族贵族之家增添了新的光环。
四
马齐的宦海人生值得后人思索之处较多,限于篇幅,仅谈两点。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马齐始任首席满洲大学士,步入其仕途的高峰期,此时距四十七年康熙帝一废太子仅有5年。这一阶段中,皇储矛盾日益显露,诸皇子之间的储位之争逐步激化,朝中形势错综复杂,变幻莫测的人际关系难以区处。而马齐恰是在这种情况下,愈来愈受到康熙帝的倚信,实为不易。他能为康熙帝所器重,须有两项前提,一是并非太子党,对帝忠诚;二是处事较为公正,富有才干而孚众望。在经历了一废太子风波中的挫折后,马齐锐气不再,棱角磨平,日渐成为一位处事圆滑的官僚。这是他在高度集中与强化的皇权震慑下,被迫采取的自保之策,并因此而终于保住高位,得以善终。这尽管是其不得不然之举,并在他的同僚中具有代表性,但也反映出专制皇权与官僚政体对人的心灵的腐蚀摧残。马齐为了自保而采取中立方针以及其后为官中的消极态度,恰恰是其性格乃至身心已被扭曲的一种客观反映。
马齐当属在满族贵族中并不十分多见的一位“能吏”。然而他所从属的三位主子即康雍乾三帝,也全都是才略杰出的历史名君,更重要的是,几乎与马齐“历相三朝”同步,三帝将皇权的集中与强化,逐步推向中国皇权发展进程中的最高峰。这种客观形势,决定了马齐只能是被皇帝严控于股掌之间,用以实现其个人意志的得力工具,他的才干不可能真正发挥。他所担任的大学士一职,既与明代以前的历代宰相有霄壤之别,也无从与明代阁臣拥有的职权相埒。雍正时期无须论,即使是在康熙帝年间,他最受信任时,因有诸皇子这一特权群体凌驾阁部之上,康熙帝以之为首要倚重者,而马齐等人的作用则相形见绌,尽管他被康熙帝视为能慑服汉大臣的难得人选。
与大多数清朝官员、满族贵族相比,马齐的仕途相当畅达,且圆满而终,但如果从人生价值的自我实现与才干的充分发挥这一角度审视,不能不说又具有较大缺憾和一定的悲剧意味。总结马齐宦海生涯的若干特点,也是对传统社会官僚制度与专制皇权的另一种反思。
注释:
[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康熙起居注[Ｚ].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
[2]康熙起居注[Ｚ].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
[3]清史列传[Ｍ].卷14,大臣画一档正编,11,马齐.
[4]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Ｍ](上).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
[5]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Ｍ](上).长沙:岳麓书社1991.
[6]清圣祖实录[Ｚ].卷143,康熙二十八年十一月丙辰.伪满影印本.
[7]关于康熙帝第一次废立太子的有关情况,详见杨珍.清朝皇位继承制度[Ｍ],北京:学苑出版社,2001,第四章《嫡长子皇位继承制》(下)。
[8]清圣祖实录[Ｚ].卷236,康熙四十八年正月癸巳.伪满影印本.
[9]清圣祖实录[Ｚ].卷236,康熙四十八年正月癸巳、甲午.伪满影印本.
[10]清圣祖实录[Ｚ].卷268,康熙五十五年五月辛酉.伪满影印本.
[11]清世宗实录[Ｚ].卷2,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甲寅.伪满影印本.
[12]八旗满洲氏族通谱[Ｍ].沈阳:辽沈书社,1989.
[13]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Ｚ](第1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
[14]有关康雍两朝皇位交接情况,详见杨珍.清朝皇位继承制度,第四章第二节《秘密建储计划》.
[15]清圣祖实录[Ｚ].卷269,康熙五十五年五月辛酉.伪满影印本.
[16]杨珍.索额图研究[Ｊ].清史论丛.1999.
[17]参见满文朱谕1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无年月,根据内容可判断为康熙四十七年.
[18]满汉名臣传[Ｍ].卷12,哈什屯列传.
[19]鄂尔泰.八旗通志[Ｍ](初集),卷185,名臣列传,45.
[20]葛斯顿·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1689—1730)[Ｍ].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21]清圣祖实录[Ｚ].卷236,康熙四十八年正月甲午、乙未.伪满影印本.
[22]满汉名臣传[Ｍ].卷26,马齐列传.
[23]清史列传[Ｍ].卷5,大臣画一传档正编,2,哈什屯.
[24]昭梿.啸亭杂录[Ｃ].卷9,马太傅.按,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权臣索额图因太子党问题被拘捕,死于禁所;明珠虽曾被罢黜大学士,后又继续受到康熙帝的倚重。杨珍.盛世初叶的皇权政治———对明珠晚年的个案分析[Ｊ].清史论丛.1999.
[2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雍正起居注册[Ｚ](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
[26]清世宗实录[Ｚ].卷156,雍正十三年五月甲子.伪满影印本.
[27]清高宗实录[Ｚ].卷29,乾隆四年五月丁巳.伪满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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