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台湾学术界从20世纪50年代起，从未停止过对袁世凯的研究。据不完全统计，从1950年7月4日台湾《公论报》上发表刘生焱撰写的《清廷信任袁世凯》起，迄2000年止，已出版研究专著26部，袁世凯史料汇编22部，发表论文近300篇。（注：上述研究成果中包含少量大陆学者撰写、由台湾出版界出版的论文和著作，以及大陆解放前出版，后由台湾重新影印的部分。）上述有关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袁世凯一生的研究 

台湾学术界对袁世凯一生，包括各个历史阶段的研究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仅这一方面的成果就有专著14部，论文近50篇，出版传记资料集17册。 

在上述研究成果中，对袁世凯一生进行综合性研究的专著有：1988年由天元出版社出版的韩天著《袁世凯评传》，翌年由国际书局出版的霍必烈著《袁世凯传》和天义出版公司出版的杜英穆著《吴三桂袁世凯　张宗昌》，1997年由克宁出版社出版的谢本书（大陆学者）著《总统皇帝袁世凯》，以及1998年由立绪文化公司出版的侯宜杰（大陆学者）著《百年家族：袁世凯——中国近代史上翻云覆雨的政治人物》。对袁世凯进行阶段性的研究的专著有：1954年由台湾中华书局出版发行的《袁世凯窃国记》，1964年由文星出版社出版的刘凤翰著《袁世凯与戊戌变法》，1970年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的林明德著《袁世凯与朝鲜》，1977年由池在运撰写并印行的《袁世凯与中日甲午战争》，1994年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万仁元著《袁世凯与北洋军阀》，1995年由普金文化公司出版的陈鑫波等著《前所未闻的民国趣事——袁世凯与皖系军阀》等。20世纪60年代由台湾影印出版的大陆1949年以前出版的对袁氏综合性研究的专著有：黄毅《袁氏盗国记》、佚名《袁世凯全传》、袁克文《洹上私乘记》，阶段性研究成果有：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云南政报》辑印《袁世凯伪造民意纪实》等。 

在出版对袁世凯一生综合性和阶段性研究专著的同时，台湾学术界还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 

对其一生进行综合性研究的代表性学术论文有：章君著《袁世凯的枭雄面目》（《联合时报》1970年6月26日），耕农《谈袁世凯》（上中下）（《新中国评论》1956年11卷第2～4期），左舜生《民国叛徒》（1～3）（《民主潮》1964年14卷第10、11、13期），王成圣《风云际会袁世凯》（《中外杂志》1975年18卷6期），关国煊《袁世凯》（《传记文学》1976年29卷2期），袁世凯的女儿袁淑贞《我的父亲袁世凯》（《大成》1984年第126期）和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中外杂志》1990年第47卷第4～6期；第48卷第1期）。收入各种学术论文集中的有：林怀卿《袁世凯》（《同光风云人物》，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95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83年，第38页），杨格《现代化的保守人物——袁世凯》（《中国现代史论集》第4辑，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第71页），吴相湘《“遁甲术专门”之袁世凯》（《民国百人传》，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3册，第327页），张玉法《袁世凯的仕宦阶梯，1881～1891》（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第29页）等。 

阶段性研究的代表性论文有：陆权《武昌起义前后的袁世凯》（《联合报》1961年10月10日），陆啸剑《袁世凯与戊戌变法》（《文星》1963年12卷3、4期），田布衣《袁世凯称帝始末》（《春秋》1966年4卷1期），张玉法《二次革命：国民党与袁世凯的军事抗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集刊》1986年第15期），刘路生（大陆学者）《袁世凯在朝鲜》（《韩国学报》1992年第11期），刘凤翰《袁世凯获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经过》（《近代中国》1991年第86期）等。 

仅从上列部分专著的书名及论文的篇名用词，如：“袁氏窃国”、“一代枭雄”“中国近代史上翻云覆雨的政治人物”、“民国叛徒”、“现代化的保守人物”等，不难发现台湾学术界对袁世凯一生的评价基本上是否定的。除此以外，台湾学界还在著作和论文中用了“空言欺世官僚嘴脸”、“不择手段迅速转向”、“假版《顺天时报》穿梆”等小标题，[1]又具体地论证袁氏一生所作所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是章君著《袁世凯传——一代枭雄》（台湾中外出版社，1975年），全传用了86个类似的小标题，写了袁世凯在朝鲜12年“他一生关键最重大的一段时期”，颇具说服力。 

台湾学术界对袁氏一生评价的文字，并非一刀切。笔者发现也有文章写了袁氏一生中还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代表作有刘凤翰的《清末袁世凯治兵之道——现代军事传承与创新》（《近代中国》1995年第103期），独孤白的《袁世凯的一件功绩：文官保障法案》（《春秋》1997年第27期），以及“驻戍朝鲜严整军纪”、“山东剿匪保境安民”等。[1]这些与大陆学者对袁氏的评价是相近的。 

有的文章对袁氏获取大总统地位的合法性问题提出了与岛内大多数学者截然不同的看法。1996年台湾《传记文学》第68卷第3期上发表的唐德刚的《袁世凯史传再发掘——从蒋中正与毛泽东说到袁世凯》一文，曾这样写道：“根据‘中华民国’搞共和‘政体’(Republicanism)的‘法统’(Legitimacy)来说，……任何法学家、历史学家都不能否认袁世凯是‘中华民国’的第一位合法的正式大总统。——他比他的继任‘总统’——从黎元洪到李登辉——都更为‘正式’，更为‘合法’。”作者不认为袁世凯在各国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窃取了民国大总统职位。笔者翻阅台湾学者的大部分论文，结果未发现有第二人持此看法。由此可见，唐的上述看法仅一家之言而已。 

二、袁世凯的人际关系研究 

袁世凯一生与近代史上诸多著名人物，包括国外来华大臣和使节都有过交往。台湾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不少成果，已出版发表的文章有30余篇。其中有关袁世凯与满清贵族关系研究的文章有：龙宝麟《慈禧袁世凯康有为》（《中外杂志》1969年第5卷第6期），林熙《袁世凯给端方的一封信——瞿鸿基与丁未政潮》（《大成》杂志1988年第174期），肖霄一士《荣禄与袁世凯》（《袁世凯传记资料集》第2册，台湾天一出版社1985年，第78页），庄练《袁世凯与庆亲王》（《袁世凯传记资料集》第3册，第121页），矢野仁一《醇亲王与袁世凯》（《袁世凯传记资料集》第10册，第893页）等。袁世凯与清朝官吏关系研究的文章有：宋希尚《张謇与袁世凯》（《畅流》1963年第37卷第5期），陈亨德《岑春煊与袁世凯半世恩仇》（《春秋》1967年第6卷第5期），筿园《岑春煊与袁世凯》（《中国近代史论丛》第二辑第五册，台湾中正书局1963年，第439页）。与革命阵营人物关系研究的专著有：1993年中华民国国父研究会编印的《国父与袁世凯》；代表性文章有：林斌《袁世凯与汪精卫的因缘》（《畅流》1969年第39卷第9期），刘震岚《黎元洪袁世凯谋杀张振武的内幕》（《历史》月刊1995年第52期）等。袁世凯与名士之间关系的研究文章有：姚渔湘《章炳麟与袁世凯》（《台湾新生报》，1956年10月22日），陈兰荪《袁世凯与康有为》（《畅流》1968年第38卷第3期），阮玉成《王云五与袁世凯》（《传记文学》1999年第74卷第5期）等。袁世凯与外国大臣及使节关系的研究文章有：姚崧龄《芮恩施所认识的袁世凯》（《传记文学》，1970年第7卷第1期），唐德刚《记一次失足的帝王梦——兼为古德诺教授喊冤》（《传记文学》1998年第73卷第5期）、《袁世凯的宪法顾问古德诺》（《袁世凯传记资料》，第2册，第538页）等。 

从上述台湾有关研究袁世凯的人际关系取得的成果分析，笔者以为，袁世凯之所以能够一步步高升，最后做上中华民国大总统，乃至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过一把皇帝瘾，除了清末民初的历史背景外，似与他所接触的四个方面的人物不无关系。他们从不同的角度，为袁世凯提供了其达到要想实现的目标所必备的条件。如他与慈禧太后、庆亲王奕劻、醇亲王奕譞、端方、荣禄等一批当时掌握清朝实权的人交往，目的是千方百计取得他们的信任，以获取更大权力。他与已经取得清政府信任的官员岑春煊、张謇、张之洞等人接触，目的是取得他们支持；他与孙中山、汪精卫等革命党人的往来，目的是想通过他们赢得更多的票数，最后取而代之；他与当时文人墨客康有为、王云五等的交往，则是利用他们为自己的政绩及主张制造舆论。所有这些交往与接触，归结到一点，就是以谋取国家最高权力为目的。为此，他曾不择手段地出卖维新派，向荣禄告密，以换取满清贵族的信任。他表面上从不向孙中山提任何要求，百依百顺，使孙中山错误地认为袁世凯的一切并不如传言中恶劣，甚至拟吸收袁世凯加入国民党，且愿意把党魁的地位让给袁世凯。他虽与张謇有一份“师弟关系”，开始对张较为“畏惮”，[2]（第3册，P284）但一旦他大权在握，就改变了态度。台湾学术界曾有人以《袁世凯对张季直三易称呼》为题著文予以证实。文章这样写道：“袁世凯在朝鲜吴长庆幕府时，曾奉吴命，师事张謇。袁时时以文呈张，张督之严，然颇奇其才，时袁称张为‘季直师’，或‘张老夫子’。不久，袁为大总统，函电均罢除师号，改称‘季直先生’或‘张老先生’。筹安会起，袁任张为农商总长，张虽辞而未就，然袁又改了称呼，以‘季直兄’代替‘季直先生’，居然降师为友。”[2]（第3册，P285）他与文人墨客的关联在于在关键时刻不要唱反调，但其结果却事与愿违，正如有的文章所说：“筹安议起，袁决议称帝，以湘绮（即王闿运）为国老，恐持疑议，乃嘱杨度致书微示以意，湘绮实不赞同，于复杨函中有‘总统为公仆，不可使仆为帝’之语”。[2]（第3册，P237）这说明文人墨客并非全都会依顺袁世凯的倒行逆施。 

三、袁氏亲属及其弟子的研究 

台湾学术界对于袁世凯亲属及其弟子的研究，包括其子女对其父亲的回忆，出版过两部专著，发表过15篇文章。两部专著为1913年印行、文星书店1962年影印出版的沈祖宪等著《容庵弟子记》，[2]（第4册，P293）1926年大东书局出版、文海出版社1966年影印出版的袁克文著《洹上私乘记》；发表的第一篇代表作系署名“退役记者”的《袁世凯三父子》（《公论报》1956年11月18日），另有代表性的文章：袁淑祯《我的父亲袁世凯》（《传记文学》第1967年10卷3期、《大成》1984年第126期），沈云龙《袁世凯的妻妾子女》，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中外杂志》1990年第47卷4～6期，第48卷第1期），《袁克定克文兄弟》（《袁世凯传记资料》第6册第456页），《袁克文为父伸冤》（《袁世凯传记资料》第6册第459页），袁淑祯的《我的父亲袁世凯死后》（《袁世凯传记资料》第17册第1页），以及张守初的《袁世凯子孙的异行》（《中外杂志》第32卷第2期）等。 

上述出版和发表的对袁氏家属（包括子女对其父的回忆）及其弟子的研究成果，归纳起来涉及到三个问题：第一，对袁氏三父子即袁世凯与袁克定和袁克文，以及对其妻妾的研究；第二，袁世凯的几个子女对其父的回忆与“伸冤”；第三，对袁世凯弟子及徒弟的研究。 

有关第一个问题，台湾学术界发表过二篇专文《袁氏三父子》，因资料短缺，笔者无法知道文章的详细内容，但我们可从其他文章，即《袁世凯求医》一文中获悉。[2]（第4册，P293）袁世凯为了医治长子袁克定的“跛脚”，“为他一共医去了二十多万元”，终使儿子因“跛脚”而引发的“腰受伤，手脚不能动弹”得以转危为安，尽管命保住了，却变成了终身残废。还有人在类似的文章写道：“袁称帝前，就有人把袁克定称为曹丕，袁克文称为曹植。因为克文诗酒风流，自比曹植。有一次兄弟两人口角，袁克文说，‘你要作曹丕，难道不许我作曹植？’”这件事传到了袁世凯那里，他把儿子痛骂了一顿，并怒气冲冲地说：“你们这两个畜生，怪不得外面有人骂我是曹操，你们自己竟比做曹丕和曹植，这真是荒唐极了。”[2]（第6册，P456）台湾学术界对袁世凯的三个儿子的评价是：老大虽已残疾，又先天有口吃，对内他“很能守袁家私法”，“颇能保持长兄的尊严，所以三十一个兄弟和妹妹，对他都非常敬礼。”对外却以储君自居，对北洋旧人竟不假以颜色，甚至对段祺瑞、冯国璋都不理睬。因此有人著文说：他有“曹丕之志，却无曹丕之能，也无曹丕之命”。对老二袁克文的评价是：“虽以名士自居”，“才华横溢”，却不赞同袁世凯做皇帝。据张守初发表的《袁世凯子孙的异行》一文披露，当初曾任袁世凯总统府大总管的袁世凯的侄儿袁乃宽，由于思想开明，反对帝制更激烈，并趁机在新华宫投下一枚炸弹，虽未炸死其叔，但给予图谋帝制者以强烈警告。事后他逃亡上海，改名袁不同，以表示他与袁氏子孙的不同。对老三克良的评价，说他是一个“不识时务”者。[3] 

台湾学术界对袁世凯的妻妾子女的研究，最有价值的文章是沈云龙撰写的《袁世凯的妻妾子女》一文，作者经过详尽对比考证，认为袁克文编著的《洹上私乘记》中对袁世凯妻妾子女问题所提供的数字是“正确”的，即袁世凯有1妻9妾，17子，15女。“以上所述不仅补正若干有关袁氏妻妾子女记载的阙失，并且澄清了不少错误的传说，纵然有不免‘阿私’或‘为亲者讳’之处，究竟是较为可信的直接史料。”[4] 

有关第二个问题，袁氏子女对其父的回忆，影印出版过一本袁克文的《洹上私乘记》，内有“先嫡母传”、“家慈母传”、“先生母传”、“诸庶母传”、“大兄传”、“诸弟传”、“诸妹传”以及“自述”。这是迄今为止，袁氏后代对其父及有关的家庭成员所作的最详尽最权威最可靠的记述。其次是前面提到的袁世凯之三女袁淑祯（后改名静雪）撰写的三篇文章，在她的回忆文章中，曾提到袁世凯“在山东巡抚任上，一共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剿办山东境内的所谓‘拳匪’，另一件是在八国联军入侵时的所谓‘保境安民’”，还有“一妻九妾卅二儿女”，并分析了袁世凯“荒唐生活从他的十五六岁就开始了”。她在文章中披露的一些史实，对学术界进一步拓展对袁世凯的研究是有帮助的。但有一点是值得怀疑的，即袁世凯死后，“只在他的笔筒里找出二十元，因此他的后事都是他的徒弟们拿出钱来办的”。笔者注意到，此说与作者本人1984年8月18日在《联合副刊》上发表的《我的父亲袁世凯死后》一文中的“我们家里的人在我父亲安葬以后不久就分了家。大哥袁克定，因系嫡出长子，独分四十万（元），其余庶出的儿子，每人各分二十万元。他们所分的钱数，除了现金以外，还有折合银元数的股票（包括开滦煤矿，启新洋灰公司，自来水公司的股票）在内”的说法自相矛盾。 

台湾学术界在出版发表袁氏子女的回忆、专著的同时，还对其子袁克文在《洹上私乘记》一书中，将袁世凯命赵秉钧唆使应夔丞、马士英等谋杀宋教仁一案的杀宋之罪，完全归之于赵秉钧的说法，发表专文予以驳斥。指出，“赵秉钧应负此案之重责，乃是当然。而袁项城实亦不能置身于事外，当时论者，皆已明白指出。”此案“早成定狱，实无可疑”。[2]（第6册，P459） 

袁世凯小站练兵及北洋时期的弟子计七千余人，但台湾学术界已做了研究的人物只有：王成圣的《北洋首要零简——袁世凯徐世昌手札》（《中外杂志》1977年第21卷第3期），黄远庸的《袁总统之徒弟》（黄远庸《远生遗著》下册，台湾天一出版社，1985年第，第51页），郑毓秀的《我的革命生涯（七）——行刺袁世凯和良弼的经过》（《春秋》1968年第7卷第4期），游悔原的《徐世昌代表袁乞和谋僭总统护国军拒之》（《袁世凯传记资料》第12册第256页），王知励的《梁士诒与袁世凯》（《袁世凯传记资料》第12册第293页），杨松客的《梁士诒与洪宪帝制》（《读史杂记》1975年第3期）。影印出版的专著，涉到的人物寥寥无几，“北洋四杰”中仅有徐世昌一人，且也只有一两篇研究成果，余者王士珍、段祺瑞、张镇芳三人，除《容庵弟子记》中有所记述外，均未进行过个案研究。这说明，台湾的学术界对于这一专题的研究，不如对袁氏父子及其子女与袁世凯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多，相反大陆学术界对容庵弟子的研究要比台湾好得多。 

四、史料的整理与出版 

台湾学术界历来十分注重史料的整理与出版，对袁世凯的研究也不例外。据不完全统计，已整理影印出版的“袁世凯史料丛刊”有：张镇芳重修的33卷《项城县志》、丁振铎编辑的65卷《项城袁氏家集》、沈祖宪辑录的5册《养寿园电稿》、袁世凯辑的8卷《新建陆军兵略录存》、段棋瑞等纂校的20册《训练操法详晰图解》、沈祖宪辑录、袁克桓校刊的44卷《北洋公牍类纂续编》、沈祖宪、吴闿生编纂的4卷《容庵弟子记》、袁克文撰的7卷《洹上私乘记》、刘成禺著的2卷《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等1至11辑。上述史料丛刊，大部分系民国时期大陆出版物，后由台湾学术界重新整理，由文海出版社1966年影印出版。文海出版社在“编印缘在”中这样写道：“项城袁世凯（慰廷）为清末民初政坛关键人物，其历史功罪，早有定评。而中外学人之治现代中国史者，对袁氏生平得失之研究，仍极感兴趣。惟坊间出版有关袁氏之资料，往往以民国部分为多，而清末部分，则以屡经战乱，公私藏书散佚者甚多，每苦搜集困难。本社有鉴及此，爰就袁氏乡里方志，先德文集；及其驻韩时期之电稿；小站练兵时期之兵略、操典；出任山东巡抚、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时期之奏议公牍；与夫叙述其个人及家庭之传记；暨洪宪称帝时之纪事诗等，特请沈云龙教授先行选择11种，俾供学人系统研究，并设法从美、日各著名图书馆觅得原本、摄制微卷，重新影印。以后搜集如有所获，当再陆续补刊。”[5]对编纂此套史料丛刊的目的、意图、指导思想，以及包涵的内容，都说得十分明确，省了笔者赘述。但有一点必须说明，就资料价值而言，其中不乏有“吉光片羽”，弥足珍贵的宝中之宝。如《养寿园电稿》，系从海外摄制微型胶卷后再影印的，填补了大陆有关袁氏史料之空缺。 

台湾学术界在出版上述汇刊之后，又遵循原编纂宗旨，于1967年由文海出版社影印出版了“袁世凯史料汇刊续编”，内有陆纯编《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国事新闻社编《北京兵乱始末记》、黄毅编《袁氏盗国记》、白蕉著《袁世凯与中华民国》、梁启超著《盾鼻集》、庾恩暘著《云南首义拥护共和始末记》、佚名著《袁世凯全传》、《袁世凯轶事》，政事堂印铸局的8册《洪宪公报》（即《政府公报》）、黄远庸著的《远生遗著》、张维翰辑的《民初文献一束》、阮忠枢等辑《居仁日览》等12至22辑。“续编”的内容宽泛了许多，并增加数部专著。这就使得整个史料丛刊更趋于完整，既有“清末部分”，又有“民国部分”，既有“汇编”又有“全传”、“轶事”。这是台湾学术界在袁世凯史料的整理与出版方面的突出贡献，功德无量。在这方面远远超过了大陆已出版的有关袁世凯史料集，为研究袁世凯带来极大的便利。与此同时，台湾学界的上述做法，亦为大陆学界提供了一条十分宝贵的经验，即要把历史人物的研究深入下去，并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就必须从整理资料入手。 

五、有待进一步研讨的问题 

五十余年来，台湾学术界在袁世凯研究及其相关史料的整理与出版方面取得令人嘱目的丰硕成果，赢得大陆学术界的一致好评。然而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笔者以为，尚有如下几个问题有待进一步研讨： 

第一，台湾学术界至今没有写出一本令两岸学者都认可的权威性的研究袁世凯一生的大传。 

第二，关于袁世凯的人际关系有待花大力气逐一进行个案研究，才能获得突破性的进展。比如由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的《袁世凯家书》，作为该所《史料丛刊》中的一种，其所收家书83件，其中“致诚弟有关家务琐事”、“致诚斋有关人事请托事”就有63件，[6](P31)余者为“致启弟有关裁军暨人事出缺事”[6](P190)等。但查阅有关台湾已有研究成果，找不到一篇与此两人有关的文章。前面提到的“袁世凯与北洋四杰”，仅有一篇《北洋首要零简——袁世凯与徐世昌手札》，还不是专门的论文。袁世凯在借北洋兵力取得大总统之位后，北洋军阀把握各省民政军政大权者，计有：段芝贵、倪嗣冲、龙济光、朱端、李纯、陆荣廷、赵倜、陈宦、王占元、阎锡山、汤芗铭、陆建章、孟恩远、张作霖、张怀芝、卢永祥、齐燮元、田文烈、曹锟、王揖唐等数十人。[2]（第2册，P6）其中虽有几个人与袁没有什么香火缘，但其凭借以出身的阶梯，仍是北洋。但上述这批北洋人物中，至今很少有人将他们与袁世凯联系起来加以研究。由此看来，在袁世凯的人际关系方面要研究的问题还很多。 

第三，关于袁世凯军事思想方面的研究，在台湾学术界研究成果中，寥若晨星。已出版专著有：万仁元著《袁世凯与北洋军阀》（台湾商务印书馆1994年出版），陈鑫波等著《前所未闻二民国返事——袁世凯与皖系军阀》（台湾普金文公司1995年出版）；文章有：张玉法《二次革命：国民党与袁世凯的军事抗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集刊》1986年第15期），刘凤翰《清未袁世凯的治兵之道——现代军事传承与创新》（《近代中国》1995年第103期）。在所能见的就这么几篇文章中，却没有一篇有关他的军事思想、小站练兵、战略战术、排兵布阵等方面的研究。 

第四，台湾学术界尽管在史料整理与出版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功不可没。但并非有关袁世凯的资料已全部挖掘殆尽。如台湾一贯倡导的“口述历史”研究中，却没有一本与袁世凯有关。再者，袁世凯除上述83件家书外，就再也没有其他家书可言？还有解放前有1300余种报纸，近2万种期刊，除了已整理出版的《政府公报》（即《洪宪公报》，袁世凯史料汇刊续编第18种）外，其他报刊中有关袁世凯资料尚待进一步开发与整理。更何况还有130余种外文报刊中关于袁世凯的报道评述等资料，尤应重点加以整理与出版，以便使两岸学者进一步了解外国舆论界在各个时期对袁世凯的不同看法与评价。 

综观台湾学术界五十余年来有关袁世凯研究的状况，以及已取得的研究成果，成绩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笔者仍深深地感到，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还很多，有待开发整理的资料还亟待挖掘。总之，要把袁世凯研究推向一个更新更高的研究水准，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太多，还需花费很大的气力和更多的时间。我们期待着台湾学术界在这方面能再创辉煌。 

【参考文献】 

[1]　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J].中外杂志，1990,46(1-2). 

[2]　袁世凯传记资料[Z].台北：天一出版社，1985. 

[3]　春秋，1995,22(3). 

[4]　传记文学，1967,10(3). 

[5]　张镇芳.项城县志：一[M].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 

[6]　袁世凯家书[M].中央研究近代史研究编印，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