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珍:2004年度清史学科发展前沿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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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0-08-05 |
2004年即将过去。回顾一年来（2003年月11月至2004年月11月）清史学科与清史研究的有关情况，或可用12字做一概括：稳步发展，重点突出，成果丰富。
一
2002年底正式启动的国家清史纂修工程，仍为本年度清史研究领域中的一个热点。社会各界通过不同方式，表示出对这项工作的关注和支持。多数人认为，编纂一部高水平的清史，不仅有助于全面了解祖国历史，总结、汲取历史经验教训，有助于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而且还将有力地推动历史研究尤其是清史研究的深入，推动清代档案文献的抢救、保护及整理、利用工作（部分参见《清史纂修工作简报》第13期）。
建立建全各项规章制度，促进清史编纂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建设，是本年度清史纂修工作中的重中之重。与此相配合，国家清史编委会各部门正式用名得以确定，即通纪组、典志组、传记组、史表组、图录组、文献组、档案组、编译组、出版组、秘书组、项目管理中心、网络中心和图书资料中心。
在广泛吸收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拟定《清史目录》第6稿，即通纪（8卷）、典志（39卷 35志）、传记（22卷）、史表（13卷 29表）、图录（10卷）。共92卷，每卷约35万字，总计约3220万字。
2004年为清史纂修工程的“立项年”。六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各大媒体陆续发布“国家清史纂修工程项目招标启事”。招标项目分为主体工程类（典志、传记、史表）、基础工程类（档案、文献、编译）和辅助工程类（出版、网络）。按照编委会制定的有关文件和公正、公平、择优、透明的原则，通过专家评审，面向全社会遴选项目主持人。截止到10月，已有103个项目获得立项，其中主体工程项目60个，基础、辅助工程项目43个。
为配合清史纂修工程，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已出版的书籍有：档案丛刊，如《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18册、《清宫热河档案》18册、《清宫普宁寺档案》2册、《清代中南海档案》30册；文献丛刊，如《恽毓鼎澄斋日记》2册、《越缦堂日记》18册、《陈宝箴全集》1册、《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汉冶萍公司（三）》1册；研究丛刊，如《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晚清中日关系史新探》1册、《清史体裁体例讨论集》2册；以及《清史译丛》第一辑。
在客观条件已充分具备，纂修工作顺利起步并取得初步成绩的情况下，如何真正沉下心来，专注于纂修工作，尽可能地提高撰写质量，不出次品，则是较之此前一系列工作难度更大的一项当务之急。特别是在部分立项项目正式启动后，工作中出现各种矛盾、困难乃无从避免。十年纂修工程尤为万里长征，能否胜利抵达目的地，社会各界抱以厚望，拭目以待。清史学界同仁须保持清醒头脑，努力奋斗。
二
本年度召开的清史研讨会较多，仅就所了解且具有一定代表性者略述一二。
03年10月底，台湾佛光人文社会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第一届清史学术研究会”，来自大陆的清史编纂委员会部分专家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的部分学者参加会议。研讨内容，涉及清代学术文化、宫廷内府、清初政治、清代皇帝、清代档案、晚清史、郑成功与台湾史、八旗制度等等方面。会后，举行“两岸学者《清史》纂修座谈会”，台湾学者就清史纂修的体裁体例、关于现有的清史文献、档案资料的整理利用、具体的纂修步骤、方法等问题提出意见与建议。此次座谈会再次表明，台湾清史学界十分关注清史纂修工程，诸多学者表示愿参与其中，共襄盛事。（参见张永江：《兰阳论清史——佛光大学第一届清史学术研讨会综述》，载《清史研究》04年2期）
03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举办学术论坛，中心议题为“从传统到现代：16——20世纪初中国社会变迁与历史道路”。与会的中青年学者围绕“现代化研究、社会变迁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中国社会变迁的基本特征、社会发展水平之估计，及其与欧洲变迁道路的比较”、“社会变迁个案研究”等主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例如，高翔认为，明清以降，中国的近代化过程可以粗略地分为三个阶段：从晚明到清初，是早期近代化的酝酿时期；从清初到19世纪中叶，是早期近代化的发展时期；19世纪中叶以后是近代化的启动时期。常建华从乡约的推行、乡约与基层社会组织、皇权认同与子民心态等方面，析述乡约与明清社会变迁，认为明清社会变迁及其动力是多方面的，多角度、全方位的综合研究有助于深化对这一课题的认识。还有的学者论述了晚明时代与中国的近代化、明清社会文化变迁、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历程、“康乾盛世”与清代的社会变迁等等问题。从长时段的角度观察历史，不仅将明清时期联系在一起思考，进而下延至20世纪初，综合考察16——20世纪中国社会的变迁，这是此次研讨会的一个突出特点，也因此而使之富有较强的探索性、浓厚的学术性与一定现实意义。
04年8月，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等单位举办“满学和北京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者提交的论文内容广泛，包括清入关前史、满族文化与风俗、满语研究、满文文献、八旗制度、 旗人社会生活、清代北京文化、清代人物研究、宫廷史研究等各个方面。
04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在武夷山联合举办了“中西文明交融与兴衰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共收到49篇论文和提要，分别从宏观上以及文化、经济等层面，对中西文明交流的历史展开多方位探究。在大会上宣读的论文有：蔡鸿生的《全祖望〈二西诗〉的历史眼界》，葛剑雄的《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应该并行不悖》，王忠欣的《中西宗教文化交流与对话的意义与途径》，徐光台的《明末中西文明遭遇下熊明遇对世界与人类原始的看法》，吴伯娅的《从清宫档案看清代的西学东渐》，韩琦的《从德梅朗和巴多明的通信看17、18世纪法国科学家眼中的中国科学》，李少兵的《中西文明交融的文化结局——民国以来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与变迁》，梁碧莹的《早期美国人在广州的报业活动》，杨贤的《登上关系正常化的第一个台阶——试论美国驻中国联络处的建立》，等等。
三
数位资深清史学者分别出版的论文集，构成本年度已发表的清史论著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如王钟翰的《清史补考》（辽宁大学出版社04年3月），张玉兴的《明清史探索》（辽海出版社04年6月），王政尧的《清史述得》（辽宁民族出版社04年6月），邓锐龄的《藏族史论文译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04年9月）等。这些文集中的不少论文当年发表之际，即以其深厚的功力、细密的考析、精辟的论述引起同行的关注与好评。上述学者少者年过六旬，长者已九十开外，其中多数人是首次将自己数十年的研究心血结集出版。这不仅为清史研究园地增加一批含金量甚高的学术成果，其意义还在于它们再次证明，学术研究无捷径。甘坐冷板凳，专心致志，下苦功夫，并善于学习、思索和总结，是老一辈学者能够取得突出成就的共同前提。中青年学者当从中得到启示。
本年度值得关注的清史著作还有：樊克政的《龚自珍年谱考略》（商务印书馆），汪学群的《清初易学》（商务印书馆），定宜庄、郭松义、李中清、康文林合著《辽东移民中的旗人社会——历史文献、人口统计与田野调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张国纲的《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明清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人民出版社），梁景之的《清代民间宗教与乡土社会（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陈亚平的〈清代法律视野中的商人社会角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刘文鹏的《清代驿站及其与疆域形成关系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艾永明的《清朝文官制度》，朱端强的《万斯同与<明史>修纂纪年》（中华书局），等等。
法国汉学家、法兰西学院汉学所研究员戴廷杰（Pierre-Henri DURAND）著《戴名世年谱》（中华书局2004年5月），以其资料收集详备，考订精细，并附有8种附录、6种索引而受到人们的瞩目。这部长达90万字、具有资料长编性质的年谱，不仅校订戴氏生平与家族谱系资料，收录了《戴名世集》未收之佚文，且撰有与戴氏及《南山集》文字狱相关的600余人的生平传记。被人称之为“戴迷”的著者历时十载，废寝忘食，先后6次来中国发掘资料，实地考察，并克服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用文言古文撰成这部具有很高历史文献价值和学术水准的年谱，其精神与业绩令人感佩。
冯尔康的《清史史料学》（沈阳出版社04年3月）在《清史史料学初稿》（南开大学出版社1986年）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整结构，改变以鸦片战争为断线的做法，其论述内容扩展到有清一代的文献，并附有书名及作者索引。该书无论是对初学者还是有一定研究基础的学者，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关于本年度发表的论文，仅就部分研究领域做一简述。
法律制度 达力扎布的《〈蒙古律例〉及其与〈理藩院则例〉的关系》一文（《清史研究》03年4期），介绍了康熙至乾隆朝纂修的《蒙古律例蒙、汉文版本以及国内外有关研究情况，指出“乾隆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不是《理藩院侧例》，而是朝隆朝《大清会典则例》理藩院部分的稿本，《理藩院侧例》撰修于嘉庆年间，是《蒙古律例》的续修和发展。林乾的《清代旗、民法律关系的调整——以“犯罪免发遣”律为核心》一文（《清史研究》04年1期），通过“犯罪免发遣”入律及例文的变化，揭示清代社会两大法律主体——旗与民法律关系的调整及其意义。有关论文还有龚汝富的《清代保障商旅安全的法律机制——以〈西江政要〉为例》（《清史研究》04年4期）、张小也的《健讼之人与地方公共事务——以清代漕讼为中心》（《清史研究》04年2期）；等等。
中外关系史 钱宗范《17—18世纪中国的外交政策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学报》03年4期）指出，17—18世纪中国与英、俄、荷、葡、基督教和罗马教皇、亚洲邻国都有较密切的关系。中国当时外交政策的特点是：捍卫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士完整；不对任何外国进行侵略扩张；抗击任何外国对中国的侵略；维护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和法律原则；和世界各国建立柔远睦邻的友好关系。与对外侵略扩张的西方殖民主义国家的外交比较，中国外交有进步性，也有落后性。
陈万成、罗婉薇的《汤若望的〈主制群征〉与翻译》（《中国典籍与文化》04年1期）一文，以《主制群征》所论神经与骨度两节为例，审读原书，较量翻译，并对东方读者的“误读”进行考查，认为西学东传，传教士的著述意图（传教），与东方读者的阅读意图（考究实学）错配，此现象并不罕见。在这种环境下，翻译的偏正精粗，对读者理解上的正误，以及西学东传的实效，至关重要。有关论文还有李晟文的《从基、儒关系看明清时期基督教的中国化趋向》（《中国文化研究》04年，春之卷），阎国栋的《十八世纪俄国汉学之创立》（《中国文化研究》04年，夏之卷）；等等。王政尧的《清史述得》中，也有一组研究中朝关系的论文，如《〈燕行录〉初探》，《18世纪朝鲜“利用厚生”说与清代中国》，《〈燕行录〉与宣南文化》，《〈燕行录〉与通州运河文化》，《略论〈燕行录〉与清代戏剧文化》等。
本年度的澳门史研究，表现出由过去的通史性研究转向专题研究的特点。如杨仁飞的《清代中叶澳门绅士群体分析》一文（澳门《文化杂志》04年夏季刊），利用东波塔档案，研究在澳门华人社会中出现较晚，且人数不多的绅士群体，分析其群体构成、社会职责和社会地位。该文提出，澳门绅士群体是中国官府与澳门华人社会、澳葡社会之间的联系桥梁与中介人，其作用突出表现在嘉庆年间协助香山县处理澳门涉外事务方面。汤开建的《葡人驱盗入居澳门说新史料》（澳门《文化杂志》04年夏季刊），证引台湾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善本室所藏晚明韩霖《守圉全书》卷三的《委黎多报效始末疏》及葡文资料，认为早期葡人学者所主张的葡人在帮助明政府驱逐盘踞在澳门的海盗后才得以侨居澳门的说法，是成立的。
边疆民族 张丹卉《论明清之际东北边疆城镇的衰落》一文（《中国边疆史地研究》04年1期） 认为， 明清之际后金采取的“毁城迁民”政策，使明代以来辽东地区兴起的城镇遭到毁灭性打击。康熙中期，由于大量人口外迁和清朝在东北实行的封禁政策，辽东城镇仍未恢复元气。吴元丰的《清代乌鲁木齐满营述论》一文《中国边疆史地研究》04年3期），利用一史馆所藏满文档案，论述新疆伊利惠远城满营、惠宁城满营、锡伯营、索伦营、厄鲁特营、察哈尔营和乌鲁木齐满营、巴里坤满营、古城满营及吐鲁番满营的组建、建制、官兵挑补、装备及防务问题。成崇德的《论准噶尔政权》（《卫拉特研究》04年月1期）、柳陞祺的《1727—1728年卫藏战争前后清中央的治藏方策》（《民族研究》04年月1期）、潘向明的《清代新疆伊斯兰教教派问题刍议》（《清史研究》04年3期）等文，也很值得关注。
社会经济 陈桦的《清代防灾减灾的政策与措施》（《清史研究》04年3期）从政府政策措施的角度，对清代粮食储备，治河修塘，灭蝗捕蝗，信息奏报等进行了综合性考察，展现了中国末代王朝防灾减灾活动的概貌及其基本特征。方行的《清代前期江南的劳动力市场》一文（《中国经济史研究004年2期），从市场规模、劳动力配置、劳动力流动、交易形式和工资及其整合等方面，探讨清代前期江南地区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和局限。有关论文还有许檀的《清代河南的北舞渡镇——以山陕会馆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清史研究》04年1期）、邓亦兵的《清代前期税则制度的变迁》（《中国史研究》03年3期）、付庆芬的《清初“江南奏销案”补证》（《江苏社会科学》04年月1期）、王建革的《清代蒙地的占有权、耕种权与蒙汉关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03年3期）；等等。
学术思想 本年度的学术思想史研究，呈现出“一新一旧”两大特点。所谓“一新”，即学人对以往重视不够的清初理学问题予以很大关注，所谓“一旧”，即关于乾嘉学派的研究仍然是本年度较受关注的一个课题。
史革新的《略论清初的学术史编写》（《史学史研究》03年4期）一文指出，清初顺康时期，经历了鼎革之变的理学士人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深入的反思和总结，写下达26种之多的学术史著作。诸多学术史作者以强烈的社会危机感、学术危机感和深沉的历史反思意识，总结了自先秦孔孟至宋明以程朱陆王为代表的理学、心学的源流发展及利弊得失，从学术层面探讨了社会治乱兴衰的缘由，并在写作体例上突破旧模式，涌现出像黄宗羲《明儒学案》一类的上乘学术史佳作，从而把中国学术史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此期学术史著作初步展示了调和程朱陆王与扬朱抑陆两个不同的思想倾向，为清中后期学术思想的发展变化做了重要铺垫。林国标的《一种考察清代哲学的新视角：清初朱子学的理论价值及历史意义》（《衡阳师范学院学报》04年1期）、《清初理学的重建及其意义》（《湖南文理学院学报》04年2期）、《清初理学的研究及其方法》（《湖南社会科学》04年3期）、《陆陇其理学思想评议》（《孔子研究》04年2期）等文，对清初理学诸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剖析和探讨。杨朝亮的《论李绂的生平与学术》（《东岳论丛》03年6期）、《<陆子学谱>初探》（《聊城大学学报》03年6期）等文，则对清代陆王学大师李绂及其代表作《陆子学谱》，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梳理和探讨，从而深化了清代理学特别是陆王学演进的研究。
漆永祥的《惠栋易学著述考》（《周易研究》04年3期）、刘墨的《惠栋与汉学》（《社会科学辑刊》04年4期）、黄爱平的《袁枚经学观及其疑经思想探析》（《清史研究》04年3期）、陈居渊的《论阮元的经学思想》（《中国哲学史》04年1期）、顾奎相、陈涴的《章学诚与清代史学新风》（《中华文化论坛》04年2期）、张维的《论章学诚、姚鼐对考据学的态度》（《广西社会科学》04年2期）等文，对乾嘉学者作了个案研究。张迎春《论乾嘉汉学繁荣的原因》（《宿州教育学院学报》04年1期）、林军《清代考据学的兴起与诸子学历史地位的升降》（《福建师范大学学报》04年2期）、孙钦善《清代考据学的分期和派别》（《中国文化研究》04年1期）、陈冬生《清代山东“汉学”流变及学术成就》（《东岳论丛》04年3期）、王世光《清代中期“以礼代理”说刍议》（《孔子研究》04年2期）等，分别对乾嘉汉学兴起的原因、分期、派别、取向、流变及相关问题进行了考察。张淑红《<汉学商兑>与清中叶的汉、宋之争》（《南开学报》04年1期）、罗检秋《从清代汉宋关系看今文经学的兴起》（《近代史研究》2004年1期）等文，对清中期的汉、宋之争问题及其影响，加以梳理辨析。李海生《论清代朴学思潮的基本得失》（《上海行政学院学报》04年4期）一文，对清代朴学思潮的积极和消极作用进行了评判。作者辨析称：从学术思想史的角度审视，朴学思潮在学理价值与工具性价值上均有建树。前者以“经学即理学”说为主轴，搭建了足以让清代学者施展身手的舞台，在形成朴学正统的同时，还推动了清代学术的发展；后者以效行实事求是的治学原则为核心，创制了精良的研究方法，为近代科学精神炳烛。朴学思潮之失，在于学术理路上存在缺陷，以及适用性价值的缺失。而雷平《近十年来大陆乾嘉考据学研究综述》（《史学月刊》04年1期），则对近十年来大陆学者关于乾嘉考据学的讨论，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梳理排比，从而为学者了解此一问题的研究状况，作了有益的提示。
晚清史 本年的晚清史研究仍在延续这一领域数年前就已出现的趋势，即讨论的问题越来越具体、微观，强调从历史细节入手发掘其中蕴含的“微言大义” ，弱化历史叙事的宏大模式。究其缘由，既是因为对以往理论先行的空疏学风的反动，也是因为晚清史研究的成果还没有积聚到出现总体性突破的时候。本年出版的晚清史专著，如桑兵的《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李华川的《晚清一个外交官的文化历程》、夏晓虹的《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上述三种著作均为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等。桑著对庚子勤王运动做了深入而细致的探讨，再现了这一运动的组织者唐才常、康有为等人当时的心路；夏著为其多年来探讨晚清女性问题论文的结集，这是作者的一个独特视角，在晚清文化史研究上堪称一支独秀。
马自毅的《“总教习”还是“洋文正教习”——严复任职北洋水师学堂期间若干史实考证》和戚学民的《〈政治讲义〉文本溯源》（均刊于《历史研究》2004年2期）是两篇研究严复的文章，分别澄清了严复研究中某些习焉不察的误解。陈亚平的《〈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与清末修律辨析》一文（《清史研究》2004年1期），认为清末签署的《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并不像过去多数人所评价的那样是“屈从帝国主义意志”，而是清政府主动提出的修律要求，是当时中国社会观念变迁的必然选择。马金华的《晚清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以外债为研究中心》（《清史研究》2004年1期）认为晚清中央对地方财政监管的失控，财权的不断下移以至崩溃，构成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变化的基本态势。李文海、朱浒的《义和团运动时期江南绅商对战争难民的社会救助》一文（《清史研究》2004年2期）指出，庚子事变后，由江南士绅对京津一带的救助，体现了传统慈善行动与西方公益事业结合的新式救济模式。夏春涛的《太平天国妇女地位问题再研究》（《清史研究》2004年2期）认为太平天国虽对妇女地位问题提出某些进步思想，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妇女处境，但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格局并无实质变化，仍是一个纯粹的以男性为中心、妇女完全依附于男子的社会。林华国的《中国近代对外战争中的“和”、“战”问题》（《清史研究》第2期）是本年少见的理论文章，该文针对蒋廷黼、茅海建的观点提出不同看法，认为晚清对外战争中中国一方虽然出于明显的弱势，但并非全无取胜的可能。
四
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为依托的清史学科，2003年成为中国社科院首批重点学科之一。学科现有研究人员14人，其中研究员7人，副研究员5人，博士生导师2人，硕士生导师4人。清史研究室的8位清史学科成员中，有一半是40岁以下的青年学者，并全部具有博士或硕士学位。
本学科研究范围，包括清朝入关前史，清朝前期、中期史以及晚清史，研究领域涉及清代学术、文化、政治、社会、典章制度、中外关系等各方面。在清代学术、典章制度、妇女婚姻、中西文化交流等研究领域，均具有较强的优势。
清史学科几代学人潜心治学，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其中，王戎笙主持撰写的《清代全史》（1——10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1993年），何龄修、张捷夫主编的《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2、4、6、7、9、10卷，中华书局，1986—2001年）出版后，均在海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清代全史》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届优秀科研成果奖、第八届中国图书奖。青年科研人员杨海英博士的论文《洪承畴长沙幕府与西南战局》（《燕京学报》新7期、新8期），获历史所第四届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中国社会科学院第四届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
清史研究室研究集刊《清史论丛》，于1979年创办，至今已出版18辑。20多年来，该刊物始终以较高的学术水准与严谨扎实的文风，受到学术界的瞩目和海内外人士好评。本室编辑的《清史资料》（1—7辑，中华书局，1980——1989年），为治史者提供了较为稀见的清史原始资料和专题资料汇编，深受欢迎，被广泛征用。
本年度中，学科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成绩显著。
赫治清负责的院重大课题《中国历代自然灾害及其对策研究》，在2003—2004年度完成了秦汉至明代自然灾害及其对策大事编年80%初稿和辽金西夏自然灾害及其对策研究初稿，课题组发表了9篇论文，共25万字。清代卷的同志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自然灾害档案进行了调查研究，并从3万多件档案中挑选了2000余件旱灾等档案，约100多万字（水、灾、地震档案已出版）；完成了《清实录》太祖、太宗朝至乾隆朝旱灾、虫灾等资料的收集。
赫治清负责的中央交办课题《中国历史上的邪教与政府对策》，本年度已完成全部初稿，有待进一步修改，争取明年初定稿。
陈祖武负责的院重大课题《乾嘉学派研究》已进入后期。第一项成果《乾嘉学术编年》，行将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二项成果《乾嘉学派专题研究》正在作后期统稿，预计2005年上半年即可送出版社。
以《乾嘉学术编年》为根基，在对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有一整体观照的前提下，专题研究拟对诸如乾嘉时期清廷的文化政策、古学复兴之风初起、经史考证主流地位的确立、总结整理古代学术的卓著业绩、学术随世运而变迁、乾嘉学派的历史地位等问题，加以深入而系统的探讨。通过对这些具有全局性问题的剖析，以揭示乾嘉时期学术发展的走向、特色、成就、学术的碰撞和交融及其主流所在，进而展现“乾嘉学派”是一个相继发展的历史过程，而非仅是不同学派之间的更替和差异；正由于当时大部分学人颇致力于经史考证，有着共同的学术志趣，故其能形成独具一格的学术形态。
鉴于此一课题所具有的重要学术价值，《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书品》等报刊已有介绍，学术界专家颇多重视。
本年度已完成的课题有：杨海英的《镶黄旗下洪承畴的后半生》（所重点，专著，拟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定宜庄的《清代民间婚约研究》（所重点，合著，拟由清史研究丛刊出版），刘景莲的《明清澳门涉外案件司法审判制度研究 1553-1848》（澳门文化局研究基金资助课题，专著）。
学科成员在本年度出版的学术专著有下述5部。
樊克政的《龚自珍年谱考略》。作者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收集有关资料，1981年正式动笔，至80年代末已四易其稿。此后十余年间，曾作多次修改、增补，直至交稿出版前，再次作了重要修订。与以往的龚自珍年谱相比，该书有诸多创获。例如，充分利用了诸家年谱从未利用过的龚自珍家世的资料，首次绘制了龚自珍世系表；更为广泛地采用了龚自珍同时代人的诗、词、文集等资料，对旧谱未载的龚自珍事迹作了许多补充；对旧谱、有关论著等所载龚自珍生平事迹及龚自珍作品的写作时间等一系列问题作了考析，提出很多新的见解；等等。
李华川的《晚清一个外交官的文化历程》。该书对于晚清史上较少被关注的外交官陈季同进行深入研究，澄清了以往陈季同研究中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破解有关陈季同是否出卖国家利益及其私债问题的由来等争议颇多的疑案，并就这些有争议的问题提出了颇有说服力的新见。在此基础上，还原陈季同一生的行迹，对其独特的文化观念做了细密的分析。作者充分利用法文、英文文献等第一手材料，历经数年钻研考察，取得重要突破。
汪学群的《清初易学》。该书为学术界有关这方面研究的第一部专著，也是作者在其《王夫之易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一书的基础上，经数年潜心钻研而推出的另一部力作。该书揭示了清初易学宗旨及源流，认为清初易学总体属于宋明易学范围，生活在清初的明遗以及儒臣对宋易的批判考辨，只是批判其图书先天太极说部分，考证其伪，而对其他方面大体认同。尤其是思想上的发挥，则直接继承宋明理学的路向。同时，该书系统阐述了清初易学的演进轨迹，指出清初易学在思想上的贡献，如反对空谈性理，倡导修养与功事统一，这又与通经致用相一致。
定宜庄、郭松义等合著《辽东移民中的旗人社会——历史文献、人口统计与田野调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04年）。该书内容涉及到东北史、清代移民史、人口史以及民族史尤其是满族史等诸多领域，不仅理清了编入八旗的这一汉族移民群体的线索，还解决了一些东北史遗留的较为重大的疑团。作者在研究方法上进行了诸多新的尝试。例如，将辽宁省档案馆保存的《盛京内务府户口册》的大量资料转换成可为电脑识读的文字、数字及代码，建立电脑数据库；查阅大量查阅相关的满汉文献资料，加以搜剔剖析，作为对户口册的解释、补充和参照，从当地搜寻民间谱书与碑文以填补官方史料缺载的空白；借鉴民族学家的田野调查方法，亲自前往当地进行调查；等等。
王戎笙、王天有、李世愉主编的《中国考试通史》（明清卷），已由首都师大出版社出版（04年10月）。
本年度，学科成员发表了一批有份量的学术论文。例如，赫治清的《清代邪教与清朝政府对策》（《清史论丛》2003—2004年号）一文，对中国历史上的“邪教”一词进行溯源，详细论述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邪教”概念及其内涵的演变，集中阐述了清代“邪教”的六大基本特征、清朝政府有关“邪教”问题的七大对策、清代邪教屡禁不止的原因，以及清代邪教与民间宗教、秘密教门、农民起义关系等问题。此文是他主持的《中国历史上的邪教与政府对策》课题的主要研究成果，集中体现了该课题研究的理论体系、基本观点和主张，在诸多方面具有开拓创新的意义。如该文把学术界已知 “邪教”一词最早见诸中国史籍的时间，上推了150余年，对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邪教”概念及其内涵的演变作了令人信服的论述；首次提出明清以来“邪教”是政治概念而非宗教概念；等等。吴伯娅的《关于雍正禁教的几个问题——耶稣会士书简与清代档案的比读》一文（《清史论丛》2003—2004年号），比较和研究了近年来翻译出版的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和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对雍正禁教一事作了进一步的探讨。该文认为，福建地区从明到清一直是中西文化的撞击点和交汇处。它是“辟邪”运动的中心之一，又是礼仪之争的爆发地。它与康熙帝禁教政策的确立息息相关，又是雍正朝严行禁教的导火线。雍正帝的禁教不仅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而且很有步骤，充分反映了他的施政特色。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有许多清代中文史料没有包含的内容，为我们研究清史提供了一批新的史料、一个新的视角。认真比较和研究耶稣会士书简和清代档案，将会使我们对清史的若干问题有更全面的了解，更深入的认识。其他论文如陈祖武的《钱宾四与清儒学案》（《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1期）、李世愉的《对清代君主专制制度的几点看法》（《河南大学学报2004年3期》、林存阳的《胡培翚与〈仪礼正义〉》（《史苑》2004年5期）、刘景莲的《清代澳门涉外命案司法审判程序》（《文化杂志》2004年夏季刊）、杨海英的《佐领源流与清代兴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三集）、杨珍的《清朝权臣与皇权的关系及其特点》（《清史论丛》2003—2004年号）等。
本学科成员积极参与清史纂修工程，并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目前，已有三位学科成员分别担任清史主体工程项目《传记· 学术人物》、《传记·康熙朝（下）、《典志·科举志》等卷的负责人，部分学科成员承担了撰写任务。另有两位学科成员应聘分别在清史编纂委员会典志组、传记组工作，以其敬业精神与深厚的学养而受到好评。
本年度先后举办三次清史研究沙龙；出版《清史论丛》一卷（2003一2004年号）。
作为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学科成员的共同努力下，本年度创建了清史研究网站“www.qingstudy.com”。
五
研究领域的扩展、研究视角的转变与研究方法的多样化，是近年来清史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也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发展趋势之一。
改变将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上层精英的原有模式，更多地关注于下层民众的生活，这是值得肯定的。但应警惕不能走向另一极端，即忽视对以帝王将相为主体的上层人物的研究。这是清史研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事实上，不少已作过研究的所谓老课题中，仍有很多尚未解决之难点，需要我们发掘新的史料，借鉴新的研究方法，重新审视，深入探索。研究领域的拓展，不仅仅是指增加新的研究对象，使用新的研究方法，也应体现在将前人作过的研究推进一步，使之达到新的深度与广度。
本学科今后的发展，既存在一些问题，也面临着机遇与挑战。
从个人研究方向看，学科成员的构成尚有欠缺。吸纳研究清代政治史、清代经济史、清代军事史的青年科研人员，以逐步形成“分兵把口”，各有专攻，研究人才齐备的科研队伍，是今后学科建设中的一个紧要任务。
从学科梯队的年龄结构看，本学科40岁至50岁之间的研究人员相对为少。这为我们大力培养年青一代学科成员，使之尽快成为学科的中坚力量，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我们将继续采取定期举办清史研究沙龙，出版《清史论丛》等措施，尽可能地为青年科研人员的成长提供有利条件。
本学科成员承担清史主体工程项目《传记·学术人物》、《传记·康熙朝（下）、《典志·科举志》等卷的组织与撰写，这使我们能够通过这一工作，进一步加强本学科在清代学术史、政治史、典章制度特别是科举制度研究中的优势地位。但是部分承担者原有课题与新的任务之间或会发生冲突，顾此失彼。在清史撰写时间所限很紧的情况下，如何首重质量，如期完成任务，显然也是一个难题。
总之，扩大优势，克服不足，在清史修纂及其他课题研究中坚持严谨、务实的学风，注重论著质量，加强学科建设，进一步提高学科成员的整体学术水准，将是我们今后的努力方向。我们充满信心。
2004年月11月
（清史学科成员提供资料，杨珍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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