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军队近代化，就其总体发展阶段而论，大致上可分为两个时期：前期从1895年清廷小站练兵到1924年国共合作、黄埔建军；后期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从严格意义上讲，小站练兵是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开端。
    马克思主义认为，军队是国家机器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清王朝建立后，封建统治阶级依靠八旗兵和继起的绿营，统治了中国近三个世纪。然而，作为封建没落政权的工具，八旗、绿营随着封建制度的沉沦衰败而日趋解体。19世纪以后，八旗兵已成为名存实亡的“寄生集团”，基本上丧失了战斗力；绿营兵自乾嘉开始，也迅速走向衰朽。在鸦片战争中，充分暴露了清军的腐败无能，有事则临阵溃逃，无事则虚糜粮饷。太平天国起义时，清朝50余万军队，“遇敌辄糜”，溃不成军。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自60年代初叶开始，在洋务派“求强”、“求富”呼声推动下，清政府曾对军队进行了一些改革，如聘用外国军事教官，购买洋枪洋炮，推行西洋操典等等。但由于清军积重难返，收效甚微，尤其其建制仍保持绿营的组织形式，没有实质性的变革。这种表面的局部“西化”，虽然为尔后的军队近代化作了思想上的准备，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但很快地在实践中碰了壁。
    1894至1895年中日甲午一役，参战的中国陆军不堪一击，号称“北洋精华”的海军也全军覆灭。堂堂天朝大国，居然败于东瀛弹丸小国。失败的苦果，撞击着人们的心窗。那种昏聩愚蠢的“四夷宾服”、“万国来朝”的虚妄自尊，以及纲常名教等封建陈腐教条所筑起的樊篱，再次遭到重创。朝野上下，“修明武备”的呼声日高。许多中外臣工，纷纷提出“筹饷练兵为急务”。清朝最高统治者也从这次战争中看到了日人“专用西法制胜”之道，决定“仿照西法添设新军”。于是“北洋则有新建陆军，南洋则有自强军，是为创练新军之始”（注：［清］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第203、218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9503页。）。
    1895年3月，原广西按察使胡ｙù＠①ｆēｎ＠②奉命“主练兵”。初屯马厂，旋因营房不足，改在天津之南七十里的小站，招募壮丁，建成十个营，号“定武军”。这就是“小站练兵”之始。同年10月，胡ｙù＠①ｆēｎ＠②奉调督办芦汉铁路，小站练兵事由袁世凯接任。袁上马伊始，首先拟定《练兵要则》、《营制》、《饷章》、《聘请洋员合同》等，并对“定武军”加以整顿，在原十营、4750人的基础上，扩充至7000人，改名为“新建陆军”。据胡ｙù＠①ｆēｎ＠②奏折称：“此次创练新军，一切操练章程，均按西法办理。”（注：［清］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536页。）事实也正是这样。从建制、训练、战术、操典到兵器等，基本上模仿德国，可以说是全盘西化，与19世纪60年代的所谓“洋式”编练，已不可同日而语。以此为起点，中国军队的全面近代化迈开了第一步。
    与此同时，1895年夏秋间，暂署两江总督张之洞，从卫队、扩军等营中选拔士兵2600余人，成立“自强军”；接着又从江苏、安徽等地招募“土著乡民”，“续练二千数百人”。“自强军”编练之初，“一切营制及部伍人数，悉照德国章程”（注：［清］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第203、218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9648页。）。后又聘请日本教习，仿照日本军制进行编练。
    然而，“新建陆军”和“自强军”的建立，对于全国军队的建设，并未起到举足轻重的影响。真正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新法编练军队，是义和团运动以后。由于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清政府被迫唱起当年维新派的“调子”，“下诏求言”，同意“变法”，把裁汰旧军、扩编新军、实行兵制改革，作为“新政”的主要内容。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901年，清政府决定改革武科制度，宣布永远停止“武生童考试及武科乡会试”；并下令裁去各省原有之绿营、防勇十分之二、三，在原有各营中精选士兵，成立常备、续备、巡警等军。1903年，清政府为改革兵制，淘汰旧军，设立练兵处，总理全国练兵事务；各省并设督练处，督练本省练兵事务。1904年，清政府正式规定军制，将新练之军队，规定为常备军、续备军、后备军三等；同时，规定了招募应征的条件以及官制、训练、给养、奖罚、征调、退休、军器、运输等制度。1905年，清政府制定建军计划，准备在全国编练新军三十六镇（相当于师），每镇包括步、马、炮、工程、辎重等兵种，额设官兵12512人，并根据各省人力物力和军事战略地位的重要程度，进行分配，限年编练完成。至辛亥革命前夕，已编成十三镇（一说十四
镇），其中袁世凯所控制的六镇，担任拱卫京师和驻防京畿的任务，操“居中驭外之势”，形成了实力最强的北洋军阀武装集团。
    辛亥革命后，这支反动军队成了袁世凯篡夺革命胜利果实、复辟帝制的主要工具。此后，部队的兵器有所更新，编制有所扩展，但在共和制度风起云涌的年代里，这支军队的腐朽反动本质愈来愈暴露无遗。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迅速分化为直、皖、奉等派系，争斗角逐于中国的政治舞台，把中国社会搞得乌烟瘴气，也使其自身迅速走上了崩溃之路。
    综上所述，中国军队近代化前期，奠基于洋务运动之时，开始于甲午战争之际，发展于义和团运动之后，而倒退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
    20世纪20年代前后，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一场远比辛亥革命深刻得多的历史变动。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1919年爆发了五四运动，揭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壮丽序幕，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历史舞台。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开天辟地的大事件载入史册。循着中国社会新旧交替的变革潮流，中国军队的近代化进入了又一新时期。
    1924年5月5日，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在广州黄埔长沙岛正式建立军官学校。这是孙中山“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的创举。该校一反过去之遗风，以孙中山“创立革命军，挽救革命危亡”为目的，“以黄埔学生为骨干”，训练一支革命劲旅为目标，并“仿俄国”，采用苏联红军的建军原则，建立了党代表和政治工作制度。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共同努力下，黄埔军校很快发展成为体制健全、组织严密、规模庞大的革命武装力量，并先后设立了潮州、南宁、长沙和武汉等分校。至1927年3月，军校已发展到两万余人；其中第一至第四期毕业的学生，达4981人。他们中间大多数成了国民革命军的中坚力量，在巩固广东革命政府的历次战斗中，特别是在北伐战争中，建立了赫赫战功，黄埔军校所开创的党代表和政治工作制度，是中国军队近代化过程中的关键性突破，在近代军队建设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1927年春夏之交，大革命失败。在而后22年异常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民族冲突中，出现和形成了两支性质完全不同的军队：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队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他们在黄埔建军的基础上，各自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
    1.国民党军队　自1927年4月国民党在南京建立政权，至1949年退出大陆，作为全国执政党，它始终把整顿和建设军队的工作，摆在最重要的地位。从本质上讲，国民党军队的近代化活动，是清末军队近代化的延续和深化。
    国民党军队近代化，首先把重点放在陆军。国民党政府成立伊始，即把整顿当时多达两百万的臃肿军队、统一军令事项作为当务之急。1927年4至5月间，颁布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大纲》，规定全国陆、海、空军的最高指挥机关的职能；8月，军事委员会决定裁并军队，裁撤非紧要的军事机关，整顿兵站；10月，军委会决定军队编制案，审定全国陆军以军为单位，每军三师制。这些工作，为全国陆军整编作了必要的准备。
    1928年11月，南京政府下令改组陆军中央机关，重建指挥系统，并颁布了一系列陆军规章制度。次年1月，又召开编遣会议，制订陆军编制方案，但由于军阀混战而未能付诸实施。1930年10月中原大战结束，蒋介石在击败国民党内部其他各派系军阀后，全面开展了陆军建设的各项工作。其中包括进一步调整陆军的中央指挥系统，规范陆军的编制及其行政制度、后勤供给制度、军事教育制度等。1933年6月，公布了中国历史上等一个兵役法，改中国传统的封建募兵制为征兵制，实现了中国兵役的近代化。这期间，南京国民政府又先后筹建和整顿了装甲兵、炮兵、工兵、通讯兵、辎重兵、铁道兵等特种兵种，筹设了步、炮、工、骑及辎重兵等军事学校。在此基础上，国民政府拟定于1936至1938年三年中调整60个师作为甲种常备兵师和乙种预备役师。并向西方购置了大量先进武器，调换部队装备，划一武器种类，改革训练方法，充实和提高了部队战斗力。
    在陆军近代化的同时，国民政府也加强了海空建设。中国海军在甲午战争中遇到了毁灭性打击，从此一蹶不振。辛亥革命后，除清末遗留下来的几艘舰船外，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海军几乎没有发展。1929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海军部，下设四个舰队。此后，海军部曾提出造舰60万吨的方案（注：1932年，由国民党海军部提出，要求国民政府在15年内拨款20余亿元，购造舰艇，以建立一支较强大的海军。由于国民政府推行“安内攘外”政策，连年内战，财政空虚，这一方案根本无法实现。），并向德、英等国购买舰艇，整顿海防、江防要塞。至抗战前，海军共有大小舰艇120余艘，总吨位达62800吨。
    中国空军起步较晚。辛亥革命后，第一批飞机才进入中国领空。1914年，袁世凯曾出动飞机镇压白朗起义。1911年11月，北洋政府虽设立了航空事务处，统管全国航空行政，但空军仍隶属于陆军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空军才作为一支独立的军种，与陆军分开。1928年11月，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航空处改组为航空署，隶属于军政部，管理全国军民用航空事务。1934年5月，又改航空署为航空委员会，建立航空队，设置空军总站，购买飞机，开辟机场，创办航空学校，培养飞行人员。至抗战爆发，国民党空军共有9个大队，5个直属中队，4个运输队，拥有314架战斗机，300余架运输机、教练机，有飞行员3000余人，机场262处。当然，国民党海、空军无论在数量或质量上，都远远逊色于当时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帝国主义国家。如海军的总吨位，在抗战前仅为日本海军总吨位的1/30。但是，同陆军一样，国民党海、空军建设，都大大超越前辈，进入了地主、资产阶级军队建设的全盛时期。
    毋庸讳言，国民党军队的近代化，有其一定的历史地位。国民党军队之所以能够在民族战争中起过必要的作用，给日本侵略军以应有打击，究其原因，接受近代化熏陶，可以说是最主要的环节之一。抗战结束后，国民党统治者利令智昏，在美国支持下，疯狂扩军备战，进一步加强法西斯军事独裁，进而挑起全面内战。然而时仅三年，这支拥有美式武器装备的400多万庞大军队，同它的政权一起，就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2.人民军队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在同国民党反动派的生死搏斗中诞生的。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面对国民党的血腥镇压，为了挽救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以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为中心的各地武装起义。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开创了我们党独立领导革命军队进行武装斗争的新阶段，成为创建人民军队的伟大开端。从此，人民军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逐步发展、壮大。至新中国成立前，人民军队的建设大致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27年下半年至1937年9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这是人民军队的创建和初步发展阶段。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开始就十分重视军队建设。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了“三湾改编”，把秋收起义部队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改称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在改编中，强调党对军队的领导，把支部建在连上，同时规定部队民主制度，实行官兵待遇平等。“这次改编，为把我军建设成为新型无产阶级军队初步奠定了基础。”（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308页。）同年10月，朱德、陈毅领导了类似“三湾改编”的“赣南三整”，把思想教育，组织整顿和军事训练三者结合起来，对南昌起义余部进行了整顿。这两次整编，保证了井冈山根据地的开辟，在人民军队建军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1929年12月下旬，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在福建上杭县古田镇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会议决议所规定的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和任务，以及其他原则，使红军的指导思想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之上，从根本上划清了人民军队与旧式军队的界限。实践证明，古田会议决议是党和
军队建设史上的纲领性文件。在正确的建军思想指导下，人民军队从1927年创建至1933年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结束，已经发展到30万人。然而，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干扰，革命力量蒙受很大损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主力红军通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抵达陕北。至此，陕北红军主力不足三万人，坚持斗争在南方八省十三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仅一万多人。但这是党和红军最宝贵的精华，是而后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基本骨干。
    第二阶段：从1937年9月至抗战胜利，这是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阶段。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历史的车轮将经过这个统一战线，把中国革命带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上去”（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64页。）。1937年8月，陕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同年10月2日，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在酷烈的民族战争中，人民军队一面积极开展反“扫荡”、反“蚕食”、反“清乡”斗争，一面坚决执行党的精兵简政、整顿三风、统一领导、发展生产、拥政爱民等项工作任务，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等原则，边打边建，迅速发展壮大。经过八年抗战，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已发展到127万人。与此同时，在十年内战时期初步形成的指导人民军队建设的毛泽东建军思想，也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第三阶段：从抗战胜利到新中国成立，这是人民军队的跳跃式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人民军队继续贯彻毛泽东建军思想，先后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练兵运动，开展了以诉苦三查为中心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开展了军事、政治、经济三大民主运动，开展了立功运动和团结互助运动，大大提高部队的素质，增加了部队战斗力。为了适应战后的新形势，人民军队在解放战争初期，即从整顿军队的编制体制入手，调整了各战略区部署，编组野战兵团，实现了由分散的游击军、游击战到集中的正规军、正规战的战略转变。这是人民军队发展史上的质的飞跃，从而在编制体制上缩短了与世界先进国家军队的距离。而临着中国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大决战，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人民军队就以摧枯拉朽之势，彻底打败了国民党军队，解放了祖国大陆。在新中国诞生的礼炮声中，人民军队迈向了现代化建设的征途。这是历史筛选的结果。
    　　                                   二
    中国军队近代化的过程，就是学习和模仿世界各先进国家军队的建设，使两者逐渐接近的过程。这是一个涉及范围较广，内容丰富而繁复的问题。归纳起来，大抵有以下几个方面：
    1.武器装备　中国军队近代化的显着标志，是军队武器装备的更新。清军入主中原后，以骑射为根本，基本使用刀矛弓箭，长期处于以冷兵器为主的状况。鸦片战争后，随着欧风美雨的吹洒，一方面外国先进武器被引进中国，另一方面国内兵工厂开始仿造部分新式武器。热兵器开始替代冷兵器，逐渐成为清军武器装备的一部分。19世纪60年代后，管式前装的马步枪及长短炸炮，替代了落后的中国管状火器。80年代后，后装连发枪炮。包括马克沁，哈乞开斯重机枪及轻重迫击炮，开始输入中国，国内兵工厂也进行仿制。辛亥革命前一年，首次输入飞机。这一时期，冷热兵器消长的速度很快，冷兵器淘汰已势在必行。但其时中国军队仍处于冷热兵器共存的状态，内中既有大刀长矛，又有洋枪洋炮。“不仅滑膛枪、鸟枪和来复枪、机关枪、后膛大炮一起使用，就连弓箭和戈矛也还在继续使用。在同一次部队检阅中，步枪与弓箭的瞄准射击，同样要受到测验。”（注：［美］拉尔夫尔•鲍威著：《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895-191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75页。）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当时西方日新月异的武器生产影响下，极为重视军队的武器装备更新，其中陆军装备的发展最为显著，在一般步兵改换全新的轻重武器基础上，建立了各快速机动的机械化部队。装甲兵团从拥有“卡登劳埃特”小型机枪战车，到“维克斯”炮战车、“维克斯”两栖坦克。炮兵旅、团则装备了新式“卜福斯”山炮，“三八式”、“克虏伯式”、“七七式”野炮，“十五生”榴弹炮等。对工兵、通讯兵、交通兵等其他特种兵种也进行整训，向国外购买大批新式武器装备，逐步更替陈旧装备。海、空军的发展也较可观。海军在抗战胜利前夕除拥有一般舰艇外，新增美式驱逐舰、驱潜舰、扫雷舰，英制巡洋舰、狩猎级驱逐舰，以及潜艇、巡戈快艇等。空军在抗战中得到美苏援助，增加了苏式驱逐机、美式B-25、P-40、F-5I等新式飞机。可以这样说，国民党军队实现了从冷兵器向热兵器的转化，在中国军队近代化过程中，完成了武器装备上的更新换代工作。
    人民军队的武器装备，属另一种类型，由于敌强我弱的战争环境，人民军队在几乎没有军事工业的情况下，其主要武器还是鸟枪、步枪，乃至长予梭标；而具有部分近代化程度的武器装备，一般不是自己制造的。正如毛泽东所说：“以俘虏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8页。）“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这句歌词，生动地反映了这一情况。
    2.组织体制　军队的组织体制，是国家军事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包括营制饷章、各军兵种的构成，以及领导机关和指挥系统的编制等。在营制方面，清末新军一开始“系专仿德国章程”（注：《德宗实录》卷三七八。），“俱照德国营制”（注：《张文襄公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54页。）。一军中设左右两翼，左翼有步兵二营，炮兵一营；右翼有步兵三营，骑兵一营，另设工程营。旋即以镇为单位，镇以下设协、标、营、队、排、棚，相当于尔后的师、旅、团、营、连、排、班。平时编制，以两镇为一军（注：战时按军情，或以三镇为一军，或合数军为一大军，或以一镇征调。），每镇含步、马、炮、工程、辎重等兵种。计步兵两协，每协两标，每标三营，每营分前后左右四队，每队三排，每排三棚；马兵一标，每标三营，每营四队，每队三排，每排三棚；炮兵一标，每标三营，每营三队，每队三排，每排三棚；工程兵一营，每营四队，每队三排。一般情况下，镇设统制，协称协统，标为标统，营谓管带，队有队官，排称排长，棚有正副目。一镇中还设参谋官、执事官、执法官、军需、军械、军医、马医、司号、司记长、司事生、司书生等官佐。这种营制，完全以西方军队为蓝本，有利于军队管理的制度化和规范化。
    在军兵种构成方面，旧式军队一般以骑、步兵为主，炮兵、工程兵混杂其间，形成职责不明，分工不细的状况。新军实行整编后，即仿照西方军队的编制，创立了炮队、工程队。炮队中又有重炮、快炮和后勤等三种编制；工程兵则分设桥梁、要塞、修械、测绘、布雷、电报等类型。到国民政府时期，已形成了陆海空三军的联合军队体制，各军兵种的分工更为精细。海军下属各舰队、各要塞、各陆战队等；空军则有战斗、轰炸、运输机组之分；陆军除步兵而外，更有装甲兵、铁道兵、运输兵、通讯兵、辎重兵、卫生兵；而装甲兵中又分战车、摩托车、装甲汽车、高射炮等种类，炮兵还分重山炮、轻山炮。由于分工明确，使军队日趋专业化，以利发挥协同作战的效能。
    在领导机关和指挥系统方面，清末新军与旧式清军相比，机构较齐全，分工较细密。原湘淮军的领导机构主要是营务处（类似而后的参谋机构）、粮台（类似而后的后勤机构）。新军虽沿用营务处的名称，但分工较细，内中有执法营务、稽查营务、督操营务、参谋营务等处，以及教习处（后改为洋务局）、粮饷处（局）、军械处（局）、转运局、军医局等机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就更非新军所比。其军政最高机关为军事委员会，“掌管全国陆、海、空军”，负“编制、教育、经理、卫生及充实国防之责”；对各省行政机关在执行与军事有关事务时，还负有“指挥监察之权”（注：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22辑，1978年影印再版，第240-250页。）。其最高军事指挥机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凡作战之陆、海、空军，均归总司令指挥统辖；未加入作战各军，由军委会直辖”（注：《中华民国资料丛稿》第13辑，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97页。）。1928年11月，国民政府根据日本陆军省、参谋本部、教育总监部三机构模式，设立军政部、参谋本部和训练总监部；以军政部掌理全国陆、海
、空军行政事宜；参谋本部掌理国防用兵及陆地测量事宜；训练总监部掌管全国军队及军事学校教育、训练和国民教育。次年又设立军事参议院，作为军事最高咨询机关。上述机构虽以后有所变动，但仍大同小异。由于各机构专司其职，保证了整个国家军事机器的正常运行。这种专业化的领导机构和指挥系统，较好地适应了近代化多兵种训练和作战的要求。
    3.选兵任将　人是军队的主要成分，选兵任将的好坏，直接影响部队的战斗力。因此，组织成员的选伏汰弱，是军队近代化过程的必然产物。新军编练之初，对选拔士兵就有严格规定：年龄一般在16岁至22岁不等。少数人可放宽到26岁；体格一般规定身高按官裁尺为4尺8寸以上，南方人躯体较小，酌减2寸，膂力须平举一百斤以上，每小时能步行20里以上；德行规定凡吸食鸦片和犯有事案者不收，“断不可以游惰之人滥竽充数”（注：袁世凯：《养寿园奏议辑》第4卷，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13页。）；并规定士兵来历必须土著，均有家属，应募时须报三代家口、住址、“箕斗”数目，相当于后来的个人现实表现及家庭社会关系；对文化程度也有明文规定，以能否识字作为选兵的一个条件，甚至规定发放饷章时，对那些精通文字的士兵稍加优待，以鼓励学习文化。这些选兵制度，大部取法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条例。在选任各级军官方面，新建陆军同旧式军队更迥然不同。过去湘淮将领，“多以行伍起家，谓功名自马上得之，于军学多姗语姗笑”（注：张一＠③：《心太平宝集》第4卷，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14页。），瞧不起军事学校的毕业生。而新军则规定各级军官应以军事学堂出身的人充任，无近代军事知识的人，则不被重用；对于旧存官弁
，必须切实甄别，以能粗识文字、虚心学习军事知识者为合格。国民政府对所任军官，要求则更严。规定：对于初级干部之造就，一般由中央军官学校培养；各军兵种专科人才的培养，由军兵种专科学校教育；高等统帅教育与参谋业务之增进，则设陆军大学以深造之；特种军事人才，由特种军事学校以分别种类教育；对于行伍出身之初级军官，则于中央军校及各分校设军官训练班，施以补习教育；对于服役较久之中级军官，则于军校内设高等教育班，施以深化教育。对所任各级军官，或晋升，或转任，均规定要通过甄别、考核。考核分品行、学术、体格、才能、服务五个项目。所谓学术，即指其本科学问、学历与现职相符的能力。总之，选兵任将的这些规定，对提高部队素质，作用甚大。
    4.教育训练　教育训练是军队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程。随着武器装备的更新和组织体制的改革，军事知识和军事技能在军队中日益受到青睐，创办军事学校的任务被摆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上。1883年，李鸿章曾在天津设立水师学堂。1885年又创办北洋武备学堂，这种近代化的军事学堂，在国内既属首创，又为独家经营。甲午战争后，这种局面即被打破，各类武备学堂和速成性质的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地纷纷成立起来。其中广东水师学堂、北洋陆军进武堂、陆军师范学堂和稍后成立的保定军官学堂，以及宪兵、军医、马医、军械、经理、测绘等各类专科学堂和电信信号学队等，为军队培养了各级各类将才。与此同时，又派遣大批留学生，赴英、法、德、奥、日本等国学习军事。截至1908年，仅赴日学习陆军的就“已不下一千余人”。当时创办军事学堂，派留学生学习军事，几乎形成潮流。到国民政府时期，军事学校无论在门类上，还是在数量、质量上，都较清末有很大发展。除接收清末各类军事学堂而外，陆军重点扩建陆军大学校和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其前身即为黄埔军校），在各地设立分校，并创办步兵、工兵、骑兵、宪兵、交辎、测绘、军医、军兵等特种学校。海军学
校则开设航海、轮机、枪炮各课，开办领海班、水鱼雷士兵班、陆战队军官研究班等，还派实习生赴英、德等国学习。空军先后创办了杭州中央航空学校，中央航校洛阳、广州分校，航空机械学校等，相应开设飞行、侦察、机械、轰炸、空中射击、防空、高射炮等科目。军校建设的发展，逐步改变了过去中国军人凭经验和直觉指挥军队作战的状况，使中国军人更多地运用技术、科学和思想作战。这是中国军队近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对于教育训练的方针，国民政府时期要比清末新军更注意现实，更强调适应实战的需要。由于重表轻里的传统习俗，新军在教育训练中往往拘泥于形式化、表面化，讲究训练的规程，而轻视实践、野战演习。其结果，在操场上给人以旗帜鲜明、衣着耀眼、刀枪夺目、动作整齐观感的新军，一旦进行野外演习，却“对各单位的控制几近失败”（注：［美］拉尔夫尔•鲍威著：《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895-1912)》，第134页。）。国民党军队则比较重视从实际出发进行训练，强调一切计划和设备，都必须要以能完成作战任务为目的，而熟悉制式与法则，也要为“以供战斗之用”。在陆军训练中，加强了班、排、连的战斗教练，突击射击演习及士兵的战斗动作示范，增加野外演习，注重训练单位的各种战斗姿态，利用地形、地物进行射击，训练排、连、营、团的攻击、防御、追击、退却和特种战法，以及实施与其他军兵种协同作战形式，训练夜战、近战。海空军的教育训练，也注重学习与实习的结合。海校毕业
与修业期满者，即被派往各舰实习，以消化教育内容。空军强调“寓训练于作战之中，以期空军一般技能之进益”（注：何应钦：《对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军事报告》（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显而易见，在教育训练的内容、方式方法上，国民党军校较清末新军前进了一大步。但必须指出，在教育训练的指导思想上，后者同前者是一脉相承的。新军强调“忠义”之道，提倡忠节、礼度、信义、武勇、朴诚；国民党则以儒释道法兼而有之作为军队的主体教育，提倡所谓“礼义廉耻”四维和“尽忠孝，行仁爱，尚信义，讲和平”八德，同时把“三民主义”、德日法西斯主义熔于一炉。
    马克思主义认为，每一种社会经济结构，都具有自己的模式。教育的目的、内容、方法，通常是由社会经济条件和统治阶级的阶级意志和政治利益决定的。如果说，清末新军和国民党军队教育训练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地主阶级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话，那么，前者虽然叩开了军队近代化的大门，后者把这种近代化推向高峰，但都脱离不了封建主义的窠臼。而人民军队则独树一帜，其教育训练较之上述两种军队，具有质的区别。这是因为，“绝对服从无产阶级利益的最忠实的代表者——共产党的领导，是无产阶级军队的基本原则。”（注：《星火燎原》（选编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77年版，第1页。）人民军队全体官兵普遍接受马列主义教育，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实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报行打仗、生产、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实行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的原则。这些，就是人民军队之所以是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亲密联系的新型军队的根本原因所在。由于特殊的战争环境和训练设施、器材的极度缺乏，人民军队一般利用战斗间隙开展群众性的练兵活动，强调“从战争学习战争”；经常召开各种类型的军事民主会，不断提高广大指战员的军事理论水平和技术战术水平。对于军官的教育培养，人民军队一贯予以重视。早在井冈山时期，红军就开始试办随军教导队。20世纪30年代前后，办起了随军学校和多种形式的随军教导队，至延安时期，更办起了初具规模、比较正规的各种类型的军事院校，其中以抗日军政大学最为著名。在“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教育方针指引下，抗大培养了一大批能文能武的优秀指挥员，在民族战争和阶级战争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抗大”不愧是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一块丰碑。正如毛泽东评价的那样：“昔日之黄埔，今日之抗大，是先后辉映，彼此竞美的。”（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60-461页。）教育训练内容及其方法的先进性、科学性，应该而且能够决定这个军队的阶级属性，体现这个军队近代化的程度。
    5.军事后勤　这是军队建设的重要保障，无论清末新军还是国民党军队，一般都仿照西方军队的后勤制度。大抵上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设立后勤专门机构。袁世凯从编练新建陆军至编成北洋军，逐步改进后勤机构，在总部设有粮饷局、军械局、转运局、军医局，各营设相应的专门委员及医官，明确职责，专司其事。如粮饷局，于每月派员会同各营主管及营饷员，在操场点名发放。又如军医局负责指导各营医官，帮助筹建军队医院之责。国民政府成立后，行政院设有军政部，下设军需署，辖总务处、会计司、储备司、营造司、审核司等；军事委员会之下亦设军政厅，下辖航空、交通、军法、军械、军务、军医等六处。该会后来还组建了后方勤务部、卫生勤务部等，使其后勤机构不断趋于完善，更接近于西方军队的后勤机构设施。二是健全后勤供给系统。新军的后勤供给系统虽有所改善，但最主要的是接收了洋务运动中所兴办的军事工业，如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制造局等。这是一些军队部分武器的主要来源。到国民政府时期，为健全后勤供给系统，除扩建和整顿上述兵工厂外，并在全国开办了一批新的兵工厂，设置了较大规模的物资储备基地与仓库。及至抗战爆发，除海军因“经费所限制，未能作大量之建设”外（注：何应钦：《对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军事报告》（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引同前。），空军建成了杭州中央飞机制造厂、南昌中央飞机制造厂、萍乡中国航空器材有限公司、韶关飞机制造厂。海军在上海高昌庙设飞机制造厂，并在南京、南昌、洛阳、广州、杭州、重庆建造了飞机修理厂。陆军在萍乡等地筹建了被服厂，在洛阳等地开设粮袜厂，在南京、汉口、开封、洛阳等地开设储备仓库，储备各类军械及弹药。后勤供给系统的逐步健全，是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又一显著标志。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军队的后勤工作，认为衣、食、住、行的物质条件和武器技术装备，以及枪支弹药，是军队赖以生存、作战的基础。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已提出要把加强军队后勤建设作为巩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方法：“第一，修筑完备的工事；第二，储备充足的粮食；第三建设较好的红军医院。”（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4页。）他指出：“特别是红军给养使之比较地充足一点，则是迫切地需要的。”（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3页。）毛泽东强调的“特别性”、“迫切性”，是鉴于人民军队当时所处的“粮食万难、款子万难、伤兵医院万难”的情况而提出来的。实际上，人民军队的后勤工作具有与中国其他军队完全不同的特点，即强调以经济民主的原则办后勤；强调依靠人民群众办后勤；强调从实际出发办后勤；强调增产节约办后勤。在频繁的战争年代和基本上无后方的艰苦环境下，这些原则曾经发挥过巨大的作用。比如抗战时期，
毛泽东、党中央派遣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屯垦练兵，号召全体官兵开展大生产运动，增强了军队的后勤保障，开创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新局面。在长期革命斗争年代里，人民军队所形成的后勤工作的一整套方针、原则和优良传统，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军队，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三
    中国军队近代化是在旧中国特殊的社会环境下进行的。由于社会政治制度落后、生产水平低下，由于中国封建势力和外国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阻挠、打击，使先天不足的中国军队近代化受到严重影响，深深打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烙印。然而，它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启迪。
    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历史进程告诉我们，军队的近代化必须依赖于社会经济水平和物质基础，并受其制约。恩格斯指出：“没有什么东西比陆军和海军更依赖于经济前提。装备、编成、编制、战术和战略，首先依赖于当时的生产水平和交通状况。”（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0页。）从整体发展角度观察，中国军队的近代化，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的资本主义与中国自明代后期自发的资本主义因素相遇，导致了中国社会内部经济结构的变化，一方面处于凝固和封闭式状态的封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破坏；另一方面，十分软弱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受到了催化和推动。19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在洋务运动中兴办起来的近代化军事工业和铁路交通运输业等，则又为中国军队近代化创造了社会的和经济的环境。国民政府成立后，经过一系列强制的经济措施，逐步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首先接收了北京政府所经营的交通、邮电事业，接收了兵工厂和银行，并改组和建立了中央、中国、交通、农民银行，成立了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国民党正是以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为后盾，为军队的近代化筹划资金，提供赖以发展的条件。从经济实力上看，南京国民政府远远超过它的前辈——清王朝。因此，在军队近代化的规模、效果以及深度等方面，也足使其前辈瞠乎其后，望尘莫及。
    然而，无论在清末还是国民党统治时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其经济基础之脆弱，生产水平之低下，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更谈不上有一个具一定基础的国防工业体系。这就是中国军队近代化的时代特点。因而这也就决定了中国军队近代化的程度及其前景了。清政府曾想完全按照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组织结构、训练方式、军事技术、学堂教育、营制饷章、武器装备等要求，使中国军队全盘西化，但结果心有余而力不足，既不能为军队提供足够的军用物资、武器装备，又无法支付充裕的军费开支，因此未能如愿以偿。国民党军队近代化的特色和内涵，虽远非清末新军所能比拟，但与同时代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军队相比，则可谓相形见绌。尤其长期以来，国民党推行“安内攘外”的反动政策，内战连年，外患不休，使得农业经济日趋凋弊而无法复苏，国际贸易日趋萎缩而无法改观，国民工业基础日趋动摇而无法振兴，严重地阻碍了军队的近代化进程。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国民政府检阅其军队，不得不承认其陆军“编制复杂，武器种类、制式不一，装备器材缺乏，官兵训练不精，因之数量虽多，而质量薄弱，殊不合现代军队之要求”；“海军方面，为经费所限制，未
能作大量之建设”；而“空军兵力，甚为薄弱，每年经费，亦甚支绌”（注：何应钦：《对五届三中全会军事报告》（1936年2月至1937年2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社会经济水平是衡量军队近代化程度的标尺，没有一支军队的建设能够超越客观的物质基础。因此，发展社会经济，提高社会生产力，才是军队建设的根本出路所在。
    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历史进程同时告诉我们，军队近代化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民众素质（包括体质、文化程度、民族意识）。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以自己的文明、智慧著称于世，但也留下了沉沙糟粕。伴随中国社会内部新陈代谢而演进的军队近代化过程，充满了先进与落后，正确与错误，新生力量与腐朽力量之间的斗争。这是中国军队近代化的一大特点。事实上，从西方先进的军事制度和科学技术在中国军队内部开始移植、萌芽之时起，传统观念、落后意识和儒家文化，就顽固地加以抵制，竭力表现自己。一方面，军队的近代化被限制在以父家长制为宗法社会组织的樊篱之中，从清末统治阶级到国民党统治者，都竭力贯彻“忠君”思想，强调履行纲常礼教、儒家道德。由于长期封建思想的熏陶，对军官层和士兵层的大多数人来说，都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并以此作为部队生活的准则；另一方面，在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中滋蔓起来的内倾封闭式小农价值观，也渗透到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各个环节。军官层中普遍存在着裙带风和恩师、门生关系。袁世凯、蒋介石所培植的北洋军阀体系和国民党新军阀，如果从观念形态上追根溯源的活，是可以从小农价值观的泛滥之中寻找到活水源头的。透过军队近代化的外观，可以见到中国军队军官层中，普遍而广泛地熏染着自私而落后、散漫而懒惰、保守而不求进取等小农意识。同样，组成中国军队基干部分的，仍然离不开广大少有知识、近乎文盲的士兵层，军官中反映出来的各类弱点，其中一部分则于士兵层中表现得更为强烈而已。
    马克思主义认为，传统观念是一种社会的惰性。在中国军队近代化进程中，那种因循守旧、抱残守缺的旧观念所设置的种种规范，就足以引起人们的反思。如果说，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期间几十年里，中国军队在兵器更新和采用某些西式训练方法以及军制等方面的部分改革中，受到了顽固守旧派的狂叫怒骂，受到反科学、反改革的封建陈腐教条竭力抵抗的话，那么，从甲午战争开始，这种正面冲突已经基本结束。但斗争依然存在，并更深刻地反映到了军队内部的肌体中。那种尊古贱今、墨守成法的现象，可以说比比皆是。在兵工厂，进口了“第一流的设备”，而仍然卖力地制造着旧式武器；在军营里，“兵不谙器”现象普遍存在，由于新式武器性能复杂，因而“停半演半”，弃而不用；甚至在战场上，将领们仍守古法，“各执其偏见，以为牢不可破”。先进的军事技术不断受到冷落，完全是传统观念和儒家思想在作祟，这是延宕军队近代化进程的原因之一。因此，扫除传统观念的影响，抵制落后意识的侵袭，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是促进军队近代化的必然前提。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军队，从诞生之日起，就与传统观念实行决裂，从而划清了与地主资产阶级军队的原则
界线。这个优良传统，必须世代相传，发扬光大。
    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历史进程还告诉我们，学习和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武器装备，需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无可否认，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落后的中国，要改变现状，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不学习外国先进的军事技术，不引进一些自己暂时还不能生产的先进武器装备，就无法达到这样的任务。上文所述，那种夜郎自大、固步自封的封建保守思想，那种死抱纲常名教的封建陈腐教条，那种反对科学、反对新生事物的封建顽固态度，表现了对世界形势的毫无所知，是地道的落后意识观念，是设置在军队近代化道路上的巨大障碍。然而，当传统观念和儒家思想给人们带来的固执保守、盲目自大的神圣灵光在西方“文明”冲击下黯然失色时，又会盛行起盲目自卑、崇洋媚外之风。这在清末新军编练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清末新军编练之始，就强调“一切操练章程均按西法办理”，“一切行军应用器具”都“按照西法购备”（注：［清］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第3536页。）。在编练时，新军都以德国人或日本人为教习，编制不仿德便仿日。从编练的内客及方法看，均竭力全盘西化。清政府曾将《西法类编》、《德国陆军操典入门》等书分发各营，将书中兵法、军器、测绘、数学等内容，统统规定为必学范围，“责成营官以时诵习，务期逐渐通晓”；并将世界地图、亚洲东部地图、沿海口岸全图等，也“一体购印颁发，不时翻阅”，“指勇丁以为精通门径”（注：［清］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第218卷，第9648页。）。足见新军生搬硬套、盲目抄袭的程度了。
    必须指出，这种盲目性与中国殖民地化的程度是成正比的。辛亥革命并未改变中国社会的性质。在民主主义革命基石上建立起来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南京国民政府，从本质上讲，仍然是帝国主义控制中国的工具。对外屈膝投降，对内残酷镇压，是构成这一政权的基本特征。在这种基本特征之下，表现在军队建设上，则由盲目自卑进而崇洋媚外，认为外国的军事技术装备一切都好，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中国人什么都不如外国人。正因这样，南京国民政府以无条件学习外国全部军事技术作为改革军队的终南捷径，把引进外国所有的武器装备看作是加强军队建设的灵丹妙药。这也是使中国军队近代化遭受窒息的又一原因。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军队建设，都是与这个国家的政治性质、经济基础、道德规范和民族文化素质密切关联的。试图无条件地一味照抄照搬，把外国资本主义军队所适用的一切办法，嫁接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军队身上，是根本行不通的。更何况，西方列强决不希望通过军队近代化，建立起一个独立、富强的中国。他们提供技术、推销军火的目的，除把中国当作一个广阔的市场外，更是为了进一步控制中国。他们不遗余力帮助袁世凯、
蒋介石镇压人民，“围剿”革命力量，就是明证。由于长期的盲目自卑、崇洋媚外，使中国军队在其近代化过程中，处处仰西方列强鼻息而缺乏自主性，在受制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崎岖道路上艰难前进。这是一个极为深刻的教训。
    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历史证明，一定要坚持民主主义，反对军阀主义。这是改造旧军队，提高部队战斗力的重要途径。袁世凯编练新军、培植北洋军阀集团的教训，是值得记取的。新军从编练之日起，就和湘淮军一样，具有封建军阀私人从属性的特点。说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实际上是“淮军余孽”，不能谓之言过其实。追本溯源，袁世凯本身就是淮军吴长庆的部属，是淮系军阀头子李鸿章“所豢养之人”。小站练兵的基干部队是淮军官僚胡ｙù＠①ｆēｎ＠②所练的“定武军”。“新建陆军”的绝大多数将领是李鸿章天津水师学堂和北洋武备学堂的毕业生。袁世凯掌权后，为了进一步控制军队，竭力组建从属于已的班底，大肆网罗人材，安插亲信，使所任将领，对袁重用无不时思图报之心，成为他的忠实爪牙。尤其是，袁世凯对军事学堂的毕业生，更用广收义子或门生等方法，供其门下驱使。对一般士兵，则指使党羽进行宣传，把袁说成是大家的靠山和“衣食父母”。甚至在各营中，设置袁的长生禄牌位，让士兵供奉，使广大士兵只知以效忠袁世凯为己任。就这样，北洋新军终于演变为袁世凯的禁脔——北洋军阀反动集团。这一集团同其前身在中国近代军队的发展史上，展示了两块完全不同的标记。新建陆军开启了中国军队全面近代化的闸门，有所建树；北洋军阀则误国殃民，被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在封建军阀私人从属性方面，蒋介石比袁世凯有过之而无不及。如上文所述，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为加强对军队的控制，利用中国传统文化和习惯势力，灌输纲常之教，在军队中逐渐编织了一种无形的同时又是无限禁锢的罗网。军队的全体人员，在“服从为军人天职”的口号下，“移孝作忠”，效忠蒋家王朝。长期以来，蒋介石竭力加强以黄埔系为核心的嫡系部队，并采取分化瓦解、拉拢腐蚀等手法收买异己，扩充蒋系武装力量。为了进一步控制军队，国民党实行了野蛮的“连坐法”和“作保法”，规定凡征兵、入军校，都须有地方保甲或族长“作保”；在军队中官兵必须“互相顾瞻，连坐牵扯”，一人犯法，大家受牵连，谁也不能脱身。这是落后的原始氏族制度在新的条件下的复生，是军阀主义在近代军队中的泛滥。不仅如此，蒋介石还借用法西斯主义，渲染军国主义，要求全体军人“绝对信仰统帅和绝对服从命令”，做到“不成功则成仁”（注：《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卷，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第198页。）。集原始氏族制度、封建传统意识和西方法西斯主义于一体，这就是国民党新军阀主义的主要特征。这也足以说明国民党军队近代化之所以在取得比清末新军大的成绩之后，却留下了难以诊治的恶性病根之症结所在！
    毛泽东曾指出，民主主义是铲除军阀主义的有力武器。人民军队从诞生之日起，就依靠了这一武器，同军阀主义的残余影响作斗争。在长期的战争年代，人民军队坚持在内部实行民主制度，用民主精神贯注于军队建设的始终，创造了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等人民军队独有的军队民主的基本形式，这是人民军队能够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集体领导，始终从事于无产阶级壮丽事业的重要保证。
    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军队的近代化必须要与先进的阶级和先进的思想结合。只有代表人民大众利益，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军队建设才
有生命力。与清末新军和国民党军队形成鲜明的对照，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处于极端艰危困苦的环境之中，随时有被消灭的危险，但这个军队还是在向前发展，并最终完成了由游击队向正规军的伟大转变。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这支军队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了人民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坚持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这是一切反动军队无法做到的。人民军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诞生，在与极其强大的敌人——国民党军队和外国侵略势力的生死搏斗中成长、壮大；人民军队的近代化建设，正是沿着中华民族为推翻黑暗、摆脱贫困、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道路前进的。

    作者：张云(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军事历史研究》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