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述观点看来，似乎义和团既有了进军北京的政治意图，也有了进军北京的军事力量。考察义和团进入北京前的情况，我们可以发现，直隶义和团既没有进军北京的政治意图，更没有进军北京的军事力量。

　　众所周知，义和团运动的兴起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这主要是列强对于中国在政治、经济、宗教诸方面的侵略日益加剧，中国社会面临着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其直接导火线是外国传教士和华籍教民持教欺压农民群众。继山东义和团之后，直隶地区的义和团兴起了。他们的政治意图非常清楚，就是“扶清灭洋”，“其宗旨以灭洋仇教为名”。(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以下简称《义和团》）（一），271页。)这表明了义和团众心目中的敌人乃是教士和教民，并不是清朝封建政权。正因为如此，义和团没有建立自己的政权的观念，反而把抵御外侮的希望寄托于腐朽、卖国的清朝封建政权。对于清政府的地方官史，义和团也没有象历史上农民起义那样，必杀之而后快。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阴历，下同），上万义和团众拥进了涿州，“各城门均让义和团匪把守，稽查出入，惟不驱逐官长”。(《义和团》（一），117—118页。)这说明他们不仅没有考虑过建立政权，甚至也没有杀伤涿州的清朝地方官吏。我们不可能设想，连清廷地方官吏也未曾加以处罚，没有政权观念的义和团众会有攻打北京的意图。但是义和团确实靠近了北京城，是什么原因引起他们向北京靠近的呢？并不是他们要去推翻北京的封建政权，而是去摧毁北京附近的芦保铁路及与铁路有关的洋务设施。正是在芦保铁路沿线，义和团焚毁了高碑店、涿州、长辛店、芦沟桥等处的火车站，扒了铁轨，砍了电杆电线，杀逐了一批外国传教士和华籍教民。不可否认，北京城内当然也有吸引义和团的目标，那就是聚集在北京城内的洋人使馆、教堂和教士、教民。清政府一贯采取保护洋人、教民和教堂的措施，在它没有下决心利用义和团之前，义和团要进入北京必然首先要和清军进行战斗。但是，用武力打进北京城并不是义和团力所能及的。

　　义和团在组织上的重要特点是分散、小股。“每传拳法一处，必须招集二十五人，是谓一团。每团立一团首，一团之人聚散，皆从其令”，(《义和团》（一），238页。)“初各坛之匪，漫无统属，各为一队。”(《义和团》（一），271—272页。)这种组织分散、小股的情况正好反映了农民群众以自然居住区域为主，按村按庄活动的特点，亦基本适应教堂分散，教士、教民不多的情况。攻打教堂时，团众也有过数村的联合行动，但那也是临时通知，临时聚集，事毕仍各回居住地。各地义和团之间不存在统属关系。如果说朱红灯曾经是山东地区几个县的义和团首领的话，那么后来进入北京的义和团在其进入北京前后，连这样可以号召几个县的首领也没有。义和团的保护神众多，其“降体之神，多半小说所云樊梨花、刘金定之类。男子降神更属不伦，有曰李太白者、孙行者、猪八戒者、杨香武者，并有曰祁隽藻者。”(《义和团》（一），238页。)义和团组织上不统一的情况，正是他们宗教崇拜极不统一的反映。正由于此，义和团始终没有组成一支军队，也就更谈不上有如何强大的战斗力了。

　　毫无疑问，京畿地区向来是清军重兵驻扎之地。据外国人的估计，“一九○○年五月末，直隶的士卒总数差不多是十二万五千到十三万人之间。……伦敦《泰晤士报》报道，直隶的正规军队的人数为十一万，而大清帝国能集中到北京前线的约为十四万人。”(〔美〕拉尔夫·尔·威尔著，陈泽宪、陈霞飞译《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94—95页。)这十多万清军包括董福祥武卫后军二十营，荣禄的武军中军三十营，聂士成武卫前军二十营，宋庆武卫左军二十五营，以及火器、健锐、虎神营、神机营、直隶练军，等等。在京城附近与义和团交过手的，则只有聂士成军一部分及提督梅东益、道员张莲芬率领的一部分直隶练军。由于清军在中日战争和戊戌政变后武器装备有所改进，数量又超过各地分散的义和团众，因此，从军事上讲，不能不说清军占有优势。进入北京以前，直隶地区的义和团与清军有过小规模的军事接触，但往往是清军主动出击，义和团被逐散、镇压。清军副将杨福同被义和团击毙一事，常被引用说明义和团军事实力的强大。可是就在这次战斗中，杨福同部被消灭“仅仅七十余人，合计一哨半耳”。(《义和团》（一），113页。)这不足以证明义和团军事实力如何强大，更不能表明义和团已经具有攻取北京的军事力量。数万义和团众聚集涿州以后，刚毅、赵舒翘等仅凭三寸不烂之舌便使团众自行解散。涿州义和团聚而复散的情况亦表明了，义和团没有攻取北京的政治意图和军事实力。

　　二

　　尽管义和团并没有进军北京的政治意图和军事实力，而大批义和团众确实拥进了清王朝的首都北京。他们进入北京的方式如此奇特，不能不令人瞠目。五月“十六日，团民自外来者，一日数十起。或二、三十人一群，四、五十人一群”。“二十三日，外州县各村庄义和团，不分昼夜，鱼贯而来。”“六月初一日，昨因皇太后赏义和团银十万两，更兼外州县乡团连日纷纷而进，愈聚愈多，约有十万余人。”众多义和团众进入北京是和平的、有秩序的，他们居然“执持大旗，排队而行，旗上大书‘某县某村义和团替天行道保清灭洋’”。(“庚子记事”，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庚子记事》。)而守城的清军却是奉令大开城门任义和团进入。据载：“有拳匪数万人到京，某城门守者坚不肯纳。方争持间，忽有人持辅国公载澜令箭，令开门，守者不敢违。由是风声所播，相继而来者，日以千计。”(《义和团》（一），306页。)义和团众“有夜来者，城门已闭，至城下叫门，守城兵并不拦阻，即刻开城门放入。”(“庚子记事”，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庚子记事》。)义和团这种进入北京的方式，连五月十九日就发布的上谕也毫不隐讳：“官兵任其猖獗，城门由其出入”。(《义和团》（四），20页。)

　　义和团不仅拥进了北京城，还把京城变成了他们的坛场。团众在北京城内“随处设立拳厂，触目皆是，”“王公府第，百司廨署，拳匪皆设坛焉，”(《义和团》（一），15页。)“义和团各坛场，均门前竖大旗，上书‘保清灭洋’等字样，人皆耀武扬威”，(《义和团》（一），14页。)至“七月初一日，各城门屯扎义和团”，“行人出入盘诘甚严，”(《义和团》（一），26页。)甚至发展到由“载漪讼言上奉天主教，官阉多入教者，率大师兄入宫大索，几及圣躬”，(《义和团》（一），52页。)此时的北京城内，参加义和团也成为最时髦的事情。“无论士农工商，以至各行贸易之人，无不愿学”，(《义和团》（一），240页。)“上至王公卿相，下至娼优隶卒，几乎无人不团。”(《义和团》（一），306页。)

　　总之，义和团兵不血刃地进入了北京城，进京以后，又大大地发展起来了。显而易见，义和团之能进入北京，是清廷一个预定计划的实施。据有关义和团的资料记载，我们可以看出，这是清政府利用义和团阴谋的实现：

　　四月三日，清政府准备将义和团改为官办团练，让署理山东巡抚和直隶总督裕禄考虑是否可行。(参见山东大学历史系编《义和团运动史研究》，114页。)

　　五月二日，军机大臣、刑部尚书兼顺天府尹赵舒翘和左都御史、顺天府尹何乃莹联名上奏，正式提出招抚义和团的建议：“因其仇教之心，用作果敢之气，化私忿而为公义，缓急可恃，似亦因势利导之一法。”(《义和团档案史料》（上），110页。)

　　五月七日，上谕称：“此等拳民，虽属良莠不齐，究系朝廷赤子。”(《义和团》（四），14页。)

　　五月九日，清廷派赵舒翘等往义和团聚集处招抚。

　　五月十日，上谕宣布：“义和团会近因其练艺保身，守护乡里，并未滋生事端”，重申“教民、拳民，均为国家赤子，朝廷一视同仁。”(《义和团》（四），16页。)同日，再派军机大臣、吏部尚书刚毅赴涿州、保定一带招抚拳众，刚毅到了涿州之后，“力言拳民可恃”，何乃莹“唯唯从命”，“赵以刚势出己上，且审此系内廷意，与辩无益，赵乃回京”，“刚则与匪首密商一切。”(《义和团》（一），306页。)商议的结果，聚集在涿州的义和团众便很快解散了。“刚毅还朝，密陈拳民志在拒敌，非叛逆可比。今已俯首受约，不如因而用之，太后默然。”(《义和团》（二），485页。)

　　五月十二日，自三月以来就住在颐和园的西太后急忙返回紫禁城。当晚“在宫内招集各大臣，密议团匪乱事，为时极久。旋即议定，决计不将义和团剿除。因该团实皆忠心于国之人，如与以上等军械，好为操练，即可成有用之劲旅，以之抵御洋人，颇为有用。”“皇太后，胸中业已早有成竹，故即照其本意办事。”(《义和团》（一），124页。)

　　五月十三日，“董军入都。其先锋差弁，持令箭入城，宣言现已奉太后命，剿灭洋人。义和团为先锋，我军为接应，闻者骇然。”(《义和团》（一），126页。)

　　五月十四日，西太后任命顽固派首脑人物端王载漪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根据上述史料，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义和团之能进入北京，并不是义和团在芦保铁路沿线粉碎了清军的剿灭计划，而是西太后为首的清王朝所策划的“因而用之”阴谋所致。其后，义和团在北京城内打出了“奉旨义和团”的旗号，究其根源，即在于清廷的利用和控制。

　　三

　　是否因为义和团颇有声势，清政府处于“剿抚两难”的困境呢？为了不惹怒洋人，避免衅端，清政府对于直隶地区的义和团采取了以抚为主，以剿为辅的政策，企图达到消弭团众围攻教堂、杀逐洋人和教民的行动。可以认为，清王朝并没有倾其全力去镇压直隶地区的义和团，如同它曾经对付太平军和捻军起义那样。在直隶地区只有两支数量不大的清军致力于对义和团的弹压和驱散，一支是提督梅东益和道员张莲芬率领的，另一支是聂士成率领的，但聂军负有警成天津、大沽方向的对外任务。清廷只动用了它在直隶地区所拥有兵力的小部分。清王朝采取以抚为主，以剿为辅的作法，固然有怕引起激变的因素，但是激变的最终结果，也不过是北京城易入农民群众之手。当它还没有对义和团拼尽全力镇压，义和团也没有表现出任何进攻北京封建政权动向时，如果不是看准了义和团旨在“抚清灭洋”，如果不是出于“因而用之”的考虑，清政府会放心数万义和团拥入北京城吗？山东地区义和团当年的战斗力并不亚于后来进入北京的那部分义和团，但袁世凯仅带了武卫右军七千人进鲁，将山东旧军“汰疲去冗”，集成二十营（共万人），称“武卫右军先锋队”(《清实录》（德宗朝），卷461，三月庚申。)，合所带七千人，也共才一万七千人。可是，整个山东地区的义和团却被袁以软硬两手给解决了。以后，直到进入北京的义和团大闹特闹的时候，山东地区残余的义和团也未曾有过大的反抗行动。在东南各省，也出现了义和团的活动，由于这些地区的督抚执行了严格的镇压政策，义和团始终没能发展起来。这些情况表明，清政府尚有足够的力量对付组织分散的义和团。而义和团拥入北京，正是抚即利用、控制阴谋的初步实现。如果认为清廷因“剿抚两难”，就把义和团请进北京，岂不有悖于史实？

　　清政府对待直隶义和团的作法基本同于它对付山东义和团的政策，它并没有把山东义和团看成是它生存的直接威胁，因而对山东义和团“闹教”采取“化大为小，化有为无”的方针。如何“化”呢？按上谕提出的方法是“遇有民教词讼，持平办理，不稍偏重”，对于义和团“不可一意剿击，致令铤而走险，激成大祸”。(《义和团档案史料》（上），44页。)但是，持平办理“民教之争”，不仅地方官吏做不到，清廷中央政府也不可能做到。因此，要“化”，实际上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残酷镇压，即“化有为无”；要么准许办团，却不允许团民去烧教堂、杀教民，即“化大为小”。清政府对山东、直隶的义和团，就是采取的这种“化大为小”的作法。（在山东，袁世凯为讨好外国侵略者，对清廷“化大为小”的政策阳奉阴违，改变了前任山东巡抚对义和团的作法）。在直隶，至一九○○年三月，在令梅东益，张莲芬“相机办理”拳民事宜的上谕中明确指示：“民间学习拳技，自卫身家，亦止论其匪不匪，不必问其会不会”。(《清实录》（德宗朝），卷461，三月甲子。)因而，梅、张二人实际上是率队在各处巡行，遇有义和团“滋生事端”才加以镇压，并没有强力制止义和团坛、厂的存在和设立。

　　关于“剿抚两难”的说法，见于五月二十四日（即大批义和团进入北京后十天左右）上谕：“近日京城内外，拳匪仇教，与洋人为敌，教堂教民，连日焚杀，蔓延太甚，剿抚两难。”(《义和团》（四），25页。)又见于五月三十日寄李鸿章的电谕：“团匪仇教，剿抚两难”，“剿之即祸起肘腋”。(《义和团》（四），26页。)可是人们不禁要问，此时正是西太后极望借义和团之力剿灭洋人的时候，义和团已经就抚，她怎么会考虑剿办义和团呢？就在上引第一道上谕发出的第二天，西太后发布的“宣战”上谕称：“近畿及山东等省，义兵同时不期而集者，不下数十万人，下至五尺童子，亦能执干戈以卫社稷”。(《义和团》（四），25页。)同日，还发布了嘉奖团民的上谕：“所有助战之义和团民不用国家一兵，不縻国家一饷”，“仰托祖宗之昭鉴，神圣之护持，使该团民众一心，有此义勇。”(《义和团》（四），126页。)五月二十六日谕令“户部放粳米二万石，交刚毅分给义和团民食。”二十九日，传令“神机营、虎神营、义和拳民，着各赏银十万两。”(《义和团》（四），127—128页。)清政府故作“剿抚两难”的姿态，后来在六月二十六日给东北地区大吏的上谕就更充分地显示出来：“我仍可作弹压不及之势，以明衅不自我开。各该省如有战事，仍应令拳民作为前驱，我则不必明张旗帜，方于后来筹办机宜可无窒碍。”(《义和团档案史料》（上），360页页。)显而易见，西太后渲染“剿抚两难”的如意算盘是：既要利用义和因为她拼死效力，又要塞洋务派之口，还要顾及万一事败便于在洋人面前推诿。所谓“剿抚两难”，不过是西太后自鸣得意的骗局而已。

　　四

　　帝国主义对清廷不愿把义和团镇压下去极为不满，他们多次限期清廷肃清义和团，并以联合出兵相威胁。至一九○○年五月三日，清廷被迫答应各国立即以“保护使馆”的名义调兵入京。五月四日，英、法、美、意、日、德、俄七国兵舰十六艘在大沽口外示威，并派遣军队三百余名由天津入京。此时，对于外国驻兵京城问题一向特别敏感的清政府神经高度紧张，密令天津方面官员逐日确报各国派兵人数和装备情况。西方列强联合镇压义和团已势不可免，而中外反动派在如何对待义和团的问题上，矛盾日深。这样，摆在清政府面前的只有两种选择：要么顺从帝国主义的压力，任其派兵入京并剿办义和团；要么利用义和团的“神拳”去杀尽京城乃至全国的洋人，并以武力驱赶列强所派军队。一方是穷凶极恶、惯于趁火打劫的强盗，一方是以“扶清灭洋”为口号并有神拳法术的义和团众。经过短时间的犹豫和盘算之后，西太后终于作出了默许义和团进京并加以利用的决定。

　　清廷之所以这样做，是由四个方面的原因所决定的。第一，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对于列强的宿怨。如所周知，自戊戌变法以来，西太后对于列强的不满日益增加。她认为，光绪皇帝在戊戌变法时所行“新政”，都是洋人在幕后指使。戊戌政变后，西太后要废掉光绪皇帝，列强又出面极力阻扰。如英国公使曾经强硬地表示：“我英认定光绪二字，他非所知。”各国公使还共派法国医生入内廷为光绪看病，该医生看过病后声言“血脉皆治，无病也。”，(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278页。)揭穿了顽固派散布光绪病重的谣言，迫使西太后将废立光绪之举改为立端王载漪之子为“大阿哥”。清廷顽固派还认为康有为、梁启超出逃也完全是英、日的庇护。这样，主要围绕着光绪帝的去留，实际也是西太后是否执掌大权的问题，顽固派和列强的矛盾越来越深。后来西太后之敢于向列强“宣战”，用她自己的话说，即是“彼族焉敢于预予之权，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才“定准立决死战。”(《义和团》（一），66页。)和列强打让多年交道的西太后，未尝不知列强派兵剿办义和团的严重后果，特别是可能对她个人的统治权有所伤害，所以，西太后精心策划了利用义和团的阴谋。第二，顽固派所谓的抵抗外侮。“民教之争”在山东兴起后，西方列强认为再次侵略中国的时机已经到来，趁机在山东加强了侵略活动。为着封建权益尽可能少地让列强分享，清统治阶级中的顽固派照例要有一番“抵抗外侮”的言论。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十九日给各省督抚的上谕称：“现在时势日艰，各国虎视眈眈，争先入我堂奥”，严行申谕“嗣后倘遇万不得已之事，非战不能结局者，如业经宣战，力无即行议和之理。和之一字，不但不可以出于口，并且不可存诸心。”(《义和团档案史料》（上），37—38页。)顽固派的抵抗言论，一般说来，不过是虚张声势，出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面子和权益。但当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和中外反动派矛盾日渐加深之时，清廷便利用义和团，做出“弹压不及”的姿态，对外进行有限的虚声抵抗。第三，直隶义和团本身的发展。短短的时间内，直隶地区义和团日益发展，“省北涿州一股，省南独流一股，省东任邱一股，各聚众数万，拳教连日开仗。”特别是在涿州“一时黄巾红带者流，城厢内外蜂屯蚁聚，其数达三万人”　除此之外，保定、天津、文安、霸州、安州、固县、雄县均有义和团活动。义和团给各地分散的教堂、洋人、教民造成了很大威胁，使各国驻华使馆极度恐慌　在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看来，“旨在仇洋灭教”的义和团不失为一个可以利用的力量。“扶清”不至于引起清王朝的复灭，而“灭洋”正好为顽固派出气，且又是以非官方的名义杀逐洋人，万一失败，罪在“愚民村顽”，今后可在洋主子面前蒙混过关。第四，端王载漪集团的阴谋夺权活动。在废立光绪帝的问题上，载漪特别痛恨外国的干涉，“抵御外侮”的情绪一时表现得尤为激烈。他“急欲其子得天子位”，盼望“使馆朝夷，皇位夕易”，“计非藉兵力摄使臣，固难得志也。”载漪集团掌握了中央政府的很大一部分权力，他们中有大学士徐桐，军机大臣刚毅、赵舒翘，礼部尚书启秀，掌握京城卫戍部队的端王兄弟载濂、载澜，还有善观风色的军机大臣荣禄、直隶总督裕禄等。他们串通总管太监李莲英，掌握了西太后的心理活动。共同向洋人“投仇雪耻”的打算使得他们利令智昏，妄图依恃、利用义和团，既谋杀光绪皇帝，又能“使馆破，夷人无种”，达到“大阿哥”即位，俱为“社稷之臣”的私欲。

　　至此，问题就比较明白了，义和团进入北京，不自觉地充当了西太后向洋人“复仇”和载漪“谋窃神器”的工具。　义和团众以血肉之躯拼杀用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侵略军队，他们那种誓死如归的精神使后来读史者肃然起敬，但他们“仇洋灭教”的目的不仅没有达到，反而却被他们所要扶的清王朝联合“洋”、“教”残酷镇压。

　　五

　　清廷能够利用义和团，而数万义和团终于陷入圈套，并不是偶然的。除了当时民族矛盾上升、阶级矛盾下降这一首要原因外，义和团和清廷顽固派在某些方面有类似的地方，也是他们能够暂时结合在一起的原因。

　　首先是义和团的笼统排外和清政府固顽派的仇外。农民阶级不是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者，不能认识到他们受剥削压迫的根源正是封建主义制度。鸦片战争后，资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天朝上国屡屡割地赔款，无疑使农民群众的生活每况愈下，农民阶级很自然地把自身的悲惨遭遇归于外来侵略，得出洋人“上欺中华君臣，下压中华黎民”的感性认识，　而没有看到清王朝的腐朽卖国。他们天真地认为，赶跑了洋人，祸根也就除掉，所以他们提出了“扶清灭洋”、“替天行道”，“出力于国家而安社稷，佑民于农而护村坊”的口号。由于阶级的局限性，农民群众把抵御外侮的希望寄托于清政府，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时表现出了笼统的排外倾向。

　　正是这种笼统的排外倾向，使得清廷顽固派大加赞赏，“朝廷赤子”、“义民可恃”的舆论一时遍布朝廷内外。宫廷内部权力之争，使顽固派仇外情绪日益高涨。他们本能地感到义和团是一支可以利用的力量，接过“仇教灭教”的口号，站到义和团一边来了。刚毅在招抚团众时，就大言不惭地声称“洋人为中国之害，孰不知其难容！”(《义和团档案史料》（上），140页。)而幼稚的拳民在听了何乃莹“尔等皆义民，……异日朝廷征服东西洋，必用汝为先驱”的鬼话后，“皆抚掌大笑而散”。(《义和团》（二），485页。)显而易见，尽管各自仇外的动机、性质截然相异，却暂时结合起来了。

　　其次是共有的仇恨洋务的情绪。义和团众不了解他们受苦的根源在于封建制度和外来侵略，而不在于西方科学技术的传入，加之西方的科学技术是同列强的船舰大炮一起输入中国的，农民阶级便把对于帝国主义的仇恨发泄在洋务及有关洋务的人和设施之上。义和团“痛恨洋物”，“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则处极刑”，“自洋人教士教民，以至华人之与洋人往还，通洋学、谙洋语者、用洋货者，其间分别等差，共有十毛之目。……十毛之人，……必杀无赦”。他们要想杀掉的“一龙”即光绪皇帝，“二虎”即庆亲王奕□和李鸿章，也并不是因为这些人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头目，而是由于他们兴办了洋务、与外国人往还较多。

　　顽固派对于西方文明，有乐于享受的一面，也有痛恨的一面。“徐桐之每见西人，以扇掩面；刚毅之目学堂为养汉奸；崇绮之一生未尝见报；赵舒翘之约同乡，使其来省永无开矿之事；李秉衡之见洋操衣服，故作警视之状”，“端王之于言和大臣则杀之，宗室之开明者则杀之”。短短几句话，就把顽固派的嘴脸画得维妙维肖。当他们和洋人闹翻时，“夷夏之辨”的顽固思想又强烈地表现出来了。马列主义认为，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顽固派这种反对社会进步、革新的思想，不能不影响农民群众。顽固派妄图保持满族贵族的一统天下，使封建制度万世永存，农民阶级试图保持封建的小生产地位，都会对西方文明或洋务设施表现出强烈的排斥情绪。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深受封建压迫、剥削的农民阶级不自觉地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维护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义和团运动的悲剧就在于此，而义和团之进入北京，却正好把这个悲剧推向高潮。

　　第三是共有的愚昧落后思想。义和团笃敬佛道，信奉冥冥的神仙菩萨，并依恃“法术”与洋人作战，表现出愚昧落后的封建思想。由于力量的虚弱，清廷顽固派也指望“神拳”和“法术”的效力，一下子把洋人剿灭，恢复满族贵族在中国的独占统治，重温“蛮夷”拱奉大清王朝的旧梦。顽固派对于义和团“神怪附身”的威力，至少在义和团进入北京前后一段时间是笃信不疑的。西太后“每日于万几之暇，必将神团咒语诵七十次。诵毕，由李总管以又亡洋夷一名等语。”“朝中诸人，无日不称述团匪之神奇。某大臣向众明言，此等义和团，皆是天生奇材，有无穷法术，可以包打西人，故西兵如欲进京，我等亦不必阻止，听其与团匪打仗，俾知团民之利害云。”这种愚昧落后的封建迷信思想，成为义和团受清统治者利用的一条纽带。随着西什库教堂和外国使馆的久攻不下，一切法术都破了产。西太后早就考虑好了退路，而数万义和团众却倒在血泊之中，历史的悲剧也就在中外反动派的刀光剑影中拉下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