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览2003年的清史研究，总体感觉是著述颇丰、稳中求变。所谓变，一是针对某些前人已有研究的课题，运用新材料、新方法，从多学科的角度，展开进一步探讨。二是研究领域有所拓展。研究者更加注重清代社会与下层民众问题的研究，更加注重与现实有关问题的研究。下面拟就本年度清史研究的主要情况，分类择要地加以介绍，以资省览。
　　2002年底正式启动的清史修纂工程，仍是2003年史学研究者普遍关注的事情。修史工程，体例先行。今年2月以来，清史编纂委员会先后邀请400多名学者，多次就体例体裁问题进行讨论，并采用社会问卷调查等方式，广泛征求意见。8月25—27日，又召开了两岸学者清史纂修研讨会，研讨有关事宜。在集思广益基础上，新编清史决定采用综合体体裁，其内容包括“通纪”、“典志”、“传纪”、“史表”、“图录”等五个部分，这为整个修史工作的全面铺开奠定了重要基础。
　　为推进学术繁荣，2003年，清史学界召开了一系列学术研讨会。本年正值著名清史、满族史及民族史专家王钟翰先生九十华诞，亦值避暑山庄肇建三百周年。8月，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在北京召开了“庆祝王钟翰先生九十华诞暨清史、满族史国际学术研讨会”。9月，“清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河北承德举行。10月，“第一届清史学术研讨会”在台湾佛光大学人文社会学院历史研究所召开。11月，在福建晋江举办了“施琅与海峡两岸”学术研讨会。12月，浙江宁波召开了“明清浙东学术文化国际研讨会”。
　　　　　　本年度颇具影响的几部清史资料及著作
　　清代档案文献资料的整理出版。北京图书馆一直不懈地从事馆藏古籍的整理及影印出版工作，今年又推出了三部值得关注的清代档案文献资料。
　　孙学雷、刘家平编《国家图书馆藏清代孤本内阁六部档案》（3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4月），收录了清乾隆至光绪年间内阁及六部的档案，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法令、民族、边防、民事、劳务、土地等多方面。孙学雷、刘家平编《国家图书馆藏清代孤本外交档案》（5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3月），收录了清咸丰至民国初年的大量外交档案，内容涉及中外政治、外交、铁路、矿业、银行、航运、邮电、海关、外贸等领域。国家图书馆分馆编《清代边疆史料抄稿本汇编》（线装书局，2003年8月），收有清代边疆史料抄稿本160余种，对研究清代边疆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风俗等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档案资料还有，王戎笙主编的《中国考试史文献集成》（清代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5月），收集经、史、子、集、方志、档案、碑刻、书函、报刊乃至口碑材料中有关清代考试活动的文字、文物、图录资料，以编年方法组织、编排，便于检索利用。辽宁省档案馆编《一宫三陵档案史料选编》（辽海出版社，2003年5月），是研究清入关前宫殿陵寝的第一手资料。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单位合编的《清代妈祖档案史料汇编》（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4月），汇集整理相关的皇帝御批及大臣奏折146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建筑、艺术等方面。
　　古籍方面，张建国、贾玮点校的清人赵祖铭修撰《清代文献迈古录》（大众文艺出版社，2003年5月），于有清一代的相关文献，以类相分，提要钩玄，有资于考察清代典章制度的演进过程。
　　通史性专著及论文集。李治亭主编的《清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2002年12月），全部由东北地区的学者承担。该书的一个显著特色是，对诸多学术界长期存有分歧的问题，如关于清史纪元的始终及历史分期，关于明清战争的评价，关于清入关之必然性抑或偶然性，关于清入关是否延缓中国历史发展一百年，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再认识与再评价等，坦率地提出自己的学术见解，直抒自己所代表的“一种清史观”。朱诚如主编的《清朝通史》（14册，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5月），按朝代分别论述清朝不同时期各方面的史事，显现出资深研究者良好的学术积累，给人以厚重之感。附录的《清史图典》，收集了近5000幅图像资料，其中三分之一是第一次付梓。
　　冯尔康《顾真斋文丛》（中华书局，2003年6月），是《南开史学家论丛》第二辑中的一卷，收录作者的论文36篇，涵盖清代社会群体、社会史通论、社会经济、家庭与宗族、地域社会等多方面的内容。《清史论集——庆祝王钟翰先生九十华诞》（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5月），是学界同仁及师门弟子共同筹组的庆祝性学术文集，收有论文70篇，附录有赵令志整理的《王钟翰教授著作年表》。杨国祯主编《长共海涛论延平——纪念郑成功驱荷复台34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7月），泉州市政协、南安市政协编《郑成功与台湾》（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展示了郑成功研究的最新成果。
　　　　　　政治史
　　定宜庄著《清代八旗驻防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03年7月），是《清代八旗驻防制度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的修订版。修订版无论是内容，还是视角，都更加丰富，研究也更为深入，是研究清代政治、军事、社会、民族关系和经济生活等方面的重要参考书。
　　2003年的政治史研究，主要侧重于三大方面。
　　其一，对清朝历史发展有影响的重要历史人物的研究。王文东《论清代康熙的礼教观及其政治伦理实践》（《满族研究》2期），以《庭训格言》为主要资料，研究康熙礼教观的主要内涵和人伦规范，其德治国策中的政治伦理原则以及对清代礼教发展的影响。杨珍《关于雍正帝毁多于誉的思考》（《清史论集——庆贺王钟翰先生九十华诞》），对“不应担负，起码不应该完全担负谋父、逼母、弒兄、屠弟之名的雍正帝，身后毁多于誉；采取更为残酷的暴力手段获得皇位的唐太宗与明成祖，因此而受后人之非议，却比雍正帝要小得多”的奇特现象，通过比较研究，探寻其诸多历史原因的相互作用，复合而成。闫钟《雍正皇帝与乐户》（《山西大学学报》1期）指出，雍正消除乐户贱籍的制度，仅仅停留在法律层面，没有相应的改革措施，存在明显局限性。但不能由此而低估雍正除豁的意义。
　　苏双碧《康熙与施琅》（《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10期），从康熙任施琅为内大臣、施琅滞京及起用施琅、破例同意施琅专征四方面，论述康熙与施琅名君与名将的关系。张杰《论施琅在台湾问题上的高瞻远瞩》（《辽宁大学学报》2期），从比较角度，通过讨论施琅与康熙、李光地、姚启圣在台湾问题上的不同看法，得出施琅在政治上、军事上、战略上高瞻远瞩的结论。
　　何龄修《关于抗清复明斗争和郑成功研究问题的几点看法》、陈支平《郑成功海商集团兴衰的历史反思》（《长共海涛论延平——纪念郑成功驱荷复台34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及《郑成功与台湾》），前文主要讨论了明清易代过程中产生的清代战争性质、遗民问题，以及如何看待郑成功在抗清复明中的作用等问题。后文从制度和文化的角度，提出“明清时期东南海商乃至整个中国的商人阶层，无不以能够依附于政治为荣。……这种依附于某一个政治王朝的官商阶层，也必定跟随着王朝政治的兴衰而兴衰”。邓孔昭《郑成功收复台湾期间的粮食供应问题》（《郑成功与台湾》）认为，郑成功复台大军多次面临粮食供应不继问题。郑成功通过随军携带一部分粮食、缴获荷兰人粮食、征购民间粮食等各种办法，保障基本供给。
　　杨海英《洪承畴刘氏夫人考》（《清史论集——庆贺王钟翰先生九十华诞》），通过考证“赐婚”嫁给洪承畴的刘氏，探讨了清廷对降清汉官在“卧榻之旁安耳目“的控驭政策。蒋金星《高鹗籍贯新考》（《清史研究》4期）认为，“高鹗自称是铁岭人，又称是奉天人，并不矛盾，……他的祖籍本来就是奉天铁岭”。
　　其二，对清朝历史发展有影响的重要历史事件的研究。王思治《“塨匣”与曼宁继统》（《清史研究》4期）认为，有关“塨匣”随嘉庆帝带往避暑山庄的记载，实难征信。阎崇年《论大凌河之战》（《清史研究》1期），认为大凌河之战是明亡清兴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后金改革军制，开始组建八旗，调整对明战略，都始于此役。彭陟焱《试论乾隆平定金川之影响》（《西藏研究》1期）认为，乾隆对大小金川的两次用兵，对嘉绒藏区来说，残酷无道。但他客观上维持了金川地区的统一稳定，促进了民族交流、生产发展及金川地区的封建化过程。
　　其三，清朝典章制度的研究，集中在清代官制、军事制度、经济制度及司法制度的研究方面。
　　官制研究。祁美琴《关于清代榷关“差官”问题的考察》（《清史研究》4期），通过梳理有关清代榷关官员身份职责的规定及变化，探讨其在选拔任免中的一般与特殊关系。刘凤云《清康熙朝捐纳对吏治的影响》（《河南大学学报》1期）认为，捐纳造成了官僚体制与官吏铨选的混乱，为吏治腐败创造了条件。雷炳炎《清代封爵制度形成问题初探》（《南华大学学报》3期），对封爵制度中的爵制演变、阶升法则及承袭制度进行探讨。王志明《雍正朝文官保举和题补制度》（《清史研究》1期）认为，雍正朝的文官保举和题补制度，加强了督抚和部臣的人事权，同时严格了保题者的连带责任。艾永明《清代文官考绩制度及其实施情况》（《法制与社会发展》5期）认为，清代考绩制度未曾间断，而且在很长时间内较好地正常施行。考绩中出现的最突出问题，一是举劾失衡，二是迎承为上。岑大利《清代官员补缺制度研究》（《清史论集——庆贺王钟翰先生九十华诞》），探讨了清代官缺的产生与补授方式。
　　军制研究。张玉兴《包衣汉姓与汉军简论——八旗制度兴衰的一个历史见证》（《辽宁大学学报》2期）认为，八旗汉军与包衣汉姓从原本各成体系到逐渐接近的演变过程，折射出八旗制度的变化轨迹。定宜庄《清代八旗驻防将军兼统绿营的问题》（《中国史研究》4期），剖析清统治者建立军标“表面信任，实则疑虑和限制”的深层用心。
　　经济制度研究。邓亦兵《清代前期税则制度的变迁》（《中国史研究》3期）认为，清政府部颁税则的变更，无疑是一种降低税额的进步。然而，“根本不按部颁税则的法规执行是一个普遍现象”。何平《论康熙时代的赋税减免》（《中国人民大学学报》6期）认为，康熙时代不同阶段推行的钱粮蠲免政策，其积极效果为不同的因素所制约，不能简单地将其作为康乾盛世的内容之一加以理想化。申学锋《晚清户部与内务府财政关系探微》（《清史研究》3期）指出，晚清户部不仅难以摆脱入不敷出的财政困境，还须应对内务府的频繁需索，国家财政的正常运转受到极大束缚。
　　司法制度研究。柏桦《明清州县司法审判中的“六滥”现象》（《清史研究》1期），论述了清代州县司法审判过程中经常出现的滥词、滥拘、滥禁、滥刑、滥杖、滥拟、滥罚等现象。达力扎布《〈蒙古律例〉及其与〈理藩院则例〉的关系》（《清史研究》2003年4期）认为，《理藩院则例》实际撰修于嘉庆年间，是《蒙古律例》的续修和发展。马薇薇《试论清代的例对咀代的例之继承》（《燕山大学学报》2期），通过考证与比较明清律例条文及注释，探讨明例与清例之继承关系。
　　　　　　经济史
　　本年度有关经济史的论著数量较多。其中有关地区性区域经济的研究不仅在经济史研究领域中所占比例较大，即在本年度整个清史研究领域中，亦是突出的亮点。
　　李伯重著《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三联出版社，2003年5月），从不同视角对江南八府的经济变迁进行考察，尤其着力于人口、生态环境、技术、农业、工业、农民、妇女、城市化等方面与经济之互动，对清代人口爆炸论、明清停滞论等，提出新见解。
　　本年度的经济史研究，表现为清代经济的整体性研究与区域个案研究两大趋向性。从成果数量看，更偏重于区域性研究，特别是对长江以南地区的研究，呈现着南强北弱的态势。
　　对于清代经济总体发展水平的评价：魏金玉《高峰、发展与落后：清代前期封建经济发展的特点与水平》（《中国经济史研究》2期）认为，中国封建经济在清前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经济总量增长，经济结构、制度形式、经济运行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变化，特别是有新因素显现。方行《再论清代是中国封建经济发展的高峰》（《中国经济史研究》3期），从人类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和现代经济因素的出现的角度，论证清代是中国封建经济发展的高峰。李根蟠《论明清时期农业经济的发展与制约——与战国秦汉和唐宋耐期比较》（《河北学刊》2期）指出，“明清时期经济可以与战国秦汉时期和唐宋时期并列为我国封建经济的高峰之一。但从发展的势头和速度看，从劳动生产率是否有相应的提高看，明清助期的‘高峰’逊于前两个‘高峰’”。
　　韦庆远《清内务府御用手工业的多方面功能》（《清史论集——庆贺五种翰先生九十华诞》），对内务府御用手工业诸多功能进行了探索。孙洪升《明清茶叶生产配置资源的方式探析》（《云南社会科学》2期）指出，随着茶叶生产的繁荣，市场在明清茶叶生产中所起的配置资源作用日渐扩大。
　　有关清代北方经济的区域性研究：许檀《清代河南的商业重镇周口——明清时期河南商业城镇的个案考察》（《中国史研究》1期），认为周口约兴起于康熙年间，清中叶达到鼎盛，并成为河南东部与江南商品流通的一个重要枢纽。刘小萌《清代北京旗人舍地现象研究——根据碑刻进行的考察》（《清史研究》2期），从碑刻资料考察清代北京旗人将土地施舍给寺庙宫观的现象。张永江《粮食需求与清初内蒙古农业的兴起》（《清史研究》3期）认为，清朝就地发展农业的政策是推动清初内蒙古农业向前发展的主要助力。李三谋、李著鹏《河东盐运销政策——清代河东盐贸易问题的研究之一》（《盐业史研究》3期），具体讨论了盐引制、引岸制在清代河东盐运销政策中的具体情形。张萍《黄土高原原梁区商业集镇的发展及地域结构分析——以清代宜川县为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3辑），以宜川县为例，得出集镇的地域分布是以县城为中心的结论，这与适用于中原地区的中心地理论相符。王凯旋《清代东北地区的城镇经济》（《社会科学战线》1期）认为，清东北城镇经济的发展，是以八旗军驻地为基础，关内迁徙到东北的汉民流民为主要经营者。
　　有关清代江南经济的区域性研究：范金民《明清地域商人与江南市镇经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4期）认为，江南市镇的命名、性质、功能及其作用影响，都与那里的商人活动、商业发展有密切关系。张海英《明清江南地区与其他区域的经济交流及影响》（《社会科学》10期）指出，江南与其它区域的经济交流，体现出江南区域市场与全国市场密切的互动关系及江南在全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影响。高飞《明清时期江南市镇形态演变》（《江西社会科学》8期）认为，明清江南市镇的发展达到高潮，但发展的不平衡状态日益加剧。汪崇箦《乾隆朝两淮盐商输纳的研讨》（《盐业史研究》2期），进一步考证两淮盐商正项、杂项及杂费输纳的数额。黄国信《清初湘南“派行盐引”案研究——清代湘鄂赣界邻地区食盐专卖研究之一》（《盐业史研究》2期）认为，市场作用是清初湘南地区实行食盐专卖制的决定因素。
　　任放《明清湖北商品经济的发展状况》（《湖北大学学报》1期）提出，清代湖北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不可高估。郑振满《明清时期闽北乡族地主经济》（《清史研究》2期）指出，明清时期乡族组织与地主经济的直接结合，使已经衰落的私人地主经济得到强化。同时也阻碍了阶级分化与阶级斗争的正常发展，延缓了封建土地关系及社会关系的解体过程。
　　有关江南区域经济研究的文章还有，陈支平《清朝福建‘大当’之役考略》（《清史论集——庆贺王钟翰先生九十华诞》），周玉英《从文契看清代福建农村家庭经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期），林荣琴《清代区域矿产开发的空间差异与矿业盛衰——以湖南郴州桂阳州为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3期），陈文源《清中期澳门贸易额船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4期），张研《对19世纪中期以前安徽佃农经济的考察》（《清史研究》4期），曹树基《清代中期四川分府人口——以1812年数据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1期），等等。
　　　　　　社会史
　　新近出版的几部有关清代社会史方面的研究专著，新意突出，引人注意。
　　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2月），是一项多学科交叉性研究成果，具有独特的研究视角和强烈的问题意识。该书指出“瘟疫对中国过去社会的直接破坏和影响，似乎并不像目前一些初步研究所揭示的那么大”（第338页）。刘平《文化与叛乱——以清代秘密社会为视角》（商务印书馆，2002年11月），从多方面揭示了清代秘密社会存在的文化土壤及其文化内涵，对秘密社会的反叛行为做出新认识和评价。王日根《明清民间社会的秩序》（岳麓书社，2003年10月）认为，中国传统社会固然有许多是官方建立的社会管理机构，也不乏家族、乡族、会社、会馆等民间社会自我管理组织。这种自我管理往往是基层社会精英们的自觉行动。明清时期，“官民相得”倾向日益成型，并有效维持着中国社会的向前发展。
　　张杰《清代科举家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7月），以《清代硃卷集成》为主要史料，结合家谱、方志、文集、政书等文献，从科举家族成员的构成，科举家族的经济基础、人文环境、日常生活以及由科举引发的社会流动、科举家族的社会影响等方面，考察清代科举家族的历史，首次提出“科举家族”概念。王跃生《清代中期婚姻冲突透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月），该书主要利用《刑科题本·婚姻家庭类》，对18世纪中后期中国各类婚姻家庭的冲突形式、原因和特征进行分析，定性结合定量，用数字说话。
　　有关清代社会重要阶层及基层组织作用问题的研究：何素花《清初士大夫与妇女——以禁止妇女宗教活动为中心》（《清史研究》3期），通过乾隆年间地方官打击宗教活动与妇女人寺烧香的事例，探索清初至乾隆末年士大夫对妇女宗教活动的态度。修朋月、宁波《清代乡绅势力对基层社会控制韵加强》（《北方论丛》1期）认为，清代乡绅势力呈现逐渐加强趋势，逐渐由原来的被控制对象变成控制主体。衷海燕《清代江西的乡绅、望族与地方社会——新城县中田镇的个案研究》（《清史研究》2期），在个案研究基础上，揭示清代基层社会结构与地方权力体系的演变趋势。徐茂明《明清以来乡绅、绅士与士绅概念辨析》（《苏州大学学报》1期）认为，乡绅、绅士与士绅是既相互重叠，又有区别并不断发展的系列历史性概念。
　　卞利《论明中叶至清前期乡里基层组织的变迁》（《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期）指出，“独立于政权之外的‘第三领域’是不存在的”。孙海泉《清代中叶直隶地区乡村管理体制——兼论清代国家与基层社会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3期）认为，清中期以后，乡—村结构成了地方基层的主要组织形式。乡村职役出现行政化发展趋势，国家政权与基层乡村社会的结合比以前更为紧密。
　　有关区域性社会阶层及社会问题的个案研究：与区域性经济史研究状况相同，研究者同样将关注点更多放在江南。冯贤亮《明清江南的富民阶层及其社会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期）认为，明清两代江南社会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与以士绅、退职官吏、地主、商人、富裕民户为主体的富民阶层密不可分。徐茂明《明清时期江南社会基层组织演变述论》（《社会科学》4期）指出，在明清江南社会基层组织系统的变化中，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形势的变化，是推动基层组织变动的根本动力，而士绅阶层的积极活动则力促其成。
　　谢宏维《清代徽州棚民问题及应对机制》（《清史研究》2期），清代徽州民间和官方对徽州地区外地棚民的反应不同。由此引发作者对棚民问题的再认识和对19世纪前期国家控制能力的再思考。周翔鹤《从契约文书看清代台湾竹堑社的土著地权问题》（《台湾研究集刊》2期），研究台湾平埔族在与汉人移民的接触中，其族群生活发生的巨大变化及贫富分化问题。
　　有关清代社会史诸多方面，如民间信仰、秘密教门、灾疫、婚姻及社会福利等问题的研究。
　　曹新宇《传统中国社会的“灾难信仰制度”与秘密教门的“灾难神话”》（《清史研究》2期），考察“灾难神话”在传统社会信仰制度中的位置。王健《祀典、私祀与淫祀：明清以来苏州地区民间信仰考察》（《史林》1期）认为，当民间信仰对现实统治秩序产生威胁或有可能颠覆正统理念时，国家便会加以干预、纠正，并可能遭到禁绝。梁景之《从“邪教”案看清代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的关系》（《清史研究》3期）认为，保甲制不仅未能成为官方查拿邪教的利器，反倒成了个别村民或少数不良乡保借机敲诈勒索、挟嫌报复、发泄私愤的工具。陆勇《晚清秘密教门与近代社会变迁》（《云南社会科学》4期）认为，晚清秘密教门的活动虽触及到一些时代主题，本质是对近代社会的一种反动。
　　余新忠《清代江南种痘事业探论》（《清史研究》2期），论述人痘与牛痘接种术在江南的传播与推广。高勇、乌云毕力格《清代天花的预防治疗及其社会影响》（《内蒙古大学学报》4期）认为，天花的预防治疗对清代医药事业、政府政策及司法审判三方面产生影响。
　　姚建平《清代两湖地区社仓的管理及其与常平仓的关系》（《社会科学辑刊》4期）认为，清代对社仓的管理体现出经济手段和政治手段并重的控制理念，社仓与常平仓在管理上密切联系。这种模式有利于社会控制和社会稳定。肖倩、杨泽娟《清代江西民间育婴事业经费研究》（《江西社会科学》3期）认为，经费短缺是影响育婴事业发展的重要原因。
　　王士林《清代江南地区社会问题研究——以逼醮、抢醮为例》（《史林》3期），讨论了逼醮、抢醮问题发生的空间性特点，松江府和太仓州较为集中，特别是乡村。
　　　　　　学术文化史
　　近年来，清代学术思想的研究无论在深度、广度，还是方法上，都步入较为成熟的阶段。
　　本年度出版的专著有：黄爱平《朴学与清代社会》（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揭示清代学术实学思潮、乾嘉汉学亦即朴学的发生、发展和演变，以及清代中叶学术思潮的盈虚消长和盛衰转换等问题，进而探讨学术与清代政治、文化的关系。冯天瑜、黄长义著《晚清经世实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1月），论述了道光、咸丰以降学术风尚的转变，较为系统、翔实。
　　近年来清代学术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陈祖武《乾嘉学派研究与乾嘉学术文献整理》（《光明日报》2，003年6月24日），鉴于一二十年来乾嘉学派研究起步甚速的状况，认为“文献准备似嫌不够充分，因此未来一段时间，在这方面切实下一番功夫，或许是必要的”。
　　清代学术史研究方面，李海生《清初学术的两次转变及其思想史意义》（《学术月刊》4期）认为，清初学界经历了学术方向的扭转与学术理路的改变两次转变。第一次转变属于“推翻一偶像而别供一偶像”的思想革命；第二次转变属于朴学运动自身的发展与深入。汤仁泽《清代江南学术群体的特点》（《浙江社会科学》4期）认为，清代江南各家各派互相渗透、影响，形成研究范围广泛的学术大群体，“康乾盛世”又为学术交流提供了有利条件。
　　魏泉《“顾祠修楔”与“道咸以降之学新”——十九世纪宣南士风与经世致用学风的兴起》（《清史研究》1期），认为延续了近三十年的“顾祠修楔”活动是道咸间学风转变的代表性事件。姚纯安《清末群学辨证——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为中心》（《历史研究》5期），梳理康有为、梁启超与严复之不同。
　　汪学群《钱澄之的经世易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3年4期）认为，钱澄之作《田间易学》，顺应明末清初的经世思潮，是时代的产物。林存阳《李鐍理学思想探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4期），从清初理学发展的角度，探讨李鐍独到的理学取向及身体力行。鱼宏亮《晚明政治危机与〈明夷待访录〉的写作动因》（《清史研究》4期）认为，黄宗羲所期待的明主是改过自新后的明朝皇帝。《明夷待访录》中提出的政治主张与见解，不是对我国古代专制统治的全面反思，而是针对晚明时代皇权败坏与权力过分集中提出的。
　　路新生《理解戴震——钱穆、余英时“戴震研究”辩证》（《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2期），就戴震学风，学术源流，《原善》、《绪言》、《孟子字义疏证》的撰写旨趣及戴震对宋儒“以理杀人”问题的评价等问题，提出见解。王杰《戴震义理之学的历史评价及近代启蒙意义》（《文史哲》2期）认为，义理之学是中国传统思想向近代思想转化的重要桥梁，具有近代启蒙价值。
　　　　　　中外关系史
　　马廉颇著《晚清帝国视野下的英国——以嘉庆道光两朝为中心》（人民出版社，2003年5月），作者以鸦片战争前后的嘉庆、道光两朝统治集团对英国的认识为研究对象，讨论了早期官方文献和民间记录中的英国形象，清朝统治集团对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变动下的中英关系的反应以及清朝从经济、文化、军事等角度对英国的了解等问题。郑翔著《晚清传媒视野中的日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8月），从传播学及现代化进程的背景，整理、考察、比较近代报刊资料中有关日本的报道，视角独特。米镇波著《清代中俄恰克图边境贸易》（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9月），系统展现了恰克图边境贸易的丰富内容，再现清朝繁华的“张库大道”。
　　本年度的研究论文，主要集中在中西、中朝、中俄关系方面的研究。
　　清朝中西贸易研究。张乃和《15—17世纪中英海外贸易商人主体权力之比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期）认为，“中英两国海外贸易商人为了保障个人主体权力，都日益加强了对小共同体的需求，出现了资本组合契约化，行业联系组织化的发展趋势。但是，中国海外贸易商人的小共同体发展缓慢，……古代宗法关系向海外贸易领域延伸”。黄一峰《饮食文化与海外市场：清代中国与南洋的海参贸易》（《中国经济史研究》1期），探讨中国传统饮食文化与区域市场拓展间的互动关系。
　　清朝中西文化交流研究。吴伯娅《乾隆年间西方传教士在宫廷及避暑山庄内的艺术活动》（《避暑山庄研究》1期）认为，郎士宁、王致诚等西方传教士的艺术活动，满足了乾隆帝的闲情雅致，也用绘画方式充当了史官的角色。白新良《康熙朝奏折和来华西方传教士》（《南开学报》1期），翻检满汉文奏折一百六十余份，揭载出不少有关传教士的新材料。
　　尚智丛《南怀仁〈穷理学〉的主题内容与基本结构》（《清史研究》3期）认为，《穷理学》包括六方面内容，反映了明末清初“格物穷理之学”的总体概况。陈义海《中西“实学”之辨——明清间来华耶稣会士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期）认为，中国古代所强调的“实学”，倒更像是空疏之学。蔡鸿生《清代广州行商的西洋观——潘有度〈西洋杂咏〉评说》（《广东社会科学》1期），以乾隆年间十三行总商潘有度20首诗作为标本，探究广州行商的西洋观。
　　清朝与周边国家关系，特别是中朝、中俄关系的研究。刁书仁《论清朝与朝鲜宗藩关系的形成与确立》（《扬州大学学报》1期）认为，清朝与朝鲜宗藩关系的确立存在结盟兄弟与建立君臣关系两个阶段。叶柏川《早期俄国来华使团人员构成考察》（《清史研究》1期），对鸦片战争前俄国外务衙门正式派遣到中国来的8个外交使团的成员构成情况进行了考察。
　　　　　　边疆史
　　本年度边疆史研究的著述，主要集中在中国历史疆域与边界问题，清代治边思想与治边政策的利弊得失，以及中国边疆地区史等问题。
　　许毓良《清代台湾的海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7月），以考察制度演变为框架，将台湾海防置于清朝东南海防的背景中，讨论港口与海运、行政与管理、海防与台湾的控制权、海防的对象及湘、淮畛域下的海防等问题，探讨清代海疆政策保守性的深层原因及清廷海防政策的盲点所在——“以陆治海”。孙喆《康雍乾时期舆图绘制与疆域形成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4月），以康雍乾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舆图为例，以大量档案文献材料为基础，对这一时期地图绘制的历史及地图在当时的社会功能，尤其是地图与疆域的关系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考察和研究，并探究当时的疆域。
　　清代治边思想与封建王朝治理边疆的统治政策，是近期边疆史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方铁、张维《论中国古代治边思想的特点、演变和影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期）认为，中国古代治边思想呈现出两个基本特点。其一，统治者对开疆拓土，多相对保守，推崇“守在四夷”的边疆治理理想。其二，从“华夷有别”的治边观出发，对边疆实行相对宽松的羁縻统治，重视封建文化在边疆治理中的教化作用。
　　有关清代边疆、边界问题区域性个案研究。陈维新《乾隆时期中俄外交争议中的土尔扈特部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4期），讨论土尔扈特部东归的原因，清朝对其所实行的政策以及清、俄在其东归后的交涉等问题。
　　清代边疆地区的政治、经济、民族、文化。宝音朝克图《清朝边防中的三种巡视制度解析——“卡兵巡查”、“巡查卡伦”、“察边”之区别与联系》（《清史研究》4期），从内容到形式，论述了三种巡视制度的本质区别及内在联系。聂红萍、王希隆《鄂对家族与清代新疆政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期），认为鄂对家族是清朝统治新疆的重要依赖对象，在维护边疆安定和国家统一中起了积极作用。
　　梁四宝、燕红忠《清代边疆开发的经济动因及其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3期）指出，边疆经济价值的提高和利益机制的刺激，是清代边疆开发的经济根源。政府对边疆开发具有很强的影响力，而商人则起着积极推动作用。马征《清代“环海商都”——丹噶尔商贸之兴衰》（《青海社会科学》4期），探究作为青海、西藏商业贸易集散地的丹噶尔（今青海湟源县），其商贸活动及兴衰原因。
　　余梓东、苏钦《清朝时期达斡尔族地区法制的变迁》（《法学杂志》3期），从法制角度，探讨清朝达斡尔族，在氏族组织、婚姻继承及兵役制度方面的变化。旺希卓玛《清代青海地区的主要法律文本、产生年代、特点及其影响》（《青海民族研究》1期），着重分析清代实行于青海地区诸法合体的法律特点。
　　龙晓燕《清代落籍滇东北地区的汉族士兵》（《贵州民族研究》1期），分析了已有大量汉族定居的曲靖府与刚刚改土归流、所属人民皆为少数民族的昭通、东川府，三地的绿营驻防以及汉籍士兵定居情况。
　　王川《清代及民国时期西藏地方的丹达神崇拜》（《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年1期），考察起源于乾隆十八年入藏的丹达神崇拜，并论及丹达神的传播与废弃问题。古永继《清代云南官学教育的发展及其特点》（《云南社会科学》2期）指出，云南的官学教育与内地比迟缓落后，与过去比则发展迅速，并具有义学取代社学以及更重视民族教育的特点。
　　本文的写作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多位先生的指导和协助。在此谨致谢忱。由于本人学识浅薄，文中不当之处，敬请方家予以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