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存阳　杨朝亮

2005年度的清史研究，依然沿着学术发展的自身规律向前稳固发展，同时亦呈现出诸多令人欣喜的新的学术生长点和亮点，从而为清史研究的不断深化和开拓，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视域。学如积薪，先河后海，本年度清史研究演进的总体特征，是既稳健而又不乏新意。 

一、学术会议 

学术的发展，是诸多综合因素的体现。其中，学术会议的召开为学界同仁提供了交流思想和研究心得的机会。以下一些学术会议，即体现了本年度清史研究的新突破。 

浙东学派与浙东学术。3月16日－17日，由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浙江省社会科学院联合主办的“浙东学派与浙江精神”学术研讨会在杭州举行。大会围绕浙江传统学术文化的基本精神、浙东学派的功利主义传统与浙江精神的关系、浙江精神在新形势下的创新与发展等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探讨。10月28日－31日，为纪念清代大儒黄宗羲诞辰395周年、逝世310周年，以及全祖望诞辰300周年，在宁波召开的“浙东学派与中国实学研讨会”，以浙东学派与实学的关系为着眼点，在深入揭示黄宗羲和全祖望学术成就和影响的同时，更探讨了传统学术向现代转进的新路向。 

中外文化交流。8月18－20日，由中外关系史学会、延边大学中朝韩日比较研究所、沈阳东亚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多元视野中的中外关系史学术研讨会”在延吉举行。本次会议以一种广阔的世界视野，对中外关系史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其中，李迎春、吴伯娅、王政尧等学者关于清代中外关系史方面的论文，体现出学者们在这一问题上新的致思路径。此外，7月30日－8月1日，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和德国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茨坦莱布尼茨编辑委员会，在北京联合举办了“莱布尼茨政治哲学思想与《中国近事》学术研讨会”。其中，吴伯娅、曹增友、余三乐等人所撰论文，皆涉及到了清代相关的中西文化交流问题。 

清代灾荒史研究。为进一步加深和拓展灾荒史的研究，以及广泛征求专家对《清史·灾赈志》撰写的意见，8月22－24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在北京共同举办了“清代灾荒与中国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除了从社会、人文、历史的角度对灾荒进行探讨外，自然科学工作者的积极参与成为本次会议的一个突出特点，他们从自身的研究领域出发，对灾荒问题提出了一些新颖而独到的见解。而作为本次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清史·灾赈志》的撰写引起了与会学者的广泛兴趣与高度重视。专家们在肯定了《灾赈志》大纲的整体设计的同时，还就灾情篇的写法、灾情篇在《灾赈志》中的比重、抗灾人物是否单独成篇、档案史料的利用、资料长编的编写，以及自然灾害究竟应该包括哪些灾种等问题，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本次会议是几十年来清代灾荒史研究成果的一次全面展示，它为中外学者提供了一个交流与合作的平台，也为学者们今后的深入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庆故宫博物院八十华诞。由故宫博物院和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联合主办的“故宫博物院八十华诞暨国际清史学术研讨会”，于2005年8月26－28日在北京举行，来自大陆、港澳台地区和国外的百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本次会议。专家学者们就清代政治制度、典章制度、礼仪规章、民族关系、对外关系、文化经济政策、皇室与宫廷文化以及重要人物等诸多专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和交流。本次研讨会的举办，堪称迄今规模最大的有关清史的国际会议。 

科举制与科举学。9月2－4日，由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主办，中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业委员会、《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编辑部协办的“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厦门大学隆重举行。会议围绕“纪念中国科举制度废止一百周年”、“科举制的政治、社会、教育、文学视角”、“韩国、越南、日本的科举制与海外的科举学”、“科举考试、科举教育及对现代的影响”等问题，对科举制与科举学作了多学科、全方位的探讨。而引人注目的是，作为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一门崭新而独立的研究领域，“科举学”成为本次国际学术研讨会聚焦的一大亮点。所谓“科举学”，其宗旨即在于促进科举研究的学科整合及理论化、系统化，探究科举考试的发展规律，为现实考试改革提供有益借鉴。此一理念，不仅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而且也具有强烈的现实使命感，无疑将有力地促进科举研究的系统化推进。 

此外，如本年度9月在北京举行的“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学术研讨会”，以及由清华大学与美国密执安大学联合举办的“十九世纪中国的危机国际学术研讨会”等，对明清档案的发掘与利用、十九世纪中国面对的危机与引发的问题等，在宏观与微观方面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二、政治史 

本年度清代政治史的研究，主要在政治与学术、明清易代、帝王政治、制度建设、遗民问题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新的收获。 

政治与学术。冯尔康《清史研究与政治》（《史学月刊》第3期）以颇具学术反思的忧患视野，对20世纪以来清史研究与政治，即学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提出了独具个性的问题意识。冯先生指出：清史研究自始就与政治纠缠在一起，反满革命、反帝爱国、反修（反对苏联“修正主义”）、革命与继续革命，都在影响着它的研究进程、学术质量。这一局面，有着正、负两方面的作用，即政治可以创造条件为学术研究提供一定的发展空间，然而它的指导思想也可能让学术研究偏离学术轨道，造成研究领域的失衡。面对这一困境，冯先生认为：“史学研究，排除政治干扰，学术研究，独立思考，实事求是，以历史经验的总结服务于社会。” 

明清易代。王家范《明清易代的偶然性与必然性》（《史林》第1期）指出，360年前的“甲申之变”，当时有人称之为“天翻地覆”，其实不过是又一次周期性的改朝换代。作者秉着“记忆史”的思路，将引起这一历史事变的各种侧面展示于读者面前。感慨一个政权的崩溃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天运”、“人事”一齐奔来，终究说明“合法性资源”的丧失，是关系政权生死存亡的深层因素，而事变的发生则往往带有偶然性。 

帝王政治。成积春《从“皇天眷佑”到“天命靡常”——论努尔哈赤与皇太极天命思想的演变》（《史学集刊》第1期），分析了清前期满族两位领导者从敬天、信天到疑天的思想变化过程，并指出每一次演变都与后金政治内容与运作方式密切相关，它们或推进或制约了后金及清代社会的发展。吴兆波《康熙帝与佛教》（《历史档案》第1期），从康熙朝佛教政策的制定、圣祖出巡对寺庙的影响、优礼藏传佛教为基本国策三个方面，探讨了圣祖对清代佛教发展所起的作用及所采取的政策，指出这些政策对巩固边疆地区稳定、维护民族团结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常越南《试析乾隆翻政治成案与治道之变》（《明清论丛》第6辑），就清初遗留下来的主要成案及高宗对这些案件重新处理的成因和翻案动因进行了剖析，并由此透析乾隆朝与康、雍两朝治道的不同及高宗统治思想的变化。郝艳红《浅析嘉庆帝亲政后的首次木兰行围》（《历史档案》第3期）认为嘉庆帝亲政后的首次木兰行围，从其主观愿望出发，一是遵循祖制，二是重振大清朝国威。但事与愿违，因为此时的大清王朝已不再是康雍乾之盛世，仁宗亲政的开始即面临的是一个国力已经走向下滑的国家。所以，透视嘉庆帝首次木兰行围表面上的萧条，我们看到的是大清王朝由盛而衰的影像。 

制度建设。杨珍《清朝后妃制度的发轫》（《清史论丛》2005年号），对清朝后妃制度发轫的三个阶段（天命年间，天聪年间，崇德年间），以及各个阶段所具有的特点及其同清朝（后金）社会、政治、文化的关系，做了颇具深度的考察。在此基础上，作者更将这一问题置于历时约三个世纪（1616－1911）的清朝后妃制度发展演变全过程中加以观照，并对其所具有的突出特点进行了揭示。高翔《清朝内阁制度述论》（《清史论丛》2005年号），鉴于史学界对清朝内阁之沿革、职能，及其权力嬗变，均缺乏系统、深入的考察，而此一问题的研究，则是全面、准确认识清朝官僚政治制度，尤其是中央行政体制的重要前提，故从内阁形成与建置、职掌与运转、权力之演变三个方面，对此问题重新加以考索，提出了许多创见。龚小峰《清前期督抚关系管窥——以清官张伯行的仕宦生涯为个案》（《安徽史学》第4期），通过对张伯行仕宦生涯欲进取而又时时受掣肘困境的个案考察，揭示了清代督抚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王志明《清代督抚保题绿营武官的人事权》（《安徽史学》第5期）以督抚的人事权能为标准，将各类保题行为归为非经制性保举、经制性保举和坐缺保举三大类，系统梳理了清代督抚在保题绿营武官方面的职能与作用。王云松《清初翰林院研究》（《清史论丛》2005年号），从明清两朝翰林院设置沿革及其职官建制概况、翰林院与清初政治、翰林院与清初文化三个方面，对清初翰林院制度及相关问题做了系统研究。邸永君《清代满蒙翰林群体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一书，以社会群体研究与制度史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清代满蒙翰林群体做了专深探讨。他不仅阐述了这一群体的形成过程，提出明清科举制度为四级人才结构的新见解，还讨论了满蒙翰林在有清一代政治、文化和行政等方面的作用与贡献。 

遗民问题。孔定芳《清初遗民的“云游”行为及其意蕴》（《人文杂志》第3期）认为，明清易代对于汉族士人尤其是明遗民来说，不仅意味着民族政权的移易，而且象征着汉文化面临严峻挑战，甚至中断之虞。作为明朝的孤臣余绪、汉文化的代言人，明遗民的漂泊人生因此而肇始。“游”，遂成为他们的一种生存常态，但其意味殊为繁复：或为灵魂流浪、精神漂泊，或为凭吊仪式，或为悲情宣泄，或借以暗结豪杰、图谋再造。杜桂萍《清初遗民杂剧的主题建构与叙事策略》（《社会科学战线》第2期）指出，在由明入清的杂剧作家中，活跃着一个遗民创作群体，他们的杂剧创作表现出深切的责任感和忧患意识，力图通过叙事策略的运用达到关怀现实的主题，具有特殊的文学史意义。 

三、经济史 

经济政策。吴海波《清代国家生息资本——盐业帑本考》（《晋阳学刊》第2期），考察了清政府除了运用税收制度加大盐业利税获取财富以外，还尽力利用盐业帑本这种国家生息资本榨取盐商，获得强制性的高利贷收入——帑息。刘彦波《论清代的摊丁入地与地方基层组织的变迁》（《江汉论坛》第9期）认为，摊丁入地的赋役制度改革措施，导致人户与税源离而为二，从而动摇了里甲制度存在的基础，而为了加强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清政府遂推行保甲制度，雍乾之交，在州县以下基层组织中，保甲组织已取代里甲而成为主流。伍跃《清代报捐研究》（《明清论丛》第6辑），对捐纳制度的最初环节——“报捐”（即没有任何官职和功名的报捐者）是如何按照政府规定的程序进行报捐、取得监生身份，以及与地方捐纳相关的地方财政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区域经济的探讨，依然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议题。 

江南经济。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的“早期工业化”》（《复旦学报》第4期）选取“早期工业化”这一视角，展现了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给传统社会带来的变革，从而彰显出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江南市镇在城市化、近代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张海英《明清江南商路的经济内涵》（《浙江学刊》第1期）对各主要商路的分布走向、主要连接点或中转枢纽进行了剖析，指出江南商路对江南地区商品市场体系的形成及市场功能的运转，具有无可替代的影响，体现了丰富的经济内涵。江巧珍、孙承平《徽州盐商个案研究：<疏文誓章稿>剖析》（《清史研究》第1期）根据《疏文誓章稿》的相关记载，从余氏盐店与当时地方官府及徽州商帮的关系入手，探讨了康熙年间徽州盐商的资本来源、兴衰原因等几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 

山陕经济。高春平《论明清时期晋中的中小商人》（《晋阳学刊》第2期）认为，中小商人是晋商研究中不可忽视的群体，他们代表着中下层商人的利益，在明清两朝商品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而他们的人生轨迹与许多寻常百姓的生活命运更为贴近。李刚、黄冬霞《明清晋陕沿黄流域贸易经济圈刍议——以晋西、陕北为例》（《晋阳学刊》第5期）指出，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推动下，该区域于明清时期形成了沿黄河两岸地区的固定贸易圈，并富有自己的特色。它们同处于本省经济中心辐射网的最边缘，两地的自然条件、生产方式具有同一性和互补性，体现了沿黄河流域贸易圈快速而稳定的发展趋势。 

华北经济。黄忠怀《明清华北平原村落的裂变分化与密集化过程》（《清史研究》第2期），通过对华北平原部分地区同源村落成因的系统分析，动态地揭示了村落密集化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动力因素。特克寒《清代热河蒙地的垦殖及影响》（《内蒙古社会科学》第4期）认为，清初为解决京畿满洲八旗生计，安排口内难民，清政府开始在热河蒙地进行较大规模的农业垦殖。这项措施的实行，使得这一地区的经济、社会生活和民族关系及草原生态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影响至为深远。 

闽广经济。周琍《明清客家地区的经济开发》（《江西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客家是汉族中一个独特的民系，客民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形成了客家地区的早期经济开发格局。王日根、卢增夫《清代晋江店铺买卖契约文书的分析》（《福建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以搜集到的清代福建晋江60余份店铺买卖契约文书为依据，对晋江商业活动的若干特点，进行了分析和揭示。郭德炎所著《清代广州的巴斯商人》（中华书局）一书，系统地研究了巴斯商人在广州的活动和意义。 

河南经济。邓玉娜《清代河南集镇的发展特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认为，清代河南省集镇的整体发展过程及其特征表现为：在康熙末年恢复了兴旺生气，先后经历了乾隆、道光、光绪三个高峰期和嘉庆、咸同年间两个低谷期，各区域在集镇数量的增长率、递增率、平均占有率诸方面均存在差异，但总体上看，全省集镇经济在清代处于波浪式前进，呈持续发展态势。许檀《清代河南朱仙镇的商业——以山陕会馆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史学月刊》第6期）指出，朱仙镇是清代著名商镇之一，其兴起约在明代中后期，康熙、雍正年间迅速发展，至乾隆年间达到鼎盛，全镇商人商号数量超过千家。在该镇汇集的商品除相当部分供应省城开封外，流通范围大致可覆盖河南北部的开封、归德、彰德、卫辉等府。 

此外，冯贤亮《明清时期的中国城乡关系——一种学术史理路的考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一文，认为城乡关系问题是中国历史研究中一个值得探讨的重要方面，但长期存在着研究上的许多误区。其中，最易引起争议的是明清两代勃兴的市镇，应该归属于城市还是乡村？这对明清城乡关系的评判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作者指出：研究历史时期的城市、乡村及其两者之间的关系，应该立足于当时的情景和民众的认识与判定，不应该以现代的理念与标准来简单地评判历史时期城乡关系间难以形容的复杂性。 

四、社会文化史 

该领域的研究，主要涉及了区域文化、风俗习惯、戏剧文化和会党教门等。 

区域文化。段继红《清代吴地女学的兴盛与吴文化》（《苏州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长期以来人们总是对女性在封建宗法制度下的卑微地位抱以同情的态度，却忽略了她们牺牲奉献所产生的巨大社会价值。清代吴地女学的兴盛，培养了一大批多才多艺的知识女性，她们创造出的艺术奇葩，构成了吴文化长廊中的独特风景，而她们在家庭教育中发挥的社会作用，更成为吴文化传承链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李绪柏《清后期广东学术文化的奠定者阮元》（《广东社会科学》第5期）认为，嘉道之际阮元督粤开学海堂是广东学术文化史上一件大事，从此朴学运动的兴起，深刻改变了广东社会文化的整体面貌，提升了广东的学术地位。王卓《论清代满族文人文学与民间文学的分野》（《社会科学战线》第3期）指出，清代满族的文人文学是沿着汉文学的发展路径并作为汉文学的一部分兴起并发展起来的，而民间文学则沿着满族文学的历史传统，主要以口传的形式传承，形成了二者的分立状态。 

风俗习惯。定宜庄、胡鸿保《清代内务府高佳世家的婚姻圈》（《清史研究》第3期），认为无论是在部落社会还是古代文明帝国，外婚联姻都是增强集团社会地位的重要手段，高佳氏就是如此。作者把官方史书与私家族谱进行比勘考证，对高佳氏家族的有关史实作了梳理，并用人类学通行的手法绘制出该家族的世系图和联姻图，以直观地表述其间错综复杂的亲属关系。宋立中《试论明清江南婚礼消费及其特点》（《苏州大学学报》第1期）指出，婚礼消费作为消费的主要方面，如过热就会造成社会财富的不合理浪费，但另一方面也刺激了江南商品生产，特别是消费性服务业的繁荣发展，增加了就业机会。 

戏剧文化。王政尧先生所著《清代戏剧文化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书，从满族入关与清前期戏剧文化、嘉道年间内廷戏剧文化的新发现、清初实学思潮与晚清戏剧文化的改革、档案与清后期内廷戏曲、关羽崇拜与“关戏”的发展、满族与清代包公戏、施世纶·“施公戏”·《施公案》、清代状元与状元戏、花部名家三说、《燕行录》与清代戏剧文化等十个角度（另附录“外国人眼中的清代戏剧”），对清代的戏剧文化进行了纵向和多层次的专深研究。秦翠红《试论明清商人对职业戏班发展的积极影响》（《安徽史学》第5期）指出，聘请职业戏班，是商人看戏的重要途径，他们在聘请职业戏班时往往会尽力选择名班。商人对戏班的选择及其演出的评价，在一定程度上对各戏班努力提高演艺水平产生促进作用。 

会党教门。潮龙起《清代会党整体结构的分散性及其原因探析》（《江苏社会科学》第1期）认为，清代会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整体结构的分散性，此一特性既与中国传统社会小农经济的分散性有关，也与会党结社的简易性有关，也是它为逃避清政府的追捕而有意更改名目所采取的一种策略。秦宝琦《清代秘密社会研究中的档案使用和田野调查》（《历史档案》第3期），从秘密社会研究中档案史料的挖掘和使用、田野考察在秘密社会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两个方面，论述了今天研究清代秘密社会的历史，必须依靠档案资料和田野考察、挖掘和搜集新的史料的重要性。 

五、学术思想史 

本年度的清代学术思想研究，主要涉及到各种学派、学术流变、学术反思等问题。 

学派研究。龚书铎《清代理学的特点》（《史学集刊》第3期）认为，清代理学虽沿承宋、元、明，但有自己的特点：无主峰可指，无大脉络可寻；学理无创新，重在道德规范；鸦片战争后，理学受西学冲击，既抵拒又有所会通；宋学、汉学虽存门户之见，但也兼采。杨朝亮《李绂与〈陆子学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书，对一向研究不足的清代陆王学问题，以李绂的探讨为突破口，进行了较为全面而深入的揭示。吴光《简论“浙学”的内涵及其基本精神》（《浙江社会科学》第6期），梳理了从朱熹到黄宗羲、全祖望、章学诚有关“浙学”、“浙东学派”、“浙东学术”、“浙东之学”的论述，着重讨论了“浙学”的内涵，认为“浙学”有狭义、中义与广义之分，并对浙学的基本精神等问题进行了阐发。钱茂伟《姚江书院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书，对浙东地区两大王学流派之一的姚江学派，围绕其建立、分化、管理体制，以及学术取向、重要学者等问题，进行了颇具新意的系统研究。朱昌荣《皖派朴学述论》（《清史论丛》2005年号），从皖派朴学之得名与名学之意义、皖派朴学的成因、皖派朴学的演变三个方面，对有清一代皖派朴学的基本脉络，进行了详细剖析。陈祖武主持的中国社科院院重大课题“乾嘉学派研究”，历时近五年，现已顺利完成。该课题推出的《乾嘉学术编年》和《乾嘉学派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两部专著，揭示和论证了如下三个重要学术观点：乾嘉学派是一个历史过程，不可简单地按地域来区分学派；乾嘉时期的地域学术与学术世家，彼此渗透，交互影响，皆已融入一时学术大局；乾嘉学派以朴实考经证史为基本特征，此一特征的形成，有其深刻而久远的社会和学术背景。这一探索，旨在以坚实的学术文献梳理为基础，进而对乾嘉学派加以实事求是的全局性把握。 

学术流变。《浙江学刊》第4期设专题讨论了关于黄宗羲的新民本思想，沈善洪、陈来、秦晖、李存山、吴光等学者发表了各自对此一问题的见解。高新伟《从顾炎武的风俗观看其“民本”思想的内涵》（《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认为，顾炎武提出了一整套改良风俗的办法，根本点则在士人阶层的化民成俗作用。《衡阳师范学院学报》在第1期设立“船山学研究”特色栏目，张立文、萧箑父、杨国荣、王泽应等学者撰文，从不同角度对王夫之的学术进行了深入探讨。而《船山学刊》作为研究王夫之的学术重镇，于推进和深化王夫之的研究，体现出其不可或缺的重要价值。汪学群《论惠栋复兴汉儒易学的学风》（《中国史研究》第4期），针对目前学术界对惠栋《易》学的研究偏重于思想阐释，另辟蹊径，对惠栋复兴汉《易》学风及所产生的影响予以深入探讨。陈修亮《试论惠栋〈周易述〉的治易特色》、郑朝晖《略论惠栋的考据学特色与既济思想——以〈易大义〉为例》（皆载《周易研究》第1期）两文，则对惠栋《易》学的两部代表作分别做了探讨。徐道彬《戴震金石文字观述论》（《史学集刊》第2期）、李红英《通经致用——戴震对经典意义的追求》（《安徽史学》第1期）、王杰《义理学视阈：戴震对元气论思想的阐发》（《中国哲学史》第3期）、程嫩生《戴震治〈诗〉思想研究》（《湖南大学学报》第2期）等，围绕戴震学术的相关问题，分别进行了专题论述。张淑红《“博综马郑，勿畔程朱”——翁方纲的学术思想及其治学特点》（《齐鲁学刊》第2期）指出，翁方纲虽生值乾嘉古学复兴、汉学成为学术重心之时，但其治学路数颇与当时汉学诸人不同。尽管翁氏学宗程朱，重视义理，强调考据要以义理为指归，然学术宗旨的异趣，仍使翁氏与汉学诸人在研治经典的视角上产生“求理”与“求真”的差别，汉、宋双方的分歧依然难以调和。刘瑾辉《焦循评传》（广陵书社）一书，对焦循的一生及其主要学术成就，进行了系统地研究。漆子扬《章学诚<与邢会稽>的文献价值》（《苏州大学学报》第4期），通过解读章氏《与邢会稽》手札，揭示了章学诚与邢澍的生平经历、治学方法和学术交游，并考订了邢澍《全秦艺文录》的编订时间、体例，这为了解章、邢二人之间的深厚友谊提供了重要的文献信息。郭明道《阮元评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一书，就阮元的生平和学术，做了深入探讨。许雪涛《刘逢禄<论语述何>及其解经方法》（《中国哲学史》第2期），认为《论语述何》是刘逢禄以公羊学诠释《论语》的作品，从其主旨可以看出，刘氏公羊学背景在诠释中起着关键作用，这一治学方法开启了晚清《论语》大义公羊化之先河。李细珠《试论嘉道以来经世思潮勃兴的传统思想资源》（《广东社会科学》第3期）指出，嘉道以来经世思潮的勃兴，是对既来自西方又来自中国本土各种挑战时代变局的一种回应，这种回应所凭依的思想资源是中国本土的思想传统，既有今文经学，也包括乾嘉汉学、浙东史学、桐城派古文学、程朱理学、陆王心学、诸子学，甚至佛学与道教思想。朱修春《试论清中期四书学研究中的历史特色》（《江汉论坛》第3期）指出，在清中期汉学全盛的背景下，《四书》不可避免地受到考据学风的渗透，这使得文献整理研究成为在清中期《四书》学研究中较为突出的内容。另一方面，清中期《四书》学还体现出另一很突出的内容，即历史研究。此外，司马朝军《<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考》（武汉大学出版社）一书，深入细致地考辨了分纂官、总纂官、总裁官、清高宗等在《四库全书总目》成书过程中各自所发挥的作用，以扎实的文献爬梳，澄清了其间不少疑难问题，有力地推进了这方面的研究。而彭林主编的《清代学术讲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书，分13个问题，对清代学术进行了一次集中讨论。 

学术反思。周积明、雷平《清代学术研究若干领域的新进展及其述评》（《清史研究》第3期），就“乾嘉新义理学”的探讨、经世之学的新见解、关于汉宋之争的探讨、关于清代礼学的研究、关于清代学术派别的研究、关于清代学术史研究的再研究等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剖析。作者指出，近年来清代学术文化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学者们不囿成说，锐意创新，不断转换视域，取得了一系列新的突破。在反思中，作者既总结了已有的学术成就，又对今后的学术增长点进行了提示。 

六、科举与教育 

对清代科举制度的研究，今年同样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仅出版的有关科举制的专著即有10余本，其中比较重要的一部是刘海峰的《科举学导论》（华中师大出版社）。李世愉《新修<清史>与科举制》（《史苑》第2期），对科举问题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有创见性的意见和建议。高明扬、蒋金星《清代文化政策对八股文衡文标准的影响》（《武汉大学学报》第4期）指出，“清、真、雅、正”是清代科举八股文的衡文标准，“清、真”主要针对理而言，“雅、正”则针对辞而言。这一标准机械而灵活，且具有相当的黜落功能。此标准有关文风，但它的确立非全因文体发展的内在客观要求而定，而是清初统治者鉴于明末制艺流弊，为配合文化政策的实施而提出的，反映了官方的人才价值取向。杨旭辉《清代骈文的情感向度与认识难度——以常州骈文作家群为中心的考察》（《西北师大学报》第4期），透过骈文自身体制横向漫衍特点而造成的认识难度，力图在纵深情感向度上对骈文作细致的考辨和勾勒。《回族研究》第1—3期连续刊载了杨大业《明清回族进士考略》一文，作者对明清时期顺天府、直隶所属州县29位回族进士的生平、事迹进行了考证，重点提供了他们为回族的根据，以为进一步深入研究的线索。刘海峰《重评科举制度——废科举百年反思》（《厦门大学学报》第2期）提出，科举制度并非像现代人们的印象那么黑暗，以往人们对科举制的了解和认识既不全面也不客观，因此有必要重新评价。为科举制平反，在当代中国学术界已成为一股思潮。而对科举制的研究，不仅有助于认识中国社会的特性和传统文化的命运，而且也可为现实的考试制度改革提供历史借鉴。 

教育。张学强《清代官学教师捐纳制度研究》（《西北师大学报》第3期）认为，清代官学教师的选拔方式虽然沿承明代，但也有不同，其中通过捐纳的方式选拔官学教师是典型的表现。而捐纳官学教师这一独特的教师选拔方式，是清代文官捐纳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它的实施对清代中央和地方官学教师的构成、质量与职业声望皆产生了重要影响。周喜峰《清朝前期黑龙江地区的少数民族教育》（《北方文物》第1期）指出，清朝前期，清政府对编入八旗的少数民族进行满化教育，开办八旗官学，对一些少数民族子弟进行国语骑射教育，而汉族流人则以一些满族贵族的子弟为对象进行以汉文化为主的私学教育。尽管这种教育的规模和效果很有限，却拉开了清代黑龙江地区少数民族教育的序幕。梁仁志、俞传芳《明清侨寓徽商子弟的教育科举问题》（《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明清时期徽商为子弟成名计，在侨寓之地或设立专门书院、义学，或力图使其子弟附学当地官学、书院，或争立商籍，或入籍当地，从而为其子弟的成材、入仕开辟了道路，也为侨寓地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书院与教育的关系。李兵《18世纪汉学书院与科举关系新论》（《厦门大学学报》第2期）指出，18世纪中叶出现的乾嘉学派以书院作为汉学研究和传播的基地，由于汉学家执掌的书院与直接为科举考试服务的考课式书院有显著的差异，从而造成汉学书院不为培养科举人才服务的假象。其实，汉学家主持的书院不仅在山长的延聘上注重科甲出身，而且其教学活动也不排斥科举之学，能满足生徒获取科场应试知识的需求。因此，汉学书院与科举的关系十分密切。张立《杭州诂经精舍的科学教育》（《浙江大学学报》第5期）认为，作为书院改革的先率，诂经精舍的一些革新举措为后来许多新式书院所仿效，在促进书院向学堂转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为进一步接受和传播西学培养了一些人才，有力地推进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七、边疆史地 

清代边疆问题的研究，仍然是本年度探讨的重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及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依然是这方面研究的主要力量。其中，边疆中心负责的“东北工程”及“新疆工程”，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在这两个工程的推动下，其他地区的研究也随之跟进。 

边疆政策。林乾《清朝以法治边的经验得失》（《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3期），认为清朝比较妥善的解决了从俗从宜与统一法制相协调的关系，清朝的治边政策更多地通过法律手段，规范内地与边疆民族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宗教立法，达到安边抚众。当然，其间也存在一些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冯智《清朝用兵驻兵西藏制度的形成、发展和影响》（《西藏研究》第2期），对康雍乾三朝从用兵西藏制度的创立，到用兵驻兵西藏制度形成定制的过程及其历史影响，做了深入探讨，并论及驻藏官兵的饷银及换防问题。张文灿《清朝治理新疆的民族政策评析》（《新疆大学学报》第4期），指出清朝统一新疆后，因地制宜地采取了一系列民族政策（因俗而治、招抚任用少数民族上层、利用和限制宗教等），这些政策对维护新疆稳定，促进新疆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曾发挥积极作用，但清朝国家和民族思想的矛盾二重性，也使得这些政策隐含着诸多弊端。穆崟臣《试论清朝治理东蒙古的政策和措施》（《内蒙古社会科学》第3期）认为，清朝治理东蒙古的政策及措施主要集中在政治联姻、盟旗制度、“画地而牧”与封禁蒙地、宗教控制等方面，这些政策、措施促进了当地社会的发展。 

舆地学。徐彬《洪亮吉的舆地之学》（《文史知识》第6期），从舆地之学的成就，舆地之学与经学、诗评，重舆地学之原因三个方面，论述了洪亮吉不仅具有广博的舆地知识，而且也反映了他重视舆地的治学风格。郭丽萍《论龚自珍西北史地研究与清代官修西北书籍》（《晋阳学刊》第2期），通过考察龚自珍西北之学与清代有关西北官修书籍的关系，指出清代官修书籍是今天研究龚自珍西北之学时需要考量的一个重要因素。 

八、中外关系交流 

2005年8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16—18世纪中西关系与澳门》一书，其中耿昇《17—19世纪西方人视野中的澳门与广州》、陈炎《16—18世纪澳门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特殊地位》、阎国栋《俄国首次环球航行登陆澳门始末》、李金明《十七世纪以澳门为中心的东亚海上贸易网》、陈尚胜《1757年广州一口通商政策的形成与澳门问题》、明晓艳《从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藏耶稣会士碑看澳门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与作用》、李长森《澳门土生群族研究与十八世纪教区档案》等文，对清代澳门与中西文化交流问题的深化，做了有益的探讨。刘景莲《吏役与澳门》（澳门《文化杂志》第54期）利用东坡档档案资料，将任职于清代澳门同知、香山知县、香山县丞官府中的差役，及澳门澳葡机构中的小吏分别整理研究，探讨了他们在澳门涉外司法案件审判，及澳门社会治安稳定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郭福祥《清代中俄交往的见证——钟表》（《历史档案》第1期），从俄国使团的贵重礼品、中俄蒙贸易与钟表两个方面，探讨了钟表在清代中俄关系史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刁书仁《顺康时期李朝与清朝关系探析》（《吉林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清朝建立全国政权后，虽积极改善与李朝的关系，但心系大明的李朝，虽表面予以承认，但仍有敌视情绪，直到清朝统治逐渐稳固以后，两国关系才逐步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柳岳武《清初清、日、朝鲜三国关系初探》（《安徽史学》第4期）对清初清、日、朝鲜三国关系的建立、变化和后滞影响详加剖析，认为它是揭开现当代中日关系的钥匙，可为现实提供有益的借鉴。陈林《论明清时期基督教对中国家庭关系的冲击》（《福建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指出，明清之际，随着传教士的纷至沓来，他们在传播基督教教义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一夫一妻”制的婚姻观念，冲击着中国丑陋的纳妾制。而超越家庭的上帝之爱的观念传入中国后，则对中国封建的家长制有很大冲击，从而对中国家庭关系产生了巨大影响。 

吴伯娅《乾嘉时期清廷的西方文化政策》（《暨南史学》第3辑）依据清代档案及其他中外文史料，从四个方面（闭关自守的海外政策、严行禁教的各项措施、对西方传教士的使用与限制、对西方科学的吸纳与排拒），对此问题加以深入探讨。刘耘华《明末清初入教儒士的“新人”意识及其文化意义》（《天津社会科学》第2期），对明末清初入教儒士由于新身份而生发的自我意识、自我认同进行了探讨，认为入教儒士同时存在对抗紧张的焦虑和接受扬弃的和解，他们往往把儒家忠君孝亲人伦要求与敬畏天主的宗教情感统一起来，将天主教纳入儒家传统的修齐治平的框架，具有对天主教义理再诠释的儒家道德化和天儒和解的根本特征。 

此外，向阳生、罗晓东《试论清史的基本特征》（《贵州社会科学》第3期）对有清一代的总体特征进行了评判。作者认为：对于清史的研究，应将清朝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分析，放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来评价，置于世界历史的演进中来观察。清朝维系和进一步强化了封建专制制度，客观上延缓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使中国迅速落后于世界大势；清朝在中国“大一统”中有特殊贡献，但后期丧权辱国也是亘古未有的；“康乾盛世”从清史来讲无疑为盛，而从中国历史来看，则是错失发展机遇的遗憾年代。 

而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何龄修先生所著《五库斋清史丛稿》（学苑出版社2004年12月版）一书，可谓他凝聚了几十年治清史的巨大心血之作。该书包括清史学史、清初复明运动、文艺史、明清文献、回忆悼念前辈学者等方面内容，虽非其学术全貌，却体现出何先生近20多年来在清史诸多领域的思索和创获，很值得晚辈后学认真学习和揣摩。 

总之，本年度的清史研究，可谓成果多多，在扎实推进的基础上，不乏独到、新颖、开辟之作。当然，作为一门愈益兴盛的学科，我们在总结已有研究成果的同时，也应看到其间仍有不少值得深入挖掘、不断细化和需要创新的问题和领域。比如清代学术的研究，在继续扩大研究成果的同时，也应对文献的整理和发掘予以高度的重视、投入更大的精力。惟有如此，才能将相关问题的研究推向深入，得出的结论才会更具说服力。而在深化重要学者成就和影响的基础上，我们也应对那些中下层的学人，给予应有的重视，这样才能对整体学术有一个较为全面、准确的把握和定位。学术史的研究如此，其他方面的研究大体也有各自需要审视的问题。 

最后，需要提到的是，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得到了历史所清史室诸位同仁的大力指导和支持，其中也凝聚着他们的大量心血和精力。但限于体例和篇幅，本文并没能把他们的工作充分吸纳进来，这是我们深感歉意的。而由于我们能力和学识的有限，以上所述挂一漏万，疏忽或理解不到位之处定会多有，敬请学界同仁多加包涵，真诚地希望方家批评指正。

《中国史研究动态》，200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