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钱钟书论牧斋之失节与佞佛
　　钱钟书《管锥编》“《全晋文》卷一六一”条：
　　释慧远《答桓玄书》等。按钱谦益《有学集》卷四二《报慈图序赞》：“唯其时远公以忠，渊明以孝，悠悠千载，孰知二人心事，比而同之耶？”同卷《远法师书、论、序赞》据《沙门不拜王者论》末：“晋元兴三年岁次阏逢，于时天子蒙尘，人百其忧”，称远以沙门而忠于晋，“整皇纲，扶人极”，足“为儒林之大师”；卷五○《书远公〈明报应论〉》谓后世“极论形神者，一一皆远公注脚”。于远赞叹不容口。钱氏暮年，论古人诗独推元好问，其乡人讥之曰：“盖因晚节既坠，欲借野史亭以自文耳”（王应奎《柳南随笔》卷四）。信斯言也，有裨于知人论世。其昌言佞佛，亦隐愧丧节耳。表扬累臣志士与援掇禅藻释典，遂为《有学集》中两大端；苟不顺事二姓而又皈依三宝，则其人美俱难并，钱氏尤道之津津，如卷二一《山翁禅师文集序》、三五《芥庵道人塔前石表题词》、三六《华道空隐和尚塔铭》即是。亟亟发明慧远“心事”，正复托古喻今，借浇块垒，自明衷曲也。慧远书晋纪元，陶潜不书宋年号，“悠悠千载”，至钱氏而始“比同”，此无他，生世多忧，望古遥集，云萍偶遇，针芥易亲。盖后来者尚论前人往事，辄远取而近思，自本身之阅历着眼，于切己之情景会心，旷代相知，高举有契。《鬼谷子·反应》篇详言“以反求覆”之道，所谓：“反以观往，覆以验来；反以知古，覆以知今；反以知彼，覆以知己……故知之始，己自知而后知人也”；理可以推之读史。[1]1266 —1267
　　钱钟书引用《有学集》所收篇章，指斥钱谦益以明朝旧臣投靠清廷，既不容于清议，深自愧悔，于是借奉佛以“隐愧丧节”。钱氏举牧斋“比同”于慧远及陶渊明，以前者撰有《沙门不拜王者论》，足为牧斋拒奉清朝正朔之依据；而渊明不书宋年号，亦犹牧斋在清人统治下言必称先朝之意。钱氏据此二事，遂论定牧斋昌言佞佛，非真奉佛，不过借佛门中人事以“浇块垒”、“自明衷曲”而已。
　　钱氏释牧斋晚年奉佛之动机，取材既限于牧斋入清以后之作，所论亦止于宗教及政治之关系，其说之有待商榷者，显而易见。首先，牧斋颂赞慧远及陶渊明，并不始于入清之后。考崇祯十六年结集之《初学集》中即有与陶渊明相关之文字。卷七《追和朽庵和尚乐归田园十咏》一题，明言为崇祯二年牧斋“匏系都门时所作”。诗前有序云：
　　昔苏子瞻居南海，遍和陶诗，子由序而传之。余何敢窃比于子瞻，顾如于瞻之言，所谓欲以晚节末路，师范渊明之万一者，其志趣不可谓不同也。[2]221
　　“所谓欲以晚节末路，师范渊明之万一者”，非牧斋自附于陶渊明者何？再者，同集卷三三《三严作朋集序》成于崇祯末年，记牧斋与好友李流芳（茂宰，长蘅，1575—1629）于“粗了婚宦事”后仿陶氏归隐之约：
　　渊明〈移居〉诗云：“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每与长蘅诵此诗，辄掩卷叹息，因相约以二十年之中，粗了婚宦事，环山阻水，卜筑其中，招邀高人胜友，读书养性，老死不出，庶几渊明之诗所云。[2]953
　　以上皆牧斋于明亡之前即比同陶渊明之明证。至牧斋之于慧远，亦又岂止于如钱氏所云“赞叹不容口”？牧斋直以己身为慧远之托世矣！此事远在崇祯七年。《初学集》卷一○《仙坛倡和诗十首》序：慈月夫人，前身为智者大师高弟，降乩于吴门，示余曰：“明公前身，庐山慧远也。从湛寂光中来，自忘之耳。”用《洪武韵》作长句见赠，期待郑重。且属余曰：“求椽笔作传一首，以耀于世，亦道人习气未除也。”余为作《泐师灵异记》，并和其诗十首。师示现因缘，全为台事，现鬼神身，护持正法，故当有天眼证明，非余之戏论也。[2]330
　　托世之说，或涉诡异，然牧斋似未尝致疑。既咏诗十首以赠慈月夫人，复应慈月之请，撰累二千言之《泐师灵异记》一文，[2]1123—1126① 大张慈月乃智 托世之事，然则牧斋于晚明即以慧远再世自居，又何待乎亡国失节之后始“比同”于慧远？
　　上举《初学集》中所见三数例证，皆足明示钱氏徒据《有学集》所载，遂以牧斋晚年佞佛，独与其人之政治操守有关，则于牧斋既欠公允，于明末清初士人与佛教之关系，尤且茫然。且夫牧斋于明清两朝，奉佛始终如一，其事早有成说。考抗日战争期间，陈援庵（垣）隐居于敌伪治下之北平，先后撰成《明季滇黔佛教考》及《清初僧诤记》（均于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二书，于牧斋与明末清初诸高僧往还之迹，多所勾稽。援庵之所据，除僧家语录，即牧斋之《初学集》、《有学集》。后此十数年，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复就牧斋与明末四僧（憨山、雪浪、紫柏、云栖）及其传法诸子孙之种种复杂关系，考论至审。② 依吉川考索所得，与牧斋有密切关系之僧徒数凡十五。语其人之生平，则横跨明清二代；所涉之年份，则垂五十余载。读援庵、吉川二先生之书，即可知钱钟书所谓牧斋晚年“昌言佞佛”乃其“隐愧丧节”一说，立论未免匆遽。
　　兹篇继陈援庵、吉川幸次郎之后，重新检视牧斋一生奉佛之前后因缘，不仅在于指出钱氏立说之偏颇，亦复有积极之意义存焉。此盖由钱氏之说，颇足启发吾令人于明末清初士人之宗教信仰与家庭、宗族、乡党、及社会交游等诸层面，多所深思。浅言之，就牧斋一人而论，其皈依我佛之缘由，实与上举诸层面密不能分。盖佛家有前世、今世、来世之说，即所谓“三明”是也。“今世”云云，自牧斋而言，则自幼童时即多知佛门之事，乃受其祖母、祖叔父及父亲之影响至深故也。再者，则明清之际常熟一地之宗族与牧斋一家至亲者，如瞿氏、顾氏、严氏等，亦莫不为当地佛寺之大檀越。此牧斋自幼即习知之事。及长，牧斋所与相交之文士，亦多与沙门相往还。凡此皆史有明证。且牧斋于政教得失之论，独推美于宋濂，此则家族以外，社会伦理思想之又一层面也。
　　以上四事，旨在说明牧斋早年“奉佛”，乃先得其家族乡党诸成员之诱导，继得其众相知之推激以致。继之以入世之说。质言之，吾人考论牧斋佞佛，必须顾及其来自政治及政治以外之社会诸力量；牧斋之宗教信仰，固亦有其他种种复杂之人文因素为之左右也。此盖由“人文”因素者，即佛教所谓“今世”之事。而此等因素，既以“人”为基础，则其非始终不变、永可持续者，今古如一。此牧斋身故前有因破山寺住持鹤如法师之去留、与同族中之兴朝新贵争持不下一悲剧之所由生也。
　　总而言之，本文之作，实起发于钱钟书之说；钱说之不周全，所关非重；转因钱说所触发诸问题之思考，则不容忽视。兹文所以三复斯意者，亦在于是。
　　二、牧斋先代与佛门之夙缘
　　牧斋生长于一佛教气氛极浓厚之家庭，自其祖辈起，大都崇奉三宝。最早诱导牧斋皈依我佛者，则为其祖母卞太夫人、祖叔父顺化及父亲世扬。
　　牧斋世系表[3]130—168 ③
　　
　　牧斋祖父名顺时（道隆，1532—1560）为家中长子，下有四弟：顺德（道充，1536—1601）、顺治（1537—1560）、顺理（1538—1558）及顺化（道光、存虚，1548—1625）。顺时举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进士后，旋即奉旨援辽，身染恶疾，未及一载即下世。[3]159—160 时牧斋祖母卞太夫人年仅三十，誓言抚育先夫遗孤（牧斋父世扬），至“截发纳棺”以明志。自是卞太夫人上奉家翁，下抚幼儿，处家事力求明理得体，一切皆以众人利益为先。钱家上下对之无不敬佩有加。牧斋尝忆述其早年所见卞太夫人于家中之威仪云：
　　自曾祖殁后，先祖兄弟，惟存虚翁［顺化］及宪副公［顺德］在，二老皆庄事巨嫂，如其元兄。上日长至，相率具衣冠升堂肃揖，退而受家人朝谒。诸从叔及从诸姑之适人者，舒雁行列，以次登拜，如拜其大母。已而诸家奴数百指，拜贺堂檐下，叩头声喏而去。儿童少长，喧笑塞屋，纨绮杂遝，果饵狼藉。岁在伏腊，承平节物之盛事，五十年来，已与汉腊往，未尝不显然在目中也。[3]167
　　卞太夫人死时，牧斋已年逾弱冠，所记当为实录。亦可见牧斋一家，至卞太夫人晚年，家道隆盛。笔止数行，而卞太夫人之威仪，亦栩栩然也。卞氏丧夫后即归心佛乘，讲解《坛经》诸书，能了其义。牧斋忆述其祖母辞世之境状云：
　　痹病剧，梦舌根先离，作偈辞众，有“打叠身心早归去”之句。觉而曰：“吾其行矣，幸好送我。”迁榻西向，供观佛念佛。作观侧卧，不少懈，越两日夜，沐浴披衣，端坐而逝。[3]161
　　牧斋所述，怳同比丘尼离世之描绘矣。
　　牧斋之祖叔父顺化（存虚）亦为诱导牧斋奉佛之一主缘人物。《有学集》卷五○《藏逸经书标目后记》述牧斋幼时存虚携之礼高僧密藏开曰：
　　［密藏开法］师以万历己丑驻锡虞山东塔，余为童稚。从祖父存虚府君，携往礼足。标目中所谓钱文学顺化也。距今七十年矣。[4]1620
　　密藏开本师紫柏真可（1543—1604），即牧斋《列朝诗集小传》中所称“四高僧”之一。[5]700—702 牧斋东塔礼密藏开，时才八龄。事在牧斋祖父殁后一载，然则存虚之携牧斋礼高僧，当亦有其宗教之意识存焉。存虚于兄弟中最幼，兄长四人，皆习科举，独存虚一人“不好为儒”，遂得居家奉侍父母。钱家“宾筵馈问，应酬百须”，皆仗存虚之力为多。存虚“杂学《参同》、《悟真》诸道家言”，[3]163 尤好崇佛，乃一典型之释老兼修者；牧斋晚年所学与之相似。牧斋尝述其早年所见存虚于虞山一地参赞佛事之事云：“修寺塑像，供佛饭僧，营斋刻经，施生掩骼，有为功德，以一身肩荷。坐卧小楼，游僧乞士，咸共床被。”[3]164 存虚礼佛好施，当时吴中一带僧俗皆知。紫柏真可驻锡虞山时，曾与存虚见面。紫柏摩其顶曰：“吾行天下，见有一村一庵，数僧和合，无不颂钱季公檀公。勉之哉！无负诸方称汝为肉身菩萨也。”[3]164
　　紫柏称存虚为“钱季公”，以其于兄弟中最幼故也。嘉靖中期以后独主文坛垂二十年之王世贞及其弟世懋亦对存虚敬礼有加：
　　娄江两王公居昙阳观，闻人礼拜，絮语祈祝，移时未已。太原［王世懋］曰：“岂非三家村老翁乎？”弇州［王世贞］曰：“必虞山钱存虚也。”已而果然。太原再召，翁［存虚］诒书论十余条，请减东南财赋，禁百官筐篚。太原叹曰：“此药料虽平平，实救时要药也。”[3]164
　　前述牧斋祖父为家中长子，牧斋父世扬遂为长孙、牧斋为嫡长曾孙，世扬父子于钱家之地位可知。世扬及牧斋又均单传，存虚于从孙爱护之深，可从牧斋记其12岁患痘疹、性命危急之际，存虚焦急之情状，略见一二：“余十二病痘疹，夜分危急，举家啼哭。存虚公已秉烛立榻前，祷神召医，呼噪达旦。翁为予病，风雪中一夕数往来，浃月未尝就枕也。”[3]167
　　牧斋之祖母及从祖父既皆礼佛至诚，然则牧斋自童时即习知奉佛，亦常理中事。牧斋先代与佛门之夙缘尚另有足述者，此则牧斋一家四世及其他钱氏别系宗人于晚明参与常熟破山寺之修复一事也。破山寺又名兴福寺。牧斋挚友程嘉燧撰有《常熟兴福寺志》，以明末人记明末事，多实录也。[6] 第39册，1—78 书前收屠隆《重建破山寺碑》，述万历中虞山人集资修缮破山寺，有“善女人罄产倡缘”一语。[6]卷三，2A考同时人李维桢《破山寺碑跋》明言：“钱太史受之王母卞夫人罄其资缮之。”[6] 卷三，2B 故知“善女人”云云，即牧斋之祖母卞太夫人。
　　屠隆《重建破山寺碑》牧斋亦有跋④：“长卿碑云：‘善女人罄产倡缘，几似昔贤之舍宅。’盖亦先君子志也。”（《牧斋集补》）[7]905—906 其传卞太夫人也，则云：“破山古寺倾圮，命先君延僧营建。”[3]161
　　合以上三事以观之，则牧斋父世扬盖奉母命修复破山寺者也。而牧斋之奉佛，又实与其祖母之“罄产倡缘”有莫大关连。
　　程孟阳《常熟兴福寺志》于寺产之修葺及扩充，一一胪列。今先将与牧斋一家有关诸条迻录于下：
　　程《志》云：“四天王殿。在山门内，万历四十七年海莲募，侍郎钱公领众建。”[6]卷三，4A“侍郎钱公”者，牧斋也。此与牧斋所记者同：“破殿数椽，四天王侧坐泥土中，拮据二十年，复还旧观。”[3]161
　　程《志》云：“地藏殿。在天王殿东。崇祯十一年治事僧契德募，钱公子孙爱建。”[6]卷三，4A“钱公子孙爱”者，牧斋第四子也，见前附牧斋世系表。考孙爱生于崇祯二年（1629），牧斋以孙爱名义捐建地藏殿，时当孙爱十岁。牧斋此举，大抵有感于第四代得以延续，尽由佛力之故，以其前三子皆夭折，有秀而不实之叹。
　　程《志》云：“东房。在寺界之东，空心潭、观音殿基址皆在焉。房之僧贫不能守，崇祯八年侍郎钱公……等赎归。”[6]第39册，4B“侍郎钱公”者，牧斋也。
　　程《志》云：“高僧墓。去寺二百步。向入于民家。万历某年僧如子募，侍郎钱公赎归于寺，仍建四塔。”[6]第39册，5A“侍郎钱公”者，牧斋也。
　　程《志》云：“菜园。在寺之西，凡三亩。寺之旧址入于民家，万历某年施主赠侍郎景行钱公捐赀赎归本寺。”[6]第39册，5A—5B“施主赠侍郎景行钱公”者，牧斋父世扬也。
　　揆以上录诸条，牧斋家自祖母卞氏起，四代为破山寺之大檀越一事明矣。
　　虞山钱氏之别系，捐资破山寺者亦多。程《志》云：“四高僧殿。在大殿之左，万历四十四年治事僧海莲募，宪副钱公建。”[6]第39册，3B又云：“懒融殿。在大殿之右。崇祯七年治事僧本善募，宪副钱公建。”[6]第39册，4A 所谓“宪副钱公”者，钱时俊也。时俊父岱，字汝瞻，牧斋称之为“宗老”，于辈分则称“族兄”。考《初学集》卷三六有《寿汝瞻兄八十序》，作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2]1014—1016 序称汝瞻自中年挂冠归里，涤荡情志，盘乐于园池歌舞之间， 可谓享尽人间之富贵寿考者矣。越二载，汝瞻下世，牧斋为撰《墓表》，述汝瞻“壮岁服官，强仕解组，不试故艺，推以治生。高台曲池，丹青错迕。琳宫仙馆，黝垩弥望”。及弥留之夕，“犹与客燕笑对奕，饰巾就寝，形神已离”。[2]1657 牧斋固深知汝瞻、亦钦羡汝瞻不置者也。
　　钱汝瞻举明隆庆五年（1571）进士，后于牧斋祖父之高第十二年。然汝瞻之后人于清初之科名则远较牧斋本家为盛。顺治四年（1647）进士科，汝瞻后人且有叔侄（裔僖及祖寿）同榜者。⑤ 汝瞻一系于虞山之地位可知。其于破山寺修复之捐资赞助，亦宜矣。前引屠隆《重建破山寺碑》文中，于“善女人罄产倡缘”句后，首列之檀越即“钱侍御汝瞻”，盖实录也。
　　汝瞻曾孙即清初以版本目录之学见称于世之钱曾（遵王，1629—1701）。遵王乃牧斋晚年门下士中之佼佼者，二人关系至深。下文当另及之（附钱岱一支世系）。⑥
　　
　　三、常熟一地其他宗族及牧斋知交之奉佛
　　程孟阳《常熟兴福寺志》有云：
　　明万历初，常熟顾耿光造其父宪副一江公茔地中，掘出一小铜塔，高五寸许。如阿育王塔式，内刻款云：吴越国王钱弘俶敬造八万四千宝塔乙卯年记一十九字，外四面镂释迦往因本行示相。前则尸毗王割肉饲鹰救鸽，后则慈力王割耳燃灯，左则萨埵太子投厓饲虎，右则月光王捐舍宝首。文理密致，渗以金饰。顾为太史钱公母舅，因公为忠懿王之后，遂以一升，寺已废，访胜者，率喜至焉。[6]卷二， 11B
　　此记牧斋母舅顾耿光崇佛事也。常熟顾氏亦一官宦之家，耿光父玉柱（邦石，台卿，一江，1505—1569），嘉靖十一年进士，授南京工部主事，累官至山东按察司副使。以其侧室所出嫁钱世扬，生牧斋。⑦ 牧斋有文记其事颇详。牧斋晚年所居红豆山庄，即顾家旧业。当时与友朋觞咏无虚日，《有学集》及遵王诸集中，犹尚可考。此红豆山庄，其地至今犹存，红豆树亦偶开花结子。忆余二十年前，拜识常熟瞿丈凤起于沪上，临别，丈以红豆两颗相赠，即此山庄所产之物。
　　程《志》录有瞿汝稷《重修兴福寺唱导文》。[6]卷三，2B—3B 文长不录。 汝稷，字元立，与牧斋同里。《初学集》卷七二有传。牧斋称元立“博综释典，酷嗜宗门诸书，手撮其玄要者为《指月录》。”[2]1609⑧ 该书今收入《卍续藏经》第一四三册，有元立自序，署万历三十年。⑨
　　瞿氏盖亦虞山一大士族，自嘉靖以来，以科第、仕宦及学术显于世。汝稷父景淳（师道，1507—1569），嘉靖二十三年举会试第一，殿试第二，授编修。历侍读学士、吏部右侍郎，尝总校《永乐大典》、预修《嘉靖实录》。⑩
　　牧斋与瞿氏关系至密，集中为瞿氏家族所撰文字，不下十数篇。清初死守桂林之瞿式耜（起田，1590—1650），为汝稷之侄，终生称牧斋为师，此世多知之。牧斋殁前撰《题瞿氏家乘》一文，于二家交谊，犹多所忆述，此则论之者尚少：
　　余为儿时，与星卿［汝说，景淳幼子］、元初［汝稷，景淳长子］两先生友善，星卿则砺斋之后，元初则华卿之后也。两先生同族同学，儿席日接，篝灯刻烛，相励以毋堕家声。元初虽老于缝掖，文名噪天下。而星卿绍文懿公衣钵，执耳文坛，先余登第七年，蔚为文臣。其子稼轩，文章事业，彪炳海内，以藐然一孤臣，竖节于粤山桂水，而海虞瞿氏，遂与日月争光不朽……忆余与星卿、元初交时，历历在目。一弹指间耳，为元初志其祖，志其父，复为星卿传其兄洞观先生，未几哭星卿元初，而兹又哭我稼轩。读其家乘，以八十一年之赘世翁，视息人寰，摩娑枯眼，何异指铜驼于荆棘中曰：五百年见此。此尤可为痛哭流涕，不知老泪之从何迸也！[7]928—929(11)
　　牧斋与瞿氏宗人之关系见表1。
　　
　　表1
　　常熟又有严氏，亦崇奉三宝。其族人讷（敏卿、养斋，1511—1584）为万历间名宦，牧斋文中所称之“严文靖”者也。牧斋之祖父顺时举乡试及会试，文靖均为主司，[3]159(12) 二人遂有师生之谊。文靖治春秋之学， 撰有《春秋国华》十七卷。(13) 钱氏宗人之中，时俊有《春秋胡翼传》三十卷；[7]454—455 世扬有《春秋说》十卷；[8]67 牧斋少时，亦尝受春秋于其父。[2]876 乃知明季常熟一地春秋之学，严讷实领宗风。文靖子澄（道彻）为牧斋知交，《有学集》中累及之。后值天启、崇祯之际，严氏家道渐落，而牧斋以名进士位至京卿，两家犹往来不辍。牧斋且以长女妻严讷长孙枢。牧斋之于旧谊，亦可藉此稍窥一二。严敏卿撰有《〈乐邦文类〉序》，入《卍续藏经》。(14) 嘉靖间居大学士时，先后捐资修乡里之中峰寺、建报国院于拂水岩畔。(15) 二地今犹存。(16)
　　牧斋一家与严氏三代之关系见表2。
　　
　　表2
　　以上述常熟宗族中与牧斋至亲之顾氏、瞿氏及严氏，皆礼佛虔敬之甚者。及牧斋“长而卒业，壮而缚禅”后所与交往之江南士人中之皈依佛门者，为数尤众。今据牧斋诗文及其他相关资料，凡考得二十二人。而此二十二人，又皆为明亡以前已下世者：朱鹭（白民，家栋，1553—1632）。董其昌（玄宰，思白，1556—1637）。赵宦光（凡夫，1559—1625）。钟惺（伯敬，1574—1624）。瞿汝稷（元立，1565—1623）。娄坚（子柔，1567—1631）。袁中道（小修，1570—1624）。文震孟（文起，湛持，1574—1636）。邵濂（茂齐，齐周，1566—1611）。李流芳（长蘅，茂宰，1575—1629）。程嘉燧（孟阳，1565—1644）。姚希孟（孟长，现闻）。严澄（道彻）。王在公（孟夙，1594进士）。萧士玮（伯玉）。周祝（季华，1555—1640）。陶琪（仲璞，？—1638？）。王志坚（弱生，淑士，1576—1633）。黄翼圣（子羽）。范景文（梦章，质公，1587—1644）。闻启祥（子将）。瞿纯仁（元初，1567—1619）。
　　牧斋与上列诸人之交谊，多非止于“单线式”之往来。语其简者，如与李流芳及程嘉燧，三人之间，往还至密。语其繁者，若上文所及之屠隆及王世贞父子兄弟与牧斋三世之关系，则错综复叠见表3。
　　
　　表3
　　以上述牧斋自少及壮之亲戚及相知中之礼佛者，皆明末间事。然则牧斋入清前即奉佛，其事亦非偶然可知矣。乃若明季士人多喜禅悦，近人言之者已多。即以牧斋及其亲友之事行观之，则晚明士人之风习固已如此，殆非出于“逃禅”。
　　四、牧斋之护佛与论政
　　牧斋于万历三十八年会试高中，获授翰林院编修，时年29岁。至清人入关，三十余载间，于明季宦海载浮载沉，四上四下，服官之日少，而闲居乡里之日多。(17) 牧斋蒿目时难，默察世变，对明季政局，当不能无所慨叹。对时政之评论，乃竟往往于偈佛护法之文字中发之。此牧斋奉佛所表现之另一淑世意义也。
　　概言之，牧斋藉护佛法以论时政，其要义有三：一者，人主之奉佛与否，与国运之盛衰密不可分；二者，士大夫之谋人军师国邑者，应效佛门僧徒谋浮屠塔庙之诚；其三者，为重臣者，宜以明初文臣宋濂之以佛法事太祖为典范。以下各拈例证，逐一说明。
　　《初学集》卷八一《募修开元寺万佛阁疏文》开篇云：“我太祖乘金轮以御世，尝称佛氏之教，幽赞皇纲，列圣继承，崇奉不替。三百年来，华夏乂安，戎狄宾服。华严世界，涌现于阎浮提，何其盛也！”[2]1728 此牧斋人主之崇佛足致国运昌隆之一典型议论也。由是推之，牧斋以为当前世运之衰颓，乃由佛道之未得隆盛故也。《疏文》续云：
　　神庙之末，泰西狡夷，窜入中夏，蚁聚蜾传，久而益滋。士庶惑其教者，敢于背违祖训，毁弃佛像，甘为左食侮言之徒。未几而羯奴叛，莲妖兴，生民涂炭，王师在野。[2]1728
　　所谓“敢于背违祖训，毁弃佛像者”，固不独限于当时之“士庶”矣。即崇祯皇帝本人，亦尝于宫中有撤像之举，先师牟润孙于此事已有翔确之考论。(18) 至所谓“生民涂炭，王师在野”者，牧斋复举眼前之事以为例证：
　　今年奴越畿辅，躏山东，血肉狼籍，骸骨撑柱。盖燕、赵、齐、鲁之间，旁趋倒植，背佛乘而崇西教者多矣，宜其及也。[2]1728
　　“奴越畿辅”，盖指崇祯十五年十一月至次年六月清兵五次进军关内、史称“壬午之役”者。(19) 牧斋以为兵燹缠绵，乃导源于人君之不知崇佛，此说又见所撰《五台山募造尊钦赐藏经宝塔疏》：
　　余惟万历全盛之时，正三宝昌明之运。北胡削衽，受戎索于法王；西虏扣关，回狼心于佛乘。肆我皇风之宣畅，弥增佛日之光明。[2]1718—1719
　　然自万历末年以来，则：
　　兵燹缠绵于赤县，干戈旁午于灵山。崇祯六年九月，流寇入焉。七年七月，逆奴入焉。奴则旋去而复来，寇则久踞而后遁。赤麋辫发，更番选佛之场；蚁贼羯胡，蹂蹂清凉之国。搜金剔玉，腥秽佛身，碎锦剥绫，毁伤法宝。飞灰荡烬，惨凄经雷火之轮；雨血风毛，恍惚洒人天之泣。[2]1718
　　疏末署“崇祯十年九月”，早于前引与开元寺有关之疏六年。两疏均指出神宗末年之弃佛，乃当前兵祸之源，与牧斋所撰其他倡佛文字中痛论“东虏游魂，尚在海内”[2]1723 及“近考目前，则昆明之劫灰如在”，[2]1722 皆由于人主不知虔事三宝者，持论如一。至牧斋认定若我佛之光明一旦得以重披，“则白山可夷，黑水可寨。腥膻可以为净土，推髻可以为佛奴”，[2]1721尤可见牧斋对辽事之沉痛，及其寓论政于护佛之用心。
　　次者，明季局面之动荡，牧斋以为为人臣者，亦不能辞其咎。盖当日“为人军师国邑”之土大夫，其志行远不如佛门僧徒护庙护刹之忠贞。《初学集》卷四二《瑞光寺兴造记》有云：
　　盖尝论之，浮屠之为其塔庙，犹士大夫之谋人军师国邑也。浮屠以其塔庙为己，而不以其塔庙为己之塔庙。以其塔庙为己，故捍护之不啻头目，而庀治之不惜脑髓；不以其塔庙为己之塔庙，故一钱之入，不私其囊箧，毕世之计，不及其子孙。二者士大夫所远不及也，斯所以愧与？报应因果之说，儒者所不道。然吾观富贵烜赫者，未几而囊金椟帛，弃掷道路，遗胔腐骨，狼籍乌鸢，视浮屠之四众瞻仰，粥鱼斋鼓，安隐高闲者，所得孰多？呜呼！士大夫之于浮屠，不独思愧也，岂亦可以知惧矣乎？[2]1107
　　同卷《龙树庵记》亦有类似之说：
　　吾观佛之徒，其为说，以谓山河大地，一切如幻。而其身之所寄，瓦盂锡杖，一饭一宿，即五山十刹，亦比之于逆旅传递而已。然其人往往以塔庙为国土，以伽蓝为金汤，而效死以守之，身可杀而不可夺，若传者何其固也？今之为卿大夫者，身受国家疆圉之寄，而不难以戎索与虏。一旦丧师失地，日蹙国百里，拱手瞪目，彼此相顾视，所谓败则死之，危则亡之者，其于浮图何如也？[2]1105
　　然百官士大夫之未能尽忠谋国，其最终之原因，乃在为人主者未能倡佛以化导忠孝有以致之。此则牧斋于《径山募造大悲阁疏》中明言之矣：
　　成祖文皇帝御制《大悲经咒序》曰：如来化导，首重忠孝。忠臣孝子，跬步之间，即见如来。如其不然，转盼之间，即成地狱。末法众生，造孽深重，不忠不孝，上干天地之和，下结山川之沴，故水旱刀兵之劫，起而应之。当此时节因缘，化导忠孝，消疵疠以还太和，牢笼拔济，人王法王之愿力，均有赖焉。[2]1723—1724　　
　　自今日之观点以视牧斋论人主之是否倡佛与世运之兴衰，恐不免以之为牵强或偏颇。盖“人主崇佛，则人臣尽忠，如是则四夷来归，海内晏安”及类似之言论，与汉儒所谓“主贤则臣忠”之类“一厢情愿”之推理，毫无二致；其于国计民生之无补，则仍沆瀣一气。凡此皆不争之论，事至显然。
　　然上引诸倡佛文字，其最初之撰述目的及牧斋所将面对之读者对象，皆涉及宗教信仰问题，此则又非一般理性演绎之手法所可包含者。质言之，牧斋所撰之倡佛文字，其目的不外为修建佛寺或兴复塔阁以鼓动当地士庶慷慨解囊，共襄善举。其读者既为当地之群众，则作者必思触及其平日所至惧且又熟闻之事，从而作倡佛之议。必如是乃足牵动民众之心。此牧斋所谓“为国驱除”、“为国说法”者也。不然，牧斋何以于明亡之后，犹再三致意于径山老人“予虽学佛者，然爱君忧国之心，与忠义士大夫等”一语哉？故上述牧斋倡佛之文字，亦必从此角度考虑其如何以政局之衰颓鼓动群众之宗教情怀，方能理解牧斋用意之所在也。
　　牧斋倡佛之文字中，亦有借用明初之帝王将相以佛法治国之先例，以规劝当日之君主及重臣；此则目的不在地方民众，而在于京师之朝廷庙堂矣。牧斋所辑《宋文宪护法录》一书之经过，乃最佳之例证。
　　宋文宪者，明初著名文臣宋濂之谥号也。(20) 牧斋撰《列朝诗集小传》，记“［明］太祖称［宋濂］为开国文臣之首。”[5]80牧斋之心仪景濂可见。然远在此事之前，牧斋已汲汲于褒扬宋景濂以佛道辅助明太祖事，意欲将景濂平生所撰文字中之与佛教有关者，汇辑成书。《初学集》卷二八《宋文宪公护法录序》述此事原委有云：
　　谦益恭读高皇帝御制文集，稽首飏言曰：天命我祖，统合三教，大哉！蔑以加矣！已读故翰林学士承旨文宪宋公集，则又叹曰：嗟乎！夫宪章圣祖者，舍文宪何适矣？圣祖称佛氏之教，幽赞王纲。开国以来，凡所以裁成辅相，设教佑神，靡不原本一大事因缘。而文宪则见而知之，为能识其大者。《广荐》之记，《楞伽》、《金刚》之叙，通幽明，显权实，大圣人之作用存焉。传有之：金铎振武，木铎振文。文宪其高皇帝之木铎与？繇文宪以窥圣祖之文，其犹《易》之有翼，《春秋》之有《传》也与？圣人之言天也，算以《周髀》，测以土圭，而天体见焉。于以宪章圣祖，盖思过半矣。[2]861
　　“文宪其高皇帝之木铎与？”以明太祖配天，以文宪配孔子，以儒家之君臣观念，阐释奉佛君臣之关系。此一事也。又云：
　　圣祖现身皇觉，乘愿轮以御天。文宪应运而起，典司禁林，辅皇猷而宣佛教。前代以翰林学士为内相，文宪之于高皇帝，有相道焉。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文宪以大儒应聘，君臣之际，史官颂之至今。抑岂知其夙受付嘱，开华严法界于阎浮提，其为云龙风虎，又有大焉者乎？[2]861
　　所谓“云从龙，风从虎”，文宪既从高皇帝，则牧斋自许为当世时之文宪，于理亦通。此另一事也。
　　《宋文宪公护法录序》末述成书之依据及方法曰：
　　《文宪集》无虑数十本，余搜次其关于佛事者，合诸云栖所辑，而僣为之叙，以谂于世之宪章者。文宪三阅《大藏》，入海算沙，有如指掌，在儒门中，当为多闻总持。至其悟因证地，著见于文字中，必有能勘辨之者，固非学人所可得而评骘者也。[2]862
　　序中所及云栖，僧名袾宏，世称莲池大师（1535—1615），牧斋自承“曾侍巾瓶”者。(21) 序末署万历丙辰，即四十四年（1616），时牧斋35岁，居常熟。序成后一年，适僧德清（澄印，憨山，1546—1623）东游至虞山。牧斋往谒于三峰寺，自是终身以憨山弟子自居。(22) 而《护法录》一书稿，憨山不但尝得披读， 且曾多次提供意见，并敦促牧斋付刻。此事之经过，见憨山《梦游集》中所收与牧斋诸札。其中一札有云：
　　虞山之会，匆匆未尽所怀。辱联舟远送，更感惓惓……《护法编》时相披读；诸志塔铭，言言指归向上一路，得宗门正眼。我明法运大开，赖有此为衡鉴。若刻施流通，利法不浅。其稿，俟明春当专持上。[9]卷一八，21—22
　　札中所及“虞山之会”，憨山于其《自序年谱》记云：
　　［万历］四十五年丁已。
　　予年七十二岁……回至吴门……请入华山，游天池玄墓铁山诸胜……将行，弟子洞闻汉月久候，钱太史受之亲迎至常熟，遂至虞山信宿。太史送至曲河。[9] 卷五四，35—37(23)
　　所谓“辱联舟远送”者，憨山固终身未忘也。明年，憨山复致书牧斋，再申刻印《宋文宪护法录》之议：
　　《护法编》，文章不必重加批点，但就诸祖塔铭开正眼处，略发一二，则已为赘。幸早刻之，为望！[9]25
　　憨山另一札亦云：
　　今但就宗门诸大老塔铭中者，以正见正行为主，如居士之见者大同，亦不敢更增染污；其于碑记序文，特文章耳，则不必也。今以后寄底本覆上，若早刻一日，则法门早受一日之惠也！[9]26
　　可见憨山力促牧斋付刻此书之同时，亦尝就牧斋原稿亲加点勘，提出己见。牧斋既以憨山弟子自居，此事亦不足怪。况牧斋稿中，原包括云栖所辑部分在内；而憨山与云栖，又有深厚之交谊。种种因缘之交汇，遂令《宋文宪护法录》一书之辑，凝聚云栖、牧斋、憨山三人之心力而成。
　　再者，憨山本人亦尝有意辑录明太祖有关佛教文字成集，并欲将之与《宋文宪护法录》共成一部。憨山札又云：
　　山僧向读高皇文集，有关佛教及诸经序文，并南京、天界、报恩、灵谷、能仁、鸡鸣五敕建寺中，各有钦录，簿中所载要紧事迹。意要集成一书，以见圣祖护法之心。若同此录共成一部，足见昭代开国君臣一体，亦古今所未有也。惟居士乘此留意一寻，最为胜事，实山僧所至愿也。[9]26
　　憨山之愿，似终未得偿；牧斋所辑《宋文宪护法录》一书，即曾付刻，恐亦流传未广。观乎晚明以来著录此书者，仅得黄虞稷（俞邰，1629—1691）《千顷堂书目》一家而已。[8]428 且即俞邰之著录，亦云不知辑者为谁。今世治牧斋“佛教生涯与理念”之专家学者，乃有误以《护法录》为宋濂所撰者，(24) 亦自不必深怪之也。
　　牧斋之所辑，其书虽不可见，然《宋文宪公集》尚在。(25) 披览此集者，则可见景濂一生所撰与佛教有关之文字凡百数十篇，原本具在。故牧斋辑稿之存亡，所关亦非至重者明矣。
　　当然，今日考述牧斋辑录《宋文宪护法录》一事，无非在于说明牧斋之奉佛及其个人对当时政局之反响，二者之间，实密切相关。质言之，牧斋四十以前，尝梦想得一如早年之明太祖尊奉我佛之君主，而牧斋当日所自许者，则为今世之宋濂。一君一臣，共扬佛法，以致太平。此牧斋中岁以前之一企愿也。晚年“奉佛逃禅”云者，不皆成呓语哉？
　　五、破山寺住持鹤如法师去留之争
　　上文所引程嘉燧《常熟兴福寺志》一书有牧斋所撰序，开篇即云：
　　余为儿时，每从先君游破山寺。饭罢，绝龙涧下上，激流泉，拾赭石，辄嬉游竟日。长而卒业，壮而缚禅，栖息山中，往往经旬涉月。虽在车马尘 、顿踣幽絷之时，灯残漏转，风回月落，山阿涧户，斋钟粥鼓，未尝不{K24Q808.BMP}{K24Q809.BMP}在梦想中也。[2]887
　　牧斋述其个人与破山寺之关系，文简意赅，情深词挚。实牧斋平生所撰之上乘文字。《破山寺志序》又记其祖母尝有破山寺周边不宜卜葬之说：
　　山寺之废而复新也，先君奉王母卞淑人之命，经营草味，以溃于成。屠长卿寺碑云：善女人罄产倡缘，似昔贤之舍宅。谓王母也。王母尝嘱余云：“山门东山二里许，皆古时经堂佛阁旧地，伽蓝神所呵护。汝外王父母之墓，偪处寺之东偏，汝他日择善地，卜外王父母之宅兆而徙焉，用以妥先灵，忏宿业，汝其勿忘。”三十年来，外王母之子姓，累累青衿，家益衰落，至不能庇其丘木，而纵寻斧焉。邑志云：山名破山，葬者皆不吉。以佛地因缘论之，斯又不足言矣。[2]887
　　序文末署“壬午”，即崇祯十五年，时牧斋方有甲子之庆，追往忆旧，于破山寺与其个人及其家族数十年来之密切关系，当不能无所感慨焉。
　　不意撰此序后之二十载、值康熙改元之初，牧斋以行将入木之年，竟被卷入破山寺住持鹤如法师去留之争，此则绝非牧斋所可预见者。其事为牧斋晚年之另一悲剧，盖以与之相争者皆钱氏宗族之子弟，彼辈又多为兴朝新贵，与牧斋晚年之政治立场，泾渭分明。而所争者，非门户势力之争，亦非宗旨学说之争；破山寺住持去留之争，细究之，实所谓“挟才角力，思攫福地”之个人势力之争。
　　今日可见有关破山寺住持去留之争之相关文字，皆出牧斋之手。然据此有限之材料，已足勾画出此一论争之轮廓。
　　首而言之，当时任破山寺住持之鹤如法师，与牧斋私交甚笃，且极可能为牧斋作主招之重来者。观牧斋《苦海集》中《喜鹤如上人还破山寺》一诗，可见端倪：
　　应器浮囊总息机，孤云还往本无依。即看白鹤凌空去，又见青猿洗钵归。席上龙参三谛法，阶前虎守七条衣。禅房花木浑如故，莫道沧桑劫已非。[3]95
　　同集《寿鹤如五十》，则可见二人之情谊：
　　如莲半偈一灯遥，雪被冰床护寂寥。石壁寒云人世在，禅房花木劫尘消。枝头怖鸽依潭影，钵里眠龙应海潮。天眼定中常不昧，金轮时见鬼神朝。[3]95
　　考吴伟业《吴梅村全集》卷五有《破山兴福寺僧鹤如五十》，作于顺治七年，(26) 则鹤如当生于明万历二十九年，长梅村八岁，少牧斋十九岁。鹤如亦能诗，牧斋有《题鹤如禅师诗卷》一文，述鹤如宗门师承及其诗学世间事颇详：
　　洞闻长老为紫柏、憨山上首弟子，坐破山道场，说自在法，频申婆和而逝。鹤如禅师德公，为其再世嫡孙，亲承巾缾，妙得心印。顾不肯坐曲盝床，开堂竖拂。和光匿影，虚己酬物。以撑柱丛林、禀持清规为能事。天寒岁俭，斋厨萧然。法筵清众，钟鱼不改。庄严像设，殿无凝尘。洒扫阶除，院无宿草。禅诵之暇，焚香涤砚，贾其余闲，作为歌诗，与词人诗僧，击钵刻烛，往复酬和，其言蔼如也。诗成，持一卷求正于余。而余谓之曰：“子知夫鹤乎？是仙家之麒骥、羽族之介鸟也，以喻于子，如子之孤逈洁白、抖擞而离俗也。其鸣于九皐，声闻于天也，以喻于子之诗，如其清吟静啸、警露而唳空也。其鸣于在阴，而其子和也，以喻于子之友声，其琴心三叠、一唱而三叹也。吾向者以鹤字子，今其有征矣乎？我闻弥陀佛国，有种种奇妙杂色之鸟，昼夜六时，出和雅音，常说五根五力七分八道之法，而白鹤居其首。今子学世间诗，说出世间法。假宫商俳偶之调，演根力微妙之音。鹤以音声说法，子以诗句说法，又安知子之非鹤而鹤之非子乎？”鹤如踊跃欢喜，合十而言曰：“驱乌之岁，夫子以鹤如字我。今乃知夫子之记我也。此山中林木池沼，宛然西方。公若肯来，用迦陵仙音说法，某得如五百鹤众，闻一偈而飞鸣解脱，则大幸矣。请书之以为券。”[4]1581—1582
　　文中盛称鹤如“和光匿影，虚己酬物。以撑柱丛林、禀持清规为能事”。又谓其人早年落发（驱乌），(27) 牧斋即以“鹤如”字之。牧斋与鹤如关系之不比寻常可知。鹤如与梅村有文字交，已如上述。《吴梅村全集》另有《夜发破山寺别鹤如上人》：
　　得来松下宿，初月澹相亲。山近住难定，僧高别更真。暗泉随马去，急叶卷归人。过尽碧云处，我心惭隐沦。(28)
　　诗成于顺治十六年左右。(29) “山近住难定，僧高别更真”，知鹤如此时在破山寺尚隐保其住持之位。然梅村访破山寺后数载，即有牧斋同族中人名朝鼎（禹九、黍谷）者，(30) 对鹤如深表不满，至非将之逐出破山寺不为快。牧斋《与禹九书》中有及此争端之所由始：
　　病废卧榻，不复问人间事。适犬子来，言足下不惬意于鹤如，不欲其居此寺。此寺自先母创修，愚父子三世为檀越，亲见鹤如苦心为众撑柱山门，毫无过举。必有佥人以浮言中伤，致有谴怒。然此僧无罪而去，则山寺无人料理，立致倾颓，恐非足下护法盛心。若老病檀越剥尽面皮，又不足置喙也。种种遣犬子面悉，并询福先、大士，可以知公道也。草草不多及。[3]556
　　书中称“鹤如苦心为众撑柱山门”一语，与前引《题鹤如禅师诗卷》中述鹤如为人，申义如一，文字亦相似。书中“必有佥人以浮言中伤，致有谴怒”，则牧斋此时对钱朝鼎尚婉言相劝，未至直斥朝鼎真正之居心，乃在于欲借逐鹤如以攻讦牧斋也。
　　及牧斋得朝鼎复书（此书未见），则拂然大怒矣。作书致族人福先及大士二人，对朝鼎之所为，逐一呵斥。词气凌厉，亦无复假借矣。此书作于辞世前不久，文中呼叫呐喊，声近凄其，不独见牧斋殁前痛心之状，亦可想见当年破山寺住持之去留，如何于常熟钱氏族人中，造成悲剧性之分裂。书云：
　　昨犬子归传命，即削牍致都宪公，婉转启请，求其勿急逐寺僧，以全薄面。旋奉报章累纸，词严气厉，凛凛乎金科玉条，不可干犯。仆为心折气尽，惭悚无地，今不更敢有陈奏，窃平心降气，为两足下私言也。亦非敢违宪台严命，触冒为此僧申雪也。
　　据其所言，则有之矣。破山寺为寒门三世檀越，闾里所通知也。仆虽老朽，其人尚在，何不走一介之使，将尺一之诏，好言谕之曰：“寺僧不法，当驱遣之，以净山门。”即旁人有怂恿者，亦必正告之曰：“彼自有檀越在，当令彼善遣。”以全老人体面，旁人亦无所置喙矣。今悻悻然不通一信，不致一词，震雹冯怒，立刻驱遣。此其为抹杀老朽，借逐僧以逞其咆哮凌厉，居可知也。乃云“仰体护法盛心，非有异同”。此不可以欺黄口竖子，两可以欺八十老人乎？又谓“舆论啧啧，卖菜佣三尺子皆悉其颠末。老人龙钟衰迈，两耳双聋，受欺受蔽，无足怪也”。两足下聪明绝世，持公秉直，亦颇为此僧称冤。岂两足下之见闻，反不如卖菜佣三尺子，而主持名教，为邦之司直者，独都宪公一人耶？又云：“千余年破山寺，百余年叔翁护法，乃出此无行妖僧，玷辱刹宇。”则鹤如之奸淫无行，乃老人百余年护法养成之也。斧钺之诛，市朝之挞，不在鹤如，而反在老人。倒行逆施。亦已甚矣！
　　衰残病榻，屏迹匿影，无因无缘，恶口辱骂，此亦世间罕有之事也。书词反复，意气高张，俨然以金汤护法自命。试问都宪公平日于兴福寺曾舍一粒米、施一分香否耶？何劳挺身护法，如此迫切？又请问都宪公平日参诸方善知识几人？护法海内道场几处？佛法嘱咐国王大臣，今日谁为推择？谁为见证？此法印便独归于都宪公耶？仆虽老废，生平于宪府诸老，旧交则有邹南皋、赵侪鹤、高景逸、李茂明辈，新朝有房海客、龚芝麓辈，颇辱其道义，深知草木臭味。今观此公，铁面霜棱，威风凛凛，先后执法，似只有此一人。老人眼界，颇自宽阔，付之哑然一笑而已。
　　仆有“鹤如撑柱山门”之语，彼谓“破山寺鹤如若死，谁人料理？”此言似尤背理。今所谓撑柱山门者，正谓鹤如未死，而责其料理也。彼若死，则其责归于后人。今曰彼他日必有死期也，而先逐之，山门倾圮，不利众僧。此等罪业，必有与鹤如分肩之者。此又不可不深长思也已。都宪虽尊重，死与不死，似非出其主张。阎罗老子勾消世人，原不依捋尖文簿。闲话及此，聊供两足下一拊掌而已。病甚，不能造晤。种种遗犬子面告，不赘。[3]557
　　札首所云“都宪公”者，明指钱朝鼎，盖朝鼎于顺治十三年尝官左副都御史，至札末所云“宪府诸老”中之房可客，名可壮（1579—1653）；龚芝麓，名鼎孳（1615—1673），则后皆与牧斋同列“贰臣”。可推见牧斋当日盛怒之下，具列房、龚之姓氏，以示朝鼎之官位不足畏，而于己身事二姓一节，遂亦坦承而不以为忤矣。辞气凛于秋霜，鄙夷之色，捶胸之慨，直有金鼓齐鸣之势矣。
　　兹考述收信人之一：福先。
　　《有学集》卷五○《福先五子字辞》，称福先为“从孙”，文末署己亥，即顺治十六年。[4]1647—1648 福先请牧斋为其五子命名， 事与后二年（顺治十八年）遵王央牧斋为其第四子字同。[4]1649—1650 足证牧斋在福先心目中之地位。
　　《钱牧斋先生尺牍》卷二有《与福先二首》，具见二人之情谊。第一札云：
　　量移之后，声尘寂蔑。顷才一接手书，欣慨交集，潸然欲涕。宦海升沉，人所时有。而此时此世，尤非所堪。加以物情浇恶，征索填委，虽以尊阃贤能，能为无米之炊，而剜肉补疮，将火炙穴，既无点金之法，又无避债之台，决意欲亲抵任所，愬其苦辛，仆以关河间阻，干戈载道，再三转嘱山妻，力为劝阻，而卒未肯转圜。此仆心所深忧也。仕路险恶，业已备尝，如欲循资依格，取次迁转，昔人所谓鲇鱼上竹竿，大为费力。若得乞假移疾，脱身南归，有田可耕，有子可教，吾辈朝夕相依，讨论诗文，研穷佛法，便是三十三天，到处有随身宫殿。何苦恋恋鸡肋，碌碌马蹄，侧塞鼠穴中，作窭薮活计耶？虽功令严切，恐有镌责，若其究竟，止于罢免，则吾以为胜于一日九迁也。仆自戊戌秋殇一亢宗之长孙，自此益厌薄世事，专向空门。附去《心经小笺》并《桂殇诗》二种，聊以见老人近况。生计萧然，赖荆妻课耕劝织，聊以卒岁。贱体幸尚强健，日 米一升许，传得仙酒酿法，神许可以延年，此皆足下所乐闻也。人便，信笔作字，家中一切安稳，亦殊不烦老人照管，但此心不敢不尽也。千言万语，只以早得执手为望。不多及。[3]332
　　“量移之后，声尘寂蔑”者，盖指福先不久之前“尝得罪贬窜远方，遇赦改近地”。知福先盖曾一度为新朝之显贵。
　　札中云：“仆自戊戌秋殇一亢宗之长孙。”戊戌为顺治十五年，所殇亢宗之长孙，“名佛日，字重光，小名桂哥，生以辛卯孟陬月，殇以戊戌中秋日”，具见牧斋《桂殇四十五首》诗序。[4]455—472 札又云：“传得仙酒酿法，神许可以延年。”则指所撰《采花酿酒歌示河东君》，此诗之序明言“戊戌中秋日，天酒告成，戏作《采花酿酒歌》一首”。[4]449—454(31) 则牧斋长孙之殇， 与“天酒告成”，皆在戊戌中秋日，两者之间关系若何，异日当另考之。
　　以上考述，知此札当作于戊戌之后无疑。第二札云：
　　顷得范三兄札，知有锦旋之信，为之狂喜。此时得归故园，骨肉团圞，此人世第一吉祥。八十衰翁，有种种事件，欲待足下商榷。今得遂此愿，余生暮年，亦第一可喜也。原约归里之日，先到村庄，后入城市，此言万万不可爽约。专率稚孙，扫门酌春酒，以待车骑之至，勿令老人望眼欲穿也。吕小隐顷在村中，知足下归信，不胜雀跃。故人朋旧，盼望如此。东阡南陌，殊不寂寞也。因范三兄行，草草附候，神与俱往矣。会面伊迩，不复多及。[3]323
　　此札置上札之后，当作于顺治十七、十八年顷。范三兄者，不知何人。吕小隐，名潜，又字半隐。崇祯十六年进士。清人入关后，与丁魁楚、瞿式耜迎立永历帝于梧州。后流寓江左，与牧斋族人龙惕往还亦多。(32)
　　细观第一札中，牧斋力劝福先辞官归里，至谓“吾辈朝夕相依，讨论诗文，研穷佛法”，知福先亦奉佛之人。牧斋盼望福先南归之诚，亦跃然纸上矣。故第二札中，牧斋自承得知福先决意南归后“为之狂喜”云者，当非套语。及再三叮嘱福先“归里之日，先到村庄，后入城市，此言万万不可爽约。”牧斋有满腔话语，急欲相告，知是时钱朝鼎对牧斋之攻势，早以开始。
　　总而言之，福先与牧斋，谊属从孙祖，情则实忘年之知己。福先又尝于新朝服官，以得罪被贬窜远方，近始获赦，则似亦尝有其显赫之时。凡此当皆为牧斋拉拢福先以对抗禹九之缘由也。
　　前引牧斋与福先大士札之另一收信人大士，即钱延宅。《光绪苏州府志》延宅小传称大士为钱时俊孙，(33) 与钱遵王（曾）同辈，则亦牧斋之族曾孙也。 大士举顺治九年进士，累官于宁夏、湖广等地，后以御史巡视陕西，与福先同为兴朝新贵。
　　至牧斋之与朝鼎，族系亦疏。二人于入清后之宦途经历，尤相天壤。朝鼎举顺治四年进士后，官运亨通，以广东学政官至太常卿，又与平南王尚可喜结姻亲，(34) 质言之，朝鼎乃一典型之兴朝新贵，故得挟其政治势力，以威迫牧斋。
　　当然，破山寺既为常熟之名刹，住持去留之争，实亦即对破山寺整体控制之争。此牧斋札中“此法印便独归于都宪公耶？”一语之所指也。况牧斋一家自万历至崇祯，四世为该寺檀越。牧斋个人对破山寺亦有特殊之感情。今朝鼎倚其在新朝之势力，必欲取代牧斋于破山寺之地位，无怪乎牧斋不惜以风烛残年之躯，奋力与朝鼎周旋。
　　牧斋与朝鼎争破山寺住持之去留后，不及二载即辞世，旋又有钱氏族人往拂水山庄逼迫牧斋爱妾柳如是交出钱银财产、柳氏自缢身亡之一幕。当日主导此一悲剧者，即钱朝鼎其人。陈寅恪尝考述钱朝鼎如何鼓动牧斋至亲，包括上举时俊之后人而身列牧斋门墙之遵王等，对柳氏横加逼迫，不稍宽贷。陈先生且考索牧斋早年与汝瞻一系之结怨经过，事涉敲诈，且及古物图籍之觊觎。其间积怨，可谓其来有自矣。(35) 惟于破山寺争住持去留一事，陈先生终未着笔。
　　牧斋与朝鼎间斗争之最后胜负如何？鹤如果为朝鼎所逐抑能终老于破山寺？皆不可考。惟据光绪《苏州府志》知此争后不久，严讷之孙栻重建破山寺邻近之中峰讲寺，钱朝鼎尝为之记。《志》云：
　　中峰讲寺……嘉靖中，倭警，寺尽焚。邑人大学士严讷复构小室，以为僧栖。国朝康熙三年，讷孙栻重建大殿，钱朝鼎记。(36)
　　考牧斋卒于康熙三年（1664）五月二十四日，钱朝鼎撰中峰讲寺大殿重建记于是年，虽不无巧合，然人事之代兴，亦隐约可见矣。
　　牧斋力讼破山一寺之事实，正在其退隐已久之暮年，其虔虔之意，若无宿因宿缘，何当至此？则晚岁“奉佛逃禅”一说，复何得而云耶？
　　钱朝鼎工诗善画。徐崧《百城烟水》录有其记游之作。(37) 集名《山满楼》，(38) 未见。画名则似较著。吴梅村有《题钱黍谷画兰》诗，即为朝鼎作：
　　谢家燕子郁金堂，玉树东风绕砌长。带得宜男春斗草，众中推让杜兰香。
　　北堂萱草恋王孙，膝下含饸阿母恩。错认清郎贪卧雪，生儿强比魏兰根。(38)
　　程穆衡《吴梅村诗集笺注》引陈瑚（言夏，确庵，1613—1675）《确庵文稿》叙朝鼎家居之风流雅致有云：
　　黍谷家虞山之麓，有楼三楹。轩窗阑楣，与山相接。以赵松雪所书山满楼额其楣。黍谷雅善古琴，覆碁画香草，作正书，其多艺有如此者。(40)
　　宋琬（玉叔，荔裳，1614—1674）《钱黍谷画兰歌》后半阕叙朝鼎平居行酒美人、追声逐色事，则又较陈瑚所记更足令人神往矣：
　　钱郎本自江海人，能事相成盖有因。坐拥婵娟称畏友，牙签斑管常随身。羸马归来爽鸠署，美人常镜生微颦。骕骦之裘脱酤酒，清樽对雨花开晨。幽窗小鬟擘笺待，玉台高咏声何新。雪儿十五能吴歌，更解丝桐妙入神。箜篌一曲歌一阕，流光宛转飞梁尘。绾袖濡毫染麝媒，紫茎绿叶交纷纶。婉娈能令卉木荣，九畹开遍无冬春。(41)
　　然则朝鼎家财之殷富及其个人之才艺，固虞山一方之雄者，可无疑矣。
　　六、结　语
　　牧斋奉佛之前后因缘考述既竟，案头尚有有关资料数条，不忍舍弃。特为录出，略作释解，兼为全篇作结。
　　《初学集》卷四二《瑞光寺兴造记》开篇曰：
　　余十五六时，从吾先君之吴门，则主瑞光寺僧蓝园远公。迄今三十余年，先君停舟解装与远公逢迎笑言之状，显显然在心目间。每过寺门，辄泫然回车，不忍入也。远公居寺之后禅院，每令一小沙弥导余游废寺。殿堂萧然，塔下榛芜，不辨甃城。廊庑漏穿，败甓朽木，与像设相撑柱，有声拉拉然。相与顾视促步以返。[2]1106
　　上文述牧斋八岁时得其叔祖存虚公携往虞山东塔礼高僧密藏开。越七八载遂有苏州瑞光寺之游。寺在苏州城南。启祯之际，有倡议修复此寺者，牧斋及文震孟（从鼎，文起，湛持，1574—1636）俱主导人物。(42) 观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湛持手书《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三十幅，文氏即以“佛弟子”自称。其《瑞光寺募缘倡》述寺之荒废失修，曰：“佛宇寥落，古殿苔窜，寒烟荒楚。”(43) 与牧斋所忆述者正同。瑞光寺得牧斋、湛持及其他江南檀越倡募经费，不数年而修复完竣。而始终主其事者，即上引牧斋文中所及为之导引游荒寺之圆净也。及崇祯十二年，圆净寂化，世腊五十二，牧斋为撰塔铭，于少年游寺事，犹娓娓道来：
　　余年十六，寓瑞光后院。师少于余六岁，短小类侏儒，余狎之，墨其面以为戏。已而拉之游寺经行，废塔破壁，瓴甓圬墁，兀臲压人，相与狂奔而返。[2]1579
　　可见牧斋与其少年游伴小沙弥之交谊，至是已历四十二寒暑矣。此一事也。
　　《有学集文钞补遗》所收《大佛顶首楞严经疏蒙钞缘起论》开篇曰：
　　万历己亥之岁，蒙年一十有八，我神宗显皇帝二十有七年也。帖括之暇，先宫保命阅《首楞严经》。[3]472
　　文末署“强圉作噩”，即顺治十四年，时牧斋七十六岁。“先宫保”者，牧斋父世扬也。知牧斋初读《首楞严经》，下距其手钞此经之成，历五十载矣。此另一事也。
　　《有学集》卷五○《书舍田册子》曰：
　　里中顾善士伯永，辛勤拮据，治生创业。家产不过数千金，而能捐舍三百亩归诸招提，供佛及僧，为忏罪植福之计。斯可谓甚难希有者矣。昔者西天戒日王，积集财宝，于两河间立大会稚，五年一大施。已成五会，欲作第六会，请门毫大师随喜。会成，踊跃欢喜，合掌告法师曰：“某积此财宝，常惧不入坚牢之藏。今得贮福田中，可谓入藏矣。”逝多太子曰：“佛为福田，宜植善种。”今善士施田三百亩，一锥一粒，皆坚牢入藏中。又以此田为子孙植善根，即子孙之福田也。由此观之，世之拥帑藏，据膏腴，不肯发心布施者，斯真窭人穷子，身无半分，家无寸土，又率其子孙，生生世世为窭人穷子者也。吾于斯举，深为善士庆，又深为善士之子孙庆也。[4]1655
　　此牧斋晚年记里人舍田奉佛，以其“辛勤拮据，治生创业，家产不过数千金”，而犹能捐舍三百亩土地，供佛及僧，为之赞叹称善不已。可见当时之檀越，亦非尽是缙绅之家。此另一事也。
　　此三事者，一涉牧斋与佛徒之往还，一涉牧斋个人于佛典之研治，一涉牧斋对施舍钱财供佛者之揄扬。兹三事者，皆牧斋终生行之不怠者。至其早岁得子则名之曰“佛霖”；再得子，又名之曰“檀僧”；[2]1643 晚岁得孙，复名之曰“佛日”（重光，桂哥，1651—1658）。[4]455 凡此种种，皆有助于说明牧斋之奉佛，始终有其源自家世、乡党以及群从交游诸种动力为之诱导、支撑，亦有其现实之政治意义为之激扬，非徒仅以其入清后之失节，遂致佞佛也。必明乎此，方足与言牧斋宗教世界中所蕴藏之深厚人文意义。牧斋之事既如此，推而广之，其他明末清初士人之佞佛者，又安得有大异于斯者欤？(44) 是则牧斋奉佛之终始因缘，不能徒以“隐愧丧节”一事单向作论；其间丝缕，纠结复叠，非究诘而莫得其涯略者，亦可知矣。
　　收稿日期：2005—12—10
　　注释：
　　① 参见陈洪：《钱谦益与金圣叹“仙坛唱和”透视》，《南开学报》1993年第6期，第43—47页。
　　② 吉川幸次郎：《居士としての钱谦益——钱谦益と仏教》，《吉川幸次郎全集》第16册，東京：築摩书房，昭和43年（1971年），第36—54页。
　　③ 此表据牧斋所撰《牧斋杂著》中《族谱后录上篇》及其他相关文字制成。
　　④ 余于2004年夏访破山寺，尚见牧斋此碑《屠隆重建破山寺碑跋》。
　　⑤ 李铭皖等修，冯桂芬等纂：光绪《苏州府志》卷六二，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影印光绪九年刊本，第5B页。
　　⑥ 参见钱大成：《钱遵王年谱稿》，谢正光：《钱遵王诗集笺校》，香港：三联书店，1990年，第268页。
　　⑦ 《苏州府志》卷二，第2B—3B页。
　　⑧ 参见黄裳：《指月录》，《来燕榭书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02—204页。
　　⑨ 据释圣严：《明末佛教研究》，台北：东初出版社，1993年，第276页。
　　⑩ 《苏州府志》卷九九，第18B—20A页。朱彝尊：《明诗综》（台北：世界书局，1971年影印康熙四十四年序刊本）卷四三，第9a页有瞿氏小传。
　　(11) 《有学集》卷三三《李缉夫室瞿孺人墓志铭》记牧斋弟二酉与李氏及其妻瞿氏所出女有婚约。是钱瞿二家有姻亲关系也。
　　(12) 严讷传见《苏州府志》卷九九，第17B—18B页。
　　(13) 参见朱彝尊：《经义考》，台北：中研院文哲所点校补正本，1997年，第381—382页。前引《明诗综》卷四三，第1a页有严氏小传。
　　(14) 据释圣严：《明末佛教研究》，第276页。
　　(15) 《苏州府志》卷四四，第5A—5B页。
　　(16) 常熟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常熟老照片》，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00年，第69、70页。
　　(17) 参见金鹤翀：《钱牧斋先生年谱》（铅印本未注明出版地），1932年，第2—8页。
　　(18) 牟润孙：《注史斋丛稿》，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17—126页。又入清后，牧斋与木陈和尚书尚云：“重念先帝偶慈左道，旋皈正法，于老人末后因缘，可谓佛日重开，法灯再耀。”参见《钱牧斋全集》第7册，第348页。
　　(19) 参见郑克晟：《试论壬午之役与袁时中》，载《明清史探实》，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209—223页。
　　(20) 宋濂，参见F. W. Mote所撰传。L. Carrington Goodrich, ed.,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1368—1644. New York and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6,pp.1225—1231.
　　(21) 袾宏，参见Chun-fang Yü, The Renewal of Buddhism in China, Chuhung and the Late Ming Synthe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1.牧斋于莲池自称“曾侍巾瓶”，参见张圣严：《明末中国仏教の研究》，東京：山喜房仏书林，1978年，第78—79页。
　　(22) 德清，参见Wu Pei-yi所撰传。见前引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pp.1272—1275。
　　(23) 二人虞山别后，憨山有《寄钱太史受之》五古一首，备述相见之欢愉。诗云：“匡卢列云霄，江湖邈天际。地涌青莲华，枝叶相鲜丽。眷彼华中人，超然隔尘世。梦想五十年，良缘图未遂。偶乘空中云，随风至吴会。东南美山水，酝藉多佳士。一见素心人，精神恍如醉。未语肝胆倾，清言人微细。相对形骸忘，了然脱拘忌。精白出世心，太虚信可誓。苦海方洪波，愿言驾津济。把别向河梁，遂我归山志。长揖返匡卢，藏踪杳深邃。五老与七贤，日夜常瞻对。诛茅卧空山，烟霞为衣被。视此芭蕉身，一掷如弃涕。缅想未归人，驰情劳梦寐。安得驾长虹，凌风倏然至。暂谢尘世缘，入我真三味。”《梦游集》卷四七，第26—27页。又牧斋于入清后刊刻憨山《梦游集》事之始末，参见谢正光：《清初贰臣曹溶及其〈遗民门客〉》，收入氏著《清初诗文与士人交游考》，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56—261页。
　　(24) 连瑞枝：《钱谦益的佛教生涯理念》，《中华佛学学报》1994年第7期，第322页有云：“［钱］谦益也藉这个机会向憨山大师询问有关明初大学士宋濂（1310—1381）的《宋文宪公护法录》一事。”
　　(25) 宋濂文集之刊布与流通参见钱穆：《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新亚学报》1964年第6卷第2期，第245—261页。
　　(26) 吴伟业：《吴梅村全集》，李学颖标校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30页。此题置《诗前集四·五言律诗》之末，应为梅村出仕前之作品。梅村于顺治七年访常熟，与牧斋见面，此诗当作于此时。
　　(27) “驱乌”，谓落发后之沙弥。说见诸桥辙次：《大汉和辞典》卷12，东京：大修馆书店，昭和三十年（1955）自序本，第548—549页。或谓“驱乌沙弥”者，年在七至十三岁间。则牧斋与鹤如相识久矣。又牧斋《鹤如上人像赞》亦云：“昔我过尔，年方驱乌。字以鹤如，皎洁僧雏。”参见前引《钱牧斋全集》第8册，第836页。
　　(28) 吴伟业：《吴梅村全集》，第367页。
　　(29) 冯其庸、叶君远：《吴梅村年谱》，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
　　(30) 钱朝鼎小传，参见《苏州府志》卷一，第5A—5B页；冯金伯：《国朝画识》卷二，上海：中华书局，1923年，第7B页。
　　(31) 参见谢正光：《钱牧斋之酒缘与仙佛缘》，《中国文哲研究通讯》，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4年6月。
　　(32) 吕潜传记数据参见谢正光：《明遗民传记索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55—56页；钱龙惕：《大兖集》（聚珍版重印，无出版地点年份）卷下有《和得观棋六首赠吕小隐》。
　　(33) 钱延宅小传参见《苏州府志》，卷一○○，第7A—7B。
　　(34) 此说乃陈寅恪先生所倡。参见《柳如是别传》（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212—1213页。又钱朝鼎任广东学政官期间，值牧斋挚友龚鼎孳“颁诏入粤”，牧斋托龚访寻明末德清憨山《梦游集》岭南刻本。龚氏不负所托，皆与曹溶连手发起重刻《梦游集》。钱朝鼎亦参与其事。牧斋《憨山大师梦游集序》且列朝鼎名，参见谢正光：《清初贰臣曹溶及其〈遗民门客〉》，《清初诗文与士人交游考》，第258页。
　　(35) 参见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第1197—1224页。
　　(36) 《苏州府志》卷四四，第5B页。
　　(37) 徐崧：《百城烟水》卷五，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第373—374页，《福城禅院》条，录钱朝鼎《松之道兄雅集琴川赋赠》五律一首云：“君来当俭岁，况又值兵戎。品信饥寒出，交真梦寐通。分橙掸榻暗，会食饭盂空。幸有逃禅侣，讴吟政不穷。”松之，徐崧字也。
　　(38) 《苏州府志》卷一三八，第14B页。
　　(39) 程穆衡：《吴梅村诗集笺注》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清印保蕴楼钞本，1983年，第29页。按：卷一○原注“起己亥至游虞山之作”，己亥为顺治十六年，游虞山在顺治十七年。
　　(40) 同上。陈瑚《确庵文稿》，未见。
　　(41) 宋琬：《宋琬全集》，辛鸿译，赵家斌校本，济南：齐鲁出版社，2003年，第388页。集中第548页另有钱黍谷初度一题，作年不详。“黍谷”误植为“忝谷”。
　　(42) 文震孟，参见L.Carrington Goodrich及Donald Potter所撰传。前引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pp.1467—1471。
　　(43) 文震孟：《瑞光寺募缘偈》，周永年辑：《吴都法乘》卷二六，1936年番禺叶恭绰等用钞本影印，第4A页。又吴梅村《瑞光禅寺碑阴记》亦述圆净修复瑞光寺事颇详，参见《吴梅村全集》，第834—836页。
　　(44) 参见Timothy Brook, Praying for Power: Buddhism and the Formation of Gentry Society in Late Ming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责任编辑】苗慧
【参考文献】
　　[1] 钱钟书．管锥编（第4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3] 钱谦益．钱牧斋全集（第7册）[M].钱仲联标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4] 钱谦益．牧斋有学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5]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6] 程嘉燧．常熟县破山兴福寺志[A].中国佛寺志丛刊[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
　　[7] 钱谦益．钱牧斋全集（第8册）[M].钱仲联标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8] 黄虞稷．千顷堂书目[M].瞿风起，潘景郑点标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9] 德清．憨山老人梦游集[M].香港：香港佛教流通处，1965.
　　后　记
　　本文杀青付印后，偶见牧斋及遵王诗中，均记及钱朝鼎所居之“山满楼”，原即遵王曾祖钱岱（汝瞻）之故业。《有学集》卷一一《宿述古堂四首》其三开篇云：
　　繁华第宅太平时，山满高楼夜宴迟。
　　牧斋自注云：
　　山满楼，是侍御汝瞻兄宴客处。
　　诗作于顺治十八年（1661）春。后此一纪，遵王有《莪匪楼成诗以自贺八首》一题，第四首自注云：
　　先曾祖侍御汝瞻公，自江陵殁后，罢官里居，誉处山满楼者四十余年。
　　“誉处”云云，犹言安乐也。《诗·小雅·蓼萧》：“既见君子，我心写兮。燕笑语兮，是以有誉处兮。”
　　钱朝鼎既名所居曰“山满楼”，所撰诗亦曰“山满楼诗”，然则朝鼎亦如遵王同为钱汝瞻之后者耶？所异者或朝鼎所承者为大宗，故得继承祖产耶？
　　又：本文录牧斋“与福先大士”一札中有朝鼎指责牧斋语云：
　　千余年破山寺，百余年叔翁护法，乃出此无行妖僧（鹤如），玷辱刹宇。
　　朝鼎既称牧斋为“叔翁”，为牧斋之族孙明矣。而遵王之称朝鼎，则为叔伯矣。
　　无论如何，破山寺住持去留之争所涉诸人之族属关系，尚有待于细检虞山钱氏宗谱始能详审。闻上海图书馆藏有此谱，年来亦偶过沪上，惜尚无缘。
　　2005年岁抄记于
　　兰亭渡之停云阁