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宏亮

学界通常将清史划分为三个单元：清代前史、清史、晚清史。从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大金（后金）到公元1644年明朝覆亡，这一时期的历史，一般称为清代前史（关于清代前史的划分，也有学者采用其它标准进行划分的，此不赘述）。而从1644年清朝取代明朝统治中国到1911年清朝覆亡这一段历史时期，传统清史学科又往往将其划分为两个部分：1840年以前作为中国古代史的一部分，称为清史。1840年以后则化入中国近代史的范畴，但学界更习用“晚清史”这个名称，来指代鸦片战争后的清朝历史。这种划分方法反应了历史研究理论中革命话语的影响。虽然近年来学界有打通有清一代的历史，将1840年前后的历史纳入统一的清史视野的框架下进行前后贯通的研究的趋势，但由于旧的划分方式而产生的机构、期刊、研究范式都依然存在，因此，讨论有关清史的研究，就不得不考虑到这些不同时代断限理论背后对学术研究产生的微妙影响。值得指出的是，以统治朝代来划分历史时期是中国传统史学的标准，因此才有二十四史。而以古、近（现）代等来进行分期，则是西方近代史学分期的方法。因为欧洲历史上发生了大革命、启蒙运动等事件，所以学者以中世纪、近（现）代等标准来进行划分。产生这种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还在于中、西方历史发展的状况的不同。中国在相对稳定的疆域内存在了一个连续统治的统一王朝序列，而欧洲或其它地区则大不相同。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待这些不同的分期时，就应当注意其所采用的不同标准的问题。

近年来的清史研究，主题在逐渐深化，方法日趋多元，文献、档案在不断整理推出，各地相继召开了一些有特色的学术研讨会，总得来说有不小进步。综观2004年的清史研究，除了一些资深的清史学家的一些重要论著之外，呈现出一批采用新方法、新视角对某一专题进行深入研究的论著，主要有以下特点：一、在传统的政治事件、人物研究对象之外，以法律、经济与社会等交叉科学的方法研究清代各种政治社会问题取得了显著成绩；二、区域化显著，清代西北、西南、东北等地区的生态、人口、环境等问题受到关注；三、清代学术、文化史的研究受到众多学者关注。本文主要就2004年大陆地区清史研究的论著以及学术活动作一简要绍介，以期反应出本年度清史研究的总体概况，部分论著信息缺漏之处，还请有关专家指正。

一、史学理论与档案、文献

本年度数位资深清史学者发布了论文集，将长期以来从事清史研究而取得的成果汇集出版，为学界的检索和利用提供了方便，从中也可以看出过去几十年清史研究的一个缩影。王钟翰的《清史补考》（辽宁大学出版社2004年3月），收录作者清史论文21篇，附录其它论文2篇。是作者的清史名著《清史新考》、《清史杂考》、《清史余考》的续作，内收《满洲名称考辨》等重要论文，也有作者回忆师友的文字，是清史研究者一部重要的参考书。而全面收录作者清史研究成就的《王钟翰清史论集》（中华书局2004年11月）也于本年底推出，该书分为四卷，全面本书收录作者近七十年来所写重要论文、序跋等近二百篇。何龄修的《五库斋清史丛稿》（学苑出版社2004年12月）收录作者研治清史二十多年来的重要论文57篇，内容包括清史学史、清初复明运动、清文艺史、其它清史论文、明清文献文章、回忆、悼念师友文章等六个方面，涉及清史中政治、军事、文化等各重大主题，为清史学科的必备参考书。张玉兴的《明清史探索》（辽海出版社2004年6月），收入论文58篇，分为理论探讨、考证诸文、东北史论等十个主题，代表了作者20多年研制清史的成就。王政尧的《清史述得》（辽宁民族出版社2004年6月），收录了作者20多年来研制清史的重要论文。全书分为“政治篇”、“人物篇”、“文化篇”三个部分，值得说明的是，作者对清代戏剧素有研究，因此“文化篇”中的各篇，是研究清朝文化史的重要参考论文。郑剑顺《晚清史研究》（岳麓书社2004年1月），收录论文43篇，分为理论、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等8个主题，涉猎了晚清史研究的各个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的《清史论丛》第十八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10月）也于本年出版，刊出了专论11篇。其它还有邓锐龄的《藏族史论文译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04年9月）等。这些论文集的出版，集中展现了作者长期的研究成果，为学界的利用参考提供了很大便利。 

文献档案方面，冯尔康的《清史史料学》（沈阳出版社2004年3月），是作者在1984年成书的《清史史料学初稿》（南开大学出版社）和1993年成书的《清史史料学》（台湾商务印书馆）两书的基础上进行部分修订而成的，书中详论史料对于历史研究的价值以及清朝史料的个案研究，附录《清史专题史料基本书目》、《清代档案史料书刊目录》两文，为学界提供了明晰、详备的清代史料检索门径，显示了作者深厚的学养。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史志办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联合编著的《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全译》（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辑入清朝秘密档案1483件，其中正件925件，附件558件，起止时间为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十二月至宣统三年（1911年）六月，是研究西迁新疆的察哈尔蒙古史重要的基础性文献。由北京大学、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理工学院整理的《清代外务部中外关系档案史料丛编》（中华书局2004年）出版了“中葡关系卷”、“中西关系卷”，内容均选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存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外务部档案，包括租地划界、互设使领、交聘往来、侨务招工等十几个方面。其中“中葡关系卷”辑录档案553件，时间从1862年至1911。“中西关系卷”辑录档案806件，时间从1864年至1911年，该卷内容为首次出版公布。这两部史料丛编的出版发行，揭示了中国近代与葡萄牙、西班牙的历史关系，对推动中葡关系、中西关系史以及澳门历史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李士根主编的《四川清代档案研究》（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年）一书，包括了《清代南部县衙门档案研究》、《清代巴县衙门档案价值探析》、《清代巴县档案经济资料价值研究》等论文，对四川地区的地方档案进行了初步探索。上海古籍发布的《晚清东游日记汇编》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0月）出版了王宝平主编的《中日诗文交流集》、《日本军事考察记》，是继2002年的《日本政法考察记》、《游历日本图经》之后新增的两种。叶树声等著《清代文献学简论》（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从清代校勘学、辑佚学、辨伪学、目录学、分类学、编辑学、翻译学等方面对清代整理图书的成绩进行了研究，书中以作者发表的各种论文为主，其中有关清代文献的分类学、翻译学等文章，对严复、传教士等译介的各种西方丛书作了简略介绍，是研究清代文献学的著作中不多见的。施廷镛《清代禁毁书目题注/外一种》（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4月）由出版单位根据作者的稿本整理出版了，全书对清代2000种禁毁书做了内容、著者、版本、行款、纸墨、传承等方面的题跋、注解和阐释，卷首附有《清代禁毁书目详目》。是研究清代政治史、思想史、学术史的重要参考文献。法国汉学家戴廷杰（Pierre-Henri DURAND）著《戴名世年谱》（中华书局2004年5月），以其资料收集详备，其8种附录、6种索引尤其具有史料价值。这部长达90万字、具有资料长编性质的年谱，不仅校订戴氏生平与家族谱系资料，收录了《戴名世集》未收之佚文，且撰有与戴氏及《南山集》文字狱相关的600余人的生平传记，为学界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罗炳良的《清代乾嘉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是一部从整体上对乾嘉史学进行理论研究的著作，作者纠正了传统以“考证之学”来概况乾嘉史学的看法，研究了乾嘉史学的理论成就。全书从历史理论、史学理论、历史编纂学理论、史学批评方法论、历史考证方法论五个方面，全面论述了乾嘉史学中的理论问题。是近年研究乾嘉学术中不多见的一种理论探讨著作。

二、政治、法律、军事

    袁闾琨、蒋秀才等人编写的《清代前史》（沈阳出版社2004年7月），以1616至1649年（多尔衮去世）作为清代前史的断限，认为在此期间，清朝的实际统治者是多尔衮，所以，传统的以1644年明朝灭亡、清朝入关为前史的断限有不妥之处。全书从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论述了满族崛起与清朝入主中原的历史。万依、王树卿等一批故宫博物院研究室专家编写、成书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第一部全面论述清朝宫廷史的著作《清代宫廷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1月），于本年度付梓与读者见面。本书从入关前宫廷出现一直写到清朝覆亡，内容从内宫典制、建筑、经济、后宫习俗，辅之以各个时代的政治事件，全面论述了清朝内宫的历史，附录《清代宫廷史大事记》，是研究清代皇权、皇族、中央政治的重要参考书。此外，台湾学者那思陆于1992年在台北出版的《清代中央司法审判制度》一书，经过作者进行部分校订，本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简体版。全书分为清入关前司法审判制度、中央司法审判机关、清代中央司法审判程序等几个章节，附录《清代各类人犯的刑之执行》。作者采用“史料学派”的方法，严谨、清晰的论述了清代中央司法审判制度中的机构、法律及执行方面的各种问题，为研究清代以及中国古代司法制度提供了重要参考。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将大量档案文献、海内外材料排比解读，对庚子年间的相关史实细致考辨。作者以康有为、唐才常等维新势力在庚子年的活动为叙述重点，包括保皇会、中国议会、兴汉会、革命党、台湾民主国内渡官绅、新加坡华侨、广东秘密社会、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等重要社会势力群体，从不同视角剖开晚清变幻不定的政治风云。刘文鹏《清代驿传及其与疆域形成关系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通过对清代驿传在地域范围上变化的考察，对其管理制度中的物质供给、信息传递等的分析，揭示清代驿传具体的实际运行方式，阐述其在国家政治、军事、疆域形成等方面的作用。其它还有秦树才《清代云南绿营兵研究——以汛塘为中心》（云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对地方军事作了个案研究。汪国志的《周馥与晚清社会》（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4年6月）则对晚清重要的地方大员、学者周馥作了人物研究。

论文方面，张玉兴《明清易代之际忠贰现象探赜》（《清史论丛》十八辑）一文，对明清易代之际的忠、贰两种历史人物进行了全面论述，鲜明地提出，明清之际忠贰现象的讨论，事关重大的理论认同和严肃的社会道德价值导向，绝不可含糊的漠然置之。他在论文中详细提示了明清之际的忠义之士和叛明降清的贰臣这两大人群的各种具体的情况和各自的表现，进而明确指出：忠义之士所体现的是人间的浩然正气，而叛明降清的贰臣则是趋利忘义的羞辱大恶。“表彰忠义、鞭笞叛贰，对弘扬正气，倡导热爱国家、热爱民族，倡导献身精神，自有深远的意义。”张世明《清代宗藩关系的历史法学多维透视分析》（《清史研究》2004年1期）一文，用发生学、语用学、法理学的方法，对清代宗藩关系进行了多视角的研究，指出清代宗藩关系很大程度上是清朝政府当时实践理性所形成的“地方性知识”，具有明显的满族性。从空间而言，其内外层次具有相对性，随时间而变化，各种名称的指射随语境而不定。从而认为，清代宗藩关系的法律制度，在近代国际法体系中具有普遍性与合法性，保护制度与宗藩制度的冲突是特定时空下建构的两种法律模型的角逐，其底层的原因在于国家控制力与法律精细化的不同。杨珍《清朝权臣与皇权的关系及其特点》（《清史论丛》第十八辑）考察了康熙初年的鳌拜、康熙前期的索额图与明珠、雍正初年的年羹尧与隆科多、乾隆后期的和珅以及咸丰中后期的肃顺等七清朝有名的权臣，分析了他们出现的历史机缘，或因皇帝年幼、衰迈，或因王朝政局发生重大变化（如皇权交接）等。指出清朝皇权能够最大限度地约束权臣，使之为皇权的进一步集中、巩固发挥积极作用，同时将其对皇权的威胁，限制在相对较小的范围内。而清朝权臣对皇权的依附性，也超过包括明朝在内其他王朝的权臣。赫治清《清代邪教与清朝政府对策》（《清史论丛》第十八辑）一文，对中国历史上的“邪教”一词进行溯源，详细论述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邪教”概念及其内涵的演变，集中阐述了清代“邪教”的六大基本特征、清朝政府有关“邪教”问题的七大对策、清代邪教屡禁不止的原因，以及清代邪教与民间宗教、秘密教门、农民起义关系等问题。林乾《清代旗、民法律关系的调整——以“犯罪免发遣”律为核心》（《清史研究》2004年1期）通过对一具体律文及例的变化的研究，揭示了清代两大法律主体——旗与民的法律关系调整及其意义，指出虽然清代在对旗、民“同罪异罚”的调整上做出不同的努力，但此一问题直到晚清变法时期才得到根本解决。而常书红《清代北京的旗、民一体化进程——兼论北京满汉文化的交融》（《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年1期）则从整体上对清代旗与民一体化过程进行了论述，得出了与上文相近的结论。在社会阶层一体化问题受到关注的同时，地域的一体化也有人涉足：卢建一《试论清代闽台一体化的形成》（《东南学术》2004年2期），则从行政、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对康熙统一台湾后闽、台之间的一体化进程进行了研究。汪毅夫《清代台湾的幕友》（《东南学术》2004年1期）则从《清实录》及清人文集的材料出发，对清代台湾官员辟置幕府进行了研究，得出清代台湾与福建幕府之制具有同一性的结论。王雪华的《清代吏员的录用、迁转与离役》（《武汉大学学报》2004年5月）一文，简略阐述了清代吏员的选拔、考核等管理规定。马自毅的《“总教习”还是“洋文正教习”——严复任职北洋水师学堂期间若干史实考证》（《历史研究》2004年2期）和戚学民的《〈政治讲义〉文本溯源》（《历史研究》2004年2期）是两篇研究严复的文章，分别澄清了严复研究中某些习焉不察的误解。陈亚平的《〈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与清末修律辨析》一文（《清史研究》2004年1期），认为清末签署的《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并不像过去多数人所评价的那样是“屈从帝国主义意志”，而是清政府主动提出的修律要求，是当时中国社会观念变迁的必然选择。有关论文还有龚汝富的《清代保障商旅安全的法律机制——以〈西江政要〉为例》（《清史研究》2004年4期）、张小也的《健讼之人与地方公共事务——以清代漕讼为中心》（《清史研究》2004年2期）等。

三、民族、周边政策及中外关系

近年来，民族和边疆问题是清史学界关注的一个重点，除了档案和文献不断整理发布以外，本年出现的一些著作和论文，利用综合、多学科的方法，对制度、政策以及事件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杨强的《清代蒙古族盟旗制度》（民族出版社2004年10月）一书，就蒙古盟旗制度建立的背景、过程，具体的行政体制以及清代对蒙古的立法与管理，蒙古族的宗教、婚姻等问题做了比较全面的论述。杜文忠《边疆的法律：对清代治边法制的历史考察》（人民出版社2004年11月）一书，全面考察了清代治边法律、政策的历史过程，采用法律学、民族学、历史学等交叉学科的学术视角，对回疆、苗疆做了细致研究，概述了历代政府对边疆治理的认识，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对清朝的民族立法、司法对民族关系的影响进行了考察，提出了“文化边疆”的概念，同时也用力阐述了清代人口激增引发的大量人口向边疆地区流动，造成整个国家“制度供给不足”，是影响边疆法律制度、民族政策的主要因素。孙镇平《清代西藏法制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4年8月）则具体考察了清代西藏地区的法制史，作者从清代治藏采用“从俗从宜”的立法思想出发，将清代治藏历史分为前期、中期、后期三个阶段，最后从总体上对清代治藏法制的发展规律、制度特色、作用和借鉴意义等方面作了总结述评，在全面研究清代西藏法制方面，具有一定的开创性。张国刚《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明清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考察了晚明到清前期（15－18世纪）三百多年间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指出“中国与欧洲的文化接触和交往，传统中国作为一个辅助因素动摇了西方以《圣经》为代表的世界体系，在这里，“传统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实在参与了西方近代文明的构建过程。在后来的岁月里，中国因素虽然逐渐退潮乃至烟消云散，但是，‘初识’时代的印记总是如此地深刻，对于迄今为止的西方中国观仍然有持久的影响。”李华川《晚清一个外交官的文化历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8月），以活跃在晚清中法外交、台湾问题等领域、跟随李鸿章等人积极进行外交活动的人物陈季同为个案，应用大量的中、法文著作、译作、文章、书信，包括公文、电函、汇票、档案，考辨了陈氏生平中的三桩公案，以及其中西文著述与社会活动，并且建立了陈季同的文化坐标，对其文化态势及思想观念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剖析。其它著作还有牛海桢《清代西北边疆地区民族政策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

论文方面，孙宏年《清代的中越边境事件及其影响略论（1644－1885）》（《南洋问题究》2004年1期），考察了1644年－1885年间中越陆路边境地区，因匪乱、偷越国界或它意外事件而引发多起边境事件。在处理这些事件的过程中，清王朝不干涉安南内政，而越南各王朝统治者都注意维护宗藩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这种关系。达力扎布的《〈蒙古律例〉及其与〈理藩院则例〉的关系》（《清史研究》2003年4期）一文，介绍了康熙至乾隆朝纂修的《蒙古律例蒙、汉文版本以及国内外有关研究情况，指出“乾隆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不是《理藩院侧例》，而是朝隆朝《大清会典则例》理藩院部分的稿本，《理藩院侧例》撰修于嘉庆年间，是《蒙古律例》的续修和发展。张丹卉《论明清之际东北边疆城镇的衰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1期）一文认为， 明清之际后金采取的“毁城迁民”政策，使明代以来辽东地区兴起的城镇遭到毁灭性打击。康熙中期，由于大量人口外迁和清朝在东北实行的封禁政策，辽东城镇仍未恢复元气。吴元丰的《清代乌鲁木齐满营述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3期），利用一史馆所藏满文档案，论述新疆伊利惠远城满营、惠宁城满营、锡伯营、索伦营、厄鲁特营、察哈尔营和乌鲁木齐满营、巴里坤满营、古城满营及吐鲁番满营的组建、建制、官兵挑补、装备及防务问题。成崇德的《论准噶尔政权》（《卫拉特研究》2004年月1期）、柳陞祺的《1727—1728年卫藏战争前后清中央的治藏方策》（《民族研究》2004年月1期）、潘向明的《清代新疆伊斯兰教教派问题刍议》（《清史研究》2004年3期）等文，也很值得关注。钱宗范《17—18世纪中国的外交政策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4期）指出，17—18世纪中国与英、俄、荷、葡、基督教和罗马教皇、亚洲邻国都有较密切的关系。中国当时外交政策的特点是：捍卫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士完整；不对任何外国进行侵略扩张；抗击任何外国对中国的侵略；维护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和法律原则；和世界各国建立柔远睦邻的友好关系。与对外侵略扩张的西方殖民主义国家的外交比较，中国外交有进步性，也有落后性。吴伯娅《关于雍正禁教的几个问题――耶稣会士书简与清代档案的比读》（《清史论丛》2003－2004年）利用近年出版的《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和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对雍正朝严厉禁止耶稣会士传教的形成、过程、原因等做了讨论，指出雍正的禁教措施，是清廷海外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个政策的核心就是闭关自守。它虽然有一定的防御作用，但堵塞了中西文化交流。而吴伯娅的《乾隆年间的朝鲜使者及其访华日记》（《首都博物馆丛刊》2004年）一文，则介绍了十八世纪中朝关系中的重要人物朴趾源及其《热河日记》在清、朝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陈万成、罗婉薇的《汤若望的〈主制群征〉与翻译》（《中国典籍与文化》2004年1期）一文，以《主制群征》所论神经与骨度两节为例，审读原书，较量翻译，并对东方读者的“误读”进行考查，认为西学东传，传教士的著述意图（传教），与东方读者的阅读意图（考究实学）错配，此现象并不罕见。在这种环境下，翻译的偏正精粗，对读者理解上的正误，以及西学东传的实效，至关重要。有关论文还有李晟文的《从基、儒关系看明清时期基督教的中国化趋向》（《中国文化研究》2004年，春之卷），阎国栋的《十八世纪俄国汉学之创立》（《中国文化研究》2004年，夏之卷）。在澳门史的研究中，表现出由过去的通史性研究转向专题研究的特点。如杨仁飞的《清代中叶澳门绅士群体分析》（澳门《文化杂志》2004年夏季刊）一文，利用东波塔档案，研究在澳门华人社会中出现较晚，且人数不多的绅士群体，分析其群体构成、社会职责和社会地位。该文提出，澳门绅士群体是中国官府与澳门华人社会、澳葡社会之间的联系桥梁与中介人，其作用突出表现在嘉庆年间协助香山县处理澳门涉外事务方面。汤开建的《葡人驱盗入居澳门说新史料》（澳门《文化杂志》2004年夏季刊），证引台湾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善本室所藏晚明韩霖《守圉全书》卷三的《委黎多报效始末疏》及葡文资料，认为早期葡人学者所主张的葡人在帮助明政府驱逐盘踞在澳门的海盗后才得以侨居澳门的说法是成立的。 

四、经济、赋役及交通

清代经济问题的研究是近多年来一个持续不断的热点，学者根据当前各种社会问题的需要，从而将视角延伸到清代，对各种资源、环境等问题都大量涉猎，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祁美琴《清代榷关制度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4年3月）以大量文献档案为基础，从清代榷关的设置与沿革、内外部组织与管理、人事管理制度、榷关税则与税率等几个方面，对这一重要财政制度进行了深入研究，书后附有5个有关统计表，也颇具参考价值。刘正刚的《东渡西进——清代闽粤移民台湾与四川的比较》（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年12月）是清代闽粤移民海岛台湾与内陆四川的两种不同模式——海岛模式与内陆模式的比较研究。该研究的大框架是中国古代海洋历史文化研究，从具体的闽粤移民个案出发，主题涉及海洋历史文化诸领域的各种理论，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研究方向。陈支平著《民间文书与明清赋役史研究》 （黄山书社2004年4月），分“明代卷”和“清代卷”，其中一章专门论述清代徽州的赋役册籍与基层实态。

论文方面，陈锋的《20世纪清代财政史研究》（《史学月刊》2004年1期）是对近百年研究的综述，作者将研究分为20世纪上半叶和下半叶，并对不同时期的研究特点进行了总结。申学锋《清代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演变述略》（《学术研究》2004年7期）一文将清代财政支出规模分为咸丰之前的逐渐扩大期、咸丰初年至甲午战争的迅速扩展期、甲午战后的急剧膨胀期三个阶段，指出演变的原因除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国际环境的变迁外，政治制度的腐朽与吏治的败坏亦是重要原因。郑哲雄等人的《环境、移民与社会经济——清代川、湖、陕交界地区的经济开发和民间风俗之一》（《清史研究》2004年3期）则研究了川、湖、陕交界地区的人口涌入而导致的大量经济活动，由此带来了资源和环境的问题。王培华《清代河西走廊的水资源分配制度——黑河、石羊河流域水利制度的个案考察》（《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3期）通过两个个案对河西走廊地区水利管理中三次分水的制度进行了研究，试图揭示政府与社会在水资源分配过程中建立的制度及各自功用。赵珍的《清代西北地区的农业垦殖政策与生态环境变迁》（《清史研究》2004年1期）则论述了清政府在不同时期对陕甘宁青四省区以及内蒙古一部的西北地区进行的各种垦殖与开发政策，这种政策使得当地的经济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的同时，也使得该地区生态环境恶化与资源枯竭，最终导致了该地区的贫困状态。对现代社会具有借鉴意义。王社教的《清代西北地区地方官员的环境意识——对清代陕甘两省地方志的考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3月）则通过部分西北方志的研究，对面临环境问题的地方政府与官员的环境政策和环境意识进行具体研究，得出大多数地方官员都没有环境意识，而少数有一定环境意识的官员所采取的一些保护环境与资源的发令，其作用亦很有限。杨伟兵《清代黔东南地区农林经济开发及其生态、生产结构分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3月）以清代黔东南地区的农林产业在经济开发下的土地利用与覆被变化为论题，对影响农林用地变化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结构等因素作了深入分析。樊宝敏等人的《试论清代前期的林业政策和法规》（《中国农史》2004年1期）则论述了清代对东北发祥地区森林的保护政策及后来破坏的过程，指出由于没有全国性的统一森林发令，因此各种补救措施作用有限。从以上一组论文可以看出，由于现实社会经济问题的凸显，清代人口、资源、环境等问题受到很大关注，部分研究也取得了很好的成果。陈桦的《清代防灾减灾的政策与措施》（《清史研究》04年3期）从政府政策措施的角度，对清代粮食储备，治河修塘，灭蝗捕蝗，信息奏报等进行了综合性考察，展现了中国末代王朝防灾减灾活动的概貌及其基本特征。方行的《清代前期江南的劳动力市场》一文（《中国经济史研究004年2期》，从市场规模、劳动力配置、劳动力流动、交易形式和工资及其整合等方面，探讨清代前期江南地区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和局限。马金华《晚清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以外债为研究中心》（《清史研究》2004年1期）认为晚清中央对地方财政监管的失控，财权的不断下移以至崩溃，构成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变化的基本态势。其它值得关注的论文尚有黄宏山、王卫平《清代江南社仓兴废及其原因》（《学海》2004年1期）、谢宏维《清代棚民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历史教学》2004年3期）、许檀的《清代河南的北舞渡镇——以山陕会馆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清史研究》2004年1期）、邓亦兵的《清代前期税则制度的变迁》（《中国史研究》2003年3期）、付庆芬的《清初“江南奏销案”补证》（《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月1期）、王建革的《清代蒙地的占有权、耕种权与蒙汉关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3期）。

五、社会史、区域史及民间宗教

社会史本年度取得了不小成就，多部采用多学科交叉研究方法对清代各种问题进行研究的著作和论文给人以突出的印象。陈亚平《清代法律视野中的商人社会角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4月）通过对清代国家法典、档案资料和大量私家著述的研究，探讨传统中国社会结构中，法律、伦理的关系以及商业、商人的角色变迁，对清代的各种商法、经济政策、商业活动与商人的互动关系作了阐述。对我们了解在社会结构变迁的背景下，政府、官僚、法律与商会、商人、资本的一体化趋势很有启发。秦燕等人著《清代以来的陕北宗族与社会变迁》（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2004年3月）利用陕北民间的族谱、宗谱、村志等资料，结合田野调查的方法，对清代以来陕北地区的宗族形成、功能、结构以及同国家权力的关系等问题作了比较全面的研究。部分内容涉及到了现代，该书是以陕北为研究区域的为数不多的社会史著作之一。梁景之《清代民间宗教与乡土社会》（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5月）论述了论述了清代民间社会宗教前史，信仰体系的结构与内容，群体的结构与活动，内丹修炼与神秘体验，民间宗教与乡土社会等内容，附录《福建民俗宗教信仰的实态》一文对福建地区的民俗宗教资料进行了研究。定宜庄、郭松义等人《辽东移民中的旗人社会——历史文献、人口统计与田野调查》（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3月）应用社会学、人口学、统计学等多学科的方法，对清代辽东最重要的移民群体即编入八旗制度的汉族移民群体和由他们构成的社会进行了深入研究，是清代东北史、移民史、人口史以及民族史领域的重要著作。夏晓虹的《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舍弃了研究者常用的以官方档案、笔记、诗文集或其他文学作品作为主要文献的取向，而将近代报刊资料作为整个研究工作的文献基础。作者采用“进入报刊、返回现场”的方法，以女性研究为视角，重构了“天地为之变色”的晚清社会，全书分为“女性社会”、“女性典范”、“女性之死”三个部分，以实证研究的方法对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等重大问题提出了不同看法。台湾学者庄德仁著《显灵：清代灵异文化之研究——以档案资料为中心》（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专刊2004年6月）也值得关注。 

此外，译著《清代扬州文化》（Building Culture in Early Qing Yangzhou ）梅尔清Tobie Meyer-Fong著、朱修春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以扬州的四个代表性建筑为依托，叙述了清初扬州文化的重建与历史记忆的关系。但本书的翻译专业性错误众多，已有学者加以指出，学界利用的时候尤其应加以注意。 

论文方面，颜廷真、韩光辉《清代以来西辽河流域人地关系的演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3月）考察了清代以来近300年间西辽河流域行政格局、人口、土地利用、动植物等人地关系要素的变化。卞利《清代户籍法的调整与农村基层社会的稳定》（《安徽大学学报》2004年1月）从清代户籍的分类、户籍编审、摊丁入亩、保甲制几个方面对清代户籍法调整的过程进行了论述，并指出其对基层社会稳定的意义。潮龙起《清代会党的地域环境与清政府的社会控制》（《史学月刊》2004年4期）论述了清代会党活动的地域环境特点以及清政府的相应控制措施。吴洪琳《清代陕西社仓的经营管理》（《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3月）考察了清代陕西社仓是通过耗羡银建立起来的特点以及经营管理的调整、形成民管与官管并行的制度。李文海、朱浒的《义和团运动时期江南绅商对战争难民的社会救助》（《清史研究》2004年2期）一文指出，庚子事变后，由江南士绅对京津一带的救助，体现了传统慈善行动与西方公益事业结合的新式救济模式。夏春涛的《太平天国妇女地位问题再研究》（《清史研究》2004年2期）认为太平天国虽对妇女地位问题提出某些进步思想，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妇女处境，但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格局并无实质变化。

六、科举与学术

明清之际以及乾嘉时期学术的研究向来受到学界的重视。本年度除了个别理论研究著作外，以具体学术问题为题进行稳步推进的专题研究亦取得不少成果。汪学群的《清初易学》（商务印书馆2004年11月）采用社会史与学术史结合、文献与思想史结合的学术方法，将清初易学作为一个整体，从清初经道合一的背景出发，对顺、康时期的十几位主要易学家及其易学著作进行了详细、周审的研究，内容涉及思想、学术与政治，是研究清初学术的一部重要著作。刘仲华《清代诸子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8月）在考察了诸子源流、分类后，从明清之际的学术环境出发，对清代诸子学中“以经证史”、子书的整理、乾嘉义理学、诸子学与晚清学术等问题作了探讨。樊克政《龚自珍年谱考略》（商务印书馆2004年5月）利用家乘、家谱以及同时代人诗文材料对龚自珍的年谱进行了详细考述，推动了龚自珍研究。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是在其1956年著《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一书的基础上，经后人重新注释、修订出版的一本基础著作。全书从童生、举人、进士以及各自系内的各种考试的介绍为主要内容，亦有对停科举后各种考试、武科、翻译之科以及科场案件与轶闻等问题作了详细阐述，书中附有大量图片、试卷、进士题名录等资料，极有利于学界参考。此外，邓云乡《清代八股文》（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1月）是一部知识性介绍读物，书中介绍了八股文的产生、源流、存废及其与科举考试的关系等常识。赵永纪主编的《清代学术辞典》（学苑出版社2004年）收录词条4600多条，亦具参考价值。

论文方面，周积明、雷平《清代浙东学派学术谱系的建构》（《学术月刊》2004年6期）对“浙东学派”经黄宗羲提出，经章学诚、章太炎、梁启超不同时期学者的重新建构而产生的三种不同谱系进行了考察，并分析了其背后的原因。林军《清代考据学的兴起与诸子学历史地位的升降》（《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2期）则考察了传统儒学与诸子学的长期紧张关系，在考据学兴盛时期诸子学得到重视，而到了道咸以后随着社会危机的出现，社会上出现种批判的思潮，为诸子学复兴提供了契机。罗检秋《从清代汉宋关系看今文经学的兴起》（《近代史研究》2004年1期）论述了乾嘉时期汉宋对峙及调和到汉宋之争的困境导致士人日益从今文经发掘微言大义，从而开出常州今文学派和晚清经世之学的门径。漆永祥的《惠栋易学著述考》（《周易研究》2004年3期）、刘墨的《惠栋与汉学》（《社会科学辑刊》2004年4期）、黄爱平的《袁枚经学观及其疑经思想探析》（《清史研究》2004年3期）、陈居渊的《论阮元的经学思想》（《中国哲学史》2004年1期）、顾奎相、陈涴的《章学诚与清代史学新风》（《中华文化论坛》2004年2期）、张维的《论章学诚、姚鼐对考据学的态度》（《广西社会科学》2004年2期）等文，对乾嘉学者作了个案研究。孙钦善《清代考据学的分期和派别》（《中国文化研究》2004年1期）、陈冬生《清代山东“汉学”流变及学术成就》（《东岳论丛》2004年3期）、王世光《清代中期“以礼代理”说刍议》（《孔子研究》2004年2期）、张淑红《<汉学商兑>与清中叶的汉、宋之争》（《南开学报》2004年1期）等，分别对乾嘉汉学兴起的原因、分期、派别、取向、流变及相关问题进行了考察。 

以上是2004年度（2003年10月——2004年10月）清史学科不同方向的论著的大致情况，除此以外，本年度学界还召开了一些具有特色的学术会议，也取得了不少成果。2003年10月台湾佛光人文社会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第一届清史学术研究会”，与会者就清代学术文化、内廷、政治、皇帝、档案等问题进行了研讨。会后，海内外学者就“清史工程”做了专题研讨和广泛交流。2003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举办学术论坛，中心议题为“从传统到现代：16——20世纪初中国社会变迁与历史道路”， 与会学者围绕“现代化研究、社会变迁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中国社会变迁的基本特征、社会发展水平之估计，及其与欧洲变迁道路的比较”、“社会变迁个案研究”等主题展开了热烈讨论。2004年8月，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等单位举办“满学和北京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者提交的论文内容广泛，包括清入关前史、满族文化与风俗、满语研究、满文文献、八旗制度、旗人社会生活、清代北京文化、清代人物研究、宫廷史研究等各个方面。2004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在武夷山联合举办了“中西文明交融与兴衰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共收到49篇论文和提要，分别从宏观上以及文化、经济等层面，对中西文明交流的历史展开多方位探究。这些学术活动，为促进学术交流、启发学术创新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总得来说，这一年的清史领域，在各方努力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清史研究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也不容忽视。理论研究陈旧空洞、实证研究缺乏对大背景框架的关照、论文低水平重复等问题长期困扰着学科的进步。学术研究缺乏范式意识，不能在已有学术成果的基础上持续推进，从而使得某一领域的研究取得显著进步。部分论著和译作缺乏必要的学术规范、粗制滥造的情况相当突出。从这一点上来说，清史研究学术水平的提高，还需要在学术制度、学科规范等方面进行长期建设、清史学者进行长期艰苦的努力才可以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