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兰秋狝既是清代前期清帝巡狩活动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亦是清王朝由盛而衰的缩影。嘉庆曾言：“秋狝大典为我朝家法相传，所以肄武习劳，怀柔藩部者，意至深远。”据史料记载，自康熙二十年(1681年)康熙帝首次狩猎木兰，到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嘉庆帝最后一次巡幸围城，一百三十余年中，清帝在木兰围场举行秋狝大典共计90余次。如果说承德避暑山庄与木兰围场的创设与发展，几与清代康乾盛世相始终，那嘉庆一朝的木兰秋狝活动，便集中反映了清朝中衰的种种迹象。本文通过嘉庆皇帝亲政后，虽多次强调祖制，注意安抚蒙古诸部，并进一步完善木兰秋狝大典，但结果却事与愿违的历史事实，来剖析其中的诸多原委。不当之处，恳请各方专家指正。

排除各方干扰坚持行围肄武

先是，嘉庆六年(1801年)嘉庆帝欲仿乾隆皇帝登基六载即巡幸木兰的故事，但由于畿辅大水和白莲教农民大起义方兴未艾，只得作罢。翌年春间，嘉庆帝降旨举行木兰秋狝，然却遭到臣下的反对。首先是顺天府雇车掣肘，咨商直隶总督协济车辆，亦有为难之意。其后，内阁给事中鲁兰枝以麦收不足、物价倍增为由，请旨再行展期。嘉庆帝以“典礼所关，祖宗成宪俱在，不敢自朕而稍形怠旷”驳之。七年(1802年)七月二十日，嘉庆帝率皇子及王公大臣等抵热河避暑山庄，甫经下马，即借清军捕杀白莲教首逆苟文明的奏报，再宣大典“肄武习劳，怀柔藩部”之深意。讵料进哨数围，鹿只甚少，并有匿名揭帖系于草上，内言管理围场之人，曾“擅放闲人，偷捕野兽”，嘉庆帝命将专管围场之阿尔塔锡第等人交部严加议处。八年(1803年)七月，川、楚、陕三省白莲教起义已近尾声。舒了一口气的嘉庆帝再赴热河，正当他欲率蒙古王公及八旗官兵以时讲武、行庆施惠之际，总管围场副都统韦陀保奏报：围场内水涸草枯，牲畜不旺。寻嘉庆帝两次派人查看，结果“查阅十数围，绝不见有麋鹿之迹，殊堪诧异”。无奈，训斥之余，在蒙古王公的请求下，嘉庆帝只好诏谕停止行围。九年(1804年)七月，在赴热河途中，行至要亭行宫时，嘉庆帝再接御前大臣拉旺多尔济具奏：本年所定十三围地方内，威逊格尔等四围未见有鹿只，其余四十余处鹿只亦少，“系因近年砍伐官用木植外，多有私砍者，并任令奸徒私人捕捉牲畜，以至鹿只远逸”。盛怒之下的嘉庆帝严谕，将有关人员或著来京候旨；或均著解任，交总理行营王大臣、军机大臣、行在刑部，详细审讯具奏。“本年木兰行围，不得已仍著停止。”

嘉庆一朝，掣肘和影响巡幸木兰的阻力，不仅来自满汉大臣，有时亦来自清廷的上层人物。如嘉庆二十年(1815年)八月十六，雨过天晴，嘉庆帝正欲起行赴木兰围场时，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庄亲王绵课令太监奏报，通往围场的二道河副桥被水冲塌，其正桥已过水尺余，意在阻止行围，蒙古王公闻之，亦恳请暂停进哨。嘉庆帝策马试之，河水尚低于该桥面尺余，桥座稳固无虞。事后，嘉庆皇帝对浮言惑众、畏葸不前的绵课痛加斥责，“著革去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管围大臣总理行营”事务，并再谕皇子皇孙、满蒙八旗及内外衙门，“祖考成宪朕不敢违，乱政莠言朕不能听”⑥。面对诸多阻力和木兰秋狝过程中的各种腐败现象，嘉庆皇帝一面加强整顿，一面反复宣谕祖制，同时坚持行围习武，不仅用南苑行围的办法来弥补木兰秋狝的缺失，而且经常校阅官兵骑射，以期能唤回早期满蒙八旗骁勇惯战的雄风。

据庄吉发先生统计，乾隆皇帝自乾隆六年(1741年)起至六十年(1795年)，55年间共巡幸避暑山庄49次，合计4656天，每年平均约97天。其中从避暑山庄到木兰行围，共计40次，合计1069天，每次平均26天强。⑦这其中没有包括嘉庆元年至三年(1796—1798年)，这位太上皇在嘉庆帝的奉侍下，曾驻跸避暑山庄共计297天。如果不计上述这三次避暑山庄的巡幸日期(因此时嘉庆皇帝尚不能自主)，和去掉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的热河之行(因嘉庆帝抵避暑山庄的第二天即病亡)，嘉庆皇帝巡幸避暑山庄共计15次，384天，平均每年在避暑山庄25天强；在这15次的巡幸中，木兰上围共11次，223天，平均每年进哨20天强；二者相加，嘉庆帝亲政期间，每次木兰秋狝时间约在一个半月。也就是说，乾隆皇帝进哨木兰的时间，约占整个秋狝大典的四分之一；嘉庆帝木兰进哨的时间，约占整个秋狝大典的二分之一，而乾隆帝平均每年在避暑山庄驻跸的时间，却约是嘉庆皇帝的四倍。与乾隆皇帝每次启跸约在五月不同，嘉庆帝每次木兰秋狝自京启銮的时间，均在七月中旬以后，故其行围时间虽比乃父平均少了6天，但滞留避暑山庄的时间却减少了将近两个半月。这表明嘉庆一朝，清廷在突出行围习武的同时，减少了游观享乐、抚绥外藩的内容，也说明嘉庆帝在清朝中衰之后，更注重勤政崇俭的务实精神。

木兰秋狝中的腐败

在围城活动的盛典之中，嘉庆一朝有哪些腐败陋习呢?首先，是养尊处优的王公大臣们。在木兰秋狝的整个过程中，惮于劳苦、怠惰偷安。如清帝启銮之前，被派出的随围大臣或护军统领等人，通常擅自歇班三五日，以调整身心⑧；逮随围过程中，一些王公大臣及各部堂官等人，又往往不住大营行帐，环卫周庐，而是“于晚膳后先赶前营，预备次日站班，并沿途赁宿民房”。一到行宫行营处所，不仅随驾之御前侍卫、乾清门王公大臣侍卫官员等即行散去，即当日进班之御前侍卫、乾清门侍卫等亦皆散去，直至晚饭时才又会集宫门。同时，王公大臣侍卫官员等人所私带的护卫、仆从，又携带坐褥等物，常至距离行幄极近的布帐内，随时恭候主人。到回銮途中，这些前呼后应的王公大臣、各部堂官等人，又往往抢在清帝之前，先期进城休息。”甚至有人提议，每到秋狝逢闰之年，应“公捐棉衣二千件，为分赏办差兵丁之用”，以免受寒。”上述种种，与康乾时期八旗将弁千里征战，冲寒冒雪，或“各牧马披鞍，析薪自爨”的精神，不可同日而语。

其次，八旗侍卫及满蒙带兵之人，大都骑射荒废，技艺生疏.每年秋狝之前，嘉庆帝均要挑选入围官兵，校阅随围的八旗将弁，但几乎每次均令其失望，如十四年(1809年)；六月，嘉庆帝“阅看满洲前锋参领、护军参领等射靶，六十八员中，只有八员中箭，不但中箭者少，且有脱扣，及箭不到靶，弓箭不齐，年纪衰老者”。同时按制，行围中如遇虎豹等凶猛野兽时，本应虎枪营将弁用特制虎枪围而迎扎，以激励八旗官兵的骁勇之气，“如系迫于势急，不及施用虎枪，再用鸟枪”，但上百虎枪营官兵往往见虎退缩，不敢近前。如二十一年(1816年)八月，木兰九围中“杀虎四只，均系鸟枪击获”，所以虽有斩获，仍遭到嘉庆帝的斥责。

这些扈从的八旗将弁，尽管骑射平庸，疏懒懦弱，但欺辱百姓，勇于私斗方面却是行家里手。在嘉庆朝的木兰秋狝中曾发生如下两件事：一是十五年(1810年)九月，嘉庆帝自避暑山庄回銮前，诣城隍庙拈香，有民人姜五跪在道旁喊冤。经讯供，其人以卖柴为业，初六日有头戴黄翎帽之校尉十余人，抢其柴枝、钱物，并用马鞭殴打，因姜五不能指认凶手，此事不了了之。但嘉庆帝亦不得不承认：这些随驾外出的銮仪卫校尉及侍卫人等，“往往沿途滋事，抢取民间什物，抢掠出卖食物，以致各村店多有关闭门面者”，。二是嘉庆二十年(1815年)八月二十四日，正当嘉庆帝与蒙古王公一起，在围场中观赏蒙古诈马等演技时，八旗侍卫营的“莫尔根布以口角细故，辄敢于大营内将海佛保用刀扎毙”，结果，这名“实属凶横，不法已极”的侍卫，被“即行处斩，无庸解至哨外”。

其三，围场管理废弛，行围之中缺阵错乱之事屡有发生。七年(1802年)七月，嘉庆帝首次木兰秋狝的时间，距乾隆帝最后一次木兰上围的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已有11年，按常理木兰围场内，应是水草丰美，各种野兽“生息蕃滋，倍加充初”的景象。但如前所述，嘉庆帝前三年的入围进哨，有两年系因“鹿只甚少”而被迫停止，迨嘉庆十年(1805年)，不得已又改赴南苑行围。连年贻误秋狝大典的主要原因，一是因承办陵寝大工期间，木植不足，前热河副都统德勒克扎布即委员擅赴围场内选取，结果属下之人乱砍滥伐，“工作车马，嘈杂喧阗，迨闻之行围之信，派员修治道途，又复将散弃余木，任意焚毁，遂至牲兽惊逸”。二是管围官兵看守自盗，如十七年(1812年)九月，恰值嘉庆帝在围场进哨之际，正红旗马甲恭讷春带领多人“私进围场，偷砍木植”，迨官兵抓捕时，又竟敢武装拒捕，打死打伤官兵9人。三是围场管理废弛，致使闲杂人员阑入，偷砍木植成风，甚或“携带鸟枪，偷打鹿只，售卖鹿茸之事”亦无人过问，以至乾隆后期还是“长林丰草、牲兽最多之地”的巴彦布尔哈苏台围，到嘉庆时已变成林木稀少，鹿只“尤属寥寥”的半荒芜之地，至于入哨行围，嘉庆时期围场内牲畜本来不多，但参与行围的满蒙将弁或蒙古王公等，却又时而缺阵不齐，时而阵行错乱，以致鹿只逸出围外，收获自然更少。如二十年(1815年)八月的行围中，先是在巴彦山谷围场内，管理蒙古围场的副纛、尾纛各员懒散疏忽，至“许多兽畜俱从看城两旁副纛、尾纛间脱出”。其后的进哨中，又出现“左边尾纛落后，而中纛亦迷路”的荒唐错误。一怒之下，嘉庆帝将管理不善的睿亲王端恩，“著拔去花翎，逐出乾清门，并著革退领纛大臣都统、署理总理行营事务大臣，仍罚职任俸一年，即随阿哥回京”④。此外还有一大怪现象，即行围时围内不能整齐划一，疏漏百出，但围外却有许多守株待兔者，这些守在围外的人，专等逸出圈外的牲兽，然后“射获跪呈，希图邀赏”④。而随围的蒙古王公们则干脆指使其仆役，在围外乘马持竽“俟鹿只逸出，即行套捕，送与蒙古王、公、台吉等，作为自射呈进，希图邀赏黄马褂、花翎”等。如此这般行围，则与“围场如同战场”“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习劳苦之役，惩宴安之怀”的巡猎宗旨相去甚远。

其四，私卖红单，私带马匹，马政混乱不堪。清制，“凡遇讲武行围及一切时巡典礼，扈从大臣官员兵丁等均须马力驰驱，定制分别给与官马，俾资乘骑，……少者一二匹，多者三四匹，至虎枪处官兵，因其登陟山险，马力易疲，一人多至五匹。……迨差竣旋京，仍将原马交官，如有倒毙者，将马耳、马尾呈验，仍令按价折交。此项马匹交齐后，仍饬所司加意牧养，俟需用时，再行派拨。”其领马之人，由所司发给红单，上标马匹数，分别于京师及距热河二百里之石

片子地方领取。然不法之徒“希图得有价银，沿途又省喂养之费”，往往将红单卖与马贩人等，“迨差竣交马时，率以疲瘦不堪者充数缴收，否即折交银两”。结果，每年应调万余官马，“其较为良骏者，官员等无由领得，转为贩夫购取。迨至交马时，不特尽成羸乏，且又任令折交，短缺更多，以致官马日少，良马尽归马贩”。同时，伊犁等处官员亦借送官马之机，往往携带私马多匹，或馈送亲友，或来京售卖，一路滋扰台站，支取官方草料银两，如嘉庆十六年(1811年)八月，伊犁将军所进马匹，一次即私带一百七八十匹。凡此种种，暴露出此时的马政管理已十分混乱。

不断坚持与完善――秋狝制度

面对秋狝大典中这些管理混乱、骑射废弛、因循怠惰以及各种营私舞弊的腐败现象，嘉庆帝反复宣谕：“木兰行围系于绥藩肄武者至巨，此与祖训勿改衣冠骑射，同为我国家根本之计。”同时，亦不断严加整顿，相与变通。这主要表现在：

一、完善木兰秋狝的行政体制。嘉庆帝亲政后的首次秋狝大典中，即添设副都统一员驻扎唐三营，专管围场事务，“严立章程，专职稽查”，并“裁热河围场总管缺，以其衙署为新设副都统衙署”。十五年(1810年)六月，因热河地区人口聚集，案件较繁，又改设都统一员管理④。另外，鉴于每年秋狝大典，或从东哨门入围而从西哨门出围；或从西哨门入围而从东哨门出围，已成定制。十六年(1811年)九月，降旨在伊逊崖口(东哨门)内建立敦仁镇远山神庙，“每年经行，亲诣拈香”。二十二年(1817年)八月，复下诏于布克崖口(西哨门)内，“相度平坦地址，建立山神庙一区，其规制及春秋致祭礼仪，系仿照东崖口之式一律办理”④。

二、新建和强化相关的管理制度。由于八旗官员、随扈侍从等人“日事恬嬉，渐忘本务”，嘉庆帝在督责各地驻防将军等勤加训练的同时，又亲自验看随围的满汉五品以上官员的布靶，对那些上围不能乘马的大臣，则令其以原品休致①。当私买红单，冒领官马的案件屡次奏闻后，嘉庆帝即严谕兵部堂官等“悉心体察，酌核事理，将随围官兵应领马匹，或按其差使酌减数目，其领马时如何不致冒领；设有私卖红单及折交银两者，应如何定以罪名；察哈尔官兵有私收银两者，亦应一体科罪；私买之马贩等，更当从严问拟；其派出验收验放之王大臣等，应如何确切稽查；如有知而不举，如何分别惩处之处，妥议章程，奏请定夺”。寻兵部拟定细则上奏，并将放马之处改在进哨前的“二道河，全行放给”，从之。另外，为防止围场内荒火蔓延，总理行营事务王大臣等又遵旨拟定了详细的《哨内扑救荒火章程》。

三、嘉庆帝亲政之初，即十分注重抚绥蒙古各部，如嘉庆五年(1800年)七月，因吉林郭尔罗斯地方汉人开垦蒙地甚多，吉林将军秀林奏请，将界内居住的部分蒙古人移出，另择善地，已垦之地照吉林民人之例，一体纳租。嘉庆帝责曰：此奏“大属非是”，蒙古游牧之地，“既许内地民人垦种，若复官为征收，竟似利其租人，岂朕爱养蒙古之意……该处本系蒙古等游牧之所，岂有转令迁徙之理?”渝令再行查勘，“俾蒙古民人两有裨益”⑨。六年(1801年)十月，由于青海蒙古屡受藏番部落侵扰，问题久拖不决，西宁办事大臣台布认为：“蒙古强实为中国之祸，蒙古弱乃为中国之福”，提出“以番制蒙，诚为良策”，结果遭到嘉庆帝的严厉训斥。嘉庆帝认为：“我朝开国以来，蒙古隶我臣仆，重以婚姻，联为一体……以番族杂居蒙古之外，而蒙古实为中国屏藩，是以蒙制番则可，以番制蒙则属倒置矣。”①又《蒙古律例》中向无孤子养亲之例，嘉庆七年(1802年)九月，有蒙古盗马贼扎穆延棍布扎普，系独子，犯罪当绞，帝命法外施恩，并定“蒙古留孤养亲例”，以示中外一体。o在木兰秋狝屡屡停围，驻跸避暑山庄时间又大为减少的情况下，嘉庆帝则愈加注重笼络蒙古诸藩。十四年(1809年)八月十四日，嘉庆帝照例在卷阿胜境赐扈从王、公、大臣、蒙古王、贝勒、贝子、公、额驸、台吉等食。因土尔扈特亲王车凌乌巴什患病未能人宴，翌日，帝特派侍卫庆喜等带领御医前往诊视，并赏给五丝大缎等物，病愈后“准令坐车回牧”。十八年(1813年)二月，因外札萨克蒙古王公游牧较远，年班来京“步行差使较多，恐伊等不能耐劳，著加恩嗣后年逾六十五岁以上札萨克、蒙古王、公、台吉等，如遇年班，毋庸来京，均赴热河，以节其劳”⑨。二十二年(1817年)八月，嘉庆帝见御前行走之蒙古王公，随扈行围实属奋勉，又特降谕旨：蒙古王公等之“胞弟、胞侄、亲生子孙，均著加恩，不拘品级，准其在朕前跪献牲兽”。

四、在木兰围场日渐萎缩和国内动荡不安的形势下，嘉庆帝不仅于避暑山庄的驻跸时间上大为缩短，而且在巡猎大典的规模和兵力上也相应减少，如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先是命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将军，按制所进的鹰鹞“减半呈进”，因“行围撒放鹰鹞时较少，若赏给随扈王大臣，伊等亦无撒放之处”④。其后，又谕内阁：“将黑龙江善射人员三十名裁减一半，其余习围人等亦应酌减，以节兵力。”

木兰秋狝日趋衰微的原因浅析

毫无疑问，嘉庆一朝的木兰秋狝，无论是规模还是效果上，均远逊于康乾盛世。然而，其中的原因又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

直观的看，嘉庆帝所继承的盛世之遗产，其实已是一个吏治腐败、军备废弛、财政不敷、民生凋敝的烂摊子。史家印銮章曾总结道，嘉庆一朝之所以致衰的原因，“一由于和坤之怙势揽权，虽即诛夷，而纪纲已替；一由于白莲教之蚁屯蜂起，虽已荡平，而元气大伤”。具体言之，从嘉庆元年始，为镇压内地与沿海此起彼伏的农民大起义及各种社会动乱，清廷损兵折将，耗费了大量帑银，其中仅镇压白莲教起义一项，即耗费饷银二万万两，相当于清政府年收入的四倍；其间清廷“专阃提镇及羽林宿卫阶列一、二品者，且二十余人”被击毙，而副将、参将以下亡故者，则多达400余人。另外天灾与人祸并虐，嘉庆一朝，河患频仍，诏命堵修，然“官吏则视为利源，国家则成为漏卮。年复一年，糜帑无算”。所以尽管嘉庆帝诛杀和坤，力挽颓政，黜奢崇俭，率先垂范，但积重难返，吏治营伍依旧毫无起色。

如果进一步考察木兰秋狝衰微的深层原因，则以下几方面是值得我们格外注意的：

(一)关外人口激增，内蒙垦辟过多，林木遭到乱砍滥伐

自康熙时起，清廷即对口外东北地区实行包括人口、地域和资源等方面的封禁政策。至嘉庆时，有关禁垦令则更为严厉，如嘉庆五年(1800年)鉴于长春厅郭尔罗斯地方流民不断涌入，曾议章程“除已垦熟地及现居民户外，不准多垦一亩，增居一户”。嘉庆八年(1803年)复规定：“其携眷出口之户概行禁止”，如有“无执照之民任意栖止，不特将该民人从重治罪，必将该盟长札萨克等一并治罪”⑩。但禁者自禁，耕者自耕，清廷前面派人驱逐，可“一经驱散，又复潜为招往，……年年有驱逐之名，而迄无驱逐之实”。嘉庆十一年(1806年)七月，就在嘉庆帝严谕“不准多垦一亩，增居一户”的郭尔罗斯地方，数年以来，“又增至七干余口”。及至嘉庆十五年(1810年)，热河迤北一带，山场平原，已“尽行开垦”。再看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热河文庙初落成时，“生员共只五十余人，定取乡试中额一名”。迨嘉庆十一年，诸生人数已达400余名，诏定“每科乡试取中举人三名”。在“人文日盛，殊堪佳慰”的背后，热河地区人口激增的现象，已是不容置疑的了。同时，人口的大量涌入，各种需求和利益的驱动，山场林木遭到偷砍滥伐，亦是一纸禁令所无法阻止的。所以木兰围场内，各种牲畜的生存环境遭到破坏，兽群日少，自是历史的必然。

(二)木兰秋狝大典的经济负担过重

除上述兵费、河工、蠲免赈济等大量支出外，每次秋狝大典的财政消耗亦十分可观。粗略划分，约有六大方面：一是雇佣车辆驭夫的费用、御驾经过地区钱粮的蠲免、往来修路的众多兵丁所需；二是对看守沿途行宫以及热河地区驻军的例行赏赐；三是成千上万的随扈人员和行围官兵的巨大开支，即使是改变初衷，宣布停围，其已到或未到之随围人员，亦均要减半给予衣食车马等各种费用，包括北至索伦、墨尔根，南到江浙等地的八旗官兵的往返路费；四是各种重大活动的财政开销，每次木兰秋狝，清帝均要在避暑山庄的万树园和卷阿胜境以及围场等处，频频举行隆重的典礼宴会、戏剧演出，以及各种规模宏大的竞技娱乐等，其支出之巨是可想而知的；五是各种赏赐和奖励开支，尤其是对蒙古王公等外藩上层人物的赏赐，包括他们在山庄和木兰两地的衣食住行、竞技娱乐，以及往返路费等。总之，举行一次秋狝大典，不亚于组织一次颇有规模的行军作战，而要达到“习劳肄武，怀柔外藩”的政治目的，更是需要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而这一切，对已处于江河日下的清王朝来讲，无疑是难以为继的。

(三)蒙古各部积弱不振，渐忘骑射根本，木兰秋狝的原始目标缺移

毋庸讳言，康熙皇帝创建木兰围场的初衷，即是要在讲武习劳的同时，一方面抚绥蒙古，“怀之以德”，另一方面则是防范蒙古，“慑之以兵”，用其本人的话来说，即是：“塞外蒙古多与中国抗衡，自汉、唐、宋，至明，历代俱被其害，而克宣威蒙古，并令归心，如我朝者未之有也，……治天下之道亦然，乱则声讨，治则抚绥。”阳而大量的史料证明，在清代中衰的过程中，与满洲贵族绑在同一战车上的，以蒙古族为主的西北各部王公贵族，亦同时衰落。如曾长期割据青藏地区的青海蒙古和硕特首领罗卜藏丹津，在雍正元年(1723年)举兵叛乱，一时远近风靡，朝野震动。但到嘉庆朝时，青海蒙古已积弱到屡被藏番侵扰，甚至其贝子齐默特丹巴亦在嘉庆八年三月被番人“剥去帽顶衣服，伤毙伊妻，掳掠人口”，事后其竟多次恳求清廷，派内地官兵代为防守。④而同时，各地蒙古王公亦多有豢养优伶，终日演唱，大改敦朴旧习之风。@凡此均说明，西北腹地的蒙古诸藩，此时已构不成对清廷的威胁。另外，自乾隆中叶，清军先后平定西北准噶尔势力和统一天山南北之后，清王朝所面对的除西方殖民者外，国内主要是以汉族民众为主的反抗和农民起义，与清前期除平定中原，主要是对付西北各地的割据势力，局面完全不同。

总之，经顺康雍乾四朝，清廷一个半世纪的苦心经营，其强干弱枝的大一统之势已成，加之国内主要矛盾已从西北边疆转至内地沿海，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讲，清廷木兰秋狝的主要目标已经完成。随着康乾盛世人口的激增(尤其是热河地区)和热河地区自然生态环境的急剧变化，加之清朝吏治营伍的因循腐败，木兰秋狝的基本功能“习劳肄武、怀柔外藩”，也就逐渐失去了它存在的历史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