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海军从筹建到覆灭的若干思考

———写在北洋海军成军120周年之际*

关　伟　　关　捷

摘要:适逢近代中国海军创立120周年之际,追忆中国海军创立的艰难历程,筹建前的舆论准备,暨创建者李鸿章做出的贡献,以及北洋海军将士在甲午三次海战中表现出的奋勇抵抗,指挥若定和顾全大局、舍生取义、视死如归的精神;总结北洋海军的覆灭,留给后人的启示:捍卫祖国的海疆,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要有一个开明严密的政治体制,一个强有力的指挥核心,一个完善的“后路”保障体系,一支高素质的官兵团队。

关键词:北洋海军;李鸿章;北洋舰队

清政府所建新式海军———北洋海军,自1874年(同治十三年)总理衙门创议筹办海防,提出“先就北洋创设水师一军”〔1〕(P146),1875年(光绪元年)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李鸿章(1823-1901)受命督办北洋海防事宜起,至1888年制定《北洋海军章程》,12月正式编成北洋海军,这期间用了13年多的时间,直至1895年2月北洋海军全部覆灭,享年近7年零2个月。今天,在纪念北洋海军成军120周年之际,对其筹建、建设、作战、覆灭的经验教训做些探索,会引发人们若干思考。

一、北洋海军是中国近代以前海军事业发展的顶峰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出现“北人走马,南人行船”的战役,多为境内河湖中的舟楫水战〔2〕(P18-19);秦汉时有楼船军,即“水泉用楼船”(范晔:《后汉书》);三国到西晋自己水军的发展,赤壁之战时出现蒙冲、斗舰、走舸三种战舰;隋唐置海防;两宋发明航海罗盘影响后世;元代有海战;明代郑和(1371-1435)率宝船7次远航大西洋,早于欧洲葡萄牙航海者达·伽马(Vasco da Gama,约1469-1524)、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Cristoforo Colombo,约1451-1560)等航海前数十年,等等。到清代则有一个由禁海到开海的过程,1888年成军的北洋海军是中国近代以前海军事业发展的顶峰。

北洋海军的创建是中国抵御外侮的需要。翻开鸦片战争开始的中国近代史,由于中国水师的舰船少,武器窳劣,水兵训练不佳,两次鸦片战争受尽凌辱,清政府被迫签订了多个不平等条约。俄国舰只在黑龙江、乌苏里江也不断制造事端,扰民掠地。

1866年法国海军军官安邺(Marie Joseph FrancoisGarnier,1839-1873)率队溯湄公河(澜沧江)而上,翌年侵入中国云南。1873年(同治十二年)11月又率法军强占河内,威胁中国。1874年4月27日,日本军舰向台湾进犯,5月6日日军在琅峤上岸。中国海疆的不宁,是1874年11月5日清总理衙门创议筹备海防的根本原因。在总理衙门提出练兵、利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六事后(恭亲王及文祥奏折,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98,第19-20页),遂诏命李鸿章等人详议。12月12日,李鸿章奏筹海防诸事。李鸿章的办法是暂放弃收复新疆伊犁,专治海防,因而引起海防与塞防之争。

二、建立新式海军的舆论准备

海防与塞防之争是加强海防的舆论准备之一。海塞之争是清季同光年间有关国防政策的争议。其缘起是,东南沿海的外患和西北边疆的危机。清廷欲海塞并重,却因实力所限,无力并举,乃诏命封疆大吏发表见解。李鸿章在奏折中明确表示:

伊犁已为俄据,收复不易,论中国目前力量,实不足专顾西域。不如命西征各路军严守现有边界,且屯且耕,不必急于进取。其停撤之饷,即匀做海防之饷〔3〕(P19-20)。

而湖南巡抚王文韶(1830-1908)在不反对海防基础上,力主尽早收复伊犁:

江海两防,亟宜筹备。窃海疆之患,不能无因而至,其关键则在西陲军务。俄人据我伊犁,殆有久假不归之势,我师迟一日,则俄人进一日,事机之急,莫此为甚〔4〕(P53-54)。以上为同治末年围绕海塞争议的代表人物。光绪伊始,清廷再议海防事宜,李鸿章则再申诉停止西征而专办海防的理由,此则激起曾强调造船、重台湾防务,海塞并重〔5〕(P32)的陕西总督左宗棠(1812-1885)的强烈反对。左宗棠在奏中主张:此时停兵节饷,不啻自撤藩篱,不独陇西堪虞,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亦难晏然。且停兵节饷,徒于边疆有碍,而于海防亦未必有益〔6〕(P41)。

清廷考虑再三,遂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7〕(P35)。表明塞防之议暂时获胜。然未几,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沈葆桢(1820 -1879)、李鸿章二人分别执掌南、北洋海防事务。后海塞之争时有发生,到1881年(光绪七年)改订伊犁条约签订,新疆出现安定局面,海防之争才停止。

列强侵犯中国和中国邻邦,引起关注海防人士的认真论述。这些人中以王韬、薛福成、王之春、王先谦和李鸿章态度坚定,均提出具体方案。王韬(1828-1897)认为“海防为尤重,则水师战舰要不可不亟为讲求。”〔8〕(P11)主张水师战舰改革方案为演练水师、培养航海舵工、专用火龙战舰〔8〕(P15)。薛福成(1838-1894)认为海防“彼协而我孤,彼坚而我脆”,应购置铁甲舰,即“可以潜消邻衅”〔9〕(P21、6),又可“呼吸灵通,指挥如意。”〔10〕(P30)王之春(1842-?)认为“方今要务,全在战守,兵船为急,商船为辅。”〔11〕(P19)主张先造碰船,“续造铁甲船已成全盛之规”〔11〕(P19)。而且建议“以直东奉为一镇……立营于旅顺口,并威海卫之中添筑炮台,相为表里,又设分防于大连湾,据奉直之要隘。以北洋之防以固。”〔11〕(P20)王先谦(1842-1917)认为防内忧外患应以“备轮船为亟”。一旦外敌入侵即可出洋应战,不能“坐待他人之我侮”〔12〕(P12-15)。以上所陈不为不精辟,不为不独到。他们的远见卓识无不出于关心国家之情。因而促使清中央大员到地方督抚的许多人也为之呼喊。诸如闽浙总督李鹤年(? -1890)、浙江巡抚杨昌濬(?-1897)、山东巡抚丁宝桢(1820-1886)等均发表切实可行的见解。至于李鸿章更是乘机发表意见。

李鸿章单刀直入地指出:“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13〕(P239)他赞成主持福州船政局的丁日昌(1823-1882)关于创设“三洋水师”的新观念〔14〕(P19-20)。丁被称为海防建设的“设计师”〔15〕(P348)。从此清政府开始了具体筹办北洋海防事宜。

三、加强海军建设的坚定创建者

除一些文人学士、封疆大吏为创建海军制造舆论外,还必须由政府决策和有一个重视海防并勇于实践的人物。执掌清政府外交、军事、经济大权的洋务派首领———李鸿章就是时代推出的这样人物。

李鸿章是清廷信赖的官僚。清廷于1875年(光绪元年)5月30日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重任,他也正是利用所掌握的实权来达到兴办海军的目的。李鸿章兴办海军的目的,有的说只为“御侮”之心而无“剿贼”之意;有的说他希图拥兵“自重”、“靖内奸”,而无“自强”、“御侮”之宗旨,此二者均有些偏颇。按李鸿章的意图,办海军不仅“实行自强之一策”〔16〕(P3),可以“保和平,守疆土”〔17〕(P45)。

而且“可上岸击贼”〔18〕(P43)。还有一个李鸿章不公开表示而别人看得十分清楚的巩固、扩大个人权势的意图。兵部左侍郎黄体芳(1832-1899)指责李鸿章不派舰援助南疆,“拥兵自卫,不权缓急……非海军衙门之水师,乃李鸿章之水师也。”〔19〕(P17-18)虽然有人批评李鸿章建海军有私心,但仍无法抹煞他创建海军的功绩。

李鸿章看出洋人“论势不论理,彼以兵势相压,我第欲以笔舌胜之,此必不得之数也。”因而力主“明是和局”,“阴为战备”〔18〕(P41),东南沿海重地集船只,购利器,筑炮台等,“亟练水师”〔20〕(P19)。而且认为“我若早一日备预水军,敌即早一日消弥衅端。”〔21〕(P33)李鸿章的主张和做法受到美国驻华使馆秘书何天爵的肯定:“李鸿章一切努力的主要目标是保卫共同的祖国,反对外国的侵略。”〔22〕(P468)

为解决建设近代海军所需经费,李鸿章力主开矿、设厂以“求富”。先后于19世纪60年代开始创办“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天津机器局”以及“轮船招商局”、织布局、矿务局等。对加强国防近代化起了积极作用。

李鸿章为了落实建立海军重任,提出以下主张主张,首先是解决“海外水师铁甲船与守口大炮铁船”问题〔18〕(P47)。其次是“培才”,因为“人才为水师根本”〔23〕(P8),除在国内培养外,还可派人到国外学习,待“出洋子弟学成回国”可资重用〔18〕(P53)。

另一方面还聘请一些洋教习,教授驾驶、炮术等。第三是购船,最初他主张“不得自外洋购船”〔24〕(P4032),而到1874年转而提出买船为主、造船为辅的方针,理由一是国内所造多为小炮船,且“物料匠工多自外洋购致……造船之银,倍于外洋购船之价,今急欲成军,须在外国定造为省便”〔18〕(P47)。

第四是建设包括炮台、船坞、学堂、仓库等在内的海军基地,以作舰队战守之依托,此乃最为重要之举。最后确定先后在大沽、旅顺、大连湾、威海等地,构筑海防工事。第五,1888年北洋海军建成后,加强训练,并每三年检阅海军一次,北洋海军成为“中国唯一具有战斗力的一个舰队”〔25〕(P78)。

四、北洋海军将士在海战中英勇不屈

北洋海军建成后,经历1891、1894年两次会操,北洋舰队将士认真操练,能够“衽席封套,熟精技术”〔26〕(P4),演习袭营阵法“攻守多方,备极深奥”〔27〕(P13)。这样一支海军在三次海战中均有极佳表现。

首次海战———丰岛海战。1894年7月25日,北洋舰队“济远”、“广乙”二巡洋舰完成护卫运兵任务返航时,在丰岛海面突遭日本“吉野”、“浪速”、“秋津洲”三艘巡洋舰的袭击。从中国海军将士的积极迎战,可以看出其高贵品质。

奋勇作战。中国军舰是被迫应战,接敌时,“济远”舰大副、尽先游击中军左营都司沈寿昌(1865-1894)和二副都司衔中军左营守备柯建章(? -1894)“在天桥上站立,请令开炮,尚迟不发”〔28〕(P269)。在刻不容缓之际,他俩沉着果敢,“屹立司舵”〔29〕,指挥炮手。全舰将士“动作快速,敏捷善战”。鏖战1时20分〔30〕(P2)。不幸忽有日弹中“济远”望台,大副都司沈寿昌头部中弹片,壮烈牺牲。

这是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牺牲的第一个高级指挥官。柯建章继续坚持指挥战斗,又被弹片洞胸阵亡。学生黄永勋(1874-1894)断臂,军功王锡山、管旗头目刘鹏均中弹阵亡。英勇作战的弁兵牺牲13人,伤40余人〔31〕(P3、2)。

顽强抵抗。“广乙”投入战斗后,管带林国祥利用舰的吨位小,速度快的优势,迅速靠近“吉野”、“秋津洲”。拟施放鱼雷,只因双方相距太近,反中日舰数弹,伤亡70余人,舵机损坏,舰体倾斜,好不容易驶至朝鲜西海岸,退守中尚击伤尾追的“浪速”。遂于十八家岛搁浅,为免资敌,林国祥命将舰焚毁。战斗中“高升号”和运输舰“操江”驶至丰岛海域时,“济远”在管带方伯谦指挥下却退出战场,日舰“吉野”猛追“济远”,“济远”舰水手王国成(1867-1900)在李仕茂帮助下,以舰尾15厘米口径主炮,连发4炮,有3炮命中“吉野”。“吉野”顿时火起,船头前倾,不得不转舵退走。

宁死不屈。中国雇用的英国运兵船“高升”号与日舰相遇时,船上的中国官兵抵制英国船长高惠悌(Galsworthy)“跟浪速舰走”〔32〕(P23)的决定。仁字军营务处帮办高善继(? -1894)对部下说:“我辈同舟共命,不可为日兵辱”。最后官兵一致表示:“宁愿死,决不服从日本人的命令”〔32〕(P23)。当日舰将“高升”号击中,船在下沉时,官兵仍以步枪“勇敢地还击”〔33〕(P21)。这种宁死不屈的精神极为可嘉。

第二次海战———黄海海战。1894年9月17日的海战是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率12艘军舰和4艘鱼雷艇护送运兵船增援平壤返航时,突遭日本联合舰队12艘舰只的袭击而进行的中日海军的主力决战,激战中更体现了北洋海军爱国官兵的耿耿忠烈精神。

奋勇抗敌。9月17日12时50分当北洋舰队接近日本舰队达5 000米时,旗舰“定远”管带刘步蟾(1852-1895)首先毫不犹豫地命炮手以30厘米大炮向日舰发炮〔34〕(P252),以先发制人。未几“定远”望桥中炮,站在望桥指挥的丁汝昌(1836-1895)右边头面和颈项皆被烧伤〔35〕(P9),仍坐在甲板上指挥作战,遂命刘步蟾代为督战。当“定远”桅楼被毁,无法指挥之时,“致远”舰管带邓世昌等:北洋海军从筹建到覆灭的若干思考(1849-1894)先行将“纛竖之”〔36〕,“致远”沉没后,“靖远”舰管带叶祖珪(1852-1905)不怕敌炮攻击,也主动“从旁升收队旗”〔37〕(P89),代旗舰指挥。这种敢当重担,主动指挥的责任感,鼓舞着舰队官兵,才与日舰鏖战5时许。

指挥若定。黄海大战中,北洋海军将士还表现在杰出智慧,指挥若定上。海战伊始,海军提督丁汝昌受伤后,即由右翼总督刘步蟾代为督战,一面救火,一面“指挥进退,时而变幻,敌炮无法取准”〔38〕(P135)。其余大多管带亦能指挥各自舰船,英勇杀敌,不稍畏怯。北洋舰队将领凭借爱国之心不畏顽敌,沉着指挥,虽然损失严重,却表现出海军官兵的中华魂。

视死如归。北洋海军将士在海战中的不怕牺牲,视死如归的精神得到体现。除了家喻户晓的“致远”舰管带邓世昌外,在海战打响后,“经远”管带林永升(1853-1894)在临战时一面命令拆掉“船舱木梯”,“将龙旗悬于桅顶”〔39〕(P168),以表抗敌到底,一面鼓励弁兵奋勇作战。危难时全舰官兵仍“发炮以攻敌,激水以救火”,不幸林永升头部中弹而亡,遂舰沉入海中。另一位威武不屈的是“镇远”舰大副杨用霖(1854-1895),他平时就以“马革裹尸为壮”。黄海海战开始,他激励部下“时至矣!吾将以死报国”〔40〕。“镇远”舰广大官兵在杨用霖以死报国的精神鼓舞下,英勇杀敌,直至日舰撤出作战海域。他们在战火中奋不顾身,在生死存亡面前毫不畏缩,这种忘我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第三次海战———威海海战。1895年1月30日至2月11日,北洋海军遭到日本联合舰队包围,并与之最后决战。1月30日凌晨,伊东祐亨(1843-1914)率联合舰队主力舰只包围北洋舰队驻地威海卫,日军又先后占领南北帮炮台和威海卫城,陆上援军无望,造成北洋舰队从未有的困境。在这极端艰难情势下,北洋舰队中爱国将士表现出了意志坚定,顽强战斗,临危不惧,舍生取义的精神。

誓死御敌。日本舰队自1月30日起的13日间多次进攻刘公岛、日岛的北洋舰队,均遭到顽强抵抗。1月31日丁汝昌率“定远”等舰驶至刘公岛与日岛之间。日本“扶桑”等4舰从威海南口与南帮炮台相配合夹击北洋舰队,丁汝昌陷入重围之中,但仍镇静指挥抗敌。日本也不得不承认丁汝昌“毫无屈色,努力防战”〔41〕(P199),日本“葛城”、“筑紫”、“松岛”舰中炮受伤。日军仍水陆夹击北洋舰队,而中国官兵越战越勇,挫败日军两次进犯。其后日军改以鱼雷攻击方式,相继“来远”、“威远”、“宝筏”中鱼雷沉没。丁汝昌仍沉着指挥,致使日舰第三、四次进攻失败。接着,日舰又发动第五次总攻击,伊东祐亨调动22艘战舰,拟一举攻下刘公岛,歼灭北洋舰队。北洋舰队与刘公岛、日岛炮台相配合,以猛烈炮火抗御,很快击中日本的“松岛”、“桥立”、“岩岛”、“秋津洲”和“浪速”等舰〔41〕(P93-94),日军死伤严重,气焰受挫。在此关键时刻,竟发生北洋舰队败类“福龙”管带蔡廷干(1861-1935)和鱼雷艇管带王平等15艘艇船逃跑事件,致使丁汝昌的防御部署被打乱,影响极坏。但绝大多数北洋舰队官兵在随后的日军海陆夹击下仍顽强抵抗。2月9日,面对伊东的猛攻,丁汝昌亲登“靖远”舰率舰至日岛附近指挥,与日舰拼战。不幸“靖远”中弹而沉,丁汝昌有幸被救。10日,丁汝昌仍指挥各舰和刘公岛炮台打击侵犯的日舰,日本人承认“清兵不屈,连日连夜,疲困亦极,力击诸舰及东(南)口三炮台。”〔42〕(P410)中国官兵又击退日军两次进攻,并击中日本“葛城”、“天龙”、“大和”三舰,击毙多人〔43〕(P117、11)。北洋舰队在击退日军7次进犯后,力量大削,又兼援兵不至,粮食弹药将罄,已濒于绝境。

顾全大局。当日军攻占南北帮炮台和威海卫,联合舰队封锁威海卫港后,刘步蟾辅佐丁汝昌,积极组织北洋舰队顽强抗敌,打退日军7次进犯。在2月5日“定远”舰中鱼雷后,刘步蟾奉令将“定远”作为水炮台继续攻击日舰。10日,北洋舰队危在旦夕之际,他又执行丁汝昌之命将“定远”炸沉,以免资敌。丁汝昌在极其艰难情况下指挥北洋舰队,仍试图力挽危局。他不计个人恩怨得失,顾全大局,主动联络各军。当清廷拟“逮治丁提督时”,威海炮台统将戴宗骞(1842-1895)等公电:丁提督自旅顺回防后,日夜训练师船,联络各军,讲求战守布置……暂留丁提督在威海协筹要防,大局甚幸!〔44〕(P267)

刘步蟾暨各管带等公电:

丁提督表率水军,联络各营,布置威海水陆一切,众心推服〔44〕(P267)。事实上,威海危局时全靠丁汝昌主动与山东巡抚李秉衡(1830-1900年)、登莱青道刘含芳(? -1897)〔45〕(P14)联络,海陆配合防御。以上都是从全局战事考虑的。

舍生取义。为了国家,北洋海军多数将领都置生死于度外,关键时刻能舍生取义。刘步蟾抱定

“苟丧舰,将自裁”〔46〕(P67)的决心,战争中镇定指挥,当“定远”舰重伤后,刘步蟾悲愤自责,即欲一死谢之,丁汝昌劝其“切莫存有此念”,但是当为免资敌自爆“定远”后,他还是悲愤自尽,实现了诺言。

李秉衡评论称:“船亡与亡,志节凛然,无愧舍生取义。”〔47〕(P581)丁汝昌决心与敌人拼战到底,告家人“吾身以许国”〔48〕。他在断然拒绝日本劝降后再次表示“断不能坐睹此事”,“决不弃报国之义,今唯一死以尽臣职。”〔49〕(P9)在威海粮弹匮乏,外援无望情况下,丁汝昌仍鼓励众将,说服洋人和意志薄弱者,坚持保卫威海达13日。直到“见事无转机”,丁决定“以身报国”,遂吞鸦片自尽。丁自尽后,杨用霖口诵文天祥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

汗青”后,返舰舵引枪自击而亡〔50〕(P375)。他们以自己的行动,体现了视死如归,舍生取义的民族气节,为后人所敬仰与缅怀。

五、北洋海军覆灭给人们的启示

中国近代海军———北洋海军,经过三次海战后全军覆灭,它留给人们的教训启示颇深。它启示人们思考如何建设一支真正强大的海军。

第一,一支强大的海军,必须有一个坚强有力的指挥核心。清政府于1885年10月设立了“总理海军事务衙门”,负责管理全国海军,其实大权却由会办李鸿章掌握。1888年成军的北洋海军,亦听命于李鸿章一人。北洋海军按照《北洋海军章程》设立了提督、总兵等海军军官,并聘请了外国顾问,似乎有个指挥核心,但是提督却是个不懂海军的人,他唯一忠诚的是执行李鸿章的意图,不能充分发挥左、右翼总兵的作用。聘请的洋人又有独树一帜,争权夺势之事,弄得指挥核心不和谐。个别将领时有擅自行动者,诸如方伯谦(1852-1894)擅自离开黄海大战海域,蔡廷干的逃遁等。在威海保卫战时,没有形成海陆协防指挥核心。这些对北洋舰队的覆灭影响极大。

第二,战胜外来侵略,必须有一个开明而严密的政治体制。清朝封建专制政治体制,到了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更加显露出腐朽、封闭与落后,对内镇压人民以维护统治,对外则屈辱妥协。而且一国之君光绪受慈禧掣肘,战和摇摆,多年未增加新舰艇。清廷对外政策的执行者李鸿章缺乏统领大局的才能。甲午战争的关键时刻他只有“避战保舰”的主张。面对日本的联合舰队,却无调动南洋海军、福建海军共同作战的决策,形成一支北洋舰队代表一国与日本的全国联合舰队作战。再加上“前路”与“后路”不能协调一致,因此,战时无法实施综合保障。其他方面暴露出的问题都源于腐败落后的社会制度、军事体制以及海军海防战略。体制的弊端造成北洋舰队孤军作战,难免失败。

第三,海军保卫海防,必须有先进的舰艇,配备先进的武器和完善的“后路”保障体系。北洋舰队与日本联合舰队在船只数量上旗鼓相当,可是中国舰队除有大量铁甲舰优势外,存在舰速慢,速射炮少的大弊端。中国舰炮配备的有烟火炮,无法连续发射。北洋舰队“后路”保障部门多达10余个〔51〕(P1055-1062),可是存在严重问题。一是军械多为进口,配件需从外国购入。黄海海战中各舰大炮零件损毁严重,许多大炮受损不能及时维修,变成废炮;二是弹药质量存在问题,有的偷工减料、铁质不佳、弹面皆孔,有的大小不合炮膛,有的引信拉火不能引着〔52〕(P398-404);三是北洋各舰“炮弹等亦多不敷临敌之用”〔53〕(P538),且出现“克虏炮有药无弹,阿姆斯特朗炮有弹无药”〔54〕(P55)的怪现象。就连供应各舰之煤“尽罗劣充数”,“煤屑散碎,烟重灰多”〔55〕(P533-534)。此外医疗保障、伤亡抚恤标准过低、补充兵员不足不及时,以及劳务过于繁重等方面也问题严重。截至威海保卫战时,后勤供给几乎断绝,粮食缺乏,弹药将罄〔56〕(P389)。这样的舰队是无法取得胜利的。

第四,夺取战争胜利的基本要素之一是官兵必须有较高的素质。任何战争,战斗力的基本要素除武器外,官兵素质往往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对北洋舰队后两次海战中的检验可以发现,不仅武器装备不如日本,官兵素质也存在问题。“来远”管带大副张哲溁在呈文中指出作战失利缘由达16项之多。其中多为管理不到位而酿成官兵素质欠佳。

张哲溁指出统帅无权、训练不精、号令不严、军械不北洋海军从筹建到覆灭的若干思考足、军火不备、材料不备、辅佐乏才、兵额不敷、兵勇过劳、纪律不严、将就任使、军心不固、将士耽安、情面太重、奖恤失当、洋员不力〔57〕(P398-400)等问题,并不会抹煞广大爱国官兵的勇敢作战,不怕牺牲的精神。这些颇有见地的各项,可以说是较全面地揭示了北洋舰队存在管理混乱,军纪涣散,士气低落,训练不实以及官兵素质不高等问题,这样的舰队要在战场上克敌制胜是不可能的。

以上的启示不是就整个甲午战争而言,仅是就北洋海军三次海战直到全军覆灭引发给人们的启示。一场战争,不论胜负都会给人以启示,但是北洋海军的迅速覆灭给人们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往事如烟,近代北洋海军覆灭百余年了;而往事并不如烟,是因为北洋海军的大量资料和许多的经验教训,并非如烟雾一样散去,而是保留在人间,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史实确凿地告诫人们:捍卫祖国的海疆,必须有一支真正强大的人民海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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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　韬.弢园文录·外编〔M〕.卷3练水师.北京:中华书局,1959.

〔9〕薛福成.筹洋刍议〔M〕.变法.利器.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10〕薛福成.酌议北洋海防水师章程〔A〕.庸庵文外编〔M〕卷1.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11〕王之春.国朝柔远记〔M〕.卷19修船政.台北:文海出版社,1998.

〔12〕王先谦.条陈洋务事宜疏〔A〕.皇朝经世文续编〔M〕卷120.思补楼1899年刻本.

〔13〕北京师大中国近代史组编.中国近代史资料选编〔M〕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

〔14〕丁日昌.北洋水师章程六条〔A〕.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M〕卷98.光绪六年(1880年)内务府抄本.

〔15〕胡立人,王振华.中国近代海军〔M〕.大连:大连出版社,1990.

〔16〕李鸿章.复曾相〔A〕.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M〕巻1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17〕李鸿章.筹议制造舰船未可裁撤折〔A〕.李文忠公全集·奏稿〔M〕卷1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18〕李鸿章.筹议海防折〔A〕.洋务运动丛刊〔M〕(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19〕黄体芳.兵部左侍郎奏〔A〕.洋务运动丛刊〔M〕(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20〕李文忠公全集·奏稿〔M〕卷2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21〕李鸿章.请设海军部兼筹海军事复总理衙门函〔A〕.清末海军史料〔M〕.北京:海洋出版社,1982.

〔22〕何天爵撰,张雁深译.中国的海陆军〔A〕.洋务运动丛刊〔M〕(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23〕李文忠公全集·奏稿〔M〕.卷5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24〕赵尔巽等.清史稿〔M〕.卷136.清史馆,1927.

〔25〕Zenone Volpicelli(笔名:Vladimir),The China-JapanWar.London.1896.(乌拉迪米尔.中日战争〔M〕.伦敦桑普森·洛马斯顿出版公司,1896)

〔26〕李文忠公全集·奏稿〔M〕卷1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27〕李文忠公全集·奏稿〔M〕卷7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28〕寄丁汝昌〔A〕.中日战争丛刊〔M〕(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29〕吴　馨,姚文枬,等.上海县志〔M〕卷15.人物补遗.铅印本,1936.

〔30〕日清战争实记·丰岛海战〔A〕.中日战争丛刊续编〔M〕第八册.北京:中华书局,1994.

〔31〕池仲祐.甲午战事记〔A〕.中日战争丛刊续编〔M〕.第六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而北洋大臣来电〔A〕

(四)(光绪二十年六月二十五日电报档)称“弁兵死亡十三,受伤二十七”,见《中日战争》丛刊〔M〕(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32〕“高升”号船长高惠悌的证明〔A〕.中日战争丛刊〔M〕(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33〕汉纳根大尉关于高升商轮被日军舰击沉之证言〔A〕.中日战争丛刊〔M〕(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34〕日本参战将领的战斗报告及演讲.高千穗舰某尉官亲笔记述的黄海海战实况〔A〕.中日战争丛刊续编〔M〕第七册.北京:中华书局,1996.

〔35〕[日]河村直.日清战争实记〔M〕第20编.东京:博文馆,1895.

〔36〕赵尔巽等.清史稿·邓世昌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6.梁鼎芬,丁长仁等纂修.番禺县续志〔M〕卷23.广州1911年刻本.

〔37〕普天忠愤集·大东沟战事纪实〔A〕.中日战争丛刊〔M〕(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38〕李鸿章.请优恤大东沟海军阵亡各员折〔A〕.中日战争丛刊〔M〕(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39〕蔡尔康,等编.中东战纪本末·朝警记四·大东沟海战〔A〕.中日战争丛刊〔M〕(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40〕欧阳英,陈衍纂修.闽侯县志·节义上〔M〕卷85.1933年刻本.

〔41〕[日]海军军令部编.明治二十七八年海战史〔M〕下卷.东京:海军军令部,1905.

〔42〕[日]桥本海关.日清战争实记〔M〕第12卷.东京:博文馆,1895.

〔43〕易顺鼎.盾墨拾余〔A〕.中日战争丛刊〔M〕(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河村直.日清战争实记〔M〕第20编.东京:博文馆,1895.

〔44〕北洋大臣来电一〔A〕.中日战争丛刊〔M〕(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45〕丁汝昌致刘含芳电〔A〕.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M〕(2550).第32卷.北京:故宫博物院,1932.

〔46〕[英]泰莱.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A〕.中日战争丛刊〔M〕(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47〕山东巡抚李秉衡奏查明丁汝昌死事情形折〔A〕.中日战争丛刊〔M〕(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48〕施从滨.丁君旭山墓表〔A〕.丁氏宗谱〔M〕. 1922年刻本.

〔49〕福龙鱼雷艇某弁供词〔A〕. [日]河村直.日清战争实记〔M〕第20编.东京:博文馆,1895.

〔50〕池仲祐.海军实记·战役死难群公事略·杨镇军雨臣事略〔A〕.清末海军史料〔M〕.北京:海洋出版社,1982.

〔51〕北洋海军章程·后路〔A〕.北洋海军资料汇编〔M〕(下).北京: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4.

〔52〕张哲溁呈文〔A〕.沈寿堃呈文〔A〕.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M〕下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53〕中东战纪本末·德汉纳根军门语录〔A〕.中日战争丛刊〔M〕(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54〕赫德致金登干(1894年9月12日北京去函Z至第630号)〔A〕.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M〕.北京:中华书局,1983.

〔55〕丁汝昌海军函稿〔A〕.北洋海军资料汇编〔M〕(上).北京: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4.

〔56〕北洋大臣来电三〔A〕.中日战争丛刊〔M〕(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57〕张哲溁呈文〔A〕.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M〕.下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