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西亚非洲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0001
【原刊页号】60～62
【分类号】K24
【分类名】明清史
【复印期号】200006
【标题】清代人眼中的非洲
【作者】彭坤元
【作者简介】彭坤元，1937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代表作：《非洲通史·现代卷》（合编，1995年）。通信地址：北京东总布胡同19号601室；邮编：100005
【内容提要】清代人对非洲的认识有这样一些特点：一、在认识的深度和广度上比起以前各代大大前进一步。如清代人对整个非洲大陆及其周围岛屿的地理面貌有较清晰的认识，对埃及、马格里布、南非和沿海地区的历史和社会状况也具有一定知识；二、清代人习惯以“华夏文明中心主义”的观念观察外部世界，加上他们的非洲知识有许多得自西方的著述，因而在对非洲黑人和他们的文明在作价值判断时，轻视和贬抑之词比比皆是。这妨碍了他们正确地了解和认识非洲；三、19世纪末，在非洲遭受帝国主义瓜分之时，中国也面临抵御外侮，救亡图存的任务。共同的命运使中国的仁人志士开始关注非洲的局势和非洲人的命运，从而奠定了两地人民反殖反帝斗争的基础。
【关键词】清代人/非洲/中非关系
【正文】　
　　中国人对非洲的认识可以追溯到汉代。《后汉书·西域传》记载，汉和帝永元九年（公元97年），西域都护班超遣使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至条支，临海而回”（注：此“海”指波斯湾。）。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大秦皇帝安敦（注：据考， 安敦即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安东尼乌斯，161～180年在位。）曾遣使到中国通好，赠象牙、犀角和玳瑁。汉代的西域，其广义的范围包括亚洲中部、西部、印度半岛、欧洲东部和非洲北部在内。在亚非欧海运通畅之前，横贯西域的陆路长期是东西往来要道，便利了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汉代，中国的丝绸和瓷器等物品通过陆路直接或间接地销往红海和地中海地区，而时属罗马阿非利加行省的埃及、昔兰尼卡和突尼斯则是前往大秦的必经之地。罗马皇帝安敦赠送的象牙、犀角和玳瑁3 样物产显然不产自意大利本土或西欧，而是产自非洲东部和东北部。由此可知，汉代人是通过大秦获知非洲的。三国时期的《魏略·西戎传》中提到乌迟散城，有人考证乌迟散即埃及的亚历山大港。《那先比丘经》里称它为“阿荔散”。上述零碎片断的资料虽然宝贵，但很难使人对非洲有一个哪怕是粗略的认识。　
　　唐、宋、元、明以来，中国人对非洲的认识逐渐丰富、具体，涉及非洲的著述也多起来。人们熟知的有，唐人段成式撰的《酉阳杂俎》，南宋人赵汝适撰的《诸蕃志》，元代汪大渊留下的《岛夷志略》，明代马欢写的《瀛涯胜览》等著作。这些著作是研究中非友好关系史所不可缺少的。尽管如此，直到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人对非洲的认识和了解仍然停留在局部地区，主要限于北非、东非和东南非沿海一带。而且所具有的知识也是零散片断，不系统。到1840年，中国被迫打开门户之后，这种状况才发生改变。　
　　那么，鸦片战争之后，清代人对非洲的认识达到了什么水平，有什么特点，留下了什么可启迪后人的遗产呢？　
　　　　　　一. 清代人对非洲的认识较以前历代中国人大大前进了一步　
　　清代有关非洲知识的著述不少，涉及的面也比较广。不过，有关非洲的知识散见于各类著作中。例如，在林则徐主编的《四洲志》，魏源编纂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畲撰写的《瀛寰志略》里都收编有非洲志部分，介绍非洲的地理、社会和政治状况。张德彝撰写的《航海述奇》，王锡祺编撰的《小方壶斋舆地丛钞》里收编的《探地记》、《三洲游记》等则是对非洲某些地区的见闻和游记。上述著作里有关非洲知识的介绍，既有从宏观角度作全面概述的，也有从微观角度进行详实描述的。可举徐继畲的《瀛寰志略》非洲部分和丁廉的《三洲游记》为例稍加剖析。　
　　《瀛寰志略》成书于道光十二年（1848年），综述世界五大洲的地理历史概况，非洲志是其中一部分。光绪年间，薛福成根据新资料对其重新改写，绘地图8页，出版了《瀛寰志略续集》， 较《瀛寰志略》内容充实。徐继畲（1795～1873年），（字松龛），山西五台人，道光进士，曾任广西浔州知府，后在福建办通商事务兼署闽浙总督。同治四年（1865年）任总理事务衙门行走。由于职业关系，他十分关心时事，熟悉外洋情况，又常接触外商、海员。他的非洲知识得自外洋人的著作和见闻。他的《瀛寰志略》还吸收了《海国图志》（1842年成书）中非洲志的内容（注：《海国图志》是以林则徐主编的《四洲志》为蓝本。《四洲志》的内容则是译自英国人默里（Murray）编纂的《世界地理大全》一书，经加工润色而成。）。该书从宏观角度对整个非洲大陆东西南北中各部分及其周围岛屿作了全面介绍，对非洲各个区域和国家，“叙其方位、标明经纬度”，对史实和社会政治状况也有新叙述。尽管其中有些讹误，但时人可从中对非洲大陆有一个整体的、系统的认识。这样的认识是前所未有的。这是对非洲认识的广度而言。　
　　与《瀛寰志略》不同，丁廉撰写的《三洲游记》（1878年）是从微观角度记述作者亲身游历东非内陆的所见所闻。丁廉是以丹麦驻亚德拉领事文案的身份游历和观察东非内陆的，具有官方色彩。根据《三洲游记》中提到的地名、族名和国名，初步推断他们一行人游历的路线大致是：从桑给巴尔岛启程，越海至巴加莫约，由此往西，沿着历史上形成的贩运象牙和奴隶的商道，途经戈戈人居住区，多多马，转向西此，走过辛吉达和苏库马人地区，之后乘船沿维多利亚湖西岸北上，进入布尼奥罗和布干达境内，最后折向南穿过米兰博国王统辖地区，抵达坦噶尼喀湖东岸的乌及及。整个行程两千多公里，历时一年半。这条路线止于布干达的这一段很可能是英国探险家斯皮克1860～1862年考察尼罗河源头时走过的。　
　　丁廉游历东非内陆是在欧洲列强分割非洲之前，那时东、中非地区还未形成后来的政治区域划分，还保留着殖民主义统治之前的社会形态、生产手段、农牧经济、集市贸易、商品交换、风俗民情等。这些在丁廉游记中都有叙及，因此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比如对苏库马地区农村的公社制度，对木坞发生的部落之间的战争，对卡拉圭王宫和宫廷礼仪，对基塔拉酋长的相貌和穿着打扮，以及对卡拉圭国王嗜酒和酒后的醉态，都有十分生动、细致的描写。对非洲某些地区和某些问题有这样深层次的认识，这是清代以前未曾有的。　
　　正因为清代人对非洲的认识有所深化，所以在写作体例上也突破了宋元明三代人所采用的叙述和介绍非洲的呆板模式，即按条撰写，一地一条，每条概要“言及当地习俗、信仰、物产及贸易品”。汪大渊、马欢和费信同样是“附舶浮海”，“亲历其地”，将所见所闻“亲手记之”，但他们的著述就没能脱出宋人赵汝适《诸蕃志》的框框。　
　　　　　　二.清代人对非洲的认识有很大的片面性和狭隘性　
　　清代人在观察外部事务时，总喜欢用“华夏中心主义”的观念和“大一统天朝”的思想做为价值标准。后来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又受到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此外，清代人所具备的非洲知识有许多是从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书刊中得来的。所以清代人撰写的关于非洲的著述中充斥华夏中心主义的偏见。他们看不起黑色种族，称非洲人“形貌黑丑”，“混沌无知，近禽兽”，“污秽不洁”，“风俗极陋”，“性残酷、好杀”，甚至耸人听闻地说他们“食人”。这些蔑视、污辱和抑贬之词尽管有不少来自西洋人的偏见，但清代人照搬照用。另外，对于处在相对后进阶段的非洲社会，他们的解释是，“阿非利加一土，以八卦方向视之，正当坤位。其气重浊，其人类颛愚，故剖判已历千万年，而淳闷如上古，风气不能自开”（注：徐继畲：《瀛寰志略》，转引自艾周昌编注：《中非关系史文选（1500～1918）》，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87页。）。认为撒哈拉以南非洲之所以不能“烈山译而驱物，诛草莱而播嘉谷，秽墟且变为腴壤”，在于“番族之无此智能也”（注：徐继畲：《瀛寰志略》，转引自艾周昌编注：《中非关系史文选（1500～1918）》，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88页。）。 这种解释显然是错误的。正是认识上的这种片面性和狭隘性妨碍清代人正确地认识非洲和非洲的文明。这是清代人的时代局限性，也是人类认识上的局限性。因为直到19世纪中叶，科学意义上的非洲研究还刚刚开始，那时西方出版的非洲地图，除了标出埃及、马格里布和非洲沿海地带若干小块殖民地之外，广大地区，特别是内陆地区还是一片空白。　
　　　　　　三.开始关注非洲局势和非洲人的命运　
　　19世纪末，正值非洲惨遭欧洲帝国主义瓜分宰割之时，中国也成为西方列强和日本军国主义的俎上肉。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使国人深感亡国灭种的忧患。越来越多的仁人志士为探求救国之道，走出国门，关心天下大事。在非洲大陆发生的反对侵略、反对瓜分的斗争，以及任何为救亡图存展开的抗争，都会引起国人的关注。从19世纪末到清朝灭亡的十多年间，关注非洲政局的发展，评说非洲问题的著述和报刊文章不断出现。例如，1894～1895年阿比西尼亚人民抗击意大利侵略的战争，1899～1902年在南非进行的英布战争，1911年德法两国争夺摩洛哥引发的“豹子跳跃”事件等，都引起知识界和爱国志士的关注。梁启超、康有为、戴呜池、王韬、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民主革命家陈天华等人，都曾对非洲发生的事件发表过看法。　
　　梁启超在论及英布战争（所括菲美战争）对中国局势的关系时指出，“今事（指英布和美菲战争——作者）之关系于我中国者，若邱山之重”。他通过分析英德俄法瓜分中国时既有勾结的一面又有利益冲突的一面，推断英布战争的结局有可能延缓俄国对我东北地区的占领，但也“可以（加）速中国瓜分之局”（注：转引自艾周昌编注：前引书第200页。）。在另一篇评论里，他赞扬特兰斯瓦人以数万人之兵勇敌英国50万大军，这种“以弱小之国而能争自存，亦足愧世之役于强大而不能自主者矣”（注：转引自艾周昌编注：前引书第200页。）。 试图以此唤醒国人警惕中国被瓜分的危险，激励中国人在“猛虎在门，仇敌比邻”之际，应学特兰斯瓦人为争自主，争自存，敢于面对强敌，“视死如归”。　
　　孙中山先生曾十分关注德法两国为争夺势力范围引起的摩洛哥危机，他对该事件发表评论时，着意批评那些“惧革命召瓜分者乃不识时务者”（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248页。）。　
　　民主革命家陈天华在所著《猛回头》一文里表达了对遭受侵略奴役之苦的非洲人民的深切同情，与此同时揭露了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丑恶行径。他写道：“欧洲各国逐渐把他的地方瓜分了，又将人口掳回，叫他做最粗的工，好比牛马一样”；“西洋人看待此处的人如草芥一般，享福的是西洋人， 受苦的是此处人（注：转引自艾周昌编注：前引书第192页。）”。　
　　上述列举的议论和情绪是有代表性的，是建立在中国和非洲都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分割、奴役和欺凌，都面临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这样一个共同的基础之上。可以说从这个时候起，中国人民开始把自己的命运同非洲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由此奠定了彼此在尔后反帝反殖斗争中相互支持，相互鼓舞的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