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清史”作为一个学术派别或研究范式，其在学界产生的影响力度是难以估量的，其所主张的内亚、“满洲”特性或是族性等已不再是清史研究中的边缘问题，在经历过“新清史”的挑战之后，重新在新的高度回归的“国家认同”，已经成为清史研究的一种新视角。

一个时期以来，西方学术界不断转换着对中国历史的研究视角与理念。早期的“欧洲中心观”将鸦片战争前的中国置于“冲击—回应”的话语模式中。20世纪80年代以后，柯文则又从“中国中心观”出发，试图以中国自身社会与文化的内在动力重估中国历史的发展。延至90年代中期，“新清史”又成为美国以及西方近年中国史研究中最重要的趋势之一，出现了一批代表人物及代表作品，再次影响了中国学界。

一场著名的论辩：满族“汉化”还是”满洲”认同

那么，“新清史”是如何“打动”中国学界的呢？

这要从一场辩论谈起。1967年，何炳棣发表了《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一文，提出清代是中国历史上征服最成功的朝代，成功的关键在于采取了汉化政策。三十年后，1996年罗友枝（Evelyn Sakakida Rawski）在全美亚洲年会上发表演讲，对何炳棣的“汉化”说提出质疑。她从“满洲”中心观出发，认为清朝能够成功统治近三百年，主要原因并非“汉化”或“中国化”，而是清朝统治者保持了国语骑射等“满洲”认同，并利用与亚洲内陆非汉民族之间的文化联系，用不同的方式统治一个包括满族、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和汉族等的多民族帝国。她强调“清帝国”与“中国”并非同义词，而是一个超越了“中国”的帝国，中华民族不过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并提出要重新审视清史。

何炳棣随即撰文回应，指出罗友枝在汉化和满族与非汉民族关系之间构建了一个错误的二分法，认为强调满族对于汉族行为准则和思维方式的认同无需排斥对其他形式的认同。他通过对中国历史上各民族汉化过程的考察，指出汉化是一个漫长、复杂、持续的进程，非汉民族的汉化扩充了汉文明的内涵，而满族对创造一个多民族帝国作出了杰出贡献。何炳棣的出发点在于论证满族建立的是一个“中国”的王朝，直接抨击了罗友枝的“超越中国”帝国模式。其论证之系统与深入，反驳之雄辩，正如定宜庄所言，迄今为止，无论在国内和国外的学者中尚无人能出其右。而二人在观点上的针锋相对，被美国清史学界称之为一场著名的论辩。

不过问题在于，这场辩论的影响力度在中国与在美国及海外其他国家却是迥异，中国学者反应相对冷淡，而美国学界却在此基础上引发了诸多命题的讨论，构建成“新清史”宽泛的研究领域。正如欧立德（Mark Elliott）所言：“新清史”鼓动了包括“认同”、“民族主义”、“帝国”等学术讨论。近年，又将“想象的共同体”、“被发明的传统”、“地缘实体”与“国族目的论”等所有质疑民族国家之自然性质的概念，都纳入“新清史”关注的题材。此外，“新清史”也接受“族群”与“异己”的新概念，将已往认同的“事实”部分问题化，等等。

一个新鲜的视角：将“满洲”元素纳入世界历史范畴

尽管“新清史”的诸多研究概念令人眼花缭乱，但最核心的论点还是可以集中概括为两大方面：

一是研究对象主体的转换。“新清史”由摒弃满族汉化，即以汉族为中心的研究方式，转以满族自身为研究主体，强调清朝的“满洲”元素及其独特性质。他们或从满洲及清的形成、八旗制度的内部结构及作用等，来判定清朝有别于中原王朝的朝代特征。或主张从“满洲史”的角度用满文史料进行研究，强调没有被汉化的“满洲”认同，以及清朝对边疆各少数民族实施不同的统治政策才是清朝统治成功的关键。这里，他们引入了种族和族群特性与国家之间关系的理论，提出“新清史”有时也被称为“中国研究中的种族转变”等观点。

二是研究空间的移置，主张将清朝纳入世界历史的范畴，并重新定位在一个亚洲内陆的研究空间。他们认为“可汗体制”对清朝产生了重要影响，故“满洲政权要包含在草原帝国的范畴之中”，八旗中的辽东汉人，与八旗“满洲”、蒙古以及东北亚的部族一样，都认同他们与清政权之间为可汗制关系，认为正是皇权的这种复合与共主性使帝国权力得以多方面的扩张。而清朝对蒙古、西藏、东北和新疆等广大地区的征服，其意义在于清朝由此构建了其帝国形成的历史。

如果说“新清史”仅仅在上述研究视角与路径上偏离了中国学界的研究习惯，那么它带给学人的应该是新鲜异样感觉之后的某些理论思索，因为先前遭到激烈反对的对“满族汉化”的质疑，已经引起一些中国学者的反思。诸如郭成康的《也谈满族汉化》，即是从清朝如何抵制汉化过程中接受汉文明，并卓有成效地维护了满族个性的过程，讨论了满汉文化从冲突到融合并最终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双向互动过程。定宜庄在其《由美国新清史研究引发的感想》一文中也认为，清王朝的儒化统治无论怎样的成功，都没能将其带到东北、西北以及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这些观点都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新清史”的研究理念以及它所带来的学术推动作用。

经历“新清史”挑战

但是，“新清史”的研究后置力度并不止于此。诸如，其移置研究空间的预设动因在于强调清朝在内陆亚洲扩张的重要性，从而把清朝对周边的征服战争看做是类似近代西方帝国主义的海外殖民行为。他们使用“早期现代”的理论模式，给清代贴上早期殖民帝国的标识，认为清朝的中国是早于英国或法国率先殖民的中心，这一观点的影响性颇为广泛。而夸大“满洲”元素，强调清朝统治与历代汉族王朝的区别，强调清朝统治中的非汉族因素，对“中国”、“中国人”以及“中国民族主义”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准则提出挑战，并对“中华民族”及国家的认同提出质疑，这些理论倾向，已经对中国这个“国家”产生了潜在的颠覆性。

对于这样的论点，中国学界自然无法接受，于是许多学者做出明确的回应和批驳。葛兆光从寻找质疑中国认同的研究视角和理论依据出发，认为“区域研究”、以“亚洲”或者“东亚”为研究空间单位，都是对“同一性中国历史”的质疑。而将清朝与元朝视为征服政体是受到西方“征服王朝”理论的影响。郭成康则梳理了清朝皇帝对“中国”、“天下”等概念内涵的认识，论证了乾隆中期以后，“中国”概念的外延已推展到新疆、西藏等广大地区。而大多中国学者在肯定了“新清史”有助于矫正以往汉族中心论的偏差，主张民族之间的相互吸纳、多元统一的同时，又对“新清史”的矫枉过正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过分突出满族族群特征，是对清朝吸收融合汉族文化的史实视而不见，其背后有一个以西方近代民族国家的既定发展框架来裁量评判中国历史的威权倾向。否认中国认同，还来自欧美的后现代史学对现代民族国家正当性的质疑。所以，“新清史”在重新审视和重组古代中国历史时，未必完全是根据历史资料的判断，有可能是来自某种理论的后设观察。

虽然，“新清史”的上述观点在美国学界也存在着分歧，但它对中国学界而言，无疑产生了不小的冲击力。

不可否认，“新清史”作为一个学术派别或研究范式，其在学界产生的影响力度是难以估量的，其所主张的内亚、“满洲”特性或是族性等已不再是清史研究中的边缘问题，在经历过“新清史”的挑战之后，重新在新的高度回归的“国家认同”，已经成为清史研究的一种新视角。而史学研究需要一个更国际化的视野，“新清史”无疑加快了清史研究的国际化进程，对国内的清史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0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