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昌荣

在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下，2006年清史研究保持良性发展态势，取得了可喜成绩。研究仍集中在政治史、经济史、明清易代史、学术思想史、边疆史地史、中外关系史、社会史以及晚清史等领域。以下就管见所及，对本年度清史研究的基本脉络作一概述。

一、学术会议 

本年度，学界召开了多次与清史有关的学术会议，涉及的内容比较广泛。关于清代学术文化的，有“清文化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是为庆祝沈阳成立“清文化研究所”而举行的；关于清代宫廷史的，有“第八届清宫史研讨会”；关于中外关系的，有“西学与清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第八届中国•琉球历史关系学术研讨会”；关于晚清史的，有“晚清国家与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以上学术会议的召开，有利于相关领域研究的深入。 

二、政治史 

专著。常建华《清代的国家与社会研究》（人民出版社），该书采取自上而下地由国家看社会与自下而上从社会看国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以下两个方面内容给予了关注：一方面比较关心国家的社会政策、国家的社会性质、国家政令在地方的执行情况、官书中所反映的地方情况；另一方面从地方志探讨风俗入手，研究清人社会生活，并从风俗习惯透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雷炳炎《清代八旗世爵世职研究》（中南大学出版社），对清代世爵世职的产生与演变、八旗世爵世职的封赠与晋升途径、八旗世爵世职承袭制度、八旗世爵世职封赠的阶段性变化及其内部差异、八旗世爵世职的教育与入仕、八旗世爵世职与清代政治等问题作了研究。姚继荣《清代方略研究》（西苑出版社），对方略在清代官修史书中的地位、方略产生与发展的历史条件、方略编纂的繁盛、延续与低落、方略与清代政治、方略的社会历史观、方略在历史编纂学上的意义以及方略的历史文献价值等问题进行了研究。鲍永军《绍兴师爷汪辉祖研究》（人民出版社），将汪辉祖作为清代幕友的典范，揭示了汪辉祖所处时代背景，考察其生平事迹，然后论述其行为背后所依据的幕学、吏治、法律思想，总结其人生哲理，并评价汪辉祖的历史地位与影响。 

科举制。本年度学界掀起了“科举学”的研究热潮，不少学者纷纷撰文研究。李世愉发表了《试论自然灾害对清代科举制度的影响》（《东北史地》5期）、《清代科举经费的支出及其政策导向》（《清史论丛》2006年号）、《科举制度下的朋党之争》（《人民论坛》10期）等文探讨科举制问题。他在“科举文化与科举学学术研讨会”上提交《应重视对科举落第问题的研究》一文，从落地士子引发的社会问题、历代对落地士子的政策、科举制度对落地士子的作用、落地士子自身的选择以及社会对落地士子的态度等五方面对落地士子进行了考察，强调应当重视对落地士子的研究。该文被上海社科联主办的《探索与争鸣》杂志选用，在学界产生较大反响。 

礼制。邱源媛《清入关前的宫廷礼乐及其政治文化意义》（《清史论丛》2006年号）通过满汉文本的对照，从祭祀仪式、卤簿仪仗、礼仪大典等方面对入关前宫廷礼乐的形成、演变进行了考察，认为清代满、汉两种礼乐模式并存深刻反映了政权的统治思想。李中路《清代太庙与祭祀》（《紫禁城》1期）、刘洋《清代宗祧继承制度》（《法制与社会》3期）、王戈《清代瓷制礼器：礼制的归附与传承》（《紫禁城》1期）、温显贵《从教坊、南府到升平署——清代宫廷戏曲管理的三个时期》（《湖北大学学报》3期）等文对清代的祭祀、礼器、宫廷乐等礼制进行了探讨。 

吏治。李世愉《卖官鬻爵的历史反思》（《人民论坛》18期）、李润强《清代进士职官迁转研究》（《西北师大学报》2期）、高伟凯和张桂琳合作的《清朝官员腐败成因分析》（《学海》2期）、周保明《清代县衙吏役的内部管理》（《北方论丛》1期）、霍存福《从业者、素养、才能：职业与专业视野下的清代讼师》（《辽宁大学学报》1期）等文，则对与吏治相关问题进行了有益探讨。 

政治人物与督抚制度。杨海英《施琅史事探微》（《清史论丛》2006年号）从施琅与明末清初福建文武世家的关系、入旗问题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徐春峰《清代督抚制度的确立》（《历史档案》1期）考察了清代督抚制度确立的三个阶段及特点。 

三 、经济史 

    本年度经济史研究主要涉及区域经济、手工业与商业等方面。 

区域经济。钞晓鸿《灌溉、环境与水利共同体——基于清代关中中部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4期），针对学术界以所谓的水利共同体及其解体理论来解释明清时期的水利社会及其变迁的观点，结合田野考察、发掘民间文献，分析关中中部的渠堰灌溉及水利社会，对该理论进行若干辨析与反思，认为地权的相对分散也会出现共同体内部权利与义务的脱离，各地水利共同体的解体时间未必统一于明末清初时期。汪庆元《清代徽州鱼鳞图册研究——以<休宁县新编户口鱼鳞现业的名库册>为中心》（《历史研究》4期）指出，康熙年间徽州府休宁县新编户口鱼鳞图册，以现业主“名”登记土地产权，跟踪地权变动，在人口流动和地权频繁转移中使鱼鳞图册名实相符；房屋基地、路、坟等非生产用地分割零碎、地权分散，而图册登记非常详细；在土地登记中，都图管理者在册改错、验明契税、局部丈量、厘清产权，对地籍实行动态管理。秦进才《大觉寺所藏清代契约文书史料价值浅谈》（《中国农史》2期），从北京清代寺院经济活动的可靠记录、北京清代社会经济活动的缩影、大觉寺清代历史的真实记载三方面，探讨了北京大觉寺发现的契约文书的史料价值，为研究清代社会经济史提供了新的资料线索。 

手工业与商业。蓝勇《清代滇铜京运路线考释》（《历史研究》3期），认为以前学术界在铜店数量、路线分合、开修时间上存在不少错误认识，清代滇铜京运路线有分运、递运、长运之分，其中递运中的石门旧道、金沙江黄草坪水道、奎乡道、乌撒入蜀道、罗星渡五道最为重要，而长运沿途的重要站点水路状况复杂，滩险风险追补和程限的制度与实际运行有较大区别。京铜运输是清代规模宏大的运输工程，其运输道路网络相当复杂与完善。 

倪玉平《齐彦槐与道光初年海运》（《清史论丛》2006年号）、汪崇筼《清代徽州土地与商业投资回报率的比较》（《清史研究》1期）、邓永飞《米谷贸易、水稻生产与清朝湖南社会经济》（《中国经济史研究》2期）等文也就相关问题进行了考察。 

四、明清易代史 

专著。陈生玺《明清易代史独见》（上海古籍出版社增订版）。该书作者数十年来潜心研究明清易代史，于1991年即出版《明清易代史独见》一书，共收论文11篇，受到学界好评。再版时又增入10余年来精心结撰的多篇论文，并对原书所收各篇进行了全面修订，从而成为面貌一新的增订本。该书涉及明清争战和议、清兵入关、剃发令等重大课题以及对陈圆圆、李岩、毛文龙等重要历史人物的史料发覆，具有较高学术价值。杨海英《洪承畴与明清易代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年8月版），对洪承畴与清廷及满族贵族之间的关系、清廷赐婚刘夫人、洪承畴自内务府抬入八旗以及洪承畴的宗教意识、自我意识等问题进行了详细探讨，希望能够勾勒一个更加具体、生动的洪承畴形象。钱海岳的120卷、350万字的遗作——《南明史》（中华书局）为纪传体史书，分本纪、志、表、列传四部分，对自崇祯十七年五月至永历三十七年间的南明史，举凡政治、经济、人物、战争等重要内容做了深入研究，该书取材宏富，持论平允，创获颇多，深得学界好评。苏双碧主编《洪承畴研究文集》（人民日报出版社）收入研究洪承畴的文章20篇及4篇“附录”，从多角度、多方位对洪承畴这一在易代之际占有重要历史地位的人物进行考察。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有苏双碧《再谈历史人物评价的几个问题》、王宏志《洪承畴的民本主义思想》、李治亭《再辨洪承畴降清问题》、刘凤云《论洪承畴招抚东南与经略西南》、王政尧《京剧、闽剧与洪承畴研究》等。 

明清之际历史道路。陈生玺《明清之际的历史选择》（《文史哲》3期）一文指出，从当时的历史实情出发，明朝有不在1644年灭亡的几种可能，李自成也有取代明朝而统治中国的历史条件，清朝也不一定能够入关统一中国。关键是在当时历史的机遇中各方面对现实的选择，选择正确了就成功，选择失误了就败亡。明朝、李自成和清各有选择正确方略和举措失误的经验和教训。在这种选择的过程中，体现了各派政治势力和各种历史人物的主观能动性。 

明遗民。孔定芳《清初“明遗民”的身份认同与意义寻求》（《历史档案》2期）、《明遗民的“后王”理想及其恢复期待》（《西南师范大学学报》3期）、《明遗民与“博学鸿儒科”》（《浙江学刊》2期）等文对明遗民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考察。其中，最后一文指出，鸿博之征促成了遗民社会的严重分化。除部分志节坚贞者拒绝应试以外，亦有部分遗民一改从前之强项不屈，或出而应征，或先拒而后附。这种分化说明明遗民已然发生深刻的观念蜕变。杨权《岭南明遗民僧函可“私携逆书”案述析》（《学术研究》2期），考察了清初遗民僧函可一案，认为它与地下复明运动相关，并非“清代第一文字狱”，而是一宗牵涉到洪承畴的反清“谋叛案”。 

五、学术思想史 

专著。罗检秋《嘉庆以来汉学传统的衍变与传承》（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研究丛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一书，通过对常州学派、维新派今文家、国粹派古文家等多个汉学群体的研究，考察了嘉庆以来汉学传统的衍变与传承，为动态地剖析清代学术提供了一个窗口，并从多个视角认识和阐释汉学的思想内涵和学术精神。周晓光《徽州传统学术文化地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从徽州传统学术文化的形成和变迁、徽州区域传统学术文化的历史变迁、徽州传统学术文化的区域表征、徽州传统学术文化的空间传播、徽州传统学术文化景观等方面第一次从空间和地理的角度系统梳理了12－18世纪徽州传统学术文化。文廷海《清代春秋糓梁学研究》（巴蜀书社）对清代春秋糓梁学的成就进行总结和研究。具体探讨清代春秋糓梁学如何承接和超越前代、其内容和特点以及历史地位。白谦慎《傅山的世界：17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三联书店），从晚明文化和傅山的早年生活、清代初年傅山的生活和书法、学术风气的转变和傅山对金石书法的提倡、文化景观的改变和草书四个方面，对17世纪中国书法史上由帖学转进为碑学的关键时期的代表性人物傅山，作了颇具新意的探究。王章涛《王念孙王引之年谱》（广陵书社），在广泛搜集王氏父子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比较系统地展示了王氏父子的生平学行、在乾嘉学坛上的重要地位以及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谱前所列“迁高邮王氏家族世系总表”、“迁高邮王氏家族”、“王念孙·王引之字号、斋馆”，以及谱后所附“王念孙·王引之著述知见录”、“王念孙·王引之传记资料目录”、“王念孙·王引之年谱相关人物名录”，对读者深入了解王氏父子起到了索引的作用。薛贞芳主编、何庆善审订的《清代徽人年谱合刊》（朱万曙、胡益民主编：《徽学研究资料辑刊》之一种，黄山书社），汇辑了清代徽州学者黄叔琳、江永、程廷祚、汪绂等22人的年谱，为学界研究这些学者的生平学行提供了非常方便的文献资料。匡亚明主编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又推出梅文鼎、焦循、阮元、段玉裁、钱大昕等人的传记，新著对传主的生平学行、重要著作以及在清代学术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等问题，作了较为翔实的考察，有利于促进这些学术人物研究的深化。 

学派。《中国哲学史》1期特辟“浙东学术”专栏，多名学者对浙东学术进行了多角度、多方位的探讨，如吴光《黄宗羲的学术成就及其现代价值》、钱明《近世“浙学”的东西之分及其走向》、陈锐《浙东学派与哲学中的历史主义》、朱晓鹏《浙学刍议》等。学界还对扬州学派、桐城派、徽派朴学等在清代学术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内容进行了有力的考察，取得了不小成绩。 

学术流变。对有清一代学术思想做长时段的考察，是学术流变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陈居渊《学人社集与清初经学》（《中山大学学报》4期），从经学史的角度，对学人社集的经学取向、经学活动和崇尚汉代经学理念等诸多方面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和还原分析，力图从纷繁复杂的学人社集中剥离出传统经学在清初的新走向，以探讨清代经学兴起的历史动因。何俊《宋元儒学的重建与清初思想史观——以<宋元学案>全氏补本为中心的考察》（《中国史研究》2期），对全祖望《宋元学案》补本的性质及其思想史上的意义进行了考察，认为与黄宗羲相比，全氏补本更具有“历史的”性质，反映出清代浙东思想史观的变化，并折射出清代学术有别于宋学的特征。武道房《论清中叶学术发展的三个转向》（《学术月刊》2005年第11期）认为从嘉庆、道光以降，中国学术发展呈现出三个转向：一是今文经学的复兴，二是汉学的义理化倾向，三是宋学势力的回潮。这三个转向，既是学术自身发展规律所决定的，同时也是在当时恶化了的政治、经济、风俗形势下对乾嘉考据学术的反拨。 

学术人物与学术著作。清初三大家的学术思想仍是学界关注的重点。《船山学刊》特辟“船山思想研究”专题，对王夫之的思想进行考察，如高予远《王夫之的社会思想》（1期）、文瑶与潘新辉合作的《王夫之民族思想对曾国藩的影响》（2期）、胡发贵《论王夫之历史观的理性精神》（3期）、刘伯兰《王船山严于治吏的法律思想及现实意义》（3期）、肖剑平与陈元梓合作的《论王船山的法治观》（3期）等文，从各自撷取的角度对王夫之进行了考察。许苏民《顾炎武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命运》（《云南大学学报》1期）、陈国庆《顾炎武与中国传统学术的转型》（《河南社会科学》2期）对顾炎武的历史地位、历史命运以及与中国传统学术转型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考察。俞荣根《黄宗羲的“法治”思想再研究》（《重庆社会科学》4期）、朱义禄《黄宗羲对科举制度的批判——兼论黄宗羲的学术民主思想》（《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期）、吴海兰《正统论与黄宗羲的史学》（《云南大学学报》2期）、蒋国保《黄宗羲与浙东经史学术传统的确立》（《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期）等文，则分别考察了黄宗羲的法治思想、学术民主思想、史学观念和与浙东经史学术传统的确立等问题。 

陈其泰《<汉学师承记>的学术史价值》（《文史哲》2期），对《汉学师承记》的学术价值进行了考察，认为该书第一次将乾嘉考证学作为学术史的重要发展做了总结性的考察，此一总结性研究就整个清代而言未有出其右者。陈祖武《戴东原学述》（《国学研究》第十八卷）一文爬梳文献，多方采撷，探讨戴震为学渊源，梳理其为学历程，论究其学术旨趣。蔡锦芳《戴震与江永交游考》（《国学研究》第十七卷）对戴震与江永交游问题中几个有争议的内容进行了考察，指出：戴震是江永的及门弟子，两者是师生关系；他们首次结识时间是乾隆七年（1742）；戴震晚年未曾背师。林存阳发表了《毕沅对经史诸学的扶持与倡导》（《清史论丛》2006年号）、《<史籍考>编纂始末辨析》（《故宫博物院院刊》1期）等文。其中《毕沅对经史诸学的扶持与提倡》一文，从毕沅之成学与学术取向、《经训堂丛书》的学术意义、《续资治通鉴》之编纂等方面，剖析了毕沅在扶持和提倡经史诸学方面所具有的积极意义，以及对清代学术转型的影响。郭明道《阮元与清代学风》（《江海学刊》5期）、吴伯娅《“诗魔”厉鹗》（《清史论丛》2006年号）、杨艳秋《章学诚与<文史通义>》（《清史论丛》2006年号）等文亦选取相关问题进行了考察。 

理学。《清史研究》4期特辟 “清代理学”专栏，刊登了史革新《略论清顺治年间程朱理学的涌动》、李帆《李绂与陆王心学》、张昭军《晚清汉宋调和论析》三篇文章，分别对清初程朱理学、雍乾之际的陆王学和晚清的汉宋学调和等问题，进行了专题性的论究。高翔《熊赐履述论》（《清史论丛》2006年号》一文，从“家世与生平”、“熊赐履与康熙初政”、“熊赐履与康熙党争”、“理学思想”等方面对清初理学名臣熊赐履进行了深入考察，并指出熊赐履的理学思想具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首重主敬；二是推崇躬行；三是“崇正黜邪”，捍卫程朱理学的独尊地位。陈强《理学实践的失败与经学的兴起》（《中山大学学报》4期）、成积春《论康熙以“理”治国的理论与实践》（《齐鲁学刊》2期）二文对清代理学的探讨亦值得关注。 

《四库全书》研究。朱鸿林《<四库提要>所见盛清学术偏见一例》（《中山大学学报》4期）指出，《四库提要》内容素质参差，反映了官家编纂项目缺乏一致性的毛病，而撰写提要的馆臣，往往因其所持之特殊观点或立场，影响到对所撰提要书的客观评价。熊伟华和张其凡合作的《<四库全书总目>之提要与书前提要的差异》（《学术研究》7期）认为，《总目》中各书的提要与《四库全书》相应各书的书前提要并非完全一致，其差异主要表现在同书异名、卷数不同、作者情况不同、版本差异、内容等方面。陈晓华《章学诚与<四库全书>》（《史学史研究》1期）、崔富章《<四库全书总目>武英殿本刊竣年月考实——“浙本翻刻殿本”论批判》（《中山大学学报》4期）二文也从各自视角进行了考察。 

六、边疆史地 

专著。刁书仁《古代中朝宗藩关系与中朝边界历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该书是“东北工程”中的一个课题，重点论述了明清时期中、朝之间的关系和边界问题。李花子《清朝与朝鲜关系史——以越境交涉为中心》（香港亚洲出版社），该书对自清朝入关前皇太极时期到晚清同治年间的清朝与朝鲜的越境及定界交涉问题，综合运用中朝双方史料，进行了系统考察。孙宏年《清代中越宗藩关系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该书较为详细地探讨了清代中、越之间的宗藩关系，提出了一些有见地的看法。侯德仁《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群言出版社），该书对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兴起和发展的历史条件、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发展的四个阶段、嘉道咸年间和清季西北边疆史地学的主要成就等，作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研究。 

于逢春《论中国疆域最终奠定的时空坐标》（《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期）一文指出，中国疆域最终奠定的空间坐标判定在“嘉庆志”及所附“皇舆全图”所确定的领域。1820年的清朝疆域，既是中国疆域范围的最终底定极点，也是东西方力量对比最终逆转的临界点，更是中国国势由强转弱的最后时刻。张世明、龚胜泉《另类社会空间：中国边疆移民社会主要特殊性透视（1644－1949）》（《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期）尝试从文化人类学角度揭示拉铁摩尔所谓的“边疆风格”现象，对迥异于定居社会的边疆社会的社会空间结构及其现象予以阐释。祁美琴《对清代朝贡体制地位的再认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期）对学术界混淆朝贡体制与朝贡贸易体制的观点进行了批驳，阐述了清代朝贡体制的地位与特点。钱文华《清政府弱化琉球宗主权的历史考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期）、左红卫和孟楠合作的《从“斌静案”看清代驻疆官员与新疆的稳定》（《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3期）、杨朝亮《李绂与广西改土归流》（《清史论丛》2006年号）等文，亦有不少创新与可取之处。 

七、中外关系史 

黄一农的新著《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上海古籍出版社），可谓本年度中外文化交流史方面的一部别开生面的力作。全书十三章，始终把人及其内心世界的冲突作为探讨的重心所在。在史实上，本书有许多独到的发明，在研究方法、写作手法上也有诸多创新。 

中外文化交流史。毛瑞方《明清之际七千部西书入华及其影响》（《文史杂志》3期）对中西交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七千部西书入华事件进行了考察，认为该事件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科技、历史、地理等诸多领域一定程度的发展。龚缨晏《明清之际的浙东学人与西学》（《浙江大学学报》3期）考察了浙东蕺山学派朱宗元、张能信、魏学濂等人与西方传教士的关系，以及他们在明清易代之际的不同选择。张西平《中西文化的一次对话：清初传教士与<易经>研究》（《文史哲》2期）、江春泓《传教士与明清实学思潮》（《学术研究》3期），对传教士与清初学术思想和思潮的关系给予了关注。 

中外贸易。费驰《清代中朝边境互市贸易的演变探析(1636－1894)》（《东北师大学报》3期）认为，与明代及后金时期相比较而言，清代中朝互市前期的边境贸易具有持续稳定、管理有序、鲜明的宗藩特色、交易品种相对固定等特点；互市后期边境贸易则发生了巨大变化：中朝通商贸易中政治因素逐渐淡化、通商要素更自由化、交易形式和制度的规范化及清政府对互市贸易管理的专门化，这些意味着中朝间的通商关系开始向近代国际贸易关系转变。赵兴元《清代中朝之间的边市贸易及影响》（《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3期）指出，中江市、会宁市、庆源市是清代中朝之间的三个重要边市，三市都是在清政府提议下开设的，其交易均由清政府主持，有一定制度和规模，三市交易促进了两国经济的发展。 

外交关系。刁书仁《论朝鲜光海君时期与后金、明朝的关系》（《清史论丛》2006年号），认为朝鲜光海君在位时期以新的理念对明与后金采取双边外交，但最终受到明朝与国内反对派的双重压力而失败。 

八、社会史 

专著。郭松义、定宜庄《清代民间婚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版）一书，对在婚姻问题研究中婚书这一最直接、最原始的材料进行了系统考察，书中所涉及的婚书主要来源于实物、官方案卷、各种形式的契例。全书按婚书的不同性质分作四章和一个“附录”。该书的出版将会引起学界对婚书作为文物与史料价值的兴趣和重视，并为婚姻史和社会史的研究增添一些新的佐证。 

灾害史。张建民《饥荒与斯文：清代荒政中的生员赈济》《武汉大学学报》1期）认为，在“郑重斯文”理念指导下，清代对灾荒时期的生员实行单独的、具有封闭性质的赈济制度，而赈济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现象反映出明清生员群体膨胀、功名出路壅滞以及荒政制度存在的深层次问题。行龙《明清以来晋水流域的环境与灾害——以“峪水为灾”为中心的田野考察与研究》（《史林》2期）一文在田野考察和文献解读的基础上，对明清以来晋水流域环境变迁与水灾、特别是“峪水为灾”现象进行个案研究。 

宗族与婚姻。刘小萌《碓房与旗人生计》（《清史论丛》2006年号）利用海内外收藏的契约文书对与清代旗人生计有紧密联系的碓房进行了考察，内容包括碓房的由来、经营方式和特点等。张佐良《乾隆五十一年的直隶大名府八卦教起事》（《清史论丛》2006年号）、毛立平《清代的嫁妆》（《清史研究》1期）、王 晗《1644至1911年陕北长城外伙盘地垦殖时空特征分析——以榆林金鸡滩乡为例》（《干旱地区农业研究》3期）等文也值得关注。 

九、晚清史 

专著。王宏斌《晚清海防：思想与制度》（商务印书馆2005年12月版）一书，是作者继2002年出版《清代前期海防：思想与制度》之后的一部姊妹作，也是研究晚清中国海防问题的一部新作。该书对晚清的海防思想、海防政策、海防体系以及军工修造制度等，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考察，是一部值得重视的著作。郑大华《晚清思想史》（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全书除绪论和结语外，分为6章，共55万字。该书具有以下鲜明特点：第一，对晚清思想史的写作内容提出独立见解；第二，打破以鸦片战争为标志开始撰写晚清思想史的惯例；注意处理好知识精英思想与普通大众思想之间的关系；注意处理好思想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孟华、李华川主编的“陈季同法文著作译丛”五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为学界深入研究晚清历史上具有一定影响的陈季同提供了一手资料。 

  社会与经济史。论文数量较多，视角丰富多样，其中不少文章借鉴了西方外社会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给本领域的研究带来新的活力。主要有：李永芳《清末农会述论》（《清史研究》1期）、朱浒《地方系谱向国家场域的蔓延——1900－1901年的陕西旱灾与义赈》（《清史研究》2期）、周健和张思合作《19世纪华北青苗会组织结构与功能变迁——以顺天府宝坻县为例》（《清史研究》2期）、潮龙起《空间迁移与地位变迁——十九世纪闽粤天地会与马来半岛华人秘密会党的比较》（《清史研究》3期）、李伯重《19世纪初期华娄地区的教育产业》（《清史研究》2期）、周育民《关于清代厘金创始的考订》（《清史研究》3期）、李玉《晚清昭信股票发行过程论略》（《近代史研究》3期）等。 

政治与外交史。研究向细致深入的方向推进，已少有空洞宏大的议论。其中王开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新解》（《近代史研究》3期）利用档案材料，对庚子事变后广为流传的谕旨进行了重新诠释，认为不能据此认为当政者要最大限度地出卖国家与民族权利益，而是在确保其政治统治的前提下，与列强磋磨交涉。李华川发表了《晚清知识界的卢梭幻象》（收入孟华主编《中国文学中的西方人形象》，安徽教育出版社）、《清末<求是报>中的法国》（同上）、《<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书后》（《中华读书报》6月21日）等文。其中，《晚清知识界的卢梭幻象》，长达2万字，对卢梭思想在晚清的传播轨迹进行了详析，探讨其在传播过程中变形的原因。潘向明《论醇亲王奕譞》（《清史研究》2期）、刘洪亮《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中英双方火炮的技术比较》（《清史研究》3期）、何文平《晚清军事变革与地方社会动乱——以广东盗匪问题为中心的探讨》（《清史研究》3期）、段怀清《耆英与<祷天神祝文并序>》（《清史研究》3期）、关晓红《清季督抚文案与文案处考略》（《近代史研究》23期）、桑兵《兴亚会与戊戌庚子间的中日民间结盟》（《近代史研究》3期）、吴义雄《鸦片战争前英国在华治外法权之酝酿与尝试》（《历史研究》4期）、何瑜和田颖合作《朝鲜大院君被囚事件考析》（《清史研究》2期）等文也值得重视。 

学术思想史。武道房《从师友关系看曾国藩理学信仰的形成》（《船山学刊》1期）从家学渊源与桐城派文人的交往，唐鉴、吴廷栋、倭仁的启发等角度，分析了曾国藩在“师友夹持”下接受理学并最终成为晚清理学领军人物的心路历程。林存阳《曾国藩的礼学思想》（《船山学刊》1期）一文，重点探讨了曾国藩的礼学思想，分析了曾氏倡礼的原因及影响，指出了曾国藩对晚清学术演进所产生的影响。史革新《试论晚清诸子学的兴起》（《史学月刊》2期）、张晨怡《罗泽南与晚清理学复兴》（《清史研究》1期）二文分别对晚清诸子学和晚清理学的兴起进行了考察。 

值得关注的论文还有，郝秉键《晚清民间知识分子的西学观——以上海格致书院为例》（《清史研究》3期）、李长莉《黄遵宪日本国志延迟行世原因解析》（《近代史研究》2期）、张连生《刘宝楠<念楼集>版本研究》（《清史研究》3期）、杨翔宇《朱次琦“四行五学”说探》（《北方论丛》5期）、赵振铎《从<周礼正义>看孙诒让对<集韵>的研究》（《四川大学学报》4期）、罗雄飞《论公羊学在俞樾经学思想中的地位》（《齐鲁学刊》2期）等。 

    白新良所著《清史考辨》（人民出版社）一书，是作者20余年来研治清史的论文选集。研究范围上起清朝关外兴起，下迄道光朝，对影响这一时期历史发展进程的一些重要问题及所涉文献档案资料进行了考辨和论述，其中相当部分前此未曾公开发表。全书所收论文，按其内容，可分三个部分：一是对入关前一些重要史实的考察和论述；二是对清朝入主中原以迄道光时期的一些重要史实及相关文献的考察和论述；三是收录两篇论文，对清朝时期中日官私教育进行比较，以及对目前国家组织修纂《清史》体裁、体例而提出的建议。本书的出版将为清史研究专业人员提供一些参考并在一些问题上推动清史研究进一步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